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中的人性 · 第一章 政治中的衝動和本能

任何人要想以重新檢查人性的作用當作他的政治思想的根據，必須首先克服他自己誇大人類理智的傾向。 我們往往認為人的每一行為都是理智作用的結果，人憑藉理智首先考慮他期望的某個目的，然後再估計據以達到那個目的的手段。比方說，一個投資者期望的是絕對安全外加百分之五利潤。他用一個小時認真研究股票行市表，最後斷定購買釀酒廠股票能使他最充分地實現他的願望。鑒於他冀求絕對安全的固有願望，他的購買股票的行為似乎是他的推理的必然結果。安全的願望本身似乎可以進一步看成僅只是對滿足全人類所共有的對「幸福」、自身「利益」或諸如此類東西的更普遍願望的手段的一個理智推斷。滿足這種普遍願望可以被當作人生的最高「目的」，我們的一切行為和衝動，無論大小，都來自於同一理智作用，猶如從一個論點的前提得出結論。 這種思想方法有時被稱為「常識」。它應用於政治的一個良好例子可見之於1829年3月號《愛丁堡評論》中麥考萊對邊沁功利主義信徒的著名抨擊中的一段話。奇怪的是，這個政治奠基於教條主義心理學的極端例子竟是旨在說明「絕對不可能從人性原則推斷政治學」的論點的一部分。麥考萊問道：「哪一個關於人性的命題是絕對和普遍正確的？我們只知道一個：它不但正確，而且完全相同；即人總是根據自身的利益行事……當我們看到一個人的行為時，我們必然知道他認為他的利益是什麼。」麥考萊自以為是徹頭徹尾反對邊沁的，但卻無意識地採用和誇大了邊沁及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多數哲學家所共有的假設——一切動機都來源於某一預先想好的目的。 如果逼他一下，麥考萊也許會承認，在有些情況下，人的行為和行為衝動是與任何達到目的的想法無關的。如果我眼裡進了一粒沙子，請人家用手帕角把它擦掉，當手帕接近的時候，我總是會閉上眼睛，而且總是有一種強烈的衝動要這樣做。誰都不會以為我閉上眼睛是因為我經過鄭重考慮後，認為這樣做符合我的利益。多數人臨陣脫逃、墮入情網或去閒談天氣，也不是為了達到某一個預先想好的目的。確實，如果用攝影機和留聲機在一個人不覺察的情況下把他在普通一天中的言語舉動統統錄製下來，第二天當著他的面播放，他會驚奇地發現幾乎沒有什麼言語舉動是蓄意謀求達到目的的手段的結果。當然，他會發現他的不少舉動是在習慣的影響下半自覺地重複原來更充分自覺的動作。但是，即使把一切習慣行為都去掉，他們會發現餘下的只有極小部分可以解釋成是理智估計的直接結果。如果另外把他的那些未導致行為的衝動和感情也記錄下來，就可以看出它們同那些已導致行為的衝動和感情是一樣的，它們當中絕少含有麥考萊認為理所當然的那種理智作用。 如果當時再逼麥考萊一下，他也許會承認，即使一個行為預先對目的和手段進行了估計，也並非是那種估計的必然結果。即使我們知道一個人認為做什麼對他有利，我們也不能肯定地知道他將會做什麼。研究股票交易所全部上市股票的人，除非除了對這件事的理智推斷以外，還有一種寫信給他的股票經紀人的衝動，這種衝動強烈得壓倒另一種把事情擱到明天再說的衝動，否則他是不會把股票買來的。 麥考萊甚至可能進一步承認，估計這一心智行為，其本身來源於或伴隨著一種作估計的衝動，這種衝動同任何預先的對目的和手段的考慮毫無關係，而且從半自覺地服從一系列空想直至強使疲乏的頭腦去進行精確思考這一艱難任務可以有許多變化。 心理學教科書如今告誡每一個學生要慎防我引用的麥考萊那段話所說明的「唯理智論」謬誤。如今人們一致認為，衝動有一段它所特有的進化史，比它往往被藉以指引和限制的那些理智作用的歷史來得悠久。我們從遺傳得來的機體使我們傾向於以某種方式對某些刺激作出反應，因為這些反應過去時候對維護我們的物種起過作用。其中有些反應我們明確地稱之為「本能」，亦即對某些確切的行為或一系列行為的衝動，對行為可能產生的結果事先並不自覺地加以考慮。 [1] 那些本能往往是不自覺的、無意識的；有時候，就人類和其他高等動物而言，是自覺的，有意識的。但是，它們所顯示的手段和目的之間的關係不是行為者苦思冥想的結果，而是以往許多行為傾向中「適者生存」的結果。確實，有些本能在顯然無用的情況下還是保留了下來，比方一條狗在地毯上臥倒之前先轉圈子把「草」弄平；又比方一個傷寒病患者在康復期間明知危險還渴想吃固體食物。 衝動不總是有意識的先見的結果，這一事實最清楚地見之於兒童。一個嬰兒最初的吮吸或抓握的衝動顯然是「本能」的。但是，即使在無意識或無記憶的嬰兒期被有意識的幼兒期取代以後，當孩子看到一個無害的生人時，還是會飛奔到他的媽媽跟前，把臉藏在她的衣裙里。