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蔭麟書評集 · 評胡適《白話文學史》上卷

去年北京文化學社曾刊行胡適君《白話文學史》講義稿。該稿近經胡君根本改編，遂為此書，僅成上卷，凡四百七十八頁，每冊定價一元七角，上海新月書店印行。內容起漢迄中唐，為十六章，都二十餘萬言，其中詩文選錄約占三分之一以上。胡君自言，「這書雖名為《白話文學史》，其實是中國文學史」，蓋以白話文學為主體，而傳統文學為背景雲。此書之主要貢獻，蓋有三焉。 （一）方法上，於我國文學史之著作中，辟一新谿徑。舊有文學通史，大抵縱的方面按朝代而平鋪，橫的方面為人名辭典及作品辭典之糅合；若夫趨勢之變遷、貫絡之線索、時代之精神、作家之特性，所未遑多及。而胡君特於此諸方面加意。 （二）新方面之增拓。如《佛教的翻譯文學》兩章，其材料皆前此文學史上作家所未嘗注意，而胡君始取之而加以整理組織，以便於一般讀者之領會也。 （三）新考證、新見解。如《自序》十四及十五頁所舉王梵志與寒山之考證、白話文學之來源及天寶亂後文學之特別色彩等，有極堅確不易者。至其白話文之簡潔流暢，猶餘事也。 然吾人讀胡君之書，認為有可商榷者數端。 （一）本書名「白話文學史」，吾人一顧其名，便不禁追問白話之定義。胡君曰： 我把白話文學的範圍放得很大，故包括舊文學中那些明白清楚、近於說話的作品。我從前曾說過：「白話」有三個意思。（一）是戲台上說白的白，就是說得出、聽得懂的話。（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飾的話。（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曉暢的話。依這三個標準，我認定《史記》《漢書》里有許多白話，古樂府歌辭大部分是白話的，佛書譯本的文字也是當時的白話或近乎白話，唐人的詩歌，尤其是樂府絕句也有很多的白話作品。那樣寬大的範圍之下還有不及格而被擯斥的，那真是僵死的文字了。（《自序》一三頁） 吾人觀此定義，其最大缺點即將語言學上之標準與一派文學評價之標準混亂為一。夫樸素之與華飾，淺顯之與蘊深，其間是否可有軒輊之分，茲且不論。用文言之文法及vocabulary為主而淺白樸素之文字，吾人可包括之於白話，然用語體亦可為蘊深或有粉飾之文筆，吾人將不認其為白話文乎？胡君之所謂白話，非與文言之對待，而為wordsworthian之與non-wordsworthian之對待。審如是，則直名其書為中國之wordsworthian文學史可耳，何必用白話之名以淆視聽哉？吾人以為白話之定義當如下： 以語體之文法及「詞笥」（vocabulary）為主之文字（當然可採用文言之文法及詞笥）為白話文。 反之，以古書中之文法及詞笥為主之文字，為文言文。文言文亦可吸用語體之文法及詞笥，故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言，非固定僵死，然與白話卻不能混而為一。准此以觀，則《史記》《漢書》、古樂府歌辭之大部分、佛書譯本及唐人詩歌皆非白話，而宋詞亦非白話也。且如胡君之標準，何以翻譯佛書可入白話文學，而《世說新語》卻不及格，而當為「僵死文學」。又如： 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膾鯉臇胎蝦，炮鱉炙熊蹯。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曹植《名都篇》，見六五頁所引） 可為白話文學，而同一作者之： 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回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之出綠波。（《洛神賦》） 其曉暢及可解之程度未遜於前，何以卻不合格，而當為「僵死文學」？以上不過略舉一二例，亦可以見胡君去取之多由主觀也。 （二）由上節之說，則文言文（別於語體之文或稱古文）隨時吸收新材料、新生力，而未嘗僵死。（注意文言文與語體文之優劣不在此處討論範圍。）然胡君謂其在漢武帝時已作古矣，則請聞其說。胡君曰： 漢武帝時，公孫宏〔弘〕做丞相，奏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這可見當時不但小百姓看不懂那「文章爾雅」的詔書律令，就是那班小官也不懂得。這可見古文在那個時候已成了一種死文字了。（四頁） 然胡君在隔三章後，卻又曰： 試舉漢代的應用散文作例。漢初的詔令都是很樸實的，例如那有名的漢文帝遺詔……這是很近於白話的。直到昭宣之間，詔令還是這樣的，如昭帝始元二年詔……又如元鳳二年詔……這竟是說話了。（四六至四七頁） 夫前言漢武帝時之詔令已文筆艱深，以證明古文之已死；後卻言直至昭、宣之間，詔令尚是明白如話。夫上文所引昭、宣諸詔，猶是古文也。胡君之說，豈非自相矛盾哉？實則公孫宏〔弘〕之所謂「爾雅艱深」，似指內容而不指形式，故直至昭、宣之時，雖有「文學掌故」而詔令仍明白如話也。