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原理 · 第一章 政治經濟學的對象

一、 政治經濟學概說 。理論與事實。政治經濟學科學教程的任務。二、 經濟活動的定義 。從滿足於經濟活動的需求型觀點來看經濟。經濟原則。經濟活動的客觀特徵和主觀特徵。三、 政治經濟學和自然科學 。經濟過程的兩重性。經濟學與技術。生物學觀點和政治經濟學觀點的區別。四、 單個經濟和國民經濟 。為什麼不可能是單個經濟的經濟科學。政治經濟學和心理學。國民經濟。國民經濟的自發力量和社會政權對國民經濟的計劃調節。政治經濟學的定義。經濟是文化統一體。研究國民經濟的政治經濟學的認識論原因。 一、 政治經濟學概說 政治經濟學研究國民經濟，至於從哪些方面，在什麼意義上和為了什麼目的進行研究，這些都將在下文加以說明。 政治經濟學原理同其他社會科學相比，是極其不同的，因為其他任何一門社會科學，都不像政治經濟學那樣會引起當代人如此強烈的興趣，在科學威信方面遭到如此經常的否認，以至受到如此惡意的來自四面八方的批評。無論前一種或後一種情況，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由於一個共同的原因造成的。因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經濟關係的，從而闖進了經濟利益的領域，而經濟利益在現行的社會生活條件下，又是當代大於一切和高於一切的利益。但是，在現行經濟制度所特有的深刻的和無法消除的經濟利益對立的條件下，政治經濟學的結論不能不與某些居民集團的利益發生衝突。因此，我們這門科學的原理最難於得到公認，而且眾所周知，甚至連最淺顯的和看來不容爭辯的論據，都會遭到敵對利益的反對。這就是政治經濟學在輿論界的威信動搖不定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說，這門科學愈深入觸及社會經濟關係的本質，它的結論由於與某些人的利益相牴觸而遭到這部分人的反對也就愈加強烈。 政治經濟學之所以有能力又有弱點的另一個原因，是在所有社會科學中，唯獨它不把描述具體現象以至解釋每一個別現象的因果關係作為自己的最高目的，而是把確定各個有關現象因果關係的共同規律作為自己的最高目的。不管政治經濟學能否達到這些目的，但它總歸還是提出了這些目的，因而它根本不同於法學，也有別於一般歷史科學。法學的內容主要是描述現行法律及其發展的歷史，並用合理的觀點進行評論。一般歷史科學描述和解釋社會現象的歷史更替，但是，它的概括不足以確立社會現象的共同規律。這後一任務本應由社會學來承擔，但是嚴格地說，這門學科暫時還不存在。我們試圖建立這門還不存在的學科，目前尚無多大進展可言。 因此，政治經濟學就其目的來說，接近於準確的抽象認識，而這種認識的範例可以說是抽象的自然科學。然而，現代經濟科學就其結論的準確性和普遍適用的意義來說，遠遠不及自然科學。正因為政治經濟學提出了較高的而又難以達到的目的，所以它比起或多或少用於簡單描述具體事實的社會科學來，就更容易遭到批判。 科學的最高任務，是揭示因果依存關係的規律。但是，這一任務遠不是任何時候、任何知識水平都能解決的。尤其是政治經濟學，長期迷戀於一般公式，而同時代人又把這些公式視為一成不變的和永恆的經濟規律。但後來，其中有很多規律似乎都是對局部的和暫時現象所作的膚淺的（有時也是不正確的）概括。由於過分熱衷於廣泛的概括和抽象，結果造成了經濟理論逐步脫離現實生活。許多經濟理論的體系多帶有繁瑣性，純屬圍繞著假定術語來咬文嚼字地下定義，絲毫無助於我們對現實的認識。 這種狀況不能不引起反應。於是，我們看到，熱衷於理論被熱衷於事實所代替。有很多經濟學家在追求科學認識的更高目的方面失望之餘便轉而輕視理論。昔日的抽象理論的地位，已被對具體經濟事實和經濟歷史的詳盡描述所取代，因而在這派學者的著作中，政治經濟學開始變成大量經驗材料的簡單堆砌，理論上的闡述極其貧乏。 這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崇拜事實的人害怕理論，也和較早期的經濟學家過分迷戀理論一樣，都不符合於真正科學的精神。如果說脫離事實的理論是空洞的，那麼，沒有理論解釋的事實就是盲目的。 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教程應避免上述兩個極端。科學教程應有完整的理論貫徹始終，這種理論應把收入教程的每一個事實都納入體系，並擺好它們的位置；而對理論本身也應直接聯繫事實加以闡述。理論和事實應當是互為前提的有機的整體。 來自事實的理論和作為理論基礎的事實，這應當是居於現代科學高峰的教程的內容。 二、 經濟活動的定義 政治經濟學研究國民經濟。但是，這樣說還很不夠。首先，需要給國民經濟概念本身下一個確切的定義。其次，需要弄清楚經濟科學在什麼意義上，從哪些方面，用什麼觀點去研究國民經濟。因為人類的經濟活動不僅是政治經濟學、而且也是其他許多學科的研究對象。 政治經濟學的中心概念是經濟概念。一百多年前，偉大的康德在談到法學時曾譏諷地指出：法學家總在爭論什麼是法。這種爭論迄今還在繼續進行。可是經濟學家對於經濟的概念卻很少或者根本不去爭論，這倒不是因為經濟學家意見完全一致，而是因為經濟學家大都沒有感覺到需要對經濟科學的中心概念做出確切的定義。但是，在這個基本點上的含混不清，勢必使其他所有概念也都含混不清。