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蔭麟書評集 · 答朱希祖君（附來書）

本刊第三十期介紹《清華學報》（五卷一號），於朱希祖君之《中國鐵制兵器先行於南方考》一文曾加論列。頃承朱君貽書見教，良用感荷。朱君首謂前評「純用感情，不任理智」，末謂作者出言「詈人」。吾人復檢原文，深自省察，不勝惶惑。本刊前評，其他本刊一切文字亦皆然，就文論文，不涉文外一語。其中含有評價性質之三數語，亦皆就事論事，不涉事外一語。吾人實自苦不知其感情於何表現，致有朱君之印象。事之出人意外，有如是也。 茲於答覆朱君之前，有當附言者。我國古代鐵兵先行於南方之說，七年前章鴻釗君於其《中國銅鐵器時代沿革考》中已發之，（其結論謂，「春秋戰國即公元前五世紀，吳楚諸國始用鐵兵」）而朱君文中所引證，除二三條外亦無出章君此文及其所著《石雅》之外者，然朱君文中絕未稱及章君之著作。（後於章君而先於朱君者，日人松本文三郎有《古代支那の鐵器に就ぃて》，其中主要引證亦盡見於朱君文中。）吾人雖詫於契合之奇巧，亦不欲抹殺「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之可能。今所欲申明者，吾人雖與朱君辨難，實即操戈而造章君之室耳。 以下照錄朱君來書並逐條加以答覆： 《大公報·文學副刊》編輯先生左右： 讀貴刊《清華學報》第五卷第一期評論（十七年七月三十日，此評論不署名，故陳之編輯者），首評拙著《中國古代鐵制兵器先行於南方考》一文，歷將拙著疑點舉出，不勝感謝。惟觀通篇評論，純任主觀，不任客觀，純任感情，不任理智，實非至當之評論。何以言之？既雲中國古代鐵制兵器先行於南方之說不能成立，完全推翻，理宜舉出中國古代鐵制兵器先行於北方之確據，作為一種反攻之鐵證，然後可以折服吾心。空言古代南方之證據如何不可信，然古代北方，並如何不可信之證據亦不能舉出，則先生亦可以休矣。此就其大體之評論，已覺其失當者也。 按朱君所舉鐵兵先行於南方之證據能否成立，此為一問題。吾人能否證明鐵兵先行於北方，此又為一問題。不能謂在後一問題未解決之先，則前一種證據，無論其如何不充分，皆得成立，而不容置議，「亦可以休」也。此理至明也。而朱君云云，一若真理之探求，同於體育場上之球賽，苟甲方不出陣，則乙方天然勝利也者，此在邏輯上為誤用「不容間律」，在歷史方法上為誤用「默證」。 鐵兵先行北方（其定義詳後）之證據，古籍中頗有之。本刊前評之興趣，專在考察朱君證據之是否充分，故未舉及。亦以此種證據，已為近代學者所熟道，初無待本刊拾取唾餘，濫塞篇幅。今既承朱君下問（看第三節），吾人亦何憚略舉所知以告。 （一）《逸周書·克殷解》：「帝辛自燔，武王斬之以黃鉞。二女縊，武王斬之以玄鉞。」蓋黃鉞以銅為之，而惟鐵質乃能為玄鉞。章炳麟君曰：「自縊者骨肉如故，非鐵鉞不可斬。自燔者肉枯而骨銷，其質浮疏，故儀仗之銅鉞亦得斬焉。」其說是也。此周初岐鎬間已用鐵兵之證也。 （二）《中庸》記孔子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必精鐵乃能為白刃，此春秋時魯國已用鐵兵之證也。 （三）《左傳》文十二年，「晉襄公使萊駒以戈斬囚，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章炳麟曰：「古者戈為鉤兵，不任斫斬，晉乃用以斬人，則必已易銅為鐵明矣。」章炳麟又曰：「且左氏稱虞叔有寶劍，虞公求之。