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 第七章 德國人

在敘述漢撒同盟那一章里，我們談到了德國怎樣由於廣泛的商業活動，在次序上僅後於義大利，而遠在其他歐洲國家之前，就繁盛了起來，我們現在必須先把它最早期的工業環境及其發展情況作一概略的考察，然後接著敘述它的工業歷史。 古代日耳曼的土地大部分是供作畜牧和行獵用的。那時的農業還處於原始狀態，極為簡陋，這項工作是丟給奴隸和婦女去做的。自由民的唯一任務是戰爭與打獵；這就是德國貴族身分的發端。 在整個中世紀時代，德國貴族所堅守的就是這種制度，壓製衣夫，反對工業；至於他們既處於領主地位，這兩項事業的發展必然能使他們獲得利益這一點，他們卻茫無所知。 的確，德國貴族對於行獵活動這種相沿已久的傳統的愛好是根深蒂固的，因此直到今天，他們久已在犁頭上、織機上發了財，但是對於那個祖傳的工作還是念念不忘，在議院中還夢想保留狩獵事業與狩獵規則，好象狼和羊、熊和蜂是可以和平共處的，好象同一塊土地在同一時間，可以用於園藝、植林及科學耕作，也可以供作野豬與鹿兔的馳逐之場。 德國的城市與寺院對於鄰近地區在文化上的影響很大，這一點雖未可忽視，但它的耕作事業則長期停滯在未開化狀態。 這時在古羅馬屬地，在塵世與宗教首腦人物駐在地區，在寺院附近，在一定程度上屬於他們勢力範圍、為皇帝所中意的地方，以及漁業集中、水陸交通便利的所在，興起了許多城市。這些城市在多數情況下，只是由於對當地需要的供應以及國外運輸業務的經營而獲得發展的。那個時候要使國內工業獲得廣泛發展，要使它能夠支持出口貿易，只有從大規模發展養羊與植麻事業著手。但是大規模植麻的含意就是高度發展農業，而從事於大規模養羊則必須具有防禦狼群與盜賊的保衛設備。當時在各個諸侯與貴族彼此之間以及對備城市不斷發生著爭鬥，在這樣情況下，安全的環境就無法實現。牧場上的牲畜總是盜劫的主要目標；而貴族們為了愛好野獵，謹慎地保留著大片的森林地帶，這樣對於野獸的為患就談不到徹底掃除。豢養的牲畜既少得可憐，生命財產的安全又沒有保障，在耕作者方面資本和自由兩個因素都感到缺乏，在地主方面則對於農業的發展全無興趣，這樣就必然使農村以及城市的發展停留在一個非常落後的狀態。 如果將這些情況作了適當考慮，那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處於完全相反情況下的法蘭德斯與布拉奔能夠在那樣早的時期就實現了那樣高度的自由與繁榮。 可是雖然障礙重重，沿波羅的海與北海的德國城市，由於漁業、航運業與海外貿易的關係，終於獲得了發展；在德國南部及阿爾卑斯山麓一帶，則由於義大利、希臘及陸上運輸業的影響而有了發展；在來因河、易北河、多瑙河流域則靠了從事於葡萄種植與酒類貿易而有了發展，這一帶土壤特別肥沃，而且水路交通便利，在中世紀時路政不修，陸上交通困難，加以普通缺乏安全保障，因此水路交通甚至此現在還更為重要，這就使這一帶地區處於有利地位。 由於各地區發展的起源不同，因此德意志各城市聯盟，如漢撒、來因、斯瓦比亞、荷蘭、瑞士等聯盟，各有不同的特點。 這些聯盟組織由於普通貫串著一種少壯的自由精神，因此也強盛了一個時期，但它們所普遍缺乏的是內部的安全保障，是團結一致的原則和力量。由於貴族所有地的存在，由於鄉村間存在著的農奴制，這些城市是互相分離的，它們的聯盟遲早會垮台的，因為這時農業人口逐漸增加，境況也比較富裕（通過當地統治者的勢力，他們彼此之間原來存在著團結的關係）。這些城市如果在農業發展上企圖有所迎展，則首先必須設法與農業階級或貴族階級相結合，使之成為聯盟組織中的成員，否則將自取滅亡。