再長大些，他會虐待小動物，躲避大動物，或者偷果子、爬樹，儘管並沒有人教他這樣做，儘管他可能因此而吃苦頭。 我們通常認為「本能」包含許多獨立的意向，每一意向針對某一獨特的行為或一系列行為。但是，即便在非人類的動物中間，也沒有理由認為全部遺傳而來的衝動可以這樣劃分。衝動的進化史必然是非常複雜的。一種由於產生一個結果而存在下來的衝動可能因為產生另一種結果而經過修正後繼續存在；藉助針對各種具體行為的衝動，我們能從一切動物身上發現許多含糊而籠統的傾向，它們往往交錯重疊，互相矛盾，如好奇和膽怯、同情和殘忍、模仿和不停活動。因此，巴爾福先生說我們必須要麼證明例如尋求科學真理的願望是教我們「搏鬥、吃飯和撫養子女」等特殊本能中的一種所遺傳下來的，要麼必須承認《簡明教義問答集》的超自然的權威， [2] 他的這個巧妙的雙關論法其實是多此一舉，可以避免的。 然而，我們的不少衝動的先理性特徵是被下述事實掩蓋了的：在每個人的一生中，這些衝動日益為記憶、習慣和思想所改變。甚至非人類的動物也能夠通過模仿或通過特有經驗養成的習慣來改變它們繼承下來的衝動。例如，當電報線最初架設的時候，許多鳥兒衝撞在上面，送掉了性命。但是，儘管送掉性命的鳥的數目顯然不足以使鳥的生物遺傳發生變化，現在已絕少再有鳥兒衝著電線飛。小鳥必然模仿已學會避開電線的老鳥；正如許多食肉獸的幼仔據說已從它們父母那裡學會不少作為經驗產物的花招和預防措施，然後自己模仿改進，再傳給下一代。 再者，在人和其他動物發育的某一關頭，會出現許多直接遺傳的衝動，這些衝動如果被抑制就消亡，如果未被抑制，就形成習慣；而一些原本強烈而有用的衝動，可能不再對維護生命有用，就會像鯨魚的腿或人的牙齒和毛髮一樣，由於生理退化而弱化。這種暫時的或弱化了的衝動特別容易轉移給新的客體，或者為經驗和思想所改變。 中小學教師必須應付所有這些複雜的事實。在麥考萊時代，教師往往受他的「常識」的引導，把整個應付過程理智化。對於受古老的衝動驅使做小動作、逃學、追逐貓或者學老師怪樣的倒霉的男生們，教師總是以懲罰相威脅，責問他們「為什麼」這樣做。學生們由於不懂得自身的進化史，只好編造一些稀奇古怪的謊言，並因此而受到懲罰。今天的訓練有素的教師把這些衝動的存在看作一件正常的事，並決定在一種情況下應如何依靠那種形成大部分課堂紀律的半自覺模仿來抑制這些衝動，在另一種情況下又如何通過激發自覺認識行為及其後果之間的道德關係或刑罰關係來抑制衝動。總之，教師控制本能衝動的力量在於認識這種衝動的非理智起源。他甚至能夠把這種認識擴大到他自己的衝動，並克服這樣一個信念：他在七月份下午上課時心情煩躁乃是對付一批頑劣至極的男生必須特別嚴厲的理智推論的結果。 然而，政治家還是容易像五十年前的教師那樣把衝動徹底理智化。他有兩個藉口，第一，他與之交往的全都是成人，成人的衝動受經驗和思想改變之深遠遠超過孩童；第二，任何一個思考政治的人都把他的思考限制於那些附有最大數量的自覺意圖因而首先進入他大腦的政治行為和衝動，要不這樣限制是極其困難的。但是，政治家所思考的是大集體內的人，正是在預測大集體的行為時，唯理智謬見最容易使人誤解。經驗和思想的結果往往限制於個別的人或小集體，這些結果如果不一致，作為政治力量就會互相抵消。原始的人的衝動是全人類都相同的（個人則有所不同），其重要性隨著受它們影響的人的數目的增加而增加。 因此，也許值得把某些較明顯或較重要的政治衝動來敘述一下，始終要記住，在政治中，我們應付的不是在兒童和動物身上見到的那些明確的、不相連的衝動，而是一些常常被人類進化所削弱、更經常地被轉變成為新的用途、不是單獨地而是共同地或對抗地起作用的意向。 例如，亞里士多德說，「感情」（或「友情」，因為φιλία的意義介乎這兩個詞之間）「使政治聯盟成為可能」，「立法者把感情看得比正義還重」。他說，感情是同類動物中間，特別是人中間的一種遺傳本能。如果我們要尋找這種最簡單形式的政治感情，可以從我們對任何一個其品格我們知之甚詳的人表示「好感」的衝動中找到。這種衝動可被其他衝動抑制和壓倒，但是任何人都可以親自來檢驗其存在和先理性，比方他可以上大英博物館去觀察一個死於四千年前的埃及小女孩爬在地板上擦鞋尖的姿態對他的感情所產生的影響。 競選的策略主要在於可據以直接建立這種個人感情的出奇制勝之道。候選人被勸告經常在大庭廣眾間「亮相」、授獎、在他人演說結束時「講幾句」——一切都在這樣的情況下進行：在場者對候選人的長處形成合理看法的機會很少或根本沒有，而產生純粹本能感情的機會倒不少。候選人的肖像被定期散發，如果是一張好的，也就是說，有特色的，而不是比本人漂亮的肖像，那就更靈了。最好是一張他在花園裡抽菸斗或看報紙，鮮明地突出他的日常生活情景的相片。 