穀梁氏稱孟勞者魯之寶刀。……是皆春秋時事也。夫唯鑄以鋼鐵，或以鍛工，萬辟千灌成之，然後謂之寶。……若徒一銅劍也，上劍之制，其重九鋝，為三斤十二兩，不當半銖之錢千枚。」何得為寶耶？觀此，則春秋時晉國當亦已用鐵兵也。 （四）墨子為魯人，楚之攻宋也，墨子方在魯（此據《墨子·公輸》篇，《呂氏春秋》謂在齊，無論齊魯，皆為北方）。聞之星夜至楚，謂：「臣（墨子）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備城門》以下七篇乃墨子教禽滑釐守圉之術。按其中所用守圉之器若鐵錍、鐵矢之類，皆墨子之器，即魯國之器也。此鐵兵先行於北方之鐵證。而朱君乃舉以為鐵兵先行於南方之證，是「蓋未讀《墨子》原文，望文生義，遂至錯誤」（看第三節）也。 由此四證斷之，我國古代鐵兵先行南方之說，實根本推翻，而朱君「亦可以休矣」乎。 再就其綱目觀之： （一）謂「所謂南方，絕無明確之定義」。按拙著第四節，明言「大江流域先行鐵兵」（即指吳、越、楚），次言「淮漢流域先行鐵兵」（即指楚、宋），又言「中國西有漢，東有淮，為南北之分界，所謂江漢江淮是」。其分界正確與否，又當別論。謂無明確之定義，則評者毋乃太忽略而輕率。拙著所謂古代南方，以時間言，乃以戰國末為界；以空間言，乃以淮漢流域為界。何以故？因戰國之末，南方以楚為代表故。荀子言：「居夏而夏，居楚而楚。」（《荀子·儒效》篇）夏為諸夏，即古代之中國，屬北方，故與南方楚國對舉。楚國疆域，西包今陝西之漢中，東包今山東之琅邪，中有今河南南部，如南陽之宛葉、陳州汝寧之陳蔡，皆其所屬。此稍治歷史者皆能知之。宋國雖非屬楚，與楚地犬牙相接，且以地域而論，與陝西、山東之南部同其緯度，皆在今所謂北緯三十四五度之間，故亦以宋屬之南方。言中國古代南北學術，亦大都以此為界，如陳、宋之學者，有老子、莊子，亦為南方學者之代表，與北方之學迥異。南北學術之不同，乃地理使然，似亦不可否認。尊論謂拙著：「舉南方用鐵兵主要之證據，屢及宋國，按宋地在今河南商丘縣附近（當雲宋都在河南商丘附近，言宋地者不詞），文中指為宋國產品者，絕未證明為宋國之何部分，（按墨子因楚欲攻宋，為宋守城，而作《備城門》以下數篇，則其城當然指宋都而言，或指宋都以南近楚諸城而言，讀過《墨子》者皆知之，何必指出何部分）而遂顢頇其詞曰，是產於淮水附近，何武斷之甚耶？商丘附近而可指為南方，則以同緯度推之，陝西、山東亦為南國矣。此吾人所不敢贊同者也。」夫贊同與否，當為別一問題。惟山東、陝西之南部，當然屬於南國，其同緯度之河南南部，亦當然屬於南國。所謂淮漢流域，在戰國時代，謂為屬於南方，自有種種根據，何顢頇武斷之有？推尊論之意，必以今地理分南北，所為揚子江流域屬南方，黃河流域屬北方。然不觀孟子論禹之治水乎？所謂「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宋在淮、泗之間，陳蔡、宛葉在汝、漢之間，則猶是揚子江流域也。（漢之支流，散布於河南之南陽舊府屬，而其本流，則經陝西之南部，至湖北入江。淮之本流，合汝、泗諸流，散在河南汝州及汝寧、陳州、歸德舊府屬，及山東之南部、安徽之北部，至江蘇北部入海，而其支流，則經安徽之中部入江。焦循《孟子正義》言之甚詳。宋境內有三大水，南曰睢水，商丘即在其北；中曰丹水，有孟諸澤；北曰黃溝，宋蔡、丘、黃、郜諸邑在其南。此三水皆會泗而入淮。）