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元任早年自傳 · 二、在康奈爾的幾年

我們到達舊金山，正趕上看慶祝加州於一九一〇年加入聯邦日（Festivities of the California Admission Day）。當時我得到的對美國印象和以後我在紐約州伊薩卡（Ithaca）所見到的，頗不相同。我們這批清華學生由蔣夢麟等人來接，夢麟那時是加州大學四年級學生。我被安頓在斯托克頓（Stocton）街的東方旅館（Oriental Hotel）。他們引導我們去看舊金山的景色，包括一九〇六年大地震尚未清除的廢墟——不對，他們一向管那次地震稱為「大火」。 不久我們這批人便被分成較小單位，分別送往各大學，大多在東部各州。我們搭乘橫越大陸的火車去到水牛城（Buffalo），然後換車到伊薩卡，由一位高年級生金邦正（後為清華學校校長）來接。以前選送的第一批清華學生，大多數送到高中讀書，他們覺得高中課程太過淺顯，這是北京政府的錯誤。這次，我們全部送到大學，有些人甚至被承認具有稍高學分。我和另外十三位中國學生，獲准進入康奈爾大學，做一年級生，包括胡適（當時英名為Suh Hu）和周仁，一九七三年我到上海曾見到周仁，最近他逝世了。 我對伊薩卡的第一印象是根本不像美國。以前我認為美國應該像明信片上所印的一排一排的高樓大廈，如波士頓畢康街（Beacon Street）出售的明信片，可是在這裡，除了校園內的大樓外，所有房屋都是木造的——我稱之為小茅舍。惟我習慣於伊薩卡的生活，一連四年住在那裡，甚至未去過紐約市。 我住的第一個處所是林登道（Linden Avenue）一二七號一家寄宿舍，位於山下，距離校園多數建築物約一英里之遙。後來我遷到卡斯卡迪拉館（Cascadilla Hall），和我住同房間的是胡達（明復），我和他相互學方言。他是無錫人，在我家鄉常州以東三十英里。外人很難分別出這兩種口音，因為太近似了。胡家人那時我認識的頗有幾位：明復的哥哥胡敦復一九〇九年在康奈爾畢業，是護送我們去美的三位監督之一；他倆的遠房堂兄弟胡憲生一九一四年畢業；我們同班的胡適（和上述三胡無親屬關係）。因之頗有一段時期，我們的朋友難以分辨出胡是哪個胡（譯者按：原文為Hu was Hu，與Who's Who聲音相似）。以後在哈佛，和我住同房間的是敦復、明復的遠房堂兄弟胡正修。 在康奈爾的生活，我可以引述我一天的日記。和通常一樣，每個人都寫文言文，甚至用文言文翻譯英文，如went downtown to get eyeglasses譯為「至下城取目鏡」。以下是一九一〇年九月三十日我的日記： 學校今日開學。七時起床。八時前不久，（圖書館塔樓上的）悅耳鐘聲響起。第一課解析幾何在懷特館（White Hall）二十四室上課，史奈德（Virgil Snyder）教授提綱挈領，解釋詳明。胡明復與周仁及王預同在一班。第一課後，余至史密斯館（Goldwin Smith Hall）一八三室上德文課，由波卜（R.P.Pope）教授講解德文字母與發音。中午，校長舒爾曼（J.C.Schurman）對全體學生講話。午飯後，去十號物理實驗室，惟貼有通告，謂第一次集會於下周一舉行。下午，劃妥表格以志已作之工作。晚餐後，去（此處脫落一字）散步。晚讀德文及演習解析幾何。十一時就寢。 由於胡敦復對我解釋過純科學與實用科學的區別，於是我集中心力主要在數學與物理上，惟我得要滿足課業分散的通常需要，我選修了美國史等課程，美國史我得了六十八分，是我做學生以來最低的分數。我得的最高分是數學得了兩個一百分、一個得了九十九分，另外天文學得了一百分。若干年後，聽說我仍然保持康奈爾歷史上平均成績的最高紀錄。 一九一二年五月廿九日日記，記有我的課程表如下： 在大學上課數以百計的小時中，據我記憶所及，最富刺激性的一刻是一九一〇年十月六日在洛克菲勒館（Rockefeller Hall）所做宇宙引力的全班實驗。我在中國高等學堂學過重力和引力，惟宇宙引力的說法，即所有物體彼此吸引，在論及巨大物體和行星圍繞太陽運轉時，只是一種理論而已。這次，教授讓我們看到物體相吸簡單明了的事實。