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元任早年自傳 · 三、哈佛研究院

現在回顧一下從一九一五到一九一八在哈佛這三年，似乎只是繼續沉醉於研讀哲學，獲得學位。這種平鋪直敘的生活有少數幾次因生病和到附近地區旅行而被打斷。但翻閱那幾年的日記，我發現在我做學生的最後年代，還有許多事值得一提。 在哈佛的第一年，我一個人住在哈佛廣場教堂街與麻州道交叉點的「學院寄宿舍」。一年後，在康奈爾和我住同房間的胡明復也來哈佛，於是我和他搬到牛津街波京斯館（Perkins Hall）七十七號房，後搬到八十五號房，以後又搬到波京斯館正對面的柯恩特館（Conant Hall）。明復返回中國後，我和他的遠房堂弟胡正修同住一室。在牛津街，在我身後走的男孩子高叫：「嘿，那個傢伙需要理髮！」在街頭走路遇到熟人，我仍然不打招呼，因此早在康奈爾第二年，我便得了一個外號「教授」。除了心不在焉之外，我還猶豫不決。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三日我寫道：「今日余已二十四歲，仍然猶豫不決。」羅素、裴瑞（Ralph Barton Perry）和羅伊斯（Josiah Royce）的著作，我看了很多。第二年中期，我才開始想到博士論文的題目，最後決定的題目是「連續：方法論之研究」（Continuity：a Study in Methodology），在論文中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何時算是程度上的區別，何時算是品類上的區別，品類上的區別能否減低成為程度上的區別等等。這項撰寫論文的工作並未對我猶豫不決的習慣有任何助益。我的畢業論文是在協佛教授指導之下寫成的，在我通過最後考試之後，主持考試的侯京（William E.Hocking）教授問我撰寫論文是否影響我的個性，我回答說在那方面對我毫無幫助。 讓我迴轉頭來談一談那三年我讀書的日常事務。我選修各式各樣的課程，多數是討論會（seminars），在討論會上，在我最後決定我的論文題目之前，我宣讀各式各樣的文章，諸如《法律可改變嗎？》和一篇因果律的文章等等。我在羅伊斯教授指導之下從事研究，他主持的形上學研討會極為動聽。他介紹我閱讀皮爾斯（C.S.Peirce）的著作，其豐富而有餘韻的「邏輯」饒有趣味，但難於領會。羅伊斯於一九一六年九月十四日壯年物故，無從遞補。在他遺言贈送的書籍中，我獲得一部麥格斯威爾（Clark Maxwell）所著上下兩冊《電氣與磁學》，由羅伊斯加以註解。對日抗戰期間，我從南京流亡於一九三八年到雲南攜帶少數幾本書，這書是其中之一，現在仍擺在我的書架上。裴瑞和侯爾特兩位教授幾乎轉變我成為實體論（realism）的信徒，雖然侯京教授是個唯心論者（idealist），在哲學方面以及私人方面，對我影響極大。英籍教授侯恩雷見解不褊狹，讓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並未受教於伍德斯教授，惟我第二次到劍橋（一九二一—一九二四）發起哈佛教學中文，他是最重要的推動人物。我在上文提過，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是協佛，他以發明斜線「/」而聞名，斜線的意思是「既不又不」，單從這項發明，整個形式邏輯學便可建立，還有整個數學，如懷特海（Whitehead）和羅素所做過的，他們的傑作當然是《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惟我以及多數學生覺得在數學和哲學內外，其先驅，羅素著的《數學原理》（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遠較可讀。 我不能決定究竟選修心理學還是科學史作為我的副修課程，所以這兩種課程我都選修一些。