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原理 · 第二章 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

一、 科學描述的一般性質 。克服現象的外延多樣性和內含多樣性。分類。應用科學和理論科學。二、 社會科學領域中的描述 。社會科學領域中實際利益的區分。人人應遵行的倫理學觀點。三、 經濟概念體系的建立 。四、 經濟現象的解釋 。科學地解釋現象意味著什麼。在經濟科學領域中的歸納法和演繹法。經濟演繹法的前提。經濟的三段論法。檢驗的必要性。經濟理論的結論比自然科學的結論價值較小的原因。五、 政治經濟學的分科 。經濟科學中的自然科學觀點和歷史觀點。 一、 科學描述的一般性質 對現象世界及其各種形式的科學認識，不外乎有兩個方面：描述 現象和解釋 現象。 描述是科學認識的第一步。描述的實質，就是把被認為對認識目的有重要意義的研究現象的全部實際特徵在科學認識中固定下來。解釋現象是認識的第二步，因為在開始解釋這些現象之前，就應當把這些現象及其重要特徵在認識中固定下來，這也正是描述的目的。要想解釋什麼，就得先知道解釋什麼。 對於通常非批判性的思維來說，現象的描述則是輕而易舉的：只要把所研究的現象及其具體的複雜性儘量充分地在我們的意識中再現出來，並把我們從這些現象中得到的印象用語言表達出來，力求做到充分描述現象就可以了。從這個觀點來看，現象的科學描述，似乎可以說，就是對外部客觀世界的模擬。這種模擬把極其複雜的客觀世界再現得愈準確，科學的描述就愈完善。當我們在意識中把極其複雜、極其多樣的世界的全部豐富經驗固定下來的時候，科學描述的理想也就實現了。 但是，如果科學描述真是這樣力求認識自然界的話，那麼，顯而易見，這種科學描述永遠也達不到自己的目的。因為自然界是無限多樣的，而且有兩方面的含義：第一，自然界作為一個整體，在無限的空間和時間中是無限多樣的；第二，自然界在每一個個別的表現中，也是無限多樣的。 李凱爾特把第一種叫做外延 的多樣性，把第二種叫做內含 的多樣性。 [18] 外延的多樣性，是用不著證明的，而內含的多樣性則不太明顯，它具有第一種多樣性所具有的那種無限多樣的性質。空間和時間不僅在面積和長度上是無限的，而且可以被無限地分成最小的部分。物質的每一部分都含有完整的無限多樣的屬性，因而，物質的每一個最小的部分之間都有著無限多樣的差別。微觀世界，也像宏觀世界一樣，不會被我們具體而充分地描述出來。可見，如果說科學描述是力求模擬外部世界的話，那麼，它不僅對整個自然界（由於自然界有外延的多樣性）無力做到這一點，而且對每一個別的具體現象（由於具體現象具有內含的多樣性）也無力做到這一點。這也就是說，我們力求把自然界在我們的意識中如實地反映出來，藉以認識自然界，這種願望本身就含有內在的不可能性。 我們的認識究竟怎樣才能克服這種困難，即自然界的無限多樣性呢?辦法就是要從無窮盡的多樣性中，選出為數不多的特徵，捨棄其他不可勝數的大量的特徵，以形成現象的一般概念、等級或類型，這些現象，不僅僅包括為數不多的被實際觀察的一類現象，而且也包括其他無數的、潛在的、雖不屬於被觀察的現象，但仍屬於同一類型的現象。 捨棄被研究現象的無限多樣的特徵，注重為數不多的更為重要的特徵，我們就可以克服現象的內含的多樣性。在這些特徵的基礎上，闡明現象的一般類型，我們就可以克服現象的外延的多樣性。 於是，由於簡化了認識世界的任務，我們就有可能解決這個任務。由於放棄了無法做到的對自然界具體的無限多樣性的認識，並採取了上述方法，我們就能獲得當然是極為有限的，但卻是堅實可靠的、足以達到我們目的的認識。 總之，任何現象的研究都始於現象的描述，而現象的描述，絕不是試圖做那種沒有內在可能性的事，即試圖把現象的無數特徵在我們的意識中全都固定下來。只有某些我們認為是重要 的特徵，才能被我們認識而固定下來，其餘的特徵則全都捨棄了。 現象的科學描述，可分為兩個密切相關的過程：一、闡明被描述的現象具有哪些我們認為是重要的特徵和屬性；二、根據現象所具有的某一屬性，把所描述的現象歸入普遍的和個別的類和屬的某一邏輯體系。第二個過程就是所謂現象的分類 ，科學描述也就到此結束。藉助於分類，就有可能把潛在的無限多的被研究現象看做是一個整體，而每一個具體的現象在這個整體中都有它應有的位置，因為每一個個別現象在這個體系中都不過是普遍規則的特殊情況而已。 但是，不應當認為，描述的第一步（闡明某一現象的特徵）可以不依賴第二步現象的分類而自行完成。誠然，如果某一類現象已經分好類，那麼，把新的尚未研究的現象歸入某一類，並確定它在總的體系中所占的位置，就是繼第一步確定該現象特徵之後的第二步了。因此，植物學家首先要確定新的未知的植物的特徵，然後根據這些特徵再確定它在植物體系中的位置，並加以分類。但是，科學描述這兩個步驟的劃分，要求有一個現成的分類體系。如果沒有這樣一個體系，描述的第一步就不能不以分類為前提。因為描述的第一步要確定哪些特徵值得描述，哪些特徵不重要而應予捨棄，但是，把特徵分為重要的或不重要的做法，就已經是分類的行為了。因此，任何描述，甚至是最粗糙、最簡單不過的描述，都只能是分類。描述的每一步都離不開分類，分類僅僅在邏輯上可能與確定被描述現象的特徵區分開。 [19] 於是，一切科學描述的最重要的和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就是如何解決用什麼觀點描述某一現象，確定它哪些特徵是重要的 和哪些特徵是不重要的 問題。我們的描述不管多麼客觀（描述應當儘可能做到客觀，也就是說它應當儘可能準確地把現象本身而絕不是把被描述的主體再現出來），它的第一步仍然不能不由我們的認識的目的來決定。 [20] 因為現象本身並沒有什麼太重要和不太重要之分，現象中的一切都是同等重要的，也就是說，現象中的一切都是同等必要的，都同樣是世界序列不可消除的結果。然而，只是對我們來說，由於我們的認識能力有限，而不得不把我們的認識局限於無限豐富的現實世界的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之中，因此，才產生了區分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必要性。