則宋屬南方無疑，然尊意必又以今地理之省界論古地理，謂今陝西、河南、山東，必歸北方，余之立論，大抱野心，侵入此三省之南部，故遭駁斥乎？ 不知《禹貢》九州，以今地理論，惟荊州純屬南方。梁州北至華陽，揚州北至淮水，已侵入北方範圍，則南方毋乃太小乎？（當時五嶺以南，必尚未入版圖）依下文言，尊論必不染近人翻案立異之惡習，而信《禹貢》，則論南北分界，必准《禹貢》九州平分，乃為公平。荊河之豫州，在適中之地，必分而為二，以為南北之界。伊、洛、瀍、澗、涇、渭、濟、漯入河，歸北方。汝、漢、淮、泗入江，屬南方，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今陝西華山終南以南）、海岱及淮之徐州（今山東泰山琅邪以南），亦屬南方，則南方有荊、梁、揚、徐四州，北方有青、冀、兗、雍四州，而豫州中分南北，乃適得其均平。是則南方之疆界，與戰國之楚、宋不相出入，則宋屬於南方，又何疑乎？ 按本刊前評謂朱君於南方無明確之定義者，正以其未說明以宋屬於南方之故。今觀朱君補說，謂宋之南部與楚北境相錯，宜並屬南方。按楚國之拓地漢陽，乃春秋中葉以後之事，不能因楚國本部屬於南方，遂並其後來勢力所及之宛葉、陳蔡亦屬於南方，猶秦地本在西陲，不能因其後版圖並有齊魯，遂以齊魯為西土。此理之至明也。《史記》老子楚人，或引作陳人。莊子蒙人，蒙或以為屬梁，或以為屬宋，至今尚非無定論。朱君遽以為陳、宋之學者實嫌武斷，而近人以南北分先秦學術，亦未為篤論（看柳詒徵《近人論諸子學之失》）。朱君又以淮之支流入江，遂以淮河流域之全部屬長江流域，故為南方，則當黃河奪淮入海之時，淮當為黃河流域，屬北方矣。同一空間，隨時而異其南北，有是理耶？墨子所言鐵兵，雖為宋用，實齎自魯。朱君未能證明其出自宋之何部分，而遽曰「是產於淮水附近」，讀者思之，此種論斷之評價，除「顢頇」與「武斷」外，尚有何辭可用耶？至論南北之分界，吾人以為依現代地理學眼光，宜以淮水、漢水之北屬於北方，其南屬於南方。宋在淮北，自屬北方。即如朱君之說以宋屬南方，而墨子所言鐵兵，不出於宋，則亦不能證明其古代鐵兵先行於南方之說。 （二）謂：「引《墨子·備城門》篇『毋以竹箭，楛、趙（桃）、（柘）、榆可。蓋（益）求齊（齎）鐵夫（孫雲當為矢）。』謂：『此以鐵夫為鐵矢，若不致誤，則宋亦有鐵矢矣。』按《備城門》篇，乃墨子在宋之言，而勸人毋以竹箭……求齎鐵矢，似正可證明宋人尚用竹箭，而不知用鐵矢，無論退若干步言，亦不足以證明宋人之先用鐵矢也。」此段議論，蓋未讀《墨子》原文，望文生義，遂致錯誤。《墨子》原文，作：「及多為矢，節（即）毋（無）以竹箭，楛、趙（桃）、（柘）、榆可。蓋（益）求齊（齎）鐵夫（矢）。」孫詒讓謂：「當作及多為矢，即無竹箭，以楛、桃、柘、榆可，益求齎鐵矢。」竹箭，猶言竹筱。《爾雅·釋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郭璞注云：「竹箭，筱也。」古者矢杆用竹箭，矢鏃用銅，及至墨子時，矢杆亦可用楛、桃、柘、榆諸木，而矢鏃益求用鐵。且宋當時既有鐵錍，自可證明已用鐵矢。尊論既不解竹箭之古誼，又誤讀《墨子》之句讀，欲證明宋無鐵矢，又忘卻宋有鐵錍矣。 （三）謂：「其關於鐵劍一項，所舉證據，只能證明吳、楚精長於鐵劍之製造，然不能據是即謂鐵劍先行於吳、楚，猶今日歐洲雖精於製造火藥，然不能據是遂謂火藥先行於歐洲也。」按歐洲雖精於製造火藥，然不能謂火藥先行於歐洲者，以火藥先行於中國，有歷史事跡可證。