孟德伯（Hugo Münsterberg）教授是一位有聲有色的生動講師，惟我覺得在藍格菲（H.S.Langfeld）教授教導下，我學得較多，藍太太也教我彈鋼琴。韓德森（L.J.Henderson）教授和沙頓（George Sarton）教我科學史，那時科學史還是一門新課程，沙頓教的兩門課，班上只有我一個學生。上課地點是魏德納圖書館（Widener Library）內沙頓的小書房。我決定不了我該不該點頭或說是，或像班上任何學生那樣，靜靜地坐著。我並未選修亨廷頓教授的課，但徵詢他對我的論文和課外活動的意見。他鼓勵我在圖書館涉獵，被我找到芮格（Wm.F.Rigg）寫的一篇文章：《兩世紀前的中國星圖》（A Chinese Star Map Two Centuries Old，刊在一九一六年一月的《大眾天文學》），以及史雷格（Gustav Schlegel）一八七五年所著《中國天體學》一書中大批資料，我據以寫了一篇文章《中西星名圖稿》（Jong-Shi Shingming Twukao）在上海《科學》第三卷（一九一七年）發表，費了我兩個月一百三十小時才寫完。 我繼續對語言學發生興趣，選修了葛然簡（Charles H.Grandgent）教授的「言語學入門」。在哈佛的最後一年，我第一次會到以「基本英語」聞名的理查斯（Ivor A.Richards），以後在清華大學，他成為我的同事，我們時常見面。後來我對基本英語興趣濃厚，寫了一本基本英語教科書，且試以非美國口音灌了一套錄音片（一九三四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附錄音片）。基本英語便是理查斯和歐格登（C.K.Ogden）共同發明的。那幾年我有一次有趣的語言經驗，即傾聽聾盲天才海倫·凱勒（Helen Keller）講演。通常她先用手語和譯員講話，再由譯員說出她要說的話，可是那次她自己高聲講出，惟我頗難聽懂她的話。三十年後，我卻很容易和貝爾電話公司試驗室的聾子音響學者布魯姆（Edger Bloom）交談，當時我在貝爾試驗室任顧問。他們業已發明了光譜圖，顯示出話語各種頻率因素的相關強度，以便初學者能看到他發音的形態，而對自己的發音和他要仿學的聲音加以比較。我繼續研究中國方言，有很多機會從哈佛到麻省理工學院中國朋友聽到並學習方言。一位朋友張雲（Chang Yun）是陝西西安人，他教我的一段話是這樣的： 來下，來下！ 人家娃，在書房讀書呢。 咱的娃，拿勺勺要水呢。 不說起，是他二爸呢。 說起他娘可不行。 去下，去下，叫娃要去要去！ （譯者註：發音略） 最怪的是「書」字，中國大部地區讀為shu，他則讀為fu，我們都學著他玩。張雲業已去世，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我上次旅行時曾拜訪他，我仍然記得而且背誦出他的腔調，他頗引以為樂。 雖然要準備考試、撰報告、寫論文，我仍有時間參加許多課外活動。在康奈爾我學過天文學一門課程，我繼續研究星球，一九一六年六月我學會看仙后星座的位置來判定時間。我買了一架望遠鏡，一九一八年八月十八日，當射手座消失在月亮的黑暗面之際，我能看到它的月掩（Occultation）。在課外閱讀方面，我極欣賞懷特的《自傳》、班奈特的《一天二十四小時》、戴莫根的《奇人的預算》及加洛爾的《獵怪獸》。我也選修更多的函授課程，如個人效率課。我對效率本身比自己增加效率更有興趣。我不大去聽公開講演，惟常去聽克羅則（Samuel Crothers）在正對著我房間的一神教堂講道。我喜歡聽他講，不是我相信一神論，而是因為他是好的論文家和善於雄辯的演說家。我繼續在哲學會社、數學會社、世界會社、中國學生會社等團體為活躍分子，和在康奈爾時候一樣，參加一年一度在各城市舉行的中國學生聯盟會議。我作的獨幕喜劇《掛號信》在會議中上演不只一次，一次是在達馬瑞斯哥塔（Damariscotta），另一次我想是在哈佛。