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論 · 第四篇 戰鬥

第一章 概要 我們在前一篇考察了那些在戰爭中起作用的要素，現在我們來研究一下軍事活動本身——戰鬥。這一活動通過其物質的和精神的效果，時而簡單地、時而複雜地體現著整個戰爭的目的。因此在這一活動及其效果中，那些在戰爭中起作用的要素必然又會出現。 戰鬥的結構是戰術屬性，為了解戰鬥的概貌，我們只對它進行一般的考察。在運用中，每個戰鬥的具體目的使每個戰鬥具有各自特殊的形態（這些具體目的，我們以後才能談到）。不過，與戰鬥的一般形態比較起來，每個戰鬥的特殊形態大多是不重要的，以至大部分戰鬥彼此是十分相似的。為避免到處重複記述戰鬥的一般形態，我們認為在談具體運用以前，有必要先考察一下戰鬥的一般形態。 因此在下一章，我們先用一些篇幅介紹一下現代會戰在戰術進程方面的特點，因為我們對戰鬥的理解是以現代會戰為基礎的。 第二章 現代會戰的特點 根據我們在戰術和戰略上所採用的概念，顯而易見，如果戰術的本性有了變化，必然對戰略有影響。如果戰術現象在一種情況下具有和在另一種情況下完全不同的特點，那麼戰略也必然會具有這一特點，否則戰略就無法保持一致性和理性。因此，我們在進一步研究戰略上如何運用主力會戰之前，先說明一下現代主力會戰的特點，這是很重要的。 現在人們在一場大會戰中一般都做些什麼呢？首先是將大部隊從容有序地前後左右部署好，然後按一定的比例只展開其中的小部分，讓它在一場數小時的火力戰中搏鬥，不時會被個別小規模的衝鋒、白刃格鬥和騎兵進攻打斷，來回地進行爭奪。當這部分兵力以這種方式逐漸地將自己的尚武之火燃燒殆盡，僅剩殘渣般的餘部時，就被撤回，代之以另一部分。 會戰就這樣像潮濕的火藥慢慢燃燒一樣，有節制地進行著。當黑夜來臨，就帶來了寧靜，因為誰也看不見更多，誰也不想盲目地去碰運氣，於是人們就要估計一下敵我各自還剩下多少稱得上「可使用的」兵力，也就是還有多少兵力沒有像燒盡的火山那樣完全坍塌；再估計一下地域的得失和背後的安全情況；最後，把這些結果與估計的自己和對手在勇敢和怯懦、聰明和愚蠢等方面的具體印象匯成一個總的印象，根據它來決定是讓出戰場，還是於次日晨重新開戰。 上面的描述並不是現代會戰的全貌，只是勾畫了現代會戰這幅畫的基本色調，對進攻者和防禦者都是適用的。人們可以在這幅畫上添上預設的目的、地形等具體色彩，但不會改變這一基本色調的本質。 然而現代會戰具有這些特點並不是偶然的。它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敵對雙方在軍事組織和軍事藝術方面的水平大體相同，是因為重大民族利益引發的戰爭要素已被突破，並被引向其自然發展的軌道[1]。在這兩個條件下，會戰將始終保持這一特點。 在我們接下來要確定兵力、地形等具體系數的價值時，上述關於現代會戰的一般概念在很多地方對我們是有用的。不過，上述描述只是就一般的、大規模的、決定性的戰鬥，以及類似的戰鬥而言。小規模戰鬥的特點也在向這個方向變化，但比大規模戰鬥變化的程度要小。如果要對這一點加以證明的話，那是屬於戰術範疇的問題了，但我們以後還是有機會把這一問題說得更清楚。 * * * [1]反射物（Reflex）。意思是均勢只是戰爭反映到和平時期的一種狀態，一旦被打破，就有可能進入到危機甚至戰爭狀態。——譯者注 第三章 戰鬥概論 戰鬥是真正的軍事活動，其餘的一切只是軍事活動的載體。因此我們要認真地研究戰鬥的本性。 戰鬥就是鬥爭。在這一鬥爭中，消滅或制服對手是目的，在具體戰鬥中的對手則是與我們對峙的軍隊。 這就是戰鬥的簡單的概念，我們以後還要回來談到它，但在我們能夠這樣做之前，必須先談一下一系列其他的概念。 如果我們把國家及其軍事力量想像成一個整體，那麼就可以最自然地把戰爭想像成一場大規模的戰鬥。在野蠻民族的簡單關係中，情況也不會有太大的變化。而我們的戰爭實際上是由無數同時或相繼發生的大小戰鬥構成的。軍事活動之所以分成這麼多的單個行動，是因為在我們這裡產生戰爭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 我們的戰爭的最後目的（政治目的）已經不是一個很簡單的目的了，而且即使它是一個很簡單的目的，由於軍事行動與很多條件和考慮相聯繫，以至這一目的不再可能通過一次大規模的行動就能達到，而只有通過結成一個整體的很多較大或較小的行動才能達到。每一個這樣的具體行動都是整體行動的一部分，因此它有特殊的目的，並通過這一目的與整體聯繫在一起。 我們以前說過，每個戰略行動都可以歸結到戰鬥這個概念，因為戰略行動就是運用軍隊，而運用軍隊始終是以戰鬥為基礎的。因此我們在戰略範圍內可以把所有軍事活動都歸結到具體的戰鬥，只研究這些戰鬥的目的。我們將逐步了解這些特殊的目的，以及它們引起的有關問題。在這裡我們只想指出，戰鬥無論大小，都有其特殊的、從屬於整體的目的。既然如此，那麼人們就只應將消滅和制服對手視作為達到這一目的而使用的手段。事實上也的確如此。 不過，這個結論只是從形式上看是正確的，只是由於涉及了概念之間的聯繫才是重要的。我們尋找這一結論，正是為了再擺脫它。 什麼是制服對手？這永遠只能是消滅其軍隊，無論是通過讓其死傷，還是以其他方式，無論是全部徹底地消滅，還是只到它不願再繼續戰鬥的程度。因此，只要我們撇開戰鬥的所有特殊目的，就可以把全部或部分消滅對手看作所有戰鬥的唯一目的。 現在我們斷言，在大多數情況下，尤其是在進行大規模戰鬥時，那個使戰鬥有自己的特點而且使它與整體行動相聯繫的特殊目的，只是戰鬥一般目的的一個微弱變形，或者只是一個與一般目的相聯繫的從屬目的，它足以重要到使戰鬥具有自己的特點，但與戰鬥的一般目的相比，它始終只是無足輕重的，也就是說，即使這個從屬目的達到了，也只是完成了任務中的一個不重要的部分。如果這個斷言是正確的，那麼人們就會看到，那種認為消滅敵軍只是手段，而目的總是別的什麼東西的觀點，只是從其形式上看是正確的；如果人們忘記正是消滅敵軍也包含在戰鬥的特殊目的中，特殊目的只是消滅敵軍的一種微弱變形，那麼認為消滅敵軍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的觀點就會導致錯誤的結論。 在最近幾次戰爭發生之前，正是因為人們忘記了這一點，所以出現了一些完全錯誤的見解和傾向[1]，以及不完整的理論體系。當時的理論藉助於它們，誤以為自己越是認為無須使用真正的手段（越不要求消滅敵軍），才越是凌駕於平常之上的軍事藝術。 當然，假如人們在建立理論時沒有運用錯誤的前提，沒有以其他誤以為有效的東西取代消滅敵軍，那麼就不會產生這種不完整的理論體系。只要有機會，我們就會與這些錯誤的前提做鬥爭。但是如果我們不重視消滅敵軍的重要性和它真正的價值，不提醒注意那種只會導致形式上真理的歧途，我們就無法研究戰鬥。 但是我們怎樣才能證明消滅敵軍在大多數和最重要的情況下是要務呢？我們又怎樣才能應對下面這種十分美妙的想法呢？這種想法就是：認為有可能通過一種特別巧妙的部署形狀直接消滅敵人的少數兵力，達到間接消滅更多敵人的效果，或者藉助一些規模雖小但設計非常巧妙的打擊，使敵人的力量癱瘓，並控制敵人的意志到相當的程度，以至這種方法可被視為成功之路的一大捷徑。在一地進行的戰鬥當然有可能比在另一地進行的戰鬥更有價值；在戰略上當然也有巧妙部署戰鬥的問題，而且戰略無非就是這種巧妙部署戰術的藝術。對此我們無意否認，但我們斷言，直接消滅敵軍總是主要的事情。我們在這裡要爭得的無非就是消滅敵軍這一原則的頭等重要性。 同時必須提請注意，我們現在談的是戰略，不是戰術，因此我們談的不是那些在戰術上可能存在的、以較少力量消耗就能消滅很多敵軍的手段。我們所理解的直接消滅敵人是戰術上的成果，因此我們斷言：只有大的戰術成果能導致大的戰略成果，或者像我們前面已經更明確表述過的那樣：戰術成果在作戰中具有頭等重要性。 在我們看來，要證明這個論點是相當簡單的，這個證明就是：每個複雜的（巧妙的）行動都需要時間。如果問：是一次簡單的進攻還是一次更複雜和更巧妙的進攻能帶來較大的效果？只要我們把對手想像成一個被動忍受的對象，就會毫無疑問地選擇後者。不過，任何複雜的進攻都要求有更多的準備時間，我們必須在敵人對我們一部分部隊進行反擊不至於影響整個部隊準備進攻效果的前提下，給這種複雜進攻留出足夠的準備時間。如果對手在我們準備進攻的過程中決定發起一次比較簡單的、短時間內即可實施的進攻，那麼敵人就會贏得先機，就會影響我們宏大計劃的效果。因此人們在判斷一次複雜進攻的價值時，必須一併考慮到其在準備過程中要冒的所有危險。只有在不擔心對手以較短時間準備的進攻來影響我們的情況下，才能進行複雜的進攻。只要我們擔心受到敵人較短時間內即可實施進攻的影響，我們自己就要選擇較短時間內即可實施的行動，並順著這個思路，根據對手的特點、狀態以及其他情況儘量採取簡單的行動。如果我們拋開抽象概念給我們的模糊印象，沉下去進入現實世界，就會知道，一個行動迅速、勇敢而果斷的對手是不會讓我們有時間去實施大規模和巧妙的複雜行動的，而恰恰是針對這樣的對手，我們才最需要軍事藝術。至此，我們認為已經清楚地說明，簡單和直接的行動所取得的成果比複雜的行動所取得的成果更重要。 我們並不認為簡單的進攻是最好的進攻，而是認為人們邁出的步子不能超出自己的行動能力；對手越是具有尚武精神，這種簡單的進攻就越能導致直接的對抗。因此，如果人們遠不能在實施複雜計劃方面勝過對手，那就應該更多地嘗試在反方向上走在他的前面。 如果人們研究一下這兩種相反打法的最終基石，就會發現其中一種打法的基礎是智慧，另一種打法的基礎是勇氣。人們在這裡很容易認為，出眾的智慧加上普通的勇氣，會比出眾的勇氣加上普通的智慧產生更大的作用。但是如果人們是合乎邏輯地考慮這兩個因素，那麼就沒有權利認為智慧在一個名為危險卻正是勇氣真正起作用的領域內[2]比勇氣更重要。 經過上述這一抽象的考察後，我們要說的只是：根據實際經驗只能得出上述這個結論，遠不會得出一個其他的結論，而且正是實際經驗促使我們在這個方向上進行了上述考察。 誰要是不抱偏見地閱讀歷史，誰就會確信，在所有尚武精神中，作戰的幹勁總是最能有助於軍人獲得榮譽和戰果。 消滅敵軍是我們的原則。至於說人們應如何不僅在整個戰爭中，而且在具體戰鬥中均將這一原則當作要務來看待和實施，並讓它與產生戰爭的因素所必然要求的一切形式和條件相適應，我們以後再講。 通過上面的論述，我們只是想為「消滅敵軍」這一原則爭得其普遍存在的重要性，現在我們帶著這一結果再回到戰鬥上來。 * * * [1] 指趨向極端。——譯者注 [2]指當時出現的「會戰不僅沒有必要，而且有害」的錯誤見解和傾向。——譯者注 第四章 戰鬥概論（續） 我們在前一章中談到消滅對手是戰鬥的目的，並試圖通過專門的考察證明在多數情況下以及在較大規模的戰鬥中都是這樣的，因為消滅敵軍在戰爭中永遠是主要的事情。至於摻在消滅敵軍這個目的中的、可能或多或少有些重要性的其他目的，我們將在下一章中論述其總的特點，以後再逐步加以闡明。在這裡，我們把戰鬥與其他目的完全分開，將消滅對手視為每場戰鬥的完全足夠的目的。 那麼應該如何理解消滅敵軍這一概念呢？消滅敵軍就是使敵軍損失的人數在比例上大於我方損失的人數。如果我軍在數量上比敵人占大的優勢，那麼當雙方損失的絕對數量相同時，對我方來說，損失自然就比對敵方的小，從而可以認為這是對我方有利的。由於我們在此認為戰鬥只有消滅對手的目的，因此我們必須把那些為消滅更多敵軍而只是間接運用的目的排除在外，只能把我們在相互摧毀過程中直接得到的好處視為目的，因為這種好處是一種絕對的好處，將保留在整個戰局的賬本上，在最後的結算中總是一個純粹的利潤。至於針對我們對手的任何其他形式的勝利，要麼是因為追求我們在這裡不準備談的其他目的而取得的，要麼只是提供了一種暫時的相對的好處，對此舉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明。 如果我們以巧妙的部署使對手陷於不利的境地，以至他不冒危險就不能繼續戰鬥，於是僅稍做抵抗就退卻了，那麼我們就可以說，我們在這一點上把他制服了。但是如果我們在制服敵人時，雙方部隊受到的損失在比例上恰好相同，那麼這次勝利（如果這樣一個結果可以被稱為勝利的話）在戰局的結算中就沒有留下任何好處。因此，僅是制服對手本身（使對手陷入不得不放棄戰鬥的境地）不是這裡要考察的問題，因此也不能將其納入消滅敵人這一目的的定義。如前所述，這樣一來，能納入這個定義的就只有摧毀過程中直接取得的好處了。這種直接取得的好處不僅包括敵人在戰鬥過程中的損失，也包括被打敗的敵軍部隊在退卻過程中直接受到的損失。 這裡有個眾所周知的經驗，勝利者和失敗者在戰鬥過程中物質力量的損失很少有大的區別，經常根本沒有區別，甚至有時勝利者的物質力量的損失大於失敗者；失敗者的最具決定性的損失是在他退卻後才出現的（勝利者是不會有這種損失的）。已經驚慌失措的步兵營的少量殘部被騎兵衝散，疲憊不堪的士兵倒在地上，損壞了的火炮和彈藥車被拋棄，其他的火炮和彈藥車在路況糟糕的小徑上無法以足夠快的速度前行，從而被敵人的騎兵追上，零星的小股部隊夜間迷路，毫無抵抗地落入敵人之手。大多是在已經決出勝負之後，才有這些具體的勝利的表現。這一情況，如果不做如下的解釋，就會是矛盾的。 物質力量的損失不是雙方在戰鬥過程中唯一要忍受的損失，雙方的精神力量也會受到震撼、挫傷，乃至一蹶不振。要決定戰鬥是否還能繼續，不僅要考慮人員、馬匹和火炮的損失情況，還要考慮秩序、勇氣、信賴、部隊之間的聯繫和計劃等方面的受挫情況。在這裡起決定作用的主要是這些精神力量；在勝利者和失敗者物質力量的損失相等的情況下，起決定作用的就只是這些精神力量。 在戰鬥過程中對雙方的物質損失進行對比，本來就是困難的，但對雙方精神力量的損失進行對比卻是容易的。能說明這種對比的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是交戰地區的損失；二是敵人預備隊的優勢。我方預備隊與敵人預備隊相比，損失的比例越大，就越說明我方為保持均勢而使用了更多的兵力，這是對手在精神方面占優勢的明證，這也常常使我方統帥感到一定的苦惱，並因此低估自己部隊的力量。但主要的是，所有經過長時間作戰的部隊多少都會像燃燒殆盡的爐渣一樣，他們子彈打光了，人數減少了，體力和士氣都耗盡了，也許勇氣也大受挫折。這樣的部隊即便拋開人數上的減少不談，而是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來看，也已經和戰鬥前的情況大不相同了。因此就像看一把摺尺上的數字一樣，人們可以通過預備隊的消耗情況，了解精神力量的損失情況。 因此，失去交戰地區和缺乏新銳預備隊，通常是決定退卻的兩個主因，但我們並不想以此來排斥或者過於輕視其他可能的原因，例如各部隊之間聯繫不佳和整個行動計劃不周等。 每場戰鬥都是雙方物質和精神力量的血腥的和摧毀性的較量。誰最後在這兩方面剩下的力量最多，誰就是勝利者。 在戰鬥中，精神力量的損失是決定勝負的主要原因。決出勝負後，精神力量的損失仍在增加，到整個行動結束時才達到頂點，因此使敵人的精神力量受到損失也成為摧毀敵人物質力量，從而獲得好處的一個手段，而獲得這種好處是戰鬥的本來目的。部隊一旦失去秩序和一致性，單個人的抵抗也徒勞無益，整個部隊的勇氣受挫，原來面對得失的緊張情緒使人忘記危險，現在這一緊張情緒鬆弛下來，危險對大多數人來說不再是一種對勇氣的挑戰，更像是一種嚴厲的懲罰。