政治中的人性 · 第四章 政治推理的材料

但是，幸好人的思維並不完全依靠他非常容易產生、而且是他和高等動物共有的直接聯想所產生的那種推理。人類文明所以能夠不斷發展，超出它的啟蒙階段，乃是因為發明了一些思想方法，這些思想方法使我們能夠解釋和預測自然的作用，成就比我們如果在運用頭腦時僅僅走阻力最小的路為大。 不過，這些思想方法應用於政治的時候，仍舊代表一種困難而不可靠的技術，而不是代表一門以機械精確性產生效果的科學。 當古希臘的偉大思想家為有效推理制定規則時，他們心中確有特殊的政治需要。當柏拉圖的幻想的洞穴中的囚犯們被真正的哲學解放後，他們必須致力於為國家效勞，他們的第一個勝利將是在政府領域裡以理智控制感情。然而，如果柏拉圖今天能來訪問我們的話，他會發現，我們的玻璃器皿匠正在用嚴密而大膽的方法取得精密的效果，而我們的政治家卻像古雅典的玻璃器皿匠一樣，仍舊相信經驗主義的格言和個人技能。他會問我們，為什麼有效推理在政治中要比在自然科學中難得多？ 我們的第一個回答可能在於政治推理必須處理的材料的性質。出現在我們的理智中的宇宙是和出現在我們的感覺和衝動中的宇宙一樣的——川流不息的知覺和記憶，其中每一個都不同於另一個，在它們面前，除非我們能夠選擇、識別和簡化，我們就束手無策，既不能行動，也不能思考。因此，人必須創造實體作為他推理的材料，正如他創造實體作為他感情的對象和本能推理的刺激一樣。 精密的推理需要精密的比較，在沙漠或森林裡，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供我們的祖先作精密的比較的。誠然，天體曾經是有意識的精密推理的首批對象，因為它們是那麼遙遠，除了方位和運動之外，對它們一無所知，而方位和運動可以夜復一夜地作精密的比較。 地球學的創立同樣來自兩個發現。第一，能夠從所有無論多麼不同的事物中歸納出一些單一的特質（如方位和運動），並將它們同那些事物的其他特質作精密的比較；第二，為了作比較，能夠人為地製造一些真正的劃一，也就是說，從不同的事物中製造如此相同的事物，以致可以對它們在相同環境中的表現作出有效的推理。例如，幾何學為人類服務，是人們自覺認識到，一切陸地和海洋單位就它們是延伸的面這點來說，是完全一樣的。另一方面，冶金學只有到了人類能夠真正從兩塊形狀和外表以及化學成分都不同的銅礦石中提煉出兩塊極其相似、用同樣方法處理會得出同樣結果的銅的時候，才成了一門科學。 這第二種掌握材料的本領，政治學研究者是永遠也不會有的。他永遠不能在人類中製造一種人為的劃一。即使經過二十代的教育或選種，也不能哪怕使兩個人相似得使他可以相當有把握地預言他們在相同的環境裡會有相同的表現。 那麼，政治學研究者的第一種本領又如何呢？他在什麼程度上能從人類的各種事實中歸納出一些特質，使人們相似到可以進行有效的政治推理呢？ 1788年4月5日，攻占巴士底獄的前一年，當時是美國駐英大使、後為美國總統的約翰·亞當斯給友人寫信，信中談到全歐洲「正在為政體問題騷動不已」。他說，人們在問，「政體是不是一門科學？它的建立有沒有什麼原則？它的目的何在？如果真的什麼規則、什麼標準也沒有，那麼一切都必然是偶然和巧合。如果有標準，那麼這個標準是什麼？」 在政治思想史上，人們一再認為自己已經找到了這種「標準」，亦即像任何東西都可以稱重量這個事實之於物理學以及任何東西都可以測量這個事實之於地理學一樣的人與政治的關係。 過去有些最偉大的思想家曾經從人類生存的終極原因中尋找這種標準。每個人的確都和任何其他人不同，但是這些不同似乎都與一種完人有關，雖然很少人接近完人狀態，沒有一個人達到完人狀態，但是這種狀態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柏拉圖問道，這是不是就是上帝所創造並安置在天堂里的人的原型——「理念」？