可是，在決定我們科學認識全部現實內容的這種區分中，我們應當依據的又是什麼呢? 當然，首先應當依據我們認識的目的。但是，這些目的可以有兩類。在一些情況下，我們的興趣僅僅來自我們認識的需要，具有純理論的性質；在另一些情況下，我們的認識活動則是為了達到實際性質的目的，是我們意志的奴僕。據此，科學又可分為理論科學和應用科學。 至於談到理論認識，它對重要和不重要的區分，沒有一條非常明確的標準，因為嚴格說來，理論認識應當把客觀存在的一切都看做是同等重要的。但是，由於不可能把外部世界的多樣性全都認識得了，所以理論認識僅限於研究重要的東西，研究那些能為科學概括、為揭示自然界普遍規律提供更多資料的被研究現象的特徵和屬性。這是因為，對自然界現象進行科學認識的最高目的，就是為了從這些現象中求出自然界的普遍規律。所以，根據重要和不重要的區分標準來選擇從著眼於某些特徵所得出的豐富的科學結論，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不妨再說一遍，在純理論認識的條件下，這個標準是非常靠不住的，而且是相對的。 [21] 至於說來自某些實際利益的科學認識，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在這種情況下，正是由這些利益決定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不重要的。實際利益在這種情況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這些指的不是該利益對我們關於外部世界判斷的邏輯結構產生什麼影響，而是它為我們的理論認識提出了方向、目的和任務。 例如，生物學提不出任何根據來斷定研究某一類有機體比研究另一類有機體好。相反，醫學卻有非常明確的標準來解決哪種知識重要、哪種知識不重要的難題。例如，細菌學之所以被醫學認為是極其重要的知識部門，是因為細菌是人體最重要的病源之一。正因為如此，生物學的這一分科，較之其他研究生物進化階梯高得多的有機體的生物學分科，在現代得到了更大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細菌學是從非常特殊的觀點即從細菌在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環境中所引起的變化這個觀點出發來研究細菌的。這個觀點，也在一定的程度上確定了細菌的分類，如，細菌學分為結核桿菌細菌學、霍亂細菌學，等等。任何有機體都能引起周圍環境的變化，但是，從上述觀點來看，除了引起疾病和發酵過程的有機體外，其他有機體就不予研究了。很顯然，這些有機體引起的變化，從實際利益的觀點來看是沒有什麼意義的。由此可見，實際利益，就細菌而言，不僅決定研究對象本身，而且也決定研究現象的觀點，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現象的分類。 與人類實際利益密切相關的科學，其理論研究都是從實際利益出發的。 例如，醫學就是以人體正常狀況和發病狀況的概念為出發點的，不僅用這一觀點來研究人體中發生的過程，而且研究外界條件對人體活動的影響。農藝學、畜牧學及其他應用生物科學，都是以人類經濟等的實際利益為出發點的。 一定的實際利益為這些科學提供一條線索，用以指導其研究現象的分類，而這種分類與純理論科學的現象的分類毫無共同之處。 例如，昆蟲學是理論科學，它將昆蟲分為蝴蝶科、甲蟲科、直翅目、膜翅目和雙翅目科，等等。它並不關心昆蟲是否可以分為對人類經濟是有害的、無害的和有益的，等等，而應用昆蟲學作為農業應用科學的這一分科，則是以這後一分類為出發點的。 在後一種情況下，實際利益就是對所研究的現象進行描述和分類的依據。這一點絲毫無損於分類的客觀性，因為不同的特徵，可以作為分類的基礎。同一種現象，可以根據研究者的觀點成為各種不同分類的對象。 對同一種礦物，晶體學家從幾何圖形的觀點、化學家從化學成分的觀點、物理學家從物理特性的觀點、地質學家從地殼起源的觀點、經濟學家則從其對人類經濟有用屬性的觀點來進行分類，等等。所有這些分類儘管它們相互排斥，但都同樣是合理的。根本的問題在於觀點，在於能促成某種分類的利益如何。 [22] 科學分為理論科學和應用科學，至為重要，它始於亞里士多德。根據他的分類，倫理學、政治學、詩學、修辭學均屬於應用科學，而邏輯學、形上學、物理學、數學和心理學則屬於理論科學。亞里士多德時代的最大特點，是應用科學中沒有應用自然科學。理論科學和應用科學據以劃分的基礎，則是認識的目的不同。認識可以僅僅滿足於描述和解釋現象，這就是理論認識。或者認識還可以再增加第三項任務，即在預期的方向上影響被認識的現象，這就具有實際認識的性質。在純理論認識的條件下，我們則認為現象是我們的意志所無法改變的；但是，如果我們把現象看做是我們的意志能夠而且必須改變的話，那麼我們的認識就帶有實際的性質。其次，因為在生活中實際利益高於理論利益，所以實際利益也可以為理論認識指明目的。理性為意志服務，而不是意志為理性服務。 當然，絕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應用科學可以不必考慮事物的客觀關係。只有在正確了解客觀因素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利用自然力的相互關係來為一定的實際利益服務。因此，實際認識之注重客觀真理，毫不亞於理論認識。兩者之間的差別僅在於：對應用科學來說，認識客觀真理是用以達到實際目的的手段；對理論科學來說，揭示客觀真理則是它的最終目的。 應用自然科學也是一種實際的認識，是以客觀事實為依據的嚴謹的科學，較之理論自然科學毫不遜色。至於談到最完善的科學——數學，純理論和實際技能兩個因素密切地結合在一起，從而形成了一個整體，只不過在邏輯上互相有所區分罷了。至於邏輯學，情況也是如此。 