為了確切規定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使其他學科不能闖入政治經濟學的領域，並使經濟學家不能在其他學科領域進行徒勞無益的嘗試，必須十分嚴格地劃清在經濟學家看來能夠而且應當合法占據的科學領域的界限。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各門科學進行卓有成效的、和諧的協作，以消除那種由於互相間界限不清所引起的帶有內鬨性質的爭吵。 在經濟學家中最常用的關於經濟概念的定義有兩類。第一類著眼於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以及經濟活動為之服務的需求類型 。第二類著眼於經濟活動的性質 及其內在屬性。 第一類經濟定義，顯然得到更多經濟學家的擁護。對經濟的實質持這種觀點的代表把需求分為兩類：低級的、用以維持我們機體生存所必需的需求（通常稱為物質 或外部需求）和高級的、精神或文化性的需求。按照這個觀點，只有那些能夠滿足第一類需求的活動才是經濟。 [1] 但是，對經濟活動實質的這種看法，在實際運用中卻碰到了難以克服的困難。首先，根本不可能準確地區分所謂低級的、生理的需求和高級的、文化的需求，例如，對漂亮衣服、貴重物品等等的需求，應當歸到哪裡去呢?毫無疑問，這並不是必要的需求。然而，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把製作衣服歸入經濟之內。其次，假如說能夠做到嚴格區分「經濟需求」和「非經濟需求」這一點，那它仍然不能給我們提供一個區分經濟和其他活動的標準。問題在於，幾乎每一種物品都可以用於多種需求，因此，根據上述觀點，根本無法確定上述活動是不是經濟活動。磚可以蓋工廠（用於經濟目的），又可以建廟宇（用於非經濟目的）；麻布可以做裝糧食的口袋，也可以用來畫畫。這樣一來，經濟和非經濟之間的界限就完全消失了。 由於不可能按最終目的來給經濟活動下定義，所以，有很多經濟學家開始從經濟活動本身的性質上來探索經濟的特徵，也就是說，不是要知其然，而是要知其所以然。 [2] 根據這個定義，經濟就是遵循經濟原則，在任何情況下力求以最小耗費取得最大效益的一切活動。 這個定義似乎比上述幾個定義更加科學、更加深刻地觸及經濟活動的實質。它完全摒棄了那種經濟活動僅僅是為了滿足一種需求的思想。不管人類的需求是什麼樣的，是低級的，還是高級的，只要它是滿足需求的活動，則凡是符合經濟原則的，就應當承認它是經濟活動。至於經濟原則本身，它不過是儘可能節省力量消耗的一種要求罷了。 這個經濟定義的中心，是經濟原則的概念，一般說來，它在當代經濟理論中起著很大的作用。毫無疑問，這個原則實際上是經濟活動所固有的，而且，經濟活動越是遵循這個原則，就越能圓滿地達到自己的目的。我們說經濟好還是壞，就是要看經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這個原則 [3] 。 但是，經濟原則也與經濟活動為之服務的需求類型一樣，不大宜於用來區分特殊的經濟活動和其他許多活動。任何有理性的、有目的的活動，都必須遵循這一原則。我們根據經濟原則進行思維，力求耗費最少的腦力來解決我們所關心的問題，並且用這個原則來確定我們腦力創造的產品價值。把無數個別的具體的印象固定在一般公式中的抽象概念，之所以成為我們思維所必需的工具，原因就在於憑藉它可以節省我們的腦力。例如，藝術作品的美學價值大小，也要看它能否耗費最小的外部資料來獲得最大量的美的印象，等等。我們的需求遠遠超出我們已有的用來滿足需求的資料。所以，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需求，我們應當節省自己的力量，節省其他一切用來滿足我們需要的資料。 [4] 可見，為了確定經濟的特徵，經濟學家觸及到了極為廣義的原則，即所有一般理性活動的基本原則。但是，正因為這樣，所以這個原則不能成為經濟概念的基本特徵。凡是不符合上述原則要求的經濟，當然是不好的經濟，但是不好的經濟畢竟還是經濟。從另一方面來說，一個儘量遵循省力原則的真正藝術家，在其創作活動中，由於這一經濟特徵，不會採用上述原則的。 總之，無論哪一種經濟定義都應該被認為是沒有確定的經濟活動的基本特徵。所研究的定義只有到經濟人的主觀感受領域內去尋求經濟的特徵。第一類定義是在個人需求的領域內，第二類定義是從個人活動的性質上去尋求經濟特徵的。但是，經濟是具有二重性的行為，是人和外部自然界之間相互作用的行為。而這也正是把經濟活動和其他一切活動截然分開的客觀特徵。一切有目的的活動，都應具有某一活動對象。對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外部自然界。把人作為其直接對象的活動，我們從不把它歸入經濟概念。至於經濟活動，它的直接對象是外部自然界。這就是經濟的第一個客觀特徵。 例如，醫生給患者看病，不是經濟活動，正像教師教學，音樂家演奏或法官審判，也都不是經濟活動。相反，種地、打糧食、做衣服或者蓋房子，所有這些都屬於經濟領域。綜上所述，人類活動的直接對象是外部自然界，也就是如何改變它，使之適應於我們的目的。 但是，不能認為，我們作用於自然界僅僅是為了滿足我們所必需的生理需求。我們的最高需求，也同最低需求一樣，要想滿足它們，就得先用我們的勞動來改變自然界。 對宗教的需求導致建造廟宇，甚至整個原始的建築學也都起源於建造廟宇。審美需求引起各種各樣的經濟活動，力求使外部自然界適應我們的需要。衣服不僅是用來禦寒，而且用做裝飾品，因此衣服的生產是最重要的經濟勞動部門之一。為了滿足音樂的需求，就得生產樂器。雕刻，需要有大理石和青銅；繪畫，就要有亞麻布和油彩。