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與病態 · Ⅲ. 標準與平均

似乎在平均（moyenne）這一概念中，生理學家發現了與正常（normal）或者標準（norme）對等的一個客觀的，而且在科學上合法的概念。當然，當代的生理學家們不再像克勞德·貝爾納一樣，厭惡把所有生物學實驗或分析結果說成是一種平均。這種厭惡，或許源於比沙的一段文字：「人們隨意從一個對象上抽取尿液、唾液、膽汁等等進行分析，並從對它們的考察中得出動物化學，好吧，然而，這不是生理化學；如果我可以這樣說，這是對各種液體的死屍般的解剖。他們的生理學，存在於對無數變化的認識中。這些變化，是各種液體隨著不同器官的狀態而產生的。」[12，art，7，§1]克勞德·貝爾納同樣很清楚這一點。據他說，使用平均這一說法，消除了功能性生理學現象那些本質上動盪的、有節奏的特徵。比如，如果我們採用同一天從一個特定的人那裡多次測得的平均數來獲取他真實的心跳數，「我們明顯會得到一個錯誤的數字」。因此，有了這一規則：「在生理學中，實驗中關於平均的描述，絕不應該出現，因為在現象之間的真正關係中，這種平均消失了；在處理複雜而多變的實驗時，我們必須研究它們不同的環境，最終，提供一種可作為典範的最完美的實驗，它將永遠代表真正的事實。」[6，286]關於平均的生物學價值的研究，就同一個個體來說，沒有任何意義：比如，對24小時內平均的尿液的分析，就是對「不存在的尿液的分析」，因為禁食狀態的尿液和消化狀態的尿液是不一樣的。這一研究對多個個體來說，也同樣毫無意義。「類型的升華，是這樣一個生理學家的想像，他從各國人都經過的火車站取得尿液，並相信他可以由此分析歐洲人的平均尿液。」[6，236]我們無意指責克勞德·貝爾納把研究和對研究的誇張諷刺混淆在了一起，從而加重了一種錯誤方法的罪名（其責任，屬於採用它的人）。我們只是想指出，據他說，正常，在確定的環境條件中，被定義為一種理想的類型，而不是一種數學上的平均或者統計學上的頻繁。 一種類似的、更新的態度是房德里耶斯（Vendryès）在他的著作《生命與可能性》（Vie et probabilité）中所表現出來的。在此書中，克勞德·貝爾納關於內部環境的連續性和規則的思考得到了系統性的重新考察和發展。房德里耶斯把生理學規則定義為「經得起任何偶然考驗的功能的總和」[115，195]，或者，如果人們願意的話，定義為這樣一些功能，它們能讓生物的活動去除其偶然性特徵（如果內部環境被剝奪了相對於外部環境的自主權，這種功能將會屬於它）。房德里耶斯把生理常數——比如血糖——引起的變化，解釋為對平均值的偏離，然而是一個個體的平均值。在這裡，偏離和平均這兩個術語，有一種機率意義。這種偏離越大，也就越不可能。「我並沒有在一些個體身上進行統計。我只考慮單個個體。平均值和偏離這兩個術語在這一條件下，被用在了同一個體的血液中同樣的組成成分在特定時間系列中可以認定的不同的數值上。」[115，33]然而，我們並不認為房德里耶斯因此消除了克勞德·貝爾納所解決的困難。克勞德·貝爾納通過提出一種可作為典範的完善的實驗，即作為比較的標準的實驗，來解決來這一困難。在這一過程中，克勞德·貝爾納公開承認，生理學家在生理學實驗中，運用了自己所選擇的標準，而他並沒有拋棄它。我們並不認為房德里耶斯會有不同的進展。他會說，既然在正常情況下，一個人的血糖值是1‰，所以他的血糖的平均值就是1‰，因而在進食後或者體力勞動之後，血糖值圍繞這一平均值發生了正向的或者負向的偏離嗎？然而，假設一個人僅限於觀察一個個體，他怎麼能推論說，這個被選來進行常數變化考察的個體，代表了人類的典型？一個人要麼是醫生——房德里耶斯就屬於這種情況，並最終有資格診斷糖尿病，要麼在醫學研究中沒有學到任何有關生理學的東西，而為了了解一種規則的正常比例，他就會從儘可能相似的環境裡的個體那裡獲得的結果，找出其平均數值。然而，最終的問題是，在一個純理論上的平均值的什麼樣的波動範圍內，可以把一個個體當作是正常的？ A.邁爾（A. Mayer）和H.勞吉爾（H. Laugier）以極大的透明度和誠實性處理了這一問題。邁爾列舉了當代生理生物統計學的所有元素：溫度、基礎新陳代謝、供氧、熱量散發、血液特徵、循環速度，以及血液、儲藏和組織的構成等。然而，生物統計學數值留下了巨大的可變空間。為了描述某個物種，我們選取的標準，事實上是由平均決定的常數。正常的生物，就是符合這些標準的生物。然而，我們必須把每一種偏離看成是非正常嗎？「事實上，模型就是統計學的產物；大多數情況下，它是對平均進行計算的結果。然而，我們所遇到的真正的個體，多少與這些標準有些偏離，而且，這正好就是它們的獨特性形成的原因。知道偏離涉及了什麼，以及哪一種偏離能夠與擴展的生命並存是很重要的。對每一個物種的個體來說，這都需要了解。這樣一種研究遠遠沒有進行。」[82，4.54-14] 勞吉爾指出了這樣一種關於人的研究的困難。首先，他詳細闡述了凱特勒（Quêtelet）的平均人（l'homme moyen）理論。我們後面將會來談論這個理論。建立一種凱特勒曲線，對某種已知的特徵（比如身高）來說，並不能解決其正常問題。引導性的假設和實踐的慣例是需要的。