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中的人性 · 第二章 政治實體

人的衝動、思想和行為都來源於他的天性與他降生在其中的環境之間的關係。上一章從人的天性方面談了那種關係（就它影響政治而言）。本章將從人的政治環境方面來談同一種關係。 兩者有一個重要的差別：人生來就有的天性被政治家看作是固定不變的，而人降生在其中的環境則在迅速和無限地改變。我們的政治從石器時代的部落組織發展到現代國家顯然不應歸功於我們的天性的改變，而只能歸功於我們的環境的改變。環境這個詞既包括周圍的事物，又包括我們出生後獲得的傳統和應急手段。 生物學家把人性本身看作是改變著的，但是對他來說，構成過去政治的幾千年或幾萬年是微不足道的。生物類型在世界歷史相當短的時期內也許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它們必然不是產生於一個生物的「突變」，就是產生於一個比我們人類最近發生的更強烈和更突出的淘汰過程。就埃及古墓里描繪的那些種族目前的後代來說，其身體外貌看不出有什麼兩樣，沒有理由認為他們生而有之的心智機能和意向已有較大程度的變化。 在那個時期內，世界不同種族的數字比例確實發生了變化，例如一個種族在戰爭中顯得比另一個種族弱，或者抵抗疾病的能力比另一個種族差，另外也有些種族在被征服後由於通婚而混合起來。但是，如果能夠把一個今天降生的嬰兒同一個十萬年前出生的同一血統的嬰兒交換，那麼，可以斷定，無論古代的母親，還是現代的母親，都不會看出任何驚人的差別。石器時代的小孩如果患麻疹，可能會比現代的小孩來得嚴重，或者在打架和狩獵方面表現出更強烈的本能，或者當他長大後，會比他的同伴更敏銳地意識到「生的意志」和「生的樂趣」。相反，一個移植的二十世紀的孩子會比石器時代的兒童更好地抵抗傳染病，當他長大後，可能會有一個非常沒有特色和隨遇而安的個性。但是兩者的差別顯然到此為止。本質上，每個人種的類型在整個時期內恐怕始終未變。在遙遠未來的政治中，那種旨在通過有意識選種迅速改進人種的優生學可能成為一個決定因素，但是它對現在或過去的政治並沒有什麼影響。 我們環境中的新因素產生了把我們同我們祖先區別開來的巨大政治變化，這些新因素一部分是新的思想感情習慣，一部分是我們能對之思考和感受的新實體。 本章要談的就是這些新的政治實體。它們首先必定是通過我們的感覺傳達給我們，而在這種情況下幾乎完全是通過視覺和聽覺。但是，人和其他動物一樣，是生活在由無數視覺、聽覺、感覺組成的川流不息的印象中的，只有那些他認為對他重要的印象才會打動他，使他產生行為或思想。那麼，新的印象又是怎樣脫離其餘印象並且變得相當重要以致產生政治效果的呢？ 任何事物要刺激我們，使我們產生衝動或行為，首先必須是可認識的——必須像我們以前看到過的它自己，或者像我們以前看到過的其他東西。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事物老是不斷地任意改變它們的外貌，如果沒有一樣事物像任何其他事物，或像它自己，哪怕只一會兒工夫，那麼，目前存在的一切生物根本不會有所作為。它們將會像海草一樣隨波逐流。 新生的雞雛在鷹的陰影下戰慄，因為一隻鷹和另一隻鷹相似。動物在日出時醒來，因為一次日出和另一次日出相似；動物覓食堅果或青草，因為每一顆堅果和每一棵青草都和其他堅果和青草相似。 但是，認識相似事物本身並不是一個激發行為的有力因素。被認識的事物還必須是重要的，必須以某種方式使我們感到它對我們有重大關係。星星每晚在天空重新出現，但是，據我們所知，動物中只有人由於認識星星而受到行為的刺激。飛蛾不因為認識一隻烏龜而受刺激，母牛也不因為認識一個蜘蛛網而受刺激。 有時候，這種重要性是大自然自動向我們指示的。野獸的咆哮、鮮血的呈現、小孩在痛苦時的啼哭，都無需經驗或教導，就突出在人的眾多感覺之上，就好比對於一隻飢餓的狐仔來說，一隻兔子在樹叢里一動或一閃馬上會同風聲和花草的色彩區別開來。有時候，一種感覺的重要性得由動物在自己生活中去體會，比方狗認識老鼠的重要性是靠本能，而認識鞭子的重要性（條件是這根鞭子同狗以前看見和感受的鞭子相似）則靠經驗和聯想。 在政治中，人必須既了解相似事物的重要性，又必須製造相似事物。如果選票是一樣天然的東西，如果一個過去從未聽到過選票的青年在二十一歲看到選票時肯定有投票的欲望，那麼，政治策略將會是件簡單得多的事。 因此，原始人中的全部社會和政治組織儀式說明了製造人為的、容易認識的政治相似物的過程。如果一個首領要被承認為首領，他必須像普特洛克勒斯 [11] 的鬼魂一樣「酷肖他本人」。他必須年復一年地住在同一所屋子裡，穿同樣的衣服，做同樣的事情；他的繼承人也必須學他的樣。如果一樁婚姻或一筆買賣要被承認為契約，必須在慣常的地方以慣常的方式完成。在少數情況下，一樣人為地製造並被認識的東西又作用於使人和其他動物能夠無需經驗而解釋感覺的那些生理上繼承來的聯想，從而產生衝動的效果。一個武士的鮮紅油彩和狼皮頭飾，或者一個巫醫的龍形面具，就像一個現代候選人的微笑一樣，直接扣動我們的本能天性。