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原理 · 第五章 外部自然界與經濟

經濟對外部自然界條件的依存關係。原始部落民。人類相對地擺脫自然統治，是文化進步的標誌。社會生活對外界自然條件依存關係的性質，隨著人類歷史的發展而變化。 人類的經濟活動，就是人類與外部自然界的相互作用。因此，外部自然界的條件不能不對經濟產生極其強大的影響。例如，經濟對氣候的依存關係尤為明顯。人們只能群居生活在那些氣候條件適於植物生長並能為人類提供重要食物的地區。而植物的生長，主要取決於氣候條件，取決於年平均氣溫（一年四季的氣溫分布）和降雨量。 在兩極地區，由於氣候條件惡劣，人類幾乎無法生活，僅有為數不多的捕魚部落在這些地區的冰雪中尋覓食物。同樣，過分乾燥的氣候，如撒哈拉等沙漠地帶，不利於植物生長，人們也無法生存下去。 一個地區的地質和土壤的特點，也對經濟有著直接的影響。土壤條件適宜與否，可使當地植物產品增收或減收，而地區的地質特點（如高度不一、形狀各異的山地，或者是地勢起伏、坡度不同的平地）同樣也直接決定經濟勞動方向和勞動生產率。 其次，從上述觀點來看，地區的地理位置，河流的分布，離海的遠近，海岸線的曲折，沿岸適於航海的條件（適宜的海灣、深度，等等），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地區內有用的礦藏豐富與否，也是能否取得經濟成效的一個很重要的要素。所有這些依存關係都是人所共知的，無須詳述。 自然已給人類活動劃定了外部界限，全部社會活動就應在這些界限內進行。可見，全部社會生活（其中也包括經濟生活），都由存在於社會生活之外的外部自然界條件的力量來決定和支配。離海很遠的人不可能從事海上貿易；採礦廠不可能建立在沒有礦產的地方；各種栽培植物，都有其賴以生存的自然區域，等等，等等。人民的文化水平越低，人們的經濟制度同外部自然界條件的聯繫就越密切，越明顯。 眾所周知，遊牧部落有著獨特的和穩固的社會經濟形式。但是，遊牧生活方式與外部自然界條件具有最密切的聯繫。遊牧生活只有在遼闊的荒無人煙的草原上才有可能。 森林部落，也是社會經濟類型同自然生存條件保持密切聯繫的一個例子。森林給予一些部族的生活制度以深刻的影響；如巴西棲居森林的印第安人、中非的森林部族、北美和北亞的狩獵氏族，等等。 [84] 總之，原始部族的生活，完全決定於他們賴以生存的外部自然界的特點。 [85] 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早已指出外界自然條件和民族的社會制度之間的聯繫，但是，這種聯繫並不具有像人們有時所想的那種直通的、直接的性質。 例如，博克爾認為，用西班牙國內頻發的地震能夠解釋西班牙人為什麼迷信，用古希臘美麗的自然景色能夠解釋古希臘人宗教為什麼帶有擬人的特點，等等。基於類似這些表面的從未得到證實的近似現象，在歷史科學中甚至出現了一個特殊的流派，保羅·巴爾特在其《作為社會學的歷史哲學》一書中，把它叫做人類地理學學派。這個學派極端代表人物是法國歷史學家莫佐利，他在《歷史學問題》（Les Problèmes de l'histoire ）一書中，試圖用外部自然界對人的直接影響來解釋社會制度的一切特點。但是，所有這些類似的嘗試，從希臘歷史學家起，繼而孟德斯鳩和赫德爾，直到這個學派的最新代表人物，都沒有獲得很大的成功，而且對歷史科學的發展也沒有多大的促進。 問題在於，儘管外部自然界對社會制度無疑會產生巨大的影響，但是這個影響不是直接地、而主要是通過經濟間接地產生的。經濟與外部自然界的依存關係最為密切，而社會生活的一切表現又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經濟的影響，所以，外部自然界就通過經濟（但不以它為轉移）來決定社會生活的方式。 隨著文明的發展，人類愈益控制自然界。