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匠遺珠 · 中國之廊橋

劉敦楨 《哲匠遺珠》
一 旅行我國西南諸省者,每于山溪絕澗,泉瀑奔騰,或平原,柳岸沙汀之際,見有橋亘如虹,上覆廊屋,飾以重檐,或更構亭閣,挺然秀出,極似宋人所繪棧道圖,雄麗而饒畫趣。惟此式之橋,有無專稱,以愚荒陋,未之前聞。至於橋之起源、演變,與其結構、造型,就今日所知,亦乏專著以闡其真相。茲篇所述,僅就見聞所及,粗發其端,聊供參考。 二 我國典籍浩如煙海。其言橋樑者,自明以前,大抵片言隻字,散見群書,爬梳整比,無異披沙揀金。自明以降,專門著作往往間出。言鐵索橋者有諸盤江橋記[1],石柱橋有《灞橋圖說》[2],石券橋有官式做法[3]及《文昌橋志》[4]、《萬年橋志》[5]等。而各地方志中,雖有宋、元時已於橋上覆亭、構屋多間之載述,但均屬後人所錄,未可全信。惟唐·白居易《修香山寺記》[6],有「登寺橋一所,連橋廊七間」之句,乃現知此式橋最古之文獻。但所云寺橋,系指香山寺前之橋,而非專門術語。古人謂:「顧名思義,而名由義生。」今秉斯旨,暫以「廊橋」二字撰述此文,或與橋之外形、結構較為接近,惟僭擬之名,不能自我作古,尚希博洽諸君不吝指正。 三 我國橋樑依其結構方式,大致可區為三類:曰:梁式橋。曰:拱橋。曰:繩橋。繩橋最早之敘述,見於《漢書》西域傳·烏秅國條[7],而其時中原諸地尚闃然無聞,不審於何時傳入。及至明、清以降,我國西南之川、滇、康、藏一帶仍有用者。拱橋之記載,以《水經注》晉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所建洛陽旅人橋[8]最古。然事出創舉,仰步武前規,尚無從確定。[9]惟梁式之橋,散見《孟子》[10]與《史記》[11]諸書,其時代較上述二種為早。而漢族文化繁衍於大河流域,其地土壤腴美,林木密茂。先民因地制宜,因材致用,故宮室、居處咸以土、木為主要構材,於是形成後來通行之木架建築。而木構之梁式橋為我國橋樑最古之結構法,亦事之無可疑者。第木材為其強度所限,跨距不能過長,水面寬者,勢必增加橋之孔數。各孔之間,或立柱為架以承梁之兩端;或慮木材易毀,代以石柱、石墩;或結舟成行,上施梁木,系以鐵,固以錨具,謂之「浮梁」。此數者中,除石墩產生較晚外,余皆見諸經傳。如《史記》蘇秦傳:「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其一例也。而漢代畫像石中,此類梁式橋之形象,亦數見不鮮。 惟木樑之上加構廊屋,則不知始於何時。以意度之,殆與閣道之產生前後同時。何以言之?自殷、周迄於兩漢,我國宮殿競尚璀巍。如燕故都遺址,築土為台,高三四丈不等。而西漢長安諸殿,著錄於李好問《長安圖志》者,胥截山為基,渺若仙居,台殿之間則聯以閣道,窈窕相通;其巨者,且自未央跨逾長安西墉,以達建章。而閣道咸以木構,有室有窗(見拙作《大壯室筆記》[12]。方之廊橋,名謂雖殊,而用途、結構似無二致。故疑廊橋之誕生,或在西漢以前,春秋、戰國之際。 圖1 宋李嵩《水殿納涼圖》一角(故宮博物館藏) 《漢書》王莽傳載:地皇三年,長安灞橋災,自晨至夕,橋盡火滅[13]。惜其時橋之長度與結構均無從得知,據今日灞水河面,僅寬二三百米,向非木構之橋,或橋上未建廊屋,則焚燒時間,不致若是之久。乃史文簡略,不悉其詳,存疑而已。自是以後,只白氏《修香山寺記》略曾道及。而較為詳盡者,無如宋·李嵩所繪《水殿納涼圖》[14](圖1)。