吳、楚之鐵劍以今日煉鋼術之進步，似亦不可謂為精製，然欲否認鐵劍非先行吳、楚，而先行於北方燕、趙等國，亦當有歷史之事跡舉出，乃可推翻吾之論據，而為史學上之一大發明，與火藥先行於中國說，同其價值，此吾日夜求之而未得者。鄙人讀書不精，在古書中，或有北方先行鐵兵之論據，不過鄙人疏漏，尚未發見，正求通人指示，以破吾之迷惑。如尊論之空無證據，實不足以饜吾之心。（以上駁本論意） 按《說文》云：「箭，矢也。」又釋名之：「矢又謂之箭。箭，進也。」此前評釋箭為矢之所據，何望文生義之有？孫氏之詁，亦一種測度，何能據為天經地義？墨子教禽滑守宋，而語其「求齎鐵矢」，齎者，移至異地，故曰可證宋之不知用鐵矢也。 又觀上文所舉證，鐵兵之先行於北方者已多。孔子之言白刃，雖不能斷定其指刀抑劍，然春秋時晉、魯既已有劍，而又有白刃，而謂其只有白刃之刀，而無白刃之劍，有是理乎？朱君所舉證，只能證明南方制劍之精。（謂堅利也，此所云精乃就當時與北方比較而論，非以今日眼光觀之也。朱君引秦昭王之「楚之鐵劍利」，夫必有楚以外之劍不利，與之比較，故特舉楚而言也，此實暗示北方亦出鐵劍。）即無上述之證據，亦不能斷定鐵劍其先行於南方，又況其有耶？ 又謂：「作者染近人翻案立異之惡習，力言古代南方文化之高。」按古代南方，若以余前立之定義而言，則文化之高下，尚未易下定評。推尊論之意，似必謂古代南方文化不高，方不是翻案，方不是立異。蓋尊論之古代南方，其空間時間，均不知以何為界，恐真如尊論所謂「絕無明確之定義」矣。若以夏、商、周以前為古代，以《禹貢》所謂梁州、荊州、揚州為南方，或者尊意以為真是古代，真是南方乎？則試問《禹貢》揚、荊、梁三州有鐵，皆屬南方，獨北方諸州不言鐵，是當時採鐵冶鐵諸術，南方必先發達可知，非必北方無鐵，特采冶之術未發明耳。否則，南方天產獨精，人工自易獨擅其美。但近人有不信《禹貢》者，以為唐虞之時，尚未知冶鐵之術，故詈為偽書。尊意如不信《禹貢》，則亦為染翻案立異之惡習，如篤信《禹貢》，則又翻南方文化不高之定案。立言不慎，真古人所謂進退維谷者矣。 按吾人並不反對合理之懷疑，並不反對以充分之證據推翻舊說，惟無可靠之證據而謬創新論，斯為「翻案立異」而為吾人所極端反對，非有所愛惡於新舊也。此又已於本刊第八期《評廣東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中詳之。朱君（毋寧謂章鴻釗君）鐵兵先行於南方之說，既根本不能成立，其所舉以明南方文化「發達」之三證，亦同一轍。朱君不服，容俟下文申論。至其反譏吾人所謂古代及南方，絕無明確定義，夫吾人所評者為朱君之文，在糾駁其所舉三證時，所謂古代，自指其三證所涉及之時代，此何待言者。關於南方，在糾駁朱君時，即是自申其定義，即謂宋及其同緯度之地不得認為南方，而其以南即為南方。此意凡曾平心一讀前評者，自能喻之，何必為枝節之周納。《禹貢》所載，吾人根本不信為唐虞時代之事。朱君謂吾人「如不信《禹貢》，則亦為染翻案立異之惡習」，此實不通邏輯之論。朱君之推論之歷程，若以邏輯析之，當如下。 （一）翻案立異者不信《禹貢》。 （二）君反對翻案立異。 （三）故君不當不信《禹貢》。 此種三段論法，實犯illicit process之謬誤，因「不信《禹貢》」一辭在大前提為undistributed，而在結論則為distributed也。朱君既昧於邏輯，若但以邏輯上術語折之，恐難使其心服，則試再類喻以明之。使朱君之論，而可以成立者，則下列之結論亦當為正確矣。 （一）凡人皆有死。 （二）飛鳥不是人。 （三）故飛鳥不當有死。 