但是，即使在極早期社會裡，認識人為政治實體所以能引起衝動，必然應歸功於生活中獲得的聯想。一個兒童如果挨過傳令官的棍子，或者看見過他父親對國王或聖石行禮，就會學會依靠聯想對棍子、國王或聖石產生敬畏。 認識往往附屬於所認識事物的某些特徵（無論是天然發生的還是人為製造的）。這些特徵反過來又成為整個事物的象徵。低等動物的進化模仿表明，對於某些食肉昆蟲來說，惡臭是腐肉的一種相當有說服力的象徵，足以誘使它們在花中產卵，而黃蜂的黑、黃兩色的條紋如果由蒼蠅加以模仿，乃是一種使鳥兒遠避的充分象徵。 [12] 在早期政治社會中，絕大多數認識是受這些象徵指引的。你不能使一位新國王（他可能是個小孩）在各方面都像他的前任（他可能是個老人）。但是你可以在他們兩人身上刺同樣的花紋。甚至可以較容易也較少痛苦地給國王加上一個非他肌膚一部分的象徵，例如一根權杖，權杖可予以裝飾和放大，直至失去權杖的作用，但肯定是個象徵。於是，一個國王由於手裡握著權杖，就被承認為國王。這樣一根權杖很像一個名字，古代墨西哥恐怕就曾有過以權杖模型代替國王的符號書寫體系。 在這一點上，已經很難不把整個過程理智化了。我們自己的「常識」以及十八世紀哲學家的系統化常識同樣都能夠解釋為什麼部落人懼怕權杖，說權杖使他想起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原始社會契約，或者想起經驗表明來自於王室賞賜和王室懲罰的快樂和痛苦，因此他由於推理作用，一看見權杖就對國王產生恐懼。 如果激起衝動的象徵是實際的語言，要使所獲得的感情聯想不同整個推理過程混淆起來，就更難了。由於我們稱為語言的那些聲音和符號的作用之一，是在我們頭腦里激起一個蓄意的邏輯思維過程，因此我們容易把它們的其他所有作用都忽視過去。最容易莫過於說明語言的邏輯應用：以抽象思維分解一大堆感覺——例如關於一個王室成員的記憶；選擇另外一大堆感覺所共有的一種性質——例如王權；給那種性質加上國王的名稱，並用這個名稱使我們能夠重複抽象思維過程。當我們有意識地試圖使用語言來正確地推理時，所有這一切確實都發生，正如我們倘若根本沒有逐漸養成使用語言的能力而要想構成色彩、模型和圖畫的正確概念時所發生的一樣。但是，任何一本心理學教科書都會說明，為什麼當語言被用來刺激我們採取行動時，如果把這當作實際發生的事情來加以描寫是錯誤的，不是過分就是不足。 確實，「銅管樂器心理學家」在他們的實驗室里做了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已經發明一種檢驗重要詞語效果的實驗，任何人都可一試。他可以找一個朋友用大字在卡片上寫一系列常用的政治名詞，如國家、政黨、原則等等，然後讓這位朋友坐在一隻記錄十分之一秒時間的表前面，翻開卡片，觀察那些相繼進入他意識的聯想。第一批顯示的聯想會是自動的，而且顯然是「不合邏輯」的。如果卡片上的詞是「英國」，而做實驗的人視覺印象特別豐富，那麼，紙上的白和黑的符號馬上會產生一個伴有愛戴、憂慮或迷惑等模糊的、半自覺的感情反應的圖像。如果做實驗的人對聽覺印象特別敏感，符號首先會喚起一個鮮明的聲象，可能還附帶一個類似的感情反應。我是一個視覺印象特別豐富的人，我的圖像就是一個模糊的三角形。其他視覺印象特別豐富的人向我描述了「英國」這個詞所自動引起的一面紅旗，或一片綠色的田野（從火車廂里所見）的圖像。自發的圖像或聲象及其完全自發的感情附帶物之後，就出現詞的「意義」，一個人所了解的英國的情況，這些情況首先通過一個半自動的過程呈現在記憶里，但需要作很大努力不讓它消失。關於每個階段會出現什麼意象和感覺的問題，當然是由我們過去生活的全部思想和經歷決定的，但是它們（至少在實驗的早些時候）在我們還來不及有意識地反省或選擇之前就已經出現了。 除語言外，其他象徵也能建立一個相應的過程。如果實驗中不用寫上字的卡片，而改用幾頂家庭成員們的帽子，這個過程的其餘部分仍照常進行——自動的「意象」伴隨自動的感情聯想之後，緊接著在一瞬間就自發地認識「意義」，最後再有意識地進行回憶和思考。坦尼生（部分因為他天生是位詩人，部分也許是因為他吸菸過度使得他偶爾頭腦混亂）所描寫的各種心理狀態（對多數人來說，這些心理狀態都被記憶融合在一起）是極其精確的。例如，《公主》這首詩中有一段描繪了我正在論述的相繼順序： 你的聲音在鼓聲中清晰可聞， 戰鼓聲在他站立處隆隆擂起。 你的臉在他的想像中閃現， 將戰鬥交付在他手裡。 當號角吹響的瞬間， 他看到他的孩子們在你膝前， 下一瞬間他像烈火般撲向敵人， 為了你和你的將他殺死。 我認為，末句「你和你的」似乎精確地表達了從「聲音」和「臉」的自發意象到反省心情的轉變，他為之戰鬥的全部意義都在其中體現出來了。 但是，「將戰鬥交付在他手裡」的是「臉」。在這一點上，當我們將各種衝動本身作比較時可以看出，進化史上較早、較自發的因素具有更大的衝動力，而較晚的理智因素的衝動力則比較小。即使當你坐在椅中也能感到是這麼一回事。 如果考慮到宗教現象，這種感受就更清楚了。唯一的一種由心理學家有意識地創立的有點重要性的宗教，是奧古斯特·孔德的實證主義。為了產生一種相當有力的刺激以便在日常生活種種邪念和誘惑中確保道德行為，孔德叫他的信徒們各自製造一個關於「人」的視覺形象。