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匠遺珠 · 石軸柱橋述要（西安灞、滻、豐三橋）

一、緒言 我國橋樑之種類就今日已知者，依其外觀及結構性質，可別為三類，曰：「梁式之橋」，曰：「拱橋」，曰：「繩橋」。 梁式之橋 「梁式之橋」在國內最為普通，其發達之期似亦較早。唯秦以前典籍謂「橋」為「梁」，或「徒杠」，無橋之稱。據《說文》：「梁，水橋也。徒，步行也。槓，橫木也。」疑其始架木水上，橫亘如梁，若今鄉曲之獨木橋，僅供步行之用，故有是名（圖版1［甲］）。後世之橋種類雖繁，然除「拱橋」、「繩橋」二種外，要皆自此簡單之木樑發達而成。逮《史記》秦本紀載：「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初作河橋」，乃「橋」字見於記載之始。惜原文簡略，不審其為「徒杠」？抑其寬度足以濟車馬，如《孟子》所云之「輿梁」？以《說文》「橋，水梁也」釋之，似其結構方法亦屬於「梁式之橋」。 圖版1［甲］　浙江溪口橋 如前所述，「梁式之橋」，其出發點較為簡單。然後世人文演進，橋之需要益繁。每以材料之異同，與河身廣狹深淺，不一其度，致橋之式樣隨宜變化，日臻複雜。其種類可得論舉者，大體可區為六種。 （一）木橋 「梁式之橋」最初殆為木構。但木樑之長為材料強度所支配，不能過大。故河面寬者勢必增加橋之間數，以補其缺點。各間之間在未用石墩以前，殆結舟為「浮梁」，或立柱為架，以承受梁之兩端，使各間之梁銜接為一。除「浮梁」另於下節敘述外，橋柱之種類，因構材不同，又有木柱、石柱二種之別。以結構演進之順序言，橋之用木柱者，施工集料較為簡便，其發生時期亦應較早。其次乃並用木、石二種之柱；然後始有純粹之石柱橋。故疑《史記·蘇秦傳》所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乃指木柱之橋言也。自是以後，文獻所載，歷代相沿，至於近世，猶未全廢。如《唐三典》謂「天下……木柱之梁三，皆渭水：便橋，中渭橋，東渭橋」；及《舊唐書》、《新唐書》李昭德傳：「利涉橋歲為洛水沖注，常勞治葺；昭德創意，累石代柱。」與《西安府志》載「廣濟橋，明萬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知縣王九皋重建。造木橋長亘里許，為百空，高三丈余，闊二丈」，皆其最著者。橋之兩側，飾勾欄者最為普通。或更施榱棟，覆以亭或橋屋，形如閣道，往往見於宋、元人畫中（圖版1［乙］）。亦有橋上設商廛，如南宋杭州豐樂橋，建樓其上，為朝士會飲之地。流風所被，遂至「飛橋」、「拱橋」、「繩橋」等，亦類有橋屋，不能不謂為木橋之影響也。惟現存實物屬此式者，多以木、石混合為之，其純粹用木柱、木樑而兼有橋屋者，為數較少矣。 圖版1［乙］　故宮藏宋李嵩《水殿納涼圖》 （二）石橋 「梁式之橋」以石締構者，自石樑以下部分，有石柱與石墩二種不同之方式。石柱之制，見《關中記》：「秦渭橋……北首，疊石水中，謂之石柱橋」；及《唐六典》：「天下……石柱之橋四，雒則天津、永濟、中橋，灞則灞橋」。疑其式樣，系模仿木柱之橋，故稱石柱，而不雲石墩。今山西太原晉祠聖母殿前之「魚沼飛梁」橋，即屬此式。石墩之法，據《爾雅·釋宮》：「石杠謂之徛」。郭璞注曰：「聚石水中以為步渡，彴也」。邢昺疏引《廣雅》，謂：「彴，步橋也」。似其初山溪小澗，布石水中，以為步渡，尚無石樑之設。今其法猶往往見於四川各處，殆即「彴」之遺制。而雅州雅江橋（圖版2［甲］），盛鵝卵石於篾簍中以代墩，其性質位於彴與石墩之間，足為石墩發達過程中之參考。至於石墩之使用，《水經注·穀水條》載洛陽建春門石橋銘文：「陽嘉四年（公元135年）乙酉壬申……使中謁者魏郡清淵馬憲，監作石橋樑、柱敦，敕工匠盡要妙之巧。」所云「敦」，是否即「墩」之誤植，無由辯證。其正式見於記載者，當以《元和志》：「洛陽天津橋建於隋大業間，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更令石工累方石為腳」為最先。其後武后時，李昭德重修洛陽利涉橋，亦累石代柱，復銳其前以分水勢，遂開今日「分水金剛牆」之先河。而宋太祖建隆間（公元960—962年），向拱治西京天津橋，甃巨石為腳，以鐵鼓絡石縱縫，太祖至降詔褒美，具見《宋史·河渠志》。