這使人們可以決斷，對高人或者矮人來說，什麼樣的身高數值，構成了從正常到非正常的轉換。如果我們以一種統計學的安排來建立一系列任何個體都會或多或少地偏離的數學意義上的平均數，也會出現同樣的問題，因為統計學無法提供一種方法，讓我們確定一種偏離是正常還是非正常。通過一種推理可能會得出的慣例，如果一個個體的生物統計學檔案允許我們預測，在沒有意外事故的情況下，它將有一個與它的種群相適應的壽命，那我們是否能夠認為它是正常的？然而，同樣的問題會再次出現。「在那些因衰老而死的個體中，我們將會發現，有各種長短不一的壽命。我們應該把這些壽命的平均值，或者極少數個體所達到的最高壽命，或者其他的數值，作為這一物種的壽命嗎？」[71，4.56-4]而且，這種正常性並不能排除其他的非正常性：某種先天的畸形，與很長的壽命也可能並不衝突。嚴格來說，即使在對局部的正常性進行確定時，對所觀察的群體的特徵進行平均狀態的研究能夠提供某種客觀性的替代品，但由於平均的這一部分的性質仍然是隨意的，所以無論如何，在確定普遍的正常性這一過程中，所有的客觀性都消失了。「如果生物統計學數據有所不足，以及不能確定我們在建立正常和非正常的分界時所使用的那些原則在什麼樣的地步是合法的，那麼，關於正常性的科學定義實際上就難以達到。」［同上］ 斷言標準和平均這兩個概念的邏輯獨立性，並由此斷言絕不可能在客觀地計算的平均這種形式下為解剖學意義上的或者生理學意義上的正常提供完整的對等物——這樣做是否更加誠實，或者相反，更加有野心呢？ *　*　* 從凱特勒的觀點和哈布瓦赫（Halbwachs）對它們非常嚴格的考察開始，我們意在總結生理學中生物統計學研究的意義和範圍問題。總的來說，考察其基本概念的生理學家，非常清楚地知道，對他來說，標準和平均是兩個不可分割的概念。然而，對他來說，平均似乎直接可以進行客觀的定義，因而，他試圖把它與標準結合起來。我們剛剛看到，這種簡化的企圖遇到了困難。這些困難，在現在，以及毫無疑問地，在將來，都將難以克服。繞過這一問題，並追問這兩個概念之間的聯繫能不能通過讓平均從屬於標準的方式來予以解釋，這樣做是否不太合適？我們知道，使用在解剖學上的生物統計學，首先是由高爾頓（Galton）的著作建立起來的。這部著作擴展了凱特勒的人體測量學步驟。通過系統地研究人體身高的變化，凱特勒在一群同類型的人口中為每一個個體測量了各種特徵，並建立了圖表，顯示出頻率的存在形式呈多邊形狀，其中，最高值與縱坐標最高點相應，還有一個以縱坐標為軸的對稱。我們知道，多邊形的邊界是一條曲線，而凱特勒本人表示，這個頻率的多邊形接近於一個所謂的「鐘形」曲線。這是一種二項分布曲線，或者高斯誤差曲線。利用這樣一種關係，凱特勒明確希望表明，要他從具有他種意義的已知特徵（波動）入手，來認可某種個體變化，除非某種事故特徵確證了偶然律。偶然律所表現的，是沒有系統地定位的那些原因不可確指的多樣性。其效果，最終，通過逐步的補償，會互相抵消。現在，對凱特勒來說，從計算可能性的角度來解釋生物學變化，似乎具有極大的形上學意義。據他說，它意味著，對人類來說，存在著「一種典型或者模型，其不同的比例可以很輕易地確定」[96，15]。如果事實不是如此，如果人們彼此不同，比如身高方面，並不是某種意外原因的結果，而是因為他們不存在某種可以用來比較的典型，那麼，在所有的個體測量中，沒有一種確切的關係可以被建立起來。另一方面，如果從變異純屬偶然這個角度來說，確實存在著一種典型，從很多個體那裡採集來的某種特徵的測量數值，就應該按照數學規則來分布，而現實中事情正是這樣發生的。在其他方面，測量出的數據越大，偶然性的干擾因素被抵消得越多，而普遍典型就出現得越清楚。然而，首先，從那些身高在確定的範圍內變化的人中抽出任意數量的人來看，那些接近平均身高的人，數量最多，而那些離平均值越遠的，在數量上越少。凱特勒把這種人的類型，稱為平均人。離這種類型越遠，就越稀少。當凱特勒被作為生物測量學之父而被引用時，還有一點未曾明言，即對他來說，平均人絕不是「不可能的人」[96，22]。在一個特定的區域，平均人存在的證據，是通過這樣的方式來獲取的，即每一項測量（身高、頭部、胳膊等）獲得的數據，在遵從意外成因規律的情況下，圍繞平均值來進行分組。特定人群的平均身高是這樣產生的，即由身高相同的人組成的最大的亞群體，是身高最接近平均值的一群。這使得典型的平均值完全不同於數學的平均值。當我們測量幾座房子的高度時，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平均值，然而，儘管如此，沒有一座房子的高度接近平均值。總之，一種平均的存在，據凱特勒說，是某種規則存在的無可爭議的標誌，在一種明白的本體論意義上解釋就是：「對我來說，基本的觀點是讓真理占上風，並且表明，人類在毫無察覺的情況下，是多麼受制於神聖的規則，以及他們是以怎樣的規則來推行它們的。此外，這種規則並非專門針對人類：它是屬於動物和植物的整個自然界的偉大的法律，而且，讓人驚訝的是，它沒有得到更早的承認。」[96，21]凱特勒的觀念有趣的地方在於，在他關於真正的平均的觀念中，他把統計學頻率和標準這兩種觀念區分了，因為一種平均，決定了對它偏離得越多，就越稀少，這才是真正的標準。