一個其感情被這樣激發起來的頭腦簡單的支持者也許會試圖對此作出理智的解釋。他會說，此人（對於這個人，除了相片裡頭戴巴拿馬草帽，手牽一條小狐狸狗之外，他也許確實一無所知）是「我們需要的那種人」，因此他決定給予支持；就像一個小孩會說他愛他的母親，因為她是天底下最好的母親， [3] 或者一個戀愛中的男人會煞費苦心地解釋他的完全正常的感情，把它稱之為從他心上人的出類拔萃的優點中得出的理智結論。候選人自然也會以同樣方式進行思考。有一次，一個我認識的極其謙遜的人對我說，他常在他未來的選民中「走動」，「讓他們看看我是一個多麼出眾的人」。的確，除非這個過程可以理智化，許多人對此是難以理解的。 一位君主是一個終身候選人，存在著一種為他培養個人感情的精心炮製的傳統藝術。他被人看見要比他說話或做事重要得多。他的肖像出現在每一枚錢幣或郵票上，除了本人漂亮問題外，如果是張好的肖像，效果就特靈。例如，誰要是能清楚地回憶起維多利亞女王在位晚期自己的感情，就會記得，當1897年一張栩栩如生的肖像取代了1837—1887年錢幣上襲用的頭像以及女王在位六十周年紀念的尷尬妥協以後，他對她的感情大大增強了。就君主來說，人們也能夠看到報紙、官方傳記作者、朝臣以及可能君主本人使整個過程理智化。實際上，關於君主的散步和駕車出遊等細節的日常公報更可能製造一種對他的品格的鮮明印象，因此，為了培養這種感情，敘述的就越發都是一些平凡的事。但是，由於平凡的事產生的感情是難以在純理智基礎上解釋的，因此這些事就得用顯示一種特別規矩和勤儉生活的筆觸來寫。當感情產生以後，有時甚至被形容為對君主在位時期進行思考所必然得出的合理結論，在位時期有空前多的五穀豐登或偉大發明。 有時候，感情衝動被刺激到使其非理性特徵變得一目了然的地步。喬治三世深受英國人民愛戴，因為他們熟知他和他們一樣出生在英國，也因為所發表的他的日常生活起居注使他們倍感親切。因此，范妮·伯尼談到，當國王癲狂病發作要用馬車送往倫敦皇家植物園時，護送的醫生們十分擔心，唯恐哪一個村子的居民看到國王手足被捆住會對他們群起而攻之。 [4] 類似的忠於個人和王朝的感情（其起源可能在於下述事實：我們人類以前的祖先的組織鬆散的隊伍在普遍的感情本能轉化成一種緊跟和保護領袖的強烈衝動之前，無法抵禦食肉敵人）不止一次地引起了破壞性的、完全無益的內戰。 恐懼往往伴隨感情而來，在政治中往往和感情混為一談。一個畢生夢寐以求想一睹國王風采並同他交談的人，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下同國王迎面相遇。他「肅立不動」，臉色蒼白，噤若寒蟬，因為在過去時候，只要稍微一動，就可能把他的祖先暴露給一頭獅子或一頭熊，或更早些時候，暴露給一條飢餓的墨魚。如果哪一位實驗心理學教授把他班裡的學生安排在實驗室里，每人手腕上系一隻脈搏描記器，準備把那些伴隨「震顫」感而來的脈動記錄下來，然後不預先通知，讓一位主教、一位著名將軍、一位最偉大的當代作家，還有一位次要的王室成員，不分先後次序，逐個進入實驗室，這將會是一個有趣的實驗。立即產生的脈搏紊亂記錄將具有真正重要的科學意義；甚至可以繼續對每一位來者記錄十五秒鐘，並在學生中追蹤對政治見解、教育或幽默感的各種變化的副作用。 眼下，從政治方面對這個問題進行的幾乎唯一真正科學的觀察，是帕默斯頓勳爵對一個關於貴族的純粹理智的報告提出的異議：「嘉德勳章 [5] 的榮譽是無可非議的。」不過，新的貴族製造者們仍傾向於理智化。例如，法國政府製造了一種「農業勳章」，它照理應該非常成功，但是據說那種勳章的綠綬帶在法國壓根沒有引起任何激動。 笑的衝動在政治中是比較不重要的，但是它為老練的政治家必須承認先理性衝動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例證。笑顯然是認出不合理現象的直接效果，正如發抖是認出危險的直接效果。笑可能是逐漸發展起來的，因為動物在遇到意外時身體微微痙攣很可能是在防備敵人侵犯，笑也可能僅只是我們神經系統中某一在其他情況下有用的因素的意外結果。不過，不合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個習慣、聯想和個人差異問題，要預測哪一種行為對哪一類人顯得滑稽可笑，或者不合理的感覺能維持多久，是非常困難的。例如，目的在於在一般腦筋遲鈍的人當中製造崇高感情效果的行為——伯克的匕首、路易·拿破崙的馴鷹、德皇關於德國丘八和鐵腕的電報——可能這樣做，因而最後在政治上獲得成功，然而這些行為會使那些其良好政治風度概念基於自我克制這一想法的人啞然失笑。 