察胡君致誤之由，蓋以凡小吏百姓「看不懂」者皆為「死文字」，凡古文（文言）皆是小吏百姓「看不懂」者。不知《盤庚》《周頌》固為古文，《論語》《左》《國》《史》《漢》亦為古文（別於當時語體）。古文為之而簡潔，固可使明白如話，如上所舉三詔是也。此固一派文言文作者之所追求，而虛浮之詞藻、矯揉之雕琢，固亦彼等之所極力攻擊也。 （三）論及我國故事詩之興起，胡君謂：「建安、泰始之間，有蔡琰的長篇自紀詩（《悲憤詩》），有左延年與傅玄記秦女休故事的詩，此外定有不少的故事詩流傳於民間。……故事詩之趨勢已傳染到少數文人了。故事詩的時期已到了，故事詩的傑作要出來了。」而此傑作即為《孔雀東南飛》雲。按蔡琰《悲憤詩》實後人依託之作，蘇軾《仇池筆記》及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中已先後疑之矣。考《後漢書·列女傳》，獻帝「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虜所獲」。興平元年距董卓之誅已二年，是蔡琰之被虜乃在董卓誅後，然自憤詩乃云：「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彼蒼者何辜，乃遭此戹禍。」是謂琰乃當董卓強迫遷都時，為其手下胡兵所虜，顯與事實不符。吾人固或當疑《後漢書》所記有誤，然吾人知董卓一生極推崇蔡邕，辟之高位，豈有其愛女反為董卓手下兵所虜之理？即或誤被虜，亦何難立贖之返，而任其羈留？可知琰之被虜必在父死之後，而蔡邕之見殺於王允乃在董卓伏誅之後，故知蔡琰必不致當遷都時為董卓兵所虜，而《悲憤詩》為偽作也。大抵文姬以名父之女，陷沒胡虜，曹操以蓋世之雄，揮金營贖，其事頗喧動一時。流傳既久，真跡略晦，好事文人競托其辭為詩歌，故有五言《悲憤詩》、七言《悲憤詩》及《胡笳十八拍》諸作，此外或尚有之。而前二種出現於劉宋之前，故范曄《後漢書》得采之入傳。 魏晉之際，敘事詩最長者，如左延年及傅玄之《秦女休行》，不過三四十句、二三百字。更長者如《悲憤詩》，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已非其時之產物。就長篇之敘事而論，《悲憤詩》差可與《孔雀東南飛》比，而《秦女休行》兩篇則非其倫也。故《秦女休行》而後有《悲憤詩》（大約晉宋之交），《悲憤詩》之後有《孔雀東南飛》（大約宋齊之交），詩體進化之漸則然也。胡君誤認《悲憤詩》作於建安，遂斷定建安、泰始間長篇敘事詩出現之時機已到，又信《孔雀東南飛》為此時之產物，以為恰與前說諧協，然《孔雀東南飛》之為晉宋以後、梁陳以前之作，今殆可斷定。 胡君書中關於《孔雀東南飛》時代之考證，曾提前在《現代評論》第六卷第一、第四、第九期發表。在今書出版之前，張為騏君曾為《〈孔雀東南飛〉祛疑》一文（見去年十一月《國學月報》二卷十一期）反駁之。張君（1）以詩中「交廣」之分，證明其不能作於吳孫休永安七年以前。（2）以下官之稱，證明其作於劉宋以前。（3）以青廬之名，證明其作於北胡侵入以後。吾人認為皆極確當，惟張君舉詩中儀作玄〔支〕韻，又雲魏文帝詩已如此，此點與胡君主張《孔雀東南飛》作於三世紀中（去曹丕之死不遠）之說並非不相立，故此證可不用。此外如初七、下九、六合、四角、龍子幡、織素、絲履之注意，及詩中大家子、郎君、府君之用法，雖不見於現存漢人記載，然不能斷定三世紀中葉不能有之，因此處未具適用「默證」（argument from silence）之條件，不能應用默證，史法所應爾，非「過於審慎」也。又張君斷定詩中「華山」二字決非地名，而用宋少帝時《華山畿》之典故，惟未舉出理由。吾人竊以為本詩中有同類之例，可為佐證。其敘焦母語仲卿雲「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此處用漢樂府《日出東南隅》中之典故，而作為此時實有之事，與「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之用《華山畿》典故，正為同類。然胡君尚沒法躲避考證上之攻擊，故曰： 但我深信這篇故事詩流傳在民間，經過三百多年之久（二三○—五五○），方才收在《玉台新詠》里，方才有最後的寫定。其間自然經過了無數民眾的減增修削，添上了不少的本地風光……（一○○至一○一頁） 往者黃節君答陸侃如，亦曾為與此略同之說（原函見《國學月報》）。然但就此假說本身而論，實極含糊，而使其「《孔雀東南飛》的創作大概去那個故事本身的年代不遠」一語之意義亦因之飄搖不定。胡君所謂「增減修削添」，其程度上果何如耶？或原作不過二三十句，如《秦女休行》之類，至齊梁而增成現今之形式，此亦胡君之假說所容許也。審如是，則毋寧謂其作於齊梁間乎？且就詩體之進化而論，此假說實不如謂其作於齊梁間之為優也。 胡君又反問曰： 若這故事產生於三世紀之初，而此詩作於五六世紀，那麼，當那個沒有刻板印書的時代，當那個長期紛亂割據的時代，這個故事怎樣流傳到二三百年後的詩人手裡呢？（一○二頁） 此實極無理之反問。吾人請同樣反問曰：「當那個沒有刻板印書的時候，當那個長期紛亂割據的時代，曹子建之詩又怎樣流傳到二三百年後的詩人手裡呢？」