這裡並不是討論凱特勒的論文的形而上基礎的地方，只想簡單地指出，他區分了兩種不同的平均：數學意義上的平均或者中值（médane），以及真正的平均；此外，他根本沒有在人類的身體特徵中，把平均作為標準的經驗主義基礎來表示，而是清楚地展示了一種本體論的規則，其本身在平均中表現來出來。如果為了理解人類身高的模型而訴諸上帝的旨意顯得很有問題，這並不意味著這種平均中沒有表現出任何的標準。對我們來說，這似乎又像是能夠從哈布瓦赫對凱特勒的觀念所做的批判性考察中得出的結論[53]。 據哈布瓦赫說，凱特勒的錯誤在於，他把人類的身高圍繞平均值的分布，作為一種可以運用偶然律的現象。這種運用的第一個條件是，這類現象，作為一個不可預測的數字所有元素的混合，是完全互相獨立的進程，因而，以前的不會對以後的產生任何影響。然而，人們不可以把持續的機體效果與被偶然律控制的現象看作相似的。這樣做就等於承認與環境相關的身體現象和與生長過程相關的生理學現象是以這樣的方式形成的，即每一現象的發生都獨立於較早的或同一階段的另一種現象。從人類的觀點來看，這是站不住腳的。在人們看來，社會規則介入了生物規則，因而人類個體是一種聯合體的產物，從屬於各種各樣習俗的、婚姻的法律指令。總之，遺傳與傳統，習慣與習俗，既是相互依靠的方式和個體間的聯繫，同時，也是恰當地運用機率計算的障礙。身高，作為凱特勒所研究的特徵，將會僅僅是一個純生物學現象，如果這種研究的對象，是構成一個純粹的動物或植物的譜系（lignée）的全部個體。如此一來，在特定的模型兩側產生的變動，僅僅來源於環境的作用。然而，在人類種群中，身高既是生物學的，也是社會學的，不可分割。即便身高是環境的某種功能的結果，在某種意義上，人類活動的結果，也應該從地理環境來觀察。人是地理的受理人，而地理被歷史以集體技術的形式完全滲透了。比如，統計學觀察使得人們確認索洛涅（Sologne）沼澤的排水對居民身高的影響成為可能[89]。索爾（Sorre）承認，某個人群的平均身高，在飲食改善的影響下，可能會提高[109，286]。然而，我們相信，如果凱特勒把某種神聖的標準的價值，用在人類某種結構特徵的平均值上，是錯誤的，其原因或許在於，他規定了標準，而不是把平均解釋為標準的一個標記。如果人體真的在某種意義上是社會活動的產物，那麼，這樣的假定就不是荒謬的，即通過平均值表示出來的某些特徵的穩定性，取決於有意識或者無意識地對某些生命標準的遵從。最終，在人類種群中，統計學意義上的頻率所表達的，不僅是生命的標準化，而且還有社會的標準化。一種人類的特徵，不會因為頻繁就是正常的，而是因為正常，才頻繁，也就是說，在一種已知的生命種類中是標準化的。維達爾·白蘭士（Vidal de la Blache）學派的地理學家們所說的「生命種類」（genre de vie）這幾個字，就是這個意思。 這將會變得更加清楚，如果不考慮某種解剖學特徵，而是專注於某種生理學特徵，比如壽命。弗洛倫斯（Flourens），繼布馮（Buffon）之後，尋找著一種方式來科學地確定人類的自然壽命或者說正常壽命。他採用並修正了布馮的著作。弗洛倫斯把壽命與生長的具體持續時期聯繫了起來。這種生長期，他是通過骨頭在骨骺處的連接來確定的。[25]「人類的生長期是20年，卻能夠活到20年的5倍，即100歲。」這種正常的壽命既不是最常出現的期限，也不是平均的期限。弗洛倫斯非常清楚地闡釋了這一點：「每一天，我們都會看到活到90-100歲的人。我非常清楚，達到這一歲數的人的數量，與沒有達到這一歲數的人的數量相比，要小很多，但事實上，這樣的歲數有人達到了。而且，因為有些時候，有人達到了這樣的年紀，人們就可能會得出結論說，會有更多的人達到這樣的年紀。會有更多的人達到這樣的年紀，如果偶然的事故或外在環境，如果幹擾性的原因，沒有出來阻攔的話。很多人因為疾病而死；嚴格來說，很少有人因為高齡而死。」[39，80-81]同樣，梅契尼科夫（Metchnikoff）也認為，一般來說，人能夠成為百歲老人，而且，每一位活不到100歲的人，在理論上都是病人。 人的平均壽命的變化（法國男人1865年為39，1920年為52）是非常有啟發意義的。為了給人類指定一種正常生活，布馮和弗洛倫斯從他們用在兔子和駱駝身上的生物學的角度，來思考人類。然而，當我們談到平均壽命時，為了表明它在逐漸生長，我們把它和人類，即總體的人類，對自己採取的行動聯繫了起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哈布瓦赫把死亡處理為一個社會現象，並相信死亡年齡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作和衛生條件，以及對疲勞和疾病的關注的結果，總之，既是社會環境，也是生理環境的結果。每一件事的發生，就像社會決定了「適宜於它的死亡」一樣，死亡人數，以及它們在不同年齡段的分布，都表明了社會有沒有對壽命的延長予以重視[53，94-97]。總之，能夠延長壽命的集體衛生技術，或者導致壽命縮短的疏忽的習慣，都取決於特定社會賦予生命的價值。它們最終都是通過人的平均壽命這一抽象的數字表達出來的一個價值判斷。平均壽命並非生物學意義上的正常壽命，但是在某種意義上，卻是社會意義上的標準壽命。