社會科學，就其實質來說，不僅包括理論的因素，而且也包括實用的因素。人的意志是社會現象的一個要素，因而人們在研究現象時，不可能不注重實際利益。這些實際利益，首先影響到如何選擇研究對象，如何著重抓住被研究現象的某一方面。當然，實際利益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不應有礙於認識要達到客觀的準確性。 [23] 二、 社會科學領域中的描述 儘管一切分類都具有某種隨意性，但無論依據理論利益或實際利益進行分類，在自然科學領域內都不會造成很大的困難。特別是在依據實際利益進行分類的情況下，由於所有研究者都把實際利益分析得非常清楚，所以不會引起任何的爭議和誤解。 所有的醫生都會贊同醫學的實際目的是為了儘量減少人體的疾病，而農藝家和工程師都贊同他們的科學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力來為人類的經濟目的服務，等等。 正因為外部自然界與人相對立，所以什麼是目的，什麼是最高的實際利益，也都不會產生絲毫的疑問。 可是在社會科學領域內，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社會科學與人類極端重要的實際利益有關，而這些利益不僅不是沒有爭議和一視同仁的，而且恰恰相反，在現存的社會制度下，對各個社會集團來說，還必然是互相對立的。例如，政治經濟學根據認識論的原理，把自由發展的交換經濟作為它的研究對象。但是，這種經濟正如經濟科學所指出的那樣，必然導致各種社會集團的利益發生衝突。那麼，政治經濟學究竟應根據什麼樣的實際利益的觀點來研究它的對象呢?是根據整個社會即整體利益的觀點嗎?但是，這種利益大多是不存在的，因為現代社會分成了利益相互對立的集團。那麼，是根據其中某一集團的觀點嗎?如果是的，那又是什麼樣的觀點呢?如果每一個社會集團都聲稱根據自己的利益來建立科學的話，那麼，科學的統一性會不會全都消失了呢?在這種情況下，在現代社會中會不會有多少種利益，就有多少門科學呢? 所有這些都是在自然科學（無論理論科學或應用科學）領域根本不會發生的極為重要的認識論問題。這是因為，只有在社會生活領域內，科學才不與外部自然界和作為有機體或經濟主體的普通人發生關係，而是與在利益上互相對立的社會集團發生關係。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利益的對立，不僅對社會科學的應用部分，而且對社會科學的理論部分都是起作用的。社會科學的應用部分和理論部分是密不可分的，這好像治療學（醫學的應用部分）在邏輯上與研究藥物學對人體影響的科學即藥理學（醫學的理論部分）相互制約，不僅僅是藥理學決定治療學，而且反過來治療學也決定藥理學，因為治療學是醫學以至藥理學的最終目的。治療學為藥理學指明研究任務。藥理學儘管具有理論的性質，但仍然是以治療學的實際利益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 經濟科學也是如此，它所捍衛的實際利益，決定著理論研究的任務，也就是說，或多或少地決定著經濟科學所描述的現象的分類。例如，經濟學家如果堅持資本家即工人的僱主利益的觀點，那就要把工資歸入支出的範疇，因為實際上，工資是資本家的資本支出；反之，如果從工人利益的觀點來看，工資則是收入。經濟學家究竟應當把工資歸入哪一個範疇好呢?是歸入社會收入呢，還是歸人支出?這些問題都取決於經濟學家所要維護的實際利益，因此，經濟學家可以有同等的權利對工資進行分類，既可歸入收入，又可歸入支出。 持勞動階級觀點的經濟學家，必須把與持非勞動階級觀點的經濟學家根本不同的現象特徵提到首位。例如，勞動消耗這一事實本身，對工人來說，就具有獨立的和頭等重要的意義，而完全不問它的其他經濟後果如何。勞動消耗的增加，對工人來說，意味著工人經濟地位的惡化，因為工人的勞動消耗就是工人體力的消耗。與此相反，僱主則根本不能直接體驗到工人勞動消耗的程度，因為不是僱主，而是別人即被他僱傭的工人從事勞動。對僱主來說，勞動消耗就是他用以支付僱傭工人的財產的支出。因此，如果只增加勞動消耗而不同時增加用於支付工人工資的支出，那麼，僱主全然不會體會到勞動的額外負擔。所以持勞動者觀點的政治經濟學，不能不認為把勞動消耗當做完全獨立的經濟範疇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的。相反，從工人的僱主觀點看待經濟過程的政治經濟學，則認為勞動消耗不是獨立的經濟範疇，而是僱主財產支出的形式之一。從這個觀點來看，人的勞動消耗同馬乾活或機器做功的消耗，沒有什麼兩樣。 看來，必須承認，不可能有統一的經濟學，也就是說，必須承認，在現代社會中有多少種經濟利益，就必須有多少種理論體系。同樣，也不可能有一般的政治經濟學，只能有持工人階級的、土地占有者階級的、資本家階級的、農民階級的利益觀點的政治經濟學，等等。 但是，這後一個結論未免過於匆忙。當然，各個不同社會階級的利益，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只要堅持上述任何一種社會利益的觀點，就不得不把各自不同的理論研究任務提到首位。但是，仍然有可能超出這些不同的利益，找到一種觀點，藉以得出實際的科學結論並使之適用於所有社會集團，而不問其個別的利益如何。 在實際生活領域內，確實存在著取消個別利益的差別並勇於提出普遍適用的要求這樣一種觀點。這就是倫理學觀點。如果我們承認在道德方面有好、壞之分，那我們也就承認了存在這樣一種不以某種個別利益為轉移的觀點。 每一個社會階級都有它自己的、與其他階級格格不入的特殊的經濟利益。但是，道德意識與本階級利益的意識，其含義遠不是一回事。道德上的褒或貶，其實質恰恰在於：判斷某種意識行為是好還是壞，只能由行為本身決定，而不問這種行為對行為者有利還是不利。因此，不論我們如何看待道德的起源，上述的道德實質，卻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事實。 