這項實驗稱為卡文迪許（Cavendish）試驗，兩個重鉛球相距數英寸排列，在兩球之間，用微小扭秤（torsion balance）懸掛另外兩個小金屬球，在細吊繩上裝以反射鏡。小球位在一條直線上，該直線與連接兩鉛球之線成直角。尼柯斯（E.L.Nichols）教授先對我們解說，然後移動兩鉛球數時，一鉛球移近一小球，另一鉛球移近另一小球，宇宙引力使得扭秤擺動，而致反射光點在牆壁上移動。這種移動情形只能在幾秒鐘內看到。我們興奮得在地板上跺腳，這種動作是我到伊薩卡不久後學到的。直到今天，我仍然覺得那次實驗宇宙引力是我所看到的最動人的一次物理實驗。 我本來主修數學的，可是從上列的課程表，可以看出我選修的物理課程如不比數學課程多，至少也相等。在我讀大學的初期，我的興趣已擴及語言、哲學和音樂。 如我常說的，近幾十年來我的主要職業是在語言方面，與其說是改變初衷，毋寧說是回到舊好。在《早年回憶》中我敘述過我對中國各地方言頗有興趣。所以這次我修畢康奈爾需要的語文學分後，我又主動從賓州斯克蘭頓城（Scranton）的國際函授學校學習法文。那真是一所學校，因為他們不只供應詳盡的課本，還給你留聲機片。我不但可聽，且可用他們供給的設備在未錄音的留聲機片上錄下練習，送到學校改正。不幸有一次練習未寄回來，我便錄下「國函校監理他人財物」（I.C.S.was in rceivership）。那時是「世界語運動」的初期，我加入了「世界語俱樂部」，為其活躍分子。我的中國同學之一吳康，自名為Solvisto K.Wu，也這樣簽名。我的年長朋友胡敦復後來做（上海）大同大學校長，稱自己的學校為「烏托邦大學」（Universitato Utopia）。（譯者按：Solvisto、Universitato似均為世界語。）我對語言學發生濃厚興趣是在選修戴維森教授所教音韻學之後。學了國際音韻字母，使我大開眼界，也大開耳界。以後在哈佛大學我選修更多音韻學課程，興趣更為提高。 我對哲學方面興趣也不小，在康奈爾第一年，興趣就從數學轉移到哲學。哲學入門是齊萊（Frank Thilly）教授教的；客座講師協佛（Visiting Lecturer Henry M.Sheffer）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覺得他講的課值得「徹底享受」（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日記）。後來協佛在哈佛指導我寫博士論文。克雷頓教授教導我邏輯學和其他課程。一九一三年五月十日晨，天氣異乎尋常的冷，教室內溫度是華氏表四十度，克教授一面試探微溫的散熱器，一面舉首看窗外，順便以實用主義對理想主義的口吻說：「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光線，而是更多的熱。」博得滿堂——課堂也——彩。 在校內及校外，均使我提高對音樂的興趣。在林登道安頓後不久，我以二百二十元買了一架二手貨鋼琴（原價三百五十元），分期付款，每月付三元五角。清華獎學金一個月只有六十元，全部開支（包括學費）包括在內。可是那個年頭，物價便宜，我們付女房東膳宿費三元五角，早餐竟可吃到牛排大餐。現在回頭來再說音樂。我常去聽音樂會及私人演奏，諸如弦樂四重奏的崔沃（J.E.Trevor）教授、侯維茲（Hur Witz）博士、同學卡甫（Isidor Karp）和波飛（Perfy）先生。有些學生對於音樂興趣極大，自排隊購買每年一度「慶典音樂會」（Festival Concerts）季票一事，可見一斑。有一次我清晨四時即起床，到毛瑞爾館（Morrill Hall）前等候開始售票，惟仍排到第三十名。又有一次我凌晨兩點鐘就到毛瑞爾館排隊，然後由鄒秉文（一九一五班）接班，我回去睡覺，六點半我又去接替他，等候買季票。我經常去聽每周在聖家堂（Sage Chapel）的風琴演奏會。第一次演奏的是姜斯東（Edward Johnstone），我跟他學譜曲；第二位是括爾斯（James T.Quarles）。我在日記上說，括爾斯教授奏的羅科哉進行曲（Rockoczy March）遠不如姜斯東奏得好，惟括爾斯則是一位好教師。