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原理 · 第七章 利潤

一、 各種利潤論 一般方法學的利潤問題。生產率論。節慾論。勞動論。龐巴維克心理說。二、 利潤社會論 。社會剝削是利潤的基礎。決定利潤率高低的客觀因素。利潤和工資。決定利潤高低的因素。貸款利息。企業主的利潤。利潤率是否出現低落。經濟不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利潤。馬克思的利潤論。 一、 各種利潤論 利潤問題比工資問題具有其他重要的特性。支付從事生產過程的工人生活費已不是什麼科學問題。很清楚，工人生活費是生產能否進行的最必要條件。工資問題，主要是在於說明什麼樣的社會條件阻礙工人得到自己全部勞動產品；為什麼工資總是不能獲得工人所生產的一切，相反，利潤問題需要說明的正是利潤存在的事實。為什麼付了勞動報酬後，剩下多餘的價值要轉歸資本家呢？這一點不僅很難解釋清楚，而且，直到現在，還是引起經濟學家們爭論的最大經濟科學問題之一。 事實上，如果把資本和資本家混為一談，那麼，利潤的必要性也可能像工資的必要性一樣地明顯了，因為生產若沒有生產資料，就如沒有勞動參加一樣，是根本無法進行的，但是，上述所表明的，資本和資本家如此混淆是最大的邏輯錯誤，因為生產資料的必要性，證明必須要維持生產資料的消耗及其再生產時的消耗，絕不是證明資本家階級的必要性及其非勞動收入的必要性。相反，從利潤本身的概念得出的結論應當是，利潤不是生產的必要條件。那麼，利潤是什麼呢？它是資本家抵補企業一切開支後，留下由自己支配的多餘部分。可見，利潤不能是企業的一種開支因素，因為，在這種場合，這已不是利潤了。 利潤是一種非勞動收入，它是由人的勞動創造的具有經濟價值的東西 。利潤是屬於生產過程本身以外的東西，是與社會中某種財富分配有聯繫的社會中發生的事實。如果生產資料處於工人所有的條件下，即使勞動生產率很高，生產也不會出現任何利潤。 利潤問題（也和任何非勞動收入一樣）包含三部分的問題：第一，必須闡明利潤本身的由來，要揭示其社會的前提條件及其社會—經濟本質；第二，必須從定額觀點，從法制觀點來評價利潤；第三，必須弄清確定利潤高低的客觀因素。任何完備的利潤學說必須要從這三種不同的角度來闡明利潤問題。 然而，這三種不同的觀點，實際上是緊緊地相互交織在一起，只有從邏輯上說，才能彼此分開。頭兩個問題，從整個現存的社會制度來評價，具有十分特別的意義，在經濟學界引起最大的爭論。 龐巴維克的各種利潤論（生產率、利用、節慾、剝削及其私人貼水論）的著名分類法與論利潤的社會經濟本質問題，有非常緊密的聯繫。 這種分類法是十足的經驗主義，缺乏邏輯統一性，總之，在邏輯方面大有問題。從利潤的社會經濟基礎上來說，我們可以把所有的利潤論大體上分成兩種：第一種把利潤看作是任何社會經濟的自然和必然結果的利潤，認為利潤是一種現象，其根源不在於歷史上形成的社會內部的統治和依賴關係，而在於經濟本身的性質（利潤是經濟的邏輯範疇）；第二種否定利潤與經濟本質的必然聯繫，認為利潤根源於一定歷史結構所固有的統治和依賴關係。 第一種又可分為兩類：一類認為利潤是一種特定的勞動收入；另一類認為利潤不是勞動收入，而是經濟的必要條件。 這樣一來，我們對利潤學說可作下述分類： A. 利潤是經濟的邏輯範疇 。 1. 利潤是勞動收入； 2. 利潤是收入，但不是來源於勞動的收入。 B. 利潤是經濟的歷史範疇 。 A類第一分類的論點確認資本家和工人的收入本質是相同的。 企業主的勞動與普通工人勞動不同。企業主的勞動要求較高的才能，同時又是一種勞心的重要活動。因此，企業主的收入也同工資一樣是由勞動而來的。 這種論點，龐巴維克稱為勞動利潤論 ，從社會政治角度上看，可能具有庇護企業主收入的論證作用；然而用來解釋利潤的社會經濟本質，就顯得很不完備了。如果企業主收入中包含有勞動因素，則在任何情況下，絕不能把這種因素視為勞動收入。一則，上述所談到的只是企業主的利潤，而根本不是談資本的利息，因為資本家要想獲得資本的利息，不需要獨自經營企業。無論如何也不能把資本的利息，看作同工人一樣的收入。然而，這種學說在闡述企業主的利潤問題上缺乏足夠的論據，顯然，企業主利潤的多少，取決於企業主資本的多少，當利潤的高低反映在資本消耗的百分比上，才會出現這種情況。如果是這樣，則不能不承認企業主利潤中的非勞動收入，可是，須知道，能夠擁有一定資本本身並不是勞動。 企業主的利潤到頭來還可能採用與任何勞動因素無關的各種形式。例如，在股份公司，股東分紅就不需要股東積極參加企業管理。股份公司的形式能導致兩種收入（一是靠勞動收入，一是靠占有資本收入）之間的懸殊差別。股份公司企業全體管理人員（經理、管理人員和其他等）都可以領到一定的薪金（通常是很多的），但是，扣除這些人員的薪金以後，剩下的便是股東的股息，而股東得到這筆股息卻不需要耗費任何勞動。也正如放債人一樣不需要花費勞動，也能保證自己的利息。正是這種不以勞動為基礎的收入形成了資本的利潤，而勞動學說為了解釋這種收入，則沒有說出任何道理。 第二種利潤學說（龐巴維克所指出的如：生產率論、使用、節慾和貼水論等均屬這種學說）並不否定利潤不是建立在勞動基礎上。它始終認為利潤是經濟的邏輯範疇，因為利潤是經濟必然條件的必要結果。 可是，從生產率和使用論點上來看，利潤不是別的，正是生產過程中資本創造出來的產品。節慾論和貼水論強調指出，對形成資本來說，必須要延長消費的有效期達到一定期間，並認為這種因素是產生利潤的基礎。 然而，所有這些學說，卻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利潤是在占有資本的基礎上產生的收入。從這些學說的觀點上來看，得到利潤的，只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而絕不是那些不占有生產資料的人。 儘管如此，這些學說還把利潤視為是現代社會的統治和依賴的社會關係以外的現象。 這樣的觀點暴露出來的內部矛盾是很明顯的。所有制關係是現代社會內部結構出現的非常複雜的結果，現代社會受暴力征服而分化為不同的社會階級，這些階級在經濟利益占有上不僅有差別，而且還有矛盾。在這些階級之間，存在著占有財產的階級和不占有財產的階級；而個人單獨地占有，首先要看他是屬於哪個階級。因為財產是按遺產轉讓，所以不同個人之間財產的分配與各個人的個人品質沒有關係，而與個人出生於某個社會階層有關係。 如果利潤是由占有而來的收入，則這種收入就要依賴於社會的統治關係，因為統治關係符合占有關係。要是大量占有本身已表現出經濟和社會力量，則這一派的利潤學說，就只得承認占有是一種反映社會統治和依賴關係的社會現象。 下面我們再來更加詳細地談談這一派的某些論點。 生產率 論的主要觀點如下： 每一種生產因素有著自己特有的生產率。因此，生產資料也具有這樣的生產率，這一點只有在下列場合顯露得特別明顯，當生產採用新式機器，或者，一般說來，採用改進了的生產資料，在這種條件下，生產產品不斷增加，而這種不斷增長的產品，就不能不認為是新生產資料增添的產品。這種改進了生產資料得來的剩餘產品也是資本主義的利潤來源。資本家（改進了生產資料的占有者）如果是以利潤形式得到改進了生產資料的產品，則得到的只是其資本創造的東西，而不是奪取任何人的什麼東西，可見，利潤完全不是剝削工人的成果，而是合法的、並且是生產過程中技術條件產生的一種像工資一樣的社會收入形式。不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社會關係，而是經濟過程本身不可能排除的特性導致了利潤的產生。 生產率論受到龐巴維克的批評。他根據下述觀點來批駁這種理論。無須懷疑，藉助改進了的生產資料所生產的產品數量，比沒有藉助時要多，然而，按龐巴維克的意見，這卻絲毫也沒有說清楚利潤究竟是從哪裡產生的。利潤是該企業收入超過生產開支的某些剩餘，換句話說，是剩餘價值。為了產生這種剩餘，就應當使得到的產品價值超過所消耗的生產資料的價值。