但是它們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卻缺乏必需的高度政治的直覺才能與知識。它們的政治眼光是很少能超出它們自己的一城以外的。 這些聯盟組織中只有兩個，瑞士聯邦與七省聯盟，的確實現了這種結合，這也並不是由於深謀遠慮的結果，而是由於形勢上的迫不得已，當時環境也有利於這樣的措施，由於這個原因，這些聯盟就得繼續存在。瑞士聯邦不過是德意志帝國一些城市的一個集合體，是由居於這一地帶的自由人民結合在一起而建立起來的。 其餘的德國城市聯盟都已沒落，這是由於它們藐視鄉村人民，荒謬地認為市民身分高於農民，以此自傲，看到農民處於屈從地位反而沾沾自喜，並不想從事於提高他們的水平，使城鄉獲得共同發展。 這些城市只有靠了世襲王室的威權才能達到統一。但是在德國這種權力操於各諸侯之手，他們為了使自己的獨斷統治避免受到約束，為了使城市以及一些級位較次的貴族處於服從地位，因此他們所注意的是如何阻止一個世襲帝國的成立。 因此德國的國上都堅持著羅馬帝國的觀念。皇帝只有居於軍隊首領的地位時才能算是統治者，只有在進行戰爭時才能使那些諸侯以及城市處於他們的旗幟之下。所以在德國受到國王的保護的公民自由，在義大利就受到國王的敵視與摧殘。 但是對羅馬幾次的遠征，不但越來越削弱了德國的王權，而且也削弱了那些王朝；靠了那些王朝的力量，在帝國範圍以內，在這個國家的中心，原來是可望建成一個統一政權的，但是霍亨斯陶棻王室傾覆以後，統一政權的核心也就隨之化為齎粉了。 哈普斯堡王室原來是既貧且弱的，它看到國家無法獲得鞏固，就從事於利用國民精神以降服異族，由此得以在德意志帝國東南境建成了一個鞏固的世襲君主政體，後來布蘭登堡的侯爵們在東北境也仿效了這個辦法。這樣就在東南和東北以對異族的統治為基礎，建成了世襲王位的獨立國，一方面在國境的西隅成立了兩個共和國，它們與祖國越來越貌合神離，在國家內部也一直在鬧著不團結，實力日益消耗，處於分崩離析的局面。後來在世界範圍內發生了一系列的重大變化，如火藥與印刷術的發明、羅馬法的復興、宗教改革、美洲大陸與通往印度新航線的相繼發現等等，使德國的厄運達於極度。 上文所說的這些智力上、社會與經濟上的變革，造成了德意志帝國各組成部分之間、各諸侯之間、各城市之間、甚至各個城市的各行會之間以及各個等級的分子之間的傾軋分裂。全國的活動力這時所傾注的並不是工農商業或航運業的發展，也不是殖民地的開拓或國內製度的改善，實際對於任何實質上的改進都全不在意。人們所爭論不休的只是在於宗教教義與教派繼承的問題。 這時漢撒同盟與威尼斯正趨於衰落，德國的大宗貿易，以及在南北各城市的權力與自由，也就跟著一蹶不振。 於是發生了三十年戰爭，各地區、各城市都遭到了兵燹蹂躪。荷蘭與瑞士都退出了，而國內膏腴之區則被法國所征服。而昔日的那些卓越的城市，如斯特拉斯堡、紐倫堡、奧格斯堡等，曾經在力量上超過一切選侯轄區，現在由於常備軍的存在而陷於完全無能的地位。 在變革以前，如果王室威權能夠比較地鞏固，各城市能夠比較地團結一致，如果能夠有一個完全屬於日耳曼民族的國王完全掌握宗教改革事宜，使之有利於國家的統一、權力和自由，那麼在德國工農商業的發展方面將獲得如何不同的結果是不難想像的。有些政治經濟學理論硬要我們把國家的物質福利完全歸因於個人的生產，與上述的一些觀察相對照時即不難看出，這種論調實在是不切實際的，不足取的，它完全忽視了一個事實，即一切個人的生產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國家的社會環境與政治環境的。德國採用了羅馬法，對德國來說，再沒有比這一措施的危害性更大的了。