我們堅持倫理學的觀點，就有可能超越於對立的利益之上，找到對所有具有正常道德意識的人都普遍適用的實際利益。現代倫理意識的中心思想，就是康德提出的最高價值思想，以及由此而來的結論：人的個性。 [24] 一切人的個性，都是最高的目的本身，因而所有的人都是神聖的人類個性的體現者，人人都是平等的。這也決定著最高的實際利益，基於這種實際利益的觀點，能夠建立起統一的政治經濟學，因為利益不是工人的、不是資本家的或地主的，而是一般人的，並且不問它屬於哪一個階級。 基於這個觀點，我們認為工資不是支出，而是社會收入，因為工人是人，也就是說，不是資本家手中的生產工具，而是目的本身。我們說工資是獨立的、基本的經濟範疇，這仍然是因為工人是人，凡是涉及人的個性利益的一切，也都涉及政治經濟學賴以產生的那種最高利益。與此相反，我們堅決反對說什麼資本家把工人看做是簡單生產工具的觀點是正當的。總的來說，我們承認勞動者的觀點是唯一合理和可以接受的，這並不是因為我們離開了普遍適用的倫理學的基礎而轉到某一個別利益的基礎上來了，而是因為勞動者的利益完全符合最高的倫理學觀念，符合人的個性的最高價值。非勞動者的收入，是建立在別人為他勞動的基礎上的，因而，非勞動者的個別利益，違背了宣稱任何人都不應當是別人占有的工具的倫理學原則。相反，勞動者並不把任何人變成用以達到自己目的的手段，也就是說，勞動者的行為是符合於人的個性的等價原則的。 倫理學觀點這個政治經濟學應用體系的出發點，是無法駁倒的，其原因在於，如果我們的行為不受倫理學的動機支配，那就只能受個人利己主義的動機支配。但是，個人利益不能成為要求別人也必須遵行的理論體系的出發點，因為一個人的利益不能是另一個人的利益。只有道德意識，才能抵制人的利己主義利益，其他，就不算什麼。如果我維護另外一個人的利益，那我就是站在倫理學的立場上了，因為別人的個人利益不是我的個人利益。例如，階級團結，也是一種倫理學觀念，因為階級集團的利益與其個別代表的利益並不一致。 我們呼籲階級團結，無疑是站在倫理學的觀點上的。但是，階級團結，並不是最高的道德準則，至多不過是一個派生的、從屬的道德準則，因而，這個準則本身也必須用最高的道德準則加以解釋和論證。如果說階級鬥爭學說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站在倫理學的立場上，這顯然是一種誤解。唯有倫理學動機才促使他們捍衛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何況他們本人還都不是無產階級出身的。唯物史觀的創始人不僅是以倫理學動機為出發點，而且他們不自覺地也用倫理學觀點論證了他們的社會理想。他們在號召進行階級鬥爭時，毫不含糊地承認，從最高的理想來看，階級鬥爭是壞事。如果說從最高理想來看階級鬥爭是好事，那為什麼還需要社會主義呢?要知道，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於資本主義制度，最基本的一點就是階級、階級利己主義和階級鬥爭消亡了。也就是說，不論馬克思主義對倫理學如何漠不關心，但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存在著一種比階級團結和階級利己主義更高的東西，那就是階級團結和階級利己主義隨著階級的消亡而完全消亡。階級團結必將為人類團結所取代，或者說為倫理學所承認的每一個人的個性的等價觀點和自為觀點所取代。 三、 經濟概念體系的建立 經濟現象的描述隨一般經濟概念體系的形成而告結束。普通口語中含有大量的經濟概念，對這一點，科學不能不加以考慮。試圖完全拋開口語來創造科學的經濟術語，是不適宜的，也是行不通的。 這之所以不適宜，正如維塞爾所說 [25] ，是因為在詞的一般用法中包含著極其多樣的經濟認識，如果忽視這些認識，是很不划算的。社會的經濟過程，是人類有理性的、有意識的活動複雜化的過程，所以，每一個人都要具有關於許許多多社會經濟關係的知識，如不具備這方面的知識，經濟活動就不能取得成就。口語是多少代人在經濟認識領域內所積累下來的極有價值的經濟經驗，所以經濟學家非常重視解釋和確切規定屬於經濟概念領域的一般口語的含義，這做得完全對。因此，不應當排斥普通語言的經濟概念，而應當盡力利用這座豐富的、對每個人都開放的經濟知識的寶庫來為科學的目的服務。此外，科學的經濟術語之所以不能不靠口語，也是因為經濟科學與社會生活的聯繫非常密切，以致只有專門家才懂得的新術語都無法把它們隔離開來。經濟學家同廣大公眾打交道，力求影響人民群眾，因此應當儘可能用大家都明白的語言講話。所以，凡是明顯脫離一般詞彙用法的術語，理所當然都得不到大多數經濟學家的讚許，更不要說公眾了。 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經濟科學應當原封不動地從口語中借用一般的概念。誠然，在許多情況下，經濟科學可以利用這些一般的概念，不過只有經過加工之後才行。口語術語的通病，就在於它的內涵含混不清。針對這種情況，科學的任務是：一、消除口語術語中可能存在的內在矛盾；二、 規定這些概念的確切界限和確切定義；三、確定這些概念的邏輯關係。 科學對口語的概念進行這種重新加工時，有時會擴大或縮小這些概念，有時會形成新的概念。 例如，資本，在詞的一般用法中，主要是指帶來非勞動收入的貨幣總額，可是科學卻大大擴展了資本這一概念，認為資本是一個歷史的經濟範疇，是人類勞動所創造的一切，是構成資本所有者非勞動收入來源的經濟物品的總量。在另外一些場合，經濟科學又縮小了一些通常的概念，例如，經濟學家並不是把任何一種工人聯盟都叫做工人聯盟，而僅僅把旨在維護出賣勞動力的工人的利益的那種聯盟叫做工人聯盟；不是把任何的公社土地所有制，而僅僅是那種土地歸公社成員勞動使用的土地所有制才可以叫做公社土地所有制；等等，等等。有時，科學又不得不形成一些與一般經濟思想格格不入的新的概念，如地租的概念，李嘉圖給它下的定義是「使用原始的和用之不竭的土地性能」的酬金。一般的租金概念與地租的概念並不吻合，因為租金不只是包括使用用之不竭的土地性能而付出的酬金。這種新的經濟概念，就是馬克思所創造的剩餘價值（Mehrwert）的概念，即用於抵消得到補償的資本的價值後剩餘的一部分價值。 