還有，社會主義和個人主義之間整個經濟問題的關鍵幾乎都在財產欲的性質和限度這一點上。似乎有充分理由可認為這是一種真正特殊的本能，而不僅僅是習慣或者理智地選擇手段來滿足權力欲的結果。例如，兒童在極幼小的年齡就為爭奪顯然毫無價值的東西鬧得不可開交，而且早在他們能有從個人占有中獲得利益的任何明確概念之前就把這些東西收藏起來。那些在慈善學校毫無私人財產，甚至沒有私人衣服或手帕的情況下長大的兒童，顯示出種種由於完全不能滿足一種強烈的遺傳本能而對健康和個性產生惡劣影響的跡象。財產欲的進化起源也由狗、松鼠或喜鵲的許多習慣表現出來。因此，經濟學家應當為我們寫一篇論文，從量的方面把這種財產本能好好研究一下。這種本能是不是和獵取的本能一樣，得不到滿足就會消亡？可以用教育把它消除或改變到什麼程度？能夠用租借權或終身財產所有權，或者用集體基金會提供的共同財產或修建一個公園來滿足嗎？要滿足它是否需要像土地或房屋那樣實質性的東西，還是只要擁有例如殖民地鐵路股票就足夠了？缺少無限的所有權在個人動產（如家具和裝飾品）方面是否比在土地或機器方面感受更深？這種本能的程度和範圍在不同的人或人種中，或者在兩性之間，是否有顯著的差別？ 在進行這種調查研究之前，我個人不成熟的看法是這樣的：和許多具有很早進化起源的本能一樣，財產本能可以用一種公開的假象來滿足，正如一隻經常餵牛奶的小貓只要讓它玩一個小木球來滿足它的捕捉本能就能保持良好健康，一個性情溫和的公務員只要打高爾夫球就能滿足他的戰鬥和冒險本能。如果情況真是這樣，同時如果由於其他原因認為不宜通過占有例如奴隸或土地來滿足財產本能，那麼，很大一部分財產欲今後將甚至由那些財產本能特彆強烈的人通過收集貝殼或美術明信片來滿足。 財產的本能是古典經濟學家擯棄把一切欲望當作籌劃獲得「功利」或「財富」的手段的結果的老習慣的兩個例子中的一個。他們說，用自耕農制來滿足財產本能能夠「點沙成金」，儘管每一筆收入要比在薪金雇用情況下付出更多的勞力。另外一個例子是家庭感情的本能。這同樣需要一部專著來論述其刺激、差異和限度。但是古典經濟學家把它當作是絕對的、無變化的。「經濟人」（他對世界上其餘人的關心不比一隻失群的狼更多些）被視為對其「家庭」具有完美的、永遠休戚相關的感情。家庭顯然被認為是由西歐人在法律上要對之負供養責任的那些人組成的，但未曾試圖估計這種本能是否在某種程度上擴及堂表兄弟或叔伯祖父。 一篇關於各種政治衝動的論文要臻於全面，至少還必須包括戰鬥本能（戰鬥以及愛戴和忠誠對成立政黨所起的作用）、懷疑本能、好奇本能以及出人頭地的願望。 所有這些基本的衝動在「單一的」，亦即不伴有其他競爭性或對抗性衝動的情況下，其直接效力大為增強；這就是為什麼目的在於在一個時候產生一種感情的藝術要比紛紜多變的現實生活容易打動多數人的心的主要原因。我曾經有一次在郊區一家戲院看戲，坐在許多從南非前來參加國王加冕典禮的殖民地騎兵當中。戲名是《咱們的小伙子》，在換幕之際，坐在我旁邊的那位不動聲色地給我講了1901年聖誕節早晨杜韋特人襲擊英國軍營之後在特威方丹發生的駭人聽聞的情景——兵士喝醉酒慘遭殘殺，幾個駕車的卡菲爾人被捆綁在熊熊燃燒的貨車上。幕又升起了，五分鐘後，我看見他正在為舞台上兩個身強力壯的小伙子不得不吃「劣質多塞特 [6] 黃油」的不幸遭遇而大灑同情之淚。我對兵士和卡菲爾人的感情是「單一的」，而他的感情則糅有記憶中的種族仇恨、激烈戰鬥以及對英國人無能的蔑視。另一方面，我對舞台角色的同情含有對老一套演出、蹩腳演技以及維多利亞王朝中期情趣的批判成分，而他卻沒有。 正是這種與混雜而實在的感情相比較的單一而摹擬的感情的更大的直接效果說明了政治代理人的一句傳統格言：候選人最好不要住在他自己的選區。他能夠自命為「地方候選人」是個有利條件，但是他的地方性應當是特定的，應當表現為每年租一所大房子，他在裡面過著精心安排的熱情好客生活。許多事情——他選擇的零售商、他子女的帽子和麻疹、他同親戚的糾葛——本來是無可非議的，但如果他是一個常住戶，就會「變樣」，可能會把他產生的印象攪亂。如果人們能藉助一個時間器，剎那間看到那個穿著破鞋的埃及小女孩本人，可能會發現她的舉動異常可愛，以致加深對她的死亡的憐憫。但如果她在世時果真是個十分可愛的小女孩，人們很可能不會覺得她可愛。 藝術表演引起的感情的直接效果比具體觀察產生的感情的直接效果更大，不過這種效果必須按照它與另一個事實的關係來研究——衝動的推動力以及它們引起的神經錯亂的深度不是因它們在我們目前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不同，而是因它們在我們過去進化史上出現的時候而不同。