這個例子再一次表明，標準不是從平均推導出來的，而是表現在平均當中。這將會更加清楚，如果我們不考慮作為一個整體的民族社會中的平均壽命，而是將這個社會分解成不同的階級、職業，等等。當然，我們將會看到，壽命取決於哈布瓦赫在別處所說的生活水平。 對這樣一種觀念，人們毫無疑問會反對，它只是適用於人類的表面特徵，而總的來說，對於那些表面特徵，存在著容差的餘地。在這種容差中，社會多樣性可以表現出來。然而，它明顯不適於在本質上比較固定的人類的根本特徵，比如血糖、血鈣，或者血液pH濃度。更廣泛地說，它也不適於嚴格限定的動物特徵。沒有任何集體技術為這些動物特徵提供任何相對的可塑性。當然，我們不是要說，解剖學-生理學意義上的平均值在動物身上表達了社會標準和價值，但是，我們要追問，它們是否沒有表達與生命有關的標準和價值。在上一部分里，我們看到了特伊西爾提到的關於蝴蝶的例子。在兩種變異之間搖擺的蝴蝶種群，似乎要和其中一種混合。這取決於這兩種混合中的哪一種，能夠獲得環境能夠容忍的鮮明特徵的補償。我們會問，是否存在著一種創造生命形式的普遍準則。最終，最頻繁出現的那些特徵的平均值的存在，被賦予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意義，而不是凱特勒賦予它們的意義。它所表達的，不是一種具體穩定的平衡，而是在接近平等的標準和暫時被放置在一起的生命形式之間，所具有的一種不穩定的平衡。我們不因為它所表示的特徵沒有任何不可兼容性，就把一種具體的形態看作真正穩定的。我們把它看成是明顯穩定的，是因為它暫時成功地通過一系列的補償行為而調和了對立的需求。一種正常的具體形態，將會是功能與器官之間的正常化的產物。其綜合的協調是從已知的條件中獲得的，而不是給予的。這基本上就是哈布瓦赫在1912年對凱特勒的批評中所提出的：「為什麼我們要把物種看作是這樣一種類型，即它的個體只有通過偶然因素才產生偏離？為什麼它的統一性不是結構形態的二重性的結果，為什麼不是兩者衝突的結果？或者為什麼不是機體的普遍傾向（從各方面看，它們會相互抵消）數量太少的結果？還有什麼能比這樣的表達更自然，即它的成員的這種偏離，是由平均開始，向著兩個方向進行的一系列常規的偏離……如果這些偏離在某個方向上大量出現，這將意味著這一物種在一種或多種持續作用的影響下向著那一方向進化。」[53，61] 就人與其長久的生理學特徵來說，只有一種比較人類生理學和病理學——從存在著比較文學這個意義上來說——出現在不同的民族、道德或者宗教群體，以及技術群體或亞群體。它們將會考慮生命的錯綜複雜，它的種類和社會水平為我們的假設提供了一個精確的答案。然而，似乎這種從一個系統的角度來進行的比較人類生理學，仍然有待一個生理學家來書寫。當然，有很多紮實的與動物和被分成不同民族的人類有關的解剖學和生理學的生物測量學數據匯編，比如《生物表》（Tabulae biologicae）[26]，然而，這是一些列表，並無意解釋比較的結果。通過比較人類生理學，我們指的是這樣一類最好的研究，其代表作有艾克曼（Eijkmann）、本尼迪克特（Benedict）和奧佐利奧·德·阿爾梅達（Ozorio de Almeida）關於新陳代謝及其與氣候和種族的關係的研究。[27]然而，碰巧的是，這一空白剛剛被法國地理學家索爾（Sorre）最近的一部著作部分地填補了。他的《人文地理學的生物學基礎》（Les fondements biologiques de la géographie humaine）在草成後，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我們此後會來談它，在我們希望保持其原樣的發展之後，對其創造性的擔憂，勝過對明顯的綜合的擔憂。從方法論上說，綜合遠勝過了創造性。 *　*　* 人們首先會同意我們的觀點，即通過僅僅在實驗室的框架下以實驗的方式取得的平均值，來確定生理常數的過程，會讓人們遇到這樣的風險，即把正常人作為平庸的人來展示，遠低於生理學的可能性。直接而具體地對自己和環境發生作用的人們，明顯能夠實現這種可能性，即便對科學完全無知的觀察者看來也是如此。人們或許會通過指出這樣一點來回答，即自從克勞德·貝爾納以來，實驗室的陣地得到了極大地擴張；生理學將自己的管轄權擴張到了職業指導和選擇中心以及體育機構；總之，生理學家看到的是具體的人，而不是在一種非常人為的環境中的實驗室的對象；他自己以生物統計學的數值來確定被容忍的變異的空間。當A.邁爾寫道「建立體育紀錄的目的，就是衡量人的血管系統最大的活動力」[82，4.54-14]時，我們想到了蒂博代（Thibaudet）機智的評論：「是紀錄的數據，而不是生理學回答了這一問題：一個人能夠跳多遠？」[28]總之，生理學對於人類獲得或者逐漸掌握的功能自由度來說，是唯一確定和精確的記錄和標準化的方法。如果我們提及生理學家們確定的正常人，這是因為標準化的人存在，而對他們來說，打破標準並建立新的標準是很正常的。 對我們來說，作為人類生物學標準化的一種表達，不但所謂文明的白人所共有的生理學「論點」上的個體差異顯得很有趣，而且，不同群體之間的那些「論點」本身的差異也很有趣。