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與病態 · Ⅴ. 一種理論的多重含義

「醫學，」西格里斯特說，「是與整個文化聯繫最密切的，醫學觀念的每一個變化都受到時代觀念變化的影響」[107，42]。我們剛剛展示的理論，是醫學的、科學的，也是哲學的，完美地確證了這一論斷。在我們看來，它同時符合了它自己在其中得以形成的文化在那個歷史階段的各種要求和知識公設。 首先，這一理論造成了這樣一種理性主義的樂觀主義信念，即邪惡是不存在的。把19世紀的醫學（尤其是巴斯德之前的時期）和前幾個世紀的醫學區分開來的，是其堅定的一元論特徵。18世紀的醫學，儘管有機械療法者和化學療法者的努力，在萬物有靈論者和活力論者的影響下，仍然是二元論的醫學，一種醫學的善惡二元論。健康和疾病在人身上相互鬥爭，就像善與惡在世界上互相鬥爭一樣。帶著極大的知識滿足，我們重提這段醫學史的文字：「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e）是一位空想家，范·海爾蒙（Van Helmont）是一個神秘主義者，斯塔爾（Stahl）是一個虔誠派教徒。這三位都是創造性的天才，但卻受到他們的環境和所繼承的傳統的影響。之所以很難評價這三位偉大人物的信仰改革，是因為人們感覺到很難把他們的科學觀念與宗教信仰分離開來……我們不能確定的是，帕拉塞爾蘇斯不相信可以找到生命的長生不老藥；我們可以確定的是，范·海爾蒙把健康等同於救贖，把疾病等同於罪惡；而斯塔爾自己，儘管很有腦子，卻在《真正的醫學理論》（La vraie théorie médicale）中，對關於原罪和人類墮落的信仰，有過度的運用。」[48，311]這超出了範圍！作為布魯塞偉大的崇拜者、19世紀初醫學本體論勢不兩立的敵人，作者如此說道。否定疾病的本體論觀念，即對正常和病態之間的數量上的同一性的論斷所做的否定性推論，或許，首先是在更深的層次上拒絕承認邪惡。當然，不可否認的是，科學的治療，要高於魔法的治療或者神秘的治療。可以肯定，在需要行動的時候，有知勝於無知，而且，在這個意義上，啟蒙哲學和實證哲學的價值，甚至科學主義的價值，是毫無爭議的。問題還不在於醫生不從事生理學研究和藥理學研究。最重要是不要把疾病等同於罪惡和邪惡。但是，邪惡不是一種生靈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邪惡是一個被掏空了意義的概念；也不意味著不存在負面的價值，甚至在有關生命的價值中；也不意味著病態在本質上和正常狀態是一樣的。 反過來，我們所討論的這個理論，傳達了這樣一種人文主義的信念，即對於關於環境和關於人類自身的知識來說，人類針對環境和自身的行為，能夠也應該完全變成透明的；這種行為正常說來必須僅僅是對一種已經建立起來的科學的應用。翻看《糖尿病講稿》（Leçons sur le diabète），很明顯，如果一個人肯定正常和病態之間的同一性和連續性，那是為了建立一門生理科學。這種科學通過病理學的中介作用，能夠控制治療活動。在這裡，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革新的時機與理論進步的相遇，是通過人類意識在自己非理論性的、應用性的、技術性的活動中實現的。除了技術成功地引入的知識外，拒絕承認技術自身的價值，會讓知識進步的非常規面貌變得難以理解，也讓實證主義者經常看到並為之惋惜的那種超出科學的力量，變得更難以理解。如果技術的莽撞，在不考慮自己將要遇到的各種障礙的情況下，不能夠經常憑藉系統知識的謹慎來進行預測，那麼，需要解決的科學難題（它們在遭遇失敗後，會讓人震驚），就會變得很少了。在經驗主義範圍內，這些是真理。而經驗主義是知識冒險的哲學，它被受反作用的誘惑而自我理性化的實驗方法所輕視。 然而，我們不能夠毫無偏差地指責克勞德·貝爾納忽略了生理學在臨床實踐中發現的知識刺激。他自己承認，他在血糖和動物機體中的葡萄糖生產上所進行的實驗，出發點是對與糖尿病有關的觀察，對與吸收的碳水化合物數量和尿液排出的葡萄糖數量之間某些時候引人注目的比例失調有關的觀察。他自己總結出了如下一般原則：「首先必須提出醫學難題，就像對疾病的觀察所提出的醫學難題那樣，然後，再實驗性地分析病態現象，以求為病態現象提供一個生理學解釋。」[6，349]不管怎樣，對克勞德·貝爾納來說，病態現象與對它的生理學解釋仍然不具有相同的理論重要性。病態現象容納了解釋，而不是激發了解釋。這在這句話中更為明顯：「疾病在本質上，就是需要確定的新環境中的生理現象。」[6，346]對任何一個了解生理學的人來說，疾病確證了他所了解的生理學，然而，實質上，它們什麼也沒有教給他；在病態中，現象是一樣的，除了環境外。