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匠遺珠 · 大壯室筆記
兩漢第宅雜觀
自來治禮者每言宮室，然明堂、寢廟之制蓋難言矣。按之諸經，王制畿甸與天子三門五門、明堂五室九室諸制，參錯岨峿，不能互通。而漢武東巡已不辨明堂結構（《史記》封禪書：「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自是以來，聚訟千載，迄無定論。後賢詮經，轉多歧說，初學每苦紛賾，窮於受擇，非無故也。惟大夫、士門寢規制（圖1、2），諸家所說，獨少牴觸，雖北堂與東、西夾分位，間有出入，揆之全體，無關弘旨。此其故殆因《儀禮》一經，詳於士禮，而高堂生傳十七篇，出處最明（《漢書》藝文志及儒林傳：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蕭奮以授孟卿，卿授后蒼，蒼校書未央宮曲台，說禮數萬言，號《後氏曲台記》。蒼弟子戴德、戴聖、慶晉三家，並立學官）。其後古文間出，亦能合若符節（《漢書》藝文志；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故西漢立之學官，言禮只《儀禮》一經。宋以來治禮者亦多以《儀禮》為經，《禮經》為傳，有由來矣（見皮錫瑞《三禮通論》）。惟禮者容也，《儀禮》所言進退、揖讓之節，僅限於門堂、房室之間。後儒繹經為圖，其言宅第亦止於門、寢二者。然此特大夫、士住宅之一部耳，決難概其全體。何者，一家之中，有父子，有兄弟，父子、兄弟又各有其配偶，子息繁滋，非東房、西室所能容。而廚、廁、倉、廄、奴婢之室，又皆生活所需，勢所必具，決難付諸闕如。凡此數者，其配列結構之狀，無關婚、喪諸禮，皆十七篇所未言也。故昔儒據禮經釋門寢，其勞固不可沒，居今日而治建築歷史，則難舉門寢而忘全局。且住宅者人類居處之所託，上自政治、宗教、學術、風俗，下逮衣服、車馬、器用之微，罔不息息相關，互為因果。自應上溯原始居住之狀以窮其源，下及兩漢宅第以觀其變，旁征典章、器物以求其會，而實物之印證，尤有俟乎考古發掘之進展，未能故步自封，窺一斑而遺全豹焉。
圖1 天子諸侯左右房圖（自張臯文《儀禮圖》重攝） 圖2 鄭氏大夫士東房西室圖（自張臯文《儀禮圖》重攝）
愚嘗夷考兩漢典籍，求其公卿宅第區布之狀，知與周末略有異同。其異者或因記述簡略，製作不明，或因時代推移，轉增繁縟，其故頗難遽定。然如門、堂、階、箱及前、後堂諸制，每與儀禮所云不期符會。蓋兩漢去周未遠，舊制未泯，楚、漢之際，尚有車戰（《漢書》陳勝傳：「比至陳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又見同傳周文西擊秦條，及《漢書》文帝紀，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條）。其床榻席坐之習[1]（《漢書》爰盎傳：「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又見同書霍光傳、灌夫傳，《史記》田蚡傳，《後漢書》陰皇后紀。又《後漢書》田栩傳：「常於灶北坐板床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賓見東鄉為尊（《史記》絳侯世家：「勃不好文，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又見同書田蚡傳，《漢書》蓋寬饒傳，樓護傳，《後漢書》鄧禹傳，桓榮傳），終漢之世，亦循舊法，故兩漢堂、室猶存周制，乃事所應有。至若西漢宮室，沿用周、秦遺物，諸書所載，不一而足（長樂宮本秦興樂宮，見《三輔黃圖》及《長安圖志》引《關中記》，《長安記》二書；甘泉宮建於始皇二十七年，見《史記》秦始皇本紀；長楊、宜春、回中諸宮皆秦離宮，見《三輔黃圖》。又《漢書》高后紀：「元年，趙王宮叢台災。」師古曰：「本六國時趙王故台也」），而東漢中葉猶間有存者（《後漢書》五行志：「南宮雲台災，雲台之災自上起，榱題數百，同時並然，若就懸華燈。夫雲台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書木籍，珍玩寶怪，皆所藏也。」又同書公孫述傳，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倉」，乃東漢初期之例）。其於營造製作，關係甚巨，自不待言。至鄭司農注《禮》，取證實物，今讀註疏，往往見其蹤跡（《禮儀》鄉射禮：「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鄭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五架之稱，據實物可知）。則東漢末期建築，猶未盡變舊法，亦足推知一二。
漢住宅之陋者，外為衡門（《漢書》玄成傳：「使得自安於衡門之下。」師古曰：「衡門，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居也」），衡者橫木，加以兩柱杈枒之間，其制甚簡，殆為後世閥閱烏頭門之權輿。今遼、吉邊陲，猶存斯式（《冊府元龜》：「正門閥閱一丈二尺，二柱相去各一丈，柱端安瓦桶，墨染，號為烏頭染。」又宋烏頭門制度見李誡《營造法式》卷六。吉省之例，見［日］大隅為三氏《滿蒙美觀》）（圖3、4）。其屋，則晁錯所謂一堂二內也（《漢書》晁錯傳：「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張晏曰：「二內，二房也」）。一堂者，平民之居，東、西無箱、夾，故一以概之。二內者，古之東房、西室，位於堂內，故以內稱。是西漢初期民舍配列之狀，謂為《禮經》大夫、士堂室之縮圖，或非過辭。至若白屋之制，似較此更陋一等焉（見《漢書》蕭望之傳）。
圖3 烏頭門（自《營造法式》重攝） 圖4 吉林東部民舍之門（見《滿蒙美觀》）
圖5 鄭氏大夫士門塾圖（自張臯文《儀禮圖》重攝）
漢列侯、公卿萬戶以上，門當大道者曰：第。不滿萬戶，出入里門者曰：舍（《初學記》二十四·引《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曰：第；列侯食邑不滿萬戶，不得稱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稱第」）。大第皆具前、後堂，又有正門、中門，可通車，疑導源於周制（《漢書》董賢傳：「光警戒衣冠，出門侍望，見賢車，乃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門有屋曰：廡（《漢書》竇嬰傳：「所賜金陳廊廡下。」師古曰：「廊，堂下周屋；廡，門屋也」），可留賓客（《後漢書》梁鴻傳：「遂至吳，依大家臯通伯，居廡下」），即《禮經》夾門之塾（圖5）。門內有庭，次為堂（《漢書》翟宣傳：「宣教授諸生滿堂。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群雁數十，比驚救之，皆已斷頸。狗走出門，求不知所。」又《後漢書》仇賢傳：「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堂下周屋曰廊（注見前），周庭而設，以接堂、廡，若今庭院之狀。
堂之制特高（《後漢書》馬融傳：「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又同書樊宏傳：「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有東、西階，賓升自西階，如周之阼階、賓階（《漢書》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階頗峻，故曰：升，曰：降，明其異於余屋也（《漢書》爰盎傳：「千金之子不垂堂。」師古曰：「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墮也。」又同書朱雲傳：「攝齎登堂」）。堂有戶，不見於儀禮（《漢書》趙廣漢傳：「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吏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堂內或有承塵（《後漢書》雷義傳：「金主伺義不在，默受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乃得金。」《釋名》曰：「承塵，施於上，以承塵土也」），或無（《漢書》蓋寬饒傳：「寬饒不說，卬屋而嘆曰。」卬屋，知無承塵也）。其兩側有東、西廂（《漢書》楊敞傳：「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言東則有西也）。又有室（《後漢書》馬融傳：「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又同書吳祐傳：「冀起，而入室，祐亦逕去」），室有東戶、西牗，悉與禮經合（《漢書》龔勝傳：「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床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道加朝服拕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師古曰：「牖，窗也，於戶之西，室之南牖下也」）。而門前置屏，尤有負遺意（《後漢書》龐參傳：「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韭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其孫兒伏戶下」）。其側有便坐，亦曰：便室，延賓之所也（《漢書》張禹傳：「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師古曰：「便坐，謂非正寢，在於旁側可以延賓者也。」又《後漢書》彭寵傳：「寵齋獨在便室。」註：「便坐之室，非正室也」），或即東廂，抑另為一室，則無考焉。又有更衣所，亦在堂內（《漢書》楊敞傳：「延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所」）。以楊敞傳推之，似設於西廂，蓋敞傳夫人自東廂語焉，而堂北房室，皆非可置更衣之所也。
前堂之後，有垣區隔內、外，其門曰：閣（《漢書》董賢傳：「賢至中門，光入閣，即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亦曰：中閣（《後書漢》呂布傳：「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與傅婢情通」）。從門從合，謂雙扉也。閣內為後堂，寢居燕見之所也（《漢書》尹翁歸傳：「欲屬託邑子二人，令坐後堂待見。」又同書張禹傳：「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弦……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相對極樂，昏夜乃罷」）。有階曰：內階。又有軒（《後漢書》延篤傳：「夕則消遙內階，詠詩南軒」）。惟堂內區布之狀不明，以意測之，或與前堂略同。第後復有門，曰：後閣，或今之後門（《漢書》陳遵傳：「母乃令從後閣出去」）。
漢第宅前、後堂可考者，略如前述。其所言門、堂、戶、牖及東、西階、廂諸制，皆片言隻字，散見行間，非專記建築之文，乃竟與《禮經》所云，強半符合，足知周、漢屋制，初非差異甚巨。然二堂以外，附屬之屋，典籍絕少涉及，其約略可考者，曰：精舍，曰：樓，其最著者也。
漢代師法最尊，經生授徒，每於前堂為之（見《漢書》翟宣傳，及《後漢書》馬融傳，鄭玄傳），然宅內亦有另闢精舍者（《後漢書》包咸傳：「因往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乃歸鄉里。」又見同書李充傳，劉淑傳）。考其始僅稱講堂（《後漢書》鮑永傳：「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除，從講堂至於里門。」又洛陽太學講堂長十丈，廣三丈，見《後漢書》光武帝紀），精舍之名似後出，亦稱精廬（《後漢書》蔡玄傳：「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註：「精廬，講讀之舍」），其位置似在宅之前部，或即前堂之左、右。東漢中葉以後，或構樓講學，其制漸侈（《後漢書》鄭玄傳：「會融會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魏、晉以降，佛說倡披，凡沙門所棲，亦稱精舍，非復舊義矣（《晉書》孝武帝紀：「寧康六年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以居之」）。
