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蔭麟書評集 · 梁漱溟先生的鄉治論

「一面知其確有必要，一面又深知其難，則不得想個好方法。我若無好方法，我斷不敢下手去作。」 梁漱溟先生是現今國內很少有的一個肯思想、敢思想而且能思想的人。近來他的思想集中於一個問題：中國民族如何自救？結果的一部分，便是我現在所需要論及的一部書：《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在這部書里，他對於我國政治上的一個根本問題及其答案，想得透澈，看得清楚，說得有力。因此，凡對於我國政治，不拘有理論的或實行的興趣的人，都應當細讀這部書，而且讀了一定會發深省。 這部書的內容可析為兩部分。（甲）一個改革運動的方案，和（乙）一種歷史的解釋，用來作這方案的根據。梁先生把（乙）項放在前頭，（甲）項放在後頭。我現在卻要顛倒其次序來討論。因為，依我看來，這兩者之間並沒有密切的關係。他的改革方案的價值，絕不視乎他的歷史解釋的真確程度而定。幾乎沒有例外的，自來偉大的社會改革理論家總喜歡提出一種歷史解釋來把他的政治方案「合理化」（rationalized），而亦同樣沒有例外的，他們的政治方案雖然適合於一時一地的需要，而他們的歷史解釋卻是錯誤的。「國家的契約起源說」之於民治主義，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之於國家主義，唯物史觀之於共產主義，都是很好的例子（關於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及唯物史觀，予別有說，參看《國風》第三卷第一號拙作關於歷史哲學之文），所以我們不必把一個改革方案的「歷史理由」看得很重。 （上） 梁先生在近三十年來我國的政治運動里，看出一件很可悲事實。我國本來是一個漫散的村落社會，而過去的改革家卻置村落於不顧。他們的工作，大抵是要把種種西洋都市文明的產物，無益而有害於村鄉生活的組織，加諸這村落社會之上，結果他們的組織固然失敗，而這三十多萬的村落，為中國的軀幹的，已被蹂躪到體無完膚： 歐洲近代文明，一都市文明也。景仰都市文明，豈所以振拔鄉村痛苦者？自教育、實業、警察、陸軍之興，法律、政治種種之改良，而鄉村痛苦乃十倍於前！……自國民革命興，而軍閥益以強，捐稅徵發益以重。自共產革命興，而土匪日以張，鄉村墟里日以毀。縱將巍巍的中央政府成立起來，其如早已離開民眾而至背叛民眾何？（頁一八九） 乍見其（歐洲人）強在武力，則摹取之；乍見其強在學校，則摹取之；乍見其強在政治制度，則摹取之。乃在餘事，凡見為歐人之以致富強者罔不摹取之。舉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之產物，以置辦於此村落社會，而欲范之為近代國家。近代國家未之能似，而村落社會之毀其幾矣。凡今日軍閥、官僚、政客，一切寄生掠奪之眾，百倍於曩昔。苛征暴取千百其途，而彼此相爭殺，更番為聚散，以肆殘虐創夷於村落者，何莫非三四十年來練新軍、辦學校、變法改制之所滋生、所釀造乎？（頁二九○） 現在中國社會，其顯然有厚薄之分、舒慘之異者，唯都市與鄉村耳。此厚薄之分，在舊日固已有然。自西洋式的經濟、西洋式的政治傳入中國，更加取之此而益於彼。近年軍閥與土匪並盛，一切壓迫掠奪所不敢施什一於都市者駢集於鄉村，既飽則颺於都市。固然中國無所謂逃於封建領主的自由市民，然身體、生命、財產的自由，在都市居民還有點，鄉村居民已絕對無可言者。鄉村居民的痛苦，表現中國問題的焦點。（頁一八八） 這些話說得何等沉痛而切當！總觀這四十年來列強的侵略，和本國政治上一切改革設施的結果，無非直接地或間接地，消極地或積極地誘迫人民離開鄉村，拋棄農業，而這些離開了鄉村，拋棄了農業的人，大部分並不得到其他生產的工作。這便是國家貧困和擾亂的立〔來〕源。歐洲近二百年來的社會趨勢，也是「都市化」和「反鄉村化」（disruralization）同時並進。但是，在那裡促進「反鄉村化」的原因，乃在工業和國外貿易的發達。