由於採用改進了的生產資料所引起的產品的增加，卻絲毫也不能得出增加了的產品數量，就一定比新生產資料的價值高的結論。換句話說，不能得出必然有利潤的結論，因為，產品的增加甚至還有可能引起單位產品價格降低，而在這樣的條件下，增加了的產品數量將不會比沒有採用改進了的生產資料前少量產品的價值高。 總之，龐巴維克說：「利潤問題，就是價值問題」， [59] 而生產率論完全迴避了價值問題，並認為只要從技術觀點而不是從節約觀點出發就有可能解決利潤問題。 這種批判性的分析，在現代經濟學者中取得很大成功，這些經濟學家即使有許多人堅決批駁龐巴維克的利潤私有論和價值論，但認為他對生產率論的批判是無法反駁的。然而，很容易表明，與龐巴維克的論點相反，生產率論能非常令人滿意地說明產品價值為什麼超過生產資料的價值。假定是採用了某種改進了的生產工具，譬如是紡紗機。這樣就會使社會經濟條件發生下列變化。一方面，生產的紗線量增加了，就這一點說，就是成功地採用了機器。我們把這種紗線的剩餘量以符號a表示；而另一方面，為了把機器運用於生產，而機器本身也要在社會經濟過程中進行再生產，機器不僅是一種生產資料，而且也是生產產品。我們把這些新機器用符號b表示。這樣一來，社會產品在社會再生產的新技術條件下的全部增加表現為a（紗線的剩餘量）+b（新勞動工具）。社會產品的增加為a+b，而社會生產消耗的增加為b；由於採用新的生產資料，若社會生產消耗按b增加時，則社會產品就按a+b地增加。然而，經常是多種組成部分的總和，可見，採用新的生產資料而引起的社會產品價值的增加，不能不超過這些生產資料的價值 [60] 。 因此，與龐巴維克的見解相反，生產率論可能指出，採用改進了的生產方式和生產資料後，資本家的利潤從某種來源中支付。顯然，紡紗機加紗線剩餘量（藉助這種機器生產的）按其價值是比這種機器本身大得多的東西，因為紗線的剩餘數量在任何場合都有某種價值。 龐巴維克的錯誤批判是他從單一的經濟觀點來研究利潤問題的結果。在以勞動分工為基礎的現代經濟中，每個單一經濟體的生產產品，一般說來，按這個經濟體所消耗的生產資料的性質，各有不同，因此，費用和工資只有通過價值才能成為可比性，所以，龐巴維克得出結論說，利潤問題是價值問題。然而，如果把全部社會經濟總和起來，則費用和工資不由其性質不同的產品來表現，而只由數量上不同的同樣的產品來表現。社會經濟中的生產資料要經常進行再生產，並成為類似消費品一樣的社會必要的產品部分。採用新的、更有效能的生產資料其後果是這些生產資料本身與某些剩餘的社會產品一起進入再生產，而社會由此可以得到支付資本家的額外利潤的資金。整個這種過程不需要任何價值學說來解釋。 生產率論本身包含有一種正確意思，就是說，為了產生利潤，必須提高生產技術使產品獲得一定的增加。誠然，如果從表面來認識生產過程，則人們可以看出在農業和畜牧業中，只是由於利用了自然的生物作用力，產品才有所增加。可見，農業中這樣的增加是十分明顯，因此毫不奇怪，不僅較早的理論家——重農學派，而且較晚一些經濟學家都企圖以農業中的產品增加來解釋利潤。現在，這種理論沒有擁護者了，其顯而易見的道理是：農業的作用在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早就讓位給工業了，並根據這一點，提出農業生產條件應居首要地位的利潤學說有非常明顯的不足之處。然而，從理論上戰勝重農學派的利潤學說（美國著名的土地國有化宣揚者亨利·喬治的利潤學說也屬於這一種學說）遠遠不是像許多事實所表現的那樣簡單。 海尼施有價值的著作說，正是有了生物體的自然生產力，才有可能在歷史上出現資本的利息。從事畜牧業的牧民，其農作物發展處於極低水平，並世世代代始終不變地使用最簡陋的生產工具，他們非常了解貸款資本的利息。在這些牧民中，根本談不到採用先進的生產工具來增加產品生產。 然而，任何畜牧家都非常地懂得，如果母牛租給鄰居使用，則經過一段時間，鄰居除母牛外，還會繁殖小牛；由此非常自然地出現一種要求，要使暫時得到母牛使用的人在把母牛歸還占有者時，也要歸還自生的牛犢。這種情況，按海尼施的意見，是借款利息發展的根源。海尼施的學說雖遠沒有得到歷史上的證實，然而這種學說近乎情理 [61] 。 重農學派利潤學說的弱點根本不在於產品的增加（這種學說以此作為研究利潤的來源）似乎只局限於農業方面，而不是出現在工業方面。恰恰相反，正是這些看法是重農學派的錯誤，從而他們認為農業和工業之間產品的增加會有很大的差別。重農學派認為產品的增加只發生在生物體增加的場合。實際上，毫不例外的任何生產過程不是別的，而正是在農業和工業這方面，產品的增加不存在任何差別。 例如，生產呢絨時，呢絨數量增加，也正如繁殖大牲畜時，大牲畜有了增加一樣。誠然，呢絨本身的生產需要消耗羊毛和其他生產資料，而呢絨還是羊毛，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羊毛；而羊毛的數量絕不是因為它變成了呢絨而有所增加。然而，要知道母牛在經濟上不是別的什麼，而是乾草、麥秸和其他一些變成母牛食用的生產資料。大牲畜繁殖的可能性，也和其他任何經濟產品生產一樣需要消耗一定的生產資料。總之，由於物質不滅規律，在生產過程不可能發生物質的增加或者消滅，而物質只是形式上的變化，換言之，只發生物質舊形式的消滅和新形式的出現。在各種生產之間，在這方面不存在任何原則上的經濟差別，然而，各種生產所固有的那些主要特徵，看生產過程是否以有機體為目的，還是以無機體為目的。 每一種生產都是一些物質消滅而另一些新物質同時產生。如果我們從整個社會生產全過程來看，就會看出，消滅了的和重新創造出來的產品，就某種意義上說，很少有差別；然而，就其數量來說，差別就大了。每年生產的大約是一些同樣的產品，即生產資料和消費品；而社會消耗恰好也是每年大約所生產的那些，即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工人階級所消耗的）。要想使該社會在經濟上能產生非勞動收入，需要些什麼呢？為此，該社會範圍內所創造的產品數量，應當要超過生產過程本身所消耗的產品數量。這種超出是社會所獲得的產品總量與社會所消耗的產品總量的比較，於是就形成一種剩餘的社會產品 ，如沒有這種剩餘產品，就不可能有非勞動的收入。 總之，利潤和非勞動收入的主要基礎，正是剩餘產品 ，而絕不是剩餘價值 ，因為經濟價值本身存在的可能性，必須先具有這種價值產品的存在。為了吃到兔子，必須先抓到兔子，而為了得到剩餘價值，必須先生產剩餘產品。因此，剩餘產品的存在，是一切非勞動收入形式的必要實物基礎，它的存在也和社會技術條件有關。然而，必須要把社會剩餘產品與非勞動階級所消費的產品概念嚴格地區別開。一般說來，社會剩餘產品超過非勞動階級消費的產品。所謂社會剩餘產品，應當指扣除能維持不縮小社會生產過程所必須的產品後留下的全部社會產品的份額。為了得到剩餘產品：第一，必須要從社會產品中扣除生產過程中所消耗的生產資料；第二，必須扣除工人階級消費品的份額，因為工人階級沒有這種消費份額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工作和維持全家的生活。如果工人的工資限定於最低水平的生活資料，在這樣的情況下，全部剩餘產品就成了不從事經濟勞動者的收入了。這些人中，一部分是從事非常重要的腦力勞動，然而，這樣的勞動不具有經濟的性質；另一部分，得到收入不是由於個人的勞動，而是由於占有財產（不勞動的階級）。然而，因為工資通常超過這種最低限度，這意味著剩餘產品的一定份額歸工人階級支配了 [62] 。 然而，工資中包含的份額儘管是與真實相符的，但是，生產率論絕不會滿意地能解決利潤問題，相反，因為它是利潤論，就定會受到下列觀點的堅決批駁。 首先，這種理論的罪孽是在於把資本和勞動工具混為一談。實際上，原始資本不是勞動工具，而是工人的生活資料。工人是比用其勞動創造生產資料更基本更主要的生產活動者，可見，資本成為工人生活資料較比資本成為生產資料更具有本質意義，每一門學說希望對資本家的收入做出科學的解釋，就要以最基本而且最單純的形式，即以工人占有生活資料為出發點的收入形式來解釋收入。 