古宮室崪然高舉者，曰：重屋，曰：復溜，曰：重橑，曰：台，曰：榭，曰：閣，曰：觀，曰：闕，曰：闍，獨少言樓者。蓋山居之人，鑿穴而處，架木為樓於穴外，以蔽風雨，便升降，若今雲岡諸窟之狀。故《釋名》謂：「狹而修曲曰：樓。」云：狹，云：修，云：曲，言其非常屋也（《後漢書》馮衍傳：「鑿岩石以為室兮，托高陽以養仙。伏朱樓而四望兮，采三秀之英華。」足見內洞外樓之狀）。其施諸宮闕、苑囿者，首見於春秋（《史記》卷三十九·晉世家：「景公八年……使卻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其後方士神仙之說暢行，謂仙人好樓居，漢武遂作甘泉前殿與通天台（見《史記》封禪書），復於建章宮建井幹樓（見《史記》封禪書）。而史籍與明器所示，東漢第舍、民居亦往往有樓（《後漢書》卷一百十六·南蠻西南夷傳·板楯蠻夷條：「秦昭襄王時，……有巴郡閬中夷人……登樓射殺白虎。」《後漢書》橋玄傳：「有三人持仗劫執之，入舍登樓，就玄求貨。」又見同書黃昌傳，鄭玄傳，侯覽傳，劉表傳）。漢石刻中尤不乏其例（見《金石索》諸書，及山東圖書館所藏石刻）。自是以後，舊制或為之稍變，蓋自宅舍構樓，閣道之設，勢必同時俱起（《漢書》元後傳：「鳳大治第室，高廊閣道，連屬相望。」又見《後漢書》呂強傳，梁冀傳），非復曩之僅用於殿闕、台閣之間矣。他若旗亭、市樓（《西京賦》：「旗亭重立，俯察百隧。」《三輔黃圖》：「市樓皆重屋，又曰：旗亭」），乃闍之縮形，雖以樓名，不能納於此類焉。
又秦置郡縣，廢井田，社會經濟組織，漸異往昔。漢文帝時富民之居，已以文繡被牆（《漢書》賈誼傳：「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又曰：「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其後外戚貴幸，競營宅第，若董賢、梁冀及王氏諸侯，或重殿洞門，柱檻衣以綈錦（見《漢書》董賢傳）。或起土山漸台，模效白虎（《漢書》元後傳王商條）。或立殿堂、兩市，赤墀青瑣（見《漢書》元後傳王根條）。或納陛朱戶（見《漢書》王莽傳）。或飛梁、石磴，凌跨水道，采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見《後漢書》梁冀傳）。此皆權臣奢僭，超逾常軌，又非前、後堂所能限度者矣。
他若考室之禮（《漢書》奉冀傳：「大行考室之禮」），入第之宴（見《漢書》蓋寬饒傳），俱兩漢習尚，迄今尚有存者。而陽宅禁忌、風水諸說，當時亦已盛行（《漢書》藝文志有五行家《堪輿金匱》十四卷，形法家《宮宅地形》二十卷。又《後漢書》王景傳：「景以為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蓍龜，而眾書錯揉，吉兇相反，乃參紀眾家數術文書，家宅禁忌，堪輿日向之屬，適於日用者，集為《大衍玄基》」雲）。太史待詔，且有專司廬宅者三人（《後漢書》百官表·太史令注。《漢官儀》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其六人治歷，三人龜卜，三人廬宅」）。《史記》龜策列傳亦言卜室，此又治斯學者不能忽視之點也。
兩漢官署
漢制以丞相佐理萬機，無所不統，天子不親政，則專決政務，故其位最尊，體制最隆，丞相謁見天子，御坐為起，在輿為下，有疾天子往問（見《漢書》翟言進傳·注），其府辟四門（《後漢書》百官志·司徒注。應劭曰：「丞相舊位在長安時，夜總會有四出門，隨時聽事」），頗類宮闕，非官寺常制也。門有闕（《後漢書》百官志·太尉·注，引蔡盾《漢儀》曰：「府開闕，王莽初起大司馬，後纂盜神器，故遂貶去其闕。」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尉秦官，武帝時改大馬司，金印紫綬，置官署，祿比丞相，故知丞相府亦有闕也）。故無塾（見《漢官舊儀》），其西門則乘輿所從入（《漢書》翟方進傳·註：「丞相有疾，天子從西門入」）。門署用梗板，方圓三尺，不堊色，不郭邑，署曰：丞相府（見《漢官舊儀》卷上），無闌，不設鈴，不警鼓，示深大闊遠無凶限（《後漢書》百官志·司徒·注，引荀綽《晉百官表》注）。然亦有門卒，非無備也（《漢書》趙廣漢傳，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為丞相府門卒）。門內有駐駕廡，停車處也（《後漢書》卷二十三·五行志：「靈帝光和三年二月，公府駐駕廡自壞南北三十餘間。」註：「公府，三公府也。」又見同書靈帝紀）。有百官朝會殿，國每有大事，天子車駕親幸其殿，與丞相百官決事，應劭謂為外朝之存者（《後漢書》百官志·司徒·注），其說甚當。蓋西漢初營長安，蕭何襲秦制，僅置前殿（《漢書》翼奉傳：「未央宮獨有前殿、曲台、漸台、宣室、溫室、承明耳。」按：曲台說禮處，漸台在蒼池中，宣室正處，溫室寢殿，承明便殿，見《長安志》），供元會、大朝、婚喪之用。而庶政委諸丞相，國有大政，天子就府決之，觀殿西有王侯以下更衣所（《後漢書》百官志·注），足為會朝議政之證。若丞相聽事之門，以黃塗之，曰：黃閣（《漢舊儀》曰：「丞相聽事門曰：黃閣，不敢洞開朱門，以別於人主，故以黃塗之，謂之『黃閣』」）。無鍾鈴，有應閣奴（見《漢官舊儀》卷上）。閣內治事之屋頗高嚴，亦稱殿（《漢書》黃霸傳：「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升殿脫履（《漢官舊儀》，謂掾見脫履，公立席後答拜），與宮殿同制。有東閣，東向開之，以延賓客（《漢書》朱雲傳：「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又《漢書》公孫宏傳：「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賢古曰：「閣者，小門，東向開之，避當廷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吏、官屬）。其方位疑在殿東側，如未央宮前殿之制（《漢書》五行傳：「成帝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師古曰：「又入殿之東門也」）。顧亭林謂門旁設館曰：閣，若今官署角門之有迎賓館（見顧氏《日知錄》卷二十三）。然丞相府客館創自公孫宏（見前），《漢書》直名為賓館，不雲閣，且閣者小門也，非若門之有塾可居。揆諸古人考工創物之精，命名之審，顧說恐未諦也（《西京雜記》謂：「公孫宏以布衣為丞相，大開東閣，營客館，招延天下士人，其外曰：欽賢之館，次曰：翹材之館，又次曰：接士之館，凡三館」）。至兩漢官寺皆有官舍寢堂，以處眷屬（《後漢書》趙岐傳：「生於御史台，字曰：台卿。」又《後漢書》光武帝紀，光武「生於縣舍」）。其在丞相府者，簡稱府舍（《漢書》趙廣漢傳：「疑丞相夫人姤，殺之府舍。」又董賢傳：「詔令賢妻得通引籍廬中，止賢廬，若吏妻子所居官舍」），又曰：相舍（見曹參傳）。其舍至廣（《漢書》哀帝時，御史府舍百餘區倒塌，御史府如是，丞相府可知也）。有閣（《後漢書》董卓傳：「卓起送至閣，以手撫其背」），有庭（《漢書》趙廣漢傳：「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有堂（《後漢書》章帝紀。幸元氏，祠光武顯宗於縣舍正堂。縣舍有堂，相舍可知矣）。其後有吏舍以居椽屬（《漢書》曹參傳：「相舍後垣近吏舍」）。又有客館、馬廄、車庫、奴婢室等（《漢書》公孫宏傳：「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廄、車庫、奴婢室矣」）。以東閣推之，似在府之東部，然不能定也。
漢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稱「三公」，秩皆萬石（《漢書》百官公卿表）。惟史籍僅稱兩府（《漢書》翟方進傳：「初除，謁兩府。」師古曰：「丞相及御史也」），無言太尉府者。以漢初太尉時置時廢，成帝綏和後始有官署故耳。御史府又謂之憲台（見《漢官問答》引《通典》卷二十四），在未央宮司馬門內（陳樹鏞《漢官問答》，謂郡國上計吏至京師，御史大夫見上計守丞長史於司馬門外，以御史府在司馬門內，丞史不可入也）。故不鼓，無塾，門署用梓板，不起郭邑（《漢官舊儀》卷上），與丞相府同，惟門內殿舍之制，悉無考焉。漢自武帝元狩間，改太尉為大司馬，其後成帝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哀帝改丞相為大司徒（《漢書》百官公卿表）。光武中興，一仍司徒、司馬、司空之稱，號「三府」，俱有殿，而司徒獨有百官朝會殿（《後漢書》百官志·司徒·注），以司徒即丞相，尊遵舊制也。但明帝嘗欲為司徒辟四門，迫於太尉、司空，僅為東西二門（見前注），是東漢三府皆僅二門，與西漢稍異。門之分位，疑在百官朝會殿左、右，非若後世東、西轅門位於官寺之前。蓋漢制天子祀宗廟，入自北門（《後漢書》祭祀志·註：「太常導皇帝入北門」），入丞相府自西門（《漢書》翟方進傳·注，及《後漢書》百官志·司徒·注），苟二門位於府前，則天子入西門，東行折北升殿必北面，殊無解於帝皇南向之尊也。
古者軍旅出征，依帳幕為官署，故將軍所止曰：幕府（《漢書》張放傳：「為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幕府」，又見霍光傳，傅喜傳）。若廷尉、內史、京兆尹、郡守所居，亦皆稱府（見《漢書》兒寬傳，晁錯傳，趙廣漢傳，嚴延年傳，及《後漢書》費長房傳）。縣治則稱寺（《漢書》何並傳：「令騎奴還至寺門」，時並為長陵令）。然漢官寺自九卿郡守，迄於縣治、郵亭、傳舍，外為聽事，內置官舍，一如古前堂、後寢之狀，體制或有繁簡，區布之法固無異也。其縣寺前夾植桓表二（《漢書》尹賞傳：「瘞寺門桓東」，如淳曰：「縣所治夾兩旁各一桓」），後世二桓之間架木為門曰：桓門，宋避欽宗諱，改曰：儀門。門外有更衣所（《周禮》：「行人掌迓次於舍門外。」鄭註：「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所。」《疏》曰：「舉漢法以況之，故曰：今」）。又有建鼓，一名「植鼓」，所以召集號令，為開閉之時（《漢書》何並傳：「拔刀剝其建鼓。」師古曰：「建鼓一名植鼓。建，立也，謂植木而旁懸鼓焉。縣有此鼓者，所以召集號令，為開閉之時」）。官寺發詔書（《漢書》田延年傳：「使者召延年詣庭尉，聞鼓聲，自刎死。」晉灼曰：「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故鳴鼓也」，時延年官大司農）。及驛傳有軍書、急變亦鳴之（《後漢書》光武帝紀：「至饒陽，入傳舍，傳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又《周禮》夏官註：「若今時上事變擊鼓，又若今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自兩府外，皆具此制（《後漢書》費長房傳：「偽作太守服章，詣府門椎鼓者。」知郡守亦有鼓。兩府無鼓詳前）。門有塾，雖郵亭亦然（《後漢書》齊武王傳：「王莽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昇像於塾，旦起射之。」註：「塾，門側堂也。」又《東觀漢記》：「漢孝為郎，每告歸，往來嘗白衣步擔過道上郵亭，但稱書生，寄止於亭門塾」）。門內有庭，次為聽事，治事之所也（《漢書》龔舍傳：「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受印綬。」師古曰：「廷，謂縣之庭內」）。郡府之聽事，以黃塗之，曰：黃堂（《後漢書》郭丹傳：「敕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為後法。」註：「黃堂，太守之廳事」），證以丞相府黃閣，知兩漢官寺之色尚黃，與後世稍異。然姬周之世，黃之為色，且次於蒼（《禮記》：「楹，天子丹，諸侯黝，大夫蒼，士黈」）。自兩漢迄於六朝，以黃為官署之色（《陳書》蕭摩訶傳：「舊制三公黃閣聽事，置鴟尾，後主特賜摩訶開黃閣」），遂啟後代帝皇專用之漸，亦色彩嬗變之一證也。聽事內或編署治跡（見《後漢書》郭丹傳），或圖形壁上，注其清濁進退，以昭炯芽（《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注，應劭引《漢官儀》曰：「郡府聽事壁諸尹畫贊，肇自建武，迄於陽嘉，注其清濁進退，所謂不隱過，不虛譽，甚得述事之實，後人是瞻。」又同書朱穆傳·註：「穆監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為畫像置聽事上。穆留板書曰：勿畫吾形，以為重負；忠義之未顯，何形像之足紀也」）。而法制禁令，亦往往勒之鄉亭（《後漢書》王景傳：「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於鄉亭」），足征政教兼施，有足多者。縣寺之聽事則曰：廷（《後漢書》郎凱傳：「夜懸印綬於縣廷而遁。」又見《漢書》田儋傳）。以傳舍推之，凡聽事皆有東、西廂，而堂與東、西廂且無區隔（《後漢書》謝夷吾傳：「行部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荊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誠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焉。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夷吾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事與上合」），略似今五間之廳，中央三間為堂，左、右二間為廂，其間無牆壁之設，視當時宮殿、宅第稍異其制，豈其變體歟（宮殿之廂，見長安城與未央宮條，詳後）。其側有便坐，亞於聽事，接見賓客及掾吏治事之所也（《漢書》文翁傳：「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師古曰：「便坐別坐可以視事，非正廷也。」時翁為蜀郡太守）。聽事之後有垣，其門曰：閣（《後漢書》耿純傳：「固延請其兄弟皆入，乃閉閣，悉誅之」，故其有垣有閣）。閣內為舍，若第宅之後堂。凡京兆府（《漢書》鄭崇傳：「且當闔閣，勿有所問」）、郡府（《後漢書》朱博傳：「於是府丞詣閣，博乃見」）、縣寺（《後漢書》巴肅傳：「見肅，入閣解印綬」）、亭（《漢書》韓延年傳：「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傳舍（《漢書》韓延壽傳：「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皆如是。故太守、縣令有過，每閉閣自省，亦有藉此激發下僚者（《漢書》何並傳：「詡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吏為師友，有過輒閉閣自責。」又見同書韓延壽傳，及《後漢書》吳祐傳，朱博傳）。閣內有庭（見《漢書》兩龔傳），有堂（見《後漢書》章帝紀，幸元氏條），有齋舍（《漢書》田延年傳：「即閉閣自居齊舍。」師古曰：「齊讀若齋」），有（見《後漢書》蘇不韋傳）。但亭、傳之舍，兼息行旅，非專為亭長、傳吏設也（《後漢書》第五倫傳：「倫乃偽止亭舍，陰乘船去。」又見《漢書》黃霸傳。鄉亭之舍，見《後漢書》郭躬傳）。
