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元任早年自傳 · 七、為羅素任翻譯及結婚

在留美十年之後，上一章結尾剛才對美國說一聲「再見」，可是我仍將第十一年在北京這一章包括在《在美十年》之中，這有幾項理由：第一，我從未覺得永遠離開美國，只是名義上從康奈爾休假。第二，我和楊步偉戀愛結婚之後，我們立即決定前去美國定居，所以那年不過是我旅美年代中的一個插曲。可是事情並不那麼簡單。自我結婚生女之後，一家數口多次往返於歐、美、亞三大洲之間，成為洲際旅行的常客：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在中國；一九二一—一九二四在美國；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在歐洲；一九二五—一九三二在中國；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在美國；一九三二—一九三八在中國；一九三八—一九七三在美國（一九五九及一九六八曾到中國台灣）；一九七三年春在中國；一九七三至今在美國。不過那是我們夫妻將要合寫的另一本書《雜記趙家》的主題，而由我太太以第一人稱所述說。現在回到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 自舊金山到上海這段海程，於七月廿四日上船，八月十七日到達，一共是二十五天——不對，我八月五日的日記說：「沒有八月五日」，那天我們通過一百八十度子午線國際日線。我們還是在船上二十四天多一點。七月廿九日早晨我看到彩虹，晚間又看到月光反射的彩虹，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看到那種景象。經過火奴魯魯時，我像觀光客一樣參觀懸崖及水族館，也看到我哈佛的朋友鍾（M.F.Chung）。我和駕駛亨利（Henry）先生交上朋友，他准我掌舵幾分鐘。奇怪之極，輪船居然達到目的地。經過日本時候，輪船停泊橫濱，我甚至有時間到東京參觀東京大學。然後我致電上海青年會「請於星期三為趙元任保留一房間」。到了上海以後，我去拜訪好幾位老朋友，其中有俞大維、晏陽初，我女友的未婚夫胡宣明等人。那時正是中國科學社在南京開年度會議的時候，所以我匆忙趕去南京，自該社遷到中國後，我第一次出席年會。我會晤到當時的會長任鴻雋、編輯楊銓、三位胡先生，以及我在美國結識的許多其他朋友。那時離學校開學還太早，我回到家鄉常州看阿姆娘（常州話「伯母」），阿姆娘娘家姓左，談論往事以及我解除婚約的事。幾乎每次我經過常州，我都要去天寧寺和清涼寺，並拜訪清涼寺的方丈靜波。然後我再去蘇州拜候我外婆和姨媽大寄娘，一九〇五年我曾在她家住過一年。我仍然能夠流利說常州話和蘇州話，覺得毫不拘束。 八月十九日我在南京的時候，我從胡敦復、胡明復及胡適處聽說，梁啓超、張東蓀等人領導的進步黨要我為羅素做翻譯，羅素即將來中國做學術講演。三位胡先生警告我不要被該黨利用提高其聲望，以達成其政治目標，並告訴我不可讓他們把我僅僅當作譯員看待。我同意小心將事，同時也歡迎有此機會會晤這位學者並為他任譯員，他的著作對我在哈佛的工作具有極大影響。因而我在清華任教的事便發生了變化，我在北京城的時間倒比在清華園的時間多（譯者按：清華大學在北平西直門外，距市中心約一小時車程）。惟在羅素來到之前，我還有時間北上在清華教書。我在清華西偏院的西南角，稱為學務處的建築，找到一間房間。