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元任早年自傳 · 六、在康奈爾教物理

我在康奈爾一共住過三次：第一次從一九一〇到一九一五做學生；第二次做物理教師；以後在一九六九年做客座講師，主講兩種以上課業混合問題。在第二次停留期間，不論在工作上及和朋友交往上，我都覺得生活饒有平和及興趣。一九一九年六月，我離開柏克萊到伊薩卡綺色佳之後不久，便安頓在布來恩道（Bryant Ave.）三一八號一家舒適的寄宿舍，比我做學生時候住的林登道一二七號更近於校園。我來得早，得以參加六月二十日康奈爾五十周年校慶。在龐大武庫館（Armory）內有幾千賓客用餐，在席上，不可能聽到人們演說，那時的音響設備不似以後那樣有效，集會不得不移到貝萊堂（Bailey Hall）舉行。慶祝活動還包括在方院西邊康奈爾銅像的揭幕。 一九一九年十月二日，我第一次上堂講課，講的是電磁現象，未帶草稿。不久，不帶草稿講課便成了我的一種習慣，然而我承認帶草稿我可以講得更好一點。我還教大二學生物理十四號試驗和高深的物理廿五號試驗。我和同僚葛蘭載（Guy E.Grantham）一同試驗無線電話，我們使用幾百碼電線，以便能從洛克菲勒館三樓和二樓通話。重要的當然是其中的原理，要是你能從一層樓通話到另一層樓，你同樣可以從一洲通話到另一洲。雖然我通常對於我的職責小心謹慎，可是我心不在焉的習性——我在大二時候因此得了「教授」的綽號——仍然使我受了愚弄。有一天，我於十一點鐘走出物理大樓，一些我的學生正在走進，他們問我：「趙博士，你不來上課嗎？」我說：「當然要來上課！」我去到體育館做了一小時的運動，回到物理大樓準備上我以為十二點鐘課時，課室空無一人！然而我確實聲明在絕大多數的時候，我是守時的。有一次，約會我的女友周淑安遊覽紐約市後，我趕乘夜車適時到達伊薩卡，在洛克菲勒館上早晨八點鐘的課。時至今日，人們仍可在物理大樓走廊上看到所有以前教師的名單。 為了我自己的興趣，我旁聽了畢德威（Charles C.Bidwell）、莫道克（Carleton C.Murdock）、崔沃、歐文思（P.W.Owens）和墨瑞特等教授的課，甚至安琴（O.D.von Engeln）教授的地質學課程，我也去聽。歐文思教授的住址，我記得很清楚，是在西布恩巷（Westbourne Lane），而我寫信給他總寫「好沃恩巷」（Bestworn Lane）。這次我集中心力教物理，和以前集中於任何課程相比，並未好多少；我看的書籍有《亨利·亞當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維爾斯（H.G.Wells）著的《時間機器》（The Time Machine）及《世界戰爭》（War of the Worlds）；皮爾遜（Pearson）著的《科學綱要》（The Grammar of Science）；巴斯德（Pasteur）著的《生命》（Life）；基愛倫（Ellen Key）著的《愛情與結婚》（Love and Marriage）；黎果克（Stephen Leacock）著的《學問失誤》（Literary Lapses）；侯京著的《人類經驗中上帝之意義》（The Meaning of God in Human Experience）；艾密斯（Ames）著的《新正統派》（The New Orthodoxy）；艾登內（Adeney）著的《聖經批判》（Bible Criticism）以及卡波特（Cabot）著的《人以何維生》（What Men Live By）。對於弗洛伊德所著《雋智與不自覺》（Wit and the Unconscious）我有這樣的記述：「弗洛伊德了解雋智，可是他自己卻粗俗而不雋智。」