圖中有廊橋七間,其中央一間,下建木柱二列,上為橋身,兩側翼以勾闌,並施闌額、斗拱,覆以盝頂。左、右各三間,則臨水築基,基上木柱略低,而橋身與廊頂均呈斜上狀,其勾闌、闌額、斗拱之屬皆具。李氏為南宋畫院巨擘,夙以界面見長,故此橋之形狀結構,應與當時實物相去匪遠。 此外,宋代廊橋之最膾炙人口者,莫若杭州之豐樂橋。其上施以重樓,為當時朝士聚游、會飲之地。余如《閩部疏》及各地方志所載者,數量之巨殆難枚舉。及元、明之後,橋面以下結構大多易木為石,全部木構之橋,於北方諸省者尤為罕見。蓋木植難久,又易罹火,況取材匱乏,其與石券橋之發達,俱不失為隆替之主要因素歟? 考橋上構廊屋者非獨梁式橋,即拱橋與繩橋亦常有之。前者如陝西三原縣橋、浙江餘杭苕溪橋[15]。後者如雲南大理雲龍橋、永昌霽虹橋等,惟均見於記載[16],實物則今日鮮有存者。 就廊屋而言,多數廊橋皆覆以全頂;少數則以中央為通衢,而於二側建長廊,廊外再設行道及扶欄,例見清乾隆時蘇州閶門外橋[17]。至於僅在橋頭或橋中,局部建門、亭、樓、閣者,因與廊屋有別,故本文不予闡敘。 木構廊橋橋面通鋪以厚木板,或於其上再置石板,或甃以陶磚,以利往來車馬。廊屋之柱、門、窗、側牆及欄杆亦多用木。柱、梁之上,亘以屋架,再覆陶瓦。但間有施茅草者,如清代雲南緬寧廳之茅草橋[18]即是。屋頂形式以兩坡為最多,歇山次之,盝頂僅見於前述宋畫。至於附加之亭、閣,則多用單檐或重檐之歇山頂或方攢尖。廊側之檐柱間,下部置勾闌或擋雨板,上部常不施窗牖,惟設店肆、居人者例外。有腰檐之廊橋,上、下均用直欞式柵欄,或直欞與其他花式紋格並用。橋門逕用洞門,或用柵欄板門,以司啟閉。 圖2 湖南新寧縣江口橋外景 我國廊橋,散處陝、甘、川、滇、黔、桂、湘、贛、閩、浙、蘇諸省,然載於文獻者眾,見之實物者寡。現存廊橋,以湖南西南與廣西西北一帶為數較多[19],形式亦頗為秀麗而富於變化。余故居僻處湘省西南,昔日交通阻塞,不易接受外來影響,故舊法流傳,猶未全替。現境內之橋,屬於此式者甚多,而其中又以江口橋最為雄巨(圖2)。 四 江口橋在湖南省新寧縣縣治西北四里,創於明萬曆中。但入清以後,屢經修治,已非原貌。此橋跨新呰水上,東西九孔,長102米。橋之兩涯各建駁岸一處。中為石墩(即分水金剛牆)八座,皆以粗巨石條疊砌。墩迎水一面構分水尖,以殺洪流,其另端則作方頭。石墩上各置水平挑梁八根,其上再施楞木數條,在平面上與挑梁直角相交。如是層疊而上,至第三層挑梁,已伸出墩側約2米,其上再置楞木以承受橋身大梁(圖3)。 圖3 江口橋橋墩詳部 大梁為上粗下削天然圓木。故以下段與上段顛倒搭配,依次駢比,幾無空隙。另以木樁削尖一端,自上插下,貫通大梁與挑梁,並夾於石墩之兩側,以期穩固(圖3)。 大樑上鋪木板一層,約闊3.5米,板之兩側各施地栿二行。外側地栿上立檐柱,內側地栿上立老檐柱,柱上各置桁、梁,以構成廊屋之骨架。每架之間隔大小不等,平均約在2米左右,其位置與橋下石墩及橋孔跨距並無關涉。 圖4 江口橋內部梁架 老檐柱頂端施中金桁。前、後二老檐柱間置五架梁一根。樑上立瓜柱二,以受上金桁。梁之中點復建脊瓜柱,載以脊桁。此三瓜柱間貫以短梁,藉資聯絡,但非北方之三架梁式樣(圖4)。外側檐柱上直接承下金桁,並於柱端伸出挑梁,以荷挑檐桁與出檐之重量。另於檐柱之中段偏下處,再出挑梁一層以受腰檐。以上二層挑梁之後尾,皆插入老檐柱內。 廊屋之頂為兩坡式,鋪以小瓦。而橋中央一間,過去因祀關羽,故加建歇山式檐,以示崇異,於是外觀形成變化。橋身二側,於腰檐上、下悉施直欞窗。