由此使各個人的法律地位與關係發生了莫可言狀的混亂，而這一點還不能算是最大的不良影響。還有比這個更大的惡劣後果是，由此造成了一種階級，這些人是學者，也是法理學家，他們的精神，他們的語言，在在與民眾不同，他們把人民看成是在法律上一無所知的，在地位上是低一等的，他們否認一切人類正確知識的價值，處處對公開的事理故神其說，所倚恃的是獨斷權力，這是一種最卑鄙的仗勢行為，他們就在這樣的權力下過生活，到處所宣揚、所辯護的只是他們的利益，自由的基礎在他們手裡受到了徹底摧殘。因此直至十八世紀初葉，德國在各方面還是非常落後，在文學、國家行政、法律的制定與執行各方面都還沒有能脫離未開化狀態；農業簡陋，工業與一切大規模商業都奄無生氣，國家缺乏團結一致的力量，與外國發生交涉時處處顯得軟弱無能，毫無威信。 只有一件東西德國人是保持著的，這就是他們固有的品質。他們熱愛的是勤勞、秩序、儉約和節制，他們對於研究工作、對於各種事業，富有忍耐與不屈不撓精神，有誠懇的力求改進的精神，相當地具有道德心與審慎周詳的態度。 這樣的品質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雙方所共有的，當德國國民性幾乎被完全破壞而情勢恢復平靜之後，人民就開始在某些個別的、孤立的范國內從事於建立秩序，努力改進和爭取進步。他們對於教育、禮貌、宗教、藝術和科學都極度重視，那種熱烈提倡的態度是再沒有別的地方比得上的；在上的絕對權力則施之於一般教育、秩序與道德的維持，施之於對弊端的革除與公共福利的促進，關於這方面權力行使時的恰當與有利也是別的國家所不及的。 德國國民性之所以能獲得恢復，其基礎無疑是由政府奠定的。政府忠實地把改作俗用的教會地產項下的收入，用於教育、科學、藝術以及公用事業各方面。由於這類措施，就使國家行政與司法、教育與文學、工農商業、更加重要的是人民大眾，各方面都有了生氣。由此可見，德國的獲得發展，它所遵循的途徑，是與一切別的國家完全不同的。在別的國家，高度的精神文化總是由物質生產力的發展而來的，而德國則情況相反，它的物質生產力的發展，主要是事前的智力發展的結果。因此現在德國人的整個文化是屬於理論性的。也因此在德國人的性格中合有許多不切實際的、古怪的特徵，這一點在別的國家看起來是很觸目的。 我們可以作一個比喻，德國人民就象是這樣一個人，這個人原來未曾有機會使用他的四肢，他首先從理論上學會了怎樣行走跳躍，學會了怎樣吃喝，怎樣啼笑，然後把他的理論知識付諸實踐。因此產生了德國人所偏愛的哲學體系與世界主義幻想。這種智力既不容干擾世界實務，就在純理論領域中竭力發揮。也因此使我們看到信從亞當·斯密及其門人的學說的，在德國比在任何別處為多，與坎寧及赫斯啟森的世界主義論調錶同情的，在別處也沒有象在德國那樣地深切。 德國工業的最初發展，主要應歸功於南特敕令的廢除，由於這一瘋狂措施，有無數逃亡者流入德國，他們的蹤跡幾遍及德國各地，因而就到處有了他們建立起來的各種各樣的工業，如呢絨、絲綢、帽子、手套、珠寶、玻璃、瓷器等等。 在德國首先採取促進工業的政治措施的是奧地利與普魯士；奧地利是在查理六世與瑪麗亞·賽里薩的時代實施這種政策的，但在約瑟二世時代推行得更加有力。奧地利以前由於驅逐新教徒——那是它最勤奮的一部分的公民——而遭到極大損失，至於它緊接著實行的促進教化和精神文化政策究竟有什麼顯著成就，卻不能十分肯定。後來由於實行保護關稅制度、改進養羊業、改進路政以及其他措施，結果即使在瑪麗亞·賽里薩時代它的工業就已有了相當進展。 在約瑟二世時代，對這一工作推進得更加有力，結果獲得了比前大得多的成就。