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蔭麟書評集 · 《文學副刊》復於君函[1]

承見教，深為歡迎。惜本副刊限於篇幅，又非史學專刊，不能備錄尊函，僅摘其要於右（願於此附告讀者，凡與本刊有所討論文字，愈簡要愈佳）。 所質各點，具答如次： 前評中所舉各證據，其要旨在推翻顧君九州觀念起源於戰國之說。來示中論證據效力之強弱一節，似於作者之意猶未深瞭。作者非據《商頌》、齊鍾輒信湯時已奄有九州，謂至遲春秋中葉已有九州之觀念耳。就此點而論，則《商頌》、齊鍾可「完全依以作證」。譬如今謂某有力者已奄有二十二省，此言或屬虛妄，然使今時無二十二省之觀念，則決不能作此語。有時雖小說中言亦可為堅強之史證，即此理也。 來示所謂「實際的劃分」與「假設的劃分」未有定義，不知其差別何在，豈所謂實際的劃分即某州為某處，有地可指，而假設的劃分即泛指天下而言耶？若然，則後一假設實不當取，其故如下。 第一，三九虛數之說並非普遍之原則。若然，則歷史上不許有三九之真數，有是理乎？且三九之用為虛數，只限於不可明定之數目或不可確知數目之事。若國境之劃分，人所共悉，何取虛設？例如孟子言「海內之國方千里者九」，豈得以其數為九，遂虛之乎？ 第二，戰國時之九州，即如顧君所示者，亦並非泛言天下之虛數，乃有地可指者。作者非謂執戰國時之情形便可斷定春秋時之情形，然吾人須知：（1）《禹貢》中明示九州之名稱與疆域；《禹貢》所記雖非實事，然吾人不能證明其必為戰國以後人偽作。（2）即假定《禹貢》為戰國人偽作，謂九州之名稱與疆域始見於現存戰國之書籍，然吾人不能遂斷定戰國以前無九州之名稱與疆域也。（3）吾人更須注意史事之連續；謂九州在春秋時猶為泛指天下之虛數，至戰國而忽變為有所指之地名，與謂其始終一貫，二者之可能性孰大，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至前評中所指《左傳》哀公四年之文，原為旁佐，非據為典要，來示所言極當。 以上答覆尊說竟。承附詢二刊物出售之處，茲錄於後。 （一）第一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發行處廣州第一中山大學出版部。 （二）《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年報》即Journal of 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發行處上海黃浦灘別發洋行，英名Kelly and Walsh，Lty. 附： 關於「九州」之討論 頡剛按，自本刊將《秦漢統一之由來及戰國時對於世界的想像》一文登出以後，承張蔭麟先生在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中駁詰。苦於事冗，無法作答。嗣承友人陳彬龢先生來函，將本年三月十九日《大公報》剪寄，悉有於鶴年先生讀張先生文後，討論九州問題，《文學副刊》又答覆之，討論加密，至為欣快。因將此兩文轉載於此。關於此問題，頡剛有無數話要說，只是時間不許我，非常悵恨。一俟有暇，當即草長文也。十七年四月廿七日記。 頡剛又案，於先生一文為《文學副刊》所刪節，甚為可惜。希望於先生把原稿寄給我們，再在本刊上登一次。《文學副刊》非史學專刊，希望以後張先生和於先生的討論文字，統統寄給我們發表。 於鶴年君致《大公報·文學副刊》函（節錄） 大報《文學副刊》第八期《廣東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第一集》一文，對於顧頡剛君之三代國境不出黃河兩岸之說有所批評，殊為史學研究上有興趣之事。文中之所駁議，間有鄙意未敢十分贊同者。 顧君謂，「九州乃是戰國的時勢引起的區劃土地的一種假設」，駁議以為，「九州之劃分遠在戰國之前」，並舉齊侯鎛鍾及《商頌》《左傳》《國語》之文六項以為之證。吾人所應注意者，顧君主張九州乃「一種假設」，而駁議中所謂「九州之劃分」為實際的劃分，抑為假設的劃分，未曾顯言。如為後者，以下不佞所言自成辭費；如為前者，則不得憚煩而不討論之也。 立說貴有證據，而證據之本身亦應考查其效力之強弱。齊侯鎛鍾及《商頌》皆所謂歌功頌德之文字，以誇張為其特色者也。使其所述盡屬事實，則「在帝所」「受天命」「古帝命武湯」云云，豈非不可思議之奇蹟歟？其表面所示不能完全依以作證，不待言矣。至於文中所舉六證，充其量亦僅能證明戰國時代以前曾有九州之傳說而已，絕不足以積極的證明戰國時代以前確有劃分明白（所謂明白，不必如今日地圖之所示）之九州之存在也。蓋果有劃分明白之九州，則必有其名稱與疆域。若能如此證明（雖不必完全，即僅有一部分亦可），吾人亦何嘗不欲欣然接受。奈所能知者只為紀功之鐘銘與「美盛德」之樂歌中之「九州」與「九有」二空洞名辭（《左傳》與《國語》之文，因原作者不堅持，故不論），別無更為詳明之證據。縱願為積極的承認，豈不畏武斷之譏乎？ 「咸有九州」「奄有九有」「九有有截」之九州、九有，與「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之四海，依文辭的解釋，有相似的意義。四海乃古人對於世界界限之虛擬，假設四方皆有大海，為世界之界限；因此假設，遂稱四海所圍繞之土地為四海之內，或即曰四海：此理之或然者也。至於九州、九有之意義，不佞以為或亦如是。古人對於數量之表示極不明確。古書言三、言九、言百、言千、言萬之處甚多，而實際不必恰如所言，汪容甫《釋三九》之文可參觀也。吾人若就四海之例以解說九州、九有，謂九州、九有與四海之意無殊，皆泛指天下而言（其所以為九者乃因四方四隅加中央共成為九之故），謂「咸有九州」「奄有九有」即為「肇域彼四海」，在文義上亦不為費解。（「九有有截」，雖朱熹集傳釋為「天下截然歸商矣」，與「四海未假」之意相似，然不十分符合。）凡此，皆不佞個人妄見臆測，不敢以為必然，應俟他日詳考之。 原文曾引《左傳》哀公四年「士蔑乃召（按應作致）九州之戎」一條，實不能稱為證據。蓋九州之戎乃戎之一種，九州乃其別稱，與所欲證之九州毫無關係。必欲強釋此九州即彼九州，惟有假設九州之戎彼時雖居陰地，而其前固曾散處九州，因此以所居故地為其稱號，名曰九州之戎。是或亦事實上所能有者，然如何以證其必如此哉？ 原載《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第3卷第28期，1928年5月9日 注釋 [1] 本函和於鶴年原函首刊《大公報·文學副刊》，第11期，1928年3月19日；後以「關於『九州』之討論」為題，轉載於《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第3卷，第28期，1928年5月9日，並附有顧頡剛之按語。今據後者錄入，於鶴年函和顧氏按語列於附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