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元任早年自傳 · 五、在柏克萊的一學期

我到加州之後，雖然生活和工作仍然舉棋不定，我的健康情形多少有了進步，能較多做研究，惟課業仍不專一，這可從我選修的課程名稱和我寫的報告看出。在主圖書館的研究室，我獲得良好的設備，起初是在討論室有一張桌子，以後四一六號房，即福萊爾室由我獨用，從陽台外望，景色壯麗。介紹我來加大的信件，措詞之好猶如介紹我到芝加哥大學，我可以隨便聽若干課程。我聽了亞當斯教授的理論學和哲學史課程，蓋久瑞（Cajori）教授的數學史和路易斯（E.P.Lewis）教授的光譜學。我還聽了路易斯（C.N.Lewis）教授的化學課程和路易斯（C.I.Lewis）教授的哲學課程。加州大學有三位路易斯，人們以物理路易斯、化學路易斯和好人路易斯來辨別他們，好人路易斯確是一位好人。儘管我在外面有些活動和分心的事物，我仍然完成幾項研究工作。我研究了顏色代數並寫了一篇溫度邏輯的報告。美國數學學會在史坦福開會，由蓋久瑞教授作主席，我在會上宣讀一篇名為《繼續數學歸納》的論文。我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五日日記上記載說，那篇論文殊少引起人們興趣。 除選修上列教授的課程外，我還有幸在教職員俱樂部遇到其他教授，我是俱樂部的「禮貌會員」（courtesy member），常在那裡用餐，甚至彈鋼琴。在那裡，我第一次遇到人類學大師克羅伯（Alfred Kroeber）。我多次看到哲學教授羅文伯（Loewenburg）和數學教授柏恩斯坦。福瑞爾（Freyer）教授退休後將其房間交我使用，我們多次談到中國，我在中國時便知道他有中國名字——傅蘭雅。在杜威教授訪問舊金山時候，我曾會晤他，談起他預期的中國之行以及對胡適的回憶。勞德拜克（Louderback）教授和我談起他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的中國之行。多年後，我在柏克萊任教，我們兩個都參加教職員一次聚會，他在前排講話，我坐在後排，有人高呼：「聲音大一點！」我失掉做雙關妙語的機會，事後才想起，我應該高呼：「聲音大一點，在後面我們聽不到！」（譯者按：「聲音大一點」英文為louder，「在後面」英文為back，連起來為Louderback，即講話人之姓氏。）一九三九年舊金山舉辦世界博覽會，我則及時做了雙關妙語。在無線電訪問中，林克賴特（Arthur Linkletter）問我：「趙教授，中國有沒有語文拉丁化運動？」我答稱「噢，林克賴特先生，二十多年來我一直試圖連接字體來寫中文」，博得播音室聽眾滿堂彩。（譯者按：「連接字體」英文為link letters，即訪問者之姓氏。） 這次在加州停留期間，在音樂方面我頗為活躍。我去聽舊金山交響樂團音樂演奏，並看滿頭蓬亂長發的赫茲（Alfred Hertz）指揮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響曲》以及《一八一二年的序曲》等等。我參加了發維爾（Arthur Farwell）教授的合唱團在社區演唱。我還爬上薩瑟鐘樓（Sather Tower）看費涉（Fisher）先生敲鐘，主調從C到高E，加上FF#及BBb。我特別喜歡的一件事是在希臘戲院參加「愛蓮」的演出。我參加是由於劇團呼籲學生扮演教士加入合唱。在預演的時候，我看到導演、經理、舞曲指揮及無憂無慮的主角之間，發生多次爭吵。我在日記上記載這種混亂情形說：「舞台如同世界。」在演出的那天——五月二十八日，我看到喇叭手將樂譜夾在喇叭的架子上，他們記不住吹奏51，2-5-23，3-4-1-3-21嗎？在幕與幕之間，我走到竇圖書館（Doe Library）四一六號我的房間為自己照了一張身穿教士袍的相。