唯鐵鼓之法，前乎此者，曾見於隋李春所建趙縣大石橋，似非創於向拱。但是橋無墩，其用於橋墩，或自拱始，未可知也。故李、向二氏，於橋墩結構法之改善，厥功頗偉，不愧為巋然巨匠。自此以後，石墩之法，遍用於「梁式之橋」與「拱橋」，而石柱用者漸稀，幾什不一睹矣。 圖版2［甲］　四川雅州雅江橋（自鮑希曼《中國風景》轉載） 柱與墩上架石樑之法，自漢、晉以來亦已盛行。如《初學記》載：「漢作灞橋，以石為梁」；與《水經注·穀水條》：「洛陽建春門石樑，治石工密」，其例不遑枚數。今此式之橋因結構簡單，隨處皆可發現（圖版2［乙］）。其最巨者，當推宋蔡襄所建之泉州洛陽橋（圖版3［甲］），長三百六十餘丈，為國內首屈一指。石樑之上更施橋屋者，應屬於木、石混合一類，另於下節述之。 圖版2［乙］　四川漢州橋 圖版3［甲］　福建泉州洛陽橋 （三）木、石混合橋 前節所述，秦、漢之際，已有石柱、石樑之橋，在我國橋樑史中，不可不謂為劃期之進展。然石橋結構比較繁重，物力、人工俱難期其普及，於是隨事實要求，又產生木、石混合之橋。其最先見於紀錄者，為一橋之內混用木、石二種之柱。如《關中記》載：「渭橋廣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一百二十二梁。南、北有堤激，立石柱，柱南京兆立之，柱北馮翊立之。橋之北首壘石水中，謂之石柱橋。董卓入關焚此橋。」足征橋之石柱僅限於北首一處，其餘梁、柱仍為木構，故有董卓之焚。今四川灌縣之竹索橋，即混用木柱與石墩於一橋之內。其次則為石樑之上加木構之橋屋，如漢之灞橋以石為梁，見前述《初學記》。而《漢書·王莽傳》載地皇三年（公元22年）二月灞橋焚，自東往西，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莽惡之，更名長存橋。則此石構橋身之上，必更有木造之結構或橋屋，故焚燒盡一晝夜，史籍以災稱也。然此式之橋，除適用、美觀及經濟諸點外，亦有利用橋屋重量，以抵抗洪濤之衝擊者。如《閩部疏》謂：「閩中橋樑甲天下，雖山坳細澗，皆以巨石樑之，上施榱棟，都極壯麗。初謂山間木石易辦，已乃知非得已，蓋閩水怒而善奔，故以數十重重木壓之」，即其一例。他若易普通石柱為石軸式之柱，其上架木樑，鋪板，築土，覆石，便車馬往來者，則有本文所述之普濟、灞、滻、豐四橋。而川、黔、湘、閩諸省，多於山溪絕澗，結石為墩，施托木數層，架木樑其上（圖版3［乙］），頗類下述之飛橋。或更於木樑上構築橋屋，宛如古之閣道，為狀甚美。而簡單者，如頤和園之荇橋，僅覆亭其上（圖版4［甲］）。其餘因地因材，隨宜演變，式樣極多，在各種梁橋中，其支裔當推為最眾矣。 圖版3［乙］　湖南醴陵縣橋 圖版4［甲］　北京頤和園荇橋 （四）鐵柱橋 木、鐵混合之橋，屬於「梁式之橋」者甚鮮。有之，則惟江西浮梁縣之鐵柱橋一例。據《浮梁縣誌》，橋在浮梁東五十里臧灣。宋時，里人臧洪範鐵柱十二，架木為橋，至宋末毀於兵燹。為此式惟一之記載。 （五）浮橋 橋之結構，遇河面過寬，及河身過深，或河流漲落不定者，非尋常木、石之柱架與石墩所能濟事，遂有「浮橋」之產生。據《詩經·大雅》：「親迎於渭，造梁於舟」；及《春秋》：「昭公元年，秦公子針奔晉，造舟於河」；知周禮已有其法。唯「浮橋」之構造，秦、漢以前者，無由追索。自漢以後，據文獻所載，大都聯舟鋪板，以舟代柱或墩，故亦稱為「浮航」，或「浮桁」。又復繫舟於纜，防為洪流所沖盪（圖版4［乙］），如《晉書·五行志》：「太和六年（公元371年）六月，京師大水……朱雀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為纜之記載最早者。纜之制，據《元和志》：「天津橋在河南縣北四里，隋大業元年（公元605年）初造，以鐵鎖維舟，鉤連南北，夾路對起四樓。」及唐開元間（公元713—741年）重建之蒲津橋，與明正德間（公元1506—1521年）重修桂林永濟橋等，皆用鐵索為之。亦有用竹索或草纜者，見張仲素《河橋竹索賦》，及《宋史》謝德權傳：「咸陽浮橋壞，轉運使宋大初命德權規劃，乃築土實岸，聚石為倉，用河中鐵牛之制，纜以竹索」；與《皇朝輿地通考》所述甘肅狄道州永寧橋「明初……造舟十二，維以鐵纜、草纜各二」，是已。其鐵牛一物系用以鎮纜，或以石鱉，或以鐵錨，其制不一。而橋與岸之間再以筏與板聯之。