現代社會對知識的需求迅速增長，致使用來生產書籍、紙張、墨水、筆尖和科學儀器等等的社會勞動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追求諸如此類物品支配權的欲望是刺激軍國主義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從而使千百萬人不得不從事軍事裝備、軍服和軍用食品的生產。總之，從最高級到最低級的需求，沒有哪一種社會需求，可以不要人作用於外部自然界並使之為我們服務就能得到滿足的。 然而，經濟活動並不都是改變外部自然界的行為。交換和貿易也屬於經濟領域，但是，這只不過是對外界物品的占有權從一個人轉入另一個人手中而已，而物品本身並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在交換中，人對外部自然界的關係發生變化，也就是說，參加交換的人獲得他所需要的物品，為自己創造物質條件來滿足自己的需要。換句話說，在交換的情況下，經濟活動的目的，是為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創造能滿足他們需要的物質環境，經濟活動的對象是外部自然界，但不是改變自然界，而是控制它為從事經濟活動的人服務。 可見，經濟活動的第一個特徵，就是經濟活動的直接對象是外部自然界，而不是人。這是經濟的外在客觀特徵。但是，僅有這個特徵還是不夠的。經濟活動根本不同於遊藝和藝術創作，一般地說，也不同於任何另一種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活動。如果活動的外在結果相同，那麼，判斷活動是不是經濟活動，這就要看它是手段還是目的了。經濟活動從來不是目的，而永遠是達到另一目的的手段。這就是經濟的第二個特徵即主觀特徵。 打獵者和釣魚愛好者，他們從事的都不是經濟活動，儘管他們像純從事經濟勞動的職業獵人或普通漁民一樣，也打野禽和捕魚。招牌畫家也同油漆匠一樣，從事的是經濟活動，但是，一個真正畫家的創作，我們從來不會把它看做是經濟。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美術創作是目的本身，畫家從事創作，是出於內心追求某種能給他帶來最大享受的活動，而絕不是為了自己的娛樂或別人的舒適。所以，我們如果把畫家的勞動跟經濟勞動混同起來，那就是極大地貶低了畫家的勞動，如若把詩人或風景畫家叫做手藝人，那就意味著否認他們具有真正的藝術天才。 正因為如此，我們把整個消費範疇排除在經濟勞動領域之外。消費是我們活動的目的，而不是用以達到某一目的的手段。 製造食品是經濟，然而食品並不是經濟，因為當我們開始消費時，經濟活動也就結束了。經濟的任務恰恰在於使消費成為可能。經濟的最終目的是消費，而不是經濟本身。如果把消費歸入經濟領域，那麼，經濟也就把凡是能滿足我們需要的活動，換句話說，把一切消費全部包括進來了。 由此可見，經濟活動具有兩個特徵。一是客觀的特徵：經濟活動直接的外部對象，始終是外部自然界而不是人，一是主觀的特徵：經濟活動始終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們把這兩個特徵綜合起來，可以得出如下的關於經濟這一活動的定義：經濟是人類以外部自然界為對象，為了創造滿足我們需要所必需的物質環境而不是為了追求享受所採取的行為的總和。 三、 政治經濟學和自然科學 我們給經濟下了定義，也就為闡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邁出了第一步。這僅僅是第一步。問題在於研究經濟的不只是經濟科學，還有相當多的應用自然科學也在研究它。工業工藝學、工程學、農藝學和畜牧學等都是自然科學，從其研究對象來看，都與經濟科學密切相關。不論技術專家還是經濟學家，他們研究的都是同一個經濟生產領域，只是其觀點根本不同。 經濟學觀點與技術觀點不同，這一點是赫爾曼首先提出來的。這位傑出的理論家認為，技術注重於加工材料的質量 變化。技術指明怎樣使材料具有適於人類消費的屬性。與此相反，經濟學則是對生產實行數量 控制，做到所費與所得的平衡。經濟計算確定需要生產多少 產品，而產品質量則取決於技術。可見，技術的觀點是質的觀點，而經濟學的觀點則是量的觀點。 赫爾曼對經濟學與技術所作的這種區分，實質上再現了作為經濟特徵的經濟原則的思想。但是，也正因為如此，這種區分是站不住腳的。事實上，技術脫離數量計算，是不可思議的。在安裝機器時，技術人員不能不考慮這台機器工作時機械力的消耗及其有效作用。技術如不根據省力的原則進行計算，換句話說，如不根據經濟核算行事，那它對任何一種實際目的都是無用的。因此，不用說，真正工藝學的特點，並不是赫爾曼所描述的那樣。實際上，經濟學的觀點同技術的觀點是有嚴格區分的，但是，赫爾曼所說的並不是產生這種區分的根本原因所在。赫爾曼僅僅意識到了與此有關的理論問題，但他根本沒有加以解決。其實，解決這個問題是沒有什麼困難的。 如上所述，經濟過程具有兩重性，因為它是在人和自然界的兩極之間進行的。由此而產生經濟科學的兩重性：如果我們把注意力集中於經濟過程的一極——人，我們則堅持經濟學家的觀點；如果我們轉向經濟的另一極——自然界，我們則轉到技術專家的觀點上來了。對技術來說，經濟生產的過程，無非是一定的基質，在一定的物理化學力的作用下連續出現的一系列物理化學變化的過程。對技術來說，人本身也不過是一種機械力，同參加生產過程的其他機械力沒有什麼根本的區別。與此相反，經濟學家對物質生產過程本身卻毫不關心。