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原理 · 第六章 人口論

馬爾薩斯理論。對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批判。現代出生率的下降。馬爾薩斯的貧困論。當代關於馬爾薩斯理論的論戰。 一國的人口數量，在決定該國經濟制度性質和福利水平的許多要素中，是最重要的一個要素。較早期的經濟學家認為，增加人口是國家政策的重要任務之一。十八世紀傑出的國務活動家們，都贊同這個觀點。但是馬爾薩斯和其名著《人口原理》（1798年，初版），卻使這些觀點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馬爾薩斯學說的基礎，是關於人類具有繁殖欲望的論點。然而，這種繁殖受到兩種阻止：預防性的（即防止出生）和毀滅性的（即消滅人）。預防性的阻止，是指有礙於生育子女的各種缺陷和「道德的節制」，也就是使無力贍養家庭的人自願不結婚或禁慾。所謂毀滅性的阻止，馬爾薩斯指的是所有消滅人的行為，如疫病、戰爭，首先是貧困。如果預防性的阻止辦法不起作用，那麼，毀滅性的阻止辦法就要發生作用，這是因為人類生活資料沒有人口增長快，而人口增長是預防性辦法阻止不了的。人口有按幾何級數（如：1，2，4，8，等等）增長的趨勢，因為人類繁殖的本能，不問人口數量如何，其作用的強度是永遠不變的。相反，人類生活資料的增長速度至多也不會快於算術級數（如：1，2，3，4，等等）。因此，人口增長有超過生活資料增長的趨勢，其後果是貧困和多餘人口的死亡，從而恢復人口和生活資料之間的平衡。人民群眾的普遍貧困，主要是由於人口過分增長造成的。當人類還不能用「道德節制」辦法來戰勝生殖本能的時候，實行任何社會改革都不能減少貧困。 為了正確理解馬爾薩斯學說，應當記住，馬爾薩斯絕不是說，人口似乎是按幾何級數增長，而生活資料是按算術級數增長的。馬爾薩斯僅僅是說人口有這種增長的趨勢 ，而不是實在的事實。同時，上述這種趨勢，應當理解為一種如無對立因素阻止則必然發生的行為。（參閱：L. 博爾特克維奇：「人口理論」，「十九世紀德國國民經濟學的發展」，1908年版，第1編，第1—10頁。）根據馬爾薩斯觀點，人口的實際增長應與生活資料的增長相適應，由於生活資料不能十分迅速地增長，人口按幾何級數的增長也就不會實現。至於生活資料按算術級數的增長，馬克薩斯在這裡只不過試圖就生活資料增長緩慢這一點提出數學例證罷了，並不認為這種級數就是實在的事實。但是，正如博爾特克維奇正確指出的那樣，數學例證即算術級數的提法不能說是成功的，因為它在上述場合，已經失去確切的含義。如果我們假設：在上述情況下，開始使用算術級數，那麼我們可以預料到在近期內，生活資料可增加一倍；如果在這個時期以前，開始使用這個級數的話，那麼在該情況下，我們可預料到在同一期間，產品僅能增加一半，等等。 馬爾薩斯學說的實質就是如此，這個學說引起了人們的普遍注意，而且迄今還在激烈爭論著。在這個學說影響下，社會統治集團對人口增長所持的態度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從前，認為人口增長是國家強大昌盛的源泉，並視為金科玉律，而在十九世紀卻流傳截然相反的信條，認為人口增長是人民大眾貧困的主要根源，主張國家政策不應當獎勵、而應當竭力抑制繁殖的本能。 下面再來談談對馬爾薩斯學說的評價，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這個學說包括邏輯上迥然不同的兩個問題，即：人口增長問題和貧困問題。馬爾薩斯用條理分明、邏輯嚴謹的學說回答了兩個不同的問題：人口增長是由什麼調節的和人民大眾的貧困是由什麼決定的。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遭到來自純生物學方面、主要是斯賓塞的嚴厲批判。斯賓塞斷言，與馬爾薩斯關於生殖本能作用不變的見解相反，在生殖能力與有機體個體發展水平之間，存在著無法消除的矛盾。有機體在生物進化階梯上位置越低，機體越小，機體各部分差異越小，機體越不活躍、不活動，則機體所具有的繁殖能力就越強。用分裂繁殖的最簡單機體，卻能以驚人的龐大數字增殖。例如，纖毛蟲在幾天之內就能繁殖出數千億之多。高級機體的生殖能力就比較差。生物越高級、越複雜，則要求機體消耗的精力就越多，從而用於純生殖功能的精力就越少。 這個規律對人也是適用的。過著較緊張的精神生活的人，比起生活水平低級的人來，生殖能力要差些。因此，可以預期，人類智力越高，性本能和繁殖能力就越低。不管採取何種人為的措施，最終都會達到平衡的狀態。 斯賓塞的一些見解是值得認真注意的。他指出，生物發展的自然進程能夠使人的生殖能力減弱。但是，他的這些見解無論如何不能說是得到了科學的證明，只不過是或多或少帶有或然性的假說罷了。這些見解，不論我們怎樣對待它們，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就是它們只有對多少是遙遠的將來的人類才有意義，而對現在或過去的則毫無意義。迄今人類仍然是有足以使地球容納不下的生殖能力。如果說現在還沒有出現這種情況，那僅僅是因為某些毀滅性或預防性的因素在起作用。 歷史經驗表明，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代人口增長的進程是各不相同的。在十九世紀以前，歐洲人口增長得異常緩慢。亞當·斯密認為，英國人口增加一倍，需要五百年的時間。到了十九世紀，人口增長的進程大大加快了。及至十九世紀末，在一些最文明的國家裡，人口增長又出現了新現象，即出生率不斷下降。但是，死亡率也同時在下降，但並不那麼嚴重。出生率下降絕不是由於結婚率下降所致，因為當時結婚率還有上升的趨勢。 