建柱水中固以楗筏，隨水漲落，使與兩岸低昂相續。水面廣者，又於中流建中濟石。兩岸復立木柱、鐵柱、鐵牛、鐵山、石囷、石獅、石浮圖之屬以系纜，更以石堤護之。如《晉書·成都王穎傳》：「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沉之，以系橋，名曰：石鱉。」《水經注》卷五·河水條：「趙建武中，造浮橋於津（延津）上，採石為中濟石。」唐張說《蒲津橋贊》：「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鍛為連鎖，熔為伏牛，鎖以持航，牛以系纜。」唐仲友《修中津橋記》：「為橋二十有五節，旁翼以欄，載以五十舟，舟置一錠。橋不及岸十五尋，為六筏，維以柱二十，固以楗筏，隨潮與橋岸低昂，續以板四，鍛鐵為四鎖以固橋。紐竹為纜，凡四十有二，其四以維舟，其八以挾橋，其四以為水備，其二十有六以系筏，系鎖以石囷四，系纜以石獅十有一，石浮圖二。」包裕《永濟橋記》：「造舟五十，鑄鐵柱四，各長丈八尺，埋峙岸滸，半入地中，鑄鐵纜二，各長百丈余，橫亘舟上，索舟於纜，索纜於柱，鎮鐵錨於水以固舟，甃石塊於堤以固岸。」及《圖書集成》蒲州河橋條：「唐開元十二年鑄八牛，東、西岸各四牛，以鐵人策之，其牛並鐵柱入地丈余，前後鐵柱三十六，鐵山四，夾兩岸以維浮梁。」其例甚多，不能畢舉。大抵古代之橋，河面寬者木柱、石墩之術俱窮，故浮橋之數量頗眾，其記載亦豐。自漢以來，重要之橋每於兩端樹桓表，設津吏司啟閉、察奸宄。而唐代浮橋巨者，類以國工修之。若《舊唐書·職官志》謂：「天下造舟之梁四，河則蒲津、大陽、河陽，雒則孝義」是也。後世雖易舟為石墩，而墩之形狀，銳前殺後，似脫胎於舟。甚至如閩省之橋，其墩縷琢往往若舟式（圖版5［甲］），其未能忘情舊習，尤為明證。 圖版4［乙］　廣西桂林灕江浮橋 圖版5［甲］　福建漳州橋 （六）飛橋 飛橋之結構不用柱及墩，而自兩岸施挑梁層疊相次。至中，以橫樑及板聯為一體。挑梁之配列有兩種。一為水平形，即前述木、石混合橋之託木（圖版3［乙］），置於橋墩上者，其出跳不能過長，故僅用於橋之開間小者。一為斜列狀，外端稍高，其性質在挑梁與斜撐之間，宜於開間較大之橋。本文所謂「飛橋」，大都屬於後者。據《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歲，兩岸壘石作其陛，節節相次，大木縱橫更鎮壓，兩邊俱來，相去三丈，並大材，以板橫次之，施鉤欄，甚嚴飾。」又《秦州記》：「枹罕有河夾岸，岸廣四十丈，義熙中（公元405—418年），乞佛於河上作飛橋，橋高五十丈，三年乃成。」知南北朝時，「飛橋」已盛行於西北一帶。其後宋仁宗明道中（公元1032—1033年），夏竦知青州，用牢城廢卒言，仿其法為橋。慶曆間，陳希亮復效其制，建之宿州。見《澠水燕談錄》：「青州城四面皆山，中貫洋水，限為二城。先時跨水植柱為橋，每至六、七月間，山水暴漲，水與柱斗，率常壞橋，州以為患。明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會得牢城廢卒，有巧思，疊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數十相貫，架為飛橋，至今五十餘年不壞。慶曆中，陳希亮守宿，以汴橋壞，率常損官舟，害人命，乃法青州所作飛橋，至今汾、汴皆飛橋，為往來之利，俗曰：虹橋。」其事又見《宋史·陳希亮傳》：「希亮知宿州，州跨汴為梁，水與橋爭，常壞舟，希亮始作飛橋無柱，以便往來，詔賜縑以褒之，仍下其法，自畿邑至於泗州，皆為飛橋。」今豫、皖一帶，是否尚存其法，雖屬不明。而甘肅、青海及西康、雲南一帶，猶沿用之。圖版5［乙］所示西康之飛橋，兩岸壘石為腳，以大木縱橫相壓，幾如《沙州志》所述，最足珍異。圖版6［甲］，亦復類似，唯開間稍小。圖版6［乙］與圖版7［甲］，皆施橋屋其上，又樹枋楔於橋兩端；或以斜撐補挑梁載重力之不足；似均受內地木橋之影響也。 圖版5［乙］　西康木里土司橋 圖版6［甲］　青海西寧縣扎麻隆附近橋 圖版6［乙］　甘青道中享堂橋 圖版7［甲］　雲南墨江橋 拱橋 我國「拱橋」之產生，文獻與實物俱無佐證，是否受外來影響，今尚不明。據《水經注》卷十六·谷水條：「其水又東，左合七里澗，澗有石樑，即旅人橋。