西漢官寺在長安者，往往雜處宮中，尚書、少府、衛尉及光祿、黃門無論矣，御史佐丞相總領天下（見《漢書》百官公卿表，及蕭望之傳），其府亦在宮內。而官寺不盡南向，且有東向辟門者（《漢書》晁錯傳：「內史府居太上廟堧中，門東出，不便」），皆其特異之點。若亭、傳之制，兩漢最稱嚴密，用便郵遞、行旅，兼為門吏、鄉官治事之所。有都亭（見《史記》司馬相如傳，及《漢書》嚴延年傳等）如後世關廂，可寓處（見嚴延年傳，及《日知錄》）。有旗亭（蔡質《漢舊儀》：「雒陽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人謂之旗亭。」），上有樓以處掾吏（見《後漢書》費長房傳，及《三輔黃圖》，《風俗通》）。又有鄉亭（見《後漢書》王景傳），郵亭（《後漢書》趙孝傳：「欲止郵亭。」又見《漢舊儀》），置卒，掌開閉掃除，逐捕賊（見《漢書》高祖紀·注）。而郵亭必高出道上，樹桓表為標識（《漢書》尹賞傳·注，如淳曰：「舊亭傳於四角四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余，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旁有飲食處曰：廚（《漢書》王莽傳：「不持者，廚、傳勿舍。」師古曰：「廚，道旁飲食處；傳，置驛之舍」）。得蓄雞、豚（見《漢書》黃霸傳）。有舍，可停宿（《漢書》黃霸傳：「吏出，不敢舍郵亭。」又見《後漢書》劉寵傳，趙孝傳，第五倫傳），又有獄（見《漢官問答》引自百詩曰：「詩宜岸宜獄，陸曰：鄉亭之系曰：岸」）。有樓（《漢書》匈奴傳：「單于得欲刺之，尉吏知漢謀，乃下。」師古曰：「尉吏在亭樓上，虜欲以矛戟刺之，懼，乃自下，以謀告。」又見《後漢書》王忱傳）。其附近有居民如鎮集，故東漢封功臣為亭侯。而邊徼之亭，具烽燧（《後漢書》光武帝紀：「築亭侯，修烽燧。」《漢書音義》曰：「作高土台，設梏，端置兜零，實草其中，有急燃之，曰：烽。燔積薪，曰：燧」），有類城堡，故曰：亭障（《漢書》匈奴傳：「見畜滿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又見同書息夫躬傳，及《後漢書》公孫瓚傳。亭障之名，見《漢書》匈奴、西域諸傳）。但吳、越有以竹為亭椽者（《後漢書》蔡邕傳註：「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則又因地制宜，繁簡不拘一格矣。他若傳舍可止宿（見《漢書》龔勝傳，酈食其傳；及《後漢書》任光、耿純、劉玄、鮑永、桓曄、陳實、范滂等傳），供飲食（《後漢書》光武帝紀：「至饒陽，傳吏方進食」），有獄（《漢書》灌夫傳：「蚡乃戲驗縛夫置傳舍，召長吏曰：……」）一如亭制。緣古者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見《周禮》地官·遺人）。漢襲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見《漢書》百官公卿表），三十里一傳（《後漢書》輿服志：「驛馬三十里一置」）。雖亭主察奸而傳供驛遞，然二者皆供行旅舍息，而傳舍亦可聽訟（見《後漢書》謝夷吾傳），名謂雖殊，功用實一也。至兩漢官署上自丞相府下迄傳舍，遍布國內，數目繁夥，良難算計，宜其敗壞不可問矣。然漢制修治官寺、鄉亭，著為令典，不勝任者先自劾，其循名核實，有非後人所可幾及者（《後漢書》百官志·司徒·注，引哀帝元壽二年詔：「官寺、鄉亭漏敗，牆垣弛壞不治，且無辯護者，不勝任，先自劾」）。顧亭林謂：「古人所以百廢具舉者以此。」又謂：「後世取州、縣之財，纖毫盡歸之於上，吏民交困，遂無修舉之資」（《日知錄》卷十二），誠洞察微隱，慨乎言之者矣。
兩漢道路（附渴烏噴水）
古代道路之制，據《周禮》遂人·治野，有徑、畛、塗、道、路五等。鄭注謂：「徑容牛車，畛容大車，塗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皆所以通車徒於國者也（見《周禮》地官·司徒）。其道側植木，則司險掌設五溝五塗，而樹之林，以為阻固。蓋植林為藩落，有變據以為守（見《周禮》夏官·司險），非僅以蔭行人，增美觀也。然始皇為馳道，植以青松，三丈而樹（《漢書》賈山傳：「始皇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已非軍事施設。西漢之初，沿秦之舊，馳道猶存。惟漢制諸使有製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漢書》鮑宣傳，如淳注），不如令，沒入其車馬（《漢書》翟方進傳、江充傳）。則中央三丈外，益以兩側駟車之道，其闊度或稍狹於秦馳道矣。至若漢長安、洛陽大道，皆具三塗（張衡《西京賦》：「參塗夷庭。」又見《三輔黃圖》及《御覽》引陸機《洛陽記》），中央為御道，兩則築土牆，高四尺，惟公卿、尚書章服從中道，余左入右出，可並列車軌（見《三輔黃圖》及《御覽》引《洛陽記》），班氏《西都賦》謂，「披三條之廣路」是也。道側有溝（《漢書》劉屈厘傳：「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師古曰：「溝，街衢之旁通水者也」），有樹（《三輔黃圖》謂：「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其樹則棗、椅、桐、梓（《後漢書》百官志：「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功，並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注引《漢官篇》曰：「樹棗、椅、桐、梓。胡廣曰：四者皆木名，治宮室並主之」），及榆、槐（《御覽》引《洛陽記》：「夾道種植榆、槐」）、楊（《三輔黃圖》曰：「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蓋列樹以表道，並以為林囿。惟宮室結構必求巨木，此數者惟梓稱良材，而巨者頗難得，余咸非棟樑之任。意者棗質堅韌，宜於雕飾及制車轂。桐、椅不生蟲蠹，宜於髹器、家具、車輪。而榆、槐、楊三者長成頗速，俱北方常材，可供小式建築之用者也。
漢道路立表標名（《漢書》原涉傳：「買地開道，立表曰：南陽阡。」），且有灑水之制。據《後漢書》張讓傳：「畢嵐作翻車、渴烏（註：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為曲筒以氣引水上也），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省百姓灑道之費。」則其始郊道灑水，必由庶眾任之，可以想見。惟渴烏之義不明，或狀其形，或效吸水之音，頗難遽定。其云為曲筒以氣引水上升，必為虹吸作用之抽水機無疑。顧史文簡略，不能詳其構造，且無圖釋，致此器失傳，殊足惜耳。按靈帝中平三年，與翻車、渴烏同時製作者，尚有天祿、蝦蟆吐水平門外（見《後漢書》靈帝紀，及張讓傳），似即今之噴水，其製作同出掖庭令畢嵐，即桓、靈間操持國柄之十二常侍之一。但諸器果系畢氏所發明，抑其法傳自西域諸國？尚屬不明。說者謂東漢元會陳百戲，其魚龍曼延即水戲之一（《後漢書》安帝紀：「罷魚龍曼延百戲。」注引《漢官典職》曰：「舍利之獸，從西方來，戲於庭，入前殿，激水化成比目魚，嗽水作霧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遨遊於庭，炫耀日光。」又見同書《禮儀志》朝會·注），而諸戲多「西南夷」所進，不無蛛絲馬跡可尋。考漢武時，安息進黎軒眩人（《史記》大宛列傳），安帝永寧間，撣國又進大秦幻人（《後漢書》安帝紀，及西南夷列傳），黎軒即海西，亦即大秦（見《後漢書》西域傳）。明末利馬竇等東來，言大秦即羅馬。近法人伯希和引《那先比尼經》：「我本生大秦國，國名阿荔散」，疑為埃及之亞歷山大城（見馮承鈞譯《史地叢考》）。故大秦地點迄無定說，而史籍僅言吞刀、吐火、支解、跳丸諸術，未及水戲，似尚待廣搜佐證加以論定耳。
圖6 梁安成王墓表之座
東漢、六朝間，每以蝦蟆以雕飾，除前述平門噴水外，或以承溜（《水經注》：「漢張伯雅墓內池沼，皆蟾蜍、石隍承溜」），或以載墓表，如後世碑下之贔屓（圖6系梁安成王蕭秀墓表，在今南京東北三十里甘家巷），而苗族銅鼓、釜上，亦鑄蝦蟆為飾，且有大、小重疊三枚者，足窺古代習尚。因平門噴水之例，故並及之。
方
凡土作計掘土、填土者曰「方」。「方」者深一尺，廣、袤各一丈，依體積言，適為百立方尺。而泥、木、彩畫諸作，亦以面積折方為單位。清代自內庭工部下及全國，無不如是也。考《漢書》張湯傳·方中·注，顏師古曰：「古謂掘地為坑曰：『方』。今荊、楚俗，土功築作，算程課者，猶以方計之。」其雲古掘坑為方，雖未舉其出處。惟師古唐人，據所引荊、楚之俗，則唐時已有此稱，且築作分築基、築牆二類。其施諸牆壁，必又有面積折方之法矣。
漢長安城及未央宮
漢長安位渭水南，與秦咸陽遙對，本依秦之離宮地而予擴郭。漢興，蕭何初繕長樂（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見《三輔黃圖》。《漢書》高帝紀：「五年（公元前202年）九月治長樂宮。」叔孫通傳：「漢七年長樂宮成。」），嗣營未央（《漢書》高帝紀：「七年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其城初極狹（見《三輔黃圖》），惠帝元年、三年、五年凡四度築城，五年（公元前190年）秋始成（《三輔黃圖》及《長安志》，謂「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正月城長安。三年春髮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五年正月，復髮長安一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九月復作，城成」）。城高三丈五尺，雉高三版，下闊一丈五尺，上闊九尺（《三輔黃圖》），周六十里，占地九百七十二頃（《漢官舊儀》）。外繞以池，廣三丈，深二丈。辟門十二，每面三門（《三輔黃圖》）。
圖7 漢長安城圖 （自歷史博物館借攝）
長安有斗城之稱，以南側似南斗，而北側類北斗（見宋·宋敏求《長安志》，引《周地圖記》），一反「匠人營國，方九里」之制。求之歷代京邑，僅藝祖初營汴京及洪武南京，亦作不規則之形耳。然按之事理，亦非有意為之。蓋蕭何初營長樂、未央，據崗丘之勢（《三輔黃圖》謂：「因龍首山以制未央前殿。」），就秦離宮增補之。其後惠帝築城，不惜委折遷就，包二宮於內（李好問謂，西、南二方凸出處，正當長樂、未央），好事者遂有南斗之稱。其北城濱渭，若作方城，西北隅必當渭之中流，故順河流之勢，成曲折迂迴之狀，亦非盡類北斗也（圖7）。
長安有九市，百六十里，八街，九陌（《三輔黃圖》）。街有亭，里有門（《說文》：「里門曰：閭。」《漢書》於定國傳：「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道高蓋車」），有彈室，彈檢一里之民（《周禮》地官·里宰·注），所以辨奸宄察出入也。市方二百六十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市樓皆重屋，有旗亭、令署，以察商賈貨財買賣、貿易之事。三輔都尉掌之（《三輔黃圖》），若古之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周禮》地官·司徒）。張衡《西京賦》謂「旗亭重立，俯察百隧」是也。惟長安地闊人稀，平帝時僅八萬戶二十四萬餘口（《漢書》地理志·京兆尹·長安·注），高、惠之際，當更少於此數。故其道衢、里、市頗稱宏闊，而漢初公卿田宅得求窮僻處（《漢書》蕭何傳），不乏城市山林之趣。至若諸宮散布城中，宮闕之間，並有居民雜處，未遵《禮經》均衡對稱之法，亦未若後代之有皇城、宮城區分內、外，厘然不紊。殆漢初兵革未除，蕭何因陋就簡，營繕宮室，未及籌劃全局。惠帝城，又為地勢所限，成此變態耳。其後隋文帝引為不便，於長安東南另築新城，立外城、皇城、宮城三重。外城列市、坊以處商民。皇城之內，惟置台、省、府、寺。規制謹嚴，公私、內外皆以為便（見《長安志圖》）。後世都邑雖間有參差，大都遠紹《禮經》，折衷隋制，一以整齊劃一為歸。故西漢之長安，不能不謂為歷代都邑中之變體也。