對經濟學家來說，物質生產過程只有影響到他唯一關心的對象——人的福利時才有意義。 在農藝家看來，犁耕的土地、犁、拉犁的馬和使役馬的人，這些同樣都是機械力，它們相互作用的結果就是耕地的過程。相反，在經濟學家看來，土地也好，犁也好，馬也好，都不過是人用以達到其目的的手段而已。人同土地、犁和馬不一樣，不是生產的手段，而是整個生產過程的目的，生產過程只有對人有利才有意義。 可見，經濟學家的觀點，就是人的利益觀點，就是從客觀過程對人們福利的影響著眼，對外部自然界中發生的客觀過程作出的評價。在這一點上，政治經濟學十分明確地有別於工藝學。對工藝學來說，人同自然不是對立的，而是自然的組成部分，也是作用於技術科學所探討的物理化學過程和生物過程的一種力。 然而，不單單是經濟科學才研究經濟勞動過程中的人，研究人的還有醫學。工廠衛生學和一般工業衛生學，都是研究經濟勞動條件對人的影響。但是，經濟理論和衛生學觀點的區別，就在於衛生學類似工藝學，是自然科學的一個分科。對這個學科來說，人是動物機體，和其他動物機體沒有什麼兩樣。醫學和衛生學特別注重人的生物過程。相反，經濟科學卻很少關注這個過程，正像它很少關注外部自然界中的物理化學過程一樣。無論是生物過程還是物理化學過程，只有當這些過程影響人的福利和人的心理活動時，才對經濟理論具有意義。對經濟科學來說，只有人才是重要的，而且不把人當做動物機體，而是當做心理活動的主體來看待。因此，經濟科學所研究的經濟過程，可以簡單地說成是人的心理活動，這就是政治經濟學用以研究經濟過程的觀點，也只有這樣，才能使政治經濟學與工藝學、衛生學區別開來。 四、 單個經濟和國民經濟 如上所述，經濟科學是從經濟活動對心理活動的主體——人的福利的影響著眼來研究人的經濟活動的。但是，由於我們把整個技術和衛生領域排除在經濟科學領域之外，所以，我們的經濟科學顯然也就所剩無幾了。就拿孤立的單個經濟（如只靠自己勞動產品為生、不買不賣的農民家庭經濟）來說吧，這種經濟的成就大小，主要取決於能否從技術角度合理地安排生產，能否根據醫學和衛生要求合理地從事勞動。但是，在這方面，經濟學家能夠提供什麼有重要價值的東西來呢?換句話說，在孤立的單個經濟的範圍內，是否有特殊的經濟學科的一席地位呢?整個經濟過程表現在人的心理活動上，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它是極其簡單的。經濟人的需求決定著經濟勞動的方向。這種勞動的成效，決定於外在的生產條件和技術知識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的因果關係主要屬於外部自然界和有機體活動的範圍，因而也就只能是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至於說屬於心理活動範圍的經濟過程，則諸如此類的心理過程就是心理學這一專門學科研究的對象了。 在這種情況下，整個經濟過程決定於人的意志和思想。經濟需要有一定的計劃，需要經濟勞動在使用它的不同領域之間進行一定的分配。這種計劃只能在計算每件產品效用的基礎上根據產品生產的勞動價值來制訂。每一種經濟都需要制訂這種計劃，但是這不屬於理論科學的領域，而屬於實際技能的範圍。既然問題在於如何對經濟人心理過程進行理論研究，那麼，這種研究也就構成了應用心理學的法定領域。 可見，超出心理學之外的特殊的理論學科，在這種情況下是沒有地位的，於是，我們就會得出一個奇怪的結果：凡是屬於其他科學領域的東西，我們都把它們從經濟科學領域內一一排斥出去，似乎在經濟科學中什麼東西都沒有留下來，從而也就取消了經濟科學。 實際上，在孤立的單個經濟的基礎上，不可能產生特殊的經濟科學，這方面的資料過於匱乏了。但是，我們不妨把孤立的單個經濟同那些具有經濟行為自由的並在法律上互不依賴，但在交換中又相互聯繫的單個經濟作一比較。在這種情況下，每一個別的經濟人或多或少都是為其他經濟工作的；每個經濟人雖然形式上是完全自由的，但事實上卻是相互依存的。每個人想生產什麼，就生產什麼，但是，市場卻不是不管什麼產品，不管產品多少都能容納得了的，因此，如果生產者想為自己的產品找到銷路，就必須受市場的支配。生產者的經濟福利決定於產品的價格，而價格不決定於生產者的願望，卻決定於市場的規律。價格是所有發生交易關係的經濟人相互作用的結果，但不是他們有計劃協議的結果，而是自然而然、自發地產生的結果，就像作用於一點上的機械力自然而然地形成合力一樣。價格的產生是帶有對抗性質的許多利益衝突的結果，因此每一種個別的利益都無力決定價格。 我們在社會生活領域內看到的獨特的現象，馮特把它稱之為「目的變異」，這就是說，許多人為追求彼此無關的各自的特殊目的而採取了相應的行動，由於這些行動的相互作用而產生了完全不以每個人意志為轉移的、超出每個人目的之外的結果。整個歷史進程，就是這種「目的變異」的例證之一。 [5] 單個經濟是相互依存的，它們的經濟行為形式上是自由的，但實際上是被交換的紐帶聯結在一起的，因此，經濟活動的結果，不僅開始取決於每一個個別的經濟人的經濟核算，取決於經濟勞動的物理化學條件和生物學條件，而且還取決於社會 制度的條件。這後一個條件既不屬於某些個別經濟人的心理活動範圍，又不屬於經濟勞動的物質條件範圍。在這種自由交換經濟的社會 條件的基礎上，產生了它的特殊的因果關係，產生了它的規律性，這種規律性，對於構成該類交換的單個經濟來說，帶有外部自然界規律所具有的那種強制的性質。 不問個別經濟人願意與否，他都不得不服從於市場上給他定的價格。這種價格可能直接使個別經濟人破產，甚至可能使所有經濟人全部破產，而且這種價格只要其產生的經濟條件不變，就不會改變的，這也正如自然界現象，只要產生它的動力仍然起作用它就不會改變一樣。 