如果工人失去生活資料，則他們在經濟上便要依賴於占有生活資料的人，而且後者就有可能迫使工人多少得給他讓出一部分生產產品。在這種情況下，不管勞動工具改進的程度如何，都會產生利潤。因此，生產率論首先就漏洞百出，而且它不能解釋許多的利潤現象，其中有些現象還具有最主要的特性。 第二，生產率論直接與許多利潤現象相矛盾。利用完善的勞動工具而產生的利潤要完全取決於勞動工具的生產率，這是很不可靠的。例如，同樣一台織布機在俄國產生的利潤比在英國產生的多得多。不同的國家使用的機器可能是完全相同的，而利潤率可能完全不同。這就證明，利潤根本不會與使用完善了的勞動工具而創造出來的剩餘產品相吻合的。 最後，第三點，生產率論對經濟現象不能正確分類，不能正確地闡明經濟事實，把資本（勞動工具）說成是獨立的生產力。勞動工具不是主要的，而是次要的生產動因。勞動工具是人創造的，而人是唯一的積極生產活動者。從勞動者的觀點上來說，應當把全部產品歸屬於人的勞動，而不能算在生產資料的賬上，生產資料是由人創造和改變出來的簡單生產條件。單從資本家的角度來看，機器和工人都是生產資料，而資本才是獨立的生產力。 可見，資本的生產率論，第一，論據不足；第二，與許多事實相矛盾；第三，是為資產階級的利益塗脂抹粉。這種理論從上述三點全面來看，同樣是站不住腳的，而利潤學說是由這三點理由組成的，所以它不能正確地闡明社會的利潤本質，由於它輕視利潤的社會基礎，並把利潤視為是生產資料的簡單產品，所以它從定額的觀點（否定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對利潤作出不正確的評價；最後，它對決定利潤高低的客觀因素（輕視利潤的高低與工資高低的依賴關係）不能充分地解釋，因此，整個說來，這種理論必須承認是根本不能解決利潤問題的。 在經濟學家流派中，流行一種資本家節慾說 。這種學說出現於英國的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當時在英國經濟學家中享有盛名的是李嘉圖派，該派從勞動價值學說的角度來研究分配現象。按李嘉圖派非常確信的認識來說，商品的價格應當符合生產費用；但是，商品價格，通常要超過用於形成資本家利潤的或多或少的生產費用額。為了克服這些困難，一些經濟學家（馬爾薩斯）便把利潤視為生產費用的組成部分。然而，這是解決經濟難題極不成功的方法，因為生產利潤和生產費用的對抗性十分明顯。理論概念不能順應這樣的解決辦法，於是出現以西尼爾為代表提出新的利潤學說，這種學說對同樣的問題作出的回答，只不過更加機智巧妙，想得周到而已。 西尼爾在生產條件中發現一種不能壓縮勞動消耗，然而能形成像勞動消耗這樣的實際費用的因素。每一個財產占有者可以使財產起兩種作用：或者利用它滿足私人的需要，使它成為私人的消費品；或者把財產當作資本使用，用來謀取利潤。後一種情況下，這樣利用自己財產的人，會作出某種犧牲，就是說，他要節制眼前的消費。因此，生產過程中的實際費用是由兩種因素構成的：其一是由生產中的勞動消耗；其二是由那些積累資本，以延緩自己消費的辦法，使生產成為可能的人的節慾。資本家的利潤不是別的，正是資本家忍受節慾的犧牲而給他帶來的報酬。如果利潤消失，則促進資本積累的因素也就消失；因為，為了要進行生產，就必須要積累資本，可見，資本家的利潤是生產的必要條件。 從這種學說的觀點上看，利潤率的高低取決於積累資本的人因延緩消費而節慾的費用。利潤率越高，則積累資本的酬金就越多，就是說，促進資本積累的作用就越大。利潤率降低，資本積累的效能就會減退。這也就調節了資本利潤率的平均水平。 例如，如果資本積累者因節制眼前的消費所需要的酬金等於5％的資本，則利潤的平均水平也應以5％的水平來規定。因為，如果利潤下降低於這個水平，則資本積累減少，而整個社會資本增長額也相應地減少。然而，社會資本供應相對地減少，不能不引起對勞力需求的減少，因此，工資也會降低，結果就必須引起利潤的提高。如果利潤提得高於資本積累所要求的酬金水平，就會出現相反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增加資本積累效能，就要導致資本供應的增加，導致對勞力需求的增加，而利潤便會降低。這樣一來，利潤的平均水平由促進資本積累有關人員所必須的積累資本的酬金來規定。 節慾論是從三個方面來闡明利潤問題的。至於談到利潤的來源，其社會性質，節慾論則認為利潤的來源是資本積累者的節慾，節慾是不包括勞動消耗的生產消耗的獨立因素。從這一點說，決定利潤率高低的因素，是對促進資本積累的有關人員必要的酬金額。至於談到從社會—政治上來評價利潤，則節慾論認為利潤中這種合理的和公正的社會收入形式也是一種工資；因為資本積累者是通過利潤得到他給予社會的最重要勞務的酬金。 節慾論雖多次地遭到批評，然而，大半遭到的批評沒有觸及所研究論點最本質的東西。例如，對學說的中心論點，說利潤是由積累資本者的節慾創造的，是不值一駁的，因為節慾是一種非常消極的行為，按其本質，無論如何也不能創造出所謂的資本家的利潤。然而，這種節慾，似乎遠不像所說的那樣令人信服。當然，節慾就其本身而言，不能創造任何新的價值。但是，資本積累者的節慾，在很大程度上能間接地影響社會生產的產品數量。這些人把自己的財產無論作任何用途；或將其用於自己的需用，或將其變為資本，都取決於他們的良好意志。在再將財產變為資本時，這種財產便成為社會的生產基金，於是社會產品的數額會相應地增加。這就是說，像節慾這樣的純消極行為，完全有助於社會財富的實際增加。 往下，讓我們看看有著同樣年度周轉金額的兩家資本主義企業，然而，其中一家，資本年周轉一次，另一家，一年周轉兩次。這種情況下，第一家企業開展業務，需要耗費資本家全年資本的本金；而第二家企業需要的資本卻要少耗費一倍。資本家計算自己利潤率不按全部周轉資本，而只按他私人所耗費的資本來計算；然而，對他來說，只有這種耗費才是他必須清算的。如果生產資料（原材料、用具、機器和勞力）一年中所消耗的總額在第一種和第二種情況是相同的話，則從全社會的觀點看，第一家企業和第二家企業支出的總額應當認為是相等的。從個別資本家的角度來看，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資本家生產的支出，不取決於一年中消耗的生產資料和勞力的總額，這從社會角度看是唯一實際的支出；而取決於他從自己的資金所耗費的資本總額。因此，從資本家的角度看，資本周轉一年一次的第一家企業的生產支出，必須比資本周轉一年兩次的第二家企業要高出一倍。 因此，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從資本家利益的觀點上看，生產支出原來與資本的消耗和實現利潤時間之間發生的持續期限有著直接的關係：這種期限越長，則消耗資本家的資金就越多，儘管這不反映在這個期限內生產資料總量消耗的增加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看到，對同一種現象從私有經濟觀點和從公有經濟觀點上評價，有著非常突出的耐人尋味的分歧：因為私有經濟在兩種消耗之間有著極大的差別，但是這兩種消耗，在公有經濟上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差別。 資本主義經濟按其本質來說，必須要計算生產價值，但不是根據某一生產時期內實際消耗的生產資料，而是根據資本家由自己資金中消耗的資本額來計算。因為由自己資金中消耗的資本要比周轉期間的資本多，則經濟活動成果延期獲得，就成為資本主義經濟中生產的額外支出。 然而，節慾論和利潤論一樣，大體說來，也可以認為與生產率論一樣是毫無根據的。因為這種學說認為利潤是資本家的節慾而來的產品，所以力圖把利潤說成是資本家本人創造的。然而，如果同意財產成了資本，或者成了取決於資本家自行支配的消費基金的話，則由此還不能得出結論，說我們有輕視工人參加創造利潤的權利。為了能得到利潤，不僅需要資本家消極的「節慾」，也需要工人積極的工作。