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蔭麟書評集 · 續評《小說月報》「中國文學研究號」
此書本刊前期已有評論，茲續其未盡者，拉雜書所見如下。然此書謬妄淺陋之處逐目皆是，今亦不能縷舉也。
（一）首篇為鄭振鐸君《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鄭君所謂文學研究，實即文學史之研究。夫文學之研究而僅限於史的方面，亦已狹矣，姑舍此不論。鄭君所提出之「新觀念」，一則為歸納的考察，一則為進化之觀念。鄭君所謂歸納的考察，乃指求真實之完備證據。夫此固一切考證工作之所同，不如是則不成其為學，初無待於鄭君洋洋數千言之空論而詡為「新觀念」也。而鄭君洋洋數千言中，反有使人噴飯之處，如雲「歸納的考察倡始於倍根……在以前無論研究什麼問題或事件，都先有了一個定理或原則……」以歸納法倡始於倍根，則理論上不知何以處亞里士多德，實施上何以處Galileo John Kepler等輩？此固無關於文學，然亦可見鄭君之常識矣。鄭君又指出開闢之新途徑共有三：（1）外來之影響；（2）巨著之發現；（3）中國文學內容之分類。此三項非不當注意，然尚有更重要於是者。僅從此三方面發展，決不能得完滿之中國文學史，且第二固有非人力所能強為者。吾人以為整理過去之中國文學，當從下列三方面著手：（1）作品之闡明，即主要作品（standard words）之校勘注釋，鑑別真偽，考訂時代及評判價值是也；（2）作者之闡明，即文學家傳記之精細研究是也；（3）文學與時代之交互影響之研究。若夫文體之源流、文家之派別，又其次要者矣。鄭君於「新途徑」之第三項下，述其個人所定之中國文學書分類法，一方面有概括不周之病，一方面貽區類失當之譏，而排列亦欠妥。茲為改訂如下，讀者比而觀之，便知其得失：第一類匯集；第二類詩歌；第三類戲劇（以上三類仍舊，惟名稱稍改）；第四類彈詞（內容即原第五類）；第五類小說（即原第四類，惟當將原第八類中之寓言移入此類）；第六類史傳，原第八類個人文學及第九類中之遊記應入此類，並加傳記、專史、雜史、通史等；第七類論著，包括原第六類散文集及原第九類中所余各項（其中謠諺一項應移入詩歌類），並加學術專著一項，僅采其有文學價值者如《莊子》《孟子》《天演論》之類；第八類文學批評（仍原第七類）。
（二）郭紹虞君《文學演進之趨勢》一文，乃根據摩爾頓（Moulton）《文學之近代研究》一書中之文學演進表而立論。郭君於中國古代有無史詩（epic）之問題依違不能決，而謂吾人今日所以不能考察古代史詩之故有二：一則先民尚實，不喜荒唐之神話，故敘事詩之質量皆遜，無流傳之價值；一則或由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詩》《書》經其刪定，史詩遂以失傳。以吾人觀之，此兩說皆不能成立。謂古代民族不喜荒唐之神話，則曷不讀《山海經》？就詩歌言，如《離騷》《九歌》《招魂》，莫不以荒唐之神話為主要資料。《詩》《書》之未經孔子刪削，殆成清代學者之定論，而《詩》《書》中亦未嘗無荒唐之神話。以吾人觀之，中國古代殆無史詩，果有之，當不能□採風之使之耳目，且自殷末以至戰國五六百年間，歌謠謳諺不絕於稱引及集錄，何故獨遺史詩？謂古實有之，至有史時代而忽然忘卻，有是理乎？至中國何以無史詩，則可用斯賓格勒之歷史哲學解釋之。一文化有一文化之基本象徵（fundamental symbol or general idea），其基本象徵不同，則其所表現於文化上者自不能無異，初不必求其故於外表之事實也。複次，摩爾頓氏舉文學之系別歸納於一元，其說多牽強附會。郭君步趨不離，亦可謂食西不化者矣。郭君謂哲理文所以從抒情詩蛻變而來的緣故，則實以意志為其樞紐，情與志本常相混而不易分析……志又與知常相混而不易分析……所以抒情詩有蛻變為哲理文之可能。推是說也，則一切知識學術皆可附會謂由抒情詩蛻變而成，又何獨哲理文乎？
（三）潘力山君《從學理上論中國詩篇》中謂秦以前，我國只有歌詩（與聲樂舞蹈相伴）及劇詩而無獨立詩，不知其何以處《離騷》《九章》及《天問》諸作也。
（四）梁啓超君《釋「四詩」名義》一文，乃其《要籍解題》中《詩經篇》之一段。梁君此文之主要意見，即推翻舊日以風、雅、頌三者為四詩之說，謂尚有南一類（《周》《召》二南），合風、雅、頌恰成四數。梁君於本文之末聲言曰：「我這種解釋，惟釋頌一項本諸阮元《揅經室集》而小有異同，其餘都是自己以意揣度的，或者古人曾說過亦未可知。」然事之巧妙竟有不出梁君所料者。梁君「釋南」之說六百餘年前程大昌已發之，且梁君所舉證據無一不為程氏所已舉者。茲比列程氏與梁君之說，讀者一閱便知。
（1）程說（見程氏所著《詩議》之第一篇，粵雅堂叢書本，《焦氏筆乘》卷二第二十八頁引）：
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系其國土也。……《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箾》《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箾，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為樂古矣。
（2）梁說：
《詩·鼓鍾》篇「以雅以南」，南與雅對舉。雅既為《詩》之一體，南自然也是《詩》之一體。《禮記·文王世子》說「胥鼓南」，《左傳》說「《象箾》《南籥》」，都是一種音樂的名，都是一種詩歌。
然程氏之說亦有與梁君不同者。程氏謂原始之《詩經》只有南、雅、頌三體，而風為後起，引證頗鑿，茲不贅述。
（五）本書之最末一篇，為鄭振鐸君之《中國文學年表》。篇首聲言未及細校，疏漏及錯誤當不免。夫謹嚴之編輯家，決不應以此等語自文飾。今觀此篇去取失當之處，直不勝舉。如於先秦，則有申、韓而無老、墨、荀（其生卒年雖不能確知，亦當著其大略）。又如屈平之生卒年固不能確考者，而篇中竟不加疑詞。於西漢則張騫使西域之年沿坊間年表之誤，固可無責。於東漢有桓譚、崔瑗、仲長統，而無王充、張衡、王符，真不可解矣。於六朝則著《文心雕龍》之劉彥和竟不能占一席。於五代則馮延巳竟見棄遺。自鄶以下，吾不欲觀之矣。
署名「素痴」，原載《大公報·文學副刊》第8期，1928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