後者取決於生活水平的類型，與生活的民族和宗教態度有關，總之，與集體的生活標準有關。與此相關，夏爾·勞伯利（Charles Laubry）與德雷絲·布羅斯（Therese Brosse）藉助最現代的記錄技術，研究了宗教訓練的生理學效果。這種宗教訓練，讓印度瑜伽修行者幾乎完全控制了靜止的生命的功能。這種控制是這樣的，它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利用肛門和直腸的括約肌，成功地調整了蠕動和逆蠕動，由此消除了平滑肌和條紋肌系統之間的生理差別。這種控制甚至消除了靜止的生命相對的自主性。對脈搏、呼吸、心電圖的同步記錄，以及對基礎新陳代謝的測量，讓人們觀察到，精神集中，努力讓個人和客觀宇宙融為一體，會產生以下這些效果：心率上升、脈搏節奏和壓力變化以及心電圖變化：通用電壓低、波動消失等電路上細微的纖維性震動、新陳代謝降低[70，1604]。瑜伽練習者對生理功能發生作用的關鍵，似乎很少服從於意志，而在於呼吸；正是呼吸本身，被要求對其他功能發揮影響；通過降低呼吸，身體被放置在了「可以與冬眠的動物相比的一种放緩的存在狀態中」［同上］。造成脈搏節奏從50-150的變化，15分鐘的呼吸暫停，對心臟收縮幾乎完全壓制，當然足以破壞生理標準。除非一個人選擇把這種結果看作是病態的。然而，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如果瑜伽練習者對他們的器官結構一無所知，他們也是這些器官功能毫無爭議的控制者。他們享受著一種極佳的健康狀態，他們迫使自己進行了數年的練習。如果他們沒有遵從生理活動的規則，他們根本不可能忍受這種練習。」［同上］勞伯利與布羅斯從這樣的事實中得出結論說，我們處在一種人類生理學面前，它與簡單的動物心理學完全不同：「意志似乎以一種藥效測試的方式在發揮作用，而對我們的高級能力來說，我們瞥見了調節和秩序的無窮力量。」［同上］由此，就有了布羅斯關於病態問題的這樣的評論：「功能病理學的問題，從它使用的心理生理學層面有關的心理活動的角度來看，似乎與教育問題有密切關係。作為一種感官的、活動的、情感的教育的結果，不管好壞，它都迫切地需要一種再教育。健康和正常的觀念，對於我們來說，越來越不是指與外在理想（體格健壯，心智成熟）的符合。它在有意識的自我與其心理生理學機體之間的關係中，取得了自己的位置；它成了相對主義的和個人主義的。」[17，49] 在這些生理學和比較病理學問題上，我們被迫用一些文獻來滿足自己，然而，儘管它們的作者有著不同的目的，讓人驚訝的是，它們把人引向了統一結論。波拉克（Porak）從對功能性節奏及其障礙的研究中來尋找關於疾病起源的認識。他已經指出了生命的種類與利尿曲線，以及溫度（慢節奏）、脈搏、呼吸（快節奏）之間的關係。中國18-25歲的青少年的平均排尿量為每分鐘0.5cm3，並大約有0.2-0.7 cm3的波動，然而，同年齡段的歐洲人為1 cm3，並有0.8-1.5cm3的波動。波拉克從中國文明中地理和歷史影響的混合的角度，來解釋了這一生理現象。據他說，這種混合影響中有兩項是基本的：食物的性質（茶、米飯、鮮嫩蔬菜）以及祖傳經驗決定的營養節奏——這種活動模式在中國比在歐洲明顯。它尊重神經-肌肉活動的階段性發展。西方人久坐的習慣對液體的流速會產生危害性的影響。這種障礙在中國並不存在。在中國，人們保留著「在自我與自然融為一體的強烈願望中」悠閒度日的情趣[94，4-6]。 對呼吸節奏（快節奏）的研究，表明了它與活動的欲望的發展和僵化的關係中存在著變化。這種欲望本身與為人類工作制定節奏的自然和社會現象有關。農業出現以來，晴天為大多人的活動定下了基本框架。都市文明和現代經濟的需要已經干擾了活動的生理大周期。這種周期現在只剩下一些痕跡了。在這個基本的周期之上，形成了二級周期。雖然處境的變換決定了脈搏變化的第二周期，但在呼吸中，是心理影響本身占主導地位。在甦醒時，一旦眼睛睜開面對亮光，呼吸就會加速：「睜開眼睛意味著採取了甦醒狀態的態度；它意味著其功能性節奏已經定向於神經運動的活動展開，以及柔和的呼吸功能已經準備好面對外界：它立刻根據眼瞼的睜開做出反應。」[94，62]呼吸功能，因為其所保障的造血作用，對肌肉能量的緊張的或者持久的展開非常重要，以至一種非常輕微的調整也會在一瞬間造成吸入空氣量的巨大變化。因而，呼吸強度取決於我們在與環境的鬥爭中的進攻或者反應的質量。呼吸節奏是我們對我們在世界中的狀況的意識的一種功能。 人們或許會期待波拉克的觀察能夠促使他提供一些關於治療學和衛生的信息。這事實上就是正在發生的事情。因為生理學標準定義的是與人們的生活類型、水平和節奏相關的人類習慣，而不是人類的本性，所以每一項營養學規則都應該考慮這些習慣。這裡有一個很好的關於治療相對主義的例子：「中國的婦女在孩子們兩歲前，都是她們自己去照顧。斷奶後，孩子們永遠不會再喝奶了。牛奶被認為是一種不合適的液體，只對貪吃的人有好處。然而，我經常讓腎炎病人嘗試牛奶。結果尿停滯馬上就形成了。通過讓病人喝茶和吃米飯，一種尿液發作馬上恢復了正常脈搏。」[94，99]對功能性疾病的原因而言，如果從其發作考慮，它們基本上都是對節奏的干擾，源於疲勞或者過度勞作的心律失常，即源於任何超出了個體對環境的適當調整的活動[94，86]。