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中的人性 · 第三章 政治中的非理性推理

人總是按照對本身利益的明智見解行事的假設，是與我們的政治和經濟思維習慣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這個假設又可以分為兩個獨立的假設：第一，人總是按照對達到一個預定目的的最佳手段的推理行事的；第二，一切推理都是同一類型，由同一「論證」過程產生的。 在前兩章中，我論述了第一個假設，並力圖說明，一個政治家必須懂得，人並不總是按照對目的和手段的推理行事的。我申辯說，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直接刺激下行事，感情和興趣可能針對那些與我們藉助有意觀察分析而發現的周圍世界的實際情況大不相同的政治實體。 在這一章中，我要研究第二個假設，並且弄清楚，人的確是對他們的政治行為的結果作出判斷的，但是說他們總是用理性推理來作出判斷，這種說法究竟正確到什麼程度。 要弄清楚這一點，首先碰到的困難是，要對推理下一個明確的定義是很難的。誰要是注意他自己內心的活動，就會發現，各種心理狀態之間的明顯區別，心理學小冊子上講得似乎明明白白，但真要去追究，卻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的頭腦就像一把豎琴，所有的琴弦都一齊振動；因此，感情、衝動、推理以及稱為理性推理的那種特殊的推理，往往都是單獨一種心理體驗的許多同時發生的、互相混合的方面。 這種情況在行動和興奮的時刻尤然；但是當我們沉思默想時，常常覺得難以斷定，我們的一連串意識狀態是稱之為感情還是推理最為適宜。當我們的思想明顯地屬於推理型時，常常很難說它的各個步驟到底是不是由一個如此明確的探明真相的目的控制以致可稱之為推理。 甚至當我們抱著一個明確目的苦苦思索時，也並不總是作出推斷或形成信念。如果我們忘記一個名字，我們就念字母表，每個字母都停頓一下，看看需要的名字會不會想起來。當我們聽到壞消息時，我們拚命讓一連串心理聯想自動出現，藉以認識這個壞消息，並等著發現這個消息對我們意味著什麼。一個詩人以高度的創造力思考他頭腦里出現的許多形象並加以安排，他這樣做不是為了發現真理，而是為了達到一個藝術和戲劇的目的。例如，在《暴風雨》普洛斯彼羅的精彩說白里有一連串形象——入雲的樓閣、瑰麗的宮殿、莊嚴的廟堂、偉大的地球自身——它們之間的關係不是推理，而是幻想，這種幻想被創造力加強，服從詩人的意圖。 確實，我們在任何一天裡所作的實際推理，比起某些較高形式的非推理聯想，絕大多數都屬於一種水平低得多的思維。我們的許多推理，就像它們所伴隨和改變的准本能衝動，是在我們根本不作有意識努力的時候發生的。人看見一塊石頭掉下來身子就向後跳，在這種純粹本能的動作中，跳的衝動以及石子掉下來有危險的推理只不過是同一個無意識過程的兩個名稱。既可以說是本能衝動，也可以說是本能推理；例如，我們憑藉一個本能的心理過程，根據眼肌肉的聚焦活動以及兩個視網膜上的實像之間的差異對物體的距離和體積作出推理。我們並未意識到據以作出這些推理的方法，即使我們明知道立體照相機里的雙重照片是平的，或者知道魔術師把兩面聚光鏡放在桌子底下，我們也只能說照片「好像」是立體的，或者說我們「似乎」直接看到了桌子底下。 整個推理過程，無論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確實都立足於這樣一個主要事實：一種心理狀態可能引起另一種心理狀態，要麼因為兩種狀態在個人歷史上曾經聯繫在一起，要麼因為兩種狀態之間的聯繫在種族歷史上證明是有用的。一個人牽了他的狗在街上溜達，他們向右拐彎或者向左拐彎，慢吞吞穿馬路或者急匆匆穿馬路，辨別自行車的鈴聲和馬夫的吆喝聲並相應採取行動，所有這一切都是用同一個推理過程來指引同一些衝動。他們的推理基本上是不費什麼力氣的，雖然有時候人和狗也會停下步來，以無言的思考解決一個問題。