西漢宮闕之在長安內者，有長安、未央、明光、桂、北諸宮。漢初高祖常止長樂，後太后亦常居之，史籍謂東朝者是也（《漢書》灌夫傳：「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常居之。」又見孫叔通傳）。其自惠帝迄於平帝，皆居未央（《三輔黃圖》），故未央為漢之正宮。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蕭何初立未央東闕、北闕、前殿、武庫（見《漢書》高帝紀），及天祿、麒麟（《長安志》引《漢宮殿疏》：「天祿閣、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石渠等閣（《三輔黃圖》謂：「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礲石為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以閣名。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至於成帝，又於此藏秘書焉。」）。惠帝時有凌室、織室（《漢書》惠帝紀）。文帝時有曲台、漸台、宣室、溫室、承明（《漢書》翼奉傳：「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徭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台、麒麟、鳳凰、白虎、玉華、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台、漸台、宣室、溫室、承明耳」）。其後武帝建柏梁台（《漢書》武帝紀：「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春起柏梁台」），及高門、武台二殿（見《三輔黃圖》）。而金馬、白虎、長秋、青瑣諸門，漪蘭、清涼、白虎、玉堂、金華、麒麟、長年、椒房、鳳凰諸殿，及昭陽、增城、椒風諸舍，雖未詳其建造年代，要為惠帝以後，逐漸增築，非酇侯初建時所有也。至其配列之狀，典籍多未言及，其約略可知者，則東、北二闕內各有司馬門（《漢書》五行志：「王褒入北司馬門。」又成帝紀：「未央宮東司馬門災」），蓋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司馬主武事，故以為名。門闕之間有衡馬里樹（《漢書》宣帝紀：「鸞鳳集長樂東闕中樹上。」張晏曰：「門外闕內衡馬之里樹也。」因長樂有此制，推未央亦如是也）。宮中之殿皆有門，曰：殿門（《漢書》叔孫通傳，及成帝紀），以朱塗之（《漢舊儀》），其戶有銅鍰鋪首（《漢書》五行志·中之上），亦有以青瑣為飾（《長安志》有青瑣門。《後漢書》百官志註：「青瑣，戶邊青鏤也」）。小門曰：闥，塗以黃，曰：黃闥（《後漢書》百官志·注）。其前殿則為漢之大朝，有端門，殿正門也（《漢書》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侍戟衛端門」。師古曰：「殿之正門也」）。殿東有宣明、廣明二殿，西有昆德、玉堂二殿（《三輔黃圖》），又有白虎殿，亦在殿西，成帝曾朝單于於此（《漢書》王根傳），疑為外臣朝覲之所也。前殿之北，有石渠、天祿二閣，皆藏秘笈（《長安志》引《三輔故事》）。內庭則宣室殿為漢諸帝之正寢（《漢書》武帝紀：竇太主置酒宣室，東方朔曰：「宣室，先帝之正處也。」又見賈誼傳，蘇林注），依前殿、後寢之制，當在前殿之北。又有溫室、清涼二殿（見《三輔黃圖》，又見《漢書》霍光傳：「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而椒房殿皇后所居（《漢書》外戚傳，顏注），漪蘭殿（《漢武故事》，王夫人生武帝於此）。昭陽舍（《漢書》趙昭儀居昭陽舍）、增城舍（《漢書》班倢伃居增城舍）、椒風舍（《漢書》董賢女弟為昭儀，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掖庭（《漢官儀》謂倢伃以下皆居掖庭）皆妃殯所處。劉子駿謂繁華窈窕之棲宿（見《西京雜記》），均當屬之內庭也。其柏梁台則在北闕內道西（《長安志》引《廟記》），漸台在前殿西南蒼池中（《漢書》鄧通傳，顏師古注），武庫在宮東南（見《長安志》）。惟曲台、金華（曲台說禮，金華說書，見《漢書》儒林傳，及張禹傳）、承明（著述之庭，見班固《西都賦》）、蘭台（圖籍所藏，見《漢書》百官表）、麒麟（宣帝圖畫功臣像於此，見《漢書》蘇武傳）、金馬（金馬門，宦者署名，見《史記》）、青瑣、長年、神仙、飛羽、敬法、鳳凰、晏眤、合歡、武台、承明諸門、殿，與御史、少府諸官署，及凌室、織室、暴室、周廬、馬廄等，其分位悉無可考。而漢制宮中有殿中廬（《漢書》董賢傳·及外戚傳·許皇后條），供臣工止宿，其數亦當不少。故未央宮之範圍，極為遼闊，可斷言焉。顧自來文人所述，每多牴觸，如《西京雜記》謂「宮周二十二里九十五步，台殿四十三，門闥九十有五」。《黃圖》言「周二十八里」。《關中記》謂「周三十一里，台三十有二，殿門八十一，掖門十四」。除殿門、掖門，適符《西京雜記》所載，余皆差違甚巨，頗難引以為據。惟未央諸殿多截土山為基，素以崔嵬見稱，雖時逾千載，台殿、樓閣化為煙雨，淪為塵壤，而故基猶有存者，異日發掘測量，或能追溯一二，補典籍之不備，亦非事理所絕不可能歟？
未央殿、闕配列之狀，如前節所述，摭拾叢殘，難明真相。然諸書所載略可徵信者，或遵守周、秦遺法，或出當時獨創，多與建築史料有關。如宮周二十里，辟掖門十餘所（《御覽》：「漢制內至禁者為殿門，外出大道為掖門」），而蕭何僅立北闕、東闕，其餘曲籍亦未言西、南有闕者，殊為莫解。考西漢寢廟（《漢書》五行志：「永光四年孝宣杜陵園東闕南方災。」「鴻嘉三年，孝景廟北闕災。」「永始元年，戾後園南闕災。」又高后紀五年：「城長陵，為殿，垣門四出」），丞相府（見《兩漢宮署》條），皆具四闕，顏師古謂未央獨異其制，且以北闕為朝謁正門，疑與厭勝有關（《漢書》高帝紀五年：「蕭何治未央宮。」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蓋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乎」）。意者，古代迷信之習甚深（殷、周筮卜盛行。《史記》且為日者龜卜立傳。又高祖時，長官祀官女巫，有梁巫、晉巫、秦巫、荊巫、九天巫、河巫、南山巫數種，見《漢書》郊祀志·上），而漢初術士每尊東北，謂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其八神之祀，七曰：日，八曰：四時，以迎日及歲首所在，亦主東北（《漢書》郊祀志·上），故顏氏之說，雖尚待疏證，然亦非全無根據者也。若西漢奏事（《注書》昭帝紀：「張延年詣北闕，自稱衛太子」），旌功（《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又傅介子傳：「斬樓南王安歸首，懸之北闕。」又見西域傳·鄯善國條），皆於北闕為之。公卿第宅，有東第（《史記》司馬相如傳：「位為通侯，居列東第」）、北第，如管子仕者近宮之說。然以北第為最尊（《漢書》夏侯嬰傳：「乃賜嬰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又張衡《西京賦》：「北闕甲第，當道直啟」）。第門向北闕者大不敬（見《漢書》董賢傳）。則北闕為未央宮正門，亦事有可信者矣。按歷代離、別館，不乏西、北二向闕門，如唐之興聖、翠微等宮，其例不遑枚舉。獨大朝正殿及宮城巍闕，無不南向。漢之未央前殿，如叔孫通傳所云，亦南向之一，未乖常制，則其臣工期謁奏事，入北闕南行，復自南折北，遄赴前殿，途徑迂迴，大背皇居莊嚴之旨，實開數千年未有之例也。
漢諸宮皆有前殿，一如《史記》載秦阿房前殿之例。獨無《禮經》外朝、治朝、燕朝之法，其事尤為怪異。愚嘗考未央前殿僅供元會大朝及婚、喪、即位諸大典之用，其庶政委諸丞相，故以丞相府為外朝（見《兩漢官署》條）。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內朝（《漢書》劉輔傳，孟康注），亦曰：中朝。蓋文帝時未央僅有前殿、曲台、漸台、宣室、溫室、承明數者（見《漢書》翼奉傳）。而曲台者后蒼說禮之處，漸台在蒼池中，王莽死於是。宣室、溫室屬內庭，獨承明為便殿，即上官太后廢冒邑王處，在金馬門內（見《漢書》霍光傳，及外戚傳），然非居未央前殿之後，如古制三朝之銜接相承也。竊意楚、漢之際，天下洶洶未定，蕭何營前殿，已遭高祖責難，必無餘力一一追模舊法。且高祖素惡儒生，其時僅一叔孫通依違其間，而六經未出，古制荒湮。蕭何故秦吏也。長樂故秦離宮也，而匠目習阿房也，當時經營，或以秦宮為范。故未央有前殿，如阿房前殿、甘泉前殿之稱。且雲前殿，必有後寢，故又以宣室為正寢（見前注）。降及東漢南宮，猶有玉堂前殿、玉堂後殿（《後漢書》順帝紀，及靈帝紀），顯然猶襲秦制也。其後隋文帝另營長安，追紹《禮經》，以承天門為大朝，大興、兩儀二殿為常朝、日朝。而唐營東內，設大慶、文德、紫宸三殿。其制益備。宗藝祖營汴京，取則唐之東京，設大慶、文德、紫宸三殿。洪武光復華夏，刻意復古，其南京之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亦即三朝遺意。永樂北遷，規模益宏，三朝之制，沿襲未替。至清則為太和、中和、保和三殿。故愚嘗謂隋、唐、宋、明、清五代之外廷配置，同受《禮經》支配，截然自成一系。而隋文帝又為此式復興之張本者，在建築史中所處地位，頗為重要。惟西漢承周、秦之後，未遵《禮經》三朝銜接之法，豈諸經遭秦火之厄，出自山岩屋壁，脫偽滋多，不足盡信。抑秦僻處西陲，其宮室配列與周制稍異其趣耶？此均重要問題，亟待疏論，而在史證缺乏之今日，又非可急遽解決者也。
圖8 朝鮮景福宮集玉齋之廊（自朝鮮古蹟圖譜重攝）
古宮室基座之高者無如台榭，然台榭屬諸苑囿，其高巨逾桓者，每斥為奢放，亦不常見（如桀營夏台，紂建鹿台、苑台）。若堂、殿之基，非盡崇偉也（《禮記》：「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惟周中世以降，雕牆之習，累土之功，日趨華靡。趙之叢台，連聚非一，故以叢名（見《漢書》高后紀，顏師古注）。而燕故都遺址，巍然留存者，今猶三十餘所。似周末殿基多如是，不僅限於台榭矣。其後始皇混一宇內，崇宮室以威四海，其阿房前殿之基，下可建五丈旗（見《史記》始皇本紀）。西漢宮闕，亦競尚嶷岌，渺若仙居。元·李好問謂：「予至長安，親見漢宮故址，皆因高為基，突兀峻峙，崒然山出，如未央、神明、井幹之基皆然，望之使人神志不覺森竦，使當時樓觀在上，又當如何？」又云：「漢台殿、城闕皆裁土山為之，是以高大數千年不圮。」由是而言，張、班諸賦及稗官野乘所言，雖稍失之誇大，然漢尺視今尺略短（據吳大澄《秦、漢權衡度量實驗考》載漢慮俿銅尺合0.284米），自平地起算，含台基於內，所述恐非盡屬虛妄也。至酇侯營未央諸殿，因山為基（宋氏《長安志》引《三秦記》：「疏龍首山為台殿，殿址不假版築」），自屬事半功倍，顧亦循襲舊法，非出創製（《史記》始皇本紀：「表面山之巔以為闕」）。其後石虎營太武殿，下置伏室衛士（《晉書》石季龍傳：「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砌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則平地為台，避累士之煩，巧事利用者矣。他若閣道之設，因台而生，殆無疑義。蓋閣者，擱也，險絕之地，傍山鑿岩，以木支擱為道，故棧道亦名閣道（《史記》高祖紀：「去輒燒絕棧道。」《索隱》曰：「棧道，閣道也」）。其後台殿崔巍，架木為道以通車，其制當仿自棧道。而架下空虛，仍可通行，上、下有道，又有復道之稱（《史記》留侯世家：「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韋昭曰：「閣道也」）。故閣道之普通者，必為木構。有柱，有梁，其上擱板如津梁，兩側有窗（《後漢書》何進傳：「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窗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亦有室，曰：閣室（《漢書》霍光傳：「具祠閣室中。」如淳曰：「閣室，閣道之有室者」）。有屋蓋，故與高廊並稱（《漢書》元後傳：「高廊閣道，連屬彌望」），外塗以紫，又名紫房復道（《漢書》孔光傳「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其狀或如今黔、湘間之廊橋，甍宇連屬，亘若長虹。不僅殿、閣間之交通，惟此是賴，漢世長安諸宮，亦皆聯以閣道，潛通內、外（張衡《西京賦》），其巨者且超逾城墉，自未央直達建章（班固《西都賦》：「修除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陵磴道而超西墉，掍建章而連外屬」）。惟後世台基之制漸低，閣道遂歸廢棄。今朝鮮宮殿中猶有架空之廊，連屬殿舍間，或其流裔歟（圖8）。