因此，失敗者在敵人勝利的最初時刻受到削弱，銳氣受到挫傷，不再適合以危險報復危險。 勝利者必須利用這段時間，以便在摧毀對方物質力量方面獲得真正的好處。勝利者在這方面得到的好處，才是他實實在在到手的東西。失敗者的精神力量能逐漸恢復，秩序能重新建立，勇氣能再度高漲，而勝利者在精神方面取得的優勢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有很小一部分可以保留下來，甚至往往什麼都留不下來。在個別情況下（儘管極少出現），由於激發起失敗者的復仇心和更加強烈的敵意，勝利者贏得的精神優勢反而會產生相反的效果。相反，勝利者在殺傷敵人、俘獲敵人和繳獲敵人火炮等方面獲得的好處卻永遠不會從進賬簿中消失。 會戰中的損失主要是傷亡的人員，會戰後的損失主要是失去的火炮和被俘的人員。前一種損失對勝敗雙方來說都是存在的，只是數量不同；後一種損失則不是這樣，通常只是失敗的一方才有，至少失敗一方的這種損失要大得多。 因此，繳獲的火炮和俘獲的人員在任何時候都被看作真正的戰利品，同時又被當作衡量勝利的尺度，因為從這些戰利品可以明白無誤地看出勝利的規模，甚至從中可以比從其他方面更能看出勝利者精神優勢的程度。尤其是如果人們把這些戰利品與雙方傷亡人數對比著看，因此，繳獲的火炮和俘獲的人員數量也是產生精神效果的一種新的潛力。 我們曾經說過，在戰鬥中和戰鬥的初步後果中受到挫傷的精神力量是可以逐漸恢復的，而且往往不會留下曾被挫傷的痕跡。這是就整體中的小部隊而言的，而整體中的大部隊卻很少能這樣；但整體中的大部隊畢竟還是有這樣的可能的（儘管很少），而對軍隊所從屬的國家和政府來說，卻極少或者從沒有這樣的可能。在國家和政府層面，人們判斷雙方力量對比時，是從較高的角度出發的，個人偏見較少。人們從敵人所得戰利品的規模，以及這些戰利品與傷亡人數的對比中，很容易就看出自己虛弱和不足的程度。 總之，我們不能因為精神力量的平衡沒有絕對價值而且不一定在最後的戰果中表現出來，就輕視它的失衡。精神力量的失衡可能成為舉足輕重的因素，以不可抗拒之勢壓倒一切，因此讓對手的精神力量失衡往往也會成為軍事行動的一大目標。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其他地方論述。在這裡我們還要考察一下涉及精神力量平衡的最初幾個對比關係。 一場勝利的精神效果隨被擊敗部隊規模的加大而增加，不僅是以相同的比例，而且是以更大的程度增加，就是說，精神效果不僅在規模上增加，而且在強度上也增加。在一個被擊敗的師中是容易恢復秩序的，只要跟大部隊會合，得益於大部隊的勇氣，其勇氣就容易得到恢復，就像個別凍僵的四肢倚在身體的其餘部位容易暖和過來一樣。一次小規模勝利的精神效果即使還未完全消失，但對對手來說，這些效果畢竟已經部分失去作用了。而如果大部隊自己在一次不幸的會戰中戰敗，情況則不是這樣了，各部隊將會相繼崩潰。一處大火發出的熱度與多處小火發出的熱度是完全不同的。 另一個決定勝利的精神效果大小的對比關係是雙方交戰力量大小的對比。如果勝利者是以少勝多，那麼他不僅得到了雙倍的戰果，而且還表明他有一種更大的，尤其是更全面的優勢，而這想必是戰敗者害怕再次遇到的。當然在這樣一種情況下，這一優勢對戰敗者的影響實際上是很小的。在行動時，通常對對手的真實兵力了解得很不準確，對自己的實力也判斷得不是很真實，導致擁有優勢兵力的一方要麼根本不承認，要麼長時間不完全承認這一兵力對比差異。這樣，他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開這一點有可能給他帶來不利的精神影響[1]。在當時一直為情況不明、虛榮心或謀略所掩蓋的這種以少勝多而產生的精神力量，往往是後來才被人們從歷史中發現的。對這支以少勝多的軍隊及其指揮官來說，這當然增加了他們的光彩；但對早已成為過去的戰事本身來說，這種精神力量已經無法再起到什麼作用了。 既然俘獲的人員和繳獲的火炮是勝利的主要體現，是勝利的真正結晶，那麼組織戰鬥時就要優先考慮到這一點。以傷亡的形式消滅對手在這裡是一個純粹的手段。 至於這一點對戰鬥中的部署有什麼影響，與戰略沒有任何關係，但是確定戰鬥本身就與戰略有關係了，具體是通過確保自己背後安全和威脅敵人背後安全這一點。能俘獲多少敵人和繳獲多少火炮，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一點。在有些情況下，如果戰略局勢對戰術來說過於不利，那麼單靠戰術是做不到這一點的。 被迫兩面作戰是危險的，而沒有保留住退路則是更具威脅的危險。這兩種危險會使部隊失去運動和抵抗的能力，對勝負產生影響。而且在戰敗時，這兩種危險會加大戰敗者的損失，往往會使損失增加到最大程度，也就是說，增加到戰敗者被消滅的程度。因此如果一方能使對手的背後受到威脅，就能使對手的失敗同時更具可能性和決定性。 於是，人們在整個作戰，尤其是大大小小的戰鬥中就表現出了一個真正的本能，即確保自己背後的安全和控制敵人的背後。這種本能是從勝利的概念中產生出來的，而勝利的概念，正如我們說過的那樣，跟純粹的殺傷敵人還是有所不同的。 我們認為努力確保自己背後的安全和控制敵人的背後是戰鬥的最緊迫的任務，而且是一個普遍存在的任務。在任何一次戰鬥中，如果只採取單純的武力進攻，而不採取這兩種或者其中一種舉措，是不可想像的。即使是最小的部隊也不能不考慮自己的退路就撲向對手，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這支小部隊會試圖去切斷敵人的退路。 至於這一本能在複雜的情況下是多麼不時地受到阻礙，無法順利實現，以及在遇到困難時，它又是多麼不時地必須服從其他更重要的考慮，在這裡就不談了，否則會讓我們離題太遠。我們在此只想指出，這一本能是戰鬥的一個普遍的自然法則。 這種本能到處都發生作用，到處都以它天生的重要性施壓，於是就成為幾乎所有戰術機動和戰略機動圍繞著的中心。 如果我們現在再看一下勝利的總的概念，就可以發現它包括三個要素： 1. 對手物質力量的損失大於我方。 2. 對手精神力量的損失大於我方。 3. 對手公開承認上述兩點，方式是他放棄其意圖。 交戰各方關於人員傷亡的報告向來是不準確的，很少是真實的，在大多數情況下完全是有意的假報，甚至公布的所獲戰利品的數目也很少是完全可靠的，因此如果一方公布的戰利品不是很多，那麼這一方是否真的獲得了勝利還是值得懷疑的。至於精神力量的損失，除了戰利品外就根本沒有適當的尺度可以衡量了。因此在很多情況下，一方放棄戰鬥是另一方獲勝的唯一的確鑿證明。放棄戰鬥就等於承認自己有過錯，可視同降下軍旗，就等於承認對手在這一具體戰鬥中是正確的和占優勢的。勝利者在這方面給失敗者造成的恥辱和羞愧是勝利的一個重要部分，它與失去均勢引起的其餘一切精神方面的後果還是有區別的，因為只有勝利的這一部分，對軍隊以外的公眾輿論以及對兩個交戰國和所有參戰國的民眾和政府產生影響。 但是退出戰場並不等於放棄意圖，甚至在頑強和持久的戰鬥後退出戰場也不等於放棄意圖。如果前哨部隊在頑強抵抗後退卻了，恐怕誰也不能說他們已經放棄了其抵抗意圖。甚至在以消滅敵軍為意圖的戰鬥中，也不能總是將退出戰場視為放棄這一意圖，例如對於事先計劃好的退卻就不能認為是放棄意圖，因為退卻者將在退卻中寸土必爭。這些都是我們在研究戰鬥的特殊目的時要談的問題。在這裡我們只是想提醒注意，在大多數情況下，放棄意圖和退出戰場是難以區別的；退出戰場在軍隊內外產生的印象是不容輕視的。 對此前沒有什麼聲譽的統帥和軍隊來說，即使根據實際情況有必要退卻，也常常感到特別為難，因為一系列以退卻結束的戰鬥儘管實際上並非失敗，但給人的印象是節節敗退，而這種印象會帶來非常不利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退卻者不可能通過表白自己的特別意圖，來處處避免造成這種印象，因為要想有效地做到這一點，他勢必要全部公開其計劃，而這顯然是違背其主要利益的。 為讓讀者注意到這一勝利概念的特殊重要性，我們只想回憶一下索爾會戰[2]。在這次會戰中，戰利品並不多（數千名俘虜和20門火炮）。當時弗里德里希大帝考慮到整個局勢，已經決定向西里西亞退卻，但他在會戰結束後仍在戰場上停留了五天，以此宣告勝利。如他自己所說，他相信藉助此次勝利帶來的精神上的優勢，可以更接近締結和約。儘管隨後他還要贏得兩次勝利（在勞西茨[3]的卡托利施-亨內斯多夫戰鬥[4]，以及凱瑟爾斯多夫會戰[5]）才能締結和約[6]，但不能認為索爾會戰在精神方面的效果是零。 如果失敗者受到勝利震撼的主要是其精神力量，從而使勝利者的戰利品數量達到驚人的程度，那麼對失敗者來說，這一失利的戰鬥就成為一次大敗（並不是每次失利都會成為一次大敗）。由於在這種大敗的情況下，失敗者的精神力量會在大得多的程度上瓦解，於是往往會喪失全部抵抗能力，全部行動就只能是避開勝利者，即逃跑。 耶拿會戰和「美好姻緣」會戰[7]給一方帶來的就是大敗，而博羅季諾會戰[8]不是。 由於大敗和一般失敗只是程度不同，因此人們無法指出具體的特點作為它們的分界線（只有書呆子才會這樣做）。儘管如此，明確概念作為弄清理論觀點的中心環節畢竟是重要的。至於我們無法用一個詞來表述與大敗相對應的勝利以及與一般的勝利相對應的失利，則是我們在術語上的一個欠缺。 * * * [1]指戰爭。——譯者注 [2]指兵力占優勢的一方一旦被劣勢之敵擊敗而產生的對自己士氣的不利影響。——譯者注 [3]在第二次西里西亞戰爭（1744—1745）中，1745年8月，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攻入波希米亞，試圖迫使奧地利簽訂和約。奧地利不聽英國斡旋，命卡爾親王攻打弗里德里希二世。當時普軍處境非常困難，急需補充給養，但交通線受到奧地利和薩克森聯軍威脅。9月，弗里德里希二世決定率1.9萬名普軍從波希米亞撤退。30日，卡爾親王率3.2萬名聯軍在索爾（Soor，即今捷克小鎮哈伊尼茨）附近與普軍展開會戰。最後聯軍損失7000餘人，普軍擊退聯軍，從而確保自己退往西里西亞。——譯者注 [4]勞西茨（die Lausitz），地區名，包括今德國布蘭登堡州南部、薩克森州東部和波蘭下西里西亞省和盧布斯卡省的部分地區。自北向南分為下勞西茨、上勞西茨和勞西茨山地三個部分。——譯者注 [5]1745年11月初，弗里德里希二世獲悉奧地利和薩克森聯軍準備進攻柏林，便於11月中旬到西里西亞誘卡爾親王會戰。11月23日，在卡托利施-亨內斯多夫（Katholisch-Hennersdorf，即今波蘭小鎮盧班的一部分盧班地區亨利科夫）附近擊敗卡爾親王的前衛部隊（薩克森軍隊），卡爾親王隨後退向波希米亞。——譯者注 [6]1745年11月底，弗里德里希二世從西里西亞向薩克森進軍，同時命令德紹侯爵從萊比錫向德勒斯登前進，阻擊魯托夫斯基伯爵率領的奧地利和薩克森聯軍。12月15日，德紹侯爵在凱瑟爾斯多夫附近與聯軍發生會戰，聯軍大敗。17日，德勒斯登投降。25日簽訂《德勒斯登和約》（Frieden von Dresden）。這是第二次西里西亞戰爭的最後一次會戰。——譯者注 [7]1745年12月25日，普奧雙方簽訂《德勒斯登和約》，結束第二次西里西亞戰爭。和約重申第一次西里西亞戰爭結束時簽訂的《布雷斯勞和約》（Frieden von Breslau）內容，承認普魯士占有西里西亞。——譯者注 [8]即滑鐵盧會戰。「美好姻緣」（Belle Alliance）系當時位於比利時小鎮滑鐵盧以南5公里處的一家鄉間餐館，因女主人和一位男僕成婚而得名。拿破崙1815年6月17日曾在此設大本營和觀察哨。滑鐵盧會戰是拿破崙的最後一次會戰。1815年，英、奧、普、俄等國結成第七次反法聯盟。6月16日，拿破崙在利尼會戰中擊敗布呂歇爾後，於18日向英軍陣地發起進攻，遇到威靈頓的頑強抵抗，但後者逐漸不支。在此危急時刻，布呂歇爾率領普軍突然出現，沖向拿破崙的右翼側，最後聯軍取得了決定性勝利。法軍在退卻中迅速崩潰，傷亡和被俘3.2萬人（被俘人員中包括21名將軍），損失200餘門火炮。聯軍還繳獲了大量軍費現金，以及裝有拿破崙佩劍、帽子、勳章的車輛。22日，拿破崙被迫退位，後被流放到大西洋的聖赫勒拿島。——譯者注 第五章 戰鬥的意義 我們在前一章考察了戰鬥的絕對形態，也就是把戰鬥當作整個戰爭的縮影進行考察。現在我們把戰鬥作為一個更大整體的一部分，來研究它與其他部分的關係。首先我們要探討一場戰鬥可能具有的更確切的意義。 由於戰爭無非是雙方試圖消滅對方的行為，那麼想像中（也許現實中也是這樣）最為自然的似乎就是每一方均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並用這些力量在一次大規模的進攻中解決所有問題。這種想像肯定有很多真實的地方，而且如果我們堅持這樣想像，並因此而把最初的小規模戰鬥只視為不可避免的損耗，就如同木工活計必出的刨屑，那麼這種想像總的來看也是很有益的。但是問題絕不是這麼簡單就可以解決的。 戰鬥之所以增多，是因為分兵，這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對各個戰鬥的進一步的目的要與分兵一併討論。但是這些目的以及連帶它們的大量戰鬥，一般是可以分為特定類型的。而如果現在就認識這些類型，是有助於闡明我們觀點的。 消滅敵軍當然是所有戰鬥的目的，不過其他目的也有可能與這一目的聯繫在一起，甚至成為主要目的。因此我們必須區分兩種情況：一種是消滅敵軍是要務；另一種是消滅敵軍更多是一個手段。除了消滅敵軍以外，占有一個地方和占有一個目標也可能是一次戰鬥的一般任務，就是說要麼是這三項任務中的單獨一項，要麼是多項一起構成一次戰鬥的一般任務。在多項任務的情況下，通常有一項是主要的。在我們不久要談到的進攻和防禦這兩種主要作戰形式中，上述三項任務中的第一項是相同的，其他兩項則不相同。如果我們要就此列表的話，就是下面這個樣子： 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火力偵察和佯動，那麼上述任務就似乎未包括所有任務領域，因為上述三項中的任何一項顯然都不是火力偵察和佯動的目的。這確實讓我們不得不承認還有第四種情況的存在。火力偵察是為了使敵人暴露，騷擾是為了拖垮敵人，佯動是為了使敵人不離開某地或者將其引到另一地。所有這些目的只有假借上述三種目的中的一種（通常是第二種）才能間接地達到，因為一方要進行火力偵察，就必須裝出真要進攻、打擊或者驅逐另一方的樣子。不過，如果我們仔細考察的話，就可以看出，這種假借的目的不是真正的目的，而我們在這裡要討論的只是真正的目的，因此我們必須在進攻者的上述三個目的之外再加上第四個目的——誤導對手採取錯誤的舉措，或者換句話說，就是發起一次佯攻戰鬥。至於說人們只能通過攻勢行動達到這個目的，則是由事物本性決定的。 另外，我們必須指出，防守一個地點可以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絕對的，也就是說根本不允許放棄某地；另一種是相對的，即只需防守一段時間。後一種情況經常出現在前哨戰和後衛戰中。 戰鬥任務特性的不同，對戰鬥本身的部署有重要的影響，這應該是很清楚的。比如，只想把敵人的哨兵從其所在地趕走與要全部消滅他們，所使用的方法是不同的。