故此，離開了鄉村的人有工廠可入。他們誠然是被榨取者，又因為國際貿易的伸縮性，他們誠然有時會失業，但到底還有人肯去榨取他們，他們到底還有業可失。若在我國，則工業和國外貿易只有退而無進。日漸增加的離開了鄉村的人除了自殺以外，只有四條路可走：當土匪、當流氓、當兵和做官，而土匪、流氓、兵和官終成為四位一體，國家安得不亂！ 因鄉村崩壞而無業的人增加，因無業的人增加而鄉村愈崩壞。同時，守著鄉村、無路可走的人，大多數離「餓死線」不遠。簡單地說，這便是中國的現狀，這便是中國的問題。 在這種情形之下，談改革的人（除了追隨歐洲的覆轍以外）理論上有三條路可供選擇： （甲）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方法，促進工商業的發達，使無業的人有業可歸，把不能樂居於鄉村裡的人吸收到都市裡。 （乙）改善鄉村生活，一方面使現居鄉村的人得以遂其生，樂其生，以防止更進一步的「反鄉村化」，而同時使在鄉村外無業的人可以回到鄉村里來，以促進鄉村的繁榮。 （丙）以上兩條路（至少在理論上）並不是互相衝突的，因此可有一種折衷的辦法將二者兼容並取。以我所知，南京《旁觀》的編者何浩若君便是主張這種辦法的。而現今俄國所走的，大致上亦正是這條路：一方面發展國家的實業，一方面鼓勵並扶助私農合作。 梁先生是主張第二條路的，他的著眼點完全在鄉村。就這方面而論，我認為梁先生是完全對的。我並不是說，要造成一個獨立自足的國家，可以忽略了工業。但發展工業的方法，不外個人私營和（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公管。現在若提倡私人資本主義，無論其不能實現，即能實現，直不啻為將來造惡因，而於目前大多數人的福利也無補。現在若提倡國家企業，還遠非其時。看啊，一個招商局和幾條國有鐵路，已經鬧成個什麼樣子！在廉潔政治未有保障以前而講國家的企業，只是為貪官污吏製造發橫財的機會而已！在目前，我們如若對於國民生活的改善，不願意做些基本的工作則已，如若願之，最有效的路，確是如梁先生所指示的，到鄉村去！ 但是，到鄉村去做些什麼？ 讓我們先問（一）要做成功些什麼？次問（二）怎樣做法？ 對於第（一）個問題，梁先生的答案如下。 然則吾民族自救之道將如何？天下事固未之思耳，思則得之。夫我不為一散漫的村落社會乎？一言以蔽之曰，求其進於組織的社會而已。組織有二：一曰經濟的組織，一曰政治的組織。欲使社會於其經濟方面益進於組織的，是在其生產及分配的社會化……使舊日主於（各村落？）自給自足的經濟而進為社會化，則散漫的村將化為一整組織的大社會，是曰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之社會。……欲使社會於其政治方面益進於組織，是在其政治的民治化。政治的民治化愈澈底，則社會於其政治方面益進於組織的。所謂政治的民治化者，含有個人自由權之等量，與公民權的普遍二義。（頁二九一） 對於第（二）個問題，梁先生的答案如下： 竊嘗計之，使吾人能一面萃力於農業改良試驗，以新式農業介紹於農民，一面訓練人才提倡合作，一面設為農民銀行，吸收都市資金而轉輸於農村，則三者連環為用：新式農業非合作而貸款莫舉；合作非新式農業之明效與銀行貸款之利莫由促進；而銀行之出貸也，非其新式農業之介紹，莫能必其用於生產之途，非其合作組織。苟所介紹於農民者其效不虛，則新式農業必由是促進，合作組織必由是而促進，銀行之吸收而轉輸必暢遂成功。一轉移間全局皆活，而農業社會化於焉可望。……迨農業興，工業必伴之而起。或由合作社以經營之，或由地方自治體以經營之，及不慮其走入資本主義。……農村產業合作組織既立，自治組織乃緣之以立，是則我所謂村治也。蓋政治意識之養成，及其習慣能力之訓練，必有假於此；自治人才與經費等問題之解決，亦必有待於此。……鄉村自治體既立，乃層累而上，循序以進，中國政治問題於焉解決。（頁二九○至二九一） 而實行這方法之先決條件，為智識分子回到鄉間去。梁先生推想中國問題解決的步驟如下（頁一九○）： （一）必須有相當聯絡組織。 （二）即從回鄉的知識分子間之廣大聯絡，逐漸有於散漫無統記的中國社會，形成一中心勢力之望。 （三）……在鄉間人一面（受了智識分子的影響），則漸得開化，不再盲動於反對的方向去，不為土豪劣紳所采弄，樂遇智識分子而不疑。雙方各受變於對方，相接近而構生一種新動力，於是仿佛下層動力得了頭腦耳目，又系上層動力得了基礎根干。 （四）此廣大聯合而植基鄉村的勢力一形成，則形勢頓即轉移過來，彼破壞鄉村的勢力乃不得軟化威脅克服於我…… 以上所引都是很渾括、很抽象的。更具體的辦法，我們似乎不能在書里找到。但梁先生對他人所採用的具體辦法的批評卻很值得注意。梁先生根本不贊成「慈善式」的鄉村事業。看他對於職業教育社在崑山徐公橋所辦的鄉村事業的批評： 諸位先生這般用精神，用氣力來作，效果安得無有？……但以全國之大，數十萬農村之多（職業教育社出版之《農村教育叢輯》，有每縣三四十村、全國七八萬農村的算法，殊為笑話，大約加三倍算，差不多了），以這般人才、錢財倒貼進去的作法，其人其錢將求之於那裡？若說作完一處，再作一處，並希望別人聞風興起，卻怕中國民族的命運等不得那許久呢！這都且在其次，最要緊的是照此作法不是解決問題而是避開問題了。因為我們要作農村改進運動時，所最感困難的問題：一就是村中無人，一就是村中無錢。要有點知識能力的人回到鄉村工作，村中亦無錢養活他。即能養他了，亦無錢去辦種種的事。照此徐公橋的作法：人是外面聘請來的，他的生活費是外面貼給的，辦公所是外面貼錢修建的，道路是外面貼錢修築的，教育事業亦是外面貼錢舉辦的。國難雖沒有了，問題卻並未解決——避開問題了。（頁二六○） 梁先生對於農村改革運動的難題，看得甚為清楚而周到，這可算是本書的最重要的貢獻。我在篇首特別摘引那幾句話（見本書頁二八二）就是為此。關於這類困難，梁先生在批評山西村政時，列舉了七項，說得尤為透澈（頁二七九至二八八），可惜我在這裡不能引入，只能提醒讀者的注意。 對於這些難題的解決，梁先生在本書里實在不曾給予我們什麼「好方法」。我很懷疑他到現在已經想出了什麼「好方法」。而且，若堅持著他的期望和標準，我實在不能看出有什麼「好方法」。 讓我們把他的難題放在更廣大的背境。梁先生不是希望靠農村改革運動，在短時期內把中國起死回生，至少替中國大多數的民眾消災救難嗎？（「恐怕中國民族的命運等不得那許久呢!」）要做到這步，至少得把改革運動的開端普及於全國的鄉村。照梁先生的估計，全國有三十多萬村落（這數目並不算誇大），想在一村做出有效的改革，恐怕至少要三個有智識、有熱心而且能辦事的人作領導，其中至少有一個要懂得農業。這一來我們需要九十萬領袖的人才，更不算上其聯絡、組織和指導的人才。而其中每人更要適合下列兩條件之一。 （甲）能夠維持自己及家庭的生活，而不靠改革運動去賺錢——至少在運動開始後一長時期內如此。試想一個人還未替村里做出有效可睹的好事，而先求村人維持他的生活，除了用武力，他說的話有人聽嗎？還有，如若他是主腦的人（每村至少要有一個），須把全副精神用在改革運動，而不從事於其他職業。這樣的人至少要有三十萬。 （乙）在本村里找到可以維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的可靠的職業，而同時有相當的餘力去做改革的運動。 這是人的問題。講到錢的問題，梁先生希望「吸收都市資金而轉輸於農村」，就每村而論，這只能是改革事業有了基礎，有了成效以後的話。梁先生不是說，都市的資金「唯在軍閥、官僚、商人、買辦之手」而「屯之都市租界銀行」嗎？除了用革命沒收的手段（但現在「革命」也革不到外國銀行），我們有什麼法子使他們把這些資金，從租界銀行里提出，交到鄉村里去呢？道德的訓說嗎？主義的宣傳嗎？「跪哭團」嗎？以我所能想像，唯一的方法，只是用事實證明給他們看，農村的投資較有利可圖，而這只能是新農業的建設有了成效的話。但在每一村要達到新農業的成效，就首先非錢不可，這些錢從什麼地方來呢？假如像梁先生和我這樣無拳無勇、無勢無位的人，對一位多財的軍閥、官僚、商人或買辦說：「我們要在某村舉辦一些改革事業，非錢不行，請你仁慈地借給我們一些，將來定必本利清還。」甚至說：「並且要替你在村里起牌坊，要請國府主席贈你『急公好義』的匾額。」