最費時的課外活動仍然是編輯《科學》中文雜誌，該雜誌辦事處遷到哈佛，因為多數積極成員已轉入哈佛（《科學》雜誌社最後遷回中國）。有一個時期我身心交疲，不得不請求教授寫信要我減少課外活動。 那項藉口只是藉口而已，我依然繼續做我喜歡做的事，不管是不是妨礙我的正常工作。我繼續涉獵音樂，選修一門高級和聲學課程。在《科學》雜誌上登出我作的三首或四首曲譜。我無須清晨二時排隊買桑德斯劇院（Sanders Theater）及交響樂館（Symphony Hall）的票，去聽福朗查雷四重奏（Flonzaley Quartet）、柏德魯斯基（Paderewski）及侯夫曼。我在日記上熱烈記載了柴可夫斯基（Tschaikowski）第四首和貝多芬第九首。在去聽音樂會之前，我一連幾天練彈貝多芬第九首。當時我的喜好多少是傳統性的，現在或許仍然如此。福朗查雷四重奏演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所作曲譜，我在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的日記上說：「依我看，似乎毫無意義。」我看戲劇不如聽音樂會的次數多。我倒蠻喜歡看《查禮的姑母》，至於在舞台上演的《金銀島》，我覺得「史蒂文森（譯者按：《金銀島》之作者）的味道所留無多」（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九日日記）。還好，我閱讀卡羅爾的著作多年後，才看到它在舞台上及在銀幕上被弄壞，我將他的兩部名著譯成中文時（一九二二年《愛麗絲夢遊仙境》，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六八年《愛麗絲境中奇遇記》），他的著作還未搬上舞台或銀幕。 截至現在，我對世界的大事所述無多，那是因為我對這些事極少注意，惟我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開始時確曾記：「何等荒謬！」在美國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七日對德宣戰時，我不得不於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五日向徵兵局登記為外國人，以免服役，直到一九五〇年代我才歸化為美國人。以後我在芝加哥看到整夜喧囂慶祝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停戰。 在這三年之間，我的健康情形大多數時間一定頗為良好，我參加了那麼多活動，可是我也有過頗為嚴重的病痛，每年至少進一次醫院。一九一六年我在波士頓高卜醫院（Copp Hospital）由杜德萊（Dudley）醫生操刀割除盲腸，我於七月廿一日手術後一星期，費了兩小時在日記上寫了十三頁，描述那次的經歷。我數我的呼吸，數到「七十三」便麻醉過去。由於我住院開刀，得識看顧我的護士菲珀黛（M.E.Philpott）小姐，友誼保持多年。開刀結果，那年夏季中國學生會議，我便未得一英里競走冠軍，以後再未獲勝。一九一七年二月，我在床上嘔吐不止，有一段短時期幾乎人事不知，不得不在學校醫療院住幾天。那年稍後，我的老毛病心跳病又犯，但貝萊（Bailey）醫生說沒有關係。到了十二月，我因「鼻樑歪斜」又在醫療院開刀。這次他們使用氧化氮和以太混合劑，我只數到「二十三」便失去知覺（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日日記）。可是我出院之後只有三天，鼻子又塞住不通，被送到眼、耳、鼻醫療院再開一次刀。我在那裡住了三個星期，一切才恢復正常。儘管我的健康情形好壞不一，我總是頗為活躍，這一定對我有好處。我繼續長途散步，惟不似在丘陵起伏的伊薩卡散步那樣陡峭。有一次我走過劍橋橋（鹽震橋）（Salt-Shakers Bridge）到東波士頓，回頭經哈佛橋到哈佛廣場，共費四小時。