又比如，不惜任何代價堅守一個地點與只是阻擊敵人一段時間，所使用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在前一種情況下，很少考慮到退卻，而在後一種情況下，退卻是要務。 但是這些考察都屬於戰術範疇，在這裡只是作為例子說明問題而已。至於在戰略上如何看待戰鬥的不同目的，我們將在涉及這些目的的章節中進行論述，在這裡只做幾點一般的說明。 首先，這些目的的重要性大致是按上面表中所列的次序依次遞減的；其次，這些目的中的第一個在主力會戰中總是應該占首要地位；最後，防禦戰鬥的後兩個目的其實不會帶來任何更多的好處，也就是說這兩個目的完全是消極的，只能通過減輕達到積極目的難度而間接地起作用。因此，如果這類戰鬥變得過於頻繁，就說明這一方的戰略處境惡化了。 第六章 戰鬥的持續時間 如果我們不再從戰鬥本身，而是從它與其餘部隊關係的角度進行考察，那麼戰鬥的持續時間就有了自己的意義。 戰鬥的持續時間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戰鬥除勝負以外的第二個從屬的結果。對勝利者來說，決出戰鬥勝負從來就是越快越好，迅速獲勝說明勝利的潛力較大[1]；而對戰敗者來說，戰鬥是持續得越久越好，能將決戰推遲到大敗時，對他來說就已經是一個成果了。 上述觀點一般來說是正確的，但實際上在相對防禦的戰鬥中，運用這一觀點才變得重要。 在相對防禦的戰鬥中，全部戰果往往只體現在戰鬥的持續時間上。這就是我們把戰鬥的持續時間列為戰略要素的理由。 戰鬥的持續時間與戰鬥的要素之間有一種必然的聯繫。這些要素是：兵力的絕對數量，雙方兵力和兵種的比例，以及地形的特點。例如2萬人不會像2000人那樣很快地相互消耗掉；抵抗比自己兵力多兩三倍的敵人，不可能像抵抗兵力相等的敵人那樣久；騎兵戰鬥比步兵戰鬥能更快地決出勝負，單純使用步兵的戰鬥比有炮兵參加的戰鬥能更快地決出勝負；在山地和林地中前進的速度不可能像在平原上那樣快。所有這一切本身都是顯而易見的。 由此可見，如果要通過戰鬥的持續時間達成某一意圖，就必須考慮兵力、兵種比例和部署情況。但是我們在專門考察這一問題時，重要的不是得出這一規律，而是儘快把經驗在這方面所得出的主要結論與這一規律結合起來。 一個由各兵種組成的8000人至1萬人的普通師，即使是面對兵力占很大優勢的敵人，而且是在不怎麼有利的地形上，也能抵抗數小時；如果敵人的優勢不大或根本不占優勢，那麼也許能夠抵抗半天。一個由3至4個師組成的軍的抵抗時間能比一個師的抵抗時間多一倍，而一個8萬至10萬人的軍團的抵抗時間大約可以延長3至4倍。也就是說，可以讓這些大部隊在上述時間內單獨作戰。如果在這一時間內能調來其他部隊，而且其發揮的作用能迅速地與已經進行的戰鬥所取得的結果形成整體效果，那麼這就仍然是同一場戰鬥。 上述數字是我們從經驗中得來的，但是我們認為進一步闡明決出勝負和結束戰鬥的時刻的特點，同樣是重要的。 * * * [1]1812年9月7日，俄法兩軍在博羅季諾（Borodino，今俄羅斯西部一村莊，東距莫斯科約100公里，位於莫斯科河右岸）附近進行會戰。拿破崙率法軍約13萬人向俄軍約12萬人發起進攻，激戰後占領博羅季諾，但拿破崙未敢將其最後的預備隊——近衛軍投入戰鬥，故未能擴大戰果。庫圖佐夫率餘部撤離戰場，敞開了通向莫斯科的大門。拿破崙於14日進入莫斯科。雙方在此次會戰中損失慘重：俄軍傷亡4.5萬人（一說5.2萬人，占當時俄軍正規軍兵力的一半；作者在本書第七卷中給出的數字是3萬人），法軍傷亡3.5萬人（一說2.8萬人，其中1792名軍官；作者在本書第七卷中給出的數字是2萬人），但雙方均自稱獲勝。實際上，此次會戰未能決出真正的勝負，但為俄軍消耗法軍和轉入反攻創造了條件。——譯者注 第七章 戰鬥勝負的決出 儘管在每場戰鬥中都有對勝負起到主要作用的非常重要的時刻，但任何戰鬥都不是在某個單獨的時刻決出勝負的。一場戰鬥的失敗猶如天平一端的秤盤下降，是逐漸形成的，但是在任何戰鬥中，都有一個此次戰鬥的勝負可視為已定的時刻，過了這個時刻再進行的戰鬥則是一場新的戰鬥，而非原來那場戰鬥的繼續。對這個時刻有個明確的概念，對於判斷一場戰鬥能否由趕來的援軍仍有益地進行下去，是很重要的。 人們往往在無法重建的戰鬥中無謂地犧牲新的力量，在尚可扭轉局勢的戰鬥中卻往往錯過投入新力量扭轉局勢的機會。下面兩個例子最能說明這一點。 1806年，霍恩洛厄侯爵在耶拿附近以3.5萬人與拿破崙率領的約6萬至7萬人進行會戰，結果失敗了，而且一敗塗地，可以說是幾乎全軍覆滅，這時呂歇爾[1]將軍試圖以大約1.2萬人的兵力重開會戰，結果轉瞬之間同樣遭到了毀滅。 與此相反，在同一天，普軍約2.5萬人在奧爾施泰特[2]附近與達武[3]率領的法軍2.8萬人一直戰鬥到中午，雖然失敗了，但是部隊並沒有潰散，沒有比對手遭受更多的損失（對手完全沒有騎兵）。但是普軍錯過機會，沒有利用卡爾克羅伊特[4]將軍指揮的1.8萬人的預備隊扭轉局勢。如果普軍當時利用了預備隊，那麼就不會輸掉這次會戰了。 每場戰鬥都是一個整體，各部分戰鬥的結果在這個整體中匯成一個總的結果，而在這個總結果中就有戰鬥的勝負。這個結果無須恰好是我們在第六章中所說的那種勝利[5]，因為人們往往沒有制訂取得如此勝利的計劃，或者如果敵人過早避開，則人們往往沒有機會取得如此勝利，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即使是在敵人進行了頑強抵抗的戰鬥中，勝負決出的時刻也往往比主要構成勝利概念的那個成果出現得早。 於是我們要問：通常究竟什麼是勝負已經決出的時刻，也就是說，從什麼時刻起即使投入一支新的、適量的部隊，也無法再扭轉一場不利的戰鬥？ 如果我們繞開本性上本無勝負的佯攻戰鬥不談，那麼勝負已經決出的時刻就是： 1. 如果戰鬥的目的是占有一個可移動的目標，那麼失去這個目標就是勝負已經決出的時刻。 2. 如果戰鬥的目的是占有一個地帶，那麼失去這個地帶大多就是勝負已經決出的時刻，但並非總是這樣，即只有在這個地帶特別易守難攻時才是這樣。如果是一個容易進入的地帶，那麼不管它多麼重要，都可以不冒大的危險再重新攻占它。 3. 在上述兩種情況未決出戰鬥勝負的所有其他情況下，尤其是在以消滅敵軍為主要目的時，當勝利者不再處於鬆散狀態，即不再處於某種無力的狀態，另一方逐步使用兵力（我們在第三篇第十二章中談過此點）已經帶不來什麼好處時，就是勝負已經決出的時刻。出於這個原因，我們在戰略上是根據這一時刻來劃分戰鬥單位的。 如果推進的一方在戰鬥中根本沒有或者只有小部分部隊出現秩序混亂和無力行動的情況，而我方卻或多或少已經渙散，那麼我們也是無法重建戰鬥的。如果對手已經恢復了作戰能力，我們同樣是無法重建戰鬥的。 因此我們實際參戰的那部分兵力越小，留作預備隊的那部分兵力越大（單是它的存在就可以一併決定勝負），對手的一支新銳力量從我們手中奪回勝利的可能性就越小。那些最善於親率最適量的兵力作戰，並處處充分發揮強大預備隊的精神效果的統帥和軍隊，是最有把握走向勝利的。在近代，人們必須承認，法國人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特別是當拿破崙統率他們時。 此外，整個部隊的規模越小，其勝利後擺脫戰鬥危機狀態和恢復原有作戰能力的時刻就出現得越早。一小隊用於警戒的騎兵在臨時快速追擊敵人後，幾分鐘就可以恢復原來的序列，危機也不會持續得更長，而整個騎兵團要恢復序列就要用更長的時間；分散成單個散兵線的步兵恢復序列所需要的時間就更長，至於各兵種組成的部隊，如果其各部分行進方向不同，而且序列受到了戰鬥干擾，通常由於相互間不確知位置，序列就開始變得更加混亂，恢復序列就需要更長的時間。勝利者要把在戰鬥中混亂不堪和部分陷入無序狀態的部隊重新集合起來，再稍加整頓，部署在適當的地點，即重新恢復戰場的秩序，是需要很長時間的。可以說，整個部隊的規模越大，恢復序列的時刻就來得越遲。 此外，當勝利者還處於危機狀態時，黑夜突然降臨也會推遲序列恢復的時刻。最後，如果地形複雜和便於隱蔽，也會推遲這一時刻的到來。但對這兩點我們要指出，黑夜也是一個有效的防護手段，因為人們極少有條件適合從夜間進攻中取得好的結果。像1814年3月10日約克[6]在拉昂附近成功夜襲馬爾蒙[7]的例子是不多見的[8]。同樣，複雜和便於隱蔽的地形也可成為處於較長危機狀態中的勝利者的保護者，使他不至於受到反擊。因此，兩者（夜間和便於隱蔽的複雜地形）是加大而非減輕失敗者恢復戰鬥的難度。 截至目前，我們認為正遭受損失的一方，其趕來的援軍只是單純地增加兵力，也就是說把它視為一支徑直從後方過來的援軍，這是常見的情況。但是如果這支援軍進攻對手的側面或背後，情況就會變得完全不同。 對於側面和背後進攻在戰略範疇的效果，我們將在其他地方討論。我們在這裡討論的為建立戰鬥而進行的側面和背後進攻主要屬戰術範疇。只是因為我們談的是戰術結果，我們的觀點必須深入到戰術範疇，所以我們才討論側面和背後進攻。 部隊向敵人側面和背後發起進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進攻的效果，但未必總是這樣，它同樣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進攻的效果。這個問題和其他任何問題一樣，都是由戰鬥所處的環境決定的，我們在這裡不去深入討論它。但以下兩點對我們當前研究的問題是重要的。 第一，在決出勝負後發起的側面和背後進攻一般比在決出勝負前發起的側面和背後進攻更有利於取得戰果。人們在建立戰鬥時，首先要爭取的是對自己有利的決戰，而不是追求戰果有多大。考慮到這一點，人們會認為，一支趕來幫助我們建立戰鬥的援軍如果與我們分開而去進攻對手的側面和背後，不如直接與我們會合更有利。肯定不乏這樣直接會合的情況，不過人們還是要承認，在多數情況下並非如此，具體是由於在此對我們很重要的下述第二點。 第二，一支為建立戰鬥而趕來的援軍一般都帶有出敵不意所具有的精神力量。 出敵不意地進攻敵人的側面和背後，效果總是很大的。正處於勝利之後危機狀態的敵人是分散和混亂的，很難針對這種進攻採取反措施。誰都會感覺到，在戰鬥初期，敵人的兵力是集中的，對側面和背後進攻總是有防備的，因此這種進攻不會起多大作用，但是在戰鬥的最後時刻採取這種進攻的效果就完全不同了！ 因此，我們必須毫不猶豫地承認，在大多數情況下，一支從對手側面或背後過來的援軍能產生更大的效果，就好比同樣的力在槓桿上作用於力臂較長端時能發揮更大的作用，以至一支從正面進攻不足以建立戰鬥的部隊，如果進攻敵人側面或背後，就能把戰鬥建立起來。精神力量在這裡起著主要作用，其效果幾乎是無法估量的，這裡正是大膽和冒險的用武之地。 在難以確定能否挽回一個不利的戰鬥時，人們必須注意到上述這一切，必須考慮到上述所有共同起作用的力量。 如果還不能認為戰鬥已經結束，那麼藉助於趕來的援軍開啟的新的戰鬥就會和此前的戰鬥匯為一體，即匯成一個共同的結果，此前的不利也就從賬單中完全消失了。而如果已經決出勝負，情況就不是這樣了，這時就有兩個相互分開的結果。如果趕來的援軍力量有限，即本身無法與對手抗衡，那麼就很難指望這第二場戰鬥獲得有利的結果；如果這支援軍規模很大，以至它可以不考慮前一個戰鬥的結果就能進行第二場戰鬥，那麼它雖然能夠以有利的結果補償前一個戰鬥，甚至還有更大的收穫，但從來不能使前一個戰鬥從賬單中消失。 在庫訥斯多夫會戰中，弗里德里希大帝在第一次進攻時占領了俄軍陣地的左翼，繳獲了70門火炮，在會戰結束時又把兩者丟掉了，第一次戰鬥的全部成果就這樣從進賬中消失了。假如他在第一次戰鬥後適可而止，將會戰的第二部分推遲到次日，那麼即使他輸掉了會戰，第一次戰鬥所取得的好處也總是可以抵消這個失利的。 但是如果我們在一個不利的戰鬥未結束時就已經預見到其不利的結果，並且把它扭轉了過來，那麼這一不利的結果不僅可以從我們的賬單上消失，而且還會成為我們奪取更大勝利的基礎。就是說，如果人們仔細設想一下戰鬥的戰術過程，就不難看出，在戰鬥結束之前，各部分戰鬥的所有結果就都只是人們一時的判斷，在總的結果中不僅可能被消除，還有可能向反方向轉化。我方部隊損失得越多，敵人為此消耗的兵力也就越大，敵人面臨的危機就越和我們一樣嚴峻，我方新銳力量的優勢也就變得越大。如果這時總的結果轉而對我們有利，我們從敵人手中重新奪回了戰場和戰利品，那麼敵人以前奪取戰場和戰利品所耗費的一切力量就成為我們的現實好處，而我們以前的大敗成為我們走向更大勝利的階梯。這時對手在勝利時所取得的最輝煌的、以至讓他可以無視為之所失去兵力的戰績就化為烏有，剩下的只是對這些失去了的兵力的懊悔。勝利的魅力和大敗的厄運就是這樣改變著有關要素[9]所特有的重要性。 因此，即使我們占有明確的優勢，能夠以更大的勝利來報復敵人的勝利，也最好是趕在一次不利的戰鬥結束之前去扭轉它（如果它有一定重要性的話），而不是發起第二次戰鬥。 1760年，道恩元帥在利格尼茨附近曾試圖援助正在戰鬥中的勞東將軍。但是在勞東失利後，儘管道恩有足夠的兵力，卻沒有嘗試於次日進攻普魯士國王。 由此可見，對於在會戰之前進行浴血的前衛戰，只能看作迫不得已而為之的下策，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應該加以避免。 我們還要研究另一個問題。 既然一次結束了的戰鬥是一件了結了的事情，那麼它就不能成為決定進行一次新的戰鬥的理由。決定進行一次新的戰鬥必須出於其他因素。但是這個結論與我們必須顧及的一種精神力量是相牴觸的，這就是復仇和報復的情感。從最高統帥直到地位最低的鼓手都不會缺乏這種情感，因此沒有什麼比要挽回損失這種情緒更能激起部隊的鬥志了。不過這要有一個前提，就是被擊敗的部隊不是整個部隊中過於重要的一部分，否則那種復仇情感就會消失並轉變成為無能為力的感覺。 為儘快挽回損失，利用上述精神力量是很自然的，因此如果其他條件許可，應優先考慮進行第二次戰鬥。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第二次戰鬥應該是進攻，這是符合事物本性的。 人們在大量從屬性的戰鬥中可以找到很多這種報復行動的例子，而大的會戰通常是很多其他原因決定的，不是由報復這一較弱的精神力量促成的。 可敬的布呂歇爾在他的兩個軍在蒙米賴附近被擊敗三天後，於1814年2月14日率領第三個軍前往該戰場。毫無疑問，這是復仇的情感驅使他這樣做的。假如他知道在那裡還會遭遇到拿破崙本人，那他自然會有充分的理由推遲復仇，但他當時是希望找馬爾蒙報仇，結果他那高貴的復仇欲望沒有收穫到什麼好處，反而由於失算而失敗。 應共同作戰的幾個大部隊之間應相距多遠，這取決於戰鬥的持續時間及其決戰的時刻。本來只要這一部署是為了進行同一場戰鬥，它就是戰術部署，不過只有當這幾支大部隊部署得相距很近，以至它們不可能進行兩個分開的戰鬥時，也就是說它們整個所占的空間在戰略上只能視為一個點時，才能把這種部署視為戰術部署。然而在戰爭中常常出現的情況是，人們不得不把那些計劃共同作戰的部隊也分開部署得很遠，以至儘管主要意圖是將其集結後共同作戰，但它們還是有可能分開作戰，因此這種部署就是戰略部署了。 此類戰略部署包括：分為數路大部隊和縱隊的行軍，前衛部隊和側面部隊，受命支援一個以上戰略點的預備隊，集結分散宿營的數個軍，等等。