橋去洛陽宮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圓以通水，題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十一月初就功。」殆為「拱橋」最初之記載。惟近歲洛陽發見周末韓君墓，墓門有石拱，見《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七卷第一號《韓君墓發見略記》。而旅順附近南山里與朝鮮樂浪諸漢墓之羨門，皆有圓拱。頗疑拱之用干橋樑，或更早於晉太康七里澗橋，未可知也。「拱橋」之構材，用石者最多，磚甓者次之。其種類依拱之形式，有五邊形拱、圓拱、瓣拱、平拱、尖拱、橢圓形拱、拋物線拱數種。五邊形者（圖版7［乙］），似於石樑之下兩端再加斜撐，遂成此狀。其性質位於「梁式之橋」與「拱橋」二者之間，與宋式城門類似。疑為未有圓拱以前之構造法，而遺留於後日者。圓拱之橋國內較為普通，其最長者當推明代周忱所建蘇州寶帶橋（圖版8［甲］，多至五十餘瓮。惟實例所示，圓拱之下用分水金剛牆與否，殊不一律。北平官式建築圓拱橋之做法，見中國營造學社刊行之《營造算法》第九章《橋座做法》。惜原文無圖，不無難解，異日當另為一文，附圖釋於後，載入此刊，以供參考。此外蘇、常一帶之橋，有於圓拱下加反圓拱者，上下相聯若管狀，最為特別。而力學上之解釋，亦極穩固。在國內橋樑中，可謂別開生面者矣。瓣拱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四卷第二期《同治重修圓明園史料》中之涌金橋，一般用者絕少。以北平門券結構推之，似瓣拱僅限於橋之表面，其內仍為普通圓券。弧拱橋系圓拱弧線之一部分。現存代表作品當推趙縣之永濟橋。橋為隋巨匠李春建，其開間之巨與年代古遠，為國內現存諸橋冠，詳見梁思成先生所著《趙縣大石橋》一文，茲不復贅。拋物線拱之橋，見於山西。尖拱橋亦多存於北方（圖版8［乙］），長江以南，用者較稀。橢圓形拱偶見於蘇州（圖版9［甲］），疑其導源於圓拱，非蓄意為之也。 圖版7［乙］　浙江五泄山橋 圖版8［甲］　江蘇吳縣寶帶橋 圖版8［乙］　陝西三原縣橋 圖版9［甲］　江蘇蘇州市某橋（自《Civil Engineering》轉載） 拱橋之結構，有於拱之兩側或二拱之間，為節省材料與減輕橋之重量，另闢小拱一處或二處。實例曾見於趙縣大石橋、小石橋，及浙江餘杭之苕溪橋（圖版9［乙］）。以已知之例證之，似其法未受西方之影響也。拱石之間絡以鐵鼓，使鄰接之石，接合嚴密者，最為普通。但亦有於拱石上琢石榫，犬牙相銜，如江西廬山之棲賢寺橋。橋上兩側多護以欄楯。其建亭或橋屋，商廛其上（圖版8［乙］、圖版9［乙］、圖版10［甲］），則同化於木橋之式樣無疑也。 圖版9［乙］　浙江餘杭縣苕溪橋 圖版10［甲］　浙江仙霞關橋 繩橋 「繩橋」之制，大都因山溪深谷奔流急湍，不可立橋柱、橋墩者，乃懸長綆為渡，今猶盛用於陝、川、黔、滇及西康諸省。其簡單者，以木筒貫藤索或竹索。人過則縛以筒，游索往來，相牽為渡（圖版10［乙］）。次如四川灌縣之竹索橋，立木架四座於溪間，更於中流累石墩一處，其開間大者約達二百尺。結巨索數行於架及墩上，懸橋於索，鋪板其上，複利用兩側之索兼為欄楯（圖版11［甲］）。此外記載結構法最詳者，當推《圖書集成》所載四川汶川縣之鈴繩橋：「其法用細竹為心，外裹以篾絲，長四十八丈，索用三股合為一股，一尺五寸為圓（嘉慶《大清一統志》，謂：繩圍一尺五寸）板寬八尺，左、右各四繩木，掛為欄以翼之。掛底橫木以扶底，底繩用一十四繩，上鋪密板，可渡牛馬。東、西兩頭各五十步，平立兩大木柱為架，長可六丈，名將軍柱，橋繩俱由架上鋪過，使不下墜。東、西建層樓，樓之下各有立柱、轉柱；立柱以繫繩，轉柱以絞繩。」蓋竹索非鐵可比，橋過長者必於兩端立木架承之，再輔以立柱、轉柱等，俱為舊時結構、施工不可缺遺之要素。亦有將兩端之屋分為上、下二層者，下系竹索，上累巨石壓之（圖版11［乙］）。再次為鐵索橋，冶鐵索十餘條或二三十條，懸於兩山岩石間，用木絞使直，鋪板其上，如西康之瀘定（圖版12［甲］），滇之元江（圖版12［乙］），黔之盤江，皆為人所習知。盤江橋系明代朱家民建，其概略見田雯《黔書》：「冶鐵為三十有六，長數百丈，貫兩崖之石而懸之，覆以板……擇材之巨者數百，排比之，臥於兩涯水次，鎮以巨石，柱以強幹，層壘而加，參差以出，其本使固，及兩木之末，不屬者僅三十尺有四，則又選圍可丈之木，交其上，而後行者可方軌聯。」