節慾論忽視工人的積極工作這種條件，因而對社會利潤的本質作出不正確的論述。從標準觀點上說，用節慾論來證明利潤的正確性，是完全不值一駁的。 拉薩爾說：「資本主義的利潤是節慾的報酬金！念著祝福詞，哼著讚美詩！這是歐洲百萬富翁——獨腳拄拐，面色蒼白，曲背折腰，捧盤求人施捨的印度虔誠信士慣用的動聽言辭，為的是收集節慾的報酬金！而他們之中高居自己虔誠信士之上的，最主要的信士和最大的節慾者要算洛希爾家族了。這就是社會的狀況！」 [63] 從這種觀點上看，工人倒成了不希望節慾消費而願意過著奢侈生活的享樂至上主義者了。 在現代制度下，必須節慾的不是資本家，而是工人。然而，工人無論怎樣節慾，由於必要，絲毫也不能使他們得到利潤，因此，利潤的來源，不是節慾，而是充分占有大量財產，才有可能變成資本。 節慾論對調節利潤率的客觀因素所作的解釋，也是不成功的。 從這種學說的觀點上看，利潤率降低，積累的效能會降低，而利息提高，這種效能也會提高。實際上，利息降低有一種使資本積累的效果不是削弱而是加強的趨勢，而利息提高，反而削弱了這種效能。 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幾乎所有的居民群眾（其中大部分是工人階級）儲蓄一部分收入並使之成為資本。這種儲蓄的目的是增加收入。法國某些小官員長年累月把自己的儲金積蓄起來，以便年老時達到食利者的處境——有可能靠積累資本而生活。利潤率的高低取決於這種資本所必要的數值。例如，如果食利者的生活一年需要5千法郎，而國內平均利潤率等於5％的話，為了保證自己這種收入，必須要儲蓄10萬法郎的資本；如果利潤率只達到4％，則要儲蓄12萬5千法郎，以此類推等等。現在，假定說，利潤率從5％降到4％，節慾論推測，這定會降低積累的效能：如果這個人以前在某個時期內積蓄了10萬法郎，則由於利潤率降低，資本積累消失了這個人自己原先誘惑力，他便將自己大部分的收入用於私人需要，於是，假定說，積蓄不是10萬，而是8萬了。實際上，利潤率降低對資本積累的效能，起著相反的作用：為了保證自己5千法郎的收入，當利潤率為4％時，需要的資本比利潤率為5％時要多，不是10萬，而是12萬5千法郎；於是我們的官員便開始大力儲蓄，以便保證自己達到這種收入。換言之，這種情況與節慾論的推測進行比較，情況完全相反。 說真的，我們看到積累效能最大正是在利潤率最低的國家。例如說，法國資本的利潤率比俄國的少得多。然而，在俄國積累資本的效能要比法國差得多。由此清楚地看到，資本利息高低的任何原因，似乎與資本家對節制非生產性的費用沒有任何一定的比例關係。 資本利息與資本的多少有比例關係，與資本家節慾多少絕沒有關係。如果說，百萬富翁得到的收入多於小資本家10多倍，很顯然，這不是因為百萬富翁比小資本家不得不多節慾許多倍。企圖藉助節慾論為利潤說些辯護理由，應當說是絕對辦不到的。 各種利潤學說中，龐巴維克的學說（貼水論）令人興趣是在於，它是以最單純的形式試圖解釋利潤是一種價值現象。對龐巴維克來說，利潤問題是這樣的：根據一般價值學說，生產資料的價值是由產品的價值決定的。實際上，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看到產品成品的價值超過所消耗的生產資料的總值（當然，這裡也包括勞動力）。產品價值的這種剩餘部分也就構成了資本家的利潤。製成產品在市場法定的價格為什麼要比所消耗的生產資料高呢？ 這種差別實際來源的根據，按龐巴維克的意見，不是別的，正是現在和將來產品價值的差別。理由有三點： 第一，決定著每種經濟體價值的供求比率，現在和將來可能出現很大差別。遭受火災的企業主此時此刻不能不把他需要的經濟體價值看得比他以後恢復遭到不幸後生產出的經濟體的價值高。同樣，歉收後，農民要把糧食的價值，看得比他後來生產出的這種糧食的價值高。年輕人在其開始出仕，尚處在生活資料供應菲薄之際，要把生活資料的價值看得比將來的價值高。在所有這種情況下，現在經濟體的價值要比將來的價值高，其原因是在於這些財貨的供求對比關係，現在處於稍為有利的情況。 第二，對現在經濟體的價值看得較高的一般理由，是我們的一般心理作用要把現在的看得比未來的價值高，部分是由於我們不能很好地認識未來，部分是由於我們意志脆弱只顧眼前而不考慮未來，再加上由於我們意識到在這個未來沒來臨前有可能死去。由於這些原因，所以我們把現在自己正在使用著的財貨價值，看得高於我們只有在將來才能得到的東西。 最後，第三種理由，把現在的價值看得較高是有可能利用現有的時間來實現生產的目的。這樣一來，未來就可得到大量的產品。現在的生產資料，經過一定的時間後會變成倍增的產品。因此，我們衡量現在每種財貨比未來的價值高，根本不取決於現在滿足自己需要的價值比將來滿足需要的要高，因為現在的財貨等於未來成倍增加的財貨。 資本主義的利潤，是資本家通過自己的支出在未來獲得一定等價物的形式而急切支出自己資本的直接產物。在資本主義的消耗和領到工資的時刻之間，必須經過一定的時間，由此就產生資本利息的必然性。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如果比他自己所得到的少，就不剝削工人了，因為工人完全得到了由自己創造的價值，然而，工資要立即付給工人的，而資本家銷售工人創造的產品，只能在經過一定期間以後，才能有利於自己。根據上述所說的，將來的產品價值少於現在同樣產品的價值。因此，資本家對工人不會幹出任何不公正的勾當，以工資形式支付給工人的，僅僅是作為資本家後來收入的未來價值的一部分。 因此，資本的利息不是歷史上的暫時現象。即使在資本主義制度不復存在時，利息卻仍然存在。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現在的產品將要比未來的定價高，因此，在生產過程持續時間長的生產部門的工人，假如在各種社會勞動中得到的報酬相同，那麼所得到的僅僅是自己產品的部分價值，相反，在生產周期較短的生產部門的工人，將會得到自己所創造的產品較多的價值。資本的利息，由比較緩慢的生產產品以較高的定價表現出來。如果現在未付給工人的其未來產品的全部價值認為是對工人的剝削，則從上面所說的清楚看到，即使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這樣的剝削也會存在。 因此，作為龐巴維克學說基礎的命題是：現在的財貨比將來的財貨必須有較高的價值。從龐巴維克為這個命題引用的觀點來看，第一，完全沒有任何原則意義，因為如果供求對比關係也許現在不及未來的好，同樣也有可能出現相反的情況。例如，遇上歉收時，現在的糧食價值要比未來的價值高，然而遇上豐收時，將來的糧食價值要比現在的價值高。當一個人初出仕途，此時此刻要比他將來更貧困，當他官運告終，此時此刻要比他將來更富有。至於談到龐巴維克第三個論據，即現在的價值比較高，則完全是從資本的生產率論販賣來的，因此無須專門進行批判。龐巴維克的全部利潤學說是立足其第二個論據。這種論據是在於指出現在的價值比較高的必然性，一方面，是由於我們認識未來享樂和貧困不足；另一方面，由於我們意識到自己未來可能死去。這些觀點是正確的，因為問題是出在時間的長短上。如果對某種消費品提出立即得到或者20年後得到選擇的話，當然，每個人都願意立即得到消費，並以此證實他對自己現在的消費以較高的評價。然而，這隻對持續時間長來說，是完全正確的，而對持續時間短是完全不對的，因為一般經濟必須與持續時間短發生關係。好的企業家不但想到現在，而且更要想到不久的將來；然而，一個有文化者的特徵與野蠻人的心理比較就是在於能想到未來。如果有文化的企業家的心理狀態正如龐巴維克預見的那樣，則社會需求就不可能均衡地得到滿足，因為收入總是經過一定的時間間隔而獲得的，應該預料到這些收入一旦到手，就會很快地不怎麼節省地耗費，所以不利於滿足未來的需求。實際上，令人看不到什麼類似的情景：因為現代有文化的人絕不會由於收入到手就會馬上把自己的收入揮霍掉，而為了未來，會善於限制自己現在的需求。 龐巴維克的第二個論據不是別的，正是否定經濟原則在現代經濟中的力量。