人們看到，這類戰略部署不斷出現，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戰略家當中的輔幣，而主力會戰和與其同樣重要的一切則是金幣和銀幣。 * * * [1]指迅速獲勝可使勝利者的損失和疲憊程度較小，可以更好地追擊敵人。——譯者注 [2]呂歇爾（Ernst Wilhelm Friedrich Philipp von Rüchel，1754—1823），普魯士將軍。1806年耶拿會戰時指揮普軍右翼。——譯者注 [3]奧爾施泰特（Auerstedt），今德國圖林根州一小鎮，西南距耶拿約25公里。——譯者注 [4]達武（Louis-Nicolas Davout，1770—1823），法國元帥。由於在1806年奧爾施泰特會戰和1809年埃克米爾會戰中建立功勳，被拿破崙封為奧爾施泰特公爵和埃克米爾侯爵。1815年出任國防大臣和法軍總司令。其作戰頑強、紀律嚴明，被士兵們稱為「鋼鐵元帥」。——譯者注 [5]卡爾克羅伊特（Friedrich Adolf Kalckreuth，1737—1818），伯爵，普魯士元帥。在1806年奧爾施泰特會戰中指揮預備隊。曾激烈反對普魯士軍事改革。——譯者注 [6]指本篇第四章中所說的取得大量戰利品的大規模勝利。——譯者注 [7]約克（Hans David Ludwig York，1759—1830），伯爵，普魯士元帥。1812年12月與俄國簽訂《陶拉蓋協議》（Konvention von Tauroggen），反對拿破崙。以後曾參加包岑、萊比錫、蒙米賴、拉昂等會戰。——譯者注 [8]馬爾蒙（August Frédéric Louis Marmont，1774—1852），公爵，法國元帥。——譯者注 [9]1814年3月初，拿破崙將布呂歇爾趕過埃納河，後者退守拉昂。3月9日傍晚，馬爾蒙在拉昂附近擊敗普軍約克部，但在夜間受到約克偷襲，馬爾蒙敗退。當時，布呂歇爾正在患病，雙目發炎，無法指揮，因此沒有進行猛烈的追擊。——譯者注 第八章 戰鬥是否需經雙方同意 「未經雙方同意，戰鬥就不會發生」，這一觀點構成了決鬥的全部基礎。一些歷史著作家的妙論就源於這一觀點，誤導出很多模糊的和錯誤的概念。 這些著作家的考察常常圍繞著這樣一點進行：雙方中的一位統帥向另一位統帥發起了會戰，而後者未應戰。 但戰鬥是一種有了很大變化的決鬥，戰鬥的基礎不僅存在於雙方的鬥爭欲望（同意戰鬥），還存在於與戰鬥相聯繫的目的。這些目的總是屬於更大的整體[1]，由於整個戰爭（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場戰鬥）擁有的政治目的和條件也屬於更大的整體[2]，因此這些目的就更是屬於更大的整體了。於是戰勝對方的純粹欲望就處於一個完全從屬的關係，更確切地說，它已經不能獨立存在，只能視為更高的意志得以活動的神經。 「白白地向敵人發起了會戰」這一表述，在古代民族中間，以及後來又在常備軍出現的初期，比起現代有更多的含意。古代各民族是在沒有任何障礙的開闊的戰場上進行戰鬥的，這是一切部署的出發點，因此當時的全部軍事藝術都體現在部隊的部署和組成上，即體現在戰鬥序列上。 由於當時部隊通常駐紮在設防營壘中，因此營壘中的陣地被看作難以侵犯。只有當對手離開其營壘，像進入競技場一樣來到可進入的地帶，才有可能進行會戰。 如果有人說，漢尼拔白白地向法比尤斯[3]發起了挑戰，那麼對法比尤斯來說，這句話無非是說這一會戰不在其計劃之內，這句話本身並不能證明漢尼拔在物質或精神方面占有優勢；但是對漢尼拔來說，這一表述是正確的，因為漢尼拔的確是想要進行會戰。 在近代常備軍出現初期，進行大的戰鬥和會戰時也面臨類似的情況。就是說，大部隊必須藉助於一種戰鬥序列投入戰鬥，並在這一序列中得到引導[4]。這樣的序列作為一個龐大和笨拙的整體，或多或少需要有平原才能作戰，在非常複雜的地形、遮蔽地或山地，就既不適於進攻也不適於防禦了。因此，防禦者在一定程度上也在這裡找到了一種避免會戰的手段。這樣的情況雖然越來越少，但還是一直保持到第一次西里西亞戰爭[5]。直到七年戰爭，人們才開始在難以進入的地形上向對手發起進攻，並逐漸普遍起來。當時對那些利用地形的人來說，地形雖然仍成為一個加強其力量的因素，但已經不再是一個束縛戰爭自然力量的魔力圈了。 30年來，戰爭發展得更不受地形束縛了。對真的想通過戰鬥決出勝負的人來說，沒有什麼可以阻礙他找到和進攻對手。如果他不這樣做，就不能認為他是要戰鬥。因此「某人發起一場會戰，但其對手沒有應戰」這一表述，在今天無非是說「某人認為戰鬥的條件還不夠有利」。這等於是承認前面所說「發起一場會戰」的表述不恰當，他只是努力掩飾不想發起會戰的真相。 如果防禦者放棄其要塞和與之相關的角色，那麼自然他也能在目前無法再拒絕戰鬥的情況下避開一場戰鬥，但這一結果對進攻者來說已經是半個勝利，防禦者等於承認進攻者暫時占有優勢。 因此，現在再也不能用「向對方發起了挑戰，但對方沒有應戰」這種口頭上的勝利來美化前進者（進攻者）停止不前的狀態了。只要防禦者沒有退避，就說明他是要進行會戰的。如果防禦者沒有受到進攻，他當然可以說是他發起了會戰挑戰，實際上大家都清楚這是進攻者停止不前造成的。 從另一方面看，在現代對一個想要並且能夠迴避戰鬥的人，是不太好強迫他進行戰鬥的。由於進攻者往往不滿足於從對手迴避中得到的好處，而是迫切要求獲得一次真正的勝利，因此他有時就會以特別的方法去尋找和運用為數不多的現有手段，迫使即便是這樣的對手進行戰鬥。 迫使這樣的對手進行戰鬥的最主要的手段有兩個：第一是包圍對手，使之不可能退卻，或者使其難以退卻，以至寧願應戰；第二是襲擊對手。第二個手段在各種運動都不方便的時代是適用的，但是到了近代已經變得沒什麼效果了。現代軍隊具有很大的靈活性和機動性，甚至在敵人眼皮底下也敢於開始退卻，只有特別不利的地形才會給退卻帶來大的困難。 內勒斯海姆會戰[6]可以被看作這樣一個例子。這次會戰是卡爾大公於1796年8月11日在「荒涼的阿爾卜山脈」[7]中對莫羅發起的，意圖只是讓自己更容易退卻。但是我們承認，我們從未完全理解過這位著名統帥和著作家當時為什麼採取這一行動。 羅斯巴赫會戰[8]給我們提供了另外一個例子，聯軍統帥當時確實不應有進攻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意圖。 對於索爾會戰，普魯士國王自己說過，他之所以接受會戰，是因為他感到在敵人眼前退卻有危險，當然國王還舉出了接受這次會戰的其他理由。 總的說來，除了真正的夜襲以外，這種通過襲擊迫使對手戰鬥的情形變得越來越少見了。而以包圍迫使對手戰鬥的情形，也主要只是發生在個別的軍隊，例如在馬克森會戰[9]中的芬克軍。 * * * [1]指兵力。——譯者注 [2]指戰爭。——譯者注 [3]指國家政治。——譯者注 [4]法比尤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 Verrucosus，公元前275—前203），古羅馬統帥、元老院成員，五次任執政官，兩次任獨裁官。第二次布匿戰爭期間，曾率羅馬軍團與漢尼拔作戰，避免正面決戰，採取拖延、消耗戰術，史稱「法比尤斯戰術」。當時，速決派稱其為「拖延者」。——譯者注 [5]作者在此指的是16世紀和17世紀上半葉在歐洲盛行的一種被稱為「西班牙列陣」（Tercio）的戰鬥序列。其基本陣形是在持長矛的步兵列陣四周部署火槍手，以抵禦持輕火器的敵騎兵。在實際運用時往往組成多個列陣。該序列因組織起來非常複雜，不夠靈活，在法國、尼德蘭等國軍事改革後逐漸被淘汰。——譯者注 [6]第一次西里西亞戰爭（1740—1741）是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1740—1748）的第一階段，以普魯士獲得此前奧地利所占的西里西亞和格拉茨公爵領地而結束。——譯者注 [7]1796年5月底，萊茵地區停戰協定到期，卡爾大公正計劃進攻阿爾薩斯地區。6月，茹爾當率法軍左翼過萊茵河東進，被卡爾大公擊退。卡爾大公留一部兵力監視茹爾當，自率主力約3.5萬人，溯萊茵河而上，指向莫羅率領的法國中路部隊4.5萬人。8月11日，卡爾大公在內勒斯海姆（Neresheim，今德國巴登-符騰堡州一小城）向莫羅發起進攻。雙方在會戰中均取得了一些戰果，但均未利用。卡爾大公會戰後仍向東退卻。卡爾大公在《由1796年德意志戰局論戰略原則》（Grundsätze der Strategie, erläutert durch die Darstellung des Feldzuges von 1796 in Deutschland）第二卷中對當時決定進攻莫羅進行了自責：「……難道只有通過會戰才能達到保障退卻安全的目的嗎？進行一些佯動，爭取幾日行程的距離，或者在最糟糕的情況下犧牲一支較大的後衛部隊，本可更有把握地達到目的，尤其是針對莫羅這樣一個行動遲緩之敵……甚至從獲勝的可能性上看也不應在內勒斯海姆附近發起進攻：對手占有兵力優勢和有利陣地，而且部隊集中，可奧利人在所有這些方面均處於劣勢。」——編者注 [8]「荒涼的阿爾卜山脈」（Rauhe Alp），士瓦本阿爾卜山脈（Schwäbische Alb，位於德國南部，長約200公里）中最高的部分。——譯者注 [9]1757年11月5日，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率領2.2萬人，在薩克森選帝侯國的羅斯巴赫（Rossbach，今德國薩克森-安哈特州城市布勞恩斯貝德拉[Braunsbedra]的一部分）附近與法國和神聖羅馬帝國聯軍計4.1萬人進行會戰並獲全勝。普方傷亡500餘人，聯軍方面傷亡3000餘人，並有7000餘人被俘。——譯者注 第九章 主力會戰 主力會戰勝負的決出 什麼是主力會戰？主力會戰是雙方主力之間的鬥爭，當然這不是為爭奪一個次要目的而進行的不重要的鬥爭，不是一發覺目的難以達到就放棄的純粹的嘗試，而是一場以全力爭奪真正勝利的鬥爭。 即使是在一次主力會戰中，也可能有次要目的混在主要目的中。產生主力會戰的各種情況不同，主力會戰也會有這些情況的某些特點，因為即便是一次主力會戰，也是與一個更大的整體有聯繫的，它只是那個整體的一部分。然而由於戰爭的實質是鬥爭，而主力會戰又是雙方主力之間的鬥爭，所以必須永遠把主力會戰看作戰爭的真正的重點。因此總的說來，主力會戰區別於其他戰鬥的特點就是它比其他任何戰鬥都更多地是為自己而進行的。 這對主力會戰決出勝負的樣式，以及對主力會戰勝利的效果是有影響的，並且決定理論應在何種程度上重視主力會戰（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因此我們把主力會戰作為專門的考察對象，而且是在這裡，在我們考察可能與它有聯繫的特殊目的之前。只要主力會戰是名副其實的，那些特殊目的就不會從根本上改變其特點。 既然主力會戰主要是為它自己而進行的，那麼決出其勝負的理由想必就在於它自己。換句話說：只要還有獲勝的可能性，就應該在主力會戰中尋求勝利，人們不應由於個別情況而放棄主力會戰，放棄的唯一理由只有「力量完全不足」這一個。 那麼應怎樣進一步描述決出勝負的時刻呢？ 如果像人們在近代軍事藝術中很長一個時期所認為的那樣，某種巧妙部署的序列和結合是部隊得以發揮勇敢精神去奪取勝利的主要條件，那麼這種序列被破壞的時候就是勝負已經決出的時刻。一翼被擊敗，從其與整體的結合處瓦解開來，也就一併決定了另一翼的命運。如果像在另外一個時期那樣，防禦的本質在於部隊與其作戰所在地的地形及其障礙物的緊密結合，以至部隊和陣地是一回事，那麼占領這處陣地的一個重要地點就是決定勝負的時刻。人們說「關鍵陣地丟了」，意思就是說陣地守不住了，會戰打不下去了。在上述兩種情況中，被擊敗的部隊大致就像樂器上斷了的弦，無法再履行其使命了。 無論是前者的幾何學原則還是後者的地理學原則，其趨勢都是將正在作戰的部隊置於緊張狀態，就像是給一個晶體施壓，其結果是不能充分利用現有力量，不能用到最後一個人。這兩個原則至少已經失去很多影響，以至於不再起主導作用。現代軍隊也還是以一定的序列進入戰鬥，但序列已經不再是決定性的了；現在也仍利用地形障礙加強抵抗力，但地形障礙已經不再是抵抗的唯一依靠了。 我們在本篇第二章中曾試著對現代會戰的特點進行了概述。根據我們對此所描述的畫面，戰鬥序列只是為便於使用部隊而對它的一個擺放，而會戰就是這些部隊相互緩慢消耗的過程，最後看誰先將對手耗盡。 因此，與任何其他戰鬥相比，在主力會戰中是否定下放棄戰鬥的決心，更是要取決於雙方餘下的新銳預備隊的兵力對比情況，因為只有這種預備隊還具有全部的精神力量，而那些像被戰火這一摧毀因素燃盡後的煤渣一樣的部隊是無法與預備隊相提並論的。正如我們已經在其他地方說過的那樣，地區的喪失也是衡量精神力量損失的尺度，因此也應一併予以考察，但更多的是作為已經受到損失的標誌，而不是損失本身，而新銳預備隊的數量始終是雙方統帥主要關心的問題。 一場會戰的發展趨勢通常一開始就已經確定了，只是不怎麼明顯。這一趨勢甚至往往由於會戰的部署就已經在很大程度上確定了。如果一位統帥意識不到這一趨勢而在十分不利的條件下開啟了會戰，那就說明他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即使這種趨勢在部署會戰和會戰開始時沒有確定，會戰的過程也更多是均勢緩慢變化的過程，這是符合事物本性的。正如我們指出過的那樣，這種變化最初不明顯，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化會越來越大，越來越明顯。均勢在會戰過程中的變化，並不是人們受到對會戰的不真實描述影響後通常所想像的那樣來回擺動的。 即使均勢可能長時間很少受到破壞，或者甚至在一方失去均勢後又恢復了，而且開始讓對方失去均勢，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戰敗的統帥早在退卻以前就已經覺察到了這一變化。如果人們見到隨便某個情況出乎意料地對整個會戰的進程產生了大的影響，那麼這大多只是戰敗者講述其失利會戰時的掩飾。 在這裡我們只能求助於公正而富有經驗的人的判斷，他們一定會同意我們的論點，並且在沒有親歷過戰爭的那部分讀者面前為我們辯護。如果根據事物的本性來論證會戰過程為什麼必然是這樣的，就會讓我們過多地進入到這個問題所屬的戰術領域，而在這裡我們只關注這個問題的結論。 如果我們說，戰敗的統帥在決心放棄會戰以前通常早就覺察到這種不利的結局，那麼我們也要允許出現相反的情況，否則我們的論點就會自相矛盾。假如一場會戰明確出現失敗的趨勢，就視同這場會戰已經失敗，那麼也就不必再拿出兵力去扭轉敗局，因此在會戰明確出現失敗趨勢後，一方應該很快就開始退卻了。當然有這樣的情況：一方的失敗趨勢已經非常明確，結果卻是另一方失敗了。但是這種情況不是常見的，而是少見的。然而時運不佳的統帥總是把希望寄托在這種少見的情況上：只要他還有一點挽回敗局的可能性，他就一直指望出現這種情況。他希望通過更大的努力，通過提高餘下的精神力量，及通過超越自我，甚至通過幸運的巧合，使自己還能看到扭轉敗局的時刻。只要勇氣和理智在他內心未出現矛盾，他就去推動這種扭轉敗局的努力。對於這一點，我們還想多說幾句，但此前先要說明哪些是均勢變化的跡象。