其餘橋之小者，若無崖石可憑藉，則夾岸疊石為駁岸，再建屋其上，以資鎮壓。而最小者，僅系鐵索於石柱，或並欄楯無之（圖版16［甲］）。橋上亦有覆橋屋如木橋形狀，見趙翼所著之《粵滇雜記》，惟為數較少耳。 圖版10［乙］　四川繩橋 圖版11［甲］　四川灌縣竹索橋 圖版11［乙］　某竹索橋兩端之橋屋（自《Civil Engineering》轉載） 圖版12［甲］　西康瀘定橋 圖版12［乙］　雲南元江橋 我國繩橋之起原今尚不明。據《漢書》卷九十六·上·西域傳第六十六·烏秅國條：「烏秅國王，治烏秅城。……其西則有縣度……縣度者，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雲。」顏師古註：「縣繩而度也。縣，古『懸』字耳。」據《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惠生使西域，「從缽盧國向烏場國，鐵鎖為橋，懸虛為渡」；及《水經注》卷一·河水條，「法顯曰：度蔥嶺，已入北天竺……縣過河，河兩岸相去咸八十步……余征諸史傳，即所謂罽賓之境……橋相引。……」故知兩漢、南北朝時，此制已行於西域與印度之北部。在地理上，西域、天竺皆與我川、滇、康、藏諸地較為接近，雖不審為孰創孰因，然二者間，具有連帶之關係，殆無疑義。 上述我國橋樑之分類，系就今日已知者言之，補苴正，尚有所待，決非短期內所能解決。此外橋之結構，因地理、氣候、材料及其他條件之不同，往往有不宜於甲地，而轉適於乙地者，其例亦復不少。如石柱之制，自橋墩發達後用者漸鮮。但我國舊式橋洞，開間較小，而墩之體積頗巨，致墩之附近，停留泥沙之機會亦多。待橋洞為泥沙淤積日高，宣洩不暢，一遇洪濤，則橋身首當其衝，未有不岌岌可危。以較石柱，所費工料既鉅，而其功用復互有短長，不能一概而論。本文所述之灞、滻、豐三橋，即為適應上述要求而產生者也。 灞、滻、豐三橋，系以石柱代橋墩。柱圓形，每行六柱，中心相去約為直徑一倍半。其空間足分洪濤衝擊之力，而柱身以石軸四具疊累而成，施工採料，尤為簡便。據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楊名颺《灞橋圖說》，其制仿自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梁化鳳所建西安西南四十里之普濟橋（圖版13）。梁氏陝西西安人，清初以軍功躋身方鎮，見《清史稿》本傳及《碑傳集》諸書。唯其建橋事跡為平生勳績所掩，闕而未載。其後康熙中，陝撫貝和諾建灞橋，三載即圮。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陝撫明山復造石墩橋於灞上，為空三十有六，架木樑其上，五載後亦圮。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陝官民集議重修，而慮橋之易壞。時距梁氏修建普濟橋已百有六十餘載，其橋見在，因師其式，重建灞、滻二橋。《圖說》稱其：「石盤作底，石軸作柱，水不搏激，而沙不停留，至今鞏固。」蓋指柱小且圓，不阻水，不停沙言也。今案普濟橋雖經後世修治，於一部分石軸柱之外側，護以石墩，然灞、滻二橋，自建立迄今，已屆百載，其橋洞未見淤塞，而軸柱亦無傾頹現象，則《圖說》所云，似有所本。其事在橋墩發達以後，將及千載，竟不為常法所蔽，而另闢塗徑自成一格。故為介紹於後，供留心我國舊式橋樑結構者之參考焉。 圖版13　西安普濟橋 二、灞橋 灞橋在西安東北二十里，跨灞水上。自漢以來，為潼關至西安驛路要津。橋之歷史，據《初學記》、《漢書》、《元和志》、《雍錄》、《長安志》、《西安府志》、《嘉慶一統志》及《灞橋圖說》諸書所載，橋創於漢，以石為梁，其地點在今滻水入灞之北。至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橋災，更名長存橋。隋文帝開皇三年（公元583年）重修，復以石為之。唐中宗景龍二年（公元708年），仍舊所為南、北二橋。南橋即今處，時人送別多於此，故亦名銷魂橋。入宋後，橋傾圮，經韓縝重修。元時復經山東唐邑人劉彬修築，為十五虹，長八十餘步，闊二十四尺，中分三軌，旁翼兩欄，築堤五里，栽柳萬株。