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蔭麟書評集 · 評《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論文
廣東中山大學近創辦語言歷史研究所，其規模略仿舊日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並印行周刊，其體例亦仿舊日北大研究所周刊。該刊以去年十一月創刊，至現在止，吾人所得見者共有五期。撰述人多為校教授，雖取材間或不甚緊嚴，亦近日出版界中在水平線上之刊物也。就所見五期中，可注意文為下列之四篇，茲一一略加評騭。至第三期中陳寅恪《童受〈喻鬘論〉梵文殘本跋》則已見《清華學報》四卷二期，本刊第二期業已論及。
評顧頡剛《秦漢統一之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
顧君此文大意，謂三代國境不出黃河兩岸，「九州乃是戰國的時勢引起的區劃土地的一種假設」「因為那時四海之內有九個方千里的地，所以就有了九州之說」，因斷定《禹貢》為戰國時所作，並謂戰國人認當時之疆域為三代之疆域，賴此謬誤之歷史見解，消除種族之成見，故能有秦漢統一之業雲。此文傅斯年君曾有評論（見該刊第二期），指出小節之錯誤甚多，茲概不贅述。然顧君此文尚有數大謬誤，為傅君所未見及者。
（一）三代王畿之狹小，自是事實；然王畿與全國境域不容混為一談。春秋以前，王朝之勢力及其與長江流域諸國之關係，吾人決不能據春秋時之情形推斷，因國勢之消長及領域之伸縮為歷史上所恆有事也。九州之劃分，遠在戰國之前，器物上及史籍上證據鑿然，烏能抹殺？
（甲）齊侯鎛鍾：「虩虩成唐（湯）……有敢（嚴）在帝所，博受天命，咸有九州，處禹之堵。」
（乙）《商頌·玄鳥》：「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後，奄有九有。」
（丙）《商頌·長發》：「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丁）《左傳》哀公四年：「士蔑乃召九州之戎。」
（戊）《左傳》宣公三年：「王孫滿對曰：……昔夏之方有傳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
（己）《國語》：「共工氏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
《左》《國》之文，顧君自可指為戰國人之臆則〔測〕；然《商頌》、齊鍾，豈亦戰國人所偽造歟？（《商頌》，據王國維所考，乃西周中葉人所作；齊鍾從字形上推定，亦春秋時物。）如是普通之證據，曾不覆按，而信口疑古，天下事有易於此者耶？吾人非謂古不可疑，就研究之歷程而言，一切學問皆當以疑始，更何有於古？然若不廣求證據，而擅下斷案，立一臆說，凡不與吾說合者則皆偽之，此與舊日策論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異？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悉類此。世俗不究本原，不求真是，徒震於其新奇，遂以打倒偶像目之，不知彼等實換一新偶像而已。
（二）顧君謂：「《商頌》里說『邦畿千里』『肇域彼四海』，看四海僅僅千里，那時天下是這樣的小。」顧君於《商頌·玄鳥》中如此淺白之句，竟未能通其義，真足使人駭訝。按此段全文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說文》：「畿，天子千里地，以遠近言之，則言畿。」然則畿乃國境之一部分，而非其全部也。此言四海，非指四海之本身，乃指四海以內之一切國（故云「來假」），四海正與邦畿相對，謂邦畿以外，四海諸國皆來朝獻也。若以邦畿與四海為一，則不獨文字上無此詁，且原文竟不可通矣。
（三）顧君謂秦漢以後武功之低落，在思想上以儒家德化之說為重要原因。關於此點，吾無間言。然顧君於漢元帝從賈捐之議棄珠崖之事，謂「這種寬洪的度量……秦始皇、漢武帝一輩人都是不會有的」。此點雖無關大體，然此言實乖歷史常識。按武帝晚年亦深悔早年之遠略，其罷輪台設尉之議，實與元帝之棄珠崖同調。故班固謂，「末年遂棄輪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漢書·西域傳》贊）讀者或顧君如欲知此詔，可檢《漢書·西域傳》「渠犁城」條，茲不贅引。
評顧頡剛《春秋時代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該刊第五期）
顧君此文略謂以聖人為理想中最高之人格，始見於《論語》。孔子只以君子自居，未嘗以聖人自許。孔子卒後，因其人格之偉大，世人之期許，及門弟子之宣傳，遂成為聖人。戰國人漸加附會，視為能未卜先知之人。及漢代緯書，則直以孔子為神怪之人物。此皆非孔子所及料者矣。
此文大體上極允當，然亦有謬誤。如雲，「我們讀《論語》，便可知道他修養的意味極重，政治的意味很少；不像孟子，他終日汲汲要行王政治，要救民於水火之中」。實則就《論語》考之，孔子救世之熱情，初未嘗減於孟子。（不過其時遊說之風未盛，故《論語》中無如孟子遊說人主之辭耳。）試觀時人對孔子之批評，微生畝則謂「丘何為是棲棲者歟？毋乃為佞乎？」石門之晨門，則謂「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歟」。孔子之自期，則謂「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其後晚年不遇，則有「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之嘆。以上僅就記憶所及者舉之，若取原書逐章尋索，必不止此。又如《佛肸》《公山》及《子見南子》三章，以崔東壁指為偽，茲不引。何得謂孔子「政治的意味很少」？
評胡適《論左傳之可信及其性質》（該刊第一期）
胡君此文乃節譯瑞典學者珂羅崛倫（B.Karlgen，其漢文名曰高本漢）之作而間有評論，珂氏之書今已有譯本（上海新月書店出版），胡君之評論亦有極不中肯者，如雲，「用K（指珂氏）比較周秦西漢的文字結果，我們可以得恰相反的結論。……如果周秦西漢古書中沒有和《左傳》同樣的文法，那麼，我們不可以說《左傳》是西漢晚年的作品嗎」。不知珂氏之不採此結論者實自有故，因彼在前篇已證明司馬遷確曾見左氏之書，且採用之也。
評余永梁《粊（費）誓的時代考》（該刊第一期）
余君此文謂《書·序》以為《費誓》紀伯禽時事者謬，此篇乃魯僖公時人所作，紀魯僖公時事者。其主要證據：（1）從古彝器考之，周初人稱徐為「徐方」，而《費誓》有徐戎之名，顯為春秋時人語，又《費誓》文體與《秦誓》同，《秦誓》作於魯僖公時。（2）魯僖公有伐徐戎之事（見《左傳》及《詩·魯頌·宮》），而費地與《宮》所紀用兵之地合。此文考證極精細，然其結論似尚未十分穩固，因第（1）證據只能證明《費誓》作於春秋時，而不能證其所記為春秋時事；第（2）證據只能證明魯僖公時亦有伐徐戎而用兵於費之事，不能反證伯禽時無同樣之事也。
原載《大公報·文學副刊》第8期，1928年2月27日；後載《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第2卷第19期，1928年3月6日；今據後者錄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