信徒每天早晨一個固定時候必須在心中默憶他所知所愛的一個婦女——他的母親、妻子或姐妹——的身形。身形必須總是處於同一姿態，穿同一服裝，因此一聯繫到「人」這個詞，它就必須總是作為一個固定心象自動呈現出來。 [13] 與此自動聯繫的還有對想像中的人的原來的情感衝動。在這以後，就儘快地出現詞的意義，以及與該意義相關的比較充分然而說服力較差的感情聯想。這個發明部分地因襲了羅馬天主教的某些戒律，部分是出於孔德所親身感受的德沃克斯夫人的形象對他的影響。之所以未被更廣泛地應用，其原因之一可能是一般人不像孔德自以為是的那樣想像豐富。 紐曼紅衣主教在其《辯解書》富有啟發性的一節中，解釋他如何為自己製造擬人化國家的形象，並暗示說，他之所以相信這些形象實際存在著，是因為感到製造這些形象有其方便之處。他說他把「國家」以及使他吃了不少苦頭的「宗教團體政府」的特徵和天性與「部分地墮落、任性、反覆無常；高尚或奸詐、仁慈或歹毒（視情況而定）的人物等同起來……我喜歡『具體』勝於『抽象』使我理所當然抱有這種見解。我認為它受《但以理書》中提到的波斯王的支持；我認為《啟示錄》介紹『七個教會的天使』時說的就是這種中間人」。 [14] 「1837年……我說過……英國有許多崇高的美德，然而天主教的信條卻很差。在我看來，約翰牛這個人物既不屬於天堂，也不屬於地獄。」 同樣地，哈內克在說明基督教擴張的原因時，強調「教會」這個詞的使用以及「這個詞所提供的擬人化可能性」。 [15] 這種使用可能起源於某位基督教哲學家對全體基督教會眾的共同特徵所作的抽象理智努力，雖然更可能來源於使用一個流行名詞時的半自覺適應過程。但是，一個詞既經確定，它對多數人的巨大力量就在於擬人化所自動激發的感情，而不在於將詞義充分辨析後所產生的那些感情。宗教史提供了無數這樣的例證。「一個故事包含的真理」要比不包含在故事中的真理具有更大的感情力量，而從視覺上認識故事的主要人物比故事本身具有更大的力量。一個使「一切人都彎腰」的神聖名字的聲像，或甚至形之於心但未出之於口，在感情最強烈時，其力量要比真正了解它的意義大得多。感覺到的東西——可以品嘗的聖餐、可以觀看和觸摸的貞女凱維拉，要比他們在天上的原型更加真實。 如果我們從政治中尋找同樣的例證，就能再次發現，在政治中要抵制對感情經歷作理智解釋的習慣，要比在宗教、道德或教育中不知難多少。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主要的政治實體是他們的祖國。當一個人為國捐軀時，他是為什麼東西捐軀呢？坐在椅中的讀者想到地圖冊上某個地區的面積和氣候、歷史和人口，然後按照愛國者與所有這一切東西的關係來解釋他的行為。但是在戰鬥緊急關頭所發生的並非是從邏輯上確定或分析一個人的祖國概念，而是頭腦自動選擇一樣感覺上的東西，這樣東西伴有我已經敘述過的同樣自發的愛慕感情。應徵入伍者畢生生活在一連串感覺之中：所讀到的地理書，所看到的街道、田野和面孔，所聽到的人聲、鳥聲或流水聲，凡此一切構成他可以從中得出祖國概念的無窮事物。在最後的衝鋒中他想到了什麼呢？也許是故鄉的一排大榆樹，更可能是祖國的某種化身，某種能使一樣為人喜愛的實物從眾多經歷中脫穎而出的習慣或想像。如果他是個義大利人，這可能是義大利的名字、音節。如果他是個法國人，這可能是他在故鄉市場上看到的佩著一把斷劍的法國大理石像，或者馬賽曲那令人發狂的節奏。羅馬人為飾有花環的權杖上的銅鷹獻身，英國人為司令旗獻身，蘇格蘭人為風笛聲獻身。 一個人可能千年一遇地在戰鬥結束後站在參加葬禮的人群里，聆聽伯里克利 [16] 從古往今來雅典人的無數品質中歸納出那些使雅典為世界所推崇的品質而怦然心動。但是過後他所能記住的恐怕只有伯里克利的抑揚頓挫的聲音、他的手勢，或者一位陣亡戰士的母親的啜泣。 在政治演變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接連創造了許多新的道德實體，如正義、自由和權利等理想。就它們的起源來說，那種我們總想把它當做一切心智現象的解釋的自覺邏輯抽象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必然符合歷史事實。例如，我們有關於蘇格拉底在其中把陪審員和政治家的一些勉強的回答予以比較分析的對話的當代記述，知道「正義」這個字眼被他變成了一個靈到極點的政治名詞。在蘇格拉底之前許多世紀，同一個詞被普遍採用的緩慢過程屢屢被某位已被遺忘的智者加快，力求使其受到過度的自覺思維的影響，這也是肯定無疑的。但是，每個階段工作一完成，正義女神就像一尊歷代藝術家不斷對之精工雕琢的石雕像，以逼人的美傲視一切，她不是被視為一樣抽象事物，而是看作一個直接的啟示。這種啟示確實使一些較老的象徵黯然失色，但是凌駕它們之上的似乎是一樣真實和肉眼能見的東西，而不是一個艱難的比較分析過程。戲中安提戈涅 [17] 以正義女神的名義蔑視手執權杖的國王通過傳令官發布的命令。但是對她來說，正義女神是個絕世美女，「下界眾神的同住者」——那些為安提戈涅鼓掌歡呼的雅典公民的後裔把蘇格拉底罵得要死，因為他的辯證法使神又變成了抽象概念。 