「人不可能在功能性的可利用空間之內繼續保持某種原型。我相信，對人的最好的定義，就是不知足的生命，即人總是超過他們的需要。」[94，89]這是關於健康的一個很好的定義，為我們理解它與疾病的關係做好了準備。 當馬塞爾·拉比（Marcel Labbé）研究主要和糖尿病有關的營養疾病的病原學時，他得出了類似的結論。「營養疾病並非器官性疾病，而是功能性疾病……飲食中的缺陷在營養性障礙的起源中起著很重要的作用……肥胖是父母所提供的不健康的教育造成的最常見的、最簡單的這類疾病之一……很多營養疾病是無法避免的……我上面所說的，是生活和飲食方面不好的習慣，每個人都應該避免，而已經遭受營養障礙的父母們，應該避免把這些壞習慣傳給孩子。」[65，10.501]我們唯一能夠得出的結論就是，把關於功能的教育看作是一種治療手段，正如勞伯利與布羅斯，以及波拉克和馬塞爾·拉比所做的那樣，就是承認功能性的常數是習慣性的標準。習慣所造成的東西，習慣又在破壞它、重造它。如果疾病可以隱喻地被定義為邪惡，那麼，生理常數就必定可以隱喻地被定義為美德——因此這個詞的古老意思包含了品德、力量和功能。 索爾在人的生理和病理特徵與氣候、飲食和生物環境之間的關係上的研究，我們必須要說，與我們前面所引的著作的目標完全不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觀點都得到了證明，而且它們的洞見在索爾的著作中得到了確認。人對海拔的適應及其祖傳生理行為[109，51]、光所產生的效果問題[109，54]、對熱的忍受程度[109，58]、適應水土[109，94]、以犧牲人類創造的生存環境為代價的飲食[109，120]、飲食的地理分布及其塑造行為[109，245，275]、複雜的病原體的擴張領域（睡眠疾病，瘧疾，瘟疫，等等）[109，291]：所有這些問題，都被以極大的精確性、廣度和穩定的常識得到了處理。當然，首先讓索爾感興趣的是人的生態學，對人口分布問題的解釋。然而，最後，由於所有這些問題都指向了適應問題，我們看到一個地理學家的工作，對一篇關於生物學標準的方法論文章，是怎樣產生巨大的有益作用的。索爾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人類的世界主義對與生理學常數相對的不穩定性相關的理論所具有的重要性；適應性的虛假平衡對於解釋疾病和突變的重要性；解剖學常數及生理學常數與集體飲食的關係（他明確地將之定為標準[109，249]）；創造真正的人類環境的技術，不可落實在純實用主義的原因上；從活動的定位來說，人類心理對於長久以來被看作自然特徵的特徵，如身高、體重和集體素質等所產生的間接作用的重要性。總之，索爾饒有興趣地表明，從整體來看，人類在尋找著自己的「功能的最佳狀態」，即尋找他的環境中的每一種因素的數值，以使某種特定的功能得到最好的發揮。生理常數並非絕對意義上的常數。對每一種功能或者一系列功能來說，總是存在著一個空白地帶，讓整個群體或者種群的適應能力得以發揮。因而，最佳的環境為人類的居住確定了一個區域，在其中，人類特徵的統一性，不僅表現了決定論的慣性，而且還表現了一種無意識的但真正集體性的努力所保持的結果所具有的不穩定性[109，415-16]。不用說，我們很樂意見到一位地理學家讓他堅實的分析結果來支持我們提出的關於生物常數的解釋。常數的呈現，伴隨著一種某個特定群體中的平均頻率和數值。這個群體給出了一個正常的數值，而這個正常，就是對標準化的真正表達。生理常數是某個既定環境中生理最佳狀態的表達。在這個環境中，我們必須記住那些一般生物，特別是「製造工具的人」（l'homo faber），所給予自己的東西。 因為這些結論，在某種程度上，在解釋非洲黑人糖尿病比例的有趣數據這一問題上，我們要與帕萊（Pales）和蒙格隆（Mon glond）有所區別[92，bis]。在84名布拉柴維爾（Brazzaville）本地人中，66%的人顯示出血糖過低；在其中，39%的人在0.9克到0.75克之間，而27%的人則低於0.75克。據作者說，黑人應該被普遍認為血糖過低。黑人所經受的低血糖，並沒有表現出明顯的障礙，尤其沒有表現出痙攣和昏迷。在任何情況下，要在歐洲，則會被認為很嚴重，即便不是致命的。這種低血糖的原因，應該從長期營養不良、長期多形態的腸道寄生蟲和瘧疾中去尋找。「這些狀態處於生理學和病理學之間。從歐洲人的觀點來看，他們是病態的；從本地人的觀點來看，他們與黑人的習慣狀態是那樣地接近，以至如果沒有白人的比較性詞彙，它幾乎可以被認為是生理性的。」[92，bis，767]我們明確認為，如果歐洲人能夠作為一種標準，只有在他們的生活類型能夠作為標準化的生活類型的情況下才可以。對勒弗魯（Lefrou）以及帕萊和蒙格隆來說，黑人的懶散似乎與他們的低血糖有關[76，bis，278；92，bis，767]。這些作者說，黑人所過的生活，與他們的手段相適應。然而，難道同樣不可以說，黑人所擁有的生理手段，與他們所過的生活相適應？ *　*　* 解剖學和生理學標準某些方面的相對性，以及最終，某些病態障礙的相對性（因為它們與生活方式和對世界的認識有關），不但在現在可以觀察的民族和文化群體的比較中很明顯，而且，在今天這些群體以及已經消失的較早的群體的比較中，也很明顯。