建立一般經濟概念的體系，絕不是無關緊要的。一些傑出的方法論者，如馮特，甚至把它看做是整個經濟科學的最高目的，而否定經濟學家所力圖要闡明經濟現象因果規律的做法。 [26] 但是，不管建立邏輯嚴謹的一般概念體系有多麼重要，而政治經濟學卻有某種更高的要求。不能不贊同施穆勒的見解：「好的定義，可以比做鋒利的刀刃，隨時都要磨快，要用新的材料打制新的刀刃。但是，當沒有什麼東西可砍、沒有什麼東西可劈的時候，還要不斷地去重新鍛造舊刀刃，打制新刀刃，同樣，當一些詞在科學上得不到充分運用的時候，還要給它們下定義，都是徒勞無益之舉。」 [27] 四、 經濟現象的解釋 建立一般概念體系，僅僅是對經濟現象進行科學研究的第一階段即描述 現象的合乎邏輯的結果。但是，理論認識，只有當它能夠解釋 所描述的、已被分類的和從屬於一般概念的現象時，才能達到它的最終目的。那麼，對現象進行科學解釋 的實質又是什麼呢?解釋現象，可以看做是各種不同的邏輯過程。但是，從嚴格的意義上說，現代科學認為，解釋現象不過是把現象歸結為普遍的和不變的自然規律的方法。因此，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不同，就在於政治經濟學對它所研究的一系列現象多少有效地從普遍的因果聯繫上作出了解釋。 如上所述，政治經濟學主要是研究自由交換經濟的自發的規律性。這種規律性是通過交換樞紐聯繫起來的各個單個經濟相互作用的結果；在這種相互作用的基礎上，產生因果的依存關係。政治經濟學的任務，就是確定這些依存關係的一般公式。 正因為從上述意義上來解釋 現象，所以，這裡不論是什麼倫理學因素還是主觀因素，都根本不可能羼雜進去。經濟學家在確定因果依存關係時，不能從自己的社會同情心出發，否則，他所得到的將不是什麼科學，而是偽造的科學，以假充真。要確定上述經濟現象領域內的依存關係，也必須採用其他知識領域內所採用的兩種研究方法：歸納法（從特殊到一般，對事實進行分析）和演繹法（用一般理論來解釋特殊情況）。但是，歸納法在社會生活領域內的研究之所以不能有自然科學領域內那樣的重要意義，是因為社會現象的研究者不能運用歸納法的強大武器即實驗。正如穆勒所說的那樣，由於種種原因，單靠觀察，大多不足以闡明被觀察現象的原因。特別是經濟現象，很顯然，它們的原因幾乎任何時候都不是單靠歸納法就能揭示出來的。由於這些現象極其複雜，不斷變化，所以每一個被研究要素的行為，都被並存的其他許多要素的行為掩蓋著，因而歸納法也就無力把一個要素的行為和另一個要素的行為區分開來。 例如，所有經濟學家都認為，生產產品所需要的勞動量影響產品的價格。但是，用歸納法來闡明勞動消耗與價格之間的依存關係，卻是根本不可能的，這是因為影響價格的，除勞動之外，還有其他許多因素。我們經常觀察到：勞動消耗少的物品，在市場上的賣價反而高於勞動價值大的物品（例如，對前一種物品的需求量大，付給生產這種物品的工人工資較高，等等）。因此，勞動消耗與價格之間的依存關係，無論如何也不能用歸納法揭示出來。 實際上，政治經濟學在揭示它所研究的一系列現象的依存關係時，主要採用與之相反的方法即演繹法。經濟學家要了解其衝突制約著國民經濟現象的各種自然力，因為國民經濟現象的基礎，是人們的相互作用，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們僅憑某種動機而進行的活動的結果。人的心理本性不屬於經濟學家的研究對象，因為經濟學家部分憑藉了對人的心理本性的直接認識（每個人通過獨自觀察都可以辦到），部分利用了研究人類心理生活的專門學科即心理學的資料，來假定人的心理本性是已知的。人們從事活動的社會環境即社會統治機構、社會生活的政治形式以及現行的法律，同樣也不屬於經濟學家的研究範圍（它們是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而且經濟學家也假定它們是已知的。此外，物質環境（外部自然界）歸自然科學研究，而它的結論，經濟學家則可加以利用。可見，經濟學家的任務就是要弄清楚：在許多力相互作用，而且每種力的作用規律均為已知的條件下，哪一種力是合力。這種相互作用極其複雜，因而這項任務是很困難的，但是，只要能把它加以簡化，還是可以解決的。 這種簡化，就是要經濟學家放棄想要研究所有在實際經驗中所觀察到的錯綜複雜的國民經濟現象這一毫無希望的嘗試。為此，經濟學家應給自己提出較為單純的任務。他應設想出在簡化了的社會環境中活動的簡化了的人。這就為政治經濟學創造了基本前提，使經濟學家可以據此作出自己的結論。 所有經濟體系的中心問題，是關於支配人類行為的動機的觀念。經濟學家完全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假設：一個普通的人力求更多地增加自己的財富，這裡指的不僅是他個人，而且還包括他的家庭〔用羅馬法的語言來說，就是作為「善良的家長」（bonus pater familias）行事〕。人的經濟動機，被認為是與建立在私有制和繼承權基礎之上、在現代社會中盛行的民法相符合的。對這一點，還可以補充一個假設：人的活動完全符合於經濟原則，而且是建立在對事物的全部情況有充分認識的基礎之上的。 由此可見，經濟學家所研究的，不是處於歷史社會環境條件之外的抽象經濟人的行為，而是處於現存的自由交換經濟條件下即在現行民法範圍內的經濟人的行為。 通常認為，「利己主義」的前提，人的經濟活動受極端利己主義動機支配的觀點，是經濟生活的基本前提。這一看法遭到Л. И. 彼得拉日茨基強有力的、令人信服的批判。如果人們在自己的經濟活動中只考慮自己，並按照「身後之事與我何干」（aprés nous le déluge）的原則行事，那麼，就不可能積累社會財富，結果就會造成飢餓和貧困。當然，經濟學家在自己的理論體系中，不會以這種浪費行為的假定為出發點，因而也不會以利己主義的前提為出發點。 [28] 假定人只在某些動機的影響下，按照經濟原則，並在充分認識事物的全部情況的條件下進行活動的，這時，經濟學家無疑也就把現實簡化了。但是，經濟理論不把任務簡化是不行的。