偉大的猶太先知的精神優勢多半應歸功於他們能夠以強大的感情力量提出一種道德觀念而不使它僵化為一個典型；但那是因為他們總是按照它與一切神中最人格化的東西的關係來看待它。阿摩司 [18] 寫道：「我厭惡你們的節期，也不喜悅你們的嚴肅令……要使你們歌唱的聲音遠離我，因為我不聽你們彈琴的響聲。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公義如江河滔滔。」 [19] 「公平」和「公義」不是女神，但是阿摩司聽見的聲音並非是一個抽象的聲音。 有時候，一個新的道德或政治實體之產生，與其說是通過緩慢的冥思苦想，不如說是通過洞見。某些天才的先知一眼就能看出至今在人的頭腦中分立的東西的基本相似處——使人對自己弟兄發怒的衝動之與使人行兇的衝動、寡婦的一文錢施捨之與富人的大量黃金施捨、盪子的放縱之與政黨領袖的放縱。但是，一旦主人死了，洞見也往往隨他一同死去。柏拉圖的「理念」成了一個魔術體系的公式，而耶穌關於一個人應該把他的所有一切送給窮人的訓令卻使歐洲三分之一的土地變為富有的基督教牧師的免稅財產。 上述詞和事物之間的關係是政治思維的主要困難。詞非常硬性，非常容易人格化，同感情和偏見有莫大關係；詞所代表的事物非常不穩定。正如一個希臘人所說，道學家或教師多半同「天然」的東西打交道，政治家總是同「因襲」的東西打交道。如果你忘記母性或兒童期的涵義，大自然已為我們製造出明白無誤的母親和兒童，他們每一代都一成不變地重複出現。化學家只要在實驗室做幾分鐘工作，就能確定他用的一個詞的意義是否和他的前任所用的完全相同。但是，在政治中，被命名的事物總是在不斷變化，可能消失，也可能需要幾百年才能恢復原樣。亞里士多德給「國家」這個詞下的定義是：「公民在那裡按照普遍福利集體進行統治」的城邦。在他寫作之際，他從中汲取這個概念的那些城邦的自治已在馬其頓的暴力下趨於衰亡。很快就不再有這種城邦的存在，現在我們提到亞里士多德的概念時，他所解釋的名詞是由敖德薩的「警察」提供的。「Justices'Justice」 [20] 成為一個反論並非是語言學上的偶然。打從羅馬法理學家恢復了希臘哲學家的工作，並通過煩瑣的問答建立起「自然正義」概念那時起，這個概念和其他所有政治概念一樣，遭受到兩個危險。一方面，由於原來的抽象思維是無法全面完整地表達的，每一代使用這個概念的人都巧妙地改變它的用法。另一方面，這個概念是從人類的制度和行為得出的，而人類的制度和行為同樣也在發生微妙的變化。雖然羅馬法學家們的原稿保存了下來，羅馬法和羅馬體制卻已蕩然無存。當一個墨洛溫國王或者一位西班牙宗教法庭法官引用查士丁尼 [21] 的名言時，不僅詞的意義變了，就連原來意義上的詞所能應用的事實也不存在了。但是，這些赤裸裸的詞的感情力量卻依然存在。中世紀的羅馬法和教會法所以能夠推行一切弊端，是因為傳統上仍舊一聽到「羅馬」這個詞就肅然起敬。在幾百年時間裡，一位德國王公比其他王公權勢更大，就因為他是「羅馬皇帝」，大名叫「愷撒」。 政治家在製造一個新的政體時會遇到和那些影響一個已有政體的歷史相同的困難和不確定性。在整個十九世紀，斯坦因、俾斯麥、加富爾或梅特涅等偉大人物致力於重建被拿破崙的征服所破壞的歐洲，他們必須建立為人民尊敬和熱愛的新國家，人民必須願意服從這些國家的政府，而且必須隨時準備好為政府的繼續存在戰死。種族、語言和宗教在全中歐是混合的，對於地圖所劃分的王國、公國和主教轄區的歷史記憶是混亂和缺乏刺激的。製造和分配新的國旗、錢幣和國名是再容易不過了。但是這類東西的感情效果取決於聯想，而聯想需要時間來產生，而且可能必須同已經存在的聯想作鬥爭。倫巴第或加利西亞的一個男孩目睹士兵和教師們向奧地利國旗敬禮，但是真正心情激動是在聽見他父親或母親小聲念義大利或波蘭的名字的當兒。也許，就像在漢諾威王朝的情況下，老的聯想和新的聯想在許多年內幾乎平分秋色。 在這種時候，人們從國名的直接感情聯想退卻，並尋求它的意義。他們問，奧地利帝國或德意志帝國是什麼？只要天底下只有一位教皇，人們就不假思索地把他的多年來的威望一代一代往下傳。如果四十年間有兩位教皇，一位在羅馬，另一位在阿維尼翁，人們就開始查問教皇的本質是什麼。在這種時候，有些人甚至更進一步。他們不僅會問奧地利帝國或教皇這個詞是什麼意思，而且還會問奧地利帝國或教皇制度到底為什麼必須存在。 因此，建立國家的工作必須在各個方面展開。國名、國旗、國歌和貨幣都有以習慣聯想為基礎、完全不從邏輯得出的效果。與此同時，政治家力圖為這些象徵創造儘可能多的意義。如果一個國家的全體人民都在同一支軍隊服役，講或者懂同一種語言，或甚至使用其他地方已經不用的黑體字字母，國名對於他們就有更大的意義。撒克遜人或薩伏依人當提出「我是一個德國人或法國人是什麼意思」這個問題時，會作出更充分的回答。一場共同進行的獲得勝利的戰爭不但會創造一段共同的歷史，還會創造一筆具有強烈感情的共同遺產。與此同時，「民族主義者」可能會力圖用歌曲、圖畫和過去的業績來恢復和加強與較老的國土相關的感情聯想——而在所有這一切後面，會就國家是大好還是小好，是以種族劃分好還是地區劃分好，進行認真的哲學性討論，討論結果政治家從第二手獲悉，公民從第三手獲悉。