後來有人告訴我，那間房間是個幸運房間，任何單身漢住在那裡，不久便會結婚——我也不例外。最初我本定教代數和英文，以後教務長趙國材要我改教中國史和哲學，最後決定教心理學和物理。可是我還沒有教多少天，就得南下去接羅素。為了請羅素來中國講學，特別組織了一個「講學社」，由蔣百里和清華校長金邦正交涉「借」我為羅素做翻譯。蔣氏諮詢的著名學者有蔡元培、丁文江、陶履恭、秦景陽等人。我請我的朋友王賡在我離開清華期間，用我的講義大綱，代我授課。 在我開始為羅素翻譯那年之前，有件事情使我傷腦筋、費時間，比為羅素翻譯要麻煩得多，那就是我是江陰女孩陳儀莊（譯音）的未婚夫，這個女孩我從未見過，是我家在我雙親逝世後為我訂的親。九月十八日整個下午我在「國語統一委員會」開會，會後太晚了不能回清華，城門業已關閉。因此我去到龐家，表哥龐敦敏是我大寄娘的兒子，他太太織文，我稱為「五哥」，是我舅父馮聃生的女兒。那晚他們有個頗為盛大的聚會，大多數客人是中央防疫局人員和留日學醫同學。聃生舅父也在那裡，我解除婚約須付兩千元代價的事，成為談話資料。是合於邏輯呢還是偶然呢？那晚我遇到「五哥」和敦敏的在日本同學李貫中和楊步偉兩位女醫生，她們兩人在絨線胡同合開了一家「森仁醫院」。她們以前學醫同學林貫虹早死，這三個人的姓，林、李、楊都是木部，三木成「森」；其中一人已故，只存兩人，所以稱「仁」，這就是「森仁醫院」名稱的由來。次日這兩位醫生請「五哥」和敦敏在中央公園吃飯，我是住在「五哥」家裡的客人，所以也在被請之列。我在日記上說這兩位女主人百分之百的開通，楊大夫也有個家庭安排的未婚夫，那個婚約被她解除了。全體人員飯後去到醫院，被招待吃法式西點和美國巧克力糖。敦敏和五哥唱崑曲，我則唱Annie Laurie歌。第二天早晨我想回清華趕上八點鐘課，可是沒趕到，我的手錶慢了一刻鐘。此後我幾乎每兩天去森仁醫院一次，到了九月廿五日我向兩位大夫告別說，我恐怕太忙，如果我不能再來，希望她們不要介意；可是當晚我又去了。聽到外面出了車禍找醫生，我隨著她們跑到大門，匆忙中我踩到花盆，打破一盆菊花。自那時以後，每年在你們知道是誰的生日，我便買一盆菊花。 我該南下迎接羅素了。我先到漢口，由趙大夫介紹她兩位堂兄弟趙緣生和趙雨生招待我，他們陪我參觀漢陽鐵廠、黃鶴樓等處，黃鶴樓很讓我失望，被火焚毀之後，重修成方頂西式建築。經過九江時，我短暫停留，紀錄當地的方言。經過南京時，我不須紀錄南京的方言，我在一九〇七—一九一〇，曾在那裡住過三年。十月十三日我看到「波謅」（Porthos）號輪船停泊在上海，料想羅素一定大駕已到。我在日記上記載羅素極像我從照片及描述中所想的模樣，惟看起來比我想像的更強壯、更高，儀態更優雅。由於我們在哈佛有共同朋友，所以我易於結識他。當天在上海，次日在吳淞有盛大的宴會和歡迎會。在歡迎會上，隨同羅素來的豆拉·勃拉克女士（Dora Black）也講了話。歡迎詞以及羅素和勃拉克的答詞都由我翻譯，通常是講完一段翻譯一次。我發覺客氣話極難翻，不過以後翻譯學術演講就比較容易，尤以事前我能看到講演大綱的時候為然。 在上海短暫停留後，我和羅素一行經杭州、南京、長沙，然後北上去北京，沿途趣事頗多。在女子高等師範講演的時候，人們興趣濃厚，有一千五百人擠不進講堂，那個年頭並沒有有效的音響設備將講詞播放於場外。我利用這種機會演習我的方言。在杭州，有名的西湖便在城外，我以杭州方言翻譯羅素和勃拉克的講詞，杭州方言實際上是一種吳語，因曾為南宋首都，故帶官話語彙。