理論演繹法只有離開嚴格確定的前提才行，也就是說，凡是嚴謹的科學都非得把現實簡化不可。 政治經濟學在這方面具有一切嚴謹科學所具有的共同弱點。物理學和化學被公認為精確研究自然現象的典範。但是，這些學科是研究具體現象呢，還是研究一定類型的、簡化了的抽象現象?毫無疑問，是後者。氣體定律，例如，波義耳—馬略特定律並不完全適用於任何一種實際的氣體，只不過是表述了實際現象或多或少可能接近於那些理想的、假設的狀態而已。同樣，化學是研究元素的，但是在自然界裡並不存在純氧、純氫和純金等一類絕對的純元素，一切理想的氣體都是某些元素的混合物或化合物。抽象，使複雜情況成為抽象概念，是一切嚴謹科學的方法，而這些科學的結論在抽象地應用於所設想的現象時，是完全正確的，但，在應用於自然界的現實事實時，則僅僅是近似正確的。 [29] 經濟理論家為得出自己的結論，不得不求助於三段論法，其中，上述前提起著大前提的作用，而被研究的特殊情況，則起著小前提的作用。結論是通過一般演繹法取得的。 經濟學家為了解決各種各樣的國民經濟問題，不得不建立一長串的這種三段論法。這種演繹推理的主要困難，就是確定有待解釋的特殊情況和一般前提之間的聯繫。一般前提可視為已知，結論也就不會有困難。但是，小前提的確定，卻是上述全部邏輯過程的要害所在，因為只有藉助於小前提，經濟科學的一般原則才能得到特殊的運用，某些經濟現象之間的一定的因果依存關係才能確定下來。 這裡往往犯了經濟學說史上大量出現的錯誤。例如，下述的三段論法，似乎是好幾代經濟學家都無法反駁的。大前提 ：凡是不影響用於支付工資的國家資本總額以及全國工人總數的因素，都不會影響全國的平均工資。小前提 ：工人聯盟不影響用於支付工資的國家資本總額以及全國工人總數。結論 ：工人聯盟不影響全國的平均工資。 在上述三段論法中，大前提是毋庸置疑的，這當然是因為商數（平均工資）在被除數（用於支付工資的國家資本或除數（全國家工人總數））不變的條件下，不可能發生變化。從這些前提中也必然會得出上述的結論。但是，小前提是錯誤的。儘管工人聯盟不創造新的財富，但是它們能夠對企業主施加壓力來增大以工資形式轉給工人的那部分社會財富的比重。因此，工人聯盟能夠影響用於支付工資的國家資本的總額，也就是說， 能夠影響全國的平均工資。如果小前提違背真理，結論就違背真理，從而三段論法也將是不正確的。 不論經濟學家在形式上怎樣正確地建立三段論法，但是由於前提錯誤，從中得出的結論就不可能正確。這就是為什麼不能同意凱爾恩斯所認為的通過實驗來檢驗經濟理論的結論是沒有意義的觀點的原因所在。 [30] 當然，唯有發現三段論法本身有錯誤，才能證明這些結論是錯誤的。抽象理論的結論本身，是不能靠指出它不符合以經驗為根據的實際就被駁倒的，因為這種不符合情況可能受經濟學家估計不到的要素的影響所制約。因此，蹩腳的經濟學家所用的一般方法不是從邏輯上反駁某一理論，而是簡單引用事實來反駁它，這只能證明這些經濟學家理論思想的貧乏。但是，雖說只有發現某一經濟理論在邏輯結構上有錯誤才能證明它是不正確的，然而，理論與實際不相符合的事實本身，無論如何不能認為它對於科學是無關緊要的。假如經濟學家堅持這種觀點，那麼，他們的理論即使是正確的，也會由於完全脫離生活而失去實際意義。所以，抽象的經濟理論的結論，始終應當受到事實的檢驗。如果理論與事實不相符合的程度，大於根據理論的抽象性質所能預想的程度，那麼，應當指出：究竟哪些要素使具體的結果偏離了理論上預想的結果。經濟學家只要沒有弄清楚實際不符合理論假想的原因，就不能說他的任務已告結束。為此，還要通過實驗來檢驗理論。 總之，經濟理論同其他嚴謹的科學一樣，在確定因果依存關係時，總是與某種抽象有關。但是，經濟理論的結論，就其科學價值和應起的作用來說，當然與自然科學的結論是不能相提並論的。經濟科學結論的普遍適用性比較小，其主要根據如下： 第一，自然界的機械力始終發生作用，假如它由於另外某種力作用於相反方向上而表現不出來的話，那也不能因此抹殺前一種機械力的現實性質。例如，儘管石頭因有支撐物而沒有落到地上，其重力作用沒有表露出來，但是重力仍然發生作用，石頭仍然對支撐物有壓力。與此相反，在社會生活領域內，經濟學家所假設的那種力，卻可以完全不發生作用。例如，人們可以把自己的經濟活動服從於經濟學家不予考慮的動機的影響，並且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理論的結論在實際中得不到任何應用。因而，自然科學的結論，具有無條件的現實性，而經濟理論的結論卻具有假設的性質：當經濟學家所依據的那些假設真正得以實現的時候，經濟理論就會具有現實的意義。 第二，反作用力按著自然科學所研究的力的結果發生作用時，也與前一種力一樣，始終屬於機械力的範疇。例如，子彈一飛離槍口，從不會沿著力學研究子彈飛行力和地球引力相互作用而得出來的有規則的曲線運動。空氣阻力、風和其他很多原因使子彈飛行偏離這個理想的曲線。但是，所有這些造成偏離的力，也都服從於力學規律。相反，造成實際的經濟要素偏離理論上得出的經濟要素的力，卻根本不屬於經濟學家研究的範疇。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家已達到自己知識的界限，應當承認自己無能為力。 [31] 在經濟科學史上，長期進行著哪一種方法（是具有抽象性質的演繹法，還是從具體事實出發的歸納法）應成為科學基礎的爭論。在政治經濟學方面，所謂歷史學派的代表主張放棄抽象理論，代之以經驗論，並以此來改造科學。但是，新派別的追隨者們對經濟理論並沒有進行任何改革。關於演繹法和歸納法優點的爭論，起初非常激烈，後來漸趨沉寂，現在已失去興趣了。門格爾主張兩種方法在各自的領域內具有同等的意義，這個觀點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公認，正如歷史學派公認領袖施穆勒在新著教程中至少是政治經濟學方法論一章所說的那樣。問題是政治經濟學包括若干分科，彼此在方法論上有著深刻的區別。 五、 政治經濟學的分科 政治經濟學首先分為理論 經濟學和應用 經濟學。理論政治經濟學又分為抽象的 和具體的 。