結果，義大利、比利時和德意志帝國成功地建立了具有充分愛國主義基礎的國家，而奧匈帝國在緊急關頭則可能歸於失敗。 但是，如果十九世紀歐洲建立國家的任務是困難的，那麼，二十世紀的英國政治家建立帝國愛國主義的任務就更困難了。對於聯合王國本身，我們甚至沒有一個有任何感情聯想的名字，沒有一個英格蘭人被「不列顛」這個名字激動，「英格蘭」這個名字激怒所有的蘇格蘭人，而愛爾蘭人則同樣討厭這兩個名字。我們的國歌是十八世紀的歌劇腳本和歌劇音樂的樣本，平淡無奇，毫不動人。金幣上的裸體小聖喬治或銀幣上的紋章從未激發過任何人的靈感。新的銅幣確實有希克斯·比奇小姐的優美體態，但是太小，太媚，一點沒有法國或瑞士的壯麗頭像的感情力量。 奧爾德姆或米德爾斯伯勒的工匠所能認識的他的國家的唯一化身，是約翰牛的肖像：肥胖、粗野、十九世紀初米德蘭平原的農夫。只有一個國家象徵——國旗上象徵聯合的部分——儘管像條百衲被那樣缺少美感，還算差強人意。不過至今它的全部聯想都是海戰方面的。 如果走出聯合王國，那情形就更糟。「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及其殖民地和屬國」這個名字太長，也不吸引人。在1907年的殖民地會議上，政治家和社論作者們曾想出種種轉彎抹角的說法以避免傷害任何人的感情，甚至用了「不列顛帝國」這個詞。對於《雪梨公報》以及歐洲的漫畫家來說，世界地圖上任何套印紅色的領土依然只使人想起「約翰牛」那貪婪的小眼睛、大嘴巴和一雙大猩猩似的手。 還有，如果一個年輕的布爾人或印度人或前美裔加拿大人問自己，帝國成員（「公民」這個詞用於帝國六分之五居民會發生誤解）是什麼意思，他覺得很難說出個究竟。如果他更深入一步，問帝國存在是為了什麼目的，人們可能會告訴他說，大不列顛的居民在恍恍惚惚的情況下征服了半個世界，可還沒有功夫對為什麼這樣做想出一個事後的正當理由。唯一的一個能激起他的愛國主義感情的記憶或反思的產物是下述聲明：迄今為止，帝國的傳統是鼓勵和信仰政治自由。但是即使最崇高形式的政治自由，其性質也是消極的，政治自由這個詞在孟加拉、羅得西亞和澳大利亞往往有不同的涵義。 然而，國家只是許多種政治實體中的一種。一大群人在一個共同的政治名字下集合起來後，那個名字就可能既有理智上可以剖析的意義，又有感情上的聯想。例如，為了地方行政的便利，伯明罕郊區被分成許多獨立的市。由於這些市處於古村莊的位置，由於蘇格蘭職業足球隊以它們命名，也由於人類的感情必須有所寄託，因此據說它們正在發揚一種強烈的地方愛國主義，西布勞威奇市憎恨阿斯頓市，就像拜占廷戲裡藍黨憎恨綠黨一樣。在倫敦，主要在伯明罕榜樣的影響下，1899年新建了二十九個市，其名字——至少是威斯敏斯特市——都經過精心選擇，以便復活一些已被淡忘的感情聯想。不過，儘管切斯特頓先生在小說《諾丁山的拿破崙》中作了預言，很少倫敦人學會以各市市民的身份來感受或思考。建造的市政廳他們從未見過，設計的紋章他們不願承認；他們的市只不過是些選區，他們在那裡照一張名單投票選舉，名單上的名字都是他們不認識的，組合在他們的政黨所制定的總標題之下。 事實上，政黨是現代民族國家中最有效的政治實體。政黨是隨著代議政體大規模出現而問世的，它的發展未受法律或憲法傳統妨礙，象徵著使政治體制適應於人性實際情況的最巨大努力。一個現代國家可能有一千萬或更多選民。每一個選民都同樣有權利當候選人，並以候選人或鼓動者身份抒發對任何政治問題的獨特見解。但是，對於每一個生活在無窮事物中的公民來說，他的一千萬同胞中只有少數幾個能夠作為政治思想或政治感情的獨立對象而存在，哪怕這少數幾個中的每一個對一個問題都只有一個終身不變的看法。需要有一樣更簡單和更永久性的東西，這樣東西要能夠被愛和被信任，而且能夠在連續進行的選舉中被認出是以前愛過和信任過的同一樣東西：而政黨正就是這樣東西。 任何一個政黨的起源都可能是由於一個慎重的思考過程。它之成立，如柏克所說，可能是由於「一群人聯合起來。按照他們一致同意的某一獨特原則，共同努力促進國家利益」。 [22] 但是，一個政黨一旦成立，它的命運就取決於人性的各種因素，慎重思考只是其中之一。政黨主要是個名字，和其他名字一樣，一聽見或一看見就滋生出一個「意象」，這個意象不知不覺地逐漸轉變為自動理解它的意義。和在其他情況下一樣，名字及其自動的心智聯想能引起感情反應。政黨領導人的任務就是使這些自動的聯想儘可能清楚，被儘可能多的人占有，並引起儘可能多強烈的感情。要達到這個目的，最有用的莫過於政黨的彩色標誌。我們的老祖宗在識別語言以前就一定已經能識別色彩了，而簡單和較強烈的感情附麗於一種色彩比附著於一個詞更容易。那個枕頭上放著「謝菲爾德星期三足球俱樂部」彩帶的死去的可憐男孩以直率和真摯的感情愛著那種色彩。 政黨樂曲的作用同樣是自動的，對於有音樂「耳朵」的人來說，作為一種感情對象甚至比政黨的彩色標誌更靈。馬賽曲如今是法國的國歌，它作為革命時期黨的樂曲，影響至巨。即使現在，它在法國以外的地方也是一筆非常寶貴的政黨財富。