仿佛人們可以在拋開了環境條件的情況下確定現象的本質一樣！仿佛環境條件只是一個面具或者外框，並沒有改變面孔或圖畫本身！我們應該把這一論斷和前面所引的勒利希的論斷相比較，以便體會言語的細微差別在表達上的全部重要性：「在每時每刻，我們身上都有很多生理學無法告訴我們的生理上的可能性。但是，是疾病把它們暴露給了我們。」 在這裡，趁著文獻研究的機會，我們通過再次表達如下觀點而獲得了智性的愉悅，即內在矛盾最明顯的論點自有其傳統，而這一傳統毫無疑問地表現了其長久以來的邏輯必然性。當布魯塞把自己的性格的權威性，賦予了建立生理醫學的理論時，這一理論也引起了一個不出名的醫生，一個叫做維克多·普魯斯（Dr. Victor Prus）的人的反對。此人在1821年因為一篇旨在清楚地定義股白腫和刺激這兩個術語及其對醫學實踐的重要性的論文，入圍了一項競賽，而受到了加爾醫學會（la Société de Médecine du Gard）的獎勵。他質疑了如下觀點：生理學獨立地構成了醫學的天然基礎；它可以獨立地建立起關於各種症狀及其相互關係和價值的知識；病理學的解剖，可以由關於正常現象的知識推演而來；對疾病的預測，源於對生理學規則的了解。隨後，作者補充道：「如果我們想要深入研究這篇文章所處理的問題，我們需要指出，生理學，遠不是病理學的基礎，相反，它只能產生於病理學。正是通過那些變化，即把某個器官的疾病，或者有時候該器官行為的完全中止，記錄到各種功能中的那些變化，我們才得以了解這個器官的作用和重要性……因而，外生骨疣，通過壓縮和阻礙視覺神經、上臂神經和脊髓，將其通常的目的展示給了我們。布魯松（Broussont）喪失了對實詞的記憶；在他臨死之際，我們在其大腦前部發現了膿腫，而且，人們由此相信，這就是存儲名字的中心……因而，病理學在病理學解剖的幫助下，創造了生理學：每一天，病理學都在清除生理學此前的錯誤，並幫助其進步。」[95，L] 在撰寫《實驗醫學研究導論》（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la médecine expérimentale）的過程中，克勞德·貝爾納不僅僅想要宣稱有效的行動和科學容易混同，而且，同樣的，科學和對現象的規律的發現，也容易混同。在這一點上，他和孔德是完全一致的。孔德在自己的生物哲學中所說的生存條件的原則，被貝爾納稱為決定論（déterminisme）。他自詡是第一個將這一術語引入法國科學界中的人。「我相信，我是第一個將之引入科學中的人，但是，它被哲學家們在其他的意義上使用過。在我計劃撰寫的一本書——《論科學中的決定論》（Du déterminisme dans les sciences）——中確定這個詞的意義，是很有用的。它將會成為我的《實驗醫學研究導論》的第二個版本。」[103，96]「生理學和病理學是同一種東西」這一原則所宣稱的，正是對決定論的普遍適用性的堅信。在病理學被拿來和前科學時代的觀念捆綁在一起的時代，存在著一種物理化學生理學，滿足了人們對科學知識的需要，也就是，通過實驗確證的關於量變規律的生理學。可以理解的是，19世紀早期的醫師們，很合理地期待一種有效的、理性的病理學，並在生理學中看到了最接近他們的理想的充滿希望的模型。「科學拒絕非決定論，而且，在醫學中，當我們的觀點是建立在切脈、靈感或者關於事物的多少有些模糊的靈感上時，我們就處在科學之外了，而且，得到了一個幻想醫學的例子，當它把病人的健康和生命託付給一個受靈感激發的不學無術之徒的突發奇想時，將最嚴重的危險展示了出來。」[6，96]但是，正由於生理學和病理學這兩者中，只有前者包含了一些規律，並假設了關於其對象的決定論，我們就沒必要總結指出，在有了對理性的病理學的合理需求的情況下，病態現象的規律和決定論，就等同於生理學現象的規律和決定論。通過克勞德·貝爾納，我們知道了誰是持這一信條的先行者。在《有毒物質及其治療物講稿》（Leçons sur les substances toxiques et médicamenteuses）一開始論述馬讓迪的生平與作品的部分，克勞德·貝爾納告訴我們，他占據了這位教師的講席並繼續了他的課程，而這位教師從著名的拉普拉斯（Laplace）那裡「感受到了真正的科學」。我們知道，拉普拉斯在動物呼吸和動物熱量的研究中是拉瓦錫（Lavoisier）的合作者。這項有關生物現象的規律的研究，是根據物理學和化學所贊同的實驗和測量方法來進行的研究，所取得的第一個了不起的成就。這項工作的結果，就是拉普拉斯保持了對生理學的明確興趣，並支持馬讓迪。如果拉普拉斯從沒有使用「決定論」這一術語，他也是這一術語的精神之父之一，至少在法國是如此，也是通過這一術語而建立起來的定理的權威和公認的奠基者。