整體戰鬥的結果是由所有部分戰鬥的結果總和構成的，而各部分戰鬥的結果體現在以下三個不同方面： 第一，指揮官的內心受到不利的精神上的影響。如果一個師長看到他的各個營是如何失敗的，那麼這會對他的行為和呈送的報告內容產生影響，而他的報告內容又會影響統帥要採取的舉措。因此，即使是那些看上去可以補救的失利的部分戰鬥也會產生不良的印象，這種印象不費多少力量，甚至是不可抗拒地累積到統帥的內心。 第二，我們的部隊比對方削弱得快。這種削弱在緩慢而有秩序的現代會戰過程中是很容易估計出來的。 第三，地區喪失。 所有這一切對統帥的眼睛來說應起到一個羅盤的作用，據此就能夠辨認出其會戰的趨勢，猶如辨認出一艘船的航向。如果自己損失了全部炮兵，卻沒有奪得敵人的火炮；如果自己的步兵營被敵人的騎兵衝垮，而敵人的步兵營卻到處組成密不透風的陣營；如果自己戰鬥序列中的火力線不得不從一個地點退到另一個地點；如果為了攻占某些地點而白白地消耗了力量，進攻中的步兵營每次都被敵人組織很好的雨點般的霰彈打散；如果在炮戰中我方針對敵人的炮火開始減弱；如果大批未負傷的官兵隨著傷員後撤，導致火線上的步兵營不尋常地迅速減員；甚至如果由於會戰計劃受到干擾，個別部隊被分割和被俘；如果退路開始受到威脅，那麼統帥就必須從上述這一切情況中看出他和這次會戰所面臨的趨勢。會戰的這種趨勢持續得越久，這種趨勢變得越確定，挽回敗局就越困難，統帥不得不放棄會戰的時刻也就越近。現在我們就來談談這個時刻。 我們不止一次說過，雙方餘下的新銳預備隊的兵力對比大多是最後決定勝負的主要根據；統帥如果看到對手在預備隊的兵力對比上占有明確的優勢，那麼他就應下決心退卻。現代會戰的特點恰恰是，會戰過程中出現的所有不利情況和損失都可以通過新銳力量來彌補，因為現代戰鬥序列的組織方法和部隊投入戰鬥的方式使人們幾乎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情況下都能使用預備隊。一位看上去要戰敗的統帥只要在預備隊上還有優勢，就不會放棄會戰。然而自他的預備隊兵力開始少於敵人預備隊的那一刻起，就可視為勝負已經決出了。至於他此時還能做什麼，這一方面取決於當時的具體情況；另一方面取決於他所具有的勇氣和毅力的程度，這種勇氣和毅力有時也可能變成不明智的固執。統帥怎樣才能正確地估計雙方預備隊的兵力對比，這是實施中的技能問題，絕不是這裡要談的問題。我們這裡依據的是他判斷後得出的結論。但是即使他得出了這個結論，也還不是他決定退卻的真正時刻，因為一個只是逐漸形成的動機並不適合讓統帥定下退卻的決心，而只是統帥定下退卻決心的一個一般的根據，要定下退卻決心還需要一些特殊的動因。這些動因主要有兩個，它們經常出現，即退路面臨危險和黑夜的到來。 如果隨著會戰的每一步進程，退路受到越來越多的威脅；如果預備隊已經受到很大的削弱，以致它們無法再重開局面，那麼就只剩下聽天由命和通過有秩序的退卻自救了。在這種情況下，較長時間的耽擱會使退卻成為潰逃和大敗，一切化為烏有。 一切戰鬥通常隨著黑夜的到來而結束，因為夜戰只有在特殊的條件下才會帶來好處。由於黑夜較白天更適合退卻，因此凡是認為退卻不可避免或者極有可能的人，都傾向於利用黑夜退卻。 不言而喻，除上述這兩種常見的和最主要的動因以外，退卻可能還有很多其他更小、更具體但又不容忽視的動因，因為會戰越是臨近均勢完全改變的時刻，每一個部分戰鬥的結果對這一改變的影響就越敏感。因此，損失一個炮兵陣地，敵人數個騎兵團成功地突入陣地等都能促使人們將已經成熟的退卻決心付諸實施。 在結束這個討論內容的時候，我們還要談一下，統帥內心要經受得住勇氣和理智之間某種形式的鬥爭。 一方面，統帥身上那種常勝征服者所擁有的驕傲情緒和天生倔強帶來的不屈不撓的意志，以及由高貴情感激發出的昂揚的抵抗精神不願讓他退出戰場，而是要求他把榮譽留在那裡；另一方面，理智又勸告他不要把所有力量用盡，不要孤注一擲，而是要保存有秩序退卻所必需的力量。在戰爭中，不管勇氣和頑強的價值應該推到多麼高，不管無法下決心以全力爭取成為勝利者的獲勝希望是多麼少，但畢竟有一個點，超出這個點的固執堅持只能被稱作一種絕望的愚蠢行為，從而不會得到任何評論者的原諒。在所有會戰中最著名的「美好姻緣」會戰中，拿破崙動用其最後的力量，用於挽回一場無法再挽回的會戰，就如同花掉了身上最後一文錢，最後像乞丐一樣逃出了戰場，逃出了他的帝國。 第十章 主力會戰（續一） 勝利的影響 根據不同的立足點，人們可能對一些大規模會戰所取得的特大戰果感到驚訝，同樣也可能對另一些大會戰沒有取得什麼戰果而感到驚訝。現在我們就來談一下一次大勝利的影響的本性。 在這裡，我們很容易區分以下三個事物：一是勝利對戰爭工具本身，即對雙方統帥及其軍隊的影響；二是勝利對參戰國的影響；三是上述兩種影響在戰爭接下來的進程中表現出來的真正的作用。 勝利者與失敗者之間在戰場本身的傷亡、被俘人數和火炮損失方面的差別往往不大。誰要是只考慮這種不大的差別，誰就往往會對它所產生的後果感到完全不可理解。實際上，這一切通常發生得十分自然。 我們在第七章[1]中曾經講過，一方勝利的規模不僅隨另一方被擊敗部隊規模的增加而加大，而且是以更大的程度加大。一場大規模戰鬥的結局給失敗者和勝利者帶來的精神影響都比較大。這些影響使物質力量受到更大的損失，而物質力量的損失又反過來影響精神力量，兩者就這樣相互作用，相互助長，因此人們應該特別重視這種精神影響。這種精神影響對勝利者和失敗者所起的作用是相反的：它銷蝕失敗者的各種力量，同時增強勝利者的力量和活動。但是這種精神影響主要還是對失敗者產生作用，因為它成為失敗者遭受新的損失的直接原因。此外，這種影響與危險、勞頓和艱難，總之與一切加大困難的因素（戰爭就是在這些因素之間運動）有相同的本性，因此與它們一起出現，並由於它們的影響而加大，而對勝利者來說，所有這些因素只是像重物一樣影響其勇氣的進一步高漲。因此人們看到，失敗者從原來均勢時水平線下降的程度比勝利者高於該水平線的程度大得多，因此當我們談到勝利的影響時，主要是指勝利給失敗者帶來的影響。如果說這種影響在一次大規模的戰鬥中比在一次小規模的戰鬥中強烈，那麼在主力會戰中肯定比在一次從屬性的戰鬥中要強烈得多。主力會戰是為它自己，為它決出的勝利而存在的，因此人們在主力會戰中應竭盡全力去爭取勝利。整個戰爭計劃及其全部頭緒，以及所有遙遠的希望和對未來的模糊想法所匯聚成的意圖就是，在進行主力會戰的這個地方、這個時刻戰勝對手。能否奪取到主力會戰的勝利——對這個大膽的問題做出回答，是命運攸關的問題。這意味著精神必然會緊張起來，不僅是統帥，而且他的整個部隊直到最後的輜重兵都是如此。當然職位越低，緊張的程度就越小，但其重要性也越小。在任何時代，而且從事物的本性來看，主力會戰從來不是一次未經準備、意料之外和盲目執行的公務，而是一個偉大的行動。這一行動部分是自動的，部分是根據指揮官的意圖從大量的一般活動中脫穎而出的，更能增強所有人的緊張情緒。而人們越是緊張地注視著會戰的結局，會戰結局的影響想必也就越大。 現代會戰中勝利的精神影響比近代戰爭史初期[2]的會戰中的要大得多。既然現代會戰像我們以前講過的那樣是雙方力量的真正搏鬥，那麼起決定性作用的當然是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總和，而不是具體的部署，更不是偶然性。 人們犯了錯誤，下次可以改正，可以期待在另一次得到幸運和巧合的更多眷顧，但是精神力量和物質力量的總和通常不是很快就能改變的，因此一次勝利給精神力量和物質力量總和帶來的變化對整個未來都有更重大的意義。在軍內外所有參加會戰的人中，雖然也許只有極少數人思考過這一區別，但是會戰過程本身會使所有身處會戰的人都感覺到這種區別。在公開報道中關於會戰過程的記述儘管可能被一些個別的牽強附會的情況掩飾了真相，但還是或多或少地告訴世界：取得勝利的原因在於總的情況，而不在於個別情況。 從未身處過一場大規模失敗會戰的人，很難對它有個活生生的、從而完全真實的想像。對這一次或那一次小損失的抽象想像永遠不會構成對一次失敗會戰的真正概念。現在我們就來看一下失敗會戰的情景。 在一次失利的會戰中，首先侵襲人的想像力（也可以說人的理智）的是大量人員的損失，其次是地區的丟失（這往往是常見的現象，即使是進攻者，在失利時也會丟失地區），再次是最初的序列受到破壞，各部分陷入混亂，出現退卻的危險（除了少數例外的情況，這種危險會經常出現，只是程度有所不同），最後是退卻（大多是在夜間開始，或者至少是在整個夜間持續進行）。退卻一開始，部隊就不得不丟下大量疲憊不堪和失散的士兵，而他們往往正是那些敢於在戰場上沖得最遠和堅持得最久的勇士。在戰場上只是較高級軍官才有的被戰勝的感覺，此時則會波及各級軍官，直至普通士兵。當他們想到很多在這次會戰中剛剛為大家所尊敬的勇敢的戰友落入敵人之手的可怕景象，這種被戰勝的感覺就更加強烈。同時，每個下屬多少都會認為自己的努力之所以徒勞無益，是上級指揮官的過錯，因此開始懷疑上級指揮官的能力，於是這種被戰勝的感覺就更加強烈。這種被戰勝的感覺並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的單純的想像，而是對手比我們占優勢的明證。對手占優勢這一事實可能被某些原因掩蓋，以至在會戰前不易被發現，但到會戰結束時，總會清晰和明確地顯露出來。也許人們在會戰前就已經認識到了這一事實，但在缺乏更可靠根據的情況下想必會寄希望於巧合、幸運、天意和大膽的冒險。最後當這一切都被證明無濟於事時，冷酷的事實卻已經無情和緊迫地出現在人們的面前。 上述情況還遠遠不能說是驚慌失措。一支有尚武精神的部隊在會戰失敗後決不會驚慌失措，而其他部隊也只有在個別情況下才會在會戰失敗後驚慌失措。上述情況在最優秀的軍隊中也會出現。如果說長期的戰爭歷練和勝利的傳統以及對統帥的極大信任有時可以稍許弱化這些情況，但在失敗的最初時刻不可能完全沒有這些情況。這些情況也不僅僅是由於丟失火炮和人員被俘而引起的，因為火炮的丟失和人員的被俘通常是稍後才出現的，而且也不會很快就為大家所知，因此即使是最緩慢和最均勻的均勢變化也會產生這些情況，而且正是這些情況構成了勝利在任何情況下都會產生的影響。 我們已經說過，戰利品的數量會提高這種影響。 被視作戰爭工具的一支部隊在上述狀態中會受到多麼大的削弱啊！我們說過，一支在這種削弱狀態下的部隊對作戰中遇到的很普通的困難都會感到難以應付，因此很難指望它有能力通過新的努力奪回已經失去的東西！在會戰之前，交戰雙方之間有一種真正的或者想像出來的均勢。當這個均勢失去後，要想重新贏得它，就必須有外因的幫助。如果缺乏這樣的外部支撐點，那麼任何新的努力都只會導致出現新的損失。 因此，即使對手的主力取得的是最微小的勝利，也會使均勢像天平的秤盤一樣不斷向對手一邊下沉，直到新的外在因素使它發生轉折為止。如果附近沒有這種新的外在因素，如果獲勝的對手是一個不知疲倦、渴望榮譽和追求遠大目標的人，那麼另一方就必須有一位傑出的統帥和一支久經戰爭歷練和具備高度尚武精神的軍隊，以便使對手高漲的優勢不至於像洶湧的江河一樣衝破堤壩，而是通過小規模和多種多樣的抵抗使這條江河流得緩慢下來，直到其勝利的力量在河道的終點消失。 現在我們來談談對手的勝利對我軍以外的民眾和政府的影響。這種影響表現為他們最緊張的希望突然化為泡影，全部自尊心受到打擊。這些力量消失後，取而代之的畏懼則以其可怕的張力沖入人們內心出現的真空，最後使他們完全癱瘓。這是主力會戰對交戰一方的神經進行的閃電般的真正打擊。這種影響儘管在這裡和在那裡會有所不同，但從來不會完全沒有。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不去積極地去發揮自己的作用以扭轉敗局，而是擔心自己的努力會徒勞無益，於是在應該迅速行動的時候躊躇不前，或者乾脆束手待斃，聽任命運擺布一切。 勝利的這種影響在戰爭過程中能產生什麼結果，部分取決於勝利一方統帥的性格和才能，但更多取決於促成勝利的各種情況和勝利帶來的各種條件。如果沒有統帥的勇氣和進取精神，即使是最輝煌的勝利也不會帶來大的戰果；即使統帥有勇氣和進取精神，但如果各種條件嚴重地制約著這些精神力量，那麼它們只會更快地枯竭。假如利用科林會戰勝利的不是道恩而是弗里德里希大帝[3]，假如進行洛伊滕會戰[4]的不是普魯士而是法國，那麼其結果將會是多麼不同啊！ 至於能讓大勝利帶來大戰果的條件，我們在討論與之相關的問題時可以了解到。之後我們才能解釋，為什麼勝利的規模與其戰果之間，初看上去會不一致。人們一般認為這是因為勝利者缺乏幹勁。在這裡我們只研究主力會戰本身，不想離開這個題目，我們只想指出：一次勝利從來就是有上述影響的，而且這些影響隨著勝利強度的增加而加大。一次會戰越是成為主力會戰，也就是說，越是把全部作戰力量集中在一次會戰中，越是把全部軍事力量變成作戰力量，越是把全國的力量變成軍事力量，勝利的影響也就越大。 然而，難道理論就可以認為勝利的這種影響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嗎？難道理論不更應努力地去找到有效的手段來消除這種影響嗎？對這個問題做肯定的答覆似乎是很自然的，但願上天保佑我們，別像大多數理論家那樣由此而誤入既贊成又反對的自相矛盾的歧途！ 勝利的上述影響當然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因為這一影響是事物的本性決定的。即使我們找到了針對它的方法，它仍然存在，就猶如一枚炮彈，即使它是從東向西發射的，因這一相反方向的運動損失了部分速度，但它仍然是隨著地球的自轉方向自西向東運動的。 整個戰爭的進行是以人的弱點為前提的，同時也是針對這一弱點的。 如果說我們以後在另一個場合還要思考主力會戰失敗後應該怎麼辦，如果說我們還要研究在最絕望的處境中尚有可能剩下的手段，如果說我們即使是在這樣的處境中仍相信有可能把失去的一切奪回來，但這指的並不是能使這樣一次大敗的影響逐漸變成零，因為人們用於挽回敗局的力量和手段本來是可以用於積極目的的。這些力量不僅指精神力量，也包括物質力量。 另一個問題是，一次主力會戰的失敗是否也許會喚起一些否則根本不會出現的力量[5]。這種情況當然是可以設想的，而且在很多國家的民眾中確實已經出現過。但是激起這種強烈的反作用已經不屬於軍事藝術研究的範圍。軍事藝術只能是在必須以這種作用為前提的情況下要顧及它。 勝利給勝利者帶來的結果可能由於它喚起的失敗者的力量所形成的反作用而看似不利。這種情況當然屬於極少的例外，但這也讓人更有把握地認為，由於戰敗的民眾或國家有不同的特點，同樣的勝利所引起的結果是不同的。 * * * [1]1759年9月，薩克森首府德勒斯登的普魯士守軍向神聖羅馬帝國軍隊投降。弗里德里希二世試圖挽回局勢，命令芬克中將率領1.5萬人佯動至馬克森（Maxen，今德國薩克森州米克利茨塔爾的一部分，西北距德勒斯登18公里）附近，威脅奧軍主力後面的交通線，以迫使奧軍退向波希米亞。11月20日，芬克被3.2萬人的優勢之敵包圍，次日率部投降。——譯者注 [2]原文如此，疑誤。應為本篇第四章。——譯者注 [3]指三十年戰爭時期。——譯者注 [4]參閱第六篇第八章。——譯者注 [5]1757年12月，弗里德里希二世挾羅斯巴赫會戰勝利的餘威，率部馳援西里西亞。5日，在洛伊滕（Leuthen，西里西亞一村莊，位於布雷斯勞附近）向兩倍於己的奧軍發起進攻。