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元任早年自傳 · 四、風城芝加哥

一九一八—一九一九這個學年是我記憶中最不安定也最動搖的年份之一。我不曉得做什麼、到哪裡去，不論是就地理、國別而言，抑或就學術及感情而言，不錯，我獲得哈佛謝爾登旅行研究獎學金，就該從事研究哲學，可是我卻浪跡天涯而不做有計劃的旅行。過去的一兩年，我一直在做我所謂的「沉思小游」。不是盤腿打坐如僧人狀，而是在街道上、沿著河邊等處行走，讓我的思想漫遊，很少停下來記錄。這樣做頗能使身心鬆弛，有時甚至產生好的效果。這次，我開始長途漫遊。我將隨身衣物包入小行囊，用一根木棍背在肩頭，從劍橋西行，遠到皮茨菲爾德（Pittsfield），途中停留在極便宜的房間。有時，我搭乘城市與城市間的電車，如到布拉克頓（Brockton）、普利茅斯（Plymouth）及普羅維登斯（Providence）。有一次，我想是在南塔克特（Nantucket）附近，我走到一家門口按鈴，問應門的女主人：「你有麵包和牛奶『胡佛化』一個徒步旅行的人嗎？」她上下打量我一番，走進去給我一個火腿三明治和牛奶，甚至還有一個蘋果，讓我大嚼一頓。在那些因作戰而物資貧乏的年代，「胡佛化」意指依照胡佛（Herbert Hoover後任美國總統）的勸告，節約消費。我吃完之後，要付她錢。她起初不要我付，最後接受一枚兩角五分輔幣，讓我「覺得好過一點」，她說：「這裡沒有流浪漢，你也不像是。」（譯者按：徒步旅行人和流浪漢之英文均為tramp。）這次漫遊最吃力也最冒險的一件事，是爬上葛雷勞克山（Mount Greylock），爬得我極為疲倦，因而我決定最好乘火車返回劍橋。在旅途中我發現人們告訴你什麼事，大多信口而出，並非十分正確的。他們說：「你不會找不到的。」其實，意為極容易找不到。他們告訴你還有一英里，其實，意為約二英里。另外一件使我印象深刻的事，是他們並未注意到我是外國人，也不管我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那時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距離珍珠港事變還有一些年。 在另一回合課外活動之前，我沒有離開劍橋。楊銓返回中國出任上海《科學》月刊總編輯，交給我任下年在美編輯事務。八月廿一日，我在居留三年之後，「終於」離開劍橋，於九月二十日到達芝加哥，沿途在幾處短時停留。我乘船經過科德角，到西方電氣公司拜訪Robert W.King。我和卡甫一同去看塔京頓的《十七》演出。然後我搭哈德遜海灣輪船（Hudson Bay Line）去程奈塔代，到奇異公司看達維。我回到伊薩卡參加「科學社」和「中國工程學社」的聯合會議，在會上，中國教育部長范源廉和我的老師齊萊教授都講了話。其後到錫拉丘茲（Syracuse）參加中國學生會議，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在會上發表講演，會後返回伊薩卡，我甚至還有時間跟周安娜和她弟弟（或哥哥）周辨明學跳華爾茲舞。這一切都發生在九月十九日我真的「終於」坐火車去芝加哥之前的四個星期。 甚至在初秋，我已經覺到芝加哥誠如其聲名，是個風城。我在「中途」（Midway，譯者按：在芝加哥郊區，飛機場附近）走了好久，終於找到一家有房屋出租，在追可賽道（Drexel Ave.）五七三六號，每月租金十二元。我從劍橋運來行李太多，難於找到地方存放。九月二十八日，四個大箱子運到，計一架鋼琴、一個大旅行箱、一個大箱子內裝鋼琴坐凳、《大英百科全書》一套、一個文件櫥、一個文件複印箱以及腳踏車零件——東西太多，以至女房東紀圖太太要求增加租金。我將腳踏車零件集合起來，還沒有怎麼騎，第二天便被人偷走。 但我對個人關係卻頗為滿意。我到達那天便看到我的南京兩江學堂的同學丁（Ting Supao）。我也晤見孫國封和葉企孫。（丁、葉兩人一九七三年我到北京都有幸遇到。）大學當局待我如「大學的客人」，熱忱為我安排研究處所，給我圖書館及需要時試驗室設備。我在九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上這樣寫穆爾（E.H.Moore）教授：「在我記憶中，還未遇到一位更好的教授。」關於安格爾（James R.Angell）教授，我是這樣寫的：「他極為忙碌，但卻極易接近。」 我以謝爾登旅行研究員的身份，主要的工作本來應該研究科學的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可是我舉棋不定，不知道著重於哲學呢還是著重於科學，我今天依然如此。