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蔭麟書評集 · 評孫曜《春秋時代之世族》

《春秋時代之世族》，一冊，孫曜著，民國二十年四月，中華書局發行，定價七角。 此為關於先秦史頗有參考價值之書。所謂「世族」者，即世襲土地及政治特權之貴族。作者實以此階級為主體而考察春秋時代之社會狀況。雖未能詳澈，卻有不少新見。而全書無一附會曲解處，其實事求是之精神深值吾人之表彰也。 書中新見，前此史家罕注意及者，可撮舉如下。 （一）世族地位之反映於道德意識者：家臣對於家主之無條件的服從與擁護，成為舉世公認之道德標準。故魯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又季孫之家臣南蒯謀逐季氏，失敗奔齊。景公以叛夫呼之，南蒯對曰：「臣欲張公室也。」齊大夫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事所表現者實大，即國君自身亦不承認其對臣下有普遍之威權也。（頁三二） （二）《左》《國》中所記貴族教育，只有私人傅師之制，所教亦偏重德行，故《王制》及《文王世子》所載泮宮庠序之制，恐非實事。（第四章） （三）春秋時蓋尚未有金屬貨幣。考當時諸國間賄賂公行，觀其行賄所用，自城、田、宗器、樂師、工匠、車馬、珠玉、錦，下至粟、帛，皆所恆有，獨無金屬貨幣。而貴族之所以賜下及互相饋贈者亦不出以上諸物。僖十八雖有楚子賜鄭伯金一事，然所謂「金」實銅料也。當時金屬貨幣之未通行殆可斷定。周景王鑄大錢一事，恐非信史也。（頁五五至五九） （四）魯之世族有數特點：（1）諸家爭奪，敗者或死或亡，其敵方必為之立後。滅族之事，絕對無之。（2）公室與私家因立後而肇亂之事，視其他任何國為多。（3）公族假外力為亂之事亦魯為最多。（4）家臣之亂，亦魯最多見。（頁六七至九五） 此外《春秋時史官之地位》一章（第五章）亦頗可觀，唯無甚新義。 此書所根據史料以《左》《國》為主，而旁參《詩》《論語》《禮記》《史記》《周官》。作者未向諸子及周金中搜討，實為遺憾。予此時無機會為之補苴，然私意可補者當不少。茲就記憶所及，舉二例如下。 （1）關於楚國世族制度，《韓非子·喻老》篇有一重要之稱述云：「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為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此事亦見《呂氏春秋·孟冬紀》。以此觀之，楚國獨無陪臣專政之事，蓋有由也。 （2）書中考諸侯大夫都城之大小，僅據《左傳》開端祭仲之語，然旁證尚多。例如《公羊傳》：「孔子行乎季孫……邑無百雉之城」，《孟子》：「三里之城，七里之郭」，《韓非子·八說》：「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眾」，《戰國策·周策》：「宜陽城方八里」。 即《左傳》中有關本題之重要史料，作者採摭亦未能盡。例如「世族制度下經濟狀況……」一章中言及商業，所征者僅韓宣子索鄭商環及鄭弦高犒秦師二事。此二事近年來言先秦經濟狀況者，自梁任公之《先秦政治思想史》以下，徵引已爛熟。然《左傳》中有一同類而重要更倍蓰之事，亦在鄭國，獨無引及之者，是可異也。事在成公三年：「荀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置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遂適齊。」由此事，參前二事，可見（一）春秋時鄭國「國際」貿易之發達：西至於周，東至於齊，南至於楚，北至於晉。又可見（二）鄭商人權力之大，可以出異邦之羈臣，浸假而涉及政治；吾人於此隱然得見一呂不韋之前身也。 以鄭國商業之特別發達，在並世諸國中，蓋為最「都市化」者，此讀《詩·鄭風》可知。而子產之儼然具近代大政治家之器識與風度，非偶然也。鄭國音樂之精進亦為其都市化之一征。鄭之音樂在當時大為異邦所欽慕。故其賂晉（襄十一年）賂宋（襄十五年）皆用樂師，而「鄭聲」遂成為鄒魯縉紳先生攻擊之對象。蓋前者代表都市文明，後者為農業文明之產物，宜其格格不相投也。鄭國刑法之修明，表現於其「刑鼎」之首先鑄造者，又其都市化之一征。其他文物，當其燦然，惜乎「鄭書」（引見《左傳》襄公三十年）不傳，今無從稽也。因言鄭國商業，附論及此。又本書頁三一云：「世族……兵力如何，史材缺略，無詳明之記可尋。」實則未嘗無之。如昭元年秦公子鍼（桓公子）奔晉，「其車千乘」。往年梁任公先生考證《老子》，以其中有「萬乘」之語，決其必非春秋時作品，實亦未細究耳。既有千乘之家，豈無萬乘之國？ 又本書（第六章）言及世族之經濟特權時，僅注意及於農田。實則采邑之中，農田以外，山林藪澤江海之所產，亦為貴族所享有而專賣。故昭三年記齊田氏市惠於民，有「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之事。此亦當補入者也。 署名「素痴」，原載《大公報·文學副刊》第307期，1933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