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蔭麟書評集 · 評楊鴻烈《大思想家袁枚評傳》
一
往者新文化運動之口號之一曰「一切重新估價」，此口號應用於歷史上則生兩種效果：一則務唾辱舊日所尊崇之人物，美稱之則曰「打倒偶像」；一則務推奉舊日所鄙夷之人物，美稱之則曰「打抱不平」。此一抑一揚之間，饒有立異標新、震駭世俗之資料，而其事又極易也。何易乎？取一家之書，東抄一段，西撮一句，加上易卜生行為派、科學精神、實驗方法等字眼，加上光芒萬丈（不足則益以十萬丈）、前無古人等考語，而「造時代」（epoch-making）之書成矣。豈不易乎！此「大某某家某某」之所以日多也，其中之一為袁枚。
素痴曰：予讀楊鴻烈君《大思想家袁枚評傳》（商務印書館出版，列入《國學小叢書》，定價八角）之結論一章，而不知何以自處也。楊君之言曰：「說到（袁枚）先生的學識方面，除非是有神怪魄力的天字第一號的大學者，才敢說先生有些微小慧、無甚學識的話，其餘最大多數如著者一樣的人，早已經五體投地、欽佩無極的了。」嗚呼，予將「五體投地欽佩（袁枚）無極」歟，抑將自命為「有神怪魄力的天字第一號的大學者」歟？二者俱不能，則將何以自處歟？雖然，此種私人之困難，非楊君所暇顧及矣。楊君精神之所注，已於其「開場白」中（原書第一頁）說明矣，曰：「記得胡適之先生第一次給我的信有說，我是愛打抱不平的，生平最喜歡錶彰那些埋沒了的學者和文人。」楊君此書，首導言，次年譜，又次袁枚思想之根本，以下則述其「人生哲學」、文學、史學、「政治經濟學和法律學」「教育學」「民俗學」、食物學，非袁氏不能為爾許「學」，亦非楊君不能述爾許「學」也。
二
不知學術史之大勢，無充分之學術史常識者，不足與言一家之學。以不明一家在歷史上之地位，則無從評判其價值，必致「見橐駝言馬腫背」而動輒「五體投地」為過勞也。楊君推崇袁氏對於宋儒「去人慾存天理」說之攻擊，以為戴震以前之惟一人，一若其發前人所未發者。不知宋儒窒慾之說在清初已成強弩之末，陳乾初、費燕峰輩已明揭反叛之旗，而代以適情瞰節之說（參看黃梨洲《南雷文定陳乾初墓志銘》及費燕峰《弘道書統典論》）。袁氏縱未必直挹其餘流，亦不過時代精神之後來的展現，何足大驚小怪。且袁氏決非深澈自忠之思想家也。蓋其人薄有聰明，少年得意，席豐履厚，放縱自恣，與俗同污，淫蕩無恥，則借情慾神聖之說以自解自文。然猶未足也，則昌言曰：「婦人從一而男子有媵侍。何也？曰此先王所以扶陽而抑陰也。狗彘不可食人食，而人可食狗彘。何也？曰此先王所以貴清而賤濁。二者皆先王之深意也。」求其說之根據於良心、於理智而不可得，則歸之於先王之深意。嗚呼！先王，先王，天下古今幾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然今之所謂大思想家，所謂「解放思想界的束縛，尊重思想的自由」者（原書一四九頁），固如是也。然此猶未足也。先王之深意不過抑陰扶陽而已，何以解於「兩雄相悅，數典殊稀」「若從內助論勛伐，合使夫人讓誥封」之說歟？毋寧曰：先王之深意，扶我袁枚，而抑其餘人類也。尤有妙絕言說者，楊君於原書第一四九頁稱頌袁枚「解放思想界的束縛，尊重思想的自由」，第一五一頁卻引袁枚詰難友人之言曰：「先生來書尊皇上為堯舜。堯舜之言，先生又不以為然，何也？」吾亦為復一聲曰「何也？」
三
楊君曰：「袁先生所有對於文學的各種見解，在中國可謂獨具隻眼、光芒萬丈的了。」讀者請拭目一觀萬丈之光芒：