自由交換經濟的這種特殊規律性，也是需要有相應的特殊科學來解決的一個新的理論問題。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心理學，都不能揭示以交換為紐帶而聯結起來的單個經濟相互作用的規律。由於存在著這種看不見、但又完全是實實在在的紐帶，該交換集團的單個經濟的總和，就成為相互聯繫的整體，即社會機體，在這個機體中，每一單個經濟既起著決定因素的作用，又起著被決定因素的作用。這個法律上自由而又被交換聯結起來的單個經濟的總和，就形成所謂國民經濟 。 [6] 國民經濟與單個經濟的根本區別，在於單個經濟受單個經濟人意志和意識調節，相反，國民經濟卻沒有經濟人，它是許許多多受個人意識調節的單個經濟自發的、無意識的相互作用的產物。國民經濟的活動並不服從於某種有意識的計劃，但是，國民經濟在發揮其職能時，似乎又有這樣一種計劃。研究國民經濟的這種內部規律性，研究維持所有單個經濟之間聯繫並確定其相互作用的這種無形的機制，也是政治經濟學的最重要的任務。 在一切現實的國民經濟中，有兩方面的力量在起作用：一是單個經濟的無意識的、自發的相互作用的力量，如上所述，這也是政治經濟學最重要的研究對象；二是社會政權對經濟過程進行的有意識的合理調節。國民經濟不僅僅是單個經濟的自發的綜合體，其中還有社會政權機關首先是國家的調節力量在起作用。國家或多或少限制著單個經濟的行動自由，迫使其活動服從於有國家參與的某種計劃。但是，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並不是在研究國民經濟這些有意識的調節力量的基礎上產生的，而恰恰是在研究無意識的自由交換規律的基礎上產生的。 正因為國家調節著國民經濟的過程，所以，國家相當於單個經濟人。在單個經濟中起作用的那種有意識的意志和有意識的計算，是國家對國民經濟調節的基礎。在國家對國民經濟過程進行有意識的調節基礎上，產生了經濟政策的科學，而它與理論政治經濟學比較，則具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種認識論的性質。所以，正如其他國民生活領域的國家政策（包括刑事政策、民事政策、外交政策等）不能產生研究關於上述有關現象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因果依存關係的特殊科學一樣，經濟政策也不能產生關於經濟現象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因果依存關係的科學。 政治經濟學隨著其研究對象，即自由交換經濟的發展，僅在不久前，即從十八世紀中期開始，才逐步成為特殊的科學。但是，國家及其對經濟方面的干預，卻已經有數千年之久了。不過，在自由交換尚不發達的時候，政治經濟學的基礎是不存在的。 例如，我們不妨把在實行社會規定價格（如行會時期對產品的限價）和進行自由交換條件下的價格構成作一比較。在第一種情況下，產品的價格既然取決於社會政權的專橫，則要根據社會政權想要維護的利益而定。價格不能離開有利害關係的人而自行產生。價格也像社會政權所定的法律或法規一樣，是人類有意識活動的產物。與此相反，在自由交換中形成的價格卻不是由什麼個別人的意志規定的，而是自然而然地和必然地產生的，正像在一定的氣象狀態下，自然而然地和必然要下雨一樣。在社會規定產品價格的基礎上，勢必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政策這門實際的藝術。而在自由形成價格的基礎上，則勢必產生關於支配價格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因果規律的科學。 由此可見，政治經濟學研究自由交換經濟的自發的規律性，不僅是因為這種經濟制度在當代占統治地位，而且還有其深刻的認識論的原因，即政治經濟學為什麼要在研究這種經濟制度的基礎上產生。 [7] 但是，交換經濟絕不是停滯的、一成不變的經濟制度，而是處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之中。所以，經濟科學在研究交換經濟的同時，也研究這些發展過程。國民經濟的自發力量無非是參與交換經濟的人們的社會關係而已，在交換經濟條件下，參與這種經濟的每一個人，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都與別的人發生相互關係。而參與交換經濟的一些成員同另一些成員之間的這種相互依存關係，也就形成了交換經濟的社會關係。據此，我們可以給政治經濟學下定義。從廣義上說，政治經濟學就是關於經濟活動範圍內人們的社會關係的科學 ，從狹義上說，現代政治經濟學就是關於在歷史上不斷發展著的自由交換經濟條件下進行的經濟活動範圍內人們的社會關係的科學 。 ————————————————————— 英國經濟學家通常不是根據經濟概念而是根據財富概念來給政治經濟學下定義，談它是「關於財富的科學」。 [8] 法國人大多步英國人的後塵行事，而只有德國人才把經濟的概念提到了首位。但是，財富的概念之所以不適於表達經濟科學中的這種核心的作用，是因為它指的是經濟活動的外在結果即具有價值的（經濟）物品的總和，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都是這種活動本身以及在這種活動範圍內產生的社會關係。