出生率下降的過程最早出現於法國，已有數十年之久。在1816—1820五年期間，平均出生率是32‰；在1861—1865五年期間下降為26. 7‰，而在1901—1905五年期間又下降到21.3‰。在同一時期，法國的結婚率，不僅沒有下降，反而上升。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率下降，可以說是法國的一大特點。但是，後來的事實卻把它推翻了。現將西歐三個主要國家的出生率列表如下： 單位：10000人 1890 1900 1910 德國 357 356 298 英國 302 287 251 法國 218 214 197 在澳洲殖民地——工人階級文化水平特別高的地方，出生率也急劇下降了。至於說美洲，在美國的一些州里，出生率已經低於法國。總之，出生率下降是帶有世界意義的現象，它標誌著人類已進入一個新的聚居時代。 結婚率上升和死亡率下降，說明了居民福利在增長。因此，現代出生率下降，無論如何不能說是由於馬爾薩斯提出的抑制人口增長的一個首要因素即貧困造成的。相反，現代歷史經驗表明，恰恰是在更為富裕的文明民族中，首先是在這些民族中最為富足的階層中，才出現出生率下降的現象。 可見，不僅居民的貧困能導致人口增長率下降，而且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富裕也能導致人口增長率下降。這並不是由於人類生殖能力減弱，而是由於現代文化人害怕家口多、花費大所致。性慾的滿足並不比過去減少，只是由於採取各種避孕的預防性措施，不生孩子了。 這些預防性的辦法根本不是馬爾薩斯所說的和所提倡的「道德的節制」。所謂「道德的節制」，馬爾薩斯指的是節制性慾，而絕不是用不正常的方法來滿足性慾。 因此，現代出生率下降是由於採取了馬爾薩斯未曾提到過的新的預防性辦法造成的。實行這種辦法同現行社會經濟制度的特點，有著直接的聯繫，因為資本主義經濟使個人之間的生存競爭加劇，同時也使福利水平有所提高，從而迫使人們擔心自己的社會生活水平會下降。資產階級文化使人們害怕有一個大家庭。 與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有著直接聯繫的是他的貧困論。在馬爾薩斯看來，貧困不能用社會改革來消滅，因為貧困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人口過分迅速的增長。現代發生的事實，不僅不能證實這個論點，而且與這個論點完全牴觸。十九世紀，世界人口是大大地增加了。十九世紀初，世界人口還不到10億，而目前已經超過17億。這個龐大的增長數字，大多來自歐洲和歐洲籍民族。人口儘管增長得這麼多，但是普遍認為，社會財富在同一時期增長得更多。十九世紀的歷史經驗表明，懼怕人口過分增長，純屬虛構，而且上個世紀人類生活資料不僅不比人口增長慢，反而按相當快的級數增長了。因而廣大群眾貧困的原因，不能用人口增長的條件來解釋。人口增長的結果，社會財富源泉迅速增多，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從而使目前新出生的千百萬人，獲取生活資料的條件要比人口較少的祖先好得多。 ———————————————— 經濟學家在馬爾薩斯學說的科學意義問題上存在的分歧，絲毫也沒有縮小，依然很大，例如，不久前，奧本海默《馬爾薩斯的人口規律和新國民經濟學》（1900年）一書就在法國刊物上引起了爭論。奧本海默是馬爾薩斯的激烈的反對者，他說，人口增長不僅沒有快於生活資料增長的趨勢，而且相反，生活資料增長倒有快於人口增長的趨勢；還說，人口增加能使社會財富增長得更快，貧困的原因也不能歸結到人口的過分增長。奧本海默遭到很多人的反對，其中有Ю. 沃爾夫和迪策爾。 在關於馬爾薩斯觀點的論戰中，經常把兩個根本不同的學說即人口論和貧困論混為一談，這就嚴重地妨礙了對馬爾薩斯作出正確的評價。奧本海默反對馬爾薩斯，是反對他的幾乎是絕無僅有的貧困論。奧本海默的基本論題如果不採取一般的形式表述，還得說是正確的。在上一世紀，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人口的增長無疑落後於生活資料的增長，但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將來也永遠這樣持續下去，而且也不能說人口增長了，社會財富也可望得到更快的增長。不過，應當無條件地贊同奧本海默另一個觀點：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貧困，並不是人口過剩的結果。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根據現代的資料是駁不倒它的，只能作某些補充而已。看來馬爾薩斯沒有預見到，不僅貧困，而且富裕也能阻止人口的增長。這種新的辦法即避孕的預防性措施，應當納入馬爾薩斯十分重視的預防性阻止辦法的範疇。 參考書目 馬爾薩斯：《人口論》，比比科夫譯。 車爾尼雪夫斯基：《關於〈政治經濟學原理〉的注釋》。 Д. C. 穆勒和斯賓塞：《生物學基礎》，B. A. 格爾德譯，1899年。 奧本海默：《馬爾薩斯的人口規律和新國民經濟學》，1900年。 迪策爾：《馬爾薩斯人口理論之爭》，1905年。 博爾特克維奇：《人口理論》。 布倫坦諾：《馬爾薩斯理論和近幾十年的人口運動》，1909年。 卡爾·考茨基：《自然界和社會中的繁殖與發展》，H. 梁贊諾夫主編，1910年。 尤利烏斯·沃爾夫：《出生下降》，1912年；《人口論與馬爾薩斯主義》，1914年，載於《新經濟思想》雜誌，第2期，М. И. 杜岡-巴拉諾夫斯基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