且從古文章，皆自言所得，未有為優孟衣冠，代人作語者。惟時文與戲曲則皆以描寫口吻為工。……猶之優人，忽而胡妲，忽而忠臣孝子，忽而淫婦奸臣，皆其體之所以卑也。……此處不暇論綱常名教而先論文章體裁。
楊君之引此文（原書第六五頁）旁加密圈，具見其五體投地。依袁氏光芒萬丈之見，一切文學體裁皆當為主觀的、抒情詩的；一切客觀的文學，如戲曲（推而至於小說之不帶自傳性質者及史詩）之類，皆當拉雜摧燒，而莎士比亞及莫里哀及歌德等輩首當請出文學領域外矣。懿哉！曰然則袁氏反對八股文非歟，曰袁氏之反對八股文是，其所以反對之者則非。夫八股文之所以卑者，非由其代人立言，乃因其題材之限制、格式之限制及目的之賤耳。試讀《桃花扇》中柳敬亭為左良玉講《大師摯適齊》一章，何嘗非代人立言，何嘗不與八股同類？然卻慷慨動人，為書中精彩之一段。語其實，一切純粹文學大半為代人立言（即自傳體亦非例外），而有賴於「描寫口吻為工」。充袁枚之說，則文學只能限於寫景與自白，古今論文之荒謬未有甚於袁枚者也。
楊君述袁枚論詩，極力推崇其以「愛情為詩的生命」（第一七八頁），實則袁枚只知有淫慾，烏知所謂愛情！其所口筆不離者，贈妓弄妾之穢作，「桑間濮上之變風」而已（變謂變女為男也）。夫中外情詩之偉大者，在其能淨化，能理想化耳。至若袁枚所作，不過下等之眩惑，而章實齋所謂「導欲宣淫之具」而已，何足以言文學！
袁氏雖卑鄙，然猶不敢盡背健康之正論，故其說詩教曰：「即如溫柔敦厚四字，亦不過詩教之一端，不必篇篇如是。」雖曰「不過」，猶不能不承認其為「一端」也。而楊君之述此論，則謂袁枚「論詩的功用，只在心裡的愉快」（第一七七頁），不亦厚誣袁枚歟？
楊君謂袁枚「最反對那個在中國史學界如天之經、地之義的垂訓主義」。按袁枚並非反對歷史可垂訓戒者，故曰：「史者，衡也、鑒也，狹曲蒙匡也。國家人物政事則受衡受鑒，而盛載於蒙匡者也。」袁氏所反對者，敘述外之「褒貶抑揚」耳，此則四百年前鄭漁仲已擯斥之，而早已不成「天之經、地之義」。袁枚不過仍襲成說，而楊君盛稱之，此又「見橐駝言馬腫背」之一端也。
其附會可笑者，舉兩例如下。
（一）楊君於袁氏論「今之經，昔之史也」一段下，附言曰（第二○二頁）：
這「六經皆史」一句話，胡適之先生詮釋得最好。「我們必須先曉得『盈天地間一切著作皆史也』這一句總綱，然後可以曉得『六經皆史也』這一條子目」。這裡也可借來說，「既然一切著作都是史料，而古經都是先王所傳的言，故皆有史料的價值」。
不知盈天地著作皆史，章實齋曾有是言，故胡適之詮釋是也。袁枚則但言六經皆史，而未言一切著作皆史，安得以部分該全體，而斷定袁枚之前提亦與章氏相同。
（二）袁氏云：「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非愛其親也，愛其乳也。……今將致其索乳之良知而擴充之，則徒近乎告子食色為性之說，而與聖道愈遠。」楊君釋之曰：「以告子食色為性之說當做與聖道愈遠，這樣說教育能力之大，其植機頗得近日最時髦的行為派心理學的根據。」（第二六八頁）按袁枚否認愛親為良知，而未嘗否能愛乳為本能也。其反對告子之說者，蓋誤認告子之所謂性有善的評價之意義，非以求乳為後天教育的成績也。此又可見作者比附阿諛之殷，急不暇擇也。
署名「素痴」，原載《大公報·文學副刊》第43期，1928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