會戰中，弗里德里希二世佯攻奧軍右翼，實際上利用有利的地形，將主力轉向奧軍的左翼，擊潰奧軍，成為弗里德里希二世用斜向戰鬥序列以少勝多的典型戰例。——譯者注 第十一章 主力會戰（續二） 會戰的運用 無論戰爭在具體情況下是如何進行的，無論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樣進行的戰爭其結果中有什麼是必然的，我們只能從戰爭的概念出發，以便堅定地確認以下幾點： 1. 消滅敵軍是戰爭的主要原則，對採取積極行動的一方來說，是達到目標的主要途徑。 2. 消滅敵軍主要是在戰鬥中實現的。 3. 只有大規模的和具有一般目的的戰鬥能取得大的戰果。 4. 如果若干戰鬥匯成一次大的會戰，戰果就會變得最大。 5. 只有在一次主力會戰中，統帥才親自指揮部隊。此時他最相信的是他自己，這是事物的本性決定的。 從上述五個事實中得出一個雙重法則，它包含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應主要在大規模會戰及其戰果中尋求消滅敵軍；大會戰的主要目的必須是消滅敵軍。 當然在其他手段中也或多或少有消滅敵軍的因素，也有因條件有利，在一次小規模戰鬥中不同尋常地消滅很多敵軍的情況（例如馬克森會戰）；另一方面，在一次主力會戰中，奪取或守住一個哨所[1]有時也會成為一個很重要的目的。但總的來說，主要的事實是：進行主力會戰只是為了消滅敵軍，只有通過主力會戰才能實現消滅敵軍。 因此，人們應該把主力會戰視為戰爭的集中表現，是整個戰爭或戰局的重心。就像陽光在凸透鏡的焦點上聚成完整的像並發出極高的熱度一樣，戰爭的各種力量和條件在主力會戰中匯聚起來，集中產生出最大的效果。 把軍事力量集結成一個大的整體，這是在一切戰爭中或多或少都會出現的一個情況。這一行為已經表明一種意圖，即不管是進攻者主動地，還是防禦者被動地，都想用這個整體進行一場大的戰鬥。如果這樣的大戰鬥沒有發生，那就說明有其他緩和的和抑制的因素影響了最初的敵對動機，削弱、改變或完全阻止了行動。然而即使是在這種雙方均不採取行動的狀態下（這是很多戰爭的基本狀態），對雙方來說，進行主力會戰的想法仍是未來行動的著眼點，是他們構建下一步行動時的遠焦點。戰爭越是成為真正的戰爭，越是成為了結敵對關係和仇恨以及互相制服的手段，一切活動就越集中在浴血的戰鬥中，主力會戰也就越重要。 對一個以大的、積極的目的（深深地侵入到對手的利益中）為目標的人來說，主力會戰就是最自然的手段，因此也是最好的手段（我們以後還要進一步說明）。通常如果誰害怕進行大的決戰而繞開主力會戰，誰就會自食其果。 積極的目的屬於進攻者，因此主力會戰也主要是進攻者的手段。儘管我們在這裡不能更詳細地確定進攻和防禦的概念，但還是要指出，即便是防禦者，在大多數情況下也只有主力會戰這唯一有效的手段，以便遲早滿足其處境的需要，完成其任務。 主力會戰是解決問題的最慘烈的途徑。正如我們在下一章還要詳細說明的那樣，儘管主力會戰不等於純粹的相互殺戮，其作用更多是扼殺敵人的勇氣，而非敵人的士兵，但是流血永遠是它的代價，而「會戰」這個詞既表示了會戰的名稱，又說明了它的特點[2]。統帥中人性的一面會使他在會戰面前畏縮。 但是使統帥的精神壓力更大的，是他想到要通過唯一的一次戰鬥決定勝負。在這裡，所有行動都集中到空間和時間的一個點上。在這種時刻，我們內心會有一種模糊的感覺，仿佛我們的力量在這個狹小的空間裡無法展開和活動，仿佛我們只要花時間等待就已經能夠贏得很多好處（即使我們根本沒有這個時間）。這種感覺只是一種錯覺，但即使是錯覺也是有些影響的。人們在做任何其他大的決定時也會受錯覺這一弱點的影響。當一位統帥要在一個點上進行如此重要的主力會戰時，正是這一弱點會在他內心變得更大。 因此，各時代都有政府和統帥總是試圖在決定性的會戰以外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以便要麼不通過決定性的會戰就達到其目標，要麼悄悄地放棄其目標。於是那些歷史和理論著作家就費盡心思，從那些以其他方法進行的戰局和戰爭中不僅想找到錯過的會戰決戰的替代物，甚至還想找到一種更高超的藝術。這樣一來，在我們所處的時代就有人根據戰爭中合理用兵的原則，幾乎把主力會戰視為一種由於錯誤而成為必然的禍害，視為一種病態的力量宣洩，認為一場正常的、慎重的戰爭從來就不必導致這種宣洩。他們認為只有那些懂得以不流血的方式進行戰爭的統帥才有資格戴上桂冠，而他們那種婆羅門教真經式的戰爭理論就是專門傳授這種藝術的。 現代歷史已經摧毀了這種妄想，但是沒人能保證這種妄想不會在這裡或那裡，在較長或較短的時間內又回來，吸引領導者相信這種錯誤觀點（因為它符合人的弱點，易為人們接受）。也許不久以後人們會認為拿破崙的戰局和會戰是野蠻和近乎愚蠢的，並再次以滿意和信任的眼神看待那些過時的、空洞的和花架子式的部署和打法。如果理論能夠提醒人們警惕這些東西，那麼它就是對那些願意傾聽其忠告的人做出了重要貢獻。但願我們成功地向那些在可愛的祖國中對軍事問題擁有權威影響的人伸出了手，以便作為這一領域的嚮導為他們服務，並請他們對有關問題做開誠布公的檢驗。 不僅是戰爭的概念，而且經驗也告訴我們，只應在一場大會戰中尋求決出大的勝負。自古以來，只有大的勝利才能導致大的戰果，對進攻者來說必然是這樣，對防禦者來說或多或少也是這樣。即使是拿破崙，假如他害怕流血，那麼他也不會取得烏爾姆會戰的勝利（這是他以分兵方式取得的唯一的一次勝利[3]），其勝利只會更多地被視為他以往戰局勝利的二茬收穫。曾試圖以決定性的會戰這一重要的冒險手段來完成其大業的，不只是大膽的、魯莽的和無畏的統帥們，而且是所有幸運的統帥們都曾試圖這樣做。這些統帥對這個範圍如此之廣的問題所做的回答是令我們滿意的。 對那些未經流血而獲勝的統帥，我們不感興趣。如果說血腥的殺戮是可怕的，那麼這只應促使我們更加嚴肅地對待戰爭，而不應促使我們出於人道而逐漸讓佩劍變鈍，直到不知什麼時候躥出某個人，手執利劍活活地將我們的手臂砍掉。 我們把一次大會戰視為一次主力決戰，當然不是把它視為一場戰爭或戰局不可或缺的、唯一的一次主力決戰。一次大會戰決定整個戰局勝負的情況，只有在近代才是常見的，而一次大會戰決定整個戰爭勝負的情況，則是極為少見的例外。 一次大會戰決定的勝負，其意義當然不僅取決於大會戰本身的規模（集結到會戰中的部隊的多少和會戰勝利的大小），還取決於交戰國雙方和各自盟國的很多其他情況。不過由現有部隊的主力進行的大規模決戰，開啟的當然就是主力決戰，其規模雖然在某些方面是可以預見到的，但不是在所有方面。這樣的主力決戰即使不是唯一的一次，但畢竟是首次決戰，而且作為首次決戰對以後的決戰也會產生影響，因此對一個有意進行的主力會戰，根據其不同的情況，人們應或多或少在某種程度上始終將其視為當前整個軍事行動的中心和重點。一位統帥越是以真正的戰爭和鬥爭的精神出征，越是具備必須和將要打垮對手的感覺和想法（意識），他就越會把一切都放到首次會戰這個秤盤上，希望併力爭在首次會戰中奪取一切。拿破崙在其所有戰爭中大概沒有一次不是在出征時即想要在首次會戰中就打垮對手。弗里德里希大帝進行的戰爭雖然規模較小，面臨的危機也有限，但當他率領一支不大的部隊從背後進攻俄國人或帝國軍隊[4]而想打開一個新的局面時，同樣也是有這種想法的。 我們在上面說過，由主力會戰決出的勝負的意義，部分取決於主力會戰本身，即取決於參加會戰的部隊的數量和戰果的大小。 對於第一點，統帥可以通過增加參戰部隊來提升會戰的重要性，這是顯而易見的。現在我們只想指出，主力會戰的規模越大，它一併決定的事情也就越多。因此，那些有自信、喜歡大決戰的統帥在不錯過其他要點的情況下，總是儘可能把他絕大部分的兵力投入到主力會戰中去。 至於會戰的戰果，或者更確切地說，勝利的大小程度，則主要取決於以下四個因素： 1. 進行會戰時的戰術形態。 2. 地形的特點。 3. 各兵種比例。 4. 兵力對比。 採取正面進攻而沒有迂迴的會戰，很少能像進行了迂迴或者迫使對方或多或少改變了正面的會戰那樣得到大的戰果。在溝壑縱橫的地形或山地進行會戰的戰果同樣較小，因為進攻的力量在這種地形上到處都受到削弱。 如果失敗者的騎兵與勝利者的騎兵相比一樣多或者占優勢，那麼勝利者追擊的效果就會降低，從而失去很大一部分勝利成果。 最後，本身可以理解的是，如果利用優勢兵力迂迴或迫使敵人改變正面，這樣取得的勝利比以劣勢兵力取得的勝利能帶來更大的戰果。洛伊滕會戰的結果可能會讓人們懷疑這個原則的實際正確性，但是請允許我們在這裡說句我們一般不愛說的話：凡事有例外。 因此，統帥可以以上述四個因素為手段，賦予會戰決定性的特點。他面臨的危險固然會隨之加大，但是他的全部活動本來就是要服從精神世界中的這個活躍法則[5]的。 這樣在戰爭中，主力會戰是最重要的了，因此戰略上最大的智慧就表現在為主力會戰提供手段，巧妙地確定主力會戰的時間、地點和用兵方向，以及利用主力會戰的戰果。 上述這些雖然很重要，但是人們不能從中就得出結論，認為它們具有很複雜和捉摸不定的本性。恰恰相反，這一切都很簡單，並不需要很多綜合運用的藝術，但很需要對各種現象的敏銳的判斷力，很需要幹勁和堅定的一以貫之的信念以及朝氣蓬勃的進取精神，即我們以後還要時常談到的英雄特質。統帥在這裡不怎麼需要書本中能傳授的東西，而是需要很多通過書本以外的其他途徑（如果能夠通過傳授學到的話）掌握的東西。 統帥對主力會戰的渴望，以及自主而有把握地前往主力會戰的運動，應來自對自己力量的信心和對會戰必要性的明確認識，換句話說，應來自天生的勇氣和經過豐富閱歷磨鍊而成就的敏銳洞察力。 大的戰例是最好的教師，但是如果理論中的偏見像雲一樣遮住這些戰例，則是件糟糕的事，因為即使是陽光，在雲中也會折射和變色。這些偏見有時像瘴氣那樣形成和傳播。粉碎這些偏見是理論的一個迫切任務，因為對人們頭腦中錯誤地產生的東西，也可以用頭腦再消除它。 * * * [1]指失利一方的普通民眾。——譯者注 [2]作者所用的「哨所」（Posten）概念涵蓋範圍遠大於一般的哨所，不僅指「哨兵或警戒分隊所在的處所」，有時也指一處要塞或一座城市。——譯者注 [3]德語「會戰」（die Schlacht）一詞是從「屠殺」（schlachten）這個動詞派生出來的。——譯者注 [4]第三次反法聯盟戰爭中，法軍和奧軍為爭奪烏爾姆（Ulm，今德國巴登-符騰堡州一城市，位於多瑙河河畔）於1805年10月8—20日進行的一系列戰鬥和會戰的總稱。1805年秋，奧軍在萊茵河-蒂羅爾一線暫取守勢，準備在俄軍到達後共同進攻法軍。奧軍斐迪南大公的參謀長馬克率7.2萬人到烏爾姆占領陣地。拿破崙率領15萬人，沒有採取慣用的集中優勢兵力、一路進擊的戰法，而是以部分兵力在正面牽制敵人，同時分兵數路進行大規模迂迴，切斷了奧軍通往奧地利的退路，於10月17日迫使馬克同意率其2.5萬餘人攜60門火炮投降，並於20日正式交出武器。——譯者注 [5]帝國軍隊（die Reichsarmee），指神聖羅馬帝國的軍隊，由帝國議會組建，是帝國執行機構——帝國議會的工具，其任務是捍衛帝國內外的安全，必要時由帝國議會派出。1806年，神聖羅馬帝國解體，帝國軍隊也不復存在。作者在書中提到帝國軍隊若是1806年以後的，一般是指德意志諸邦的軍隊。——譯者注 第十二章 利用勝利的戰略手段 盡最大可能為贏得勝利做準備是一件更困難的事，是戰略默默做出的功勞。戰略在這方面幾乎得不到什麼讚揚，它通過取得的勝利，顯示其光彩和榮耀。 會戰能有哪些特殊目的，會戰是如何影響戰爭的整個體系的，勝利之路依不同情況的本性能通向何處，以及勝利的頂點在什麼地方，所有這些問題我們以後才能討論[1]。但是對所有能想到的情況而言，事實是：不進行追擊，任何勝利都不會取得大的效果；無論勝利之路是如何短，勝利者總應進行初步的追擊。為了不用處處重複這一點，我們想總的談一下追擊（這是勝利者戰勝對手後有必要追加的一個任務）。 對戰敗的對手的追擊是從他放棄戰鬥、離開其要塞的時刻開始的。此前的一切進退運動都不能算是追擊，而是屬於會戰進程本身。通常在對手放棄戰鬥、離開其要塞的時刻，對勝利者來說，即使勝利已經無可置疑，但勝利畢竟還很弱小，如果不通過當天的追擊加以完善，那麼勝利就不會為接下來的一系列戰事提供多少切實的好處。如前所述，在大多數情況下，體現勝利的那些戰利品是通過這種追擊才得到的。我們想先來談談這種追擊。 交戰雙方在會戰前夕的各種活動大多是緊迫的，因此雙方通常是在體力消耗已經很大的情況下進入會戰的。此前長時間的搏鬥使雙方體力消耗很大，最終筋疲力盡。此外，勝利者在部隊分散和隊形混亂方面並不比失敗者好多少，因此有必要重建秩序，集結走散的人員，為用盡彈藥者補充彈藥。這一切使勝利者自己也處於危機狀態，這是我們講過的。如果被擊敗的只是敵軍的一個從屬部分，可能得到敵軍其他部隊的接應，或者有望得到大部隊的增援，那麼顯而易見，勝利者就很容易面臨喪失勝利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勝利者考慮到這種危險，就會很快停止追擊，或者至少給追擊規定一個很大的限度。即使勝利者並不擔心失敗者會得到大量援軍，但勝利者處於上述危機狀態，在追擊時也會感到自己的衝擊力遇到很大的阻力。即使勝利者不必擔心勝利會被奪走，但畢竟可能發生不利的戰鬥，它們可能減少勝利者的既得好處。此外，人們在生理上的需要和弱點也會對統帥的意志施加全部壓力。統帥指揮下的成千上萬的官兵都需要休息和恢復體力，都要求暫且避免危險和勞頓。只有少數可以視為例外的人能看到和感受到比眼前更遠的東西。只有這少數人還有足夠發揮勇氣的餘地，在完成了必要的任務後還能想到其他戰果，這些戰果此刻在別人看來不過是美化勝利的奢侈品而已。但是千萬官兵的呼聲，在統帥周圍是會有人反映的，人們的這種切身利益通過各級指揮官會如實地傳到統帥那裡。統帥本人由於精神和身體的緊張勞頓，其內心活動也會或多或少地受到削弱。於是出於這種人之常情，人們實際做到的往往比本來可以做到的要少，而且之所以做出些事情，也只是由於最高統帥渴望榮譽，有幹勁，也許還有嚴厲。只有這樣才能解釋為什麼有很多統帥在以優勢兵力取得了勝利以後，對擴大勝利猶豫不決。勝利後的初步追擊，我們認為一般只限於當天，必要時到當天夜間，因為在這個時段以後，追擊者自己也需要休整，故在任何情況下都應中止追擊。 這種初步追擊有自然形成的不同的程度： 第一種程度的追擊是只用騎兵進行的。這種追擊其實更多是為驚嚇和觀察敵人，而不是真正緊追敵人，因為往往很小的地形障礙就會擋住追擊者。騎兵雖然能追擊受到震撼和削弱的敵軍中的零星隊伍，但在追擊整個敵軍時，它始終只是一個輔助兵種，因為敵人可以用新銳的預備隊來掩護退卻，利用就近的不大的地形障礙就能夠結合各兵種進行有效的抵抗。只有追擊真正逃竄的和完全瓦解的部隊才是這裡的一個例外。 第二種程度的追擊是以一支大的、由諸兵種組成的前衛部隊進行的。其中自然包括絕大部分騎兵。這種追擊可以把對手一直擠壓到其後衛部隊的下一個堅固陣地，或者擠壓到其整個部隊的下一個部署地。通常敗退者沒有機會立刻利用這兩種陣地，於是勝利者可以繼續追擊，但行程大多不超過一小時，最多不超過兩個小時，否則前衛部隊就會擔心得不到充分的支援。 第三種，也是程度最強的一種追擊，是勝利的部隊本身只要力量足夠即保持推進。在這種情況下，失敗者只要觀察到追擊者準備進攻或包圍，就會離開大部分地形提供給他的可以稍做抵抗的部署地，而他的後衛部隊就更不敢進行頑強的抵抗了。 在這三種情況下，即使整個追擊行動尚未結束，如果黑夜到來，勝利者通常也會停止追擊。