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 第六章 法國人

法國也是繼承了羅馬文化的許多殘餘的。當日耳曼族法蘭克人侵入時，這些人所愛好的沒有別的，只是打獵，因此有許多久經耕種的地區又變成了森林與荒地，使法國幾乎又失去了一切。法國同歐洲所有其他國家一樣，它在中世紀時農業所以獲得進展，大部分有賴於宗教勢力，不過後來成為文化發展上一個重大障礙的也是這個勢力。修道院中人不象貴族那樣不斷地從事於仇殺、競爭，並不以兵役義務來磨難他們的奴屬，田地與牲畜受劫掠與破壞的危險也比較少。教士們所喜歡的是安閒生活，反對的是爭吵，而且往往願意扶危救困，以此來博得聲譽和別人的尊敬。因此有一句老話，「寄居在教門中人的屋檐下總是幸福的。」對於法國早期工業發展有重大影響的是十字軍、路易九世（聖路易）建立的市民社會與行會制度、與義大利及法蘭德斯的接近等因素。早在十四世紀時，諾曼地與布列塔尼就已經從事於製造毛織品與麻織品，供國內消費並運銷英國。這個時候，它的酒與鹽的出口業務，主要由漢撒商人為居間，也已占有重要地位。 由於法蘭西斯一世的努力，法國南部開始有了絲織業。亨利四世也重視這一工業，同時並注意玻璃、麻布及毛紡織工業的發展；里舍留與馬扎藍也曾注意促進盧昂和色當的絲稠、天鵝絨與呢絨製造業以及漁業與航運業。 美洲的發現使法國受到了最有利的影響，這種情況當時是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得上的。法國西部所產穀物運銷西班牙的數量很大。庇里牛斯山區每年有許多農民移入西班牙東北一帶去找尋工作。法國曾以大量的酒和鹽運銷西班牙屬尼德蘭；它的絲綢、天鵝絨、尤其是某些奢侈品曾大量銷售尼德蘭、英國、西班牙和葡萄牙。就是由於這些原故，在很早一個時期曾有很多西班牙金幣與銀幣在法國流通。 但是法國工業的全盛時代是從科爾伯特開始的。 當馬扎藍死的時候，法國不論是工商業、航運業或漁業都沒有達到重要地位，那時法國的財政更處於最惡劣的境地。 科爾伯特卻有勇氣獨立擔負起一種任務，這種任務在英國是經過三個世紀不斷努力、兩次革命的代價，才得以順利完成的。他向各國招聘優秀技師和工人，收買商業上的秘訣，並廣泛搜羅精美的機械和工具。他實行了統一而有效的稅則，使本國工業在國內獲得了穩定市場。對於內地關稅儘可能地撤廢或加以限制，一方面積極建設公路與運河，以改進國內運輸。這些措施使農業獲得了甚至比工業更大的利益，因為消費者的數目增加了一倍到兩倍，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接觸很便利，而且運輸的代價低廉。他又降低了對地產的直接稅，減輕了以前徵稅時在手續上的那種嚴厲苛刻的程度，平衡了租稅負擔，最後還實行了降低利率的辦法，這樣就使農業方面獲得了更大利益。他只是當穀物供應不足、價格高漲時，才禁止穀物出口。他對於國外貿易的推廣與漁業的發展特別重視。他與地中海東部沿岸各國重新建立了商業關係，擴大了對殖民地的貿易，開闢了對北歐的貿易。他對於行政的一切部門採行了最嚴格的節約措施，並使之在工作上秩序井然。他死的時候，法國製造毛織品的紡織機已經有五萬架，每年絲織品產值已達五千萬法郎。國家的歲人已增加了二千八百萬法郎。這時法國已擁有繁盛的漁業，大量的商船，一支強大的海軍。 隔了一個世紀以後，有些經濟學家對科爾伯特嚴厲地加以責難，認為這位政治家急於促進工業利益而以農業利益為犧牲。這樣的責難是過當的，只是說明了這些作家自己對工業的本質並沒有充分了解。 但是，科爾伯特即使對原料出口反對作定期性的阻止，被認為在這一點上措施失當，然而由於對國內工業發展的鼓勵，他卻使人們大大地增加了對農產品的需要，使農業獲得了十倍於上述損失的補償。如果說他對工業規定了一套新的措施，以命令強制實行，違背時即加懲罰，因而認為他違反了政治家的開明風度，那麼要曉得，這樣的措施是適應時機的，在他所處的時代也還是最有利、最適當的，那個時候人民處於長期專制統治下，意志消沉，對一切都漠不關心，即使對於有進步意義的革新也抱著反對態度，科爾伯特所應付的就是這樣一種人民。 有人說科爾伯特的保護制度，使法國喪失了一大部分的國內工業，這隻有對南特敕令（the Edict of Nantes）廢除後的極度悲慘後果完全視若無睹的那個學派，才能把這個罪過加在科爾伯特身上。在他死後的三年間，由於上述敕令廢除後的種種倒行逆施，法國最勤奮、最幹練、事業上最成功的五十萬居民被迫離開祖國。這些人流到了瑞士，流到了德國的每一個新教區、特別是普魯士，還流到了荷蘭和英國，他們在那些地方安家落戶，把他們的事業和資本帶了過去，這就使他們的祖國受到了雙重損害。這樣就由於法皇一個姘婦的陰謀毒計，在三年之中，毀滅了整整一個世代的豐功偉績，使法國再度陷於那種奄無生氣的情況；而英國則在憲法的庇護下，革命精神的鼓舞下，激起了全國的一切積極因素，由伊麗莎白和她的上一代開始的那些建設事業一直在穩步進行，中間從未停頓，而且熱情越來越高。 