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初，我的科學史教師沙頓博士給我一封信說：「你不該對開始工作太過膽怯。」但我除為中文《科學》月刊撰寫文章外，又寫了若干學期報告，題目如《顏色與聲音的邏輯》，寫這些報告我常請教賴爾遜試驗室（Ryerson Laboratory）的龍恩（Arthur C.Lunn）教授。除了我的教師之外，我還常見費爾德博物館（Field Museum）的勞佛（Berthold Laufer），以前我想在《科學》上刊載他寫的《卡爾丹懸吊》（Cardan Suspension，譯者按：Cardano為十六世紀義大利數學家）時，曾寫信給他。他指給我看博物館內的許多無價中國古物，還介紹我到紐伯瑞圖書館（Newberry Library），他正在那裡為許多中國古書如第一版《康熙字典》編目。我繼續對天文學發生興趣，經常使用我的兩英寸望遠鏡。一項極令我失望的現象是一九一八年八月十八日夜晚射手星座掩入月陰，我張大眼睛等待又等待，最後看到它像一個——咳，它毫無儀式地現出來。十二月十一日我到威斯康辛州威廉斯灣夜可思天文台（Yerkes Observatory），由此斯布羅克（George van Biesbroeck）教授引導我參觀，特別是圓頂大建築物裡面的最大折射望遠鏡。以前我和他通過信，以後更常有信札往還。兩年後，我寄給他我結婚喜柬，說我們於「一九二一年六月廿一日下午三點鐘東經百二十度平均太陽標準時」（譯者按：原文為廿一日，實為一日之誤）結婚。他將這封喜柬貼在布告牌上，作為一種天文現象。 回頭來再說我在芝加哥的事情。在這段期間，我比我記憶所及的任何其他時間更為神經過敏且更舉棋不定。在多方面，我無法集中心志。第一，我的興趣廣泛，未能專一。我在史蒂芬（Stevens）先生指導下學旋律配合法，使用卜勞特所著的《旋律配合法》以及《高高上蒼》等中國合聲歌曲。我閱讀了金氏著的《四十個世紀的農民》，這是勞佛介紹我看的。還流覽了「哈佛名著」（Harvard Classics），雖然我想不久離開芝加哥，我仍然買了一套二手貨「哈佛名著」。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左右，我幾乎每星期都去教堂，惟因我在基本上懷疑，故未加入任何教堂。在查經班上我遇到陸志韋，多年後他做了燕京大學的校長。 我的內向趨勢由於外在世界的巨大變動而多少有些緩和。雖然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不似以後參加第二次大戰費力那麼多，可是我們全都感覺到戰爭存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七日正午笛聲長鳴，每個人停止工作，跑到外邊。我走到鬧區，看到街道上飛滿了紙張；人們敲打盆蓋、鍋蓋以及瓶罐；報紙完全賣光；商店全都關門打烊；圖書館停止開放；彩色紙條從窗戶飛出。結果當然是官方聲明錯發消息。其後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清晨兩點一刻，我被歡囂聲吵醒，宣布「世界大戰結束啦」。那天沒有上課。 我居不安席的情況由於我的身體狀態而更趨複雜，至少未得幫助。我受不了芝加哥寬廣的「中途」吹來的冷風，我得了西班牙流行性感冒，熱度高達華氏一〇二度，臥床不起一星期多。那時我的惡習不多，我還沒有吸菸。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一日，我甚至說：「哈哈，自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一日起，我成功地戒絕了嚼口香糖。」為了某種理由，也許是醫生的勸告，我以柑橙果腹，以後以牛奶充飢。十二月十日，我覺得有點冷，早晨喝一杯咖啡。在我走出餐廳之際，我感覺腳下有一種遲鈍的彈力，就像腳底長了兩英寸厚的橡皮。我受不了啦，十二月十四日，我離開芝加哥前往溫暖而有陽光的加州。那個年頭旅行費用不多，從芝加哥經由洛杉磯到舊金山火車票價加臥鋪不過九十元，餐費一天三元。我參觀了「大峽谷」，在十二月十七日的日記上敘述我騎騾子走過「亮安小徑」（Bright Angel Trail），共寫了六頁。火車由洛杉磯北上圍繞岱阿布羅山（Mount Diablo）到北柏克萊和有鐘樓的加大校園，使我想起了康奈爾的圖書館鐘樓。我定居在奧爾斯頓大道（Allston Way）青年會三二六號房間，度過一個遠較溫暖的學期。定居？還沒有，我搬到電報道（Telegraph Ave.）二二四〇號，不久搬回青年會四〇九號房，又搬到四二一號房，這才真的定居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