他們不會嗤之以鼻嗎？ 試以最低限度每村五千元的發動費計算，我們得有十五萬萬元的資金。請問這些錢從什麼地方來？ 而且人才和錢財還不是主要的難題。現在已經舉行的農村改革運動的試驗，都是在大都市附近而且是秩序較好的鄉村，而且主持的人若不是本村開明的巨室，便是與本村開明的巨室有了聯絡的。所以梁先生看見的只是人才和錢財等等難題，但是全國大多數的村落都是在大都市附近，而且有安全的秩序的嗎？都是有開明的巨室的嗎？事實恐怕恰恰相反。在大多數離大都市遙遠的村落，一個縣長、一個區長（現在大約都改為「公安分局長」了）、一個土豪、一個劣紳，就是皇帝，就是有「Divine sifht[1]」的榨取者，而土匪比軍隊來得多，而且有力，甚且土匪和軍隊有時就分不清。誠想幾個有暖衣足食的能力的青年（自己不能暖衣足食，那裡有資格談改革？）要回到那裡，在路上恐怕就有被擄的危險。就算幸而回到那裡，並且糾集了些資財來做改革的運動，這正是土匪、惡吏和豪劣們最好的榨取對象。即使惡吏和豪劣們先不積極地來榨取，而他們遲早是要和這些人的利益起衝突的。試想幾個無拳無勇的青年，在互相勾結的惡吏包括軍隊和豪劣積威所劫的地方，要說反抗，豈非空話？而且，熱誠去做改革事業的人，從來是貪官污吏的公敵。在僻遠的地方，他們把你加上「赤化」或「反動」的美名，殺了，囚了或暗殺了，有誰來問？我們睜眼睛看事實罷！不要以為全中國都是像徐家橋或翟城村這樣的樂土，須知這是很少數的例外啊！我有一個很熱心替國家做事的朋友，在廣東一個稍僻的縣分（高明）當縣長，最近接他的信，竟說無如「豪劣」何！因為豪劣天然是與軍隊勾結的。試想豪劣與惡吏，有時雖官府亦為之束手，何況幾個從事農村運動的書生？我想梁先生也許說，若從事農村運動的人聯絡起來，情形就另是一樣，所以組織是必要的。殊不知當交通未開闢以前，在偌大的中國里，聯絡和組織也是空話。設想如今梁先生領導了一個農村改革運動，總機關設在北平，或河南，或山東，或山西，他有幾個弟子回到四川或廣東一處僻地工作，因而被土劣或惡吏們「刷」了，他要得到消息恐怕還在一個多月以後，得到了消息又怎麼辦？至多不過打幾封石沉大海的電報。 照這樣看來，難道農村改革這條路竟又是走不通的嗎？ 我說，這條路是可以走的，但是不要期望或要求太大。 第一，不要認為農村改革運動是救國的單方，或唯一重要的藥品（我相信梁先生也不作如是觀）。 第二，不要希望在短期內把這運動普遍全國。我們非由小擴大不可，非忍耐等待不可。如若這是中國民族自救的唯一路，如若「中國民族的命運等不得那許久」，那麼，我敢說，中國的命運是已經註定的了，但事實上是如此嗎？ 關於農村改革運動的切實辦法，我願意側重下面幾點。 第一，目前初步的工作，自然是訓練這方面的人才，但這種訓練要即寓於實行之中。絕不是在都市裡辦幾所專事搖鈴、上堂、聽課、背書的學校所能收效的。如若辦這類的學校，最低限度要設於一些正在改革歷程中的鄉村里，而且所有學員要同時就是在鄉村里做事的人，自然他們的工作在質的方面可以由不重要的而漸升為重要的，在量的方面可以由少而漸升於多。那升到無可再升的人便是學成的人，其中一大部分可移到別處去用。 第二，在一個農村的改革發動的時候，不要避免「慈善事業式」的嫌疑。要用「慈善事業式的」領導做手段，以達到「非慈善事業式」的自治為目的。如若本村裡的人肯自動的出錢，那是再好沒有；如若不然，不妨商用公產；若更連公產也沒有，不妨向外面找錢來開辦。「愚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等實效擺給他們看的時候，他們自然會願意出錢來擴大。如若本村裡有相當的人才，用本村的人才最好；如若沒有，只好靠外處的人來創始，而訓練本村中有希望的人，期其自立。這是唯一的正路。若不如此，只有束手唱高調！ 第三，因此，從事農村改革運動的人，不妨與小資產階級甚至資產階級中開明的人聯絡（這種人雖然很少，卻未嘗絕無），利用他們的捐助或投借。 第四，農村改革發動的中心，要在都市附近，比較安靜的鄉村，取其交通便而阻力小。由此漸及其周圍的鄉村，而漸擴張其交通的便利，如是則聯絡易，而組織密。這並不是要避難就易，為的是，若不如此，則無從發動。