格萊斯頓首相去世時，一個老資格的政治組織者曾在《威斯特敏斯特公報》上提出一個聰明的建議，主張把為紀念死者而募捐來的錢拿出一部分充作最優秀的進行曲的酬金，這支進行曲將永遠與自由黨等同起來。組織張伯倫先生的關稅改革運動的極能幹的人犯了少數錯誤，其中之一就是沒有創作一支哪怕勉強過得去的樂曲。 自發性僅次於彩色標誌或樂曲的，是用作黨的名稱的一個或幾個字的最初和最簡單的意義所引起的感情聯想。一個希臘父親管他的小寶貝叫「無上光榮」或「好參謀」，政黨的創立者以同樣方式選擇其原義能引起固定感情聯想的名字。不過，一個政黨從開始存在和活動起就不斷創造新的聯想來代替名字的原來涵義。美國任何一個人使用共和黨或民主黨這些字眼時決不會想到它們的詞典上的意義。確實，誰要是這樣做，就會養成一種心理習慣，猶如讀希臘歷史而老是辨別像阿里斯托布洛斯 [23] 和忒俄克里托斯 [24] 這類名字的詞典意義的習慣一樣討厭而無用。因此，體現政黨政策的長而確切的名字，很快就縮短為具有從黨的實際歷史得出的新的聯想的無意義的音節。俄國的立憲民主黨人變成了Cadets，獨立工黨變成了I.L.P.。另一方面，不太確切的政黨名字自動引起的自覺性較差的感情聯想可以保持得長久得多。德國國家自由黨人在整整一個世代內是俾斯麥的寶貴助手，因為他們的名字隱隱使人聯想到愛國主義和自由的結合。幾年前，當德蘭士瓦的礦山主們決定成立一個政黨時，他們也許經過慎重討論後，選中了「進步黨」這個名字。這個選擇真是妙不可言。在南非，「進步」這個詞的原來的聯想顯然很快就消失了，但是，在其他地方，它久久地使人聯想到：珀西·菲茨派屈克爵士及其政黨具有和默金農·伍德先生及其在倫敦郡議會的追隨者一樣的民主同情心。任何人向一批其批評和推理機能已被充分開動的聽眾講話時決不會說，由於某些人自稱「進步黨人」，所以投票反對他們就必然是投票反對進步。但是，在感情聯想朦朧模糊的區域裡，如果一個好的名字引起的聯想是相當下意識的，那麼，這個名字就有真正的政治價值。 相反，政黨的反對者們力圖給它加上一個會引起反感的名字。輝格黨和托利黨這兩個老的名稱是反對派取的這類名字的突出例子，也許持續了半個世紀才失去原有的辱罵性聯想。現代取的一些名字因為含義比較貼切，就不那麼成功了。「侵略主義者」（JINGO）倒有過一個罵人名字的某些暗示作用，但是「分離主義者」、「小英格蘭人」、「食物收稅人」這些說法，還是必須有意識地接受或不接受。 政黨和政治衝動之間的整個關係也許用廣告藝術來解釋最為適宜。在廣告中，理智過程可以撇開其道德含義予以注意，而廣告手法和政黨手法在方法上越來越相似了。政治宣傳畫同商品或戲院廣告並排張貼在一起，由同一位畫家執筆，遵照同一經驗主義的藝術規律。因此，我們姑且設想：一個資本家認為茶葉行業有開展一場大規模廣告攻勢的好機會。世界上的茶葉就和人類的政治見解一樣，品種繁多且變幻莫測。每一個茶園中的每一片茶葉都和另一片茶葉不同，而一個星期的潮濕天氣就可能改變任何倉庫中的全部存貨。因此，廣告者應如何創造一種商業上的「實體」，一種人們能思索能感知的「茶葉」呢？若是一百年前，他會針對他的貿易機會和經營方法發表許多樂觀而詳盡的聲明。他會在報上刊登一則啟事，說是「威廉·瓊斯在一群有經驗採購員協助下，將參加東印度公司之茶葉拍賣，將最佳中國茶園生產之茶葉分裝小包，以不高於百分之五利潤零賣給主顧」。不過，這種做法是公開訴諸批判性的理智，如今要根據批判性的理智予以評價。我們不可認為瓊斯先生是他的貨色的優良品質的公正見證，也不可認為他有充分動機即使可以賺更多錢也仍舊恪守關於百分之五利潤率的諾言。 因此，今天這樣一位廣告者會利用我們的自發的和下意識的聯想來達到目的。他會想出一個名字，比方「帕拉馬塔 [25] 茶葉」，這個名字會在絕大多數人心中產生一種關於東方熱帶國家的模糊聯想，還有一節關於澳大利亞的地理課的下意識記憶。然後他會結合這個名字製造一種自發的圖畫形象，這個形象具有它自己所有的以前的感想聯想。等到十萬英鎊廣告費已經巧妙地用掉時，英國任何人看到一個包上的「帕拉馬塔」字樣時都難免會有一種想購買的模糊衝動，這種衝動奠基於對他祖母的回憶，或者對英國艦隊的回憶，或者對一位美麗的英國少婦的回憶，或者對任何一種由於能引起信任或愛戴的聯想而被廣告者選中的主體的回憶。當音樂在英國公共教育中發揮更大作用時，可能有效地利用音樂來做廣告，那時「帕拉馬塔主題」將會在所有啞劇中出現，同一支比方關於《戰士凱旋》的歌掛鉤，而且將在所有的食品店裡用留聲機哇啦哇啦地播送。 這個例子對澄清思想有莫大好處，因為至今沒有這種「帕拉馬塔茶葉」存在，甚至哪種茶葉將用這個名字供應的問題也沒有解決。帕拉馬塔茶葉依舊十足是個商業實體。以後可能決定把質量極差的茶葉以很高的利潤出售，直至名字最初引起的聯想逐漸被失望的聯想代替。或者也可以決定用這個名字在不同地方賣不同的茶葉，並大力推銷那種「風行」的香味。但是廣告牌上另外還有許多動聽的茶葉的名字，能引起嬰兒、哈巴狗和倫敦塔等等聯想。如果想發展一項永久性的買賣同這些茶葉競爭，最聰明的恐怕是供應一種質量相當劃一、具有可以作為它的「內涵」的獨特香味的茶葉。最大的困難是公眾的口味變了，這種香味不再受人喜愛而銷路一落千丈。