我們不大能夠抗拒單純血管和神經反應的衝動，如嘴巴流涎、四肢抽搐、眼睛閉合，這些是我們和某些最低等脊椎動物所共有的。我們要費好大勁兒才能克制飲食男女的本能、發怒和恐懼的本能，這方面我們是與高等動物一樣的。另一方面，我們卻很難一貫服從那些伴隨推斷和聯想產生的意象而來的衝動。一個人可能被一系列中肯的道理說服，相信他如果去參觀某幢住宅將會墮入地獄；然而他會為了滿足一種他羞於承認其存在的半自覺渴望而不惜這樣去做。一個傳教士通過想像火刑和拷打使地獄對他變得真實時，他的信念可能會獲得強制的力量。但是，當他的記憶開始淡忘，那種力量就可能立即消失，甚至最生動的描述也比不上一絲實際的痛楚。在戲院裡，由於單一的感情是容易的，四分之三的觀眾可能會流淚，但是由於第二手的感情是淺薄的，他們當中很少人回到家裡後會睡不著覺，或者甚至晚餐失去胃口。我的那位南非騎兵也許剛為《咱們的小伙子》流過淚就沒事了。看小說所產生的悲痛感的短暫而舒適的特徵是人所共知的。一個人可能看一本小說流淚，過二三個鐘頭就把小說忘得精光，而同一個人卻可能因為生活中一些實際經歷而發瘋，或者終身改變性格，這些經歷遠遠不及他在小說里看到的那些來得可怕，當時既沒有產生眼淚，也沒有發生任何其他明顯的神經影響。 所有這些事實，在那些通過報紙將一應激發政治行為的事情傳達給選民的現代大國里具有最重要的政治意義。比舞台更甚，報紙的感情力量由於是單一的，因而容易接受，由於是第二手的，因而瞬息即逝。戰爭和饑荒、兇殺和貧困的調查證據，全都被新聞工作者以文藝體裁撰寫，「生動的」細節經過精心選擇。它們的效果因此立刻就能產生：在中產階級用早餐的半小時，或者在星期日早晨工人閱讀周報的較長間歇。但是，報紙一看完，感情作用也很快就消失了。 正因為這個緣故，在一個以報紙為基礎的文明國家裡，一個候選人感到詹姆斯教授所謂的「強烈的有效現實感」 [7] 打動人或打動不了人的奇異情況。在上次競選時，我走在路上，腦子裡想著一些有關的實際問題，並把它們與構成競選氣氛的費解的新聞用語、舊的習慣和新的猜疑這些半自覺衝動相比。我走到街角上，遇見一個十五歲左右的男孩正放學回來，他一眼看見我，立刻臉露喜色，精神抖擻。我站住腳跟，他沖我說道：「我認識您，沃拉斯先生，是您把獎章掛在我身上的。」在那整整一天裡，各種政治原則和論據都被我的選民當作耳邊風，但是我在一個學校典禮上把高出勤率獎章掛在學生胸前這一具體事實所引起的感情，卻具有第一手經驗的全部刺激性。 在整個競選過程中，候選人在每一關鍵時刻都發覺大多數人親眼看到的這個平凡庸碌的世界要比他們通過報紙看到的推理和間接觀念的世界充實得多。例如，倫敦的一位郡議員當競選日子臨近，開始擺脫行政委員會的日常事務，進入競選活動的迷魂陣時，發覺他撇下的一班職員，連同他們每天指定的工作，他們對薪金的希望和憂慮，對於他似乎比他本人真實得多。站在陋街門口不相信他做遊說工作不拿報酬的老婦人啦、直截了當地說「我料想你已經看出政治這玩意兒挺費錢」的興隆而好脾氣的小商人啦，這些人仿佛都腳踏實地。無論他怎樣經常告訴自己說，偉大的現實是在他這方面，他周圍的那些忙忙碌碌的人只關心一些短暫的表面現象，然而他總是不斷反覆感到正是他自己是生活在一個陰暗角落裡。 這種感覺還被下述事實加深：一個候選人必須不斷重複同樣的論調，必須在自己身上激發同樣一些感情，而單純的重複卻產生一種不實在的感覺，令人苦惱。每星期日必須重複同一福音的傳教士也發覺「枯燥乏味的時刻」與興奮得意的時刻交替出現。即使在選民中間，重複同樣的政治思想也容易產生厭倦。競選形勢之所以經常改變，一個主要原因似乎是一度受到熱烈歡迎的主張過了一二年就變得陳腐單調，而新的主張則顯得新鮮生動。 確實需要一位修養高的心理學家來寫文章，談談我們的神經系統在什麼情況下表現出不堪忍受一再重複的感情和情緒。這個事實顯然是同產生眩暈、搔癢和暈船等純粹生理原因有關的。但是，許多「天然的」事情，亦即我們在神經系統逐漸發達時期不斷經歷的事情，對我們顯然並沒有這種影響。心跳、水的滋味、太陽的升落、或者就兒童而言，牛奶、或者媽媽和兄弟成天價待在身旁，似乎並不顯得單調乏味至極。但是，「人為的」事情——一個鋼琴的曲調、一件服裝的式樣、一個熟人的問候——無論開頭多麼有趣，如果經常照式照樣重複，就會變得叫人無可忍受。報紙在這個意義上也是一樣人為的東西，報紙作者的本領之一，就在於以那種像賦格曲 [8] 的短句一樣經常接近但從不超出單調範圍的重複來提出他的觀點。還有，廣告商現在也發覺，改變一下招貼畫給眼睛的單調感覺是大有好處的，辦法是把那些並排掛在一起的畫印成幾種不同顏色，或者更妙是讓這些畫表現「快活的吉姆」或「美麗的蘇珊」生涯中一些豐富多彩的事件。 候選人也是一樣人為的東西。