我國宮殿之結構，系聚合多數之殿，均衡排列，連以閣道，繞以欄廊，區以牆垣，雖外觀複雜層，而結構原則則極簡單，蓋只以殿為單位故也。未央宮殿之區布結構交通，已略如前述。若其前殿之狀，則外有殿門，顏師古謂即端門（見前述殿正門注）。門內有庭（《漢書》叔孫通傳：「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庭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其面積至廣（《後漢書》禮儀志·歲首大朝·注，引蔡質《漢官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德陽殿周旋容萬人。」因東漢正朝之德陽殿，推未央前殿亦如是也），置鍾（《後漢書》董卓傳：「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注曰：「鍾，以銅為之，故賈山上書雲，懸石鑄鐘。」又順帝紀：「迎濟陰王於德陽殿西鐘下。」按賈山西漢人，以德陽殿推之，亦知有鍾）。設中道，僅乘輿及令使、司隸校尉得行之（《後漢書》百官志·司隸校尉·注，引蔡質《漢官儀》曰：「入宮開中道，稱使者。」）。朝會陳車騎，設兵，張旗志，功臣、列侯、諸將軍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陳東方，西鄉（《漢書》叔孫通傳）。其北則為前殿，漢之大朝正殿也。殿居庭中，故又有東庭、西庭（《後漢書》靈帝紀：「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以東漢諸制遵西漢舊規，故推其如是）。其周有垣，亦曰：閣（《漢書》王莽傳：「烈風毀王路西廂及後閣……東僵擊東閣，閣即東永巷之西垣也」）。有東門（《漢書》五行志·成帝綏和二年（公元前7年），「鄭通里男子王褒，入殿東門，上前殿。」師古曰「入殿之東門也」，有門必有垣可知），後闥（《後漢書》張步傳：「即帶劍至宣德後闥。」註：「未央宮有宣德殿。」闥，宮中門也。以宣德推前殿如是），其西側亦當有門（《漢書》王商傳：「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座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師古曰：「單于將見天子，而經未央庭中過也。」按《漢書》元後傳：「土山漸台西白虎」，則白虎殿在前殿西，有門可知。又《後漢書》桓帝紀：「德陽殿西閣黃門北寺火。」閣，門也），而前殿必非孤立庭中，其前、後、左、右當有殿、閣擁簇，如今清宮太和殿之狀。《黃圖》謂東有宣明、廣明二殿，西有昆德、玉堂二殿，或俱在周垣之內，亦難度知。又以東漢之例推之，殿、閣間或有廊廡聯絡（《後漢書》馬援傳·註：「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南廡，殿南之門側廊屋也」）。此前殿周圍情況略可推知者也。
圖9 朝鮮景福宮交泰殿之階（自朝鮮古蹟圖譜重攝）
殿之基有二，下曰：壇陛，上曰：階。未央諸宮皆截土山為基，壇必甚高，其表面或如東漢德陽殿以石飾之（《後漢書》禮儀志·歲首大朝·註：「德陽殿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壇。」）壇之角石曰：隅，側石曰：廉（《儀禮》鄉飲酒：「設席於堂廉東上。」鄭註：「側邊曰：廉。」又《漢書》賈誼傳：「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側隅也」），或作磏，從石，亦為石砌之證。故張衡謂之「設切厓隒。有陛，其數不一（《漢書》叔孫通傳：「殿下郎挾陛，陛數百人」），頗難擅擬。以愚意測之，正面或為二陛，如漢賦雲「左磩右平」，磩者階齒，平者若坡（見張衡《西京賦》）。因漢承周制，堂、殿皆有東、西階（堂有二階，見前《兩漢第宅》雜觀條，殿階詳後），則陛亦應有東、西之別。在東為左，在西為右，古習以西為尊，故平者居右，便輦車升降，似無後世中、左、右三道之設也。其東、西、北三面亦當陛（《後漢書》禮儀志·冬至儀：「以皂囊送西陛。」）壇陛之上有欄檻環繞（《史記》滑稽列傳：「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執楯立於陛側者也）。其上有平台曰：中庭，以朱塗之（《漢書》外戚傳·趙皇后條：「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又班固《西都賦》：「玉階彤庭」）。次為階，殿本身之基台也。其升降亦如古之東、西二階（《漢書》王莽傳：「莽親迎於前殿二階間」），故大喪及即位奉冊禮，三公、太尉升自阼階（《後漢書》禮儀志·大喪禮：「三公升自阼階，即位儀，太尉升自阼階。阼階，東階也」），其制至唐初猶有存者（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三卷第一期西安大雁塔門楣雕刻）。階三層（張衡《西京賦》：「重軒三階」），左楯右平，齒各九級（見《西京賦》注）。階之結構，下必以石，故班氏謂之玉階（班固《西都賦》：「玉階彤庭」），但其上當為木構，非若後世殿閣須彌座皆石砌也。紫江朱桂辛先生謂：「古代殿階如今東瀛之狀，以木柱為足而虛其下，惟木質易腐，後世易木為石，再進為須彌座。今朝鮮宮殿之階，下累石座二層，上置小石柱，為過渡時代之構造。」（圖9）竊意此論甚當，蓋古俗以席布地為坐，西漢朝會，惟皇帝坐床上，余皆鋪幅席，前設筵（見瞿兌之《漢代風俗制度史》引《御覽》），苟累土砌石為座，則潮濕依土上升，焉適席坐之用。故階下層為石，為磚，為土，雖不拘一格，然其礎礩之上，必構木為架以受床蓆（圖10）。即易為磚石之柱，亦必空窈通風。故墨子云「宮室之法，高足以避濕潤」，非徒壯觀瞻，別尊卑，從可知也。後漢已有胡床（見《後漢書》卷二十三·五行志，《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其後六朝之際，胡坐盛行。（《世說》：「庾亮據胡床，與諸賢土談論竟夕。」又《梁書》侯景傳：「置筌蹄，垂腳坐。」）隋改胡床為交床（《大業雜記》），唐穆宗時復改為繩床（見《演繁露》）[2]，席坐之風乃絕。宋·李誡《營造法式》所圖堂殿，遂皆為須彌座。故愚意階制之變遷，與席坐之興廢互為因果，其時期雖難確定，當在六朝、隋、唐之間焉。階上周殿皆設欄楯，其版曰：檻（《漢書》史丹傳：「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取鼓。」師古曰：「檻，版也。」又外戚傳·馮昭儀條：「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橫木曰：衡（《漢書》爰盎傳，「百金之子不騎衡」），即宋之尋仗，殆以木為之，但東漢有以銅製者（《後漢書》董卓傳·註：「太史靈台及永安侯銅欄楯，卓亦取之」），或襲西漢之法，未可知也。
圖10 朝鮮嵩陽書院講堂之階（自朝鮮古蹟圖譜重攝）
圖11 日本古代寢殿平面圖（自《宮殿調度圖解》重錄）
前殿之平面比例，《黃圖》謂東西五十丈，南北十五丈，今以清營造尺與漢慮尺較之，後者約短四分之一強（吳氏《秦、漢權衡度量實驗考》載漢慮銅尺，合乾隆六年工部營造尺七寸三分八厘），漢初之尺當視此更短（吳氏周代黃鐘律琯尺較慮尺更短，詳後。又我國歷代尺度，由短而長，見王國維《觀堂集林》，則漢初之尺應在二者之間）。再就前殿包容多數廂、室之點而言，《黃圖》所云，或距事實未遠（詳後節）。而諸書所記秦、漢各殿，多為長方形，亦皆一致。如阿房前殿（《史記》謂：「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長樂前殿（《三輔黃圖》引《宮殿疏》：「東西四十九丈七尺，兩杼中三十五丈，深十二丈」），魯恭王靈光殿（《漢書》謂：東西二十丈，南北十二丈），東漢德陽殿（《後漢書》謂：東西三十七丈四尺，南北七丈）。諸殿之廣與深約為5：1至5：3之間，與清太和、保和二殿大體略合（太和殿東西60.75米，南北30.93米；保和殿東西46.76米，南北20.82米；為5：2.5及5：2.2）。蓋殿過深則柁梁之材難得，且屋頂高大逾恆，輕重倒置，亦非宜於建築均衡之美。故夏、周九七之比（《周禮》考工記：夏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鄭註：夏度以步，每步五尺，堂修十四步，計七十尺，廣益以修之四分之一，即十七步半，合八十七尺半。又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每筵九尺，計廣八十一尺，修六十一尺），僅見於古代規模狹小之殿（吳大澄《秦、漢權衡度量實驗考》所收周黃鐘律琯尺，合乾隆六年營造尺六寸七分六厘，即0.217米），不適後代皇帝誇張威懾之工具，固甚明顯。同時殿之平面配置，自略近方形之九七比例，進為狹長之形，其途徑亦昭然若揭。而西漢前殿之內，亦非若今太和、保和諸殿，廓然空洞，了無區隔。何者，西漢去古未遠，舊制未沫，如東廂（《漢書》晁錯傳：「乃屏錯，錯趨避東廂，甚恨」），西廂（《漢書》王莽傳：「見於王路室者，張於西廂」，王路室即未央前殿，莽更此名），即其最著之例。又有房（《史記》孝武紀：夏有芝生殿房中，若見有光雲，乃下詔曰：「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勿復有作。」以甘泉前殿推未央前殿亦如是），有室（《漢書》叔孫通傳：「於是皇帝輦出房。」又見《後漢書》公孫述傳），室有牖（《後漢書》禮儀志·大喪儀·注，引《漢舊儀》曰：「高祖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置牖中，望外……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牖中」），俱如古制。余有非常室（《漢書》五行志：「成帝綏和二年，鄭通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如淳注曰：「殿上室名」），及後閣，後閣者更衣之所，似在殿之北部（《漢書》王莽傳：「烈風毀王路西廂，及後閣更衣中室」），顧前殿東西狹長，各室雖以帷幕分劃（見非常室注），而區布之法不明，非常室之位置，亦難決定。以愚意揣之，各室之長短寬狹，必非一一悉如舊規（《說文》：「廂，廊也。」《玉篇》：「廂為東、西序。」蓋漢以東、西廊為廂，夾堂室，與古稍異，見金鶚《求古堂禮說》）。故周制逐漸消滅，其故非一，而殿平面比例之變遷，不失其一也。就中流傳最久者無如東、西二廂，不僅東漢如是（《後漢書》虞詡傳：「奸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廂」），自東晉（陳翽《鄴中記》：「石虎正會殿前，有白龍樽；作金龍於東廂，西向」），南齊（《齊書》五行志：「永元三年二月乾和殿西廂火」），下迄隋初（《隋書》經籍志：「煬帝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猶存其法。唐、宋以降，廂夾之名，闃然無聞。然東瀛古代之殿，亦有東、西廂之稱（圖11），此或南北朝及隋、唐之際，自新羅、高句麗流傳異域者。至於清太和殿之東、西夾室，即漢夾堂之廊，其為追仿舊法，又無疑也。
漢東、西廂如許叔慎所云，雖與《禮經》位於東、西夾前者稍異，然其面積頗大，非如後世狹隘之廊也。據《黃圖》引《宮殿疏》，「長樂前殿東西四十九丈七尺，兩杼中三十丈，深二十丈」，其東西之闊與未央前殿略同。按杼即序，亦即廂（《說文》：「廂，廊也，廊，東、西序也」），則堂闊三十五丈，廂闊七丈三尺五寸，廂約為堂闊五分之一，殿七分之一，益以南北十二丈，亦可雲巨矣。愚初頗疑其廣闊失當，不足盡信。嗣知兩漢之廂，其用途亦異於後世之廊，蓋東廂者，群臣白事之室（《漢官舊儀》：「丞相府西曹六人，其五人往來白事東廂，為侍中，一人留府」），待駕之所（《漢書》王莽傳：「太后詔謁者引莽待殿東廂」），間亦召見臣工於是（《漢書》董賢傳：「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而太子視膳（《後漢書》班彪傳：「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乃歲旱天子祈雨，亦於東廂為之（《後漢書》周舉傳，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偒，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則東廂為漢諸帝處決政務之便殿，亦為侍膳之室，附設於殿內者。故秦、漢前殿，系聚合正殿、便殿及其他附設室於一處，非若明、清正朝大殿，只供朝覲之用，宜其規模宏巨，非後世所有也。至於長樂前殿兩杼間之闊，以慮尺計之，合乾隆六年營造尺二十二丈一尺四寸，即64.43米，與今太和殿略同，如獲漢初之尺較之，其差當益接近。故二者之差，僅為東、西廂之闊，苟後者增建二廂，其闊即與長樂前殿等矣。又就進深言之，慮尺十二丈，合前述營造尺八丈八尺五寸六分，約27米，較太和殿略小。而未央前殿，深十五丈，依慮尺言，合營造尺十一丈七寸，即33.74米，大於太和殿僅二米餘，然則《宮殿疏》所述，亦非全出事理之外也。他若東廂之在寢殿者，乃正寢之東、西室（《漢書》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廂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廂，言形以廂篋之形」），可自此直達臥內，為出入之道（《漢書》金日䃅傳：「何羅褏白刃由東廂上，見日䃅，色變，直趨臥內，欲入……日䃅捽胡投何羅殿下」）。宛若今五間或七間之廳，其夾堂之側房，即東、西二廂。但東廂以外，諸書言西廂者甚少，僅王莽傳：「皇太子臨久病雖瘳，不平，朝見㧬茵輿行，見王路堂者，張於西廂。」（《漢書》卷九十九·下），則臨病後朝見，特設帳於西廂，必為清靜閒宴之地無疑，故廂內又有西清之稱（揚雄《甘泉賦》：「溶萬後於西清。」師古曰：「西清，西廂清閒之處也。」又見司馬相如《上林賦》，王延壽《魯靈光殿賦》），由是觀之，非常室或在西廂之內，亦難言也。