不信試試看。曾國藩說得好，「大處著眼，小處下手」。我們可以套他的話說，「難處著眼，易處下手」。 至於在每一鄉村里應做的事，梁先生主張（1）農業改良，（2）農民銀行，和（3）合作會社，三者連環為用，然後緣合作的事業以立自治的組織，我們認為這是不易的綱目和程序。就這方面而論，梁先生所見的深刻確是值得我們稱頌的。 在農村改革運動的進程中，梁先生理論上和實行上似乎都贊成和地方政府中可與合作的人合作。但他對於現在的政府，無論為好或為丑，似乎都看得很輕。他理想中的政府，是要由鄉村自治而上，一層層的由人民自動建築起來，但在這樣的政府成立以前，對於現在的政府存什麼希望，作什麼樣要求呢？抑或不存任何希望，不作任何要求，而置之不聞不問，靜聽全國鄉治完成後的自然變化呢？似乎後一說為近。梁先生是不贊成少數人以武力奪取政權，不贊成「替人民革命」的。這種方法，我們也和梁先生同樣的不能贊成。我們不能贊成的道理是很簡單的：第一，在外憂煎迫之下，再經不起內變；第二，現在的政府若真正本著它所號稱本著的主義做去，並不是會有很大的流弊的；第三，在更有希望的新政治勢力出現以前，換湯不換藥，是有損無益的，而每新政治勢力的形成，乃是社會一般情勢的結果，決不是幾個人所呼喚得來的。 但便是一個最弱的政府，為善不足，為惡卻有餘，單就其對於鄉村改革的阻力和助力而論，其關係已不少。何況在現狀之下，如有一個像樣的政府，國家無以自存？我們既不主張推翻，便當設法改善。 怎麼把現政府改善？這也是中國有知識的人目前一個急切的問題。所以我說鄉村改革運動不能認作救國的單方。 我們不能像梁先生那樣，把現政府漠置。我們對它不能不作一些迫切的要求。我們對它初步的要求，不能過奢，但最低限度要它做到下列二事： 去貪污，守法律。 這兩點的重要是人人承認，人人知道的。不絕貪污，政府多辦一事，便多耗國家一分元氣，即不辦一事，也坐耗國家的元氣。法律無效，大部分人民還不知安全和自由為何物，遑言樂生遂生？遑言急公愛國？去貪污和守法律只是一件事的兩方面。法律絕不會容許貪污，貪污的人必定玩法。在上的把法律看作兒戲，在下的必定貪污。在上的貪污，在下的必定把法律看作兒戲。這也是人人知道，人人承認的。但光知道，光承認，有什麼用處？我們至少要集中一些力量對這些惡勢力作不懈的、鮮明的、有組織的搏鬥。倘若我們相信輿論是有效的，我們應當調動輿論的全力去對付他們。（輿論所要討問的不是籠統的、抽象的貪污或玩法，而是具體的、特殊的貪污和違法的事件和個人，不然輿論只等於放空炮，便是貪污和玩法的聖手也不妨厚著麵皮，扯起嗓子，應和幾聲。這是以後領導輿論的人所當注意的。）倘若我們相信消極的不合作是有效的，我們應當互相誥誡，互相號召。對於那些有貪污和玩法的劣跡的人，尤其是那些口說心違、朝三暮四的人；那些一面大喊打倒貪污，一面在租界大買洋房，一面嚴令鏟煙，一麵包運鴉片的人：應當賤之若狗彘，遠之若蛇蠍，穢之若糞溺，更不用說在他們手下作走卒，更不用說以一望他們的顏色、一聆他們的馨欬為畢生莫大的榮幸了! 積極地集中輿論去誅討貪污玩法，消極地提倡對於貪污和玩法的人絕對的不合作——這些，我認為與農村改革運動有同等的重要，而是一部分不打算作政治活動卻願意對於國事有所盡力的智識分子所應為的。我這篇文章原是為這種人而作。 右二項的需要和農村改革運動在目前所受的限制和所當取的步驟，乃是極明顯的事實，原不恃乎個人對於中西過去歷史的解釋而立的。但梁先生既要拿一種歷史的解釋來作他的主張的出發點，讓我們在下篇里把這個歷史的解釋，仔細檢驗。 （上篇完，下篇待續。附註：下篇涉及許多歷史問題，作者因近時課忙，及海外中籍未備，須俟月後續出。） 按梁漱溟先生所著《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書，已有郭斌龢君評文，登載本報《文學副刊》第二百五十七期。今張君此文，亦系討論梁先生之書而加以引申發揮者，讀者可並觀焉。編者識。 原載《大公報·社會問題》第5期，1933年4月15日 注釋 [1] 原文如此，疑有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