明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布政使餘子俊增修。嗣沙壅東遷，遺址僅存。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巡撫賈漢復設舟渡，水落則濟以木橋。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巡撫貝和諾捐俸造橋，甫三年即圮。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西安、同州、鳳翔三郡士民輸金請修復，經巡撫明山奏建石墩木橋，為水洞二十有四，旱洞十有二。越五載，橋復壞，僅存橋墩五座。於是巡撫文綬援前例，定冬、春搭浮橋，夏、秋設舟渡之法。惟秦嶺開墾日久，已成童山。夏、秋之際，山洪暴發，沙逐水流，致河床淤積日高，而河面亦漸寬。自乾隆中葉至道光初，六十年間河面增寬五十餘丈。當水漲時，搭蓋浮橋，固屬不易。水消後，又復舟楫莫通，行旅苦之。道光中葉，陝省官民倡議集資重作，經撫臣楊名颺奏准興工，即現存灞橋是已。 橋工經始於清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十月，至翌年七月落成，至今恰為百年周期。其結構詳見《灞橋圖說》一書。書包含告示、奏稿、部文、橋記、捐貲姓名、圖式、修橋法則、童謠解八項，未分卷亦無撰者姓氏，以書中語意推之，似為楊名颺所編。內列圖式十五幅，修橋法則十八條，述石軸柱橋之結構與施工法頗詳，並旁及打樁、灰土堤諸事，可與江西文昌、萬年二《橋志》媲美。第揆之現狀，自梁木以上之攔土枋，及風板、欄乾等，不與《圖說》所載符會，疑其後橋面復經一度或數度之修治。茲摘要紹介於後： （一）式樣 橋之式樣，《圖說》謂以清康熙間梁化鳳所建之普濟橋為藍本。惟普濟狹隘僅容一軌，乃取其法擴而大之；於石軸柱上，架木樑，鋪板，其上再築灰土，覆以石板，便車馬往來（圖版14）。其結構性質，顯然屬於「梁式之橋」；而所用材料，則混用木、石二種。除上部無橋屋外，大體形式似仍胎息於舊式木柱橋。 圖版14　陝西西安灞河橋 （二）橋之尺度 橋長一百三十四丈，分為六十七間（原書稱「龍門」），砥柱四百有八。各間之面闊極不一律，有大至7米，小至4米餘。疑建造當時，因材料長短不齊與施工方便，隨宜決定者。橋面兩側翼以石欄，欄以內約寬7.5米，三軌並行，頗稱宏敞，《圖說》謂寬二丈八尺，殆包括欄干於內言也。橋之高度，《圖說》謂湊高一丈六尺。今按現存橋柱，下部為沙所掩，僅露出石軸二層，其確定高度，尚待查考。若以露出部分推之，大體尚能符合。 （三）開挖引河 灞河寬度自增大後，水分南、北、中三路泛流，非總歸於一處。故於打樁前，離橋東上游五里許，自南至北，斜築堤一道。先淘深三四尺為基礎，以稻草、沙土逐層築起，成外坦內陡形狀，計底寬一丈二尺，頂收八尺。龍口水勢洶湧，用布袋數百，盛碎石於內沉下，乃易合口。再於堤外密布木樁，編柳條圍護，引南隅之水北流。待南頭工竣，再改堤引水南流。 （四）引樁 下引樁先用羅盤審定方向，以麻繩牽長一二丈，將羅盤對準。繩不宜過長，長則腰軟不准。以柏木樁依繩釘下，每根離一丈，再由第一根挨次順打。樁以雜木為之，約長六尺，用鐵包頭。離上端尺余，安橫木一根，以便搖拔（圖版15）。 圖版15 （五）水平 下引樁後，待沙澄水定，刨去浮沙，以見水為平。量至引樁，鋸一橫線為記。安砌石軸下之碾盤，即以橫線為準。 （六）刨槽 刨槽須先定各間之面闊，然後自橋頭第一排碾盤中心，量至第二排碾盤中心，得中空若干尺，於各排碾盤中心，各釘一樁為記。每槽安石柱六根，寬度依橋面尺寸而定。其下碾盤直徑四尺四寸，即於樁兩側，各刨寬二尺五寸，共寬五尺為一槽。槽深三尺，若水少沙干，加深更穩。 （七）梅花樁 打梅花樁以先打之中樁一根為準，再以木板開眼，作梅花樁式，套於中樁上，按眼插樁。就中迎水一根，鑿眼通透，樁從眼中釘下，量碾盤之透眼，與迎水中線尺寸對準，免有參差。樁用粗直柏木，色白而綿，冬取者為佳。削去枝節，乘濕帶皮用之，則不燥裂。心紅而起層者為刺柏，不可用。樁之直徑，自五寸至八寸。長一丈三尺。每一碾盤下，用樁十三根，如木板樁式所示（圖版15）。內迎水一根，留高一尺，套入碾盤卯眼內，露出卯外。打樁時，以三腳架四具圍擺，上搭枋板，立十六人，摔鐵硪打之。