如果是的，人們通過細心的推理和深刻的思考了解了那種原型，就能得出一門有效的政治學。從今以後，一切瞬息即逝、千變萬化的感覺事物都可以按照它們同永恆的、不可改變的上帝的意志的應有關係來領會了。 或者，人與上帝意志的關係不是被想像作原型與摹本之間的關係，而是表現在制定的法律中的立法者的意志與法律所應用的個別事例之間的關係。洛克認為，通過思考世界上的各種道德事實能夠學會上帝的法律。那種法律授予我們在上帝的法庭上辯護的某些權利，從中可以推斷出一種有效的政治學。我們認識我們的權利就和認識上帝的法律一樣肯定。 洛克寫道：「人是萬能的和無限智慧的造物主創造出來的，是一個至高無上的主宰的僕人，奉他的命來到世上為他做事；人是他的創造物，是他的財產，是他的而非彼此的意志使他們存在下去；人具有同樣的機能，生活在同一個自然界裡；正因為如此，不能設想我們之間有任何從屬關係，使我們有權彼此毀滅，仿佛我們生來是供彼此利用，就像低等動物生來是供我們利用一樣。」 [39] 當美國獨立戰爭的領袖們在尋找反對喬治三世的鑿實論據時，他們同樣在「上帝賦予人類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這個事實中找到了它。 盧梭和他的法國信徒們把這些權利安置在一個假想的社會契約基礎上。人類的權利基於契約猶如大象站在烏龜背上，儘管契約本身，和烏龜一樣，是什麼都支撐不了的。 在這一點上，邊沁在人類幽默感的支持下，把從天賦權利推斷出來的整個政治學概念扔在一旁。他問道：「天賦權利是樣什麼東西，造物主又住在哪裡，特別是在造物主最多的無神論者鎮？」 邊沁本人認為他已經在一切人都尋求快樂而逃避痛苦這個事實中找到了標準。在這一點上，人是可以相衡量和比較的。政治學和法學因此可以跟物理學或化學在同樣意義上成為實驗科學。邊沁寫道：「我目前的著作，還有其他已經發表或行將發表的關於立法問題或道德科學任何其他部門的著作，都試圖把實驗的推理方法從自然科學擴充到道德科學。」 邊沁的「快樂和痛苦」標準在許多方面是比「天賦權利」前進了一大步。首先，它奠基於一個眾所公認的事實：一切人顯然都感受快樂和痛苦。這個事實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測量的。例如，可以計算今年一次印度饑荒的災民人數，並把它與去年的災民人數相比較。同樣明顯的是，有些痛苦和快樂比其他痛苦和快樂來得強烈，因此同一個人在特定的幾秒鐘里可以體驗到不同數量的快樂或痛苦。尤其是，快樂和痛苦的標準對於政治思想家本人是客觀的。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引用了邊沁在談到所有一切同他的功利主義相抗衡的哲學時說的一句話：「它們都千方百計迴避運用任何客觀標準的義務，而勸說讀者把作者的感情或意見當作論據本身加以接受。」 因此，一個邊沁主義者，無論他是個像格羅特或莫爾斯沃思那樣的議會議員，還是個像查德威克那樣的官員，還是個像弗朗西斯·普萊斯那樣的做組織工作的政客，總是能夠通過研究關於居住在大英帝國的各個階級和種族的數字比例、收入、工時、疾病死亡率等統計資料來檢驗自己對「財產權利」、「惡意的鼓動者」、「憲法精神」、「侮辱國旗」等等的感觸。 但是，作為一門完整的政治科學，邊沁主義已經不行了。快樂和痛苦的確是人性的因素，然而它們並非是對政治家重要的唯一因素。邊沁主義者肆意歪曲詞的意義，力圖把諸如本能衝動、古老傳統、習慣或個人特性和種族特性等動機全都作為快樂和痛苦的形式加以分類。但是他們失敗了，探索有效政治推理基礎的工作必須由比邊沁及其信徒更加意識到問題的複雜性、而對絕對成功不太自信的一代人來從頭做起。 在探索中，一件事至少是愈來愈清楚了。我們必須找到儘可能多適當的和可以測量的人性因素，同時必須努力使它們全都在政治推理中發揮作用。