在我們去湖南長沙途中，在江永船上有楊端六，他是湖南贊助人之一，我從他那裡學了一點湖南方言。十月二十六日晚，我翻譯了羅素的講演，講完後，一個學生走上前來問我：「你是哪縣人？」我學湖南話還不到一個星期，他以為我是湖南人，說不好官話，實際上我能說官話，而說不好湖南話。次日有幾次集會和餐會，我得有機會晤見蔡元培（以後任北京大學校長和中央研究院院長）和比我年長同鄉吳稚暉。在湘督譚延闓請宴席上，我為譚翻譯，楊端六則為羅素翻譯。那晚月全食，羅素在講詞中特別提到兩位古代天文家因未敲打盆鍋和放爆竹，嚇走試圖吞下月亮的天狗，而被處決。可是楊端六隻翻譯他說的客氣話，而未翻月食的事！ 回到北京，活動頻繁，講學社的蔣百里在東北城（譯者按：以內城及當地習稱而言，應為東城）遂安伯胡同二號找到一所住宅，由我和羅素同住。他和勃拉克小姐住在北上房，我睡在東廂房，書房則在西廂房。在那個年頭，結婚前，青年男女見面都有悖傳統，而羅素先生和勃拉克小姐同宅而居竟未引起議論。校長金邦正同意將我「借與」「講學社」一年，於是我便從清華搬進城內。十一月五日進步黨領導人梁啓超先生來訪，那是我第一次會晤這位著名學者和大人物，在二十世紀初，每個月我們都引領盼望閱讀他所主編的《新民叢報》。 羅素在北京大學講演，通常是在三院，在師範大學則在順治門（譯者按：又稱宣武門）外。第一次演講，約有一千五百人前來聽講。我在十一月十日第二次講演後的日記上寫道：「我照著己意大加引申說明……以譯員的身份講，比主講人講更有樂趣，因為譯員講後才引起聽眾反應。」在師範大學講哲學問題，講到老問題：什麼是物質（Matter）？不足掛齒（Never mind）！什麼是心意（Mind）？無關重要（It doesn'tmatter）！我翻譯起來頗覺困難，只能說那是一種英文文字把戲。「需要大加思考以證明沒有思考」（It required a good deal of thought to prove that there is no thought）這句話還較易翻譯。有一次勃拉克小姐在師大演講，提到未婚男人和未婚女人。中文的「婚」字，男子是「娶」，女子是「嫁」，我給翻擰了，成了「男不嫁、女不娶」。聽眾當然大笑，勃拉克莫名其妙，我只得小聲對她說：「現在沒時間解釋，以後再告訴你。」和羅素講演有關的一連串活動開始進行了。十一月，蔣百里創刊《羅素月刊》，由瞿世英任編輯。不久，羅素贊助人之一的傅銅創立一個「羅素研究組」，第一次聚會是在「西方回國學生俱樂部」舉行的，有時也在其他處所。 我既搬進城內和羅素住在一起，和我兩位女醫生朋友在森仁醫院見面的機會更多。她們常請我吃涮羊肉，或在醫院，或在附近的小館。有一次羅素在師大演講，我和楊大夫遲到了，羅素站在台上呆看著，毫無辦法。看到我和女孩子進來，他低聲對我說：「壞人，壞人！」照那時的發展情形看，我覺得我確知我愛誰，或開始愛誰。不幸李大夫多少較為天真。我寫給她一封長信，用友好的口氣解釋我的感覺，先給韻卿（楊步偉女士別號）看——我開始這樣思量趙大夫——她說李大夫不會懂我的意思。我將信交給她，她果然不懂，我不得不直說我的意思是另有其人。不久李大夫便神經緊張不寧，不得不到湯山溫泉休養，以後我和韻卿曾同去看她。一天晚上，我打電話給韻卿問明天早上能不能看她。她說可以，她會在家的。我說我要在中央公園西山坡上見她。七點鐘她來到的時候，我已經在山頂上等了。 「你那麼高啊，趙先生」，這是她說「早哇」的另一種方法。 我走下山坡對她說：「楊大夫（我一直不敢叫她名字，除非在思想里），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了。