事與願違，由龐巴維克解釋其利潤的現代企業主—資本家絕不會忘記未來，而且很快地會產生一種相反的心理狀態：為了將來擴大自己的財產，寧肯犧牲現在的滿足。說現代資本家不恰當地揮霍，倒不如說他越發表現得吝嗇了 [64] 。 可見，龐巴維克的心理學利潤論，是立足於完全顛倒了的一般資本家的心理狀態。這種理論對解釋某一方面的利潤現象，即高利貸者消費信貸時的利潤具有一定的意義。高利貸者經常要與臨時急需的人、與肆意揮霍不考慮未來的人打交道，也與類似龐巴維克所談到的，但對資本主義制度來說不是典型的那種人打交道。所研究的理論對於把資本主義的利潤作為現代整個經濟體制的主要經濟範疇來認識，反正毫無任何意義。 龐巴維克企圖證實資本的利息在社會主義制度也會存在，說資本主義制度可能對工人有剝削的話，那麼同樣也可以說社會主義統治下也能剝削工人，但他的這種企圖也是失敗了。生產過程持續時間長的產品價值很高，如果這種價值始終不變，則與資本主義的利息毫無共同之處，因為資本主義利息是社會收入的分配形式，是非勞動階級——資本家奪取的社會產品；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將沒有資本家，也就是說，資本家將沒有什麼可侵占的了。在除了工人便沒有別的任何人的國度，在大家都平均地各得到一份的國度里，同樣也就談不上對工人的剝削了。 龐巴維克失敗表現的特點是在於它從一般的價值學說出發來證實解決利潤問題的不可能性。這是毫不奇怪的：因為基於社會平等前提的價值理論不能解釋社會不平等的現象，利潤也應當無可爭辯地屬於這種現象。因此，當最新派代表熊彼特經過他對分配現象詳細分析後得出意外的結論，他說：「就統計來看，利息不是社會收入部分」， [65] 又說：「統計法不能說明利息」，還說：「統計情況下的國民經濟，除工資和利息外，沒有別的社會收入形式」，這時，就不能不看到邊際效益論的主要前提中的非常正確的邏輯論斷。熊彼特認為這種論斷是「具有最大意義的」 [66] 論斷。他贊同這個論斷，是因為他證明了邊際效益論對分配現象領域中的徹底破產思想已深入到各流派優秀代表的行列了。 二、 利潤社會說 利潤不是經濟的邏輯範疇（與維持工人生活的收入相矛盾），而是特殊經濟體制——資本主義制度的特殊現象。生產資料從工人階級之手轉到統治階級手中，以及使統治階級有可能得到不以勞動為基礎的收入這種情況，是利潤的歷史基礎。因此，利潤是現代階級社會中一種反映統治和被統治關係的社會現象。不以勞動為基礎的收入，只能是全部生產資料屬於社會一部分人所有的那種社會的特有的現象。 利潤的神秘性是提問題的方法不正確而產生的直接後果：如果我們從個別資本家的角度來看，我們對資本家的資本價值實際上的增長似乎不容易理解。但從整個社會的立場觀察，就容易解釋利潤了。生產資料占有者，剝奪了直接生產者的生產資料，並握有經濟權力，有可能使他攫取一部分社會產品，作為不勞動的收入。因為這一部分資本，很明顯，資本家是不會列入生產費用，所以生產費用定會少於生產產品。 因此，資本價值的增長，是資本家把自己的利潤不列入耗用的資本費用上的結果。如果資本家換一種方式計算自己的利潤，如果他把自己的生活費用作為資本開支，就不會發生像資本主義經濟中經常出現的價值增長這種現象了。從社會角度來看，資本價值的增長是一些幻想，而在這些幻想的背後，掩蓋了資本家攫取一部分社會收入。 利潤論中對社會分配論的第一個問題——社會經濟的利潤實質問題，就是這樣回答的。由此從正常的觀點來看，就會很自然地產生對利潤的某些評價。利潤也與任何不勞動收入一樣，是非勞動階級剝削勞動階級的結果，作為這樣的結果，必將遭到人們道義上的譴責。 然而，承認利潤是由於工人沒有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而遭受資本家剝削的結果所產生，但還遠沒有從理論上詳細說清利潤問題。這只是加以證實利潤的社會本質，並從正常的觀點對利潤作出了一定的評價：如果利潤是社會的一種剝削行為，則它就不得不受到人們道義的譴責。 既然現代法制反對人剝削人，所以現代法制也就要反對非勞動的收入。 然而，利潤問題，還需要說明調節利潤高低的客觀因素。因為問題涉及資本主義的生產，所以利潤是與工資有相互聯繫的收入。工資先須有利潤，反之亦然。因此，那些規定工資高低的客觀因素，也要規定作為資本家支配的利潤額。如果工資是由社會勞動的生產率和工人與資本家的社會力量的對比關係所決定的話，則利潤按其絕對額來說，也應當由這兩種因素來決定。 資本家的收入——利潤，也正如工資一樣，首先取決於社會勞動生產率 。這種生產率越高，而其他條件相同，則資產階級的收入也就越多。因為，凡是增加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則利潤總是有提高的趨勢。 採用新的、改進了的 勞動工具 ，有提高 利潤的趨勢。這裡面有幾分值得重視的、正是資本生產率論中所提到的道理。李嘉圖否定社會勞動生產率對利潤能產生任何直接影響；按他的看法，利潤的高低 ，只能由工資的高低 來決定，再不會由別的什麼來決定。他認為，利潤的提高只有在工資降低的情況下才有可能。 [67] 因此，李嘉圖的利潤學說（雖然他本人絕不是階級鬥爭思想的擁護者）異乎尋常地突出地提出了工人和資本家在利益上不可消除的對立現象。在這種觀念中要想把某些利害關係協調起來，根本就沒有商榷的餘地。 實際上，利潤的提高，完全不需要非降低工資不可。例如，如果由於採用改進了的勞動工具，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則應當劃分給工人和資本家的社會產品總額增多，而工資和利潤可以同時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利潤提高將不是靠降低工資來達到的，而是靠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才達到的。 同時，利潤和工資不僅是作為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支配的產品總額，也是作為社會產品的份額，按其絕對額可以同時提高。由於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資本家在社會產品中所占的份額 可能增加，而工人階級在社會產品中的份額也能同時增加，這是不足為怪的。 資本家和工人在社會產品中占的份額（而且，也不靠降低任何其他社會階級在社會產品中占的份額）同時提高，對在這方面不繼續步李嘉圖後塵的現代政治經濟學來說，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這種似乎不可能性的出現，只是由於現代科學把全部社會產品只看作是由消費品構成的。現代科學始終還不可能理解作為社會產品成分的不僅有消費品，而且也有生產資料這種簡單的道理。 在社會產品中要嚴格地區分兩部分。一部分是在社會各階級之間分配，並構成這些階級的收入。另一部分是用於恢復生產過程中消耗了的生產資料，並不構成什麼收入，不轉化為誰的消費。只有某些部分社會產品成為社會收入，然而，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可是直到現在還沒有被科學所掌握。不懂得這個道理，也就不懂得社會產品分配的規律。 如果我們懂得整個社會總收入的價值永遠也達不到全社會產品的價值，對我們將會懂得作為社會產品份額的不論是利潤還是工資，都可能同時日益增長。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要引起社會產品總額日益增長。這種剩餘產品相應地增加社會收入總額，因此，全部社會收入由於生產資料份額減少也可能同時增加。 舉具體例子來說，煉鋼採用改進了的生產方式，由於生產一普特鋼的社會勞動消耗減少了，因此，騰出了一定份額的社會勞動用於增加社會收入。把耗去的生產資料單位用於恢復的社會勞動份額越少，則直接用於滿足社會消費的勞動就越多。 