只有逢到必須作出影響生命中比較遙遠的目標的決定時，人才進入一個截然是理性思維的領域，狗無法跟他進入這個領域，人在該領域裡使用語言，對自己的邏輯方法多少有點自覺。 但是，把自動聯想作為思想工具來推理的弱點是：兩個聯想中隨便哪一個聯想都會引出另一個聯想而不問它們之間的邏輯聯繫。果引出因就像因引出果一樣容易。一個處於催眠狀態的病人的推斷最快也最豐富，但是他向後搜尋蹤跡就像向前一樣容易。把一支匕首放在他手裡，他會以為自己已經殺了人。看見一隻空盒子會以為已經吃過飯。如果聽其自然，他可能會把日常事務做得井井有條。但是任何了解他情況的人都能使他胡作非為。 同樣地，當我們做夢時，我們通過聯想作出荒唐的推論。輕微的消化不良引起的不舒服感覺會產生一種念頭，似乎我們要對一大批聽眾講話卻忘了帶講稿，或者似乎是穿了睡衣在布賴頓廣場散步。即使當人們醒著的時候，他們頭腦中那些暫時沒有被他們充分注意的部分也容易作出同樣不合理的推論。一位成功地使觀眾的注意力集中於看他的右手在做的事情的魔術師可以使觀眾從他左手的動作得出非理性的結論。處於強烈宗教感情狀態的人，由於血液循環增強，往往覺得耳朵里嗡嗡發響。一個風琴手打開三十二個腳踏笛能夠製造同樣的感覺，能夠藉以使會眾產生一種朦朧而半有意識的念頭，似乎是在深刻體會宗教感情。 所有這一切的政治重要性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大多數人的大多數政治見解並非是受經驗檢驗的推理的結果，而是習慣所確定的無意識或半無意識推理的結果。習慣在政治中顯示的力量主要是形成各種思路。在我們的其他各種活動中，習慣主要是一個肌肉適應問題，但是政治的肉體動作絕少發生，難以確立一樣類似習慣的東西。有時可以看見一個其政治見解已被三十年心理習慣磨鍊得十分圓滑的體面的選民在投票，他在選票上畫記號和把選票折起來時笨手笨腳的樣子，活像一個第一次拿到練習簿的小學生。 有些人甚至最看重他們的那些其起源同有意識推理毫無關係的見解。巴里先生的鮑伊·哈格特 [31] 說：「我認為彭斯 [32] 的作品有一種不道德的傾向。這些作品我自己沒有讀過，但我的看法就是如此。」他說這話是把讀彭斯的作品可能產生的理性結論同他頭腦里已有的關於彭斯作品的想法進行比較，這種想法由於他不知道是怎樣產生的，因而對他更加神聖，更加完全是他本人的。 這樣下意識地形成的意見是我們日常生活事務中一個相當可靠的指導。物質世界並不經常故意欺騙我們，我們的最終信念乃是無數個獨立的、瞬間的推理的結果，其中正確的推理比謬誤的推理多，也比謬誤的推理更有可能存在下去。但是，即便在我們的私人事務中，我們的記憶也容易消失，我們常常能夠記住兩個念頭之間的聯想，而忘掉產生那種聯想的原因。我們頭腦里有個模糊的印象，似乎辛普森是個酒鬼，卻回想不起是否有理由可以相信，或者是否有人對我們說過辛普森有個親戚發明了一種解醉酒的妙藥。如果聯想是靠一句生動的話記住的，如果從未有意識地注意過它的來源，那麼，我們可能感到自己有一個極其鮮明的信念，如果有人對這個信念進行盤問，我們卻什麼也答不上來。例如，我們聽見維多利亞女王時代早期一個主教叫「滑頭山姆」，這樣聽了五六次以後，我們就對他的性格深信不疑，無需進一步的證據。 在一般情況下，這個事實並沒有多大害處，因為一個名字除非被許多人真正當作恰到好處，就不大可能「受歡迎」，而除非「受歡迎」，我們就不會聽到一次或二次以上。但是，在政治中，就像在魔術行業中，往往值得花不少精力去製造這樣一個效果，而不必等這個念頭單靠偶然的重複印入人們的頭腦。我已經說過，各政黨力圖通過有組織的心理聯想來相互取綽號。例如，假使「飯桶」這個字眼有一天早晨出現在《每日郵報》的要聞照貼上，作為郡議會競選期間進步黨的綽號，一個乘公共馬車從普特奈去英格蘭銀行的人有意無意地至少看見一百次，到旅程結束就會形成一個相當牢固的心理聯想。如果他動一下腦筋，就會明白，這個字眼不過是單獨一個人決定使用的，但是他並不去動腦筋，這個字眼對他的效果就好比一百個人各自獨立使用一樣。