然朱君試思之，果誰當「進退維谷」耶？要之所翻案立異者，不在於信某書、疑某書，而在於所信所疑之是否合理，故王靜安先生固不同意近人過度之懷疑（看其《古史新證》），然亦不信《禹貢》也。 次辯駁古代南方文化之高之證據。（余並無南方文化高於北方之論，不過言南方文化為北方文化所湮沒，故表章之。）（一）則蚩尤作銅兵。「此說僅見於戰國以後書，絕難置信。」按此說出《管子》《山海經》，謂為戰國以後書尚無定論。（二）則苗民始作劓、刵、椓、黥之刑法。「夫肉刑而可為文明之徵，則用凌遲形之舊日中國人，其文化宜高出於今日之歐洲萬萬矣。」按拙著原文，但言文化，未言文明。文化發生，自有次序，如先有石器，而後有銅器、鐵器、電器，不能謂石器非一種文化。蓋有器必勝於無器也，刑法亦然。古者刑法不分輕重，苗民始作肉刑，即所謂五刑，始分別罪之輕重，而施其刑。當時北方，蓋並此法而無之，故自唐、虞、夏、商、周以及秦、漢，皆習用其法而稍改正。所謂墨（即黥）、劓、剕（代刵）、宮（即椓）、大辟（即殺）是也。至漢文帝，始去四種肉刑，乃為刑法之一進步。至於今日，並笞與殺而去之，乃更進化矣。然亦不能謂肉刑非一種文化，蓋有法必勝於無法也。尊論既不知五刑之沿革與分別，漫然以凌遲刑比之，已覺渾而不析，而又不識文化與文明二詞之分，而貿然以肉刑為文明之徵相譏，根本既屬誤解，枝節更屬非是。（三）則謂南方有《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按《左傳》記楚左史倚相能讀此諸書，然未嘗言其為南方之書也。而觀倚相所以諷楚王之詩（《祈招》之詩），乃北方之傳說，則知《墳》《典》諸籍，當亦北方之書也。若其為南方之書，何致只有左史能讀之，且以其能讀傳為美談乎？」按《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古代北方，不聞有其書。左氏傳據楚史，始得聞其名。漢儒訓《三墳》《五典》為三皇五帝之書，《八索》《九邱》為八卦九州之志，皆附會而無確證。余疑為南方古代之典籍，故倚相能讀，楚王以為博學，今則與楚《檮杌》俱亡，故南方文化，湮沒無傳。此說之是否，姑且不論。尊論以倚相舉《祈招》之詩諷楚王證明《三墳》等書為北方之典籍，則又誤讀《左傳》。《左》昭十二年傳，「子革語楚王，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子指子革），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對曰：臣嘗問焉（子革對王言臣嘗問之於倚相。此對曰二字，尊論誤以為倚相對，則下文皆不可通），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臣問其詩而不知，即子革問《祈招》之詩於倚相，而倚相不知。）准此，則倚相僅能知南方本國之古籍，而不能知北方之古籍，故子革譏其不能知遠。《祈招》之詩若為北方之傳說，則更足證明《三墳》等為南方之古籍矣。（以上駁附論完） 按朱君若據《管子》及《山海經》中言蚩尤事為信史，此種「路史」式之古史觀，吾人無再與辯論之必要。文化、文明二詞，乃近人以譯英文之civilization及culture者。civilization及culture二字在普通文字中常相代用，而不必有軒輊之分。近世人類學家，恆以culture（文明）一字代表國家形式未成立以前之文化成績，則更不含有優勝之評價，前評之用文明二字正如是也。