在文明的初期，社會經濟制度完全決定於外部自然界的條件。但是，社會越文明，不能直接歸結為外部自然界的要素（包括人類的技能和智慧、人類積累的知識、人類製造的生產資料、來自人類歷史生活條件的社會形態）的作用就越大。 因此，人們早就公正地指出：自然賜予的財富太多了，反而不利於文明的發展，因為不經過任何努力就獲得生存所必需的一切，人類就不能在與自然的鬥爭中鍛煉自己的意志和頭腦，也就不能擺脫文化貧乏的蒙昧狀態。由於這種原因，溫帶地區文明發展了，而自然財富無限多的熱帶地區，由於人們能夠輕易地滿足自己的需要，卻仍然處於歷史運動之外。 可見，人類歷史的發展，在於逐步擺脫自然的控制。外界自然的條件和社會生活方式之間的密切聯繫，早在歷史發展的初期就有了。但是，如果說經濟的進步是人類擴大對外部自然界的統治，那麼，社會發展就得說成是人類相對擺脫外部自然界的控制。在歷史前進的過程中，一切社會生活現象，包括經濟在內，都在變化。在同樣的自然基礎之上，相互間毫無共同之處的各種各樣的經濟形態，都在新舊交替。例如，擁有大城市、工廠、銀行，瘋狂追逐利潤的現代美洲的資本主義經濟，同幾百年前移居北美平原的印第安遊牧部落的狩獵經濟，兩者之間有什麼共同之處呢!在這一地域內，自然界為社會生活廣泛地提供了可能提供的東西，至於什麼東西塞滿這一地域，這在發展的初期階段，只能直接取決於外界的自然條件。 經濟形式逐漸擺脫外部自然界的統治，突出地表現在交通發展史上。在歷史的初期，交通幾乎都決定於外部自然界的特殊條件。海岸、河流、山口和山谷成了最早的天然的交通道路，而且在交通樞紐點還出現了城市。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於經濟的發展，造出了新的人工的交通道路，尤其是在興修鐵路的時期，益發置原始交通道路於不顧了。開鑿穿山隧道，挖掘運河，修建了一條條嶄新的道路，方便了交通往來。例如，蘇伊士運河為海上貿易提供了新的航道。不妨把羅馬帝國的交通地圖拿來跟現代的交通地圖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儘管某些交通樞紐位置沒有改變，但是交通總線路已經改變了。 由此可見，社會在逐漸擺脫外部自然界的原始的統治。當然，它對外部自然界的依存關係從不會中斷。自然始終限制著為人類可能提供的範圍，但是這個範圍逐漸在擴大。連接社會與外部自然界的鏈條，始終不會斷裂，只是變長了，而且，社會發展越來越取決於自己本身的、內在的、社會的、精神的力量，而不取決於外在的、與社會無關的、物質的力量，在這個意義上，社會發展更加自由了。社會對外部自然界的依存關係始終不會中斷，但是，隨著文化的發展，將變得更加多種多樣，更加間接，更加疏遠了，並且由於各種社會要素的影響而變得更加複雜了。 參考書目 居約：「自然地理學」，載《人類歷史論文集》，1888年。 佩施爾：《地理學和民族學論文集》，1877年。 拉采爾：《人類地理學》，2卷，1882年，1891年；《政治地理學》，1897年。 J. E. 雷克呂：《地球和人類的新的普通地理學》，1875—1894年，19卷（有俄譯本）。 * * * [1] 「森林使這些部落分化為氏族，不能建立強有力的政治組織，給交通造成困難，阻礙了農業和畜牧業的產生。這種對外部自然界的直接依存關係，是促使我們一再把矮小黑種人的生活方式拿來跟森林動物作比較的原因。」（F. 拉采爾：《人類地理學》，第1卷，第478—479頁。） [2] 「由於人們在頗大的程度上，要從他周圍的動植物界獲取為蓋房、做衣服、製作家用器具、武器等所需要的材料，所以，從地形條件來看，各部族同外部自然界的聯繫也極其密切。這關係到能否栽竹子、養殖貝類、種植水稻、繁殖牛羊等等」。（F. 拉采爾：《人類地理學》，第1卷，第50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