增加社會收入這種過程靠減少生產過程中用於消耗的生產資料，可用下列圖表來表示： 這兩個圓形圖要表示在不同的社會生產條件下，耗費同樣社會勞動的產品。圖形白的部分表示社會收入部分，黑的部分表示社會生產資料部分。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要導致社會用於恢復所消耗了的生產資料的減少（如圓圖黑色部分的減少），則社會收入在同樣勞動消耗的產品中的份額就會增加，即圓形白色部分必然擴大。同時，工資和利潤像社會產品的份額一樣可以同時提高 [68] 。 由此得出結論，利潤和工資相比，既可以並行地變化，也可以相反地變化。利潤和工資（作為產品份額）可以有下列各種情形的配合：高工資和低利潤，高工資和高利潤，低工資和高利潤，低工資和低利潤。我們在實際生活中可以看到這些配合情況：例如，在美國有高利潤同時也有高工資，在俄國有高利潤卻是低工資。由於勞動生產率高，所以美國的生產資料的單位勞動價值低，單位產品需要的生產資料最少；因此，資本家和工人在社會產品中占的份額就高，我們還看到俄國另一種情況，在那裡，在勞動生產率低的情況下，用資本強制剝奪勞動的辦法來謀取高額利潤。 現在，我們不難判斷兩種非常對立學說其中包含的真實和虛偽了。一種是生產率學說，它不承認或者輕視高利潤對高工資的依賴關係；一種是李嘉圖的學說，它堅持高利潤特別取決於高工資。這兩種學說包含了一點點真理，但在只承認調節利潤高低的兩種因素之一的作用同時，同樣含有片面性。至於談到生產率學說，認為除了降低工資外，也還有提高利潤的其他來源——這就是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完全正確的。技術進步創造了提高利潤的自然趨勢。 然而，另一方面，利潤的提高除了靠勞動生產率增長，還可以靠減少工資來提高，這一點也是正確的。工資的任何變化，要以社會勞動生產率不變為前提，這就必然要引起利潤的逆變化。正確的利潤學說應當承認兩種因素：純經濟因素 （高度社會勞動生產率）和社會因素 （不同社會階級間的產品分配） [69] 對利潤的影響。 一般來看，資本家得到一定價值額的利潤，就是由這樣的因素決定的。然而，利潤在對資本家預付資本利息中通常表現為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社會的利潤率究竟由什麼來決定的呢？ 利潤率是資本家耗去資本除利潤得出的商。正如上面所說的，社會利潤，按其絕對量，由社會勞動生產率以及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社會力量的對比關係所決定。至於談到按所占百分比表示利潤的資本，則資本家耗去的資本量由資本的周轉速度決定之。資本周轉越迅速，則用於企業設備的資本就越少，而利潤率就越高。因此，社會資本周轉速度是影響社會利潤率的第三種因素；可見，利潤率取決於三種因素：社會勞動生產率 、資本家和工人社會力量的對比關係以及社會資本的周轉速度 。 資本的利潤分成兩種組成部分：借款利息 和企業主的利潤 。借款利息是使用借款資本的付費。如果企業依靠貸款資本進行經營，則資本主義利潤的兩種組成部分便尖銳地對立起來：貸款者得到借款利息，而資本利潤的剩餘部分，扣除借款利息外，便形成企業主的盈利——企業主的利潤。 借款利息額取決於借款資本的供求條件。放款的資本越多，如果其他條件不變，則放款利息就應該越低。 借款資本（除商業的外），是一種古老的資本形式。高利貸乃是產生貨幣經濟禍根之一；當時，國內貨幣資本數量甚少，但由於當時自然經濟解體，大量需要貨幣。這樣一來，對高利貸——肆意索取高利息的放款資本（大半用於消費，或者貸給小生產者）開闢了地盤。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中貸款不是用於消費，主要地是用於生產。一般說來，借款人也像貸款者一樣是資本家。資本利潤是在企業主和貸款者之間進行分配，同時，貸款利息作為資本主義企業總利潤的一部分，降到相當低的水平。 資本主義的發展引起固定 資本依靠周轉 資本來日益發展，所以社會資本的周轉呈現比較緩慢的趨勢。再者，隨著發展的同時，也引起社會勞動生產率迅速的增長。因此，資本主義的發展，本身就包含著既有提高利潤率的趨勢，也有使之下降的趨勢。哪種趨勢較為優越，就其一般形式來說，是無法判斷的。一切都視其資本主義發展的具體情況而定。在任何情況下，馬克思所預計的利潤率一般趨於下降的規律是不存在的。 [70] 事實卻完全否定有這樣的規律。早在十八世紀，英國的借款利息率，按斯密的話說，降到3％,荷蘭甚至降到2％，當時平均利潤，還是按這位作者的話說，因為超過借款利息一倍，所以要用正規的標準來計算 [71] 。可以認為，十九世紀的頭十年，英國的平均利潤是比較可觀的。後來利潤率的變化特徵，根本就沒有經常下降的趨勢。施穆勒認為，「對中歐和西歐大多數國家來說，可以證實，1895—1900年間，企業主的利潤非常高，也就是說，甚至比 1860—1873年，或者比1820—1840年間企業主的利潤高。」 [72] 上述的利潤學說是與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的利潤有關；它是從假設出發，說社會產品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創造的，並在社會三種階級間進行分配（扣除生產資料份額）；這三種階級：工人、資本家和土地占有者是資本主義生產本性所具有的。利潤在這種情況下是資本家從工人創造的產品中的扣除額。然而，如果我們假設（與實際相符合），資本主義生產只包括社會生產部分，假設社會的一部分人形成非資本主義的小生產者而不屬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話，則利潤的產生屬另一種來源。領導資本主義企業的資本家在這種場合有可能獲得利潤，辦法是不僅剝削在自己企業從業的工人，也剝削購買自己產品而不屬於工人階級的消費者。如果資本主義生產包括全部社會生產，則資本家作為一個階級不能從交換中獲取利潤，而只能從生產中獲取；因為在這種情況下購買者的總和與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相互有聯繫的階級總和恰好不謀而合。相反，如果社會的某一部分不是資本主義生產，則資本家可以通過較高價格出賣這一部分產品來獲取利潤，也就是通過剝削購買者的辦法來獲取利潤。 資本主義初期發展的國家，企業通常享有一定程度的壟斷優勢，它們沒有碰到其他資本主義企業的競爭，利用這種機會，可以保持自己產品高水平的價格。因此，他們可以收取的利潤率很高，通常比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國家還要高的水平。然而，這種高水平的利潤完全是在另一種基礎上產生的，不同於在資本主義生產十分發達條件下的利潤。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資本家階級只能從剝削工人中榨取利潤；在不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除此以外，還可以從剝削購買者中榨取利潤。當資本主義生產開始居統治地位時，從購買者中榨取利潤就必然會消失。 這就是利潤率為什麼在不太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中通常要高出於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原因。 例如說，俄國利潤率高，不僅與工資水平低有關，更甚者與俄國的工廠主除剝削本廠工人外還剝削自己的買主有關。他們以過高的價格銷售產品（由於競爭不激烈）時，為了自己的利益，把課稅轉嫁給使用其產品的居民身上。 