董事們可能認為最穩妥的辦法是繼續把老的香味的茶葉銷售給人數日益減少的主顧，也可能逐漸用另一種香味代替，甘冒風險，讓那些說「這不是真正的帕拉馬塔茶葉」的家庭主婦的人數被那些說「帕拉馬塔茶葉質量提高了」的家庭主婦的人數抵消。如果人們根本不願購買老的香味的茶葉，而寧可購買換了一個新的名字、具有新的香味的茶葉，帕拉馬塔茶葉公司就必須乖乖地退出市場，就跟一個企圖以舊瓶裝新酒的宗教歸於失敗一樣。 所有這一切情況對於政治家就像對於廣告者一樣熟悉。政黨候選人初次露面時，在大多數選民眼裡只不過是一個貼有自由黨或保守黨名字的包。那個名字會引起色彩和音樂的聯想，也會引起傳統習慣和感情的聯想，這些聯想一旦形成，就獨立於政黨的政策而存在。除非他佩戴政黨的標誌——除非他像美國人所說是一個「正規」候選人——否則的話，不僅那些習慣和感情會同他隔絕，而且他還會感到，要在選民面前作為一個有形的實體出現是萬分困難。一部分選民——其人數在不同時候和不同地點有很大差異——會投票選舉他們黨的「正規」候選人而不問其綱領如何，然而對於其餘的選民，這位候選人必須同時提出一個能夠代表黨的政策的綱領，這個綱領對於提名委員會更是永遠必不可少。但是，無論如何，只要他是一個政黨候選人，他必須記住他是以候選人資格說話和行事的。選民所以能夠和他一樣地想，一樣地感受，僅僅是因為他們對他的黨抱有偏愛和期望。當他上台演說時，他和他的聽眾之間隔著一張政黨的面具，這張面具比他自己的臉大而呆板，就像那個使演員們在希臘巨型露天劇場能夠被觀眾看到和聽到的面具一樣。如果他不再能夠真心實意地扮演這個角色，他就必須要麼退出舞台，要麼戴上另一個政黨的面具登台演出。 政黨領袖們還必須永遠記住，他們所控制的組織是一個存在於選民的記憶和感情之中，不受他們自己的意見和行為支配的實體。這並不是說政黨領袖不能真誠。作為個人，他們的確只能在隨時準備失去政治生命的情況下保持政治生命。有時候，他們甚至必須冒他們的黨自身垮台的危險。當羅伯特·庇爾 [26] 爵士於1845年改信自由貿易時，他必須決定他和他的朋友們到底應該通過脫離托利黨而將它一舉摧毀呢，還是應該徹底改變托利黨的政策，使它變得即使在習慣和聯想的下意識推理中也難以認出它就是人們四年前曾對之投票贊成並為之工作的那個實體。無論在哪種情況下，庇爾所做的事都不同於就當時的一個問題表達個人意見，而是要嚴重得多。然而，如果他認識到這點，為了保全他的黨而繼續鼓吹穀物稅的話，就會失去他本人作為政治家的全部力量，甚至他的黨的價值也將喪失無遺。 今天，如果一個神以洞察人類一切事情的力量從天上俯視人間，他可能會像當我執筆為文時許多報紙主筆正在問的那樣問：影響如此眾多生靈的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他可能會自己提出一個定義作為回答，這個定義可大致解釋如下：「一個爭取更大社會平等的運動，其力量依靠三大因素：工人階級日益增強的政治力量，各階級成員日益增強的社會同情，以及以科學方法日益增強的權威為基礎的、社會布局可用有意識的計劃予以改變的信念。」他會看到人們正在努力通過種種關於稅收、工資和調節管理或集體管理的建議來促進這個運動，有些建議將被證明是成功地適應於人類存在的各種事實，有些建議則因為沒有一個國家願意進行試驗，或者因為試驗失敗而最後只好放棄。但是他同樣也會看到，這個從無數社會主義建議和願望中概括出來的關於一個多方面的、經常改變的運動的定義並不是多數擁護者心目中的「社會主義」的寫照。對於一樣人們可能喜愛並願為之工作的東西的需要已為無數工人創造了一種人格化的「社會主義」，一個目光嚴厲、寶劍出鞘、長著一對翅膀的女神成了世界的希望以及受苦者的救星。對於一樣人們能絕對真誠和肯定地使用的思想工具的需要又造就了另外一種社會主義，不是人格化，而是決定性的和命令式的教條。這樣一種教條於1884年出現在英國，威廉·莫里斯以他漂亮的書法把漢德曼 [27] 先生的講話記錄了下來。三年後，正是這個意外的發現使一個稍識文墨的工人噙著真正謙恭的眼淚對我說：「真奇怪，天下所有聰明的讀書人都不懂得這個輝煌的真理，偏偏讓我一個人懂得了。」 與此同時，社會主義永遠是平常說話和寫作中使用的一個詞、一個象徵。一百年以後，它可能步它的祖先們——平均主義、聖西門主義、共產主義、憲章主義——的後塵，可能只存在於一個後來發生其他變化並改用其他名字的運動的歷史之中。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像共和政體繼續存在於法國一樣，成為硬幣上和公共建築物上一個運動的名稱，這個運動經過許多失望和幻滅以後，終於勝利地作為一個政府建立起來。 但是，一個詞在平常談話中的使用只是各個人、特別是那些把它當作黨的名字接受的人使用的結果。只要運動真正活著，他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都會發覺，雖然這個詞非用不可（因為否則運動在政治上就不存在了），但是它的使用卻經常產生許多難題。任何人把一個詞在明顯不同於一般用法的意義上應用於自己或他人，以致肯定或可能使人感到他是在製造一種虛假印象，當然會被指責缺少真誠性。但是，也有些時候，巨大的實際效果可能取決於擴大使用一個其作用正在縮小的詞。