也就是說，在收集政治學的材料時，應當採取生物學家的方法（生物學家試圖查明一群相關的生物中能觀察和測量到多少共同的特徵），而不應當採取物理學家的方法（物理學家從整個物質世界所共有的單獨一種特徵中構成或習慣於構成一門科學）。 收集到的事實因為數量多，必須加以整理。我認為，為方便計，研究政治的人可以把它們分成三大類：關於人的類型的說明性事實；關於從個人或一群人身上觀察到的那種類型的遺傳變異的量的事實；關於人降生在其中的環境以及該觀察到的環境對人的政治行為和衝動的影響的量的事實和說明性事實。 醫科學生已經力圖儘可能多地掌握與他的學科有關的關於人的類型的事實。例如，在他可望考試及格之前必須學會的單單關於典型的人體解剖的說明性事實就有好幾千。如果他要把它們牢牢記住以便今後在實踐中應用，就必須仔細地把它們分門別類。例如，他可能會發現，只要把有關人眼構造的事實同它們的進化史聯繫起來，或者把有關手的骨骼的事實同X光片上的手的視覺形象聯繫起來，就最容易記住，也記住得最準確。 有關人體構造變異的量的事實，醫科學生是以統計方式收集的，如果他想獲得公共衛生文憑，就必須獲得有關環境衛生的主要事實。 實習教師在實習期間也學會一系列有關人的類型的事實，雖然就他而言，這些事實要比醫學教科書里的少得多，準確性差得多，編排也大為不便。 如果政治學研究者遵循這樣一種安排方法，他在課程開始時至少要掌握一篇心理學論文，論文中包含所有那些已被經驗證明對政治學有用的人的類型的事實，並且編排得使學生的知識在需要時最容易回憶起來。 然而，眼下攻讀最負盛名的政治理論著作來接受專業訓練的政治研究者們仍然處於學習希披克拉底 [40] 或蓋倫 [41] 的著作的醫科學生的境地。他被講授少數孤立的、因而是歪曲的關於人的類型、關於快樂和痛苦的事實以及意念的聯想或習慣的影響。他被告知說，這些事實是從人性的其他事實中挑選出來的，為了讓他在再無其他事實可學習這一前提下清醒地思考。其他究竟還有些什麼事實，他必須自己去尋找；但是他很可能認為它們不會是有效科學思維的題目。他還學習一些關於自由和謹慎等經驗主義的箴言，等他讀了一些關於各種制度的歷史以後，他的政治教育就算完成了。難怪普通的門外漢寧可喜歡已經忘掉書本知識的老年政治家和記得書本知識的青年醫生哩。 [42] 一個這樣培養出來的政治思想家肯定容易把他學生時代學到的人性概念儲藏在他頭腦一個單獨而神聖的角落，在那個角落裡，無論花多大工夫精心搜集到的各種經驗事實也是進不去的。例如，奧斯特羅戈爾斯基教授在1902年出了一本名叫《民主及政黨組織》的重要而饒有趣味的書，書中包含了對英、美兩國政黨制度進行十五年密切觀察的成果。書中舉的各種例子也許可以作為對人性中那些對政治家具有重要意義的事實的相當充分的說明的基礎，這些因素包括我們的衝動的性質、我們與外界接觸的必要限制以及在遙遠的過去逐漸形成、現在如此新而奇妙地使用的思維方法。但是，沒有跡象表明奧斯特羅戈爾斯基教授的經驗已在最低程度上改變了他一開始所談的人性概念。所觀察的事實可惜是與「自由理性」、「自由總概念」、「鼓舞1848年的人們的感情」相對立的。書末草擬了一個章程，按照那個章程，選民必須投票選舉他們通過政策宣言獲知的候選人，而「宣言中絕對不許提到政黨的名字」。我們仿佛在讀一個忠誠然而悲傷的托勒密 [43] 天文學信徒對哥白尼天體的一系列認真觀察。 奧斯特羅戈爾斯基教授是尼古拉二世的第一屆杜馬的一位著名民主立憲黨黨員，他必然知道，如果他和他的一幫人要有足夠的力量在平等地位上同俄國專制政治較量，那麼他們就必須是個政黨，作為政黨被人們信任和服從，而不是一群烏合之眾。將來有一天，第一屆杜馬的歷史將形諸筆墨，那時我們就可以知道，奧斯特羅戈爾斯基教授的經歷和他的信仰是否已終於在那場偉大鬥爭的烈火中融為一體。 奧斯特羅戈爾斯基教授的書的英譯本是以詹姆斯·布賴斯先生寫的一篇前言為序的。