對少數情況下的徹夜追擊應視為極其猛烈的追擊。 如果人們考慮到，夜間戰鬥或多或少要取決於偶然性，而且在會戰臨近尾聲時，各部分之間的正常聯繫和會戰的正常步驟已經受到嚴重破壞，那麼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雙方統帥都害怕在夜間繼續戰鬥。除非失敗者已經完全瓦解，或者勝利者的部隊在尚武精神方面具有罕見的優勢，有成功的把握，否則在夜戰中幾乎一切都只能碰運氣，而這是任何人，甚至是最莽撞的統帥也不願做的。因此，通常黑夜會使人們停止追擊，即使會戰是在天黑前不久才決出勝負的也是如此。黑夜可以直接給失敗者一個喘息和收攏部隊的機會，如果他想在夜間繼續退卻，可以先行一步，以擺脫敵人。黑夜過去，失敗者的處境會顯著好轉。很多走散的士兵重新歸隊，彈藥得到補充，整個部隊會恢復秩序。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他還要繼續與勝利者作戰，那麼這個戰鬥就是一個新的戰鬥，而非上次戰鬥的延續。即使這一新的戰鬥中還遠不能讓失敗者有一個絕對好的結果，但它畢竟是一次新的戰鬥，而不只是勝利者順帶收穫的失敗者上次戰鬥的殘局。 因此，在勝利者可以徹夜追擊的情況下，即使只是用各兵種組成的大的前衛部隊進行追擊，也能極大地增加勝利的效果。洛伊滕會戰和「美好姻緣」會戰就是例證[2]。 這種追擊的全部活動其實是一種戰術活動，我們談到它，只是為了使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勝利後追擊和沒有追擊所得到的效果是不同的。 在初步追擊中將敵人追到他的下一個集結點，這是每個勝利者的權利，幾乎不受其後續計劃和情況的任何限制。這些後續計劃和情況有可能使勝利者投入主力所獲勝利的積極成果大為減少，但是不會妨礙對勝利的這一初步利用。即使我們可以設想有這樣的情況，但這種情況至少是極為罕見的，以至理論可以不去考慮它。當然在這裡我們必須承認，現代戰爭為人的魄力開闢了一個全新的領域。在過去那些規模較小、局限性較大的戰爭中，有很多方面，尤其是追擊受到一種不必要的傳統限制。在當時的統帥看來，勝利的概念和榮譽是十分重要的，以至他們在勝利時很少想到原本消滅敵軍的問題。在他們看來，消滅敵軍不過是戰爭的眾多手段之一，連主要手段都不是，更談不上是唯一手段了。一旦對手放下劍，他們便樂於把自己的劍也插回鞘中。在他們看來，勝負一旦決出，就可以停止戰鬥了，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了，而如果繼續流血就是無謂的殘忍。儘管這種錯誤的理論不是人們做出全部決定的唯一依據，但它能使一種觀點易於被人接受並有大的分量，即認為所有力量都已經耗盡，於是體力上已經無法繼續戰鬥。如果一位統帥只有一支部隊，而且預計這支部隊不久會遇到無力完成任務的情況（通常攻勢中的每次前進都會導致出現這種情況），那麼他當然要愛惜這支部隊，這個他奪取勝利的工具。不過顯而易見，這種計算是錯誤的，因為在追擊中，自己部隊受到的損失要比對方的損失小得多。這種看法之所以一再產生，是因為人們沒有把消滅敵軍視為要務。因此我們看到，在過去的戰爭中，只有像卡爾十二世、馬爾伯勒、歐仁、弗里德里希大帝這樣一些真正的英雄人物，才在已經贏得足夠勝利的情況下仍進行有力的追擊，而其他統帥則通常只是滿足於占領戰場。到了近代，由於導致戰爭的因素更多，使作戰更加激烈，才打破了這種因循守舊的限制。追擊成了勝利者的要務，戰利品的數量因此而大幅增加。即使人們在近代會戰中看到不追擊的情況，但那只是些例外，總是由一些特殊情況造成的。 例如在大格爾申會戰[3]和包岑會戰[4]中，聯軍只是由於騎兵占有優勢，才避免了徹底的大敗；在大貝倫會戰和登納維茨會戰中，是由於瑞典王儲[5]不願意而未進行追擊[6]；在拉昂會戰中，是由於年邁的布呂歇爾身體虛弱而未進行追擊。 博羅季諾會戰也屬於這方面的例子。關於這個例子，我們還要多講幾句，因為我們並不認為單單責備一下拿破崙就完事了，還因為這一情況以及很多與它類似的情況（統帥在會戰開始前就被局勢束縛住了手腳）似乎是極其罕見的。法國一些著名著作家和拿破崙的崇拜者（例如沃東庫爾[7]、尚布雷[8]、塞居爾[9]）明確地責備拿破崙，怪他沒有把俄軍全部逐出戰場，沒有用他最後的兵力粉碎俄軍，否則就可以讓這場俄軍只是失利的會戰變成俄軍徹底大敗的會戰。在此詳細地描述雙方軍隊當時的情況，會讓我們離題太遠，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當拿破崙渡過涅曼河[10]時，他準備接下來打博羅季諾會戰的部隊有30萬人，而到博羅季諾會戰時只剩下12萬人。他可能擔心這些兵力不足以向莫斯科進軍，而莫斯科看來是決定一切問題的關鍵點。拿破崙在取得博羅季諾會戰勝利後相當有把握地認為可以占領這個首都，因為俄國人看上去極不可能在8天內發起第二次會戰。拿破崙是希望在莫斯科締結和約的。當然，假如拿破崙在進占莫斯科之前把俄軍打垮，他締結和約的把握就會更大，但首個前提是要抵達莫斯科，就是說要率領一支實力雄厚的部隊抵達莫斯科，依靠這支部隊控制首都，從而在俄國及其政府面前以統治者的身份出現。後來的事實表明，他帶到莫斯科的兵力已經不足以完成這個任務。但是假如拿破崙在博羅季諾會戰中為打垮俄軍而把自己的部隊一起搞垮了，那他帶到莫斯科的兵力就更少了。拿破崙深深感覺到了這一點。在我們看來，他在博羅季諾會戰中未投入全部兵力的做法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種情況不能因此就算作「統帥因總的形勢而放棄通過初步追擊擴大勝利」的例子，因為這裡還根本談不上單純的追擊。當天下午4時，勝負已經決出，但是俄軍仍保有絕大部分陣地，而且不打算放棄它。他們準備在拿破崙重新發起進攻時再進行頑強的抵抗，儘管這種抵抗一定會以徹底大敗而結束，但會讓對手付出很多血的代價。因此人們應把博羅季諾會戰計入包岑會戰那樣的會戰，是沒有進行到底的會戰。在包岑會戰中，是失敗者傾向於早些離開戰場；在博羅季諾會戰中，是勝利者傾向於滿足得到半個勝利，這不是因為他懷疑最終能否取得勝利，而是因為他的兵力不足以獲取全部勝利[11]。 讓我們回到正題上來。從我們的考察中，對初步追擊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勝利的價值大小主要取決於追擊時的猛烈程度；追擊是取得勝利的第二個行動，在很多情況下甚至比第一個行動更重要；戰略在此向戰術靠近，以便從它手中接過完成了的工作[12]，其權威的第一個行動[13]就是要求勝利完美。 在極少情況下，即使進行了這種初步的追擊，勝利的效果也沒有再加大。只有勝利具有快速衝擊力，真正的擴大戰果之路才會開啟。我們曾經說過，擴大戰果之路是由其他條件決定的。在這裡我們還不準備談這些條件，但是我們在此不妨談談追擊的總的特點，以免我們在它可能出現的場合一再重複。 對繼續追擊，就其程度也可分為三種：單純的尾隨、真正的緊追，以及旨在切斷敵人退路的平行行軍。 單純的尾隨使敵人得以繼續退卻，直到他認為可以再度向我們發起戰鬥，因此單純的尾隨能夠使追擊者的既得優勢發揮到極致，而且得到失敗者所不能帶走的一切，例如傷病員、疲憊不堪的士兵、一些行李和各種車輛等。但是這種單純的尾隨不能像下面兩種程度的追擊那樣使對手進一步瓦解。 如果我們不滿足於尾隨敵人到其原來的營壘，以及占領敵人願意放棄給我們的地區，而是每次都索取更多的東西，也就是說，每當敵人的後衛部隊要占領陣地時，我們就用做好進攻準備的前衛部隊向他發起進攻，那麼這就可以促使敵人加速退卻，促使敵人瓦解。敵人的瓦解主要是由敵人在退卻中不停地逃跑引起的。對官兵來說，最痛苦的莫過於在疲憊不堪的行軍後正想休息時，又聽到敵人的炮聲。如果在一段時間內天天遇到這種情況，就可能導致部隊驚慌失措。在這種情況下，失敗者往往不得不承認對手的意志是無法抗拒的，自己已經無力抵抗，而這種意識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部隊的精神力量。如果追擊者能以此迫使對手在夜間行軍，那麼這種緊追不捨的效果就會升至最大。如果勝利者傍晚時將失敗者從其事先選定的營壘中又給嚇跑了（無論這個營壘是部隊本身用的，還是其後衛部隊用的），那麼失敗者就只好要麼夜行軍，要麼至少連夜變換陣地，繼續退卻。失敗者的這兩種結果是差不多的，而勝利者卻可以安然度過一夜。 在緊追不捨的情況下，追擊者行軍的部署和陣地的選擇還要取決於很多其他的條件，特別是要取決於給養、大的地形障礙、大的市鎮等。因此，如果人們以幾何圖形來展示追擊者如何通過擺布退卻者迫使其在夜間行軍，而自己卻可在夜間休息，那就是可笑的、書呆子式的做法。儘管如此，人們在部署追擊時向這個方向努力，以便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追擊的效果，還是正確和可取的。如果說人們在實施中很少考慮到這一點，那是因為即使是追擊的部隊，它在向這個方向努力時也比正常情況下的一站一站行軍和安排一日作息要困難得多。早晨適時出發，以便中午進入營壘，剩下的白天時間用於籌集軍需品，夜間用於休息，這比準確根據敵人的運動來確定自己的運動要輕鬆得多。因為在後一種情況下，追擊者總是在最後一刻才能做出如何運動的決定，有時要在清晨出發，有時要在傍晚出發，一天之中總有多個小時處在敵人眼皮底下，與敵人相互炮戰，不斷進行零星的戰鬥，反覆部署迂迴，簡單說就是要採取各種必需的戰術舉措。這對追擊的部隊來說，當然是沉重的負擔，而在負擔已經很多的戰爭中，人們總是傾向於擺脫那些看上去並非必要的負擔。上述這些考察是正確的，它們可以用於整個部隊，或者通常用於一支大的前衛部隊。由於上述提及的原因，第二種程度的追擊，即緊跟退卻者的追擊是相當少見的，甚至拿破崙在1812年俄國戰局中也很少使用這種方法，令人矚目的原因就是在他達到目的以前，僅是這一戰局遇到的諸多困苦就已經讓他的部隊面臨全軍覆滅的危險。相反，法國人在其他戰局中由於他們的毅力，在緊追不捨方面表現得還是很出色的。 最後，第三種程度的、也是最有效的一種追擊是向失敗者退卻的下一個目的地平行行軍。 任何一支失敗的部隊當然在他後面的或近或遠處有他首先渴望達到的地點，包括：一旦被追擊者占領，可能威脅退卻者繼續退卻的地方，例如隘路；退卻者先於追敵抵達這些地點，對於這些地點本身非常重要，例如首都、物資庫等；或者退卻者抵達後能夠獲得新的抵抗能力的地方，例如堅固的陣地、與友軍的會合點等。 如果勝利者此時沿著與失敗者平行的道路向這一地點行進，那麼顯而易見這會讓失敗者不得不加速退卻，使退卻變成慌不擇路，最後變成潰逃。失敗者對此只有三個對付的辦法。第一個辦法是撲向追敵，通過出敵不意的進攻贏得成功的可能性。不過從失敗者的處境來看，獲得這種成功的可能性總的來說不大。要想獲得成功，顯然要求有一位勇敢和富於進取的統帥和一支雖戰敗但並未徹底大敗的優秀軍隊。因此這種辦法大概只有在極少的情況下才能為失敗者所用。 第二個辦法是加速退卻。但這恰好是勝利者所希望的，而且這很容易使部隊過度勞頓，出現大量掉隊人員，丟失和損壞火炮和各種車輛，從而造成更大的損失。 第三個辦法是避開敵人，以便繞過容易被追敵切斷退路的地點，在距敵人較遠的地方，付出較少的勞頓行軍，從而減少因匆忙退卻而帶來的損失。這最後的辦法是三個辦法中最糟糕的，因為通常只能將它視為一個無力償還債務的人又欠下一筆新債，從而導致更為窘迫的局面。但是在有些情況下，這個辦法還是值得推薦的，有時還是唯一可行的辦法，而且也有成功的先例。然而一般來說，人們採用這個辦法事實上大多不是由於確信它可以更有把握地達到目的，而是出於另一個令人難以容忍的理由，即害怕與敵人交手。害怕與敵人交手的統帥是多麼可憐啊！無論部隊的士氣受到多大的打擊，無論對自己與敵人遭遇時在士氣方面處於劣勢的擔心是多么正確，膽怯地迴避一切與敵人作戰的機會只會使自己的處境變得更糟。假如拿破崙在1813年迴避哈瑙會戰[14]，改由曼海姆[15]或科布倫茨附近過萊茵河，那麼他就不可能把哈瑙會戰後尚余的3萬至4萬人帶過萊茵河。失敗者恰恰可以通過小心準備和進行的小規模戰鬥以及由於是防禦者而擁有的利用地形方面的優勢，而能首先讓部隊的士氣重新振作起來。 在這裡，防禦者的哪怕是最小的戰果所產生的有利效果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但是對大多數的指揮官來說，要想做這種嘗試，首先要克服自己的疑慮；而上述第三個辦法即避開敵人，初看上去似乎容易得多，以至人們往往願意這樣做。然而失敗者這樣避開敵人，通常恰恰最能推動勝利者達成意圖，從而使自己徹底失敗。但是我們必須指出，這裡指的是整個部隊，至於一支被切斷退路的部隊試圖通過繞路重新與其餘部隊會合，則是另一回事，因為這種情況是不同的，而且成功的例子並不少見。這種奔向同一目標的賽跑要有一個條件，就是追擊者要有一支部隊徑直跟在退卻者的後面，收穫起所有被遺棄的東西，並且讓退卻者一直覺得追兵就在後面。布呂歇爾從滑鐵盧[16]到巴黎追擊法軍的行軍，在其他方面都做得很出色，唯有這一點沒有做到。 這樣的行軍當然也會一併削弱追擊者。如果逃敵被他另一支較大規模的部隊接應，如果率領它的是一位傑出的統帥，而追擊者沒有充分做好消滅敵人的準備，那麼就不宜使用這種方法進行追擊。但是如果情況允許，這種手段就能像一部大機器那樣發揮作用。在這樣的追擊下，敗軍會由於不得不丟下傷員和疲憊不堪者而不成比例地受到損失，部隊由於時刻擔心失敗而士氣低落，以致幾乎不能設想會進行認真的抵抗；每天都會有數以千計的人未經戰鬥即成為追兵的俘虜。勝利者在這種充滿幸運的時刻不能害怕分兵，這樣才能把他和他的部隊所能得到的一切都納入勝利的旋渦，才能切斷敵軍此前外派小部隊的退路，攻占敵軍未做防禦準備的要塞，以及占領大的城鎮，等等。在新的狀態[17]出現以前，勝利者可以為所欲為，而且他越是敢作敢為，新狀態就出現得越遲。 在拿破崙的戰爭中，不乏通過大的勝利和出色的追擊而取得輝煌戰果的例子。我們只要回憶一下耶拿會戰、雷根斯堡會戰[18]、萊比錫會戰和「美好姻緣」會戰就夠了。 * * * [1]指面臨危險與所獲戰果之間的關係：要取得較大的戰果，就要冒較大的危險，而如果不願冒較大的風險，則取得的戰果往往也較小。——譯者注 [2]參閱本書第三卷第七篇第四章和第五章，以及第七篇所附《關於勝利的頂點》一文。——譯者注 [3]1757年12月5日，普奧兩軍在洛伊滕附近進行的會戰於下午5時左右結束，奧軍失敗。弗里德里希二世親率3個近衛步兵營追擊，擊敗奧軍後衛部隊，擴大了戰果。在1815年6月18日的「美好姻緣」會戰（滑鐵盧會戰）中，拿破崙傍晚投入最後一支預備隊，但未能扭轉敗局。普軍進攻法軍右翼側和背後，法軍被迫退卻。弗里德里希·馮·比洛和格奈澤瑙率領普軍立即追擊，使法軍的退卻成了毫無秩序的潰退。——譯者注 [4]1812年，拿破崙進攻俄國失敗後，普魯士於次年3月27日向法國宣戰。5月2日，拿破崙率主力前往萊比錫。俄普聯軍趁機襲擊位於大格爾申（Grossgörschen，今德國薩克森-安哈特州城市呂岑的一部分）附近的法軍奈伊元帥。拿破崙急忙率主力返回，與聯軍反覆爭奪大、小格爾申等4個村莊。最後，聯軍向包岑退卻。法軍由於騎兵較少而未進行追擊。