硪以生鐵鑄成，徑一尺二三寸，厚三寸，約重一百三十斤。周圍列三十二孔，以生麻結辮十六條，每辮約長五尺，穿二孔，各以一人拉之。若土堅樁長，不易釘入，則先打引樁三四尺，拔起後，再插柏木樁。凡打樁，須時刻監察，非打破毛頭，不准截鋸。 （八）安砌碾盤 前述梅花樁打完後，須按水平鋸齊。若稍有高下，則安砌碾盤，必不平正。碾盤（圖版14、15）徑四尺五寸，厚一尺，中心鑿卯，徑五寸，深五寸，內安鐵柱，俾與上層石軸（原文又稱轆軸）聯絡。又於離邊五寸處，鑿一透卯，徑五寸，套迎水樁於內。施工時，先以厚木材鋪路，用矮車運碾盤至槽口，將碾盤透卯對準，套迎水樁於內。再用墨線自兩頭中線拉直，使與碾盤中線一致。盤之底面與樁頭，須挨次檢驗，若有空虛，用熟鐵片墊塞，務使根根著實，稍有活動，便傾側不能穩固矣。碾盤外側，再靠盤釘護樁八根保護之。 （九）安砌石軸 石軸四層（圖版14），各徑三尺，高二尺；另於上、下二面，作雌雄卯，安鐵柱於內，以資聯絡。即第一層石軸底面，鑿鐵柱卯眼一個，徑三寸，深五寸；上面鑿陰卯一個，徑一尺，深寸半，卯內再鑿鐵柱卯眼一個，徑三寸，深五寸（圖版15）。待碾盤砌妥後，照前法以板鋪路，用矮車運石軸至槽口，先以糯汁、牛血拌石灰錘融，約用石灰五十斤，填於碾盤中心卯眼內。次將盤心鐵柱安入卯內。鐵柱分上、下二層（圖版15），上層徑三寸，高五寸；下層徑五寸，高五寸。然後用木棍將石軸四面撬起，對準上、下卯眼放下。如底有不平，用鐵片墊塞，防其動搖。第二、第三兩層石軸，俱於底面鑿陽卯一個，徑一尺，高寸半；陽卯中心，再鑿鐵柱卯眼一個，徑三寸，深五寸。又於軸上面鑿陰卯一個徑一尺，深寸半；再鑿鐵柱卯眼一個，徑三寸，深五寸（圖版15）。安砌時，因位置漸高，須兩邊搭架，橫頭斜塔大木二根，以厚枋板從上而下，鋪至地面，將石軸放倒，下用木棍，上用麻辮掛住，拉至架上放平。次於下層石軸之中心陰卯內，安裝軸心鐵柱（圖版15），徑三寸，高一尺；依前法，將石軸砌上。第四層石軸底面，鑿陽卯，同前，唯上面因安放石樑，無陰卯，稍異（圖版15）。 圖版16［甲］　陝西漢中留灞棧道鐵索橋 圖版16［乙］　陝西西安灞橋 （十）石樑 前述每排石柱六根，俱用碾盤一層與石軸四層構成。石柱之上，再加石樑一層（圖版14）。梁之寬、厚，均一尺二寸，共用石十四根。內四根長二尺七寸五分，分搭兩頭，計實砌於外側石軸上者一尺五寸，挑出軸外者一尺二寸五分。每頭俱系平砌兩根（圖版17［甲］），接縫適在石軸之中心。另於梁底鑿暗卯，安直徑三寸，長五寸之鐵柱，期其穩固。此外中部石軸，共五空間，安砌四尺五寸長石樑十根，亦系兩根並用。 圖版17［甲］　灞橋詳部（其一） （十一）托木 石樑上加托木十五根（圖版14，17［甲］［乙］），木長七尺，厚八寸，寬一尺。在平面上，與石樑成九十度。先於石樑上，勻分槽口十五處，每處鑿寬一尺，深一寸，將托木兩頭削圓，裝於石樑上，以受木樑。 圖版17［乙］　灞橋詳部（其二） （十二）木樑 每洞橫搭木樑十五根，各位於托木上（圖版14）。梁徑一尺二三寸，長准各間面闊。兩頭搭至石軸中心，以螞蝗鐵釘兩頭鉤住，使連成一氣。 （十三）枋板 木樑上鋪枋板（圖版14），與梁成九十度。板寬一尺，厚八寸，長七八尺不等，以四塊聯為一排，湊長等於橋寬為度。每枋一塊，用暗閂二個，每個長五寸，寬三寸，厚一寸。每塊接頭處，嵌柏木銀錠扣一個，橫直相連，雖經重載往來，不至移動。 （十四）攔土枋及灰土 《圖說》謂枋板上，兩邊橫安攔土枋二層，均長七八尺，寬八寸，厚一尺。枋中間底下，俱用暗閂兩個，上面接縫嵌銀錠扣，橋外兩邊再用螞蝗長釘，從梁木牽至攔土枋釘住，以防築打灰土時，攔土枋向外擠出。枋之外側，自飛檐石以下，滿釘風板二層，每層高一尺，厚三寸，糊以桐油麻灰。枋以內滿築三合灰土，厚二尺。今按橋之現狀，已易攔土枋為磚牆（圖版14、17［甲］），高半公尺，不及《圖說》所載之二尺；其外側亦無風板存在（圖17［甲］）；似木樑以下部分，已經近世改造矣。 （十五）路板石及檐石 築灰土至攔土枋平，其上安路板石一層（圖版14），石長三尺，厚五寸。在橋面兩側者，挑出橋邊七寸作檐，上加攔牆石，壓住一尺一寸，餘一尺二寸，留內作路（圖版14）。 （十六）攔牆石與欄杆 攔牆石二層：下層一尺一寸見方，上層一尺見方，具用糯米汁、牛血拌石灰嵌住，接縫加鐵錠。據《圖說》攔牆石與橋邊齊，但現牆則向內縮進少許（圖版14），當系後代所改。