我很佩服你待朋友那麼好，可是我怕你可能傷害她，而對她沒有好處。我願意一切美好，不過我不能老讓她誤會。也許像我以前說的，我應該少來看你們。可是為什麼我該——」我說了半句停住不說了，和她在公園裡靜靜地走來走去，最後在「公理戰勝牌樓」停下來，她說：「對了，趙先生，你還是不要再來看我們吧。我想這樣於你最好，於我也最好。」說了她就轉身走開。 「韻卿！」我親切地叫她，她回過頭來。 「韻卿，」我又叫一聲，「就那麼樣算了嗎？——我是說咱們？」我怕她會回答：「咱們？怎麼叫咱們？」但是她未作聲，向我走過來。 「韻卿，」我說，「我不能。」 我們在公園裡走著，又回到西山坡，走過「來今雨軒」，穿過松林，走「格言亭」底下，經過「社稷壇」，到了公園門口，一直到遊人漸漸多起來，才提醒我這公園不光是屬於「咱們」的，我們兩個都還有工作呢。 要是沒有李大夫，森仁醫院顯然就得關門或轉與別人，後來真的轉與別人了。當時的情況已很複雜，更複雜的事還未來呢。羅素大部分演講是在北京，一九二一年三月，一百里以南的保定（譯者按：北平距保定名義上四百里，至少三百五十里）育德中學請他去演講。附帶在此一提，我曾到我兒時住過的元寶胡同和扁擔胡同一觀舊居。像通常一樣，兒時到過的地方，時隔多年之後，現在看起來，至為矮小。儘管羅素思想激烈，在日常習慣上，他卻是一個完全可尊敬的英國紳士。他在不生火的大禮堂講演，一向堅持脫掉大衣。結果，他回到北京即發高燒，住進德國醫院，由狄博爾（Dipper）大夫診治。到了三月廿六日，左右兩肺均發炎，身體極為虛弱，朋友們考慮請他簽字委任狀給勃拉克小姐，因為他們還未正式結婚。杜威為他擬好草稿。他雖然虛弱，可是卻頗清醒，口中喃喃而言：「委任狀？」然後試著簽字。醫生恐怕他辦不到，可是他還是潦草地簽了「B.Russell」。他仍然認得我，小聲叫我「尺先生」（Mister Ch』）。他叫杜威的名字說：「我希望所有我的朋友不離開我。」翌日，艾瑟（Esser）大夫說羅素先生情況「更壞了」，但是杜威夫人則說魯濱遜（Robinson）大夫不那麼悲觀。到了四月十七日，他已無危險，五月三日已能接見訪問者。同時倫敦報紙報導說羅素業已逝世。聽到這個消息，他說：「告訴他們，我的死訊太過誇大其詞。」他的健康恢復得很好，在回英國前，還做過若干次講演，並參加幾次盛大宴會。 我和楊韻卿戀愛日深，需要趕快解決我的老問題。我舅父馮聃生和叔祖趙竹君做中間人，兩方同意男方給女方「教育費」兩千元。我特別去到南方安排此事。我到蘇州看大寄娘，在常州看阿姆娘；將我父母老早存在兩家當店的存款提出，並將我買的一些「自由公債」（Liberty Bonds）換現，湊足「教育費」交與叔祖，正式解除了婚約。在滬寧鐵路上跑了多次，車上一個泡茶侍者我竟遇到四次。回到北京，我以自由之身去看我的女友。幾乎經過二十年後，我第一次可以說「我是自己的了」（她以前也那麼說過）。 現在我們可以自由自在做我們喜歡做的事了，我們覺得該做的事太多了。森仁醫院歇業後，轉給以前所有人的同學朱徵小姐，韻卿稱之為「湘姊」，更名為「繼仁醫院」，李大夫在西山另就職業。韻卿搬到箭杆胡同兩位英國小姐李伏西家中，在那裡我可以更私下會晤她。像通常一樣，我把幾個熨斗同時放在火中，結果都未燙完。不過我卻寫好第二次通函——或第一次綠函——寄給我的朋友，因為封面、封底是用綠色的。三月十九日，我寄出一六四封，七十九封寄給中國朋友，八十五封寄給非中國人。