朱君不明近代術語，漫然相譏，是亦可以已乎？朱君雲「古者刑法不分輕重」，是殆謂在未採用五虐之刑以前，無論大小罪皆一例懲罰耶？則曷不讀《堯典》？「流共工於幽州，放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其間輕重之別顯然，蓋刑罰輕重之分初不繫於肉刑之有無。今歐洲雖無肉刑，而法固有輕重也。朱君有何證據以明古代懲罰罪犯，其不分輕重，而五虐之刑為一種進步耶？《三墳》《五典》等書雖左氏傳外無征，然先秦北方古籍亡佚者多，不能據是遂斷定其書無聞於北地。左氏文中言及此諸書，乃出自楚王之口，朱君何從知左氏於此諸書之名以外，有無所聞耶？前評以諷《祈招》之詩者為倚相，乃作者記憶之誤，承朱君指正，為感。然此更正，不能改變《三墳》等非南方古籍之說，且足助其說張目。何也？蓋子革曾問左史以北方《祈招》之詩而左史不知，其對楚王因謂「若問遠焉，安能知之」。是以《三墳》等書，視《祈招》之詩為更「遠」。夫豈有本國之書，為本國人所應知者，反觀外邦之傳說為更「遠」？若《三墳》為楚書，則子革不當為是言明矣。 綜尊論全文，對於拙著本論，以為問題不能成立；對於附論，以為染近人翻案立異之惡習，其所以不能成立者，蓋亦以為翻案耳。夫翻案立異，只要證據確鑿，亦何嘗是惡習？現在科學進步，一新說出，即將舊說推倒，蓋亦用證據使然。若不如此，而墨守舊說，不求學術之進步，則真是所謂「惡習」矣。 按朱君以證據確鑿，為衡論其準繩，正與吾人同調。吾人之態度，於前評《廣東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中已陳之，上文復已申述，茲不贅。吾人不苟同朱君之論者，正以其證據不確鑿耳。 再者，貴附刊第二十七期（本年七月九日）《評論〈燕京學報〉第三期》，對於拙著《明季史籍五種跋文》：（一）《崇禎長編》，（二）《弘光實錄鈔》，（三）《狩緬紀事》，（四）《守塵紀略》，（五）《蘄黃四十八砦紀事》，僅評論一句曰「其書不重要」，以示不屑批判之意。夫人各有專門之學，在中國史學中，有專門研究明季史事者，則視此等書甚為重要。若以學文學之人視之，則自為不重要。所以評論專門之學，必須學此專門之學，方能評論。若未嘗研究此學，而一筆抹殺之曰不重要，此種全任主觀、任感情之評論，不但毫無價值，且太輕視學問。貴副刊既以文學標幟，理當謹守文學範圍，不必將其他專門之學，一切包辦而評論之。否則，「顢頇」「武斷」之弊，貴副刊所持以詈人者，恐將不免自詈矣。 按本刊名「文學副刊」，實仿西方各著名報紙中Literary Supplement之例，凡一切自然科學以外之新著作，皆所批評，初未嘗以狹義之文學自劃，此意於第一期引言中已詳之。其批評之能否盡皆確當，誰能自必？然求真之志，未敢或渝。讀者及作者之論難，深所歡迎，毀譽之來，亦不暇顧。新著舊說，吾人以篇幅所限，不能一一詳加論列，故必衡其輕重以為去取。輕重之標準，即以其貢獻及關涉之大小。朱君所跋五種史籍，吾人認為不甚重要，即據此標準，原無涉不涉之意存乎其間也。若欲吾人放棄此標準，以適「專門家」之意，則殊不可能。 以上吾人答覆朱君竟。吾人深謝朱君之詰駁，使前評之疑點，得以祛除，而本刊之態度及旨趣，得藉此機會更詳細表白於讀者之前。 原載《大公報·文學副刊》第32、33、34期，1928年8月13、20、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