如果他在他自己的選區生活和工作，選民每天看到一個本來十分可敬的商人坐在早上八點四十七分一班火車的頭等車廂里，以同一個姿勢看同一張報紙，不知不覺就會產生一種微微不舒服的感覺，儘管同他的關係是「天然的」妻子不會有這種感覺。同理，當選舉的日子臨近時，雖然候選人可以自命是「站在老講台上的老議員」，他還是應當稍稍改變他的形象、他的講話方式以及他宣布的政治信仰的細枝末節以避免單調。 另一個與我們不能忍受一再重複的感情調節密切相關的事實，是隱私的願望，這種願望相當顯著，其性質近似一種特殊的本能，被另一種害怕孤獨的對立本能所抵消。我們的祖先在我們目前的神經系統變穩定的時期內，顯然生活在組織鬆散的家庭群體之中，由於某些偶然的目的結成大一點的，但組織更加鬆散的部落。沒有一個人單獨睡覺，因為多半是單配偶的家庭每晚都聚集在一個洞穴或「單坡頂」的蔽身處。白天的獵食大概既不是單身一人，也不是經常成群結隊進行的。即使女人留在家裡照看孩子，男人還是一天幾十次同熟人打招呼，或去參加一件共同的工作。偶然地，甚至在語言充分發展之前，數百人會聚在一起情緒激昂地進行談判，或者敵對的部落會集合起來準備戰鬥。 一個正常人需要同他的夥伴進行一定數量的交往，過少或過多，對他都是極難忍受的。多數人儘管明知道自己十分安全，還是覺得難以在一所空房子裡睡覺，過三天絕對孤單的生活就苦不堪言。在這方面，即使習慣也無濟於事。一個必須受單獨監禁，而且監禁時期逐漸延長的人，當他無間斷地被關了一年之後，可能會發瘋。一個移民，儘管是移民的兒子，而且只懂得移民的生活方式，但除非與家人的日常接觸之外，每星期還同一位鄰人或陌生人聊一次天，就無法活下去；他會從事漫長而危險的旅行，以便每年一次享受亂鬨鬨的集體生活。 但是，另一方面，多數人的神經系統會受不住對新結識朋友的心理調節的經常重複，儘管一定數量的重複是如此地使人精神振作和必要。因此，在現代大城市裡，既能看到人們半有意識地竭力維持他們的祖先在叢林裡流行的那種隱私和交往之間的比例，也能看到完全忽視這方面人性主要因素的提議或試驗層出不窮。政治烏托邦作者們的習慣性唯理智論使他們不理解為什麼人們不能在大大擴充了的家庭生活中獲得快樂和實惠。作者本人在他想像力最豐富、最得意的時候恐怕根本沒有認識到隱私的必要。他的感情正處於膨脹狀態，可以實事求是地回溯到人類始祖尖聲叫喊的集會的感情氣氛；而只要這種狀況延續下去，他就準備把整個世界拉進他的胸懷。他所不了解的是，無論是他，還是任何其他人，都不能使自己永遠處於這個水平。在威廉·莫里斯的《烏有鄉消息》中，家庭生活的習俗擴大到街上，而疲累的學生從大英博物館出來，還一個勁兒地同口渴得要命的清潔工親切談話。記得我讀過一個早期的基督教社會黨人在1850年左右寫的一篇文章。他說他剛乘一輛公共馬車沿牛津街而下，他注意到，當馬車經過一段前不久用碎石鋪砌的路時，所有的乘客都轉過身互相攀談。他說：「將來有一天，整條牛津街都會鋪上碎石，到那時，由於人們能夠聽見彼此的聲音，公共馬車將變成一個充滿樂趣的非正式俱樂部。」現在，幾乎整個倫敦城的街道都已用木頭鋪砌，人們坐在馬車上的椅子裡能相互聽見竊竊私語聲，但是，除非發生嚴重的意外事件，沒有一位乘客願跟他旁座的人說話。 倫敦設立了許多俱樂部，主要不是因為公共客廳和餐廳收費低廉，服務周到，而是因為能使人們在無拘束的社交氣氛下與他人歡聚一堂。在薩克雷的《勢利者面譜》和薩克雷描寫俱樂部吵架的小說里，可以看到這種設計所產生的糾紛。今天，俱樂部之所以獲得成功，恰恰是因為幾乎每個俱樂部都有一條不成文法：任何會員不得同他不相識的人交談。傅立葉、羅伯特·歐文等人的無數次共產主義試驗之所以失敗，主要都是因為缺少隱私。共處使人相互感到厭煩。在亞里士多德從經驗觀點批判柏拉圖的共產主義的《政治學》那些雜亂的篇幅里，突出一個同樣的論點：「過集體生活誠非易事」；共產主義殖民者總是「就一些最瑣碎的事爭執不休」；「我們常常同那些與我們日常接觸的奴隸合不來」。 [9] 1700至1850年的慈善學校是不僅不給財產本能而且不給獨特的隱私本能以活動餘地的實驗的結果，這種學校的一部分災難性的神經和心理影響必須歸因於此。當代的公立寄宿學校的學生通過一些古怪的、往往殘忍的社會習俗獲得了一點點隱私，自從那時以來，藉助「書房」和「宿舍」體系已有較大收穫。不過，經驗似乎表明，在童年時期，家、教室和運動場交替變換的走讀學校，要比寄宿學校更符合正常的人性。 這種對隱私的本能需要是又一個值得進行專門詳盡研究的課題。這種需要在不同人種之間有很大差異，北歐人的隱私慾大大強於南歐人，原因可能是一年很多時候或較少時候必須過戶內生活的人種已經在生理上各自適應了不同的標準。