建築中同名異物，數見不鮮，然無繁複難辨如「軒」者。蓋小室曰：軒，樓板曰：軒（《楚辭》：「縷檻層軒。」王逸曰：「軒，樓板也」），長廊有窗者亦曰：軒（張衡《蜀都賦》：「開高軒以臨山。」註：「堂左、右長廊之有窗者」），其義不一。若漢制天子臨軒，則為殿堂前檐特起，曲椽無脊，若今卷棚式及南方「和尚領」之狀，故天子不御正座而御平台者曰：臨軒。考軒之起源，出自車制。《說文》曲輈轓車謂之軒；轓即藩，車兩側之屏蔽，編竹為之。轓上隆屈若弓者，曰：蓋轑，楚以外謂之「篷」（見《方言》，《釋名》，及戴東原《考工記圖》）。惟轓與蓋轑限於車身之長，無以庇御者，乃復於車前為屈篷前出，曰：軒。夫人、卿大夫所御者也（《左傳》：「歸夫人魚軒。」又云：「鶴有乘軒者」）。其軒亦有高出蓋轑者，故《詩云》：「戎車既安，如輊如軒。」注曰：「軒車卻而後也。」至若建築物之有軒，其初僅於檐下垂板以蔽風雨，其板自檐端引下，以斜撐支於柱之外側，稱為：「引檐」（見李誡《營造法式》卷六·小木作。又日本法隆寺檐下亦如是）。惟引檐呰弱易毀，且外觀簡陋，非宜於莊嚴堂殿，故於殿前設廊，隆屈如車軒之狀，亦謂之軒。今南方寺廟、住宅廳堂之前廊，上施曲椽如弓，覆薄板，蘇、常間稱為「鶴頸軒」，其名其狀，皆與古合，可雲信而有徵者也。若西漢前殿之軒，復霤重疊，《西京賦》謂為「重軒三階」，已非引檐可比。而曹氏父子營鄴者，周殿為軒，又不僅限於南面（左思《魏都賦》：「周軒中天」），其結構似更趨繁複矣。
殿有戶，戶外為簾（《漢書》外戚傳·孝成趙皇后條：「嚴持篋書置飾室南簾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因飾室推前殿亦如是），故太后臨朝謂之「垂簾」，所以障蔽內、外也。殿內鋪席為坐（見前注），然未央宮殿有設地氈者，度前殿或亦如之（《西京雜記》：「溫室規地以罽賓氍毹。」溫室，未央內庭之殿名也。又《漢書》王吉傳：「廣廈之下，細旃之上」）。御座則設床上（見前注），以帳為飾，曰：武帳（《漢書》霍光傳：「皇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群臣以次上殿」）。帳有幃（《漢書》汲黯傳：「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置五兵於中，故名（汲黯傳·孟康注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武帝時帳有甲、乙之別（《漢書》西域傳：「興造甲、乙之帳。」注曰：「以甲、乙次第名之也。」東方朔傳：「陛下誠能推甲、乙之帳，焚之四通之衢。」又見同書卷七十二·禹貢傳。《西京雜記》則云：「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為甲帳，其次為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六朝之際，史籍言帳者不一（《南史》宋高帝紀：內殿施黃紗帳。又見梁武帝紀，張貴妃傳等），疑與席坐之習相終始也。西漢朝會除便面（用以障面，蓋扇之類也，亦稱「屏面」。見《漢書》王莽傳及張敞傳），御座前亦設屏。屏者，臨見屏氣之處（《風俗通》，示臣臨見自整屏氣處也。《漢書》外戚傳·孝成趙皇后條：「須臾開戶，滹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又《漢書》敘傳「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以孟嘗君傳推之，座後亦當有屏（《史記》孟嘗君傳：「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嘗有侍史，主記君與客語」）。至若殿內各室以帷幕分隔，非皆一一有壁（見前述非常室），且得隨時懸幕為房室，似極自由（見《兩漢官署》引謝夷吾傳）。帷皆有組綬，所以系帷，並垂以為飾，悉席坐建築之特點，似非後世所有也。而西漢之牆，亦有壁衣（《漢書》賈誼傳：「美者黼繡，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班氏謂為「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連」，此或同處殿內，與帷幕具連帶關係者歟？
《三輔黃圖》謂：「未央前殿至孝武時，以木蘭為棼橑，文杏為樑柱」，又謂「雕楹玉磶。」其柱上之梁曰：虹梁（張衡《西京賦》：「抗應龍之虹梁。」梁·李善注曰：「形似龍而曲如虹也」），《爾雅》：「杗廇謂之梁」，《毛傳》：罶，曲梁也。廇、罶音近，故云：杗廇。其後刻木以象古制，如黃以周之釋克，則系有意為之（見黃氏《經說略》）。故漢之應龍，殆亦雕飾之屬，非天然曲木甚明。今清宮建築雖無此制，而南中月梁承唐、宋餘緒，猶存舊時面影也。其浮柱、槺、棼、極、桴、榱、數者，後人詮釋綦詳，今無再及。獨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敘斗拱之狀，自下而上，曰：櫨，曰：枅，曰：栭，曰：枝牚，程序甚清（「層櫨磥垝以岌峨，曲枅要紹而環句，芝栭攢羅以戢孴，枝牚杈枒而斜據，傍夭以橫出，互黝纖而搏負，下岪蔚以璀錯，上崎嶬而重注，捷獵鱗集，支離分赴，縱橫駱驛，各有所趣」），而李明仲以枝牚為脊槫間之斜柱（見李誡《營造法式》卷一·總釋·上），私意引為未當。蓋原文首言結構層次，次狀其縱橫叢聚之形，文義極為明晰。故櫨為座斗，枅為拱、翹，栭為拱上升、斗，栭上斜據者宜屬之下昂，未可訓為槫間之斜柱，按之構造方則，似應若此也。他若殿中藻井，此當棟下（張衡《西京賦》：「蒂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注曰：「藻井當棟，交木為之，如井幹也」）。依南北朝石窟之天頂言，中央或為方井斜上，覆以平頂，後世殿閣中斗八，即自此演進者。但云岡石窟偶有方形小井中鐫蓮瓣，西漢棟下藻井之四周，是否配列小井如近世之狀，尚難懸斷耳。其井內以菱藻、荷渠為飾，則基於厭勝之說（《靈光殿賦》：「圜淵方井，反植荷渠。」又《風俗通》曰：「今殿作天井，井者東井之象也，菱水中之物，皆所以厭火也」）。此在術士、巫蠱盛行之西漢，藻井以外，鴟尾亦其一端，固無足異（《墨客揮犀》謂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為其象以禳之，始有此飾）。惟《論語》：「山節藻梲」，已有先例，非自兩漢始也。
漢人每言壁帶（《漢書》外戚傳·趙皇后條：「白玉階壁帶。」又同書翼奉傳：「二年戊午，地大震於隴西郡，毀落太上廟殿壁木飾」），顏師古謂為「壁之橫木，露出如帶」，疑即各柱間之梁枋也。壁帶之上，往往飾以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數者（見趙皇后條），按釭者車輪之轂，空其中以受軸，其形圓，以金為之，釭中雜錯玉璧、明珠、翠羽之屬（見前條晉灼及顏師古注。又《黃圖》未央前殿，「黃金為壁帶，間以和氏珍玉，風至其聲玲瓏然」），故又云：列錢（班固《西都賦》：「金釭銜璧，是為列錢。」注曰：「行列似錢也」）。余如華榱、璧璫（見《黃圖》未央前殿條。又班固《西京賦》：「裁金璧以飾璫。」韋昭曰：裁金為璧，以當榱頭），銅切冒，黃金塗（外戚傳·趙皇后條：「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金鋪（司馬相如《長門賦》：「擠玉戶以撼金鋪兮。」以金為戶之鋪首也），琉璃窗（《西京雜記》：昭陽殿「窗扉多是綠琉璃，亦皆達照毛髮，不得藏也」），俱以金玉、珍異為飾。梁、柱之端，則束以帶環，防木之潰裂（《後漢書》禮儀志·註：「德陽殿一柱三帶」）。後世物力不逮，惟以彩畫模傚舊時形象，如明、清梁、枋彩畫之箍頭，即其遺制。而朝鮮宮殿之柱端（見《朝鮮古蹟圖譜》），且有實物存焉。至西漢彩畫，董賢宅（《西京雜記》：「柱壁皆畫雲氣花卉，山靈鬼怪」），及《靈光殿賦》（「圖畫天地，品類群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托之丹青」）所言，多取材自然物（《靈光殿賦》言：「飛禽走獸，奔虎虬龍，朱鳥騰虵，白鹿蟠螭，狡兔猨狖，玄態胡人，神仙玉女，其類不一」），尚存《禮記》梲畫侏儒之習。而當時壁畫，以胡粉為地，界以青紫，頗與彩畫類似（《漢代風俗制度史》引蔡質《漢官典質》：「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塗殿，紫青界之，畫古烈士重行、書贊雲」），疑古之畫工皆能為此二者，若麒麟閣（《漢書》蘇武傳：「宣帝圖畫功臣像於此」），甲館畫堂（《漢書》元後傳：「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畫室（《漢書》霍光傳：「止畫室中不入」），西閣（《漢書》楊敞傳：「上觀西閣上畫人」），及廣川王殿門（《漢書》廣川惠王傳：「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又云：「畫工畫望卿舍。」望卿，王姬也），青漢壁畫之例。東漢武梁祠諸石刻，即胎息於此。然則段成式言唐寺院地獄諸圖，亦僅易舊日帝王、忠臣、孝子、賢婦等像，為釋梵諸部，不足異也。
漢宮殿屋頂多為重檐（《漢書》張敞傳：「圍守王宮，得之殿屋重轑中。」蘇林曰：「重轑，重棼也。」以王宮推宮殿如是），四注（《周禮》考工記：「四阿重屋。」鄭注曰：「四阿若今四注屋也」），與東漢石刻所示者一致，獨無雲岡石窟九脊殿之例，然未能斷西漢即無此制也。其時反宇（班固《西都賦》：「上反宇以蓋載。」張衡《西京賦》「反宇業業」），飛檐（《西京賦》「飛檐」），亦見於記錄，則屋角上翹必同時發生，蓋為反宇結構當然之結果，未必蓄意為之。伊東博士據東魏石刻，謂裹角之法始於南北朝（見伊東忠太《支那建築史》），此在近世學者無證不信之習慣，未能目為不當，但班、張二賦外，如何宴《景福殿賦》（「飛櫩翼以軒翥，反宇以高驤」），陸翽《鄴中記》（「鳳陽門高二十五丈，上六層，反宇向陽」），咸言反字，似不能概置文獻於不顧也。漢世之瓦當（即壽頭），有作半圓體者，然以圓形居多，適與燕故都出土皆半圓者相反，似漢受秦之影響（秦瓦當多作圓形，見《秦、漢瓦當文》諸文），與周稍異，而諸書所收周、秦、漢諸例，皆無勾滴（即滴水），疑當時尚無此物。又據何敘甫先生所藏漢瓦當，及於燕故都發掘出土之瓦當，其花紋、文字凹處，偶有朱丹粘附其間，丹下亦有塗白堊為地者，則因當時陶器無釉，僅以刷色為飾故耳。漢宮殿脊甍之狀，今迄無可考，惟四注之屋，自側面視之，二垂脊凸起若棱，反宇之瓦凹陷若觚，觚稜之稱，或即緣此而生，殊未可知。孝武時甍上置鴟尾（見前注）、銅鳳（《黃圖》引《漢書》：「建章宮玉堂殿，鑄銅鳳高五尺飾黃金，棲屋上，下有轉樞，向鳳若翔」），東漢石刻及魏武銅爵台亦皆如是。自北周武帝毀鄴中三台後，僅一見於唐武后營東都明堂，其後即已絕跡。惟鴟尾流行最久，且傳播異域，而遼代脊飾，據梁思成先生《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三卷二期），知為古代鴟尾與宋以後獸吻間過渡之物，則西漢術士厭火之具，其影響竟及今日，亦可雲異數矣。
圖12
李誡《營造法式》卷三十一·大木作制度圖樣內，柱下有平板曰：，置於礎石上，其寸法見同書卷五（「凡造柱下，徑周各出柱三分，厚十分，下三分為平，其上並為欹，上徑四周各殺三分，令與柱身通上勻平」），惟未言及用途。竊意者，柱下之防濕層也，以扁若板，木之纖維亦保持水平狀態，濕潤緣礎上升者，其侵入水平纖維，恆較垂直者稍難，而體腐朽，得隨時撤換，不致累及柱身，故古以銅為柱，職是故耳（《戰國策》：「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煉銅為柱質」）。民國丁卯夏，愚於蘇州燕家濱友人柳士英君宅中，見其廳堂結構古陋，柱下之赫然呈於目前，詢知宅屬華姓，建築年代不明。嗣周元甫君以影片見貽（圖12），雖其下無礎，且之形狀比例，亦未與《營造法式》吻合，然自紹興間王㬇重刊此書於平江以來（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一卷二期，葉遐庵先生《紹興重刊〈營造法式〉者之歷史與旁證》），歷時約八百載，舊法猶存一二，不失宋代建築變遷之一參考也。
辨《輟耕錄》「記宋宮殿」之誤
陶氏《輟耕錄》卷十八，以楊奐《汴故宮記》與陳隨應《南渡行宮記》二文，合題為《記宋宮室》。愚嘗以《宋史·地理志》汴京宮闕制度與楊記對校，知楊氏所云汴故宮，乃指金之南京言，非宋汴京也。按宋靖康之變，艮岳摧殘過半（《宋史》地理志·艮岳·注引《容齋三筆》：「金人再至，圍城日久，欽宗命取山禽、水鳥十餘萬，盡拆之汴河，聽其所之。拆屋為薪，鑿石為炮，伐竹為篳籬。又取大鹿數百千頭殺之，以㗖衛士。」）。其後海陵營中都，凡屏扆窗牖，均掠自汴京，則當時宋大內僅存軀殼，荒廢可知。嗣海陵貞元元年，以宋汴京為南京。三年五月，南京大內災，此僅存軀殼，亦付諸一炬。其年冬，命宰臣張浩及敬嗣暉、梁珫等營南京宮室，運一木之費至二千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遍傅黃金，而後間以五彩，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後毀，務極華麗，事具《金史》海陵本紀（光緒《順天府志》引此段於金中都·宮殿條，亦誤），則金南京已非宋汴京之舊甚明。今以楊記校宋史，其外庭諸門、殿大體符合，似依宋宮故基建造者。惟內庭自仁安殿以北，繁簡不一，原籍具在，不難覆按。又據《元史》楊奐本傳（《輟耕錄》奐作煥，亦誤），奐以太宗十年戊戌試進士第一，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記文謂己亥按部至汴，即及第之次年，時距金亡國五載，其雲汴長吏宴於廢宮之長生殿，應為金南京宮苑，故原文僅稱廢宮，未言宋故宮。陶氏殆以金南京宮闕配置，大體襲宋宮之舊，故與陳氏《南度行宮記》混置一處歟？