其上兩邊各排欄杆一百二十個，每個相離一丈一尺，高一尺五寸，方五寸，鑿眼於攔牆石上，深入四寸，露明一尺一寸，用糯米汁、牛血拌石灰嵌定。舊雕鳥、獸、花、果不一其式，兩頭用犀、象各二個雲。 （十七）灰土堤 橋之兩端各樹枋楔，建神祠、候館、碑亭，又於兩岸加築土堤三百丈。堤高以二丈為率；內堤根刨槽五六尺，堤身露明一丈四五尺。仿黃河走馬堤，外坦內陡。底寬二丈四尺，頂厚八尺，上、下均折一丈六尺。每堤一丈，打土三十二方，每方寬、厚皆一尺。里皮用灰土二步，每步計一尺，外皮灰土五步，填槽灰土二步，蓋頂灰土四步；約堤一丈，打灰土十一方，素土二十一方。土工八錘八夯八硪，土近者每方不過銀五六錢。石灰每方四百斤，十一方合用石灰四千四百斤。每堤一丈，高二丈，厚一丈二尺。因取土遠近，買灰貴賤不等，約估工料銀三十兩。又堤過於當沖，必須於堤頭上，離八九丈，另作水箭一道，逼溜向外。箭頭寬一丈，尾寬五六丈，長十丈，亦用灰土包築，與正堤同。按灰土堤之法，得之嚴如熤。如熤前守漢中時，見山河堰石堤，用海塘勾閂法，旋作旋沖，因築灰土堤二百丈，堰堤內、外皆流水，歷久不傾；又於沔城西南角沖當之處，打灰堤三百丈，迄今鞏固雲。 （十八）監修人員 灞橋及滻橋重修工程，系陝撫楊名颺董其事。參與謀度，相與咨諏者，有何煊、李義文、莫爾賡、程懋采、查延華、慶祿、孫蘭枝諸人。監工督造，則為許保瑞、汪平均、陳斌、陳煦、黃謙受、倪柱等人。其餘司出納、稽核、捐輸、採料、簿計及襄理工務諸員，具載道光十四年楊名颺《重建灞橋記》一文，茲不復贅。 （十九）工費 橋之經費，由長安、咸寧、咸陽、渭南、涇陽、三原、朝邑、大荔、郃陽、韓城、盩厔等縣官紳士民，共捐集十二萬四千六百餘兩，再加乾隆三十年修橋餘存銀四千餘兩，共十二萬八千六百餘兩。除灞、滻二橋用工料銀十萬三千餘兩，尚存銀二萬五千餘兩，照舊例發商生息，按季匯解司庫，供二橋歲修之用雲。 三、滻橋 橋在灞橋西十里，跨滻水上。滻水亦源出秦嶺，經嶢山口，北流入灞。舊有橋，久沖沒，病涉與灞橋同。清道光十三年，楊名颺重建灞橋後，復以余貲建滻橋。橋長四十二丈，區為二十間，砥柱一百有六，寬二丈三尺，高一丈五尺，兩端建枋楔，式樣做法，略如灞橋（圖版18［甲］、［乙］，19［甲］）。其詳部結構與灞橋異者，表出如次。 圖版18［甲］　滻橋側面 圖版18［乙］　滻橋詳部（其一） （1）橋之寬度，較灞橋稍窄，故每間僅用石軸柱五根。石軸之高，最上層稍矮，非每層相等，與外側飾龍首，俱與灞橋異。 （2）木樑之數，減為十三根。托木亦然。 （3）托木之斷面，改方形。 （4）枋木大小不一律。其巨者嵌入木樑內，可於枋板外端見之。 （5）風板已凋落無存。欄土枋之位置，改用磚牆，當與現存灞橋同經後世改造者。 圖版19［甲］　滻橋詳部（其二） 圖版19［乙］　豐橋側面 四、豐橋 豐橋亦作灃橋，在西安東南三里，跨灃水上，故亦稱三里橋。據《西安府志》及《嘉慶一統志》，橋創於明永樂十二年（公元1414年）。孝宗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知縣趙璉重修，架木為之，高一丈五尺，闊二丈余。現存之橋，則為石軸柱式（圖版19［乙］，20［甲］、［乙］），與灞、滻二橋類似，疑非趙璉之舊。但其建造年代，諸書略而未載，姑留以待考。 橋凡二十七間，每間列石軸柱六根，每二根相併，以鐵箍系之，非前二橋所有。石軸之數，露出河床上者四個，其下不明。軸高超過本身之直徑，與灞、滻二橋適相反，故其河床以上部分亦較高。石軸上並列枕木二根，非石制。再上施極短之託木，與木樑，各八根。其間隔頗稀，不如灞橋嚴密。風板間有脫落，猶存大部。其上欄杆系板築之土垣，較簡陋。兩涯則以石軸累疊為駁岸，亦不常見。縱觀此橋式樣，大體雖與灞、滻二橋一致，而其詳部結構方法，不如前二橋之堅固合理，疑其年代或亦稍晚。 圖版20［甲］　豐橋詳部（其一） 圖版20［乙］　豐橋詳部（其二） ［附記］本文灞、滻、豐三橋相片及灞橋實測圖，系張昌華先生所作。又承陝西建設廳代攝普濟橋相片，楊廷寶先生惠贈福建漳州橋相片，統此致謝。 （此文首次發表於1934年3月《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五卷第一期。後經作者釐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