同樣明顯的是，最容易疲勞的乃是我們的情緒性質，而不是談話的心智器官或肌肉器官。輕鬆的交談，哪怕在陌生人之間，交談雙方都不「忘形」，要比動感情的親熱省力得多。一個擔任狄德羅的喜劇《似非而是》的B角並切身感受他的角色的演員因神經過度緊張而垮掉的可能性，要比一個僅僅裝模作樣，並保持自己感情生活的演員大得多。 然而，在民主政治中，隱私是最被忽視、最難也是最必要的。在美國，所有的觀察家一致承認下列現象所產生的危險：政治家被看作人民意願的抽象化身，所有的人對他都有同樣的、不可剝奪的接近權利，每個人都應從他那裡獲得同樣親切和真摯的歡迎。在英國，就議員與其選民之間的關係而言，我們的比較貴族化的傳統多少保持了更加符合人的真實天性的習俗。一個疲憊的英國政治家在盛大的招待會上仍舊可以把他的時間用來在房間遠處的一個角落裡同少數幾位朋友開開玩笑，而不必同數不清的陌生客人頻頻握手，交換熱情洋溢的客套。但是這種隱私的傳統正因為同貴族慣例的關係，大有在英國民主中被廢除之虞。一個年輕的工人政治家必須生活在比美國更拋頭露面的環境裡。說不定，剛剛離開工作檯，神經和身體還沒有適應腦力勞動的艱難要求，就必須白天黑夜每時每刻以同樣的真心誠意接見每一位來訪者，並隨時準備分享或激發他的追隨者的熱情。一二年以後，如果此人的神經系統比較脆弱，這個任務就不可能完成。神經衰弱的徵兆最初被他和他的朋友們看作他的真誠的證據。他開始害牧師病，患者眼睛發亮，神經過敏，成天價向一連串深表同情的聽眾談他自己工作過勞，逐漸發展為真正健康不良，儘管他實際上一天做不了一小時的力氣活。我認識一個處於這種狀態的年輕的鼓動者，他認為除非那位對他欽佩得五體投地的礦工（他就住在這位礦工的小屋裡）在他開始宣傳演說前用小風琴演奏馬賽曲，他就無法演說。這種人常常酗酒。無論如何，他就像那些試圖過同樣生活的倫敦東端貧民區的牧師一樣，容易陷於最可憐而又可笑的神經崩潰。 不過，這種人由於不適宜過沒有隱私的生活，是活不長的。更大的政治危險可能來自那些比較適宜過這種生活的人。誰要是去過美國，曾經在費城一所法院審理一宗政治案件時站在人堆里，或者看到過與坦慕尼協會 [10] 有關的競選的無數張漫畫，就會至少對一種可以活下去的人有所了解。這種人體格強壯，粗下顎，闊嘴巴，能說會道，有過多年在酒吧里混日子的經驗，懂得「好貨賤賣」的方法。但是即使這些人一般也看上去喜歡喝酒，好像不會長壽。 另外還有幾種比較不那麼可怕的沒有隱私生活的政治家：日以繼夜地重複他個人的戲劇性成功，並且像演員般把陣陣發作的厭倦藏在內心的演說家；以一星期參加四次可以吸菸的音樂會為樂事的忙忙碌碌、喋喋不休的組織者。但是，這些人如果被迫退出公共生活六個月，用自己的雙手和頭腦做些事情，或哪怕獨個兒待在家裡動點腦筋，那無論對他們的健康還是工作能力都是大有好處的。 這些事實，就它們代表政治社會裡某些生活條件所產生的神經錯亂而言，又是與一門迄今尚未獲得詳盡研究的特殊心理學——所謂的「群眾心理學」，已故的M．塔德、M．利博等人曾對此有所論述——密切相關的。就人類而言，正如其他許多群居動物和半群居動物一樣，一些較簡單的衝動——尤其是恐懼和發怒等衝動——當它們為許多身體緊靠在一起的人共同有意識地占有時，可能大大地強化，從而引起強烈的神經錯亂。這個事實，和笑的存在一樣，也許本來是神經反應機制的一個意外的和不愉快的結果，它之所以存在，是因為當認識到一個共同的危險（例如森林大火或猛獸襲擊）時，四下逃散是多數人脫險的最好機會，儘管這對於群體中體質差的成員可能是致命的。 我個人對英國政治進行的觀察表明：在一個現代民族國家裡，這種因神經興奮與身體接觸相結合而引起的驚慌沒有什麼重大意義。二十世紀的倫敦和十八世紀的巴黎截然不同，和十四世紀的佛羅倫薩也大不相同，就因為要讓相當多的市民在可能產生特殊「群眾心理」的環境下集合起來，是極其困難的。我曾親眼目睹二十萬人集合在海德公園參加工黨舉行的一次示威活動。散布在各處的講台、新鮮的空氣、空曠的草地，這種環境似乎不宜於產生純粹本能的興奮，而倫敦這樣一次集會的氣氛是溫和淡漠的。在一條狹窄街道里的人群比較可能「失控」，而幾千人在一個大廳里受到刺激，在一個老練的演說家的操縱下，會達到近似真正病態興奮的狀況。但是，當他們步出大廳，進入涼爽的、一望無垠的倫敦，他們的心情頓時就會改變。占領巴士底獄的暴民在曼徹斯特的一條商業街上不會顯得像一支勢不可當的力量。然而，這些事實在不同人種中有很大差別，一個人讀法國社會學家的有關著作時感到誇張可能是由於他們的觀察是在拉丁人種而不是在北歐人種中作出的。 以上我已經談了一個現代國家的國內政治所說明的各種衝動。但是，在整個政治衝動心理學中，最重要的部分也許不是與任何一個國家的公民彼此之間的感情效果有關，而是與那些在國際政治中暴露出來的種族感情有關。