抽象的 政治經濟學闡述國民經濟的一般的和因果的依存關係，不能不主要地使用上述的演繹法。相反，具體的 政治經濟學，其目的在於描述、分類和解釋各類具體的國民經濟現象，勢必具有歸納法的性質。政治經濟學的這個分科，運用抽象的經濟理論，既研究各類現存的經濟現象，也特別研究它們的歷史發展。闡明經濟的歷史發展方向，是這一分科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與理論 政治經濟學相對立的，是應用 政治經濟學或叫經濟政策。經濟政策要成為真正的科學，就應與倫理學發生密切的聯繫。只有倫理學才能賦予它以指導思想。特別是關於人的個性的最高價值的倫理學思想，應當成為經濟政策的核心思想。每一個人都有極大可能發揮其全部力量和才能的社會制度，是我們的社會理想 ，從這個觀點來看，有益的法律的某些準則應當得到重視。所以，理應歡迎現代在法律家中間出現的力求恢復自然法（當然是採取新的形式）的現象 [32] 。 但是，不能認為政治經濟學的上述分科相互可以截然分開，界限分明。經濟科學的抽象部分和具體部分相互滲透，實際上是區分不開的。理論政治經濟學和應用政治經濟學，大多是可以劃分開的，因為研究存在的 和應有的 事物，在邏輯上是根本不同的問題。但是，要完全把它們分開，也是不可能的。如上所述，理論研究的第一步即對經濟現象的描述和分類，不能不受到應用的研究任務的影響。因此，經濟理論的研究完全離不開經濟政策。 [33] 引進倫理因素不會損害經濟理論的客觀意義，因為這個因素在經濟理論中僅占有嚴格確定的地位。在解釋 經濟現象和總結它的因果依存關係的領域內，當然沒有這個因素的地位。總的來說，倫理學即社會理想並不損害經濟理論的科學性，只是在科學推理中存在的領域和應有的領域有嚴格區分的情況下，才會損害它的科學性。在經濟理論中，觀念因素和客觀因素可以並行不悖，但是，兩者的實質區別始終必須是分明的，正如水和油在同一個容器中，互相直接接觸，但也不會融合在一起。 —————————————————— 在俄國文獻中，關於倫理因素在社會科學中的作用問題，進行了長期的爭論。拉夫羅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表述了如下的思想：社會科學應採取與自然科學不同的另外一種研究方法，因為社會科學從人類的利益和目的著眼研究社會現象，因而也就不可能純客觀地研究這些現象。例如，歷史科學的核心概念即進步的概念，具有主觀目的論的性質。 [34] 米海洛夫斯基根據這些觀點，發展了社會學中的主觀方法的理論。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儘管不止一次地提及這個問題，看來也沒有能徹底解決它。這個方法的內容究竟是什麼，他在不同的時間作了不同的解釋。米海洛夫斯基的理論遭到了許多作家的強烈反對，特別是大約二十年前，在俄國馬克思主義盛行的時代受到了人們的譏笑。但是，最終還得承認，儘管米海洛夫斯基的學說不完善，有它的不足之處，但它仍含有某些正確的成分。無疑，文德爾班—李凱爾特學派與俄國社會學學派所表述的觀點具有某些共同之處。 本文闡述的方法論觀點，個別方面與李凱爾特學說有某種共同之處。但是，我不能認為自己是李凱爾特的信徒。李凱爾特也同其他許多現代方法論者一樣，看到了在歷史觀點和自然科學觀點之間，存在著極其深刻的根本區別，認為歷史學家注重的僅僅是個別的現象。李凱爾特傾向於貶低自然科學因素在社會科學中的作用。但是，在我看來，理論政治經濟學也屬於像自然科學那樣一類的科學。我認為，在自然科學中，實際利益規定理論思想的方向，提出理論任務，並據以確定理論的內容。依我看，政治經濟學的任務絕不是描述個別的現象，而是注重一般的東西，也就是說，按照李凱爾特的理解，它不是歷史科學，而是自然科學。如果說在社會科學及其應用分科中，倫理學範疇獲得特殊的意義，那麼，這也僅僅是因為應用自然科學涉及極其有限的、一定的和公認的人類外部利益，而社會科學卻涉及人類個性的最高利益及其全部心理感受。我認為，自然科學的觀點在政治經濟學中是完全合法的，而且在這個領域內，實際利益從屬於倫理學。在我看來，這一點與自然科學的精神並沒有什麼不一致的地方。 馬克思主義者對純客觀的社會科學體系的企求，同他們的關於階級利益在科學認識領域內占主導地位的觀念，顯然是背道而馳的。按照他們的觀點，社會科學不能不反映階級的利益，但在這種情況下，它也就不可能成為純客觀的科學。要調和這一矛盾，就得在問題涉及相互衝突和對立的階級利益的時候，用普遍適用的倫理標準來論證社會科學的目的論因素。 [35] 在這個意義上，說應用政治經濟學是倫理科學，才是正確的。迪策爾公正地指出，一般來說，只有作為倫理學的奴僕，政治才能成為科學。「離開倫理學提出的標準，政治就變為實現在社會生活中起作用的各種利益的藥方匯編。」 [36] 參考書目 一般方法論著作：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邏輯體系》（《穆勒名學》中譯本書名，嚴復譯。——譯者注），1900年，伊萬諾夫斯基編譯 齊格瓦爾特：《邏輯學》，第2卷，第2版，1893年。 馮特：《邏輯學》，第3卷，1893—1895年。 П. Л. 拉夫羅夫：《歷史性的書信》，第4版，1906年。 狄爾泰：《人文科學入門》，1883年。 齊美爾：《倫理學導論》，1892年；《歷史哲學問題》，1892年。 文德爾班：《史實與自然》，1894年；《序曲》，弗蘭克譯自德文，1904年。 李凱爾特：《自然科學概念構成的界限》，俄譯本，沃基譯，1903年；《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1903年；《歷史的哲學》，俄譯本，格森譯，1908年。 伯恩海姆：《歷史方法教程》，第3版，1904年。 專著： 凱爾恩斯：《政治經濟學的性質和推理方法》，第2版，1875年（載於《經濟學家叢書》：《凱爾恩斯》，1897年）。 克尼斯：《從歷史方法觀點看政治經濟學》，第2版，1883年。 施穆勒：《論法律和國民經濟的一些基本問題》，1873年；《政治學和社會科學研究》，1888年。 