橋之兩端辟有橋門,並各建山牆一堵,俾廊屋至此,有所歸宿。牆首中部隆起如弓,兩側墀頭則向上反曲,故有「貓拱背」之稱。但境內其他諸橋,亦有將牆頭砌作階梯形者,或不砌山牆,而代以單檐或重檐歇山之亭屋。橋門位置有在橋端一側,或混合採用之。其餘細部變化,形制殊多,不能一一殫舉,欲窮其妙,尚有俟諸異日焉。 註解: [1] 康熙《貴州通志》卷四十二·藝文·碑記·卞三元《重修盤江鐵橋碑記》。咸豐《安順府志》卷十三·關路津梁·橋·永寧州·盤江橋條。 [2] 清陝西巡撫楊名颺道光十四年著。 [3] 有《營造算例》第九章·橋座做法、《石橋分法》、《工程備要隨錄》等。 [4] 橋在江西撫州(今臨川)汝水上。書凡八卷,成於清嘉慶十八年(公元1813年)。另有《續修文昌橋志略》及《三修文昌橋志略》各一冊。 [5] 橋在江西南城縣。書凡八卷,清·謝甘棠撰。 [6] 《白香山詩》後集卷十一。 [7] 《前漢書》卷九十六(上)·西域傳第六十六·烏秅國條。「烏秅國王,治烏秅城。……其西則有懸度……懸度者,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雲。」 [8] 《水經注》卷十六·谷水條:「……其水又東,左合七里澗,澗有石樑,即旅人橋。橋去洛陽宮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圓以通水,題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十一月初就功。」 [9] [整理者注]:今日所見漢代畫像石中,已有單孔重券之圓拱石橋(山東鄒城高李莊東漢墓)及單孔之弧形拱橋與其下承以1—3根支承之多跨弧形拱橋(山東嘉祥、河南新野東漢墓)等多種形象。 [10] 《孟子·離婁》:「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秦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徙槓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11] 《史記·秦本紀》:「昭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初作河橋。」 [12] 載《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三卷三期及《劉敦楨文集》卷一。 [13] 《前漢書》卷九十九(下)·列傳第六十九·王莽:「……乃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燒灞橋,從東方西行,至甲午夕,橋盡火滅。……」 [14] 載《故宮周刊》第六十一期。 [15] 載《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五卷一期。 [16] 光緒《雲南通志》卷四十八·建置志·津梁·大理府·雲龍橋條。同書卷五十·永昌府·霽虹橋條。 [17] 清乾隆·徐楊《盛世滋生圖》閶門一段。 [18] 光緒《雲南通志》卷四十九·建置志·津梁·緬寧廳·茅草橋條。 [19] [整理者注]:據近年之調查,我國現存廊橋於閩省山區猶有不少實物,其結構與外觀亦多具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