最初所獲得的成就實在並不重要，因為這位皇帝的脾氣向來是急躁的，在這一工作以及另一些改進計劃上都犯了過於冒進的毛病，結果奧地利與其他各邦比較，仍然處於落後地位。這裡的情況也和別處一樣，說明凡事操之過急就難期有成，保護關稅的實施，如果希望它能順利進行，不致成為對現狀的一個擾亂因素，在開始時就決不可把稅率訂得過高。但是這個制度實行以後，經過時間愈久。它的優點就顯示得愈加清楚。奧地利的工業及農業所以能夠達到現在這樣欣欣向榮的境地，主要是由於這種稅制。 普魯士的工業在三十年戰爭中所受到的打擊，比任何別的國家為嚴重。它最重要的工業，布蘭登堡的毛紡織業，在這一戰役中差不多已完全毀滅，紡織工人大部分流入了薩克森，而這時英國的輸入品使任何競爭力量無法活動。於是發生了南特敕令取消的事件，在巴拉登領地以及在薩爾斯堡的新教徒也受到了迫害，從而使普魯士得以坐享其利。普魯士的統治者，這位偉大的選侯腓特烈二世，立刻就看到了伊麗莎白早在他以前所清楚認識到的一個事實。在他的策劃之下，大批被放逐的教民流入了普魯士，這就使這個地區的農業有了生氣，工業有了發展，科學與藝術也有了進步。所有他的後繼者都依照他的方針行事，跟著他的腳步前進，但是這位大王熱情橫溢、勇住直前的氣概，卻是沒有一個後人及得上的——他在承平時期的政策比他在戰爭中的勝利更為偉大。關於腓特烈二世所採行的那些多得數不清的措施，這裡的有限篇幅簡直無法詳論；通過這些措施，使大量的國外農民流入了他的領土，使許多荒地變為良田，培養起了大片草地，提高了牲畜飼料、蔬菜、馬鈴薯與菸草的產量，改進了馬、牛、羊畜牧事業，推廣了無機肥的使用，等等，由此產生了有利於農民階級的資本和信用。這些還只是在發展農業方面的直接措施，此外由於某些工業的發展，對農業的間接利益更大。他建立了關稅制度，改進了運輸工具，建立了銀行，使普魯士在工業方面有了在各邦中突出的進展。普魯士所處的地理位置對於順利地實現這些措施來說，並不見得有利，境內各區互相分裂，走私買賣的不良影響比那些大邦所受到的更為嚴重，那些大邦的地區大都是連成一片的，有海洋或河流、山脈為天然屏障，普魯士並沒有這樣的有利條件，但是，它在各方面的進展仍然超過了那些大邦。 我們對於普魯士所施行的制度儘管作了這樣的讚揚，但也絕不想替它掩蓋缺點，例如它對於原料出口的限制，就是缺點之一。不可抹煞的是，缺點儘管存在而國家工業仍然獲得了極大的提高，這一點是沒有一個進步的、無私的歷史家敢於否認的。 任何人如果不存私見，沒有被虛妄的理論所蒙蔽，就一定能清楚地看到，普魯士之所以能成為歐洲列強之一，主要並不是由於它的煊赫戰績，而是由於在促進工農商業利益與科學、文學進步的方面所施行的賢明政策；而所有這一切卻完全是那一位偉大天才一手所造成的。 然而這位國王所依靠的並不是一國中自然習尚的活動力，而只是一個行政制度，這種制度是有條不紊的，謹慎周密的，但也無疑地要受到官僚政治下那種死板的機械常規的牽制。 而德國所有其他地區，幾世紀以來，卻一直處於自由貿易勢力之下；就是說，世界上任何國家可以把它的工業品自由輸入德國，卻沒有人容許德國工業品輸入別的國家，這個規律未嘗沒有例外，但例外是很少的。但這並不是說擁護自由貿易的學派關於自由貿易巨大利益的預見和所作的諾言，通過這個國家的經驗已經獲得證實，因為在那裡到處所見到的只是退步而不是進步的現象。有些城市如奧格斯堡、紐倫堡、美因茲、科隆等等，人口已減低到了不足以前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常僅為了脫售一些無價值的剩餘產品而彼此摩拳擦掌，要訴諸戰爭。 法國革命爆發以後跟著發生了戰爭，也跟著發生了英國對於駐歐洲大陸軍隊的津貼，從而使來自英國的競爭變本加厲。