那些年我也騎腳踏車，不過我仍覺得走路是更好的運動。 我提到過許多教授和教授朋友的姓名，惟除了「科學社」同事外，還未談及別的朋友，「科學社」同事多數來自康奈爾。我在哈佛比在康奈爾交了更多的美國朋友。有一位狄謀思（Raphael De-mos）和我同系，另一位是物理學者冷繪（Victor Lenzen），有幾門課和我同班，現在我在柏克萊仍然時常見到他。我們在牛津街狐狸圃（Foxcroft）餐廳一同搭夥，常開衛挺生的玩笑，稱他為「頂衛生」，因為他極講究食品衛生。青年才俊魏納（Norbert Wiener）當時也在哈佛，可是我對其父寮·魏納（Leo Wiener）所知較多，因為他對語言學頗為關切。後來由於小魏納訪問中國和我二次到哈佛，我對他所知增多。我也擴展所學，多次會晤衛斯理大學的謝費德（A.D.Sheffield）教授，在中國和他談論很多語言問題。 除了貝夫一家女孩外，我還沒有提到其他女朋友。在哈佛［即芮德克理夫（Radcliffe）和衛斯理（Wellesley）］，我確有比在康奈爾時更多的女朋友。其他我約會的女孩有韓美英，她是最漂亮的女孩之一。王瑞嫻是我的音樂朋友，她在波士頓音樂院主修鋼琴，那時我當然不曉得她是我未來太太在上海中西女塾（McTyeire's）的同學。她嫁給康奈爾我的同學董（J.C.S.Tung），生了四個孩子，都成為有成就的音樂家，兩個女兒在音樂會上任鋼琴手，兩個兒子在賓州交響樂團任指揮。另外一位女友名叫李（Mable Lee），以她的年齡來說，具有極成熟的性格。有一次，我演說比賽榜上無名，她逐句分析我的講詞，使我心裡好過而不覺難受。我常見到一個女孩子叫牛惠珠，是我哈佛醫學朋友牛惠生的姊姊（或妹妹）。有一次，鄧賴卜（Dunlap）博士請我們兩個吃晚飯，她帶了一件半織好的毛衣，沒注意到我丟掉毛線球，因而拉著毛線走過芮德克理夫校園，約走了三十碼，才發覺發生了什麼事。我在哈佛的後期，最常見的女孩是周淑安，她兄弟辨明我也常見，因為我們兩個人對語言頗有同好。我常和安娜（周淑安之英名）散步，合彈鋼琴二人合奏曲［如拉哥（Largo）從德伏拉克的新世界交響樂（Dvorak's New World Symphony）改作之曲］，離開她的時候，給她寫長信。 我雖然常和女孩約會並和女朋友玩樂，可是我從未對任何一位認真發生興趣，也許安娜除外，不過她已和我的一九一〇年清華同班同學胡宣明訂婚，我不敢更深一步進行。並非在感情上我並無準備，我早年已對儂姑發生愛慕之情，甚至對男朋友，如在常州溪山學校的李宗棠（譯音）及在哈佛的胡正修，頗為親近。某次，正修發覺我對他太好，而要了結這種無聊舉動。整個說來，我對感情之事頗不願牽涉在內，我想主要理由是我家已為我正式訂親，我還未能解除婚約。早先在常州的時候，我的家人為我和遠親陳儀莊（譯音）訂婚，當然未經我同意。這一定是一九〇四年以後的事，因為我的父母並未談及此事。（譯者按：著者父母於一九〇四年逝世。）我心向革命，去美後並不太在乎此事，惟總覺得是一種精神負擔。一九一六年一月十日左右，我決定採取行動退婚。幾年（譯者按：原文如此，似應為「幾天」）之後，我費時兩個多小時寫信給我的舅舅馮聃生，想解決這個問題。我在日記上寫道：我從倫理觀點衡量此問題，此問題亦在倫理上衡量我。到了五月十日他才復我信，用語含糊不定。以後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十四日，我寫信給在上海的遠房叔祖趙竹君，他具自由思想，對我頗為同情，且亦公正。惟在三年之後方始解約，因而我可以結婚。 在獲得喬治與馬莎·德貝獎學金、席爾斯獎學金、華克研究獎學金和謝爾登旅行研究獎學金之後，我又獲得一項超博士旅行研究獎學金，離開哈佛。人們旅行國外，通常靠這種獎學金，惟我深恐戰後的歐洲過於混亂，決定在美國旅行，先去芝加哥，然後到加州。動身之前，我著實漫遊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