當然，古病理學可供使用的資料，遠遠少於古生物學和古文字學的資料，然而，從其中得出的謹慎的結論，仍然值得展示出來。 帕萊對法國的這類著作做了很好的綜合，他從羅伊·C.穆迪（Roy C. Moodie）從古病理學文獻[29]——即在骨骼化石上留下可見痕跡的身體的健康狀態的各種偏離——中借用了一個概念[92，16]。如果說磨尖的燧石和藝術講述了石器時代人類鬥爭、工作和思想的歷史，那麼他們的遺骨則讓人回想起他們的苦難的歷史[92，307]。古病理學允許人們把人類歷史上的病態現象設想為一種共生現象，如果這種病態涉及的是傳染病——這不僅指人，還指一般生物——的話；或者設想為一種作為文化水平和生活類型的現象，如果涉及的是營養性疾病。史前人遭受的疾病出現的比例，與這些疾病當前提供給我們考慮的比例不同。瓦洛瓦（Vallois）指出，在法國史前史中，在所研究的幾百具骨骼中，只出現了11例肺結核[113，672]。如果由維生素D缺乏而引起的軟骨病在茹毛飲血的時代並不存在是正常的[113，672]，那麼，蛀牙的出現（早期人對此一無所知）就與文明的出現是相連的，因為隨文明而來的，是食用澱粉和烹飪食物（它帶來了維生素的破壞，而這對鈣的吸收是必需的）[113，677]。同樣，關節炎在石器時代以及隨後的時期，比在當今要頻繁得多，而這或許應歸因於食物不足、氣候寒冷潮濕，因為它的減少在我們這個時代意味著更好的飲食和更衛生的生活方式[113，672]。 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想像，如果疾病的可塑效果或者變形效果沒有在人的骨骼化石或者考古發掘過程中挖出的其他東西上留下痕跡，那麼，要研究這些疾病是多麼困難。我們可以想像，從這些研究中得出結論，需要怎樣地謹慎。然而，只有在我們能夠談論史前病理學的情況下，我們才同樣能夠談論史前生理學，就像我們在沒有太多確定性的情況下，談論史前解剖學一樣。在這裡，生命的生物學標準，與人類環境之間的關係，似乎與人體結構和行為有著因果關係。帕萊很有見識地指出，如果布爾（Boule）能夠確定從聖沙拜爾（La Chapelle-aux-Saints）人那裡確定尼安得特族（Néanderthal）的典型解剖學類型，那麼，我們就可以毫不客氣地從他那裡看到一個得了牙槽膿溢、雙邊髖部股骨關節炎、頸椎病和腰椎病等等疾病的病態化石人的最完美類型。是的，如果我們可以忽略宇宙環境、技術裝備，以及生活方式之間的差別的話——因為正是這些差別使得過去正常的東西在今天的成為非正常的。 *　*　* 如果質疑以上所用的觀察的質量顯得很困難，人們也許想要質疑它們所引發的，與功能性常數的生理學意義（被解釋為習慣性的生命標準）有關的結論。作為回應，我們需要指出，這些標準，並非個人習慣（個體可以按自己的意願選取或者放棄）的產物。如果我們承認人的功能的可塑性（在他身上與生命的標準化發生聯繫），這種可塑性既不是一種整體的和即時的韌性，也不是一種純個體的韌性。適當保守地說，人類的生理特徵與其活動有關，這並不意味著讓每一個個體都相信，他可以通過庫埃療法（la méthode Coué），甚至移民，來改變自己的血糖或者基礎新陳代謝。一個種族在一千年中形成的東西，不會在一天內改變。弗爾克（Vœlker）指出，一個人從漢堡到冰島，他的基礎新陳代謝並不會改變。關於從北美移居到亞熱帶，本尼迪克特也提出了同樣的觀點。然而，本尼迪克特確定，永久定居美國的華人，其新陳代謝要低於美國標準。總的來說，本尼迪克特指出，澳大利亞人（科卡塔斯，Kokatas）與居住在美國的、同樣年齡、體重和身高的白人相比，新陳代謝要低；而反過來，印第安人（瑪雅）又有較高的新陳代謝、較低的脈搏，和永遠被壓低的血壓。我們可以得出與凱塞（Kayser）和東切夫（Dontcheff）同樣的結論：「這似乎是一個已經確定的事實，即在人身上，氣候因素對新陳代謝沒有直接的影響；氣候通過改變生活方式，並允許特殊種群的聯合，會對基礎新陳代謝產生長期的影響。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62，286] 總之，把人類的生理常數的平均值看作是生命的集體數值的表現，將只會說明，人類在創造不同種類的生活時，同時也創造了生理行為。然而，這些生活的種類不是強加的嗎？人文地理的法國學派已經表明，並不存在地理性的命運。環境只給人類提供了使用技術和集體活動的潛力。選擇才起決定作用。然而，在一個確定的環境裡，當幾種生活的集體標準都可能時，有一種被採用了，而它的古老性讓它顯得很自然。最終，它就是被選擇的那一種。 然而，在某些情況下，一種清楚的選擇對某些生理行為所產生的影響，是可以表現出來的。這就是對恆溫動物的體溫在生理節奏中產生的波動所進行的觀察和實驗，所得出的結論。 凱塞和他的合作者關於鴿子的生理節奏的著作指出，恆溫動物的中心溫度晝夜不同的變化，是從屬於相關功能的靜止生活中的一種現象。交換在夜間降低，是光和聲音刺激源被壓制的結果。在實驗中，失明且與同伴隔離的鴿子喪失了生理節奏。白天-黑夜的次序被顛倒幾天後，這種節奏也被顛倒了。