我跟他學彈鋼琴與和聲。 我將中國一首老調《老八板》譜了和聲，他於一九一四年五月十八日風琴演奏會上予以演奏，那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公開表演。我在日記中說「聽起來非常美好」。我第一次印行的曲譜是《和平進行曲》（March of Peace），刊在一九一五年在上海出版的（中文）《科學》第一卷第一期一百廿一頁，那首曲子像以後多數我譜的曲子一樣，完全是東方格調。我的另一位鋼琴教師是宋雅·席佛曼（Sonya Paeff Silverman），她是我數學老師路易·席佛曼（Louis Silverman）的太太。上文提到我數學兩門學科得了一百分，其中一門是「方程論」，我想就是他給的。我從席佛曼太太先學彈「布爾格彌勒一百首」（Burgmuller 100），然後學彈莫扎特的鋼琴曲（Mozart's sonatas）。時至今日，因為常彈貝多芬和蕭邦的曲子，而少練習布爾格彌勒，我的手指仍照著布爾格彌勒曲譜滑動。我和席佛曼一家的關係繼續了另一個世代。起初，在席佛曼太太指示給我看，某些調子該如何在鋼琴彈奏時，我用奶瓶為小拉費爾（Raphael）餵奶。拉費爾長大以後以奚禮爾（Raphael Hillyer）之名為邱拉德四重奏（Juilliard Quartet）的大提琴手，演奏多年。一九四三年他在哈佛選修我的廣府話課程。一天，我帶領全班同學到波士頓僑香餐館（Joy Hong Restaurant），侍者用廣州話問他：「先生，你是什麼時候從中國回來的？」他的音調感一定對他學習九種廣州音，頗有幫助。 我敘述在常州和南京讀書的那幾年，曾說我看西方小說中譯本，大多在中國，出國之後，從未看過任何小說；惟我對於各種課外讀物，以及到戲院觀劇則頗有興趣。米爾（John Stuart Mill）的「自傳」和福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自傳」給我留下極深印象，想要像他們那樣生活。以後侯維茲教授介紹我看《奇異國》（Wonderland）叢書的奇妙世界，我被這些書吸引住，看上了癮，沒有幾年，我便將卡羅爾（Lewis Carroll）所寫的兩部名著譯成中文：《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一九二二年上海出版；《愛麗絲鏡中奇遇記》（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一九三八年在上海出版。我常去看戲，但從未喜好過歌劇。我常常覺得在歌劇里，音樂攪擾了動作，動作又攪擾了音樂，可是愛好歌劇的人則覺得兩者相輔相成。我喜歡看電影和話劇，像買「慶典音樂會」入場券一樣，我也排隊買羅伯森（Forbes Robertson）所寫的《哈姆萊特》（Hamlet）話劇。我對戲劇興趣這樣濃厚以致加入中國學生戲劇活動，英文教授桑浦生（M.W.Sampson）曾指導我們演出鄧桑尼爵士（Lord Dunsany）撰寫的《失掉的帽子》（ The Lost Hat）。我甚至試寫劇本，那是一出獨幕劇，名為《掛號信》（The Hang-Number Letter），大意是說明中國學生在美國講英文的苦惱。這是我寫的而在舞台上演的第一個劇本，惟系由學生主辦。 在康奈爾大學的中國學生創辦《科學》月刊以後，需要遠較嚴肅的寫作。這個刊物後來成為一項重要的事業，值得在此敘述一下創辦的經過。一九一四年六月十日，我在日記上寫道：「晚間去任鴻雋（叔永）房間熱烈商討組織科學社出版月刊事。」我們都用文言撰文，安排《科學》月刊在上海出版，由朱少屏先生任總編輯。第一期於一九一五年一月出版，共一百廿一頁，十一篇文章、科學消息，和一件附錄，即我作的《和平進行曲》。除出版月刊外，不久又組織了「中國科學社」，以任鴻雋為會長，楊銓（杏佛）為編輯。因為這個月刊不似《東方雜誌》那樣大眾化的刊物，我們得要用從獎學金中特別節省下來的錢，支持這個刊物。有一段時間，我以湯和蘋果餅作午餐，以致得了營養不良症。