如果把政治經濟學確定為關於財富的科學（換句話說，關於物質的科學），那麼，我們就會抹殺政治經濟學與技術科學之間的差別，並且不能把我們的政治經濟學的社會 性質提到首位。這就是為什麼承認可望取得主導地位的德國經濟學家的觀點是方法論上的重大改進的原因所在。 但是，儘管幾乎所有的德國理論家持有這種或那種經濟概念，但不能認為德國人已經成功地解決了給經濟科學核心概念作出科學定義的問題。除上面闡述的定義之外，我們還在德國文獻中看到其他許多定義。其中極其盛行的是迪策爾的定義，這位傑出的理論家說：「經濟是主體用來滿足自己物質福利需要的行為的總和。」 [9] 我們在菲利波維希、普拉特和В. Я. 熱列茲諾夫那裡也能找到這種類似的定義。這種定義的優點，是強調經濟的客觀特徵，即強調經濟活動的對象是外部物質世界。它的缺點是忽略了經濟活動的主觀特徵，即經濟永遠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根據這個定義，消費是經濟，而實際上，迪策爾甚至把呼吸也稱之為經濟行為。但是，如果這樣來理解經濟，那人的一切日常活動都會變為經濟了。維塞爾是完全正確的，他說：「滿足從最粗野到最高尚的一切形式的需要的過程，以及我們所從事的注重於外在結果、但有助於發展和發現人類個性的並非經濟工作的一切活動，都不具有經濟的性質。」 [10] 本書所下的經濟定義，屬於作為活動的經濟，而不屬於作為文化統一體的經濟。在這後一種意義上，我們不妨作出如下定義：經濟是用於經濟活動目的的設施和機構以及經濟活動效果的總和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某一個人的經濟，就是在說某種文化統一體和與經濟人個人無關的外在整體。經濟人即使死了，但他的作為文化組織的經濟依然存在。我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談國民經濟的。 關於經濟精神的實質，我們可以從明斯特爾貝格那裡找到饒有趣味的見解。明斯特爾貝格主張經濟有它自己的獨立價值，但這種價值「不能歸結為我們從經濟物品的消費中得到的那種滿足感」。現代資本主義企業主孜孜不倦地活動，與其說是為了貪圖物質享受，不如說是為了追求創造財富的滿足感。根據明斯特爾貝格的解釋，經濟有它的激情，有它理想的一面，這突出地表現在現代的規模巨大的資本主義經濟之中。這種激情來自對自然界巨大的客觀變化、日益適應於人類經濟需要的認識。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把追求經濟成就的激情同現代人用純技術觀點來評價當代工業進程時所抱有的自豪感嚴格地區別開來。後者這種高昂的感情是由於人類征服自然而產生的。還有另一種性質的經濟激情，在這種激情中，自然不是被征服了，而是由於它富有無窮無盡的力量而儘量地被擴展了。人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它的奴僕、助手，它最強大的力量。只有藉助於經濟，自然才可能達到它自己本身的最終目的，而經濟的獨立價值就表現在這裡 [11] 。 不能不贊同明斯特爾貝格的觀點，認為經濟也像其他所有的文化事業一樣，有它自己的激情。但是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活動仍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為目的只能是經濟活動的外在結果和這一活動所創造的財富，儘管經濟人自己並不擁有這種財富。因此，即使存在明斯特爾貝格所描述的經濟激情（它不可能存在或通常不存在，因為明斯特爾貝格所描述的不是普通經濟人的心理學，而不妨說是經濟演員的心理），但經濟活動也仍然保持上文所述的典型特徵。 另一方面，正因為我們深入探討了經濟激情的實質，所以我們才弄清楚了經濟和藝術有著深刻的根本區別。經濟力求揭示的是自然，藝術力求揭示的是人。 單個經濟與國民經濟，像局部與整體一樣是對立的。國民經濟是「單個經濟的複雜化」這個概念，主要是卡爾·門格爾引入科學的。他說：「國民經濟的現象，絕不是該國國民直接的切身利益的表現，絕不是從事經濟活動的國民所造成的直接結果，而是國民中間無數單個經濟的欲望所導致的最終結果（Resultante）。」 [12] 瓦格納是根據1）經營主體的個性和2）經濟的目的來劃分單個經濟的。根據第一點，單個經濟可分為：1）體力勞動者的經濟；2）法人經濟；3）介乎兩者之間的經濟。根據經濟的目的，單個經濟可分為：1）只追求經營者利益的私人 經濟；2）追求社會利益的社會 經濟。這後一種經濟又可分為：1）自願 經濟（如消費合作社，信貸互助會，工人聯合會）；2）強制 經濟，其中最重要的是國家經濟。 [13] 國民（自由交換）經濟，僅僅是歷史上曾經有過的許多經濟體系之一。究竟哪一種經濟體系應當作為經濟理論的基礎?這個問題，只是在現代才被迪策爾在方法論上以明確的形式提出來了。 門格爾在探討這個問題時，採取了如下的解決辦法：經濟理論家應根據實際利益的觀點來研究某一種亦即現代的經濟制度，而且為了闡述其他類型經濟結構的現象，還應當在一般理論上作相應的修正和限制。 [14] 門格爾的解決辦法是根本不能令人滿意的。從這個觀點來看，歷史上有多少種經濟制度，理論上也就可能有多少種不同的經濟科學；況且政治經濟學只是在研究現代交換經濟的基礎上才成為科學的。這應有它的深刻的認識論原因。但門格爾卻根本沒有指出來。 其實，傅立葉早就覺察到，研究交換經濟要有認識論的根據。 [15] 不過，這個問題，只是在現代，迪策爾才在自己寫的《對經濟科學方法論的貢獻》一文中明確地提出來了，並得到了出色的解決。他在這篇文章中得出的結論是：從認識論的觀點來看，經濟科學應當研究的只能是自由交換經濟。迪策爾運用許多論據多方證明：「離開自由交換（Verkehrsfreiheit）這個前提，（經濟科學）是不能闡明一般規律的。」 [16] 可是後來，迪策爾的這個觀點稍有改變，認為可以有兩種不同的經濟理論：一種研究「集體體系」（Collectivsystem）；另一種研究「競爭體系」（Concurrenzsystem），同時，他還仍然認為，從認識論的觀點來看，上述第二種體系儘管難於理解，但卻是至關重要的。 令人費解的是，為什麼迪策爾認為需要對自己先前提出的觀點加以限制?他先前認為，從認識論觀點來看，不論在其他哪一種經濟體系的基礎上，都不可能產生因果關係類型的經濟科學。要知道，如果說在「集體體系」（經濟過程受從事調節的社會政權支配的體系）的基礎上也能產生經濟科學，那麼，這種理論則與自由交換經濟自發過程的理論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但是，研究「集體體系」的經濟理論，能否達到高於其他某一政策理論學科的科學水平，是很值得懷疑的。經濟科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不同，它闡明經濟現象的因果依存關係的體系，恰恰是由它現代的研究對象——自由交換經濟的特徵所決定的。從迪策爾的觀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可見，研究「集體體系」的經濟理論，不能形成為研究經濟因果關係嚴密的科學即現代政治經濟學。因而有充分的理由來斷定政治經濟學這門與現代國民經濟密切相關並研究經濟現象因果依存關係的特殊科學的命運。它同國民經濟一起產生和發展，又同國民經濟一起退出舞台。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這門科學將失去自己的地位，儘管在這種制度下，有關經濟政策方面的實際知識及其所需要的輔助學科（如統計學）都將有極大的發展。那時，政治經濟學一部分將變為經濟政策理論，而另一部分則將納入關於社會的一般科學——社會學之內。 [17] 參考書目 赫爾曼：《國民經濟學研究》，1870年，第2版。 A. 瓦格納：《一般的或理論的國民經濟學》，1893年，第3版。 H. 迪策爾：《對經濟科學方法論的貢獻》（載於《國民經濟年鑑》，N. F. B. IX）；《社會經濟學原理》，1895年。 K. 門格爾：《關於社會科學方法的研究》，A. 古里耶夫編譯，1897年。 畢歇爾：《國民經濟的發生》，И. 庫利舍爾編譯，1907年。 施穆勒：《從唯物史觀看經濟和法》，俄譯本，1907年。 菲利波維奇：《政治經濟學原理》，俄譯本，1901年。 施穆勒：《國民經濟學綱要》，1901年。 A. 丘普羅夫：《政治經濟學》，第3版，1908年。 A. 伊薩耶夫：《政治經濟學原理》，第7版，1908年。 П. И. 格奧爾吉耶夫斯基：《政治經濟學》，第1版，1904年。 Л. 霍茨基：《政治經濟學》，第4版，1908年。 A. 斯克沃爾佐夫：《政治經濟學原理》，1898年。 熱列茲諾夫：《政治經濟學綱要》，第7版，1912年。 奧爾任斯基：《關於經濟現象的理論》，1903年。 明斯特爾貝格：《價值哲學》，1909年。 П. 司徒盧威：《經濟和價值》，第1卷，1913年。 * * * [1] 例如，施穆勒指出，「關於經濟活動的概念，我們首先指的是以滿足我們機體外在需求為目的的活動，沒有這種活動，我們就無法生存下去。通過狩獵或畜牧，用鋤或犁向大自然母親索取食物；用樹木或石頭蓋房子抵禦寒冷；用樹皮、亞麻和羊毛做衣服；製造用以獲得所有這一切的工具和必要的器具，——這就是經濟活動。」（施穆勒：《國民經濟學綱要》，1901年，第2頁）施穆勒又對這個概念作了補充解釋，說，只有那種具有「合理的性質，並受一定技術知識、準確計算和倫理觀念支配的」活動才是經濟活動。因此，施穆勒的這個概念，把我所說的第一類和第二類的概念合二為一了。不過，施穆勒正是把經濟活動所用的需求放在首位。恩格斯在1894年寫的、後來才發表的信中寫道：「我們視為社會歷史的決定性基礎的經濟關係，是指一定社會的人們用以生產生活資料和彼此交換產品的方式說的。」（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4卷，第505頁。）至於說生活資料，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解釋為「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頁）。但是，恩格斯沒有把這個定義堅持下去，並且往往背離它的論據。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商品生產，應當是不折不扣的經濟活動，但是，商品是用以滿足遠不止是生活需要的物品。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舉了一個著名的例子說：《聖經》，也是一種像麻布或酒那樣的商品。然而，恩格斯的定義並沒有由於它的不徹底性而失去其重要意義，因為恩格斯需要這個定義，用它來論證唯物史觀。而唯物史觀，從這個定義來看，就是主張人們為滿足必要的生活需要進行的活動，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的學說。