生理節奏是在晝夜的自然變化中保持的條件反射。就其原理來說，它不在於溫度調節中心夜間的低興奮性，而在於白天產生的餘熱，被加到了生熱系統上（它同樣受溫度調節中心的調節）。這種熱量，取決於來自環境的刺激和溫度的刺激：遇冷時它就上升。如果不考慮所有由肌肉活動產生的熱量，那麼使得生理節奏溫度看起來具有節奏性的那種溫度升高，就僅僅與白天處境緊張的增加有關。恆溫動物的生理節奏溫度的節奏性，是整個機體與環境有關的態度變化的表現。甚至在休息時，動物的能量，哪怕被環境所刺激，也並不會在總體上處於可使用狀態，一部分被警戒和意願的積極態度所調動。清醒狀態是一種行為，即便沒有警告，也不會無所消耗[60；61；62；63]。 這些結論解釋了很多與人有關的觀察和實驗。其結果常常顯得自相矛盾。一邊是莫索（Mosso），一邊是本尼迪克特，均不能夠指出，正常的溫度曲線取決於環境條件。然而，在1907年，土魯斯（Toulouse）和畢埃隆（Piéron）指出，生活環境的顛倒（夜間活動，白天休息）帶來了人身上的生理周期體溫節奏的完全顛倒。我們該如何解釋這一矛盾呢？本尼迪克特觀察到，有不適應夜間生活的人，也有在白天休息並且過著對環境來說很正常的生活的人。據凱塞說，由於實驗環境與完全顛倒的生活方式的環境並不對等，我們就不可能確定這種節奏和環境之間的關係。下面的事實確證了這一解釋。在嬰兒身上，生理節奏的出現是逐步的，與嬰兒的心理發展同步。在第8天的時候，體溫的變化為0.09℃，在5個月時為0.37℃，在2-5歲時為0.95℃。某些作者，如奧斯本（Osborne）和弗爾克，在長途旅行中研究了生理周期，並指出，這種節奏正好遵循當地的時間[61，304-306]。林哈德（Lindhard）指出，在1906-1908年間的一次到丹麥格陵蘭的長途旅行中，在全部隊員身上遵循著當地時間的生理節奏，一到北緯76°46'，都成功地調整了「一個白天」（即12小時），同時得到調整的，還有溫度曲線。完全的顛倒是不可能得到的，因為有正常活動的持續。[30] 這就是一個與活動的環境以及集體甚至個人的生活方式有關的常數的例子。這種關聯性，表現了面對不確定的爆發而產生條件反射的情況下，人類行為的標準。人類的意志和技術能夠把夜晚變成白天，這種變化不僅能夠在人類活動展開的環境中進行，而且還能夠在根據環境而活動的機體內部進行。我們不知道，在怎樣的程度上，其他的生理常數，在分析的時候，作為人類行為的順應性效果，能夠以同樣的方式展示出來。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表明有一個問題值得提出，而不是提供一個暫時的解決方式。不管怎樣，在這個例子中，我們認為我們對「行為」這個詞的使用是正確的。當條件反射讓大腦皮層開始活動的那一刻，「反射」這個詞就不應該嚴格按其意義來理解。它涉及的，是一個整體的，而非零碎的功能性現象。 *　*　* 總之，我們認為，正常和平均的概念應該被看作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試圖把前者的創新性抹去而把兩者簡化為一個是徒勞的。在我們看來，生理學有比力圖去對正常進行客觀定義更好的事情可做，那就是，去探查清楚生命的原始的標準化。生理學的真正作用將是準確地確定標準的內容（這足夠重要也足夠困難）。那是這樣一種標準，即不需要預先判斷這些標準有沒有修正的可能性，生命就已經成功地在這種標準中保持了自己的穩定性。比沙指出，動物是世界居民，而植物只是它們誕生地的居民。這一觀念，對人類來說，比對動物更真實。人類在所有的氣候中成功地生存了；除了蜘蛛，人類是唯一的一種動物，其擴張的領域與地球的領域等同。然而，首先，人類是這樣一種動物，他通過技術，成功地當場改變了他的活動環境，因而，表明自己是唯一可以變化的物種[114]。這樣的設想是否會很荒謬，即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的自然器官能夠表現出人造器官（通過它，人類提高了並且仍在提高前者的能力）的影響？我們知道，對很多生物學家來說，後天養成的特徵的遺傳性，是一個被否定地解決了的問題。我們冒昧地自問，關於環境對生物的作用的理論，是否瀕於從長期的不信任中恢復。[31]確實，人們可反對我們說，在這一情況下，生物學常數會表現出生存的內部環境對生物的影響，而且，我們關於常數的標準值的那些假定是沒有意義的。如果那些不一樣的生物學特徵表現環境的變化，就像加速度的變化（它本來是與重量有關的）與高度有關係一樣，那麼，那些假定當然就沒有意義了。然而，我們重申，生物學功能是很難了解的，就像觀察所告訴我們的那樣，如果那些功能僅僅表現了在環境變化面前的惰性物質的狀態的話。事實上，生物的環境，也是生物有選擇性逃避或施加某種影響的成果。我們可以用賴寧格（Reininger）關於人類世界的說法，來談論每一種生物的世界：「Unser Weltbild ist immer zugleich ein Wertbild」[32]，即我們關於世界圖景，也總是一張關於價值的圖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