可是不久，這個刊物發展成為組織完善的科學社，當其多數在美活躍會員畢業還國之後，科學社遷到上海，繼續發揚光大，直到一九五〇年左右，別的同類刊物使其無必要（如任鴻雋所說）倡導科學的重要性。 除了在上海出版《科學》外，我和中國的聯繫並不多，只經常和我堂表兄弟姊妹以及我最喜歡的姑母儂姑通信。那時中國最振奮的事件是一九一一年推翻帝制的革命。十月十日之後不久，同班同學王預叫住我說：「好消息！好消息！」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革命的事，我便提醒他在南京的時候，我們這些醉心革命的學生在追悼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奉命「舉哀」之際，實際高聲大笑，因為我們全跪在祭壇前，沒有人能聽出有何不同。 那些年另一件重要大事是一九一四年的歐洲大戰。我們並未認清那次戰爭的重要性，我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卅一日的日記上只記「歐戰迫近，何等荒謬！」繼續忙於科學社開會等等。八月二十日我記「見到飛機」，那些雙翼飛機還不能用於作戰。 除了編輯《科學》月刊等活動及聽音樂會和看電影之外，在運動方面我也頗為活躍，中國學生很少有長得身高體壯足可加入美國隊的，惟我們有自己的各項球隊。「中國學生聯盟」分東、西兩部，東部包括中西部，每年夏季（有時還加冬季）舉辦一次討論會，除講演、音樂會及其他文化活動外，通常還有運動會。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我獲一英里競走冠軍，成績是十分四秒，那時的世界紀錄是九分鐘。一九一五年我又獲勝，成績是九分五十一秒，惟一九一八年切除盲腸後，便未獲勝過。 在康奈爾的中國以及美國學生在運動方面表現頗佳。我們不但每星期須有兩次走或慢跑兩三英里，且必須能游泳六十英尺方可畢業，就是每天在校園走上走下也算是一項運動，特別是冬天在一英尺深的雪裡跋涉。外國學生免除游泳的規定，但我仍然學會游泳。 溜冰是我們中國學生學習的另一項體育活動，琵琶湖（Beebe Lake）近在校園旁邊。一種變態溜冰，是從圖書館斜坡前冰凍的人行道上滑溜而下，學生多喜歡這麼做。整個冬季，斜坡光滑如鏡。出乎我們想像之外，出事率極低。 儘管紐約州中區氣候嚴寒，我感冒的次數反比平常減少。我住進學校療養院只有一兩次。我聽從校醫韋禮斯（T.W.Willis）的勸告，鑲上假牙，使得我健康有了進步，也對我的心理發生有利的影響。如前文所述，我年輕時候跌掉兩顆門牙，以後便羞於言笑，別的孩童常取笑我說：「誰拿走你的前門？」我講話雖仍發音明晰，可是遇到f及唇音，我得以上唇蓋住下齒，發出唇齒音，而非齒唇音。牙齒鑲好之後，經過一段短時間才完全適應，我覺得我是一個勇敢的新人，完全具有面對世界的信心。（譯者按：本文第二部分第三節謂系在上海裝上義齒。） 我在伊薩卡時常長程散步，最長的一次是和任鴻雋、楊銓、鄒秉文及其他人，於一九一三年七月廿二日往返陶哈歐瀑布（Taughanough Falls），來回二十三英里。初到美國四年之間，我從未離開伊薩卡，直到一九一四年七月四日，我才搭乘火車前往水牛城，參觀設在尼亞加拉瀑布城（Niagara Falls）的曬待得小麥公司（Shredded Wheat Co.）。我既然開始旅行，在寒暑假期總要長途旅遊，有一次曾遠至波士頓。 我在美國的第五年和前四年頗有不同，主要的變更是改變我的主修課程，從數學轉到哲學，我獲得哲學研究獎學金。我曾讀過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著作，我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十日的日記上說羅素的《哲學論文集》（Philosophical Essays）「極符合我的想法」。我對柏拉圖的《共和國》和休謨的《論文集》等等，也曾多方涉獵。因為我一直選修哲學課程，我覺得轉系並不是太大的改變，仍有餘暇做課外活動，甚至在寒暑假出外旅行。