古代之溫度
西漢宮有凌室、織室、蠶室。又有以人力增高室內溫度，助植物之發育，若近世西方之溫室者。據《漢書》召信臣傳：「太官園種冬生蔥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難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為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此殆密閉室內，與外隔斷，難難火溫之，略與蠶室同一情狀。惟是否自地坑生火，如暖殿構造，尚屬不明。
柱跗
《隋書》宇文愷傳述宋、齊明堂一節，謂：「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內有焚燒殘柱，毀斫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為跗，長丈余，闊四尺許，兩兩相併，瓦安數重。」按柱下設礎，防濕潤上升，其法由來已久，此則深入土內，與常制異，頗疑「跗」為柎之誤。蓋柎與桴通，方木也。六朝之際，猶行席坐，席下木架必承以巨木，而牆壁下亦往往有柎，如今之下檻。安樂於陳亡之後，兵燹之餘，觀明堂故基於瓦礫荊棘中，故云入地一丈耳。
西漢陵寢
三代以前無墓祭，王者之葬，封樹而已（《周禮》春官·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其始僅雲墓（《左傳》：「淆有二陵，其南陵夏後臯之墓也」）。春秋以降，因山丘高大，曰：邱（楚昭王昭邱，趙武靈王靈邱），曰：陵（《史記》趙世家：「肅侯十五年起壽陵。」秦本紀：「惠文王葬公陵。」又悼武王永陵，孝文王壽陵，其例不一），要皆有墳無寢。自始皇治驪山，穿三泉，下銅以致槨，上崇山墳（《史記》秦始皇本紀，及《漢書》劉向傳），秉事死如生之義。又建寢園（朱孔陽《歷代陵寢備考》），游館（《漢書》劉向傳），象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周城二重（《輿地備考》：陵內城周五城，外城周十二里），故陵寢之名始於秦。西漢因襲秦制，其天子即位之明年，將作大匠營陵（見《後漢書》禮儀志·注引《漢舊儀略》；又《漢書》武帝紀：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置茂陵邑，即登極次年，與此符合）。起園邑，繚以城垣（《漢書》高后紀，城長陵注引《黃圖》云：「長陵城周七里一百八十步。」又景帝紀五年作陽陵邑，及武帝紀置茂陵條），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及郡國高貲、富豪實之（《漢書》地理志：「漢興，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又武帝紀元朔二年，「徙郡國豪傑及貲三百萬以上於茂陵」，及同紀太始元年，宣帝紀本始元年，元康元年諸條），為造宅第（《漢書》宣帝紀：「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春，以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宅第。」應邵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賜田錢（《漢書》景帝紀：五年夏，「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武帝紀：「建元三年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設官寺（見《三輔黃圖》長陵條），發近郡卒、將軍、尉、侯（見《後漢書》禮儀志·注引《皇覽》），龐大與郡邑無殊（《三輔黃圖》引《三輔舊事》：「武帝於槐里茂鄉，徙戶一萬六千置茂陵。」《漢書》成帝紀：鴻嘉二年（公元前19年），「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上五千戶於昌陵」），孟堅謂為三選七遷，充奉陵邑，欲以彊干弱枝者是也。陵地用地七頃。其壙曰：方中，占地一頃，深十三丈（《後漢書》禮儀志·注引《漢舊儀略》），築為方城（見前注引《皇覽》）。玄室曰：明中，高一丈七尺（見前注引《三輔黃圖》），納梓宮於內。棺外累黃腸題湊，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見前注），與近世地宮之制稍異（清·延昌《惠陵工程全案》稱：「同治惠陵自明樓下方城樓隧道北上，至啞叭院，院北壁中央有琉璃影壁，壁後即地宮隧道，次頭層門，次明堂，次二層門，次穿堂，次三層門，門內為金券，設石寶床五，中床安梓宮於上。自石寶床北口至方城南口，深二十三丈四尺二寸，皆南向門」）。豈西漢宮闕、寢廟下逮丞相府咸四向辟門，明中亦有四門之設，殊為莫解。門內錯渾雜物，扦漆、繒綺、米谷、車馬、虎豹、禽獸（見《後漢書》禮儀志·注引《皇覽》），武帝饗年久長，尤多藏金錢財物，又瘞鳥、獸、魚、鱉凡百有九十類，至不復容。赤眉之役，取陵中物不能減半，其奢靡當為漢諸陵冠（見《漢書》貢禹傳及《晉書》索傳。中央研究院1932年發掘河南濬縣周墓，有車馬、戈矛、斧戟諸物，其馬坑巨者有馬骸六十餘具，足征古代殉葬之風甚盛）。其外有陟車石，外方立（《後漢書》禮儀志·注引《漢舊儀略》）；陟，登也。疑羨門之限甚高（按近代陵寢羨門後，有大圓石二，下鑿溝，成坡狀，門閉則石循溝滑下塞戶後，限受圓石及扉之重，故高巨逾常），故限外設石，便大行載車之升降，惟「方立」不明，未審何指。有劍戶，戶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伏火（《後漢書》禮儀志·注引《漢舊儀略》，伏弩之說與始皇驪山同（《史記》始皇本紀：「令匠做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依驪山之例言，宜為方中之中羨門（《史記》秦始皇本紀：「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伏火亦見定陶丁後冢（《漢書》外戚傳：「王莽發丁後冢，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滅，乃得入，燒燔槨中器物。」），第事涉誕怪，俱難證實。又有便房，自來釋者不一其說，劉敞謂為梓宮題湊間物，宋祁曰小柏室，服虔雲藏中之便坐（見《漢書》霍光傳·注）。據便房之義言，似以服說為近。惟方中遼闊，為室非一，其分位迄無可考。案《後漢書》禮儀志·大喪禮：「皇帝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中。」注引《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羨道半，逢上欲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陛下奈何冒危險，不以義割哀。」則鴻洞之上有房，天子所以憑戶投贈，鮑昱諫章帝欲之下之所也（《後漢書》禮儀志·大喪禮：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洞次為羨道，再次復有房，東園匠藏贈於是。以便坐非正室，不應居羨道之北、明中之前，宜在其左、右或後部。故疑此房為明中外室之一，若清陵地宮之有明堂也（見前注《惠陵工程全案》）。明中諸室之結構，《漢書》賈山傳謂秦驪山合採金石，治銅錮其內，文帝亦有石槨之嘆（《漢書》張釋之傳，文帝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又《後漢書》明帝紀：「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槨廣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槨猶如是，方中諸室，必以石構無疑。惟羨道、明中之上，如樂浪諸墓覆以半圓形發券及水平層拋物線之穹窿，抑以斗八式之梁，重疊其上，如高句麗古墳之狀，則非俟捊掘，不能窮其究竟也。
方中之上，累土為墳曰：方上（《漢書》趙廣漢傳：「新豐杜建為京兆椽，護作平陵方上。」孟康曰：「壙臧上也」），《三輔黃圖》謂高帝長陵東西廣一百二十步，高十三丈；景帝陽陵方百二十步，高十丈。以較日人關野貞及法人色伽蘭調查者，差違殊甚（關野、伊東、塚本三氏合著之《支那建築解說·上卷》稱，惠帝安陵東西百九十一尺，南北百八十六尺，高約四十尺；景帝陽陵每邊寬二百三十尺，高四十六尺；元帝渭陵東西七百二十五尺，南北七百九十五尺，高九十尺。又馮承鈞譯色伽蘭《中國西部考古記》，雲昭帝平陵每邊寬二百米；宣帝杜陵長一百六十米，寬一百五十米）。惟諸陵平面，除高祖長陵與薄太后南陵作六角形外[3]，余為方形，或近於方形，方上之名當基於此（圖13）。墳之外觀為截頭平頂之方錐體，略似埃及金字塔而截去其上部。就中元帝渭陵視金字塔面積尤大，有方台三重，下部東西廣二百二十尺，南北袤百九十五尺，其上更有低壇二級（圖13、14）。按周、秦遺蹟如成王陵及始皇陵，平面胥作方形（成王陵東西二百七十尺，南北二百六十三尺，高約五十尺。始皇陵每邊長一千零三十尺）。文王陵亦近於方形（文王陵東西三百七十五尺，南北三百二十尺；頂東西一百五十尺，南北一百四十五尺；高約六十尺）。始皇陵之外觀，且為方台三層。則漢諸陵採用周、秦舊型，當無疑義（以上見《支那建築上卷·解說》及伊東忠太之《支那建築史》。又色伽蘭調查始皇陵，每邊長三百五十米，高六十米，陵土之體積約五十萬立方米，為世界最巨之墳）。其流風所被遠及鄰國，如高句麗時代將軍墳與樂浪張撫夷墓，僉為方形。前者以巨石作七級方壇，尤為最顯著之例（將軍墳在遼寧輯安縣好大王碑側。張撫夷曾為帶方郡太守，帶方郡即樂浪郡南部，公孫康時置，後隸於魏，晉愍帝建興中並高句麗，見關野貞《朝鮮美術史》）。考《爾雅》：「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再成銳上為融丘，三成為崑崙丘。」注謂：「成，層也，江東呼土高堆為敦。」嚴元照引《詩》「至於頓邱」，字異音同（見嚴氏《爾雅匡名》），足證敦丘即頓邱，亦即今江、浙俗稱之墩。又依前述昭丘、靈丘言，丘者墳也，古作丠（見《爾雅匡名》引《釋文》）從一從北。一，地也，北，象層疊之狀，位於地上，與秦、漢諸陵外觀一致。故丘即陵，《爾雅》所云數等之丘，乃古代陵墓之形體，許氏《說文》訓北，為二人相背之形，似未窮詰丘之實狀也。至於丘三層為崑崙丘，見《水經注》河源條（《水經注》：「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中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增城，一名天庭。」）。其說雜摭漢人浮詞（《淮南子》墜形訓：「掘崑崙墟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又見嚴忌《哀時命》及劉向《九嘆》），而導源遠在周季（《史記》大宛傳：禹本紀言河出崑崙，《禹貢》：「織皮崑崙。」《離騷》：「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於縣圃。」又「邅吾道乎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自來稗史雜家每樂道之（《山海經》：「崑崙之墟方八百里。」《穆天子傳》：「天子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顧古人「崑崙」二字，大抵泛指極西而言（《禹貢》孔疏：「崑崙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史記》夏本紀·註：「崑崙在臨羌西」，又云：「敦煌廣至縣有崑崙障」），其緣飾附會之說，概不可信（《史記》大宛傳：「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所足異者，古代巴比倫之塔廟（Ziggurate）亦為方形層疊之狀（圖15），以較秦、漢諸陵，不無類似。而《周禮》壇壝之制（《周禮》司儀：「為壇三成。」疏曰：「言丘上更有一丘相重累者」），其性質用途、形體，俱與塔廟不乏會通之點。此豈出之偶合，不能謂丘壇之形，即與西陲諸邦有關，抑東西交通不始於漢武之通西域，穆滿、群玉之游，初非讕語耶。附記於此，供留心古制者之推求焉。
圖13 西漢諸陵平面圖（自《支那建築史》重錄） 圖14 渭陵（自《支那建築史》重錄） 圖15 古代巴比倫之塔廟（自《佛勒卡建築史》重錄）