對拉普拉斯來說，決定論並不是一種方法論的要求，一個標準的研究假設，足夠靈活，而不能夠預見其結果的形式，它自己就是現實，是完整的，在牛頓和拉普拉斯的力學框架中變得不可更改。我們可以認為，決定論對它們所聯繫在一起的定理公式和概念的不斷修正，保持著開放，而對自己假設的確定性內容保持著封閉。拉普拉斯建立了封閉決定論的理論。克勞德·貝爾納並沒有以其他的方式來處理它，這毫無疑問就是為什麼他並不相信病理學和生理學之間的合作，能夠引來對生理學概念的進步性修正。在這裡，很適合重提懷特海（Whitehead）的格言：「各門科學總是彼此借用對方一些東西，但一般只是借用三四十年前的老東西。我童年時期的物理學假定，就是這樣，對今天生物學家的思想造成了深刻影響。」[21] 最終，決定論假設的後果，就是像由生理學和病理學的本質同一性所暗示的那樣，質量被化約為數量。把一個健康人和一個糖尿病人之間的差異，化約為體內葡萄糖含量的差異；把一個糖尿病人和一個還未達到腎臟臨界點的人進行區分的任務，簡單地等同於程度上的數量差別，意味著對各種物理科學精神的服從。這些學科，以一些規律為基礎，只有把這些現象化約為某種有共同度量標準的東西，才能夠解釋它們。為了把一些項引入到構成和從屬的關係中，首先應該獲得這些項的同質性。正如愛彌爾·梅耶遜（Emile Meyerson）已經表明的那樣，人類通過識別實在和數量來獲得認識。然而，我們必須記住，儘管科學知識讓質量變得無效，使其顯得虛幻，但它並未取消它們。數量是被否定了的質量，卻不是被取消了的質量。被人眼感知為不同顏色的簡單光線在質量上的多樣性，被科學化約為波長的數量差異，然而，以數量差異形式存在於波長計算中的，仍然是質量上的多樣性。黑格爾認為，通過增加或減少，量變上升為質變。如果一種與質量的關係，並不存在於那個被否定了的、被稱為數量的質量中，這一點就完全難以想像。[22] 從這一觀點看來，認為病態實際上是生理狀態更大或者更小的一種變化，就完全不合理了。要麼，這種生理狀態被想像為對於這個活著的人來說具有某種質量和價值，因而，把這種在自身的變化中保持一致的價值，引申到其價值和數量與前者都不同而且在根本上相對立的所謂病態中，是很荒謬的。要麼，被理解為生理狀態的東西，是對數量的一個簡單總結，沒有生物學價值，只是一個簡單的事實，或者一系列的物理和化學現象，然而，因為這一狀態不具有重要價值，它就不能夠被稱為健康的、正常的，或者生理的。正常的和生理的，在生物學對象被化約為膠狀平衡的和電離的溶液時，就沒有意義了。生理學家在研究他所謂的生理的狀態時，就這樣把它變成了質了，哪怕是無意識地；他把這種狀態當作是由生命所質化、且對於生命來說質化了的狀態。然而，這種質化了的生理狀態，並不能在不斷延伸時還始終保持與自己的同一性，直到達到另一種能夠無法理解地獲得疾病性質的狀態。 當然，這並不是說，對病態的功能的條件及其產物的分析，不能夠給予化學家和生理學家一些數字上的結果，即比得上用同樣的分析（這種分析涉及相應的所謂生理的功能）方法所得到的數字上的結果。但是，更多和更少這兩個詞，一旦在把病態定義為正常狀態的量變時被採用，是否就具有了純粹的量化的意義，這是值得討論的。同樣值得討論的，是克勞德·貝爾納的原則的邏輯一致性：「一種正常的機能所遇到的障礙，如果在量變中增強或變弱，就造成了病態。」正如在談到布魯塞的觀念時有人所指出的那樣，在生理的功能和需要的指令下，人們所說的更多或者更少，是相對於正常而言的。比如，組織的水化作用，就是一個可以用更多或更少這兩個術語來表述的事實；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血液中的鈣含量。這些在數量上有差別的結果，在實驗室中是沒有質量、沒有價值的，如果實驗室和醫院或者診所沒有聯繫的話。在後兩種場所，這些結果的數值，要麼是非尿毒症的數值，要麼是非破傷風的數值。因為生理學處在實驗室和診所的十字路口，這裡採用了兩種有關生物現象的觀點，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它們可以互換。用量的漸變來取代質的反差，並不會取消這種對立。對那些選擇採用理論的、度量的觀點的人而言，它總會留在腦後。當我們說健康和疾病通過中間狀態聯繫在一起時，當這種連續性變為同一性時，我們忘了，這種差別在兩極之上仍然表現了出來。沒有它，各種中間狀態就不能發揮其中介作用；毫無疑問，人們無意識地，然而不合理地，混淆了對各種同一性的抽象計算和對各種差異的具體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