一九一五年一月及二月，我去斯克內克塔迪（Schenectady）拜訪達維一家人（Wheeler P.Daveys）、奇異公司（C.E.Co.）和聯合學院（Union College）。這是我第一次拜訪美國人家庭。在紐約中央大火車站（Grand Central Station），我的老同學路敏行來接我，並引導我各處觀光。我參觀了哥倫比亞大學，看了萊因金（Rheingold）——我第一次看的歌劇——愛達（Aida），並聽了喜好音樂社演出的音樂會（Philharmonic concert）。在侯夫曼（Joseph Hoffman）鋼琴演奏會上，坐在我旁邊的女孩深受樂聲感動，每演一曲後，她必悲傷嘆氣。我登上伍爾沃斯大廈（Woolworth Building），那時帝國大廈（Empire State Building）尚未建造，參觀了格蘭特（Grant）墓、水族館及大都會博物館，在布魯克林（Brooklyn）橋上走了一段路，總而言之，像任何觀光客一樣，遊歷了紐約。我隨著搭乘浮爾河輪船（Fall River Line）經由科德角運河（Cape Cod Canal）前往波士頓及劍橋。南京同學吳康來接，我和他已有四年未見。我晤見了數學教授亨廷頓（E.V.Huntington）和哲學教授伍德斯（J.U.Woods），這兩人後來對我在哈佛學業助力頗大。這次我拜訪的貝夫（Paeff）一家人，以後我常去走動，索尼亞·貝夫（Sonia Paeff）（譯者按：上文拼為Sonya）在伊薩卡曾教我彈鋼琴（她丈夫是路易·席佛曼，我的數學教師），我多次看到她的姊妹，貝絲（Bessie）、安娜（Anna）和小「瑞娃」（Reeva），實際上是Reba，以後我稱她為瑞葩。那一學年，除了正課之外，我讀了許多羅素的著作。我寫一篇哲學論文，竟得了獎。中文《科學》月刊「創刊」號於二月出版後（譯者按：上文謂於一月出版），我撰稿、編輯，頗為忙碌。四月，我從哈佛聽到我獲得了喬治與馬莎·德貝哲學獎學金（George and Martha Derby Scholar）。六月十一日，我在康奈爾上了最後一課——形上學研討。臨行之前，我參加了一九一四年六月十六日康奈爾第四十七屆畢業典禮。在典禮中，有首任校長懷特（Andrew D.White）在史密斯館前塑像揭幕式，懷特校長說，在自己塑像前講演，頗覺尷尬。 在靜止四年之後，我既然慣於在各地走動，離開康奈爾前往哈佛之際，我旅遊所到之地頗多。一九一五年夏，我和上班同學（康奈爾一九一二班）Robert W.King拜訪葛蘭（Watkins Glen），後來在一九三八年中日戰爭期間，我曾將日記和我拍攝的四千五百張照片從中國寄與我這位金同學托他保管。在紐約時，胡適與我的共同朋友威廉斯（Clifford Williams）小姐請我晚餐，我第一次到哥倫比亞特區的華盛頓市，和清華學生監督黃佐庭以及後來在一九二〇年代任清華大學秘書的李岡發生接觸。那年暑期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前往巴爾的摩（Baltimore）拜訪嘉化，他是一九〇八年在南京時候我的第一位美國老師。這是我第二次拜訪美國家庭，第一次是半年前訪問達維家，上文我曾提到過。我對小瑪格麗特·達維的幽默感留有深刻印象。我們大部分時間談論在南京的往事。同年夏天，中國學生會議在康州中城（Middletown）舉行，我參加一英里競走，成績是九分五十一秒。其他我訪問的城市有哈特福（Hartford）、春田（Springfield）和普洛維騰（Providence）等，在普洛維騰，我看到康奈爾同學郝斯（Raymond P.Hawes）。最後我到達麻州劍橋，暫時和胡剛復（我多年同住一室的胡明復之弟）住在一起，不久遷於哈佛廣場附近的「學院寄宿舍」（College House），我住在把角的一間房，正對「一神教堂」（Unitarian Church）的鐘樓。於是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十日，便展開我在哈佛的三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