因此使工業發生了新的下降趨勢，一方面農業似乎有了發展機會，但這種現象只是表面的、一時的。 接著出現了拿破崙的大陸封鎖政策，這個措施雖然備受亞當·斯密最出名的高足薩依先生的抨擊，斥之為禍殃，卻使德國和法國的工業史開闢了一個新紀元。有些理論家，尤其是英國的理論家，把這個政策攻擊得體無完膚，但是不論他們怎樣說，有一點總是肯定的，這就是，受了這個封鎖政策之賜，德國所有各種工業初次獲得了重大發展；凡是熟悉德國工業歷史情況的人必然能為此說作證，因為任當時的一切統計著作中，對於這一事實的證明材料是俯拾即是的。德國只是從那個時候起，對於已經著手了一個時期的養羊業的改進，才獲得普遍推行，並獲得了良好成績；德國對於運輸設備的改進，也只是從那時起才有了積極進行的機會。固然，在另一方面，德國也喪失了它原有出口業務的大部分，尤其是麻布的出口。然而它所得遠過所失；普魯士與奧地利的工業開始得比德意志其他各邦為早，這時所獲得的利益也更大。 但是和平恢復以後，英國工業再度對德國展開了劇烈競爭；因為當相互封鎖期間，這個島國由於有了種種新發明以及對國外各地進行著數額巨大、幾乎近於獨占的出口貿易，它的工業發展已經遠遠超過德國，這就使它成為德國工業可怕的勁敵。由於這個緣故，再加上在資本上有了巨額擴充，使英國居於非常有利地位，與德國對照下，它的商品，售價可以壓得非常之低，而質量則高出很多，它所提供的賒欠其期限遠比德國所提供的為長，而在德國方面則重重困難方始開端，有待於它作艱苦的奮鬥。結果在德國方面發生了工業普通崩潰的情況，呼號求助之聲響遍全國，特別是來因河下游一帶，這些地區原來屬於法國，這時已被排除於法國市場之外。還有一層，普魯士的關稅制度在絕對自由貿易方針下經過了許多變遷，這時已不足以抵抗英國競爭。一方面普魯士的官僚們對於國內呼援之聲並無同情，卻一直抱著反對態度。他們對於亞當·斯密的理論在校時漬染已深，因此不能十分機警地認識到時代的需要。在普魯士甚至還存在著那樣的經濟學家，他們還在那裡雄心勃勃地企圖復興那個久已被駁倒了的「重農」制度。但是事物的現實狀態究竟比理論具有更大力量。有些地區的工業家對於與法國的舊有關係仍然念念未忘，從他們那裡發出來的痛苦呼聲，終不能不予以同情撫慰，終不能一直置之不顧。這時有一種蔓延得越來越廣的意見，認為英國政府正以前所未有的態度支持著一項計劃，準備將它的工業品向歐洲大陸傾銷，使之泛濫於大陸市場，以便窒息大陸工業於其初生之時。有些人對於這種看法嗤之以鼻，認為是一種妄談；但是這種看法的廣泛流傳實在是極其自然的，是可以從各方面獲得印證的。首先是，這種傾銷現象確曾發生，看上去好象確是事先蓄意作了安排的；其次是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國會議員亨利·布魯阿姆先生（後來是布魯阿姆勳爵）曾於1815年公開宣稱，「為了將外國工業扼殺在搖籃里，英國工業品出口就是有些損失也是值得的。」這位勳爵是有名的博愛主義者、世界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十年以後又有一位國會議員休謨先生，他在自由主義這一點上的聲名也不亞於這位勳爵，他的意見與這位勳爵如出一口，而且在措辭上都幾乎是相同的，他說，「大陸工業應趁其蓓蕾之時加以剪除。」 普魯士工業家們的呼籲終於獲得了反應；想到他們年復一年與死神搏鬥的痛苦，直到這個時候才有復甦希望，應該承認這段時間是夠長的，但他們的申訴終於獲得了良好效果。普魯士在1818年成立的關稅制度滿足了當時普魯士工業的一切要求，而絲毫沒有過分誇大保護原則，對各國原有的有利關係也沒有作不適當的干擾。