報紙的要聞照貼由於節省篇幅，本來是簡短的，現在卻發展到有把我們的街道（如同一本美國雜誌的廣告頁）變成無意識地產生永久性聯想的心理實驗室之虞。「又一次德國的侮辱」、「基爾·哈第 [33] 的罪惡」、「貝爾福 [34] 自食其言」，都打算作為現成的見解記在人們心裡，而且已經記在心裡了。 所有這一切都適用同一個產生衝動的規律。近似感覺、近似較古老的進化史上的東西，既會產生一種更有力的衝動，又會產生一個更現成的推論。當一個新的候選人初次露面向他的選民就像一個老朋友那樣微笑時，他不僅像我在上一章說過的那樣觸動了一種古老而直接的人類感情的本能，而且還產生一個朦朧的意念，似乎他是一個老朋友；他的代理人只要沒有說過任何足以引起批評和理性注意的事情，甚至可以暗示這一點。到集會結束時，人們竟會要求為「親愛的老瓊斯」三呼萬歲。 [35] 幾年前，G．K．切斯特頓先生從一篇關於美國選舉的雜誌文章里引用了這樣一段話：「對於美國工人聽眾來說，一個小小的合理的常識往往比長篇大論作用更大。在上次總統競選中，一個演說者在提出他的論點時，把釘子釘進一塊木板，結果為他的一方贏得了好幾百張選票。」 [36] 「合理的常識」並不是切斯特頓先生認為的那樣把釘釘子作為一種邏輯論據提出來，而在於演說者懂得如何給非邏輯推理增添力量以及願意使用那種知識。 一個生動的聯想一旦形成，就陷入一大堆心理經歷之中，嗣後可能經受發展和變化，與有意識的推理沒有什麼關係。曾有人告訴我說，當提議在英國發起一場反對將中國合同工輸入南非的運動時，一位重要人物說：「沒有人會投票贊成。」但是運動還是開始了，並且基於這樣一個理性的論點：法令規定的條件等於把一種相當殘酷的奴隸制強加於絕頂聰明的亞洲人。不過，誰要是留心1905至1906年冬的政治，就必然注意到，廣告牌上畫的中國佬使許多選民頓時激起了一種對黃種人的憎恨。這種憎恨轉移到了保守黨身上，到1906年大選結束時，工人聽眾前的幻燈片上突然映出一個中國佬的畫像立刻就會引起一陣痛罵巴爾福先生的哄鬧。 不過，在大選後，保守黨記憶中的廣告牌上中國人的臉就逐漸和曾經利用這些臉的自由黨人等同起來。大選時我曾在一個選區做過工作，我方曾在那裡貼過不少這種招貼畫，結果我方競選失敗了。一年後，我在同一選區做倫敦郡議會的候選人。在投票結束前一小時，我以投票日疲勞的不自然的清晰度，在選區委員會辦公室的窗前看到一張大的白臉，同時聽到一個刺耳的聲音吼道：「你那該死的辮子在哪裡？上次我們把它剪掉了，現在我們要把它繞在你的脖子上，把你勒死！」 1907年2月郡議會選舉期間，倫敦廣告牌上出現了無數張招貼畫，目的在製造一種信念，即郡議會的進步黨議員是靠詐騙納稅人過活的。如果如實發表這樣一個聲明，就是訴諸批判性理智，可能會引起爭端，甚或打官司。但是這張招貼是訴諸下意識的推理過程。招貼上畫著一個顯然代表進步黨的人，用一個粗短的手指指著說（意思相當含糊，以免犯誹謗罪）：「我們要的是你們的錢。」這張畫妙在充分利用這樣一個事實：大多數人是按照對於一個被控犯詐騙罪的人的外貌的一連串迅速而無意識的推理來判斷控告的真偽的。如果從畫中人所戴帽子的形狀、他的表鏈和戒指的式樣、不整齊的牙齒以及紅鼻子來看，分明是個職業性的騙子。我猜想這是出於一個美國畫家的手筆，他的臉和衣服有點像美國式，這在下意識聯想領域裡進一步向多數目睹者暗示了坦慕尼協會。這張招貼畫是極其成功的，但是，現在選舉已經結束，它就像中國人的畫像一樣，似乎將繼續發揮一種非理性的移情作用。人們注意到，一張進步黨主辦的晚報每當要暗示穩健派受不適當的金錢動機的影響，就把這張畫縮小了登在報上。我本人感到它使我聯想起那個勸鐵路公司和其他人為他出錢的精力充沛的政客，政客本人的儀表可能使人想起英國紳士的最佳傳統。 論述「群眾心理學」的作家們曾指出興奮和數量在以非理性推理代替理性推理中的作用。不過，任何一個阻止一個人充分注意其心理過程的原因都可能產生極端程度的非理性推理。我認識兩個人，他們有做委員會工作的真正才能，我時常留心觀察兩人中的任何一人在小組委員會上控制同事的方法。