那時我開始接觸到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的傑作《中國音韻學》（以後羅常培、李方桂和我，我們三人譯成中文）。有關「國語統一委員會」的活動，商務印書館要我寫一本教科書，並製作一套國語留聲片；但我最感興趣的還是翻譯《愛麗絲夢遊仙境》，這是我的處女作，由胡適命的書名，一九二二年在上海出版。 我並不是盡在工作而沒有玩，韻卿和我到各處去玩。四月十五日我們到靈光寺（譯者按：為西山八大處之一），在那裡我以文言為她作了一首詩。另一次我們到南口游明陵，騎在石駱駝上照了一張相。最後我們在東城美好角落找到一所住宅——小雅寶胡同四十九號（以前那個胡同叫作小啞巴胡同），一樓一底，房間極舒適，還有屋頂花園。住的地方是有了，還有許多別的事須待處理。我們到中央公園，自照了多張相片，決定以在格言亭拍的一張和我們結婚——或無儀式結婚——通知書一起寄給我們的親友，一共寄了四百份左右。相片上刻的格言是「陽明之言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昌怠勝敬者滅」。我的同班同學胡適勸我們至少用最低限度的辦法，找兩個證人簽字，貼四毛錢印花，才算合法。下面是胡適回憶那晚寫的話： 趙元任常到我家來，長談音韻學和語文羅馬化問題，我們在康奈爾讀書的時候就常如此。以後我注意到他來的沒有那麼勤，我們討論的也沒有那麼徹底。同時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鄉楊步偉（韻卿）小姐時常來往。有一天，元任打電話給我問我明晚是不是有時間來小雅寶胡同四十九號和他及楊小姐，還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國（Chunkuo，湘姊朱徵的號）小姐一塊吃晚飯。城裡那一帶並沒有餐館或俱樂部之類用餐的處所，我猜想是怎麼一回事。為了有備無患，我帶了一本有我註解的《紅樓夢》，像禮物一樣，精緻的包起來。為防我猜錯，在外面加包一層普通紙張。 那晚，我們四個人在精緻小巧住宅里，吃了一頓精緻晚餐，共有四樣適口小菜，是楊小姐自己燒的。茶後，元任取出他手寫的一張文件，說要是朱大夫和我願簽名作證，他和韻卿將極感榮幸。趙元任和楊步偉便這樣結了婚。我是送給他倆禮物的第一人。 在我們寄給親友的通知書上，我們說接到這項消息的時候，我們已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下午三點鐘東經一百二十度平均太陽標準時結了婚。除了兩項例外，賀禮絕對不收。例外一是書信、詩文或音樂曲譜等；例外二是捐款給中國科學社。到了通知書上定的結婚時間，我們其實是在郵政局寄發通知書和照片呢。 第二天，《晨報》以特號大字標題「新人物的新式結婚」報道了我們的婚禮。後來我問羅素先生我們結婚的方式是不是太保守，他答稱：「足夠激進。」威斯康辛州威廉斯灣夜可思天文台的比斯布羅克教授接到英文通知書，就貼在天文台的布告牌上，讓他的同事們看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譯者按：不知何故著者於此處及第三部分第四章，均作六月二十一日，實際則為六月一日）下午三點鐘東經一百二十度平均太陽標準時，發生了何種天文現象。年輕人開始學我們的結婚儀式，實際上沒有一次學像了的，我們四個女兒也不例外，他們的婚禮總不如我們無儀式的結婚簡單。 我們這種激進方式觸怒了若干我們不想觸怒的人士。我最喜歡的姑媽儂姑（楊夢龍夫人）送來一個花籃，我未聽韻卿的勸告，退回了，因為既不是文字也不是音樂作品。