這篇前言表明，即使在《美國的政體》作者的頭腦里，他在牛津大學學到的人性概念依然陰魂不散。 布賴斯先生說：「在理想的民主中，每一個公民都是聰明、愛國、大公無私的。他唯一的願望，是在每個有爭議的問題上發現正確的一方，並在許多個互相競爭的候選人中選定最好的一個。他的常識，加上對他國家的政體的知識，使他能夠從向他提供的許多論據中作出明智的判斷，而他自己的熱情則足夠送他到投票站去投票。」 隔開幾行之後，布賴斯先生提到「每個選民的智力獨立的民主理想，這種理想與任何國家的現狀相去甚遠」。 布賴斯先生的「理想的民主」指的是什麼？如果有所指的話，那一定是指與人性的各種事實相一致的最佳形式的民主。但是，我們在讀整段話時感到，布賴斯先生那幾個字乃是指倘若人性是像他本人希望它是的，並且在牛津大學學會去想它是的情況下能夠實行的那種民主。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這段話就是我們的傳統政治課程的效果的絕妙註腳。今天，任何一個醫生在一篇醫學論文的開頭都不會說：「理想的人不需要食物，不受細菌活動的影響，但是這種理想與任何已知人口的現狀相去甚遠。」沒有一篇現代的教育學論文會以這樣一個聲明開頭：「理想的學生無需施教就能學會知識，他唯一的願望是促進科學，但是從來就沒有過這樣的學生。」 在一個因產生果、果產生因的世界裡，「智力獨立」又指的是什麼呢？ 歷任牛津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殖民地副大臣和印度副大臣的赫爾曼·梅里維爾先生在1861年寫道： 「保留或放棄一塊領地不是一個單純由損益平衡，或者由抽象政治哲學提供的較高尚但作用甚至更小的動機所決定的問題。民族榮譽感、血統的驕傲、強韌的自衛精神、同宗社會的同情、優勝人種的本能、把我們的文明和宗教傳播到全世界的模糊而慷慨的願望；所有這些衝動，學生在他的斗室里可能忽視，但是政治家卻不敢忽視……」 這裡的「抽象政治哲學」指的是什麼？沒有一個醫學作者會談論一門人沒有肝臟的「抽象」解剖學，也不會添油加醋地說什麼雖然學生在他的斗室里可能忽視肝臟的存在，開業醫生卻不敢忽視。 梅里維爾的「抽象」政治哲學顯然是和布賴斯先生的「理想」民主指的同一樣東西。兩者都提到一種由某些十八世紀的哲學家真心誠意地創立的人性概念，這種概念如今已無人真正相信，但是由於未被任何其他東西取代，在一個假設的天地里仍有一定的權威。 這位或那位作者談論他不再認為是「抽象」或「理想」的人性概念也許只不過出於學術上的興趣。但是這種不完全的信念卻產生巨大的實際效果。由於梅里維爾知道他的老師們在工作室里學習的政治學是不適當的，可又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代替，就只好老老實實地放棄了對白人殖民地與大英帝國其餘部分的關係這樣一個棘手問題進行有效思考的企圖。他因此決定這個問題應當用「砍斷纜索」 [44] 這個單憑有限的經驗的方法來解決；由於他是緊急時期殖民部的長官，他的決定無論是錯是對都不是無關宏旨的。 布賴斯先生也許正因為腦子裡有這樣一個不完全的信念，才未能對政治學作出建設性的貢獻，而他其實是比當時其他一切人更有資格作出這種貢獻的。他在同一篇前言中說：「我個人是個樂觀主義者，幾乎是個職業的樂觀主義者，一個人如果不下定決心儘可能從烏雲中看到藍天，那麼，政治確實是不堪忍受的。」試想像一個化學實驗方面公認的領袖發現實驗沒有證實某一條定式，居然還自稱「下定決心」以老的和舒服的觀點看問題！ 我提倡的政治訓練課程的第二步，是從量的角度研究與至今一直作為類型研究對象的「正常人」或「一般人」相比較而存在的個人遺傳變異。 研究者如何對待這部分課程呢？每個人就其物質來說，都和另一個人在量的方面有所不同。