法國由於長期的政治腐敗，它的工業與財政狀況毫無起色，與英國那種欣欣向榮的氣象恰恰成一鮮明對比，因此在大革命將發生以前，引起了法國政治家們的仿效心。他們被那些經濟學家不切實際的理論所蠱惑，與科爾伯特的政策方針相反，希望建立自由貿易，以此為補救辦法。他們的想法是，如果予英國工業品輸入以優惠待遇（進口稅率減為百分之十二），以此為條件，使法國的葡萄酒與白蘭地能夠在英國暢銷，法國一下子就能夠恢復繁榮狀態。英國對於這個建議當然極度歡迎，要它對法國來一個麥修恩條約的翻版，它又何樂而不為，於是成立了1786年的伊甸條約，這個條約所造成的不利於法國的毀滅性結果，與葡萄牙原版所造成的絲毫沒有兩樣。 英國人是習慣於伊比利亞半島的烈性飲料的，因此對法國酒的消費量並沒有增加到原來所想望的程度。這時更加使法國人大吃一驚的是，他們在英國行銷的只是一些時興貨和小工藝品等雜貨，這些貨物的總值是很有限的，而英國所提供的卻都是主要必需品，總值非常巨大，而且英國工業家在價格、質量以及賒銷條件各方面所提供的，處處勝過法國的工業家。經過了一個短時期競爭以後，法國工業家已瀕於破產之境，法國的制酒商所獲甚微，於是法國人想趕緊止注這種惡化現象的演進，取消了這個條約。結果所獲得的只是這樣一個教訓：已經發展起來的工業可以在幾年之間一敗塗地，已經受到摧殘的工業要想用整整一個世代的時間使它恢復卻不那樣容易。英國的競爭在法國已經引起了對英國貨的愛好，習慣既已養成就很難剷除，結果是發生了廣泛的、長期繼續的走私買賣，一時不容易撲滅。而在條約廢止以後，對英國人來說，要他們對伊比利亞半島的烈性酒重溫舊好，卻並沒有什麼困難。 大革命的騷動與拿破崙時代不斷的戰爭，對法國工業繁榮當然不會有利，況且在這個時期法國喪失了大部分海外貿易，失去了一切殖民地；但是儘管如此，法國的工業，只是由於對本國市場的得以獨占，由於封建束縛勢力的消除，在帝國時期比之在革命以前的舊制度下卻獲得了較大發展。在德國以及在大陸封鎖范國內的一切國家，情況也是這樣。 拿破崙曾經鋒芒畢露他說過，在世界當前情況下，任何國家要想採用自由貿易原則，必將一敗塗地。就法國商業政策來說，他在這句話里所表現的政治智慧，超過了他同時代一切經濟學家在他們著作中所表現的。這位偉大的天才，以前並沒研究過這些學說。卻能明智地了解工業力量的性質與重要性，不能不叫人驚嘆不置。他沒有研究那些學說，這對於他，對於法國來說，真是一件好事。拿破崙說過：「以前對於財產只有一種說法，就是土地的占有；但是現在興起了一種新型的財產，這就是工業。」拿破崙看到了，並且在這裡清楚他說明了他同時代經濟學家所沒有看到或者沒有明白表達的一個事實，即一個能夠把自己的工業與農業力量結合在一起的國家，比較一個單純的農業國家，在完善程度上，在富力上，不知要超過多少倍。拿破崙樹立了並促進了法國的工業教育，提高了國家的信用，採用了許多新發明與改進的操作方法，改善了國內交通運輸設備，這些都不必細說，因為大家都還記憶猶新。不過有一點在這裡似乎值得特別提一提的是，現代一些理論家對於這位非常高明的、煊赫一世的統治者作出了有偏見的、不公平的評價。 拿破命時代過去以後，英國競爭勢力，原來其活動只限於走私買賣的，這時在歐洲和美洲卻又站穩了腳步。這時我們第一次聽到了英國人反對保護政策、擁護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原則的論調，這些講究實際的島民以前是把這一原則看成不可實行的幻想的。但是任何觀察者，如果不存私見、有相當鑑別力的話，當可很容易地看出，在這種論調的轉變中，並不存在絲毫博愛主義的感情動機。只有當涉及的問題是如何促進英國商品運銷歐美大陸的便利時，他們才用得著世界主義論據；一等到問題轉向到穀物的自由輸入，或者牽涉到外國商品是否允許在英國市場與它本國工業進行競爭時，他們所援引的就完全是另一套原則。據說不幸的是英國所奉行的一種政策雖與自然原則相違背，但存在已久，已經以人力造成了一種形勢，如果加以突然的干預，就不免會發生危險，發生不幸的後果。因此非經過十分謹慎周詳的考慮，不可輕於嘗試。這是英國的不幸，並不是它的過失。歐美大陸各國毫無拘束，因此可以充分自由地、及時地來共享自由貿易之福；據說這是它們的佳運，是應當格外感到心滿意足的。 在法國，它的舊王室在英國保護下或至少在英國金錢勢力下重新登上了王位，但上述自由貿易的論據卻沒有能夠長期流行。英國的自由貿易使法國在大陸封鎖制度下壯大起來的工業受到了重大破壞，因此不久法國就採用了禁止制度，以圖挽救。根據杜潘的紀錄，從1815到1827年間，法國工業的生產力增長了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