世界的未來和平主要取決於我們是否對那些其五官和膚色與我們相同的人有一種本能的喜愛，而對那些與我們不同的人有一種本能的憎恨。這一點有待心理學家就各項證據進行認真研究，很難武斷。但是，我傾向於認為，那些強烈的和顯然簡單的種族憎恨和種族喜愛的情況肯定是存在的，它們並非是一種特殊和普遍的本能的例證，而是幾種獨特的和較弱的本能合在一起，並由習慣和聯想加強的結果。我已經論證過，政治感情的本能是由清楚認識其目標所激發的。因此，至少就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來說，由於認識和他們自己一樣的人的存在要比認識和他們自己不一樣的人的存在來得容易，喜愛和自己一樣的人似乎有一種天然的基礎，但是由於人的認識能力是受教育激發的，因此這種喜愛也可能改變。還有，由於絕大多數人（尤其在童年時期）是生活在和他們自己同一個種族的人當中的，任何明顯不一樣的臉或服裝都會引起對不熟悉東西的恐懼本能。不過，一個孩童對一張形狀古怪或有色的臉的恐懼只要熟悉了就容易消除，但如果是一種特殊的種族憎恨本能所造成的恐懼就不大容易消除。據說，白人兒童或中國兒童對中國人或白人或印度人或黑人保姆和用人從來不久久地表示嫌惡。再有，性愛即使被社會傳統反對，仍在非常不同的人種中自由發生，差別很大的人種從而混合起來。在某些動物（例如馬和駱駝）之間，本能的相互憎恨（有別於恐懼）確實似乎是存在的，但是據我所知，在彼此有近親關係、像人類一樣容易雜交的品種中，卻是絕對不存在的。 英裔印度官員常常說，一個人剛去印度的時候對土著懷有濃厚的興趣，過了幾年以後，卻常常身不由己地屈從於對印度種族的憎恨。他們把這種情況說成是一種特殊的本能。但是我認為，他們關於這種感情的敘述更像我所說對不協調環境的不斷重複的心理和情緒調節所產生的神經厭惡。在一個英國官員抵達印度時的年齡，他的大多數感情習慣已經養成，他照例不作系統努力去加以改變。因此，正如新奇的法國烹調或德國臥床在歐洲大陸旅行剛開始時是一個有趣的變化，一二個月以後會成為無可忍受的負擔一樣，英裔印度人與之正式接觸的那些土著的奴性和虛偽，甚至耐心和聰明，過了一二年也會刺激他的神經。當他的社會習慣已經養成以後，在一個長時期內與同他屬於同一個人種，但是屬於不同社會傳統的人不斷進行密切接觸，也會產生同樣的結果。 不過，聯想在引起種族喜愛和憎恨方面也許是一個比本能更大的因素。例如，一個美國工人從遠東的體型聯想到作為一片可怕的烏雲籠罩著工業世界各行各業的降低標準工資。五十年前，喜歡《笨拙》雜誌的中產階級讀者從同一體型聯想到受盡折磨的傳教士和特使的故事。在日本海戰役以後，他們又從它聯想到我們由於自己所處地理位置而最為欽佩的那種英雄主義；而一望便知是亞洲臉型的托戈海軍上將的畫像在1859年本當激起真正的和顯然是本能的憎惡，在1906年卻產生愛慕之情。 但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已接近政治衝動（有別於衝動本身）的實際目標或想像目標，它們必須留待下一章來討論。 * * * [1] 「本能通常被解釋為如此地行動以產生某些結果，這些結果未曾預見，過去也未受過這樣做的教育。」W.詹姆斯：《心理學原理》第2卷，第383頁。 [2] 《新物質原理提供的思考》，1904年版，第21頁。「就自然科學所能告訴我們的來說，每一種無助於我們搏鬥、吃飯和撫養子女的意念或理智特質都只不過是有助於我們搏鬥、吃飯和撫養子女的意念或理智特質的副產品。」 [3] 一天，我認識的一個極會動腦筋的小女孩在望著她的母親時，突然有一種強烈的感情衝動。她先是照例理智地解釋她的感情：「媽咪，我認為你是天底下最最美麗的媽咪，」然後，想了一會兒，又改口說，「可是，人們說愛情是盲目的。」 [4] 《黛布萊夫人日記》，1905年編，第4卷第184頁。「如果他們膽敢使用蠻力，他們毫不懷疑，只要國王稍加反抗，全國人民就會起來援救他。」 [5] 英王愛德華三世於十四世紀中葉設立的英國騎士勳章。——編者 [6] 多塞特：英格蘭南部一郡，盛產細毛羊及牛、羊油。——譯者 [7] 詹姆斯：《心理學原理》第2卷第547頁：「人生的道德悲劇幾乎完全在於真理和行為之間應有的聯繫斷絕了，某些意念不帶有這種強烈的有效現實感。」 [8] 賦格曲：一種多聲部的樂曲，在五度上模仿並用復調方法發展主題。——譯者 [9] 《政治學》第2卷，第5章。 [10] 坦慕尼協會：美國紐約市民主黨組織。——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