對於康德所著《純粹理性批判》，我說：「這是一冊重要書籍，但像韋星格（Vaihinger）那樣有才具的人花費大半生光陰，撰寫一冊接一冊的專書研究它，我覺得是浪費時間。」所有這些書籍當然是教學及研究物理必要閱讀書籍之外閱覽的，我最不喜歡的一本物理書是鮑恩亭（Poynting）與湯普遜（Thompson）合著的，我不記得是《熱學》還是《機械學》。 我在語言方面的興趣在那些年代多少還保持。我是中文《科學》月刊在美國的編輯，寫了一篇文章，闡明中國國音字母與東方聲音之相互關係。一九二〇年夏，我和一位王先生討論此事，我說：「一、中國必先統一然後方能專用拼音字。二、拼音字曖昧不明可借字體多音節而免除。許多方言的口語大多是多音節的。三、拼音系統可適用於學術及科學的複雜領域，尤其是科學方面音譯的外國字。」事實上，在說完此話後不到一年，我便加入「國語統一委員會」，並撰寫及灌音一套國語唱片。 在音樂方面，在康奈爾這一年，我頗為活躍。我既作曲又為中國民歌譜上和聲，並領導中國學生合唱團。我甚至從布來恩（Laura Bryant）小姐學習聲樂，在參加貝萊館舉行的慶典合唱團（Festival Chorus）之前達到高BBb。一九二〇年二月，我定購一根價格四十元的豎笛，結果買了價格一百一十五元的樂器，當年自然算是極高的價錢，我去聽音樂演奏，並觀賞史道克（Frederick Stock）指揮柴可夫斯基所作的《第四交響曲》，他指揮小提琴手用指彈的動作，只用眼睛擺動，而不用指揮棒。在貝萊館舉行的一次克萊斯勒（Fritz Kreisler）小提琴演奏會中，第一樂章演奏過後電燈突然熄滅，電線被我在日記上所記「（非）美國（不）榮譽軍團」（「un」American Legion of「dis」honor）伊薩卡站一群人員割斷。一名招待員用手電筒協助演奏者，許多聽眾，包括我自己，以自己的手電筒照射天花板，以便獨奏人借反光看譜，繼續演奏。學生們和攪亂人在外面發生扭斗，最後終於恢復秩序，電線接通，音樂會在正常照明下演奏完畢。反對克萊斯勒的理由，自然因為他是奧國人，那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過一年左右。 伊薩卡為美國北方城市之一，在冷靜的夜晚，可以看到北極光，我在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日第一次看到。我在伊薩卡做了五年學生，本該適應那裡的氣候，不過某天早晨在洛克菲勒館物理第十四試驗室，室內溫度竟為華氏四十六度，對伊薩卡來說也是不常見的，我習慣了加州的溫和氣候，覺得頗為寒冷。我心跳的老毛病仍然不時發作，常伴隨情緒抑鬱而來。有一次，我在夜半醒來，試圖召喚兩位醫生，他們都不要來，我的房東魯斯（Luce）先生給我一些溴化物（bromide），我竟然好啦。這一年我住醫院只有一次，二月十五日，體溫華氏一百度，脈搏九十二次，十九日便出院。有若干場合，完全是愚蠢導致生病。「中國科學社」那時成立未久，一些發起人試圖節省原本不豐的收入來支持它。我的康奈爾同學J.C.S.Tung發起吃經濟飯比賽，有一次一天吃五角錢，另一次一天吃三角五，不久我們兩人全都得了感冒而睡倒。「科學社」那時已遷到上海，到了一九二〇年左右幾乎已能自給自足。 截至現在，我很少提到我在康奈爾的朋友；似乎這一年我的朋友比任何其他時期為多——年長的朋友、年輕的朋友、男朋友、女朋友。在伊薩卡停留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寫一封通函寄給一百五十位左右朋友，是我手寫的而加以複印。自那次之後，我寄送四次那樣的通函，一次比一次長，我稱之為「綠函」，因為是用綠封面裝訂，或用綠色標題。這一次在康奈爾，我多次看到墨瑞特教授和他的家人，有時我帶著他的女兒路易絲和裘麗亞去看電影。