這種方法在下午快過去時最靈，因為那時委員們已經累了，一整天打起精神聽一個發言人滔滔不絕地講一大堆不熟悉的芝麻綠豆的事情，已經有點昏昏然了。如果在那個當口，牽頭的人稍稍加快他的講話的節奏，稍稍強調大家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他就可以至少使他的幾個同事半醒半睡，使他們欣然同意這樣一個主張：使私立學校長存不廢的最好辦法是立即大量增加公立學校的數目。 時常有人爭辯說，這種非理性推理只不過是我們政治思維的皮毛，而負責的政治決定，無論正確還是錯誤，永遠是有意識推理的結果。例如，美國的傳統唯理智論型政論作家往往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就是全國黨代表大會代表們在挑選總統候選人和制定政綱時，不是處於一種可以檢查他們自己的心智過程的邏輯有效性的狀態。因此，這些作者認為，總統的真正人選不是由群情激昂的代表大會決定，而是由直接來自於美國家庭的寧靜殿堂的選民決定的。 加菲爾德總統在1880年對共和黨代表大會發表的演說中有一段經常被引用的話闡明了上述觀點： 「我看見過大海怒濤滔天，浪花飛濺，它的宏偉壯觀，使最愚鈍的人也為之動心。但是我記得，一切高度和深度都不是根據巨浪，而是根據平靜的海面測量的……共和國今後四年的命運不是決定於集合在這裡的一萬五千個才華橫溢的男男女女……而是決定於共和國的四百萬個家庭，在那裡，有創見的選民們懷著家庭和祖國之愛所激發的思想，懷著過去的歷史、未來的希望以及對那些在過去時日裝點和賜福我們國家的人的知識，和妻子兒女團聚在一起。在那裡，上帝將作出決定我們今晚工作的睿智的判決。」 [37] 但是，無論在美國還是英國，這種天才的大智者其實往往不過是個疲憊的戶主，每天看看他的黨報的大字標題和個人簡訊，半無意識地養成無謂猜疑或民族驕橫的心理習慣。的確，在競選期間，人們常常感到，偉大的思想在大規模的集會上能夠以全部感情力量表達，因此一些深刻的政治思想畢竟還是在大規模集會上最有機會獲得賞識。 一個選民在閱讀報紙時不僅可能採納政治見解，而且還可能吸收一系列政治論點（靠聯想，並由於一再重複而成為習慣）；他不一定感到必須把它們同他心中已有的其他一系列論點作比較。一位律師或醫師會根據一些籠統的原則為他自己行業中最極端的工會主義辯護，同時又完全贊同向作為鐵路公司股東或納稅人的他發表的對工會主義的譴責。同一些聽眾往往既可以通過「父母權利」使之為宗派的教誨歡呼，又可以通過「信教自由」使之對這種教誨嗤之以鼻。我認識一位最有本領的政治觀察家，他在談到報紙組織的一次攻擊時說：「據我所知，攻擊和辯護使用的每一個論據都各有各的效用。它們絕少會合，哪怕是對準同一個人的。」因此，從純粹策略觀點來說，林德赫斯特勳爵的一段名言：「千萬不要在群眾大會上為你自己辯護，除非是對批評進行反擊；聽眾浸沉在攻擊帶給他們的樂趣中，會忘掉以前的指責」，是意味深長的。 [38] * * * [1] 英國劇作家、小說家巴里（1860—1937）的小說《Auld licht idylls》中的主人公。——譯者 [2] 羅伯特·彭斯（1759—1796）：蘇格蘭詩人。——譯者 [3] 基爾·哈第（1856—1915）：英國工人運動右翼活動家。——譯者 [4] 貝爾福（1848—1930）：英國首相，保守黨領袖。——譯者 [5] 一個訓練有素的售貨員的能耐多半取決於他對這類心理事實的經驗知識。我認識的一個小女孩第一次獨自一人到商店購物時帶回了一隻她自己也認為難看至極的照相架，她向我解釋說：「售貨員的表情好像這是我自己挑中的，我就出錢把它買下了。」但是她的解釋乃是記憶和反思的結果。當時，在售貨員巧妙的暗示下，她還以為真是她自己挑中的。 [6] 《異端者》，第122頁。 [7] 《加菲爾德傳》，康威爾著，第328頁。 [8] 《格萊斯頓傳》，莫利著，第1卷第1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