門格爾：《關於社會科學方法的研究》，俄譯本，1894年。 扎克斯：《國民經濟的本質和任務》，1884年。 菲利波維奇：《政治經濟學的任務和方法》，1886年。 凱恩斯：《政治經濟學的範疇和方法》，1891年。 列維茨基：《國民經濟科學的任務和方法》，1892年。 奧爾任斯基：《關於經濟現象的理論》，1903年。 迪策爾：《論國民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的關係》，1882年；《對國民經濟學方法論的貢獻》，載於《國民經濟年鑑》；《社會經濟學理論》，1895年。 格拉勃斯基：《關於國民經濟現象的認識論》，1900年。 施潘：《經濟和社會》，1907年。 施坦芬格爾：《關於國民經濟學的方法論》，1907年。 明斯特爾貝格：《價值哲學》，1908年。 Л. 彼得拉日茨基：《法律和道德研究序言》。 瓦格納、施穆勒、菲利波維奇、丘普羅夫、伊薩耶夫、斯克沃爾佐夫、熱列茲諾夫的《普通教程》。 * * * [1] 李凱爾特：《自然科學概念構成的界限》，第36頁。 [2] 每一個判斷都是以分類為前提的。如果說作為自然科學認識事物第一步的描述的概念與第二步的分類不同，應當具有某種含義的話，那麼，這只能把描述理解為藉助於不是出自專門邏輯目的的概念來把現實現象簡化的分類。見李凱爾特：《自然科學概念構成的界限》，第46頁。 [3] 「沒有評價的因素，就不可能有描述，甚至是最科學的描述。」見厄本：《定價，其性質和規律》，1909年，第7頁。 [4] A.A.丘普羅夫公正地指出：「李凱爾特只把主觀的因素應用於人文科學（即歷史科學——作者注）理論，其實，根據同樣的理由和幾乎在同等程度上，主觀因素實際上也決定著數理科學（即自然科學——作者注）體系。只不過在這裡這種因素由於數理科學有些脫離實際生活的需要而不惹人注目罷了。數理科學由於其發展不受實利主義觀點太大的直接影響，所以定出了重要性和利害關係的標準，以迎合為數極少的專家學者的心理，並且不顧及『大多數人』的評價，偽造了最高的科學客觀性。這些標準實質上是建立在心理學而不是邏輯學的基礎之上的，這如同進行結算，要我們清點牛馬，而不是點數麻雀。」見A.A.丘普羅夫：《統計學理論概要》，1909年，第50—51頁。 [5] 這一點與生物學中「自然」和「人工」的分類體系毫無矛盾之處。植物學家和動物學家的自然體系，嚴格說來，其目的不是分類，而是根據有機體的起源來確定其親近程度，即赫克爾所說的種系發生學。 [6] 狄爾泰說：「精神科學是在現實中存在著的，並按照它們在歷史上所顯示出來的本性、而不是按照大膽的建築師設想改造它們的願望發生作用。精神科學包括三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表述在直接知覺中所反映的現實，它構成認識的歷史部分。第二種觀點闡述用抽象方法得出來的這種現實的組成部分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單一性，它構成認識的理論部分。第三種觀點含有評價的觀點，並確定規則，它構成精神科學的實用的組成部分。事實，定理，評價與規則，精神科學就是由這三類觀點構成的。」（狄爾泰：《人文科學入門》，1883年，第32—33頁。） [7] 「人和一般任何有理性的生物，都是作為自在目的而存在的，不僅是某種意志的使用手段，而且在他施於他自己和其他有理性生物的一切行為中，永遠看做是目的。」（康德：《道德形上學的原理》，基爾希曼出版社，1897年，第52頁。） [8] 維塞爾：《經濟價值的起源和主要規律》，1884年，第4頁及以後各頁。 [9] 「抽象的經濟理論認為，它的任務不是闡明實際經濟生活的規律，而是確切規定經濟概念及其相互關係。」（見馮特：《邏輯·方法論》，第2卷，第518頁。） [10] 見《一般經濟學概論》，第1卷，第105頁。 [11] 彼得拉日茨基：《基於道德理論的法律與國家理論》，1910年，第2版，第705頁及以後各頁。 [12] 門格爾：《關於社會科學方法的研究》，第3章。 [13] 凱爾恩斯：《政治經濟學的性質和推理方法》，第110頁。持這種觀點的還有門格爾。 [14] 見馮特：《邏輯·方法論》，第2卷，第511頁及以後各頁。 [15] Л. И. 彼得拉日茨基說：「自然法科學與人定法的法律學並列，是一個獨立而系統的學科，其意義恰恰在於它履行一項重要而崇高的使命，這項使命應由未來的法律政策科學承擔，而用於解釋和不斷修訂現行有益的法律以適應實際需要的實用教條主義的法律學則無力承擔。」（Л. И. 彼得拉日茨基：《法律和道德研究導論》，第2版，1907年，第3頁。） [16] A. 瓦格納在談到貨幣流通問題時指出，在這一方面，「理論的和應用的東西相互聯繫密切，在科學研究上根本無法確切劃分開」。這對政治經濟學來說也是正確的。（見瓦格納：《理論社會經濟學》，第2冊，《貨幣與貨幣學》，1909年，第111頁。） [17] 拉夫羅夫認為，「進步本身不外乎是從我們的道德觀念出發對事件所做的主觀看法而已……個性在德、智、體方面的發展，真理和正義在社會方式中的體現，這就是把可以認為是進步的一切都包括在內的簡單公式。」（見《歷史性的書信》，1906年，第4版，第46、51頁。） [18]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像否定在科學認識中有任何目的論因素的M. 阿德勒這樣嚴謹的馬克思主義者也都承認在實踐的領域內，道德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同時，他還承認實際的理智重於理論。「認識是為了生存，人類社會的道德精神以這樣的口號把科學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載於《馬克思研究》，1904年，見M. 阿德勒：《因果關係和目的論》，第432頁。） [19] 迪策爾：《理論社會經濟學》，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