此後我一直在追悔，那個花籃總可看作精心製作的祝賀卡片呀。為了彌補那次不愉快，我們試圖和她兒子畢爾（譯者按：原文為Bill乃William之暱稱，其中文姓名據楊時逢先生告為楊祺祚）保持友誼，他現在南加州大學任教。韻卿的大伯本來不贊成她退婚，這次更是大為尷尬，因為剛在他告訴朋友不曉得他的女兒又是侄女在何時何地結婚之後，每個人便接到通知書，有些人甚至比他還早收到。 這一切事情發生得太快，我們無從對以後生活確定計劃，雖然韻卿曉得我想回美國，在名義上而言，我仍是從康奈爾休假。可是如果她要繼續醫學工作，康奈爾醫學院設在紐約，而非在伊薩卡。因此我們開始想回哈佛去，哈佛附近便有個醫務學校。我和教過我的教授伍德斯一直在通信，六月間我接到他來信說哈佛哲學系可以收留我，讓我做邏輯學和中文的講師，我立即表示接受。接著是一連串的準備與活動。為了避免結婚喜宴麻煩，其實我們不得不分著舉行許多次聚會，加起來比舉辦一次大宴會還要麻煩，可是分著辦樂趣較多。我們請了兩家的家眷親戚們；有一次我的叔父Li Ch'ing（儂姑的兄弟）玩弄我的提琴，用力地拉，我說：「叔叔，你弄斷了我的弦啦！」在中文裡，斷弦意思是太太去世。韻卿和我都喜歡說讓人吃驚的話。另一次聚會是在屋頂花園請「中國科學社」的會員。還有一次屋頂花園聚會，請羅素、勃拉克和英國公使館的班奈特。我冒昧說那天羅素照的相片極似「發怒的獨居人」（Mad Hatter），他說不那麼妙想天開的比喻也許更為適切。我請讀者看一看那張相片，自己評斷一下。為羅素、勃拉克及杜威送行的宴會多不勝數，我發現翻譯那些客氣話比翻譯數學的哲學要難得多。為杜威翻譯，有時我不得不自作主張，他的格調極難表達。例如，他提到「談話、討論及會議」（talks，discussions and conferences），我不得不想出幾個中文近乎同義字。另外一件占我許多時間和注意的事，是準備製作國語留聲片，我到美國後，要為哥倫比亞留聲機公司錄音。在長串旅行準備當中，出現一個疙瘩，就是眼睛有了麻煩。醫生說我的右眼有沙眼，去不了美國，在協和醫院多次診治後，總算好一點，為了確保不致被羈留，我從美國駐華大使（譯者按：當時各國駐華使節最高為公使）舒爾曼獲得一封介紹信，他以前做過康奈爾大學校長，我認得他。 最後，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日，我們離開北京前往南方，在東站和許多送行的親友說再見。那天的日記是韻卿用文言文代寫的：「今日乃與吾夫旅行之第一日。多人來東站送行，余覺吾等並非離開北京，似乎不久便到天津。余未暈車。經過許多麻煩，吾等獲得極佳之買辦倉票。吾等到岸上百樂門（Belmont）餐館吃頓西餐。」以後我恢複寫日記。到了八月三十日，我們搭乘「西伯利亞丸」從上海經日本去舊金山。到船上為我們送行的有胡適、林炳南（她同學貢虹的兄弟）、商務印書館的高夢旦等人。我們為每人叫來冷飲。胡適看到韻卿在玩弄檸檬汽水，喝得並不多，他說：「楊大夫，也許我語無倫次，我想你不是暈船，可能是『害喜』吧？」在中文裡「有喜」便是懷了孕。 我太太計劃到美國後從事醫務工作，便這樣變成生兒育女，及從另一面看聽診器。最後我們生了四個女兒，全都結了婚，有了六個外孫男孫女。我們以後的故事將在另一冊書中加以敘述——《雜記趙家》，由趙楊步偉執筆，我則供應語言學及音樂的細節，加上通常不相干的腳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