研究者顯然不能在頭腦里裝進或為了思考而使用十五億人的哪怕單獨一種遺傳特質的全部變異。一個種族過去歷史上無數種遺傳特質的相互關係他能夠弄清或記住的就更少了，因為每一分鐘都有人出生和死去。 H．G．威爾斯先生在他的《現代烏托邦》的一篇十分生動的「工具的懷疑」附錄文章裡面對了這個事實。他的回答是，這個困難「在生活的一切實際事務中是毫不重要的，或者就除哲學和廣泛的概括外的一切而論，也是毫不重要的。但是在哲學中卻有重大關係。如果我早餐要兩個新鮮雞蛋，卻送上兩個未充分孵化但仍舊獨一無二的鳥蛋，那麼，它們很可能適合我的原始的生理目的。」 [45] 但是，對於政治家來說，個人的獨一無二是極其重要的，不僅是在他處理「哲學和廣泛的概括」的時候，而且在他日常生活的實際事務中。即使家禽繁殖家在搞一個新品種的時候也不會光是要「兩個雞蛋」放在母雞肚皮底下，而對一個出奇複雜的世界上的實際結果負責的政治家要比家禽繁殖家處理更微妙的特徵。一個政治家需要兩個私人秘書，或者兩位將軍，或者兩個能獲得非國教徒和工會主義者同樣熱烈擁護的候選人，是不會單單要「兩個人」就算了事的。 不過，在這一點上，多數政治學作者似乎都暗示說，他們已經把人性描寫成仿佛一切人在一切方面都同普通人一樣，而且已經警告過他們的讀者，說他們的描寫是不精確的，這樣以後，他們就再也無能為力了。個人差異的全部知識必須讓個人自己去體會。 比方，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在其《邏輯體系》結尾「道德科學的邏輯」一節中就暗示了這一點，而且似乎還暗示說，政治學研究者和教授所作的政治判斷和預測中任何不精確之處並不包含一個大的錯誤因素。 密爾說：「除了對個別人的自然差異以及這些差異所依據的物質環境的程度（當我們從平均數或總數研究人類時，這些是次要的）還有點不肯定以外，我認為，能幹的鑑定人多半會同意，人性的不同構成因素的總規律甚至現在就已經被充分認識，一個能幹的思想家能夠幾乎肯定地從那些規律推斷出任何一組假定的環境在一般人身上形成的特殊性格。」 今天幾乎沒有人會同意密爾的觀點。正因為我們覺得自己不能「幾乎肯定地」推斷出環境對性格的影響，所以才都希望在可能範圍內獲得一個比從「平均數或總數」思考人類所能得到的更精確的人的差異概念。 幸而數理生物學研究者（卡爾·皮爾遜教授是最著名的領袖）已經向我們表明，遺傳變異的事實可以如此這般地安排，使我們用不著記憶無數個孤立的例子就能記住。皮爾遜教授等人在《生物統計學》期刊上測量了無數山毛櫸葉、蝸牛的舌頭、人的頭骨等等，並在每一情況下記錄了每一群體中每一特質的變異，皮爾遜教授稱之為「觀察頻率多邊形」，但是按照對其形狀的模糊記憶，我本人管它叫「三角帽」。 下面是一張這種形狀的摹圖，根據對美國陸軍25 878名新兵的實際測量繪製。 ABC線通過與AC線各點的距離記錄了達到各級英寸高度的新兵人數。它表明（如虛線所示）身高在五英尺十一英寸至六英尺之間的新兵約為一千五百名，五英尺七英寸至五英尺八英寸約為四千名。 這種圖，如果單單記錄後代同母體在進化中常常不太相似這一事實的結果（就像記錄其他「偶然」變異一樣）是相當對稱的，最多的是中位數，中位數以上和以下的兩根下降曲線彼此相當一致。作為經驗的結果，長筒靴製造商事實上是劃這樣一根曲線，使大批靴子的長度或寬度接近中位數，中位數以上和以下的尺碼則對稱地逐漸減少。 在下一章里，我將論述這種或者真正「劃定」，或者粗略地想像的曲線在推理中的使用。在本章里，我指出，第一，它們很容易被記住（部分是因為我們的視覺記憶極易保持一根黑線在白紙上畫的形象），因此我們頭腦里能夠容納的變異的數量要比把它們當作孤立的例子記住的可能性大得多；第二，我們可以藉助想像這樣的曲線對尚未出生或尚未測量的群體可能有的任何遺傳特徵的變異性質有一個大致準確的概念。 