我看到康奈爾高班同學R.W.King，一九一二年班，我想是在紐約看到他。我給他看「我的格言」，他也給我看「偉大人物可能想到的思想」。我不能稱之為朋友的一位訪客是南京來的卜萊斯（Price）先生，我和他用我家鄉江蘇常州話暢談。另外一位訪客我知道得倒是很清楚，他是青年會的羅勃生博士，他到物理實驗室拜訪我。幾年前我聽過他在南京演講，我注意到他說的中國話完美無疵，帶一點我出生地天津的口音。 在那時我的年齡，我該對女孩子發生興趣，我也的確如此。我常和李（Mable Lee）、鄭（T.N.Kwong）、瑞葩·貝夫見面，尤其和周淑安見面時候最多。我也和歐莉芳（Roberta Oliphant以後為Merrihew太太）及許海倫（Helen Huie）約會，並帶鄺小姐去看Huckleberry Finn電影（譯者按：此電影為美國作家馬克·吐溫所寫小說改編）。我和比我大幾歲的菲珀黛保持友誼，在我割除盲腸的時候，她是照看我的護士。在康奈爾那一年，多數時候我專和周淑安約會，每當我去劍橋，必去看她，並和她一起到紐約遊玩。我寫長信給她，在若干日記上以第二人稱稱呼她，在幾天樂趣之後回到伊薩卡，我便覺得a sort of Vague-mut schleicht mir occasionally ins Herz hinein（譯者孤陋，不解其意，經請教懂德文友人，據告：此句德文混以英文，大意為某種勇氣不時襲上心頭）。但或不敢太接近她，因為第一，在那個年代，處世的標準遠比以後嚴格，任何身體上的親近極不尋常；第二，我們兩人都已訂婚：我在兒童時代即和一個我從未見過的女孩訂婚，前文我曾提到過，淑安和我的朋友胡宣明訂了婚，她的未婚夫是一九一〇年送來美國的清華同學。我的確給我舅父馮聃生及其他親戚寫過信要求解除婚約，可是他們和我自己都不太認真辦理這件事，直到我返國後和別人發生感情。 我在康奈爾做講師，當然是每年簽約。一九二〇年春，我接到施贊元自華盛頓來信謂嚴鶴齡博士拍電給他，要我下年到清華教數學。我向墨瑞特教授咨商，他告訴我，我可以向康奈爾要求休假一年，然後再來。我尋思了幾天，最後接受清華的邀請。去國十年，我覺得回國確具極大吸引力，此外，回國還有解決我個人問題的機會。 在康奈爾這一年，我的猶豫不決以及內向個性不似在芝加哥和柏克萊「旅行」那一年那麼壞，可是我的日記上仍有這樣幾段：「決心徹底改革，返回以前自我，以前我行事如聖徒」（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八日日記）（譯者按：年代似有錯誤）；又：「我懷抱樂觀的固執態度，和組織一切經驗使之成為一個大計劃、讓每件事物均有其地位與比重的習慣，使我心境平衡，充滿和平，我覺得在生理上對我發生極大影響，至少使我免除焦躁不安呻吟恐懼的煩惱」。（一九二〇年七月廿四日日記）（上段是我決定回國後不久所寫。約一年後，我在日記中尋找以上兩段，並未找到。但我確曾寫過，一定誤放在其他筆記簿內，而未放在日記簿中。） 一旦我決定返回中國，縱然最後準備倉促，一切總算進行順利。我發出幾十個變更地址的明信片，裝上手提包和衣箱準備隨身攜帶，另外一隻大衣箱和一個大皮箱託運到舊金山，還有三箱書籍及打字機裝船海運。當我橫越北美大陸之際，在換車地點，我還有時間訪問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城，並和葉企孫在曼多塔湖（Mendota Lake）上蕩舟。我在舊金山搭乘中國郵船公司一萬四千噸的「尼羅」號，於一九二〇年七月廿五日下午一點十二分在手帕揮舞、彩帶飄揚、汽笛長鳴聲中緩緩駛離我停留十年的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