它所規定的稅率標準遠較英法為低，這是勢所必然的，因為在當時並沒有從禁制制度逐漸過渡到保護制度的問題，而只有從（所謂）自由貿易走向保護制度的間題。這個制度從全體來看還有一個優點，即徵稅時大部分是按照商品重量不是按價值計算的。通過這種辦法，不但防止了走私活動及估值偏低、以多報少的弊端，而且達到了一個重大目的，對於性質不同的商品起了不同的刺激作用。有些物品是供普遍消費的，由任何國家自己來製造都極為便利，由於總值的巨大，對任何國家說來也最關重要，對這類物品的進口稅率就訂得最高；有些物品比較精細，比較貴重，在國內製造比較困難，有些則比較易於引起走私，或比較便於走私，對於這一些物品的保護稅率就逐級予以降低。 但是在這種按量計征辦法下受到最大影響的，當然是鄰近的德意志各邦的貿易，受害程度遠在各外國的貿易之上，理由是極為明顯的。這些次一級的小邦，原來已被排出於奧地利、法國與英國市場，這時又幾乎完全被擯於普魯士，受到的打擊更加嚴重，因為這些小邦有許多在地理上是完全或大部分被普魯士的省區所包圍的。 這類措施實施以後，普魯士的工業家平靜下去了，但是在德意志其他各邦的工業家方面，不平的呼聲又高了起未。還有一層，奧地利對於德國商品，特別是上斯瓦比亞麻布的運銷義大利，又規定了限制辦法。這就使這些國家在各方面的出口業務，只能局限於一個非常狹小的區域，它們彼此之間又互設關卡，互相隔絕，它們的工業這時已臨到絕境。 1819年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舉行春季博覽會時，由德國工商業家五六千人在那裡組成的非正式的協會，就是在這種迫切情況下產生的，其目的在於取消德意志各邦在各自為政情況下設立的關稅，同時在於爭取成立一個德意志全國統一的商業與海關制度。 這個協會後來正式宣告成立，它的協議條款曾送呈議會及德國所有各邦的領導人與政府，請求批准。在德意志各邦分別設置了聯絡員，各城市分別設置了當地聯絡員。會內每一個成長與聯絡員都以竭盡所能促使團體目標得以實現為職志。該會擇定了紐倫堡為總會所在地，授權該城設置了一個中央委員會，在一位輔佐的參贊下負責領導協會事務，本書的作者即當選為輔佐。中央委員會的方針策略與議事錄，均在協會所辦的一個周刊《德國工商業機關報》公布，與協會任務有關的一些意見、建議、論文以及統計資料，都在這個刊物上發表。該會每年在法蘭克福春季博覽會上召集全體大會一次，由中央委員會在大會上作事務報告。 協會向德國國會遞了請願書，說明所建議各項措施的適當與必要，然後在扭倫堡的中央委員會就開始行動，派遣代表到各邦政府，並派代表參加1820年在維也納舉行的各邦使臣會議。在使臣會議上至少取得了一點成就，即德意志若干次級的、較小的邦同意另在達姆施塔特召集會議，討論協會所提出的問題。這次達姆施塔特會議討論的結果是：第一，促使瓦敦堡與巴伐利亞結成聯盟；其次，某些德意志邦與普魯士結成聯盟；再次，若干中型的德意志邦結成聯盟；最後，主要出於科塔（Cotta）男爵的努力，使上述三個聯盟共處於一個總的關稅同盟之下。至此，整個德意志，除了奧地利、兩個梅克倫堡、漢諾威與漢撒諸城市以外，已經聯合在一個關稅同盟之下，在同盟範圍以內取消了各成員之間原來的各不相謀的稅制，對外成立了統一的稅制，所徵收的稅款，由各邦根據人口多寡按比例分配。 這個同盟所建立的稅制實質上與1818年普魯上所建立的相同，就是說，這是一個適度的、有節制的保護稅制。 由於稅制的統一，組成同盟的德意志各邦在工農商業上已經獲得了重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