為了研究政治而將人的知識劃分的第三類也是最後一類，是人的環境以及環境對於人的性格和行為的影響的各種事實。政治學的特殊困難就在於這個因素極不穩定和極不可靠。人的類型及其差異的量的分布，對於只與區區幾代人打交道的政治家來說，幾乎是永久性的。人的環境正以日益增快的速度在改變。每個人的遺傳本性確與另一個人不同，但是每代人的最重要差異的相對發生率還是可以預測的。另一方面，一個人的環境同其他人的環境之間的差異卻無法用曲線表示，也無法用應急辦法記住或預測。巴克爾曾試圖藉助構成一小部分環境的氣候的影響的少數概括來解釋現代國家目前的智力歷史並預言未來的智力歷史。但是巴克爾失敗了，以後再沒有人以他那樣的自信來研究這個問題。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在任何一個民族或階級的任何特定時候的環境裡，有些因素為全體成員構成一個共同的經歷，因而也構成一個共同的影響。氣候就是這樣一個因素，其他如美洲的發現、印刷術的發明、工資和價格的比率都是。一切非國教徒都受對於國教徒很少意識到的某些事情的記憶的影響，一切愛爾蘭人都受絕大多數英格蘭人力圖忘懷的事情的影響。因此，政治研究者必須讀歷史，特別是發生在剛剛過去的那段時候、很可能影響他將在其中工作的一代人的那些事件和思想習慣的歷史。但是，他必須經常提高警惕，不要指望他讀的東西能給予他很大的作準確預測的力量。逢到歷史告訴他某一個試驗成功或失敗的時候，他必須永遠設法弄清楚成功或失敗在何種程度上應歸諸人的因素，在何種程度上應歸諸環境因素。如果他能夠證明失敗是由於忽視了某些人的因素，並能明確地說明那些因素是什麼，他就能夠賦予任何一個世代中的老人藉以告誡年輕人，說年輕人的思想「違反人性」的那些一再重複而無人理睬的格言以真正的意義。但是，如果失敗的原因是心理環境，也就是說，是習慣或傳統，或者記憶，那麼，他就應該時刻提防就民族或種族「特性」作出概括。 現代政治思想中犯錯誤最多的一個原因，是將只屬於生物遺傳的經久不變性賦予共同習慣。就凱爾特人和條頓人或者東方和西方作出的概括足可建立一門科學，但是概括所根據的事實可能在一個世代內就消失無遺。在過去，民族習慣改變得非常緩慢，這是因為新的生活方式很難創造出來而且只是逐漸推廣，同時也是因為人與人或國與國之間交流思想的工具極不完善；因此關於一種民族習慣的正確報道可能在許多世紀內仍保持正確，而實際上恐怕也是如此。但是今天，一項可使社會生活或工業生活發生巨大變化的發明在地球彼岸某一國家會像在它的起源地一樣被熱心地採用。一個有重要事情要說的政治家第二天早晨是對五億聽眾說的，而像日本海戰役那樣的重大事件發生幾小時後就開始在幾千英里外產生影響。在這些新的條件下，已發生了足夠多的事情，表明不變的東方明天可能進入一個革命時期，而英國人對理性概念的冷淡或法國人的軍事野心這類習慣，在足夠強的刺激下，國家是可以像個人一樣把它們徹底拋棄的。 * * * [1] 洛克：《政府論上篇》，1690年，1821年版，第191頁。 [2] 希披克拉底（公元前460—前360？）：古希臘名醫，世稱醫學之父。——譯者 [3] 蓋倫（130？—200？）：古希臘名醫。——譯者 [4] 1907—1908年冬天，我曾在不同場合同兩個牛津大學青年研究生討論政治學的入門法。我對每一個研究生都建議說，讀一點心理學是有用的。每個研究生事後都告訴我說，他已經向他的導師請教過，導師回說心理學「沒有用處」，或者是「廢話」。一位導師——一個以智力過人聞名的人——據說還添加了一個妙不可言的學究氣理由，即心理學「既非科學，也非哲學」。 [5] 托勒密：公元前二世紀古希臘天文學家。——譯者 [6] 喻殖民地和宗主國斷絕關係。——譯者 [7] 《現代烏托邦》第3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