研究過宗教史的「現代主義」羅馬天主教徒用「天主教」這個詞來表示一個經歷過各種理智階段、其生命力依靠將來有合理變化自由的團體。他因而自稱是一個天主教徒。另一方面，對於教皇及其顧問們來說，教會是一個基於不變的啟示的不變的奇蹟。在他們看來，蒂勒爾神甫 [28] （他自命「信」天主教，雖然他分明不信那些構成原始啟示的事情真會發生）乾脆是個說謊者，為了自己的欺騙目的而盜用他們的名義。他們不理解他，猶如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的信奉教皇至上主義者不理解伯恩施坦及其現代主義盟友。另一方面，伯恩施坦本人必須作出選擇：到底是讓社會主義這個詞開放使用，還是最後只好放棄，因為他主張使用這個詞徒然造成惡感和思想混亂。 有時候，一個有非凡個人力量和表達力的人可以說本身就是一個黨，一個政治實體。他可以為自己塑造一個永久性的、可以識別的面具，如「誠實的約翰」或「了不起的老人」。但是這照例只有那些了解自己工作的主要狀況的人才能做到。事實是：一個政治家的智力經歷要被公眾銘記在心，必須要麼基於頑固地堅持一成不變的見解，要麼基於一個緩慢、簡單和一貫的發展過程。多數人對政治的冷漠態度就像一張作用極其緩慢的照相底片。誰要想拍一張清晰逼真的相片，必須以同一姿勢在它前面站好些時候，一隻鳥從底片前面飛過是不會留下任何痕跡的。 格萊斯頓 [29] 在1868年寫道：「有些人的見解被公眾奉為圭臬，這些人如果改變見解，對於國家誠為不幸，儘管這種不幸要比他們明知錯誤而仍堅持己見輕得多。這不一定要受譴責，但是必須多加注意，要予以反對並靜觀後效。」 [30] 大多數政治家既避免因公開改變見解而失去勢力，也避免因公開堅持一個已私下放棄的見解而失去身份，他們不僅仔細考慮自己結論中的每一個改變，而且除了那些業已成熟可立即付諸行動的問題以外，對其他一切問題遲遲不表態，儘管這往往被看成怯懦和荒唐可笑。所寫或所報道的話保留下來，成為除他本人之外政治家總是在建立、破壞或改造的實體的一部分。 同樣的情況作用於政黨和政治家以外的其他政治實體。如果一張報紙要作為一支政治力量存在下去，就必須給人一種印象，似乎它天天恪守一個始終如一的見解。作者們按照報紙的個性撰稿，這不僅是因為必須遵守編輯部的紀律，而且也是出於被人理解的本能願望。如果這張報紙被賣給一個持不同意見或希望鼓吹不同意見的業主，它必須要麼坦率地宣稱自己是一樣新東西，要麼以緩慢而嚴肅的爭辯步驟使新觀點顯得是老觀點的必然發展。因此，一個資本家為了利用一張報紙的老的影響去加強一個新的運動而買下這張報紙，他所做的事必須按照與判斷購買那麼多印刷機和紙張的道德標準不同的標準來判斷。他可能在破壞一樣東西，那樣東西對無數生活在一個否則就難以理解的世界裡的普通老百姓曾經是一個穩定和可以理解的實體，並曾獲得像一個演說家或一位君主曾經激發的那樣真實的感情和信任。 * * * [1] 普特洛克勒斯：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的一位英雄，特洛伊戰爭中為赫克托所殺。——譯者 [2] 參閱威廉·詹姆斯《心理學原理》第2卷第392頁：「我們同低等動物的關係的全部歷史，乃是我們利用它們單單靠標記判斷一切的特徵來捕殺它們的歷史。」 [3] 《實證宗教教義問答集》第1部「崇拜的解釋」第65頁：「實證主義者在做私人禱告時閉上眼睛，以便更好地看清內在形象。」 [4] 紐曼：《辯解書》（1864年）第91、92頁。 [5] 哈內克：《基督教的擴張》第2卷第11頁。 [6] 伯里克利：古雅典政治家，以辯才著稱。——譯者 [7] 安提戈涅：希臘神話中底比斯王的女兒，因違抗新王命令被拘禁在墓穴里，後自縊身亡。——譯者 [8] 阿摩司：公元前八世紀的希伯來先知，是《舊約》中十二個小先知中的第三個。——譯者 [9] 見《舊約》阿摩司書第五章。——譯者 [10] Justices'Justice：意譯為治安官式的裁判，用來諷刺英國某些地方行政官判決不當，尤指輕罪重判。——譯者 [11] 查士丁尼（483—565）：拜占廷帝國皇帝。——譯者 [12] 《對當前不滿情緒的思考》（麥克米倫出版社1902年版）第81頁。 [13] 阿里斯托布洛斯：公元前四世紀末希臘歷史家。——譯者 [14] 忒俄克里托斯（前325—前267）：古希臘詩人。——譯者 [15] 帕拉馬塔是澳大利亞地名。——譯者 [16] 庇爾（1788—1850）：英國首相，托利黨領袖。——譯者 [17] 漢德曼（1842—1921）：英國社會黨主席。——譯者 [18] 蒂勒爾（1861—1909）：愛爾蘭天主教耶穌會教士，現代神學派主要成員，主張用歷史和批判的方法研究神學，化名著書抨擊教權至上主義，招致教皇利奧十三和庇護十世的反對。——譯者 [19] 格萊斯頓（1809—1898）：英國首相，自由黨領袖。——譯者 [20] 《拾遺集》，第7卷第100頁，引自《莫利傳》，第1卷第2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