在俄國，丘普羅夫主張這種觀點。他說：「人類從事用以滿足物質需要的行為，可以叫做經濟行為。」（A. 丘普羅夫：《政治經濟學》，1908年，第7頁）丘普羅夫所說的物質需要，是指我們機體必不可少的需要。 [2] 羅雪爾說：「每一項正常的經濟活動，其目的都是為了用最小的耗費取得最大的個人利益。」（羅雪爾：《國民經濟原理》，第18版，1886年，第22頁。）這個思想，A. 瓦格納表述得最為確切，他認為，經濟原則是「力求從事那種滿足需求的快感大於勞苦（犧牲）的工作，同時也力求付出最小（最低限度）的力氣或犧牲來達到儘可能大（最大限度）的滿足」，而「經濟是旨在有計劃地並根據上述經濟原則不斷滿足人類需求的勞動行為的總和。」（瓦格納：《一般的或理論的國民經濟學》，1879年，第2版，第10頁。）在瓦格納新近出版的《理論社會經濟學》（1907年）一書中，我們又看到了經他稍加補充和修改的經濟定義，但是，它的基本思想依然未變。俄國持這種經濟觀點的人，如A. A. 伊薩耶夫認為「核算是經濟活動的特點」，並且規定經濟是「建立在核算基礎上的、用來維持、增加和消耗財產的行為的總和」。（A. A. 伊薩耶夫：《政治經濟學原理》，1908年，第7版，第42頁。） [3] 對於經濟本質，畢歇爾在其著名的國民經濟起源圖式中也是這樣理解的。從這個觀點來看，不懂得經濟核算的野蠻人，是不可能從事經濟的。因此，畢歇爾的觀點是始終不渝的，他認為，經濟是歷史發展的結果，比較原始的民族根本不懂得經濟，因為野蠻人獲取食物，滿足自己需求的活動，幾乎沒有核算和預見的因素（畢歇爾：《國民經濟的發生》，俄譯本，И. М. 庫利舍爾審編，1907年，第24頁）。 [4] 「節省思維，在達到最高形式發展的科學（自然科學經常求助於它）即數學中極為盛行……物理學是在經濟上經過調整的經驗。」（馬赫：《通俗科學講演集》，科特利亞爾譯，1909年，第158—159頁。） [5] 恩格斯說：在歷史上，「人們所期望的東西很少如願以償，許多預期的目的在大多數場合都彼此衝突，互相矛盾……。這樣，無數的個別願望和個別行動的衝突，在歷史領域內造成了一種同沒有意識的自然界中占統治地位的狀況完全相似的狀況。行動的目的是預期的，但是行動實際產生的結果並不是預期的，或者這種結果起初似乎還和預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後卻完全不是預期的結果。」（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4卷，第243頁） [6] 我們甚至還有一句民間諺語「上帝創造價格」，就鮮明地表達了這種自發的和不受人類影響的價格規律。 [7] 「到現在為止，我們所掌握的有關經濟科學的東西，幾乎只限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生和發展。」（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3卷，第189頁。） [8] 參見E. 凱爾恩斯：《政治經濟學的性質和推理方法》，1875年，第25—26頁。在新近的經濟學家中，塞季威克斷言：「政治經濟學至少在英國，目前被人們認為是關於財富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的科學。」（《政治經濟學原理》，1887年，第12頁。）但是，馬歇爾受德國經濟學家的影響，不太堅定地認為，政治經濟學「一方面是關於財富的科學；另一方面，即比較重要的一方面，又是關於人的科學的一部分」。（《政治經濟學原理》，1898年，第1頁。） [9] 迪策爾：《社會經濟學理論》，第159頁。 [10] 維塞爾：《經濟價值的起源和主要規律》，1884年，第77頁。 [11] 明斯特爾貝格：《價值哲學》，1908年，第351頁及以後各頁。 [12] 卡爾·門格爾：《關於社會科學方法的研究》，譯自德文，1894年，第82頁。 [13] A. 瓦格納：《一般的或理論的經濟學》，1879年，第2版，第52、121、151、154頁。 [14] 見門格爾前引著作，第101頁。 [15] 他說：文明（他所說的「文明」系指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言）的機制，是所有一切機制中最奇異的機制（le plus curieux de tous），因為在這個機制中，可以觀察到各種力量的最為複雜的現象。（傅立葉：《關於四種運動和普遍命運的理論》，1841年，第408頁。） [16] 迪策爾：《對經濟科學方法論的貢獻》，載於《國民經濟年鑑》，N. F. IX，第237、245頁。 [17] 「在嚴格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下，建立在因果關係的原則上的政治經濟學，會成為純屬荒誕的東西。」（桑巴特：《現代資本主義》，第1卷，1902年，第16頁。）Л. И. 彼得拉日茨基也認為：「政治經濟學及其認識論特徵，只有從現行的法律制度方面看，才是可能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與現今經濟理論有關的、用演繹的方法研究由民法因素引起的行為（意向）法則的科學，已經沒有什麼存在的意義。」（《法律和國家論》，第3卷，1910年，第2版，第7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