——譯者注 [5]1813年5月18日，拿破崙從德勒斯登前往包岑。20日，拿破崙命烏迪諾進攻聯軍左翼，奈伊進攻聯軍右翼，自己則率主力從正面進攻。21日，聯軍大敗，法軍因騎兵不足而未進行追擊。——譯者注 [6]即貝納多特（Jean-Baptiste Jules Bernadotte，1763—1844），侯爵，法國元帥，瑞典國王。因他是瑞典國王卡爾十三世的養子，國王去世後，於1810年8月被瑞典國會選為瑞典王儲。1813年統率瑞典、俄國和奧地利聯軍在萊比錫大會戰中擊敗拿破崙。1818年，登基為瑞典國王，即卡爾十四世（1818—1844）。——譯者注 [7]1813年8月23日，烏迪諾所率法國和薩克森聯軍在大貝倫（Grossbeeren，今德國布蘭登堡州一小鎮）附近被貝納多特所率普魯士、俄國、瑞典聯軍擊敗。拿破崙復命奈伊北征。9月6日，在登納維茨（Dennewitz，今德國布蘭登堡州一小鎮）也被貝納多特擊敗。在兩次會戰後，貝納多特都沒有進行追擊。有人認為，這是因為他過於謹慎，也有人認為是由於他礙於自己曾是法軍將領，故不願追擊拿破崙。——譯者注 [8]沃東庫爾（Frédéric François Vaudoncourt，1772—1845），法國將軍，軍事著作家。曾長期跟隨拿破崙，著有《1812年法俄戰爭回憶錄》。——譯者注 [9]尚布雷（Georges de Chambray，1783—1848），侯爵，法國炮兵將軍和軍事理論家。著有《遠征俄國史》。——譯者注 [10]塞居爾（Philippe Paul Ségur，1780—1873），法國將軍、作家和歷史學家，著有《1800—1812年，一位拿破崙隨軍軍官的回憶錄》，是研究拿破崙的重要資料。——譯者注 [11]涅曼河（die Njemen），今白俄羅斯和立陶宛境內的一條河流，流入波羅的海，長937公里。——譯者注 [12]俄法雙方在1812年9月7日的博羅季諾會戰中均受到很大損失，俄軍損失4.5萬人（一說5.2萬人，占當時俄軍正規軍兵力的一半；作者在本書第七卷中給出的數字是3萬人），法軍損失3.5萬人（一說2.8萬人，其中1792名軍官；作者在本書第七卷中給出的數字是2萬人），雙方均自稱獲勝。實際上，此次會戰未能決出真正的勝負，但為俄軍消耗法軍和轉入反攻創造了條件。——譯者注 [13]此處「完成了的工作」指進攻。——譯者注 [14]此處「第一個行動」指獲勝後的初步追擊。——譯者注 [15]1813年10月，萊比錫會戰後，拿破崙在退卻途中在哈瑙受到奧地利、巴伐利亞和俄國聯軍的阻擊。30日，拿破崙率剩下的3.5萬餘人擊敗聯軍，保證了退路的安全。——譯者注 [16]曼海姆（Mannheim），今德國巴登-符騰堡州一城市，位於內卡河流入萊茵河河口附近。——譯者注 [17]滑鐵盧（Waterloo），今比利時瓦隆-布拉班特省一小鎮，北距首都布魯塞爾16公里，位於蘇瓦涅森林南端。——譯者注 [18]指勝利者與失敗者之間遲早會出現的均勢狀態。——譯者注 第十三章 會戰失敗後的退卻 在失敗的會戰中，敗軍的力量受到破壞，而且精神力量受到的破壞比物質力量受到的破壞更大。如果敗軍在新的有利情況出現以前進行第二次會戰，將會招致徹底大敗，甚至全軍覆滅。這是一條軍事上的公理。退卻就其本性來說，應該進行到雙方力量重新平衡為止，無論是由於敗軍得到了增援，還是由於敗軍得到了堅固要塞的保護，或者是由於敗軍利用了大的地形障礙，又或是由於勝利者的兵力過於分散。力量再度平衡出現的遲早，取決於敗軍所受損失的程度和失敗的大小，但更多是取決於追擊者的特點。一支敗軍的處境自會戰後竟然沒有任何變化，在退卻不遠處就得以重新部署就緒，這樣的例子還少嗎？究其原因，要麼是因為勝利者士氣不振，要麼是因為勝利者在會戰中所獲得的優勢不足以進行強有力的追擊。 為了利用追擊者的這些弱點或錯誤，為了不在形勢所迫的範圍以外再多退一步，更主要的是為了將自己的精神力量保持在儘量有利的一個水平，敗軍就非常有必要緩慢地且戰且退，而且只要追擊者超出限度地利用其優勢，退卻者就應立即進行勇敢和大膽的反擊。傑出的統帥和久經戰爭歷練的軍隊在退卻時，總是像一隻受傷的獅子一樣退去。這無疑也是有關退卻的最好的理論。 我們確實看到，當人們要擺脫一個危險處境時，往往不是迅速地擺脫危險，而是喜歡玩弄一些無濟於事的形式，導致無謂地浪費時間，從而變得危險。有經驗的指揮官認為「迅速擺脫危險」這一原則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人們不應將會戰失敗後的總的退卻與一般的擺脫危險相混淆。誰要是認為在會戰失敗後的總退卻中通過幾次急行軍就可以擺脫敵人，就可以比較容易地站穩腳跟，誰就是大錯特錯了。在進行總退卻時，一開始必須儘量緩慢地退卻，一般要以未受敵人擺布為原則。為堅持這個原則，就必須與緊追的敵人進行血戰，為此做出犧牲是值得的。如果退卻者不遵守這一原則，加速自己的退卻，不久就會成為潰退。在潰退的情況下，僅是掉隊士兵的數量就會比進行後衛戰時可能犧牲的人還要多。此外，退卻者剩下的最後一點勇氣也會因此而喪失得一乾二淨。 用最優秀的部隊組成一支強大的後衛部隊，由最勇敢的將軍率領，在最重要的時刻得到整個軍團的支援，仔細認真地利用地形，每當敵前衛部隊冒進和地形對我有利時，就進行強有力的伏擊——簡而言之，退卻者準備和計劃進行一系列真正的小規模會戰，是貫徹上述原則的手段。 一方在會戰時面臨的有利條件有多有少，堅持的時間有長有短，因此這一方在會戰失敗後退卻時面臨的困難自然也有大有小。從耶拿會戰和「美好姻緣」會戰中，我們可以看到，竭盡全力抵抗優勢對手後在退卻時會混亂到什麼程度。 不時出現分兵退卻的論調[1]，主張分成小股部隊退卻，甚至做離心狀的退卻。我們這裡要考察的不是那種只是為了便於行動而進行的分兵，在這種情況下，分開的部隊依然有可能共同作戰，而且始終保持共同作戰的意圖。除此以外，任何其他分兵的做法都是極其危險的，是違背事物本性的，因此是大錯特錯的。任何一場失敗的會戰都是一種削弱和瓦解的因素，這時最迫切需要的是集中兵力，並在集中的過程中恢復秩序、勇氣和信心。退卻者在敵人乘勝追擊的時刻，以分開的小股部隊去騷擾敵人的兩側——這完全是荒謬的想法。如果敵人是一個膽小的書呆子，那麼這種辦法也許能起到作用和收到效果；如果退卻者不能肯定對手有這種弱點，那麼他就不應該採用這種辦法。如果會戰後的戰略形勢要求退卻者向左右派出部隊，以保護自己的兩側，那也只能在情形許可的範圍內進行。但是對這種分兵必須總是視為迫不得已而為之的下策，而且退卻者在會戰結束的當天也很少能夠做到這一點。 弗里德里希大帝在科林會戰和放棄圍攻布拉格[2]以後，分三路退卻，但他不是主動選擇這樣做的，而是因為他當時的部隊位置和保護薩克森的任務讓他只能這樣做。拿破崙在布里昂會戰[3]後命令馬爾蒙向奧布河方向退卻，他自己則渡過塞納河[4]轉向特魯瓦[5]。這次行動之所以沒有給他帶來什麼不利，只是因為聯軍沒有追擊他，且分散了兵力，一部分（布呂歇爾）轉向馬恩河，另一部分（施瓦岑貝格）則由於擔心兵力不足，只是十分緩慢地推進。 * * * [1]1809年4月，拿破崙率法軍進攻南德意志。具體是達武進攻雷根斯堡，馬塞納進攻奧格斯堡，拿破崙率主力居中策應。卡爾大公企圖各個擊破法軍，命令希勒率一部向蘭茨胡特迎擊馬塞納，自率主力向雷根斯堡挺進。21日，希勒所率奧軍於蘭茨胡特被法軍擊敗。22日，拿破崙率主力從蘭茨胡特向卡爾大公的背後雷根斯堡迂迴，與達武夾擊奧軍。卡爾大公大敗，渡過多瑙河，退向維也納。——譯者注 [2]勞埃德和亞當·馮·比洛。——作者注 [3]布拉格（Prag），今捷克共和國首都，位於伏爾塔瓦河河畔。——譯者注 [4]1814年1月29日，拿破崙在布里昂（Brienne-le-Château，今法國奧布省一城市，位於奧布河河畔）擊敗布呂歇爾率領的俄普聯軍，但2月1日在附近的拉羅蒂埃會戰中負於聯軍。有的學者認為這兩次會戰為同一事件，將其統稱為布里昂會戰。聯軍在會戰勝利後並未追擊，反而分兵。很多評論家認為，如果聯軍當時集中兵力挺進巴黎，那麼拿破崙就無法挽回敗局。——譯者注 [5]塞納河（die Seine），法國北部一條河流，流經里昂、巴黎等城市，流入英吉利海峽，長777公里。——譯者注 第十四章 夜戰 夜戰是怎樣進行的，其過程的特點是什麼，這些是戰術上的問題。在這裡，我們只是把夜戰作為一個特殊的手段來考察。 其實，任何夜間進攻都只是程度較強的襲擊。初看上去，夜間進攻似乎是十分有效的，因為在人們的想像中，防禦者受到的進攻是其意料之外的，而進攻者對於所要發生的一切肯定早就做好了準備。防禦者和進攻者的處境是多麼不同啊！人們把夜戰想像成一方面防禦者處於極其混亂的狀態，而另一方面進攻者只要忙著收穫果實就行了。因此那些無須指揮任何部隊、無須負任何責任的人常常會有夜襲的想法，然而在現實中，夜襲是很少見的。 上述種種想像都是以下述情形為前提的：進攻者了解防禦者的舉措，因為那些舉措是防禦者事先採取的和明顯的，無法躲過進攻者的火力偵察和分析；相反，進攻者的舉措是在進攻之前才採取的，防禦者想必是無從了解的。但是實際上防禦者對進攻者的舉措並非完全無法知道；進攻者對防禦者的舉措更不是完全能夠了解的。如果我們與對手的距離不是近到他就在我們眼皮底下（就像霍赫基爾希會戰前，弗里德里希大帝就在奧地利人眼皮底下），那麼我們只能從火力偵察和巡邏得到的情況，以及從俘虜和探子的陳述中了解敵人的部署情況。這樣了解到的情況總是很不全面的，從來不是準確可靠的，因為這些情報或多或少總是過時的，敵人的位置可能自情報上報後又有了變化。再有就是，在過去軍隊採用舊的戰術和宿營方法時，要了解對手的位置比現在容易得多。宿營帳篷組成的一條線比茅草屋營壘或露營容易識別得多，部隊在展開的、有規律的前線上宿營也比目前經常出現的多路部署的各個師更容易識別。現在我們眼前有可能就是敵人某個分成多路宿營的師，但我們卻無法了解到它的任何部署情況。 而防禦者的部署情況還遠不是進攻者要了解的全部，了解防禦者在戰鬥過程中計劃採取的舉措同樣重要，因為防禦者的舉措肯定不只是向四外射擊。與以往戰爭相比，防禦者的舉措讓近代戰爭中的夜襲更加困難，因為在近代戰爭中，這些在戰鬥過程中採取的舉措比在戰鬥前採取的舉措要多得多。在我們的戰鬥中，防禦者的部署大多是臨時採取的，而不是固定不變的，因此在我們的戰爭中，防禦者比過去更能出敵不意地打擊進攻者。 因此除了直接觀察以外，進攻者在夜襲時很少或者根本無法了解有關防禦者的更多情況。 相反，防禦者一方甚至還有一個小的有利條件：他對構成自己陣地的地帶比進攻者更熟悉，就好像一個人在自己家裡，即使是在黑暗中也比陌生人更容易辨明方向。比起進攻者，防禦者更清楚自己部隊各部分的位置，可以更容易地抵達那裡。 由此可見，在夜戰中，進攻者和防禦者一樣需要好的眼力，因此只有特殊的原因才能讓人決定發起夜間進攻。 這些特殊的原因大多與部隊的從屬部分有關，很少與部隊本身有關，因此通常只是在從屬的戰鬥中出現夜襲，在大的會戰中很少有夜襲。 如果其他情況有利，我們就可以用大的優勢兵力進攻敵軍的一個從屬部分，把它包圍起來，或者予以全殲，或者在對其不利的戰鬥中讓它蒙受重大損失。但是我們必須出敵不意地行動，否則這種意圖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敵人的任何一個從屬部分都不會自願投入這樣一個不利的戰鬥，而是會迴避這種戰鬥。然而除了利用十分隱蔽的地形這一少數情況以外，只有在夜間才能達到高度的出敵不意。因此，如果打算利用敵軍某一從屬部分漏洞百出的部署來實現上述意圖，就必須利用夜間。即使戰鬥本身將在拂曉開始，至少也要在夜間做好預先的戰鬥部署。對敵軍前哨或小部隊的小規模夜襲就是這樣進行的，其關鍵在於通過優勢兵力和迂迴，出敵不意地讓敵人捲入一場不利的戰鬥，以致他不受到大的損失就無法脫身。 受到進攻的部隊越大，對它進行這種夜襲的難度就越大，因為兵力較大的部隊在內部擁有更多的手段，在援軍到來以前，能夠利用縱深抵抗較長時間。 由於上述原因，進攻者通常根本不能把敵人整個部隊作為夜間進攻的對象，因為即使沒有外來的援軍，敵人整個部隊本身也有足夠的手段應對來自多方面的進攻。特別是在現代，任何人對這種普通的進攻形式都是一開始就有戒備的。多面進攻能否取得戰果，通常並不取決於是否出敵不意，而完全取決於其他條件。在這裡我們不想研究這些條件，而只是想指出：利用迂迴固然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但也帶來很大的危險；因此除個別情況外，要想成功迂迴，就必須具有如同進攻敵軍的某一從屬部分那樣所必需的優勢兵力。 但是包圍和迂迴敵軍的一支小部隊，特別是在漆黑的夜裡，還是比較可行的，因為我們投入的部隊無論對敵人這支小部隊有多大的優勢，畢竟很可能只是自己整個部隊的一個從屬部分。在這種冒著巨大危險的賭博中，比起用整個部隊，人們還是可以用這一部分兵力做賭注的。此外，我們部隊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通常都可以支援和接應前去冒險的這支部隊，從而可以減少這次行動面臨的危險。 但是夜襲之所以只能由較小的部隊來實施，不僅是因為它在冒險，而且也因為它在實施上面臨很多困難。由於出敵不意是夜襲的本意所在，那麼隱蔽行動就是實施夜襲時的基本條件。小部隊比大部隊更容易隱蔽行動，而對整個部隊的幾路部隊來說就很少能做到這一點。出於這一原因，這樣的夜襲行動在多數情況下也只是針對敵軍的單個前哨。至於針對較大的部隊，只有當它們沒有足夠的前哨時，才能對它們進行夜襲。例如弗里德里希大帝在霍赫基爾希會戰中就是由於沒有足夠的前哨才受到夜襲的。比起從屬部分，整個部隊本身受到夜襲的情況更少見。 近代戰爭進行得比以前迅速和有力得多，雙方部隊的營地經常相距很近，而且沒有強大的前哨配系，因為雙方總是處於決戰前不久的危機狀態中。不過在這樣的年代，雙方的戰鬥準備都更充分。相反，以往戰爭中的一個習慣做法是：雙方即使除了相互牽制以外沒有任何其他打算，也還是面對面地進入各自的營壘，於是相持時間很長。弗里德里希大帝就經常和奧地利人在近到可以相互炮擊的距離上相持數周。 這種更便於夜襲的設營方法在近代戰爭中已經不用了。現在軍隊已經不再攜帶全部給養和宿營必需品，因此通常有必要在敵我之間保持一日行程的距離。如果我們仍想特別關注一下對敵軍進行夜襲的問題，那麼可以得出結論：現在已經很少能夠出現足以促成夜襲的動機了。這些動機包括： 1. 敵人特別粗心或者魯莽，但這種情況很少見。即使有這種情況，通常會得到敵人士氣方面很大優勢的彌補。 2. 敵軍驚慌失措，或者我軍中的精神力量極占優勢，以至僅此優勢就足以代替指揮。 3. 要突破敵人優勢兵力包圍，因為此時一切都取決於出敵不意，而且這個單純的突出重圍的意圖可以使兵力更好地集中起來。 4. 最後，敵我雙方兵力懸殊，我方處於絕望的境地，以至我方只有採取極為冒險的行動才有可能成功。 但是在上述這些情況中總還是要具備一個條件，即敵軍就在我們眼前，而且沒有前衛部隊保護。 此外，大多數的夜間戰鬥在開始時就要考慮到它是隨日出而結束的，接近敵人和發起進攻都必須在暗夜的掩護下進行，因為這樣進攻者就能更好地利用給對手造成的混亂。相反，如果只利用暗夜接近敵人，而戰鬥要在拂曉才開始，那就不能算是夜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