夫彼故事，若著於瑣記，吾人不解其何以不能傳至二三百年後；不然，播為民間傳說（不取詩歌形式），吾人亦不解何以不能傳至二三百年以後。胡君受主觀影響之深，有如此也。 （四）胡君以詩與人間生活相距之遠近，而定「李杜優劣」，此標準未免偏於寫實的與實用的，然見仁見智，隨觀點而殊，吾人不必多論。惟胡君論李白之人格，則未窺其真，胡君謂： 李白雖作樂府歌詞，他似乎不曾用此作求功名的門路。（二八三頁） 他似乎不屑單靠文詞進身，故他的態度很放肆，很倨傲，天子還呼喚不到他，高力士自然只配替他脫靴了。（二八四頁） 他始終保持他的高傲狂放的意氣……他這種藐視天子而奴使高力士的氣魄，在那一群抱著樂府新詩奔走公主中貴之門的詩人之中，真是黃庭堅所謂「太白豪放，人中鳳凰麒麟」了。（二八五頁） 是未免將李白理想化矣。 其實李白未嘗不「彈鋏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雖不稱情，亦既為之矣。王門之與公主中貴之門果何異耶？其上貴官安州李長史書：「敢以近所為《春遊救苦寺》詩一首十韻、《石岩寺》詩一首八韻、《上楊都尉》詩一首三十韻……幸乞詳覽。」（本集卷二十六）其上韓荊州自薦，亦言：「至於製作，積成捲軸，則欲塵穢視聽……若賜觀芻蕘……退歸閒軒繕寫呈上。」其以詩詞為「求功名之門路」明矣。然猶未考其《上安州裴長史書》之自卑也。白於裴氏：「承顏接辭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何圖謗言忽生，眾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因上此書，歷言已學如何博、才如何高、品格如何優、聲名如何大，末言：「願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眄。……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遂之長途，白即膝行於前，再拜而去」。吾人亦認此種詞語帶有幾分conventinality，然豈亦豪放之「人中鳳凰麒麟」所肯出耶？ 然則遂以李白為無恥之猥人耶？曰又不然。蓋以詩文為進階，趨權貴以求用，乃當時普遍之風習，李白亦無例外，亦猶其醉後「天子呼來不上船」，命「高力士脫靴」為盛唐「解放之時代」（參看胡書二六四至二六五頁）所不為駭怪。等是不能用以判斷其人格之全體。李白之所以比較高上者，在其「曳裾王門」而「不稱情」耳。此種內心之衝突，乃天才者（包括道德的天才）之所以異乎流俗人，而亦其痛苦之源也（註：吾非謂有此種衝突，則其行為之高下可不論）。且李白內心之衝突，實不止高傲之與卑抑，出世之與入世亦其一端也。胡君謂： 李白究竟是一個山林隱士，他是個出世之士，賀知章所謂「天上謫仙人」。（二九二頁） 並引「我本楚狂人」一詩為證，並謂「這才是真正的李白」。誠然，彼有時實持此種態度，然有時卻與此相反。當彼謂： 苟無濟代（世）心，獨善亦何益？ 或謂： 余亦草間人，頗懷拯物情。 時，其中心之誠懇，正如其謂「我本楚狂人……」時，胡君以其為應酬贈答詩中之套語，蓋未知李白也。試觀李白假其友人之口自述曰： 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來，爾其天為容，道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來，一人而已。乃蚪蟠龜息，遁乎此山。仆嘗弄之以綠綺，臥之以碧雲，漱之以瓊液，餌之以金砂。既而童顏益春，真氣愈茂。將欲倚劍天外，持弓扶桑。浮四海，橫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雲天之渺茫。俄而李公仰天長吁，謂其友曰：吾未可去也。吾與爾，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蔭君青松，乘君鸞鶴，駕君虬龍，一朝飛騰，為方丈、蓬萊之人耳，此則未可也。乃相與卷其丹書，匣其瑤瑟，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制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本集卷二十六） 其與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之志何嘗多讓？不然，彼何為汲汲然獻詩大吏，曳裾王門，何為而附助永王璘？毋亦不奈一點入世之情耳。蓋李白一生實為無窮之衝突，欲遁世而心不甘，欲入世而時不遇，彷徨飄搖，莫適所可。杜甫贈李白詩所謂： 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 此十四字，寫盡李白之心境矣。沖靜閒逸之隱士生活，李白蓋無福消受也。質之胡君，以為何如？ 署名「素痴」，原載《大公報·文學副刊》第48期，1928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