在年輕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當國內資本主義生產發展時，經常發現利潤率下降的原因是在於利潤這種雙重來源，從而找到一種藉口，似乎利潤率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總有下降的趨勢；實際上，利潤率下降只有在國家過渡到發達的資本主義的時候才有的現象，並且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進一步發展的情況下，利潤率下降可能完全停止，或者利潤率甚至可能出現相反的動態。 馬克思的利潤論 是其價值學說的邏輯結果。馬克思從絕對勞動價值論出發，非常合乎邏輯地得出結論，說資本家的利潤，正如一般不基於勞動的任何收入一樣，是來自於資本家和其他有產階級攫取工人的無償勞動。馬克思把勞動力稱為可變資本 （因為這部分資本的價值在生產過程中可以增殖），而把生產資料稱為不變資本 。馬克思把資本劃分為不變和可變部分，稱之為資本的構成 ：其中不變資本起最大作用的資本，叫做高構成的 資本；可變部分居優勢的資本，叫做低構成 的資本。馬克思利潤學說的實質是在於確信，只有可變資本才是利潤的來源；而不變資本在這方面起著消極的作用，馬克思的學說正是以這樣的論點與所有的利潤學說有著明顯的區別，而其他利潤學說在工資和生產資料之間沒有提出利潤方面的任何差別。 然而，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外表上，看不出利潤構成方面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間有任何差別，這是不應有絲毫懷疑的。在可變資本多多少少起巨大作用的那些企業中的利潤，絕不會高於不變資本占優勢的企業。馬克思對這種事實不提出異議，然而，藉助下列論點力圖使這種事實與自己的學說相一致。馬克思說：「在不同的生產部門，由於不同的資本構成，產生不等量的剩餘價值。因此，不同生產部門的利潤率最初也是極不相同的。然而，這些不同的利潤率，通過競爭而平均化為一般利潤率，而一般利潤率就是所有這些不同利潤率的平均數。」某些資本家「不是得到了本部門生產這些商品時所生產的剩餘價值或利潤，而只是得到了社會總資本在所有生產部門在一定時間內生產的總剩餘價值或總利潤均衡分配時歸於總資本的每個相應部分的剩餘價值或利潤。……就利潤來說，不同的資本家在這裡彼此只是作為一個股份公司的股東，而利潤是按他們入股股金的比例進行分配」 [73] 。 反對這些看法首先要指出，馬克思所假設的拉平最初不同利潤率的過程，由於資本構成的差別（馬克思特意虛構的），一點也不符合實際。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實際上存在差別，對於拉平最初不同利潤率的全過程，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因為在不同生產部門的「最初的」利潤率不取決於資本的構成。可見，商品價格和利潤率的形成所根據的不是絕對勞動價值，而是資本主義的生產費用；其實，從這後一種觀點看，在資本成為工資或成為生產資料的費用之間，沒有任何差別。 毫無疑問，因為問題講的是個別企業，就不能發現資本和利潤率的構成之間有任何聯繫。然而，按馬克思的意見，即使個別資本家的利潤依賴於不變資本也和依賴於可變資本一樣，但整個資產階級的利潤都是由可變資本形成的。馬克思說，剩餘價值規律掌握社會分配方面的主要控制權，也就是社會某些階級間社會收入分配方面的支配權。談到同一階級內部的社會收入的分配問題，則它屬於另外的規律。 如果拿各生產部門的總和來看，馬克思說，商品價格的總額與其勞動價值總額相等；某些企業的利潤與剩餘價值相應數額不吻合，不能使一般剩餘價值規律發生波動；因為「這一切總是這樣解決的：加入某種商品的剩餘價值多多少，加入另一種商品的剩餘價值就少多少，因此，商品生產價格中包含的偏離價值的情況會互相抵消」。 [74] 這樣一來，社會利潤率按馬克思的看法，完全決定於歸資產階級支配的勞動價值。但是，不難說明，馬克思的利潤學說是與其生產價格 學說相矛盾。商品的實際價格，根據《資本論》第3卷中常見到的價格學說看，與勞動價值不相符合，而決定於生產費用。如果生產兩種商品耗費的資本相同而其構成不同的話，則兩種商品的勞動價值將會不同（因為消耗高構成資本時，從業工人數少於消耗低構成資本時的從業工人數，儘管消耗的資本量相同），但是，儘管勞動價值不同，然而這些商品的價格將會相等，因為每種商品的價格是由當作該種商品生產費用額加上平均利潤決定的。馬克思把這種價格叫做生產價格 。商品的實際價格也就是生產價格。 然而，由此得出結論，不僅是每一個別資本家的利潤與勞動剩餘價值不一致，而且全社會利潤也與勞動剩餘價值不一致。 我們以符號A表示整個社會產品的勞動價值，以K表示整個社會資本的勞動價值，以A1 表示社會產品的生產價格；以K1 表示社會資本的生產價格。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單位中表現的社會利潤率為： ，而生產價格中表現的同樣的社會利潤率為： 。按馬克思的意見： 。這個等式也要先有：A∶K=A1 ∶K1 的前提條件。只有後者這個等式成立，第一個等式才能成立。然而，根據生產價格學說，使勞動價值與生產價格相一致，要求消除資本構成中的差別；因為只有在那種情況下，全社會產品的勞動價值，如同全社會產品的生產價格列入社會資本的生產價格一樣，才能列入社會資本的勞動價值，也就是說，生產全社會產品的資本構成與生產社會資本的資本構成沒有任何差別。然而，因為對這樣的相符，沒有任何經濟上的論據，所以沒有理由來使勞動價值表現的社會利潤率與生產價格表現的社會利潤率相符合。 [75] 只有用生產價格計算出來的利潤率才有現實意義。如果用勞動價值計算出來的利潤率，不能符合用生產價格計算出來的利率，則勞動價值的利潤率會變得毫無現實意義。因此，就會證實，由於商品生產價格偏離同一商品的勞動價值，不僅個別資本家的利潤，而且社會利潤率也要偏離剩餘價值與社會資本的勞動價值的比例。 在這種實際情況下，馬克思的利潤學說，既然是指揭示決定利潤率高低的實際因素，就失去任何現實意義。它不論對個別資本家的利潤，還是對全社會利潤都失去效力。可見，馬克思 規定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差別沒有明確的意義，因而在揭示利潤現象時，沒有提供任何知識，所以應堅決地拋棄。 因此，馬克思的利潤學說中的不同組成部分的科學價值遠不是相同的。馬克思的學說，作為社會利潤本質的學說是非常正確的，是馬克思 對經濟科學理論作出的重要功績之一；這種學說作為資本家削剝工人的理論也是可取的；但是，作為決定利潤率高低的因素的理論，作為資本分成不變部分和可變部分的學說，沒有任何科學價值，也定會消亡。馬克思 不成功的原因，是他力圖把利潤視為價值現象，特別視為勞動價值的現象。 參考書目 一般利潤： 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原理》。 馬克思：《資本論》，第1、2、3卷。 拉薩爾：《資本和勞動》。 維塞爾：《自然價值》。 龐巴維克：《資本和利潤》，載《資本利息論的歷史與批判》,Л.福爾別爾特譯，1909年；《資本實證論》，第2版，1900年。 馬歇爾：《經濟學原理》，第4版，1898年。 克拉克：《財富的分配》,1898年。 Π.格奧爾吉耶夫斯基：《政治經濟學》，第4版，1904年。 扎列斯基：《關於資本論》,1898年。 M.杜岡—巴拉諾夫斯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關於商業危機理論與危機史研究》；《健康人的理智與科學真理》（《新時代》1908年）。 L.博爾特克維奇：《社會科學文獻》和《國民經濟學年鑑》中關於馬克思理論的著作。1907年。 И.庫利舍爾：《資本利潤的演變》第1卷，1906年，第2卷，1908年。 