為了得知報紙報導的真實程度如何，請看次日舊金山的《詢問報》：「……演員動作從容精確，主角聲音優美……合唱團顯示出（任何情形，就是不）絕不含糊的協合一致……甚至臨時演員（我是其中之一）也配合得（歪曲不正）絲絲入扣……」括弧裡面的字是我在日記上加的。 舊金山縱然就在海灣那邊，我並不常到「城裡」去，尤其在海灣大橋未建成前，交通並不那麼容易。但我確曾去過斯托克頓街上的「東方旅館」，一九一〇年我從中國第一次來到美國就住在那裡。我也欣賞乘坐渡船，觀看海鷗隨船飛舞，聽由旅客們將花生米拋擲天空餵給它們吃。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是海鷗如何能同時滑翔、上升和加速。 我的課外活動以及加州的氣候縱然對我有益，然我的身心健康情形仍然時好時壞。強迫多吃，一次小吃之後接著又來一次，是一項經常性心理苦難。柏恩海姆大夫診斷為胃下垂，命我用X光檢驗，並要我帶上支持帶，其後情況便大為改善。我確曾鍛煉身體，如在青年會做體操訓練，爬灰熊峰（Grizzly Peak）和塔馬陪山（Mount Tamaplais），這些都對我有好處。不過關於我的每天計劃，我仍然覺得那些時日我的日記極為內向：「試圖作好」，「一天虛度過去」（幾次這樣寫），「難以名狀的一天」等等。五月十七日，我耗費一整天和中國領事館周圍的人們打麻將（發誓戒絕了七年）、飲酒、很晚回家再小吃，寫了七頁日記，然後向基督祈禱，雖然我從不相信傳統的正教教義。 除了我的工作計劃未定之外，還有不同機關、不同行業聘我任職的函件，使我左右為難。二月八日，我接獲尼柯斯教授來信，說康奈爾可能有一物理講師缺，請我擔任。這使我失眠兩小時，直到我決定如果給我這個職位，我便接受。二月十三日，我接獲侯恩雷教授來信，重派我為謝爾登哲學研究員一年。我寫了四次覆信稿，最後謝絕。三月廿四日，我接到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及康奈爾以前同學胡適與任鴻雋來信，要我到北大教哲學，如果我想去歐洲一年，答應付我旅費，像似讓我提前休假。這使我大半夜腦子轉來轉去。三月二十四日，我獲尼柯斯教授信，說我擔任講師「幾乎已成定局」，於是我出外宵夜以示慶祝。幾天後，墨瑞特教授寫信給我說，他高興我從物理跳到哲學是短暫的，六年後我附一短柬說我從物理跳到哲學乃是永久的。在我最後去康奈爾之前，我的計劃仍有一些糾纏。四月間，中國成立教育委員會，委員包括汪精衛、蔣作賓、郭秉文、陶履恭（孟和）等人。郭秉文身為南京東南大學校長，請我到他那裡任教，而陶孟和再次邀我去北大教哲學，他說得頭頭是道，我又被攪得舉棋不定，以致我在社區合唱團唱歌時，音樂失去意義，我躺在床上又琢磨我的一生計劃。幾天後，我覆信郭博士和陶教授，謝絕他們兩人的厚意。 我計劃東行，惟仍於六月初再一次遊覽約賽米提山（Yosemite）。我於兩小時內爬上崖邊小徑（Ledge Trail）直到冰河點（Glacier Point）。那條羊腸小道陡峭而窄小，一般人多稱它為「所謂的小徑」（alleged trail）。在平衡岩（Balanced Rock）我的雙足懸垂於二三千英尺之下的山谷，我在那種危險地方照了一張相。（以後那塊岩石用籬笆圍起，使得人們不能爬到邊緣。）最後我返回柏克萊住了兩夜，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三日，我寫道「從現在起，我要進入生活新頁」，並發覺「柏克萊在美麗晚霞與雲影中逐漸離開我」。我的本意是說一聲再見，殊不知多年後我可以說，我住在加州柏克萊，比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時間都要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