方上之外形，略如前述，其覆土之際，每雜用沙（《漢書》田延年傳：「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輛，為僦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及炭、葦諸物（前傳：「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延年作方：商賈或豫收方上不詳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臣民所當為，請沒入縣官。」孟康曰：「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此數者依物性釋之，炭吸水，夾置土中，能防水之下浸。葦亦避濕物，用以實壙，見《周禮》（《周禮》地官·稻人：「喪紀，共其葦事。」鄭註：「葦以闉壙，御濕之物」）。沙以和泥與石灰，供壙壁外三合土，及內部塗飾之用，見朝鮮古墓（《朝鮮美術史》）。而愚尤疑方上累土，必以夯築為之。蓋秦、漢諸陵高巨逾恆，土性下潰，非堅築無以凝固。但土作首重泄水，版築之垣，版底每置碎磚石，或稻葦，其上鋪沙、實土，所以利宣洩也。近歲北平研究院發掘燕故都台基，土內猶存殘葦。以工程構造論，台與方上同為累土，周、漢相去未遠，其法宜無殊致。且平陵運沙牛車三萬輛，炭葺之價至數千萬錢，數量之鉅，至可驚駭，非僅以填塞羨門、羨道，又可想像而得也。
圖16 東漢魯王墓石像（自《支那建築史》重錄）
史稱驪山樹草木以象山（《史記》秦始皇本紀），西漢高祖陵及東漢諸陵亦有陵樹（《後漢書》陰皇后紀：「上陵日，降甘露於陵樹。」又，同書虞延傳：「高帝母昭靈後園陵在小黃，有陵樹」），度關中諸陵當亦如之。惟色伽蘭謂茂陵以大石被覆，今猶見其碎片，豈與高句麗將軍墳同一構造耶。方上之外，繚以周垣（《漢書》王莽傳：「以墨色圬渭陵、延陵周垣」），為門四出（《三輔黃圖》：「為陵垣門四出」），門距方上百尺至百四十尺不等（《支那建築》上卷解說：「惠帝安陵四面有雙闕遺址，距方上約上百尺；景帝陽陵約百四十尺」），門有闕（《漢書》五行志：「永光四年，孝宣杜陵園東闕南方災。」「永始元年，戾後園南闕災。」「四年，孝文霸陵東闕南方災。」又，色伽蘭《中國西部考古記》：武帝茂陵四周方垣中，各開一門，各門神道之口，建有石闕。成帝延陵外垣今尚可見，垣外皆有雙堆，疑為闕址。又見《支那建築》上卷·解說：所載安陵、陽陵）（圖13）。色氏謂為石造，以霍光傳推之，當為三出式（《漢書》霍光傳：「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起三出闕，築神道。」今按武氏闕、嵩山三闕及川中梓潼、綿陽諸闕皆二出。顯奢僭逾制，史臣特書之。故疑三出為陵制，非人臣所有）。闕外神道列石像（見《中國西部考古記》茂陵條），依東漢魯王墓石人，像皆題名，象生前之儀衛（圖16）（《金石索》：「魯王墓前二石人，在曲阜張屈莊，乾隆間阮元按試曲阜，移置儒學內矍相圃，一高漢尺一丈一寸許，題『漢故樂安太守麃君亭長，今仆』；一高漢尺九尺三寸許，題『府門之卒』。」《西漢金石記》謂和帝永元七年，改千乘郡為樂安，定為東漢石刻）。唐昭陵六駿像，其颯露紫一軀，刻邱行恭拔箭狀，殆其遺制。又有麒麟、辟邪、象、馬之屬（《圖書集成》陵寢部引《封氏聞見記》：「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馬之屬。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又《西京雜記》：「青梧觀前有石麒麟二枚，刻其脅為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頭高一丈三尺」），石馬見霍去病冢，惟麒麟、辟邪二者之狀不明。史籍每稱六朝陵墓有麒麟（《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上數幸嶷第，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乃徙其表、闕、麒麟於東崗上，麒麟及闕形勢甚巧」），今存者皆附翼之獅，與東漢雅州高頤墓一致，未能謂翼獅即麒麟，更不能斷漢陵之麒麟、辟邪亦如是也。闕外有司馬門（《漢書》五行志：「園陵小於朝庭，闕在司馬門中。」又成帝紀：「永始元年詔，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工」），四向皆然。漢制後宮自五官以下，皆陪葬門外（《漢書》外戚傳：「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服虔曰：「陵上司馬門之外也」），而勛臣每葬東司馬門左近（《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遣使以中牢祀蕭何、霍光，帝謁陵園，過式其墓。」注引《東觀漢記》曰：「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霍光墓在茂陵東司馬門道南四里。」又同書和帝紀註：「曹參墓在長陵帝道北，近蕭何冢」）。其將軍、尉、侯諸官寺，據東漢之例，疑在陵之東園（《後漢書》禮儀志·註：「寢殿、園省在東園」），吏舍又在其北（前註：「寺吏舍在殿北」），故陵監所止曰：東署焉（《後漢書》桓帝紀：「延熹六年四月康陵東署火。」陵監即陵食監，又雲食官令，見同書百官志）。
《後漢書》禮儀志謂：「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廟以藏主，祭以四時。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始皇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然漢諸陵自寢殿外，復有廟，其制蓋侈於秦矣（《漢書》玄成傳：「自高祖下，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其寢為陵之正殿，設鍾，有東、西階、廂及堂（堂設神坐，見下注），殆與前殿同制（《後漢書》禮儀志·上陵禮：「大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鐘鳴……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坐，退會東廂，西向」）。殿內又有房室，蓋漢制日祭於寢，四上食（《三輔黃圖》卷五），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莊具（見《後漢書》明帝紀·注引《漢官儀》及同書祭祀志·宗廟條），無房室則無以設床帳（《後漢書》陰皇后紀：「帝從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泣，令易脂澤裝具」），理被枕耳。有便殿（《漢書》高后紀，城長陵注，引《三輔黃圖》：「便殿、掖庭皆在其中。」武帝紀：「建元六年，高園便殿火」）。內有堂，時祭於是（《漢書》玄成傳：「園中各有寢、便殿，時祭於便殿」）。有室，藏乘輿、衣物（《漢書》王莽傳：「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扆臧在室匣中者出，自樹立外堂上」）。又有更衣別室，疑亦在殿內（《後漢書》明帝紀：「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此二者位置，史無明文，但始皇之寢在墓側（見前），東漢諸寢在東園，明帝尤節約，遺詔只於陵東北作廡，財供祠祀（《後漢書》明帝紀·注，引《東觀漢記》：「廡長三丈五尺，外為小廚」），似漢世寢殿多在陵東也。其後宮貴人奉陵者為數至伙（《漢書》禹貢傳：「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又《後漢書》鄧皇后紀：「詔諸園貴人，其宮人有宗室同族，若贏老不任使者，令園監實核上名，自御北宮增喜觀閱問之，恣其去留，即日遣免者五六百人」），皆居掖庭（見《三輔黃圖》），宜在寢、便殿之後或其附近。惟果園、鹿苑（見《三輔黃圖》惠帝安陵條）、鶴館（《漢書》元帝紀：「初元三年茂陵白鶴館災」），未審何屬。而諸陵之廟，有闕（《漢書》五行志：成帝鴻嘉三年，「孝景廟北闕災」）及殿門（《漢書》平帝元始五年，「高皇帝原廟殿門災」。哀帝元壽元年，「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正殿（《漢書》昭帝元鳳四年，「孝文廟正殿災」），規模頗宏巨，玄成傳謂在陵旁，則非若東漢石殿位於方上之前甚明。依事實言，垣與方上之間面積頗狹，亦難容納（見前引《支那建築·上卷解說》）。惟寢、廟二者並列陵東側，抑分踞陵之左、右，悉無考焉。
東漢陵寢
東漢諸陵在今洛陽附近，典籍所載，大抵追效西京舊法。惟自新莽地皇間，迄於建武中季，兵革相尋，幾達廿載。光武起身行間，察民間疾苦，知天下之疲耗，步文帝後塵，務求儉約，省薄陵墳，廢郭邑之制，裁令流水而已（見《後漢書》光武帝紀）。其後章帝欲為原陵、顯節陵立縣邑未果（見《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終漢之世，遂以為法。其墳皆方形，大小不等（《後漢書》禮儀志·注引《古今注》：「光武帝原陵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明帝顯節陵方三百步，高八丈。章帝敬陵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和帝慎陵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殤帝康陵方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安帝恭陵方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順帝憲陵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沖帝懷陵方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質帝靜陵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桓帝宣陵及靈帝文陵各方三百步，高十二丈。獻帝禪陵不起墳。」）。就中殤、沖二帝在位日淺，附葬慎陵、憲陵塋內（見《後漢書》安帝紀·注，及李固傳），體制較卑。方上之形，以孝德皇甘陵言，亦為層疊之狀，疑與西漢諸陵無異。（《水經注》卷五：「漢安帝父孝德皇以太子被廢為王，薨於此，乃葬其地，尊陵曰：甘陵。陵在瀆北，丘墳高巨，雖中經發壞，猶若層陵矣。」）方上之外，惟光武原陵為垣門四出，余陵無垣，代以行馬，內設鍾，建石殿（見《後漢書》禮儀志·注引《古今注》）。按石殿即石室，位於方上前，漢世士大夫墓多如是（山東肥城孝山堂石室及《水經注》司馬遷、子夏諸石室，不遑枚數）。北魏文明太皇太后陵亦然（《水經注》卷十三·㶟水條：「方山有文明太皇太后陵，陵之東北有高祖陵，二陵之南有永固堂，堂之四周隅雉列榭，階、欄、檻及扉戶、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四柱，采洛陽之八風谷黑石為之，雕縷隱起，以金、銀間雲矩，有若錦焉。堂之內、外四側，結兩石蚨，張青石屏風，以文石為緣，並隱起忠孝之容，題刻貞順之名。廟前鐫石為碑、獸，碑石至佳。左、右列柏，四周迷禽闇日。院外西側有思遠靈圖，圖之西有齋堂。南門表二石闕。」又《北魏書》孝文帝太和五年，建永固石室於方山，立碑於石室之庭，自大和五年起工，凡八年始成雲），殆後世享殿、祾恩殿之權輿也。其寢殿、園省在東園，疑即陵之東側；北為寺吏舍（《後漢書》禮儀·注引《古今注》）。史稱恭陵有百丈廡，當亦屬園寢之內（《後漢書》順帝陽嘉元年，「恭陵百丈廡災」）。但原、懷、靜三陵寢殿，在垣行馬內，因寢為廟，其制較簡。而憲陵吏舍獨在寢殿東，與他陵異。似因地制宜，因時辨用，不拘一格也（《後漢書》禮儀志·注引《古今注》）。其垣與行馬各具四闕（《後漢書》桓帝紀：延熹五年「恭陵東闕火」），及司馬門（見《古今注》）。原陵又有長壽門（《後漢書》桓帝紀：延熹四年「原陵長壽門火」）。依史文「災」字之義詮釋，門闕當為木構，但後者與西漢諸陵不合，頗疑有誤。地宮之制，《後漢書》亦稱方中，宜與西漢大體仿佛。今約略可知者，僅獻帝禪陵最陋，其前堂方一丈八尺，後堂方一丈五尺，角廣五尺耳（見《古今注》）。
［本文發表在《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三卷第三期（1932年9月）及第四期（1932年12月），後經筆者修改。］
註解：
[1] ［整理者注］：「席坐之習，又見《漢書》卷六十四·朱買臣傳；《三國志》·魏志·管寧傳注；《梁書》卷三十三·長沙嗣王業傳；《周書》卷二十三·蘇綽傳等。登床用榻登，亦作毾㲪。見《釋名》卷六及《後漢書》卷一百十八·西域傳·天竺國條。」
[2] ［作者眉批］：「胡床又見《後漢書》卷二十三·五行志；《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及同書卷十六·蘇則傳；《晉書》卷四十二·王渾傳，及同王導書傳、戴若思傳、庾亮傳、桓伊傳、張軌傳、蘇峻傳；《魏書》裴叔業傳、爾朱彥伯傳、禿髮烏孤傳；《北齊書》神武紀·下，武成胡後傳；《南齊書》柳生隆傳、荀伯玉傳、張岱傳、劉傳、韋放傳、王僧辯傳；《隋書》爾朱敞傳，鄭善果母傳等。」繩床又見《資治通鑑》卷二四二·唐紀·穆宗條及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四。
[3] ［整理者注］：此說恐有誤，不知當時何所依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