I.熊彼特：《國民經濟學理論的性質與主要內容》,1908年。 M.杜岡—巴拉諾夫斯基：《社會分配論》，1914年。 企業家利潤：曼戈爾德：《企業主利潤論》,1855年。 皮爾斯托夫：《企業主利潤中的工資部分》,1875年。 馬塔耶：《企業主利潤》，1884年。 格魯斯：《企業主利潤說》，1884年。 維爾明豪斯：《經營和企業主利潤》,1886年。 齊托維奇：《企業利潤學說概論》,1889年。 * * * [1] 龐巴維克：《資本利息論的歷史和批判》，第2版，第604頁。 [2] 儘管這種論斷是公認的，但是，它還是受到異議。我真難以理解Г.德米特里耶夫及其追隨者Π.Б.司徒盧威卻能找到不同意這種公認的論斷。對司徒盧威的不同看法歸結如下：我在自己的推論中忽視了價格的波動。我在批評中談道：「然而，按邊際效益論的主要含義，產品數量對評價非常重要，而產品數量引起的價格波動無論如何都不是偶然的。」（Π.司徒盧威的《經濟體制》，M. И.杜岡—巴拉諾夫斯基：《俄國思想》出版社，1911年，第1版，第124頁）因此，司徒盧威認為，如果注意產品的增加，則a+b可能顯得少於b。 這種不同的見解是立足於下列的誤解。我是從新技術條件下來研究社會再生產的正常過程的。當生產從舊技術條件向新技術條件轉化，就會引起產品增加。然而，當社會資本以後全部重新周轉時，我不應該通過一次周轉與另一次周轉的比較就認為產品絕不會繼續增加了。我又從年年不變的社會產品數量出發，引用了社會資本以後的一次周轉，並分析了社會的收入和支出因素。在進款項目中有a+b，在開支項目僅僅只有b。不論從任何價值學說出發，從邊際效益論還是從勞動論，我們定要承認在這種情況下的產品單位價值是不變的，因為決定價值的全部條件、勞動消耗和產品數量作為每年分析的例子始終是不變的。 [3] 海尼施：《資本利息的形成》，1907年。 [4] 總的說來，馬克思雖然對其利潤學說是以剩餘價值 概念為依據，而不是以剩餘產品為根據，但是，他的錯誤是在於，他把剩餘產品這種概念，常常以本文中通常所提到的那種意義來運用。總的看來，馬克思在其歷史進程的一般學說中，總是把生產力的發展提到首要地位，所以他也立足於我在本文中所維護的那種生產率論的自然主義觀點。因此，我認為自己的結構比馬克思本人的剩餘價值學說更符合馬克思的歷史哲學精神。 [5] 拉薩爾：《資本和勞動》,1864年，第110頁。 [6] 引起資本周轉非常緩慢的一切經濟部門（例如：種植樹木、培植果園和其他等）得不到應有的發展的動因（龐巴維克指出的）只有在較長的時期才能發生作用。 [7] 熊彼特：《國民經濟學的性質及其主要理論研究》,1898年，第XX頁。 [8] 同上書，第388頁。 [9] 「除非提高計件工資，否則什麼也不能對利潤產生影響」（《李嘉圖文集》，第64頁）。「只不過由於計件工資降低，利潤水平才自然增長。」（同上書，第74頁。）「利潤——這已經重複過無數次了——取決於計件工資。」（同上書，第82頁。）同時，李嘉圖認為，勞動生產率對利潤沒有直接影響。李嘉圖說：「由於勞動分工改進，機械的發明，道路的修築和溝渠的疏浚，或者由於在生產和商品運輸中採用減少勞動的任何方式，而利潤水平卻任何時候都不會增長。這些原因對價格有影響，然而，對利潤卻沒有絲毫影響。另一方面，計件工資任何的減少，都會使利潤增加，然而對商品價格不起任何作用。」（同上書，第75頁。）因此，按李嘉圖的觀點看，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只能影響產品價格，而不能影響利潤；而工資的高低也只能影響利潤，而不能影響產品價格。這是兩種彼此尖銳對立的、實際上影響利潤和價格的方式是完全相同的因素，李嘉圖通過如下方式來解釋：他談到勞動生產率變化時，在其所列舉的具體例子中，指的是生產中某種個別產品勞動生產率的變化，恰恰相反，他初步推測工資的高低變化可能是整個國民經濟的普遍現象，正因為這樣，他才得出自己的學說。例如，假如說，由於勞動生產率提高，即使鋼的勞動生產價值降低，則這會直接引起鋼的價格降低，而冶煉廠廠主的利潤卻變化甚少。相反，工資水平全面提高，必定要導致利潤降低，而不會造成全部產品價格的降低。但是，假如我們反過來推測，勞動生產率提高帶有全面性，而工資水平變化是一種局部現象，則這些因素對利潤和價格的作用將恰好是對立的。儘管勞動生產率全面提高（這裡也包括貨幣金屬的生產），也沒有任何根據來使商品價格全面變化；然而，如果鋼的勞動價值即使減少一半，而金的勞動價值也減少一倍，則鋼的價格仍無變化。勞動生產率全面提高，將對國民經濟產生怎樣的影響呢？社會產品總量日益增加，而生產過程中所消耗的產品數量不會增加；可見，留作補償生產消耗的純產品增加了，利潤也增加了。相反，工資局部地在某一生產部門得到提高，產品的價格會變化，如工資在某一生產部門局部地提高，而產品的價格不上漲，則資本便會從這種生產中抽走，這樣，最後終於要導致價格的提高。總之，不管是勞動力的價格還是生產資料價格的提高，都會對資本家的利潤起著非常相同的作用；因為資本家在這種場合力求提高產品價格，即把他增補的開支轉嫁給消費者。如按市場條件做不到這一點，則資本家只好容忍利潤降低。說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的變化對利潤起著相反的作用是毫無任何根據的。 [10] 對於這一點，可以提出不同意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常引起用機器代替活勞動，因而，也引起生產資料作用的增強。但是，在本文中只談到生產資料在該勞動消耗中的份額，而沒有談到生產資料在該資本消耗中的份額。 [11] 非常引人注意的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認為：除了工資變化外，生產資料勞動價值的變化（換句話說，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對利潤率有直接影響。因此，馬克思與李嘉圖的利潤學說脫離了關係。李嘉圖的利潤論中反映特彆強烈的是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對抗。參考《資本論》第3卷，第1部，第81頁以及後面各頁中，這種令人發生興趣的章節，根本沒有注意到本身招來的批評。 [12] 我曾經不止一次地證實這種規律實際上是沒有的。參考我的德文本：《商業危機的理論與歷史研究》，第206頁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第159頁。我在德文本著作中談到的危機證據較比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中更具有普遍性。 [13] 斯密：《國富論》，第一卷，第235,238和246頁。 [14] 施穆勒：《國民經濟研究綱要》，第2卷，第437頁。其他作者也指出那一點。例如：愛倫堡說：「資本利潤率的降低，在我看來絕沒有可資證明的事實。我根據瓦貢的數據按五年為期，計算出1871—1900年期間德國股份公司的股息，出現相反的現象，也就是說，股息增加了。」（《國民經濟學教科書》，第27卷，第3部分，第259頁。） [15]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177—178頁。 [16]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181頁。 [17] 我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中經過較詳細地研究並稍作變動但很少用共同形式表述的這種觀點，後來在B.И.博爾特克維奇的：《社會科學文獻》和《國民經濟年鑑》中一系列論文都得到了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