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蔭麟書評集 · 評近人對於中國古史之討論（古史決疑錄之一）
兩年前，顧頡剛氏發表其《與錢玄同論古史書》（見十二年五月《努力周報·讀書雜誌》［以下省稱《讀書雜誌》］第九期），欲證明「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劉掞藜氏及胡堇人氏並起駁之，顧氏復為文反辯，提出討論者八事：
（一）禹是否有天神性？（二）禹與夏有沒有關係？（三）禹的來源在何處？（四）《禹貢》是什麼時候做的？（五）后稷的實在如何？（六）堯舜禹的關係如何？（七）《堯典》《皋陶謨》是什麼時候做的？（八）現在公認的古史統系是如何組織而成？
迄今顧氏之文所已發表者，僅及上列（一）（二）（三）（五）（六）五項。（後又增論文王是否紂臣）而劉氏再駁之文，除關於上列第（一）項者外，亦尚未露布。（顧氏及劉氏文，並見《讀書雜誌》第十一至十六期，又轉錄於東南大學《史地學報》第三卷第一至第五期。）茲將顧氏文中之涉及堯舜禹事跡者衡論如此。
一、根本方法之謬誤
凡欲證明某時代無某某歷史觀念，貴能指出其時代中有與此歷史觀念相反之證據。若因某書或今存某時代之書無某史事之稱述，遂斷定某時代無此觀念，此種方法謂之「默證」（Argument from silence）。默證之運用及其適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論。吾觀顧氏之論證法幾盡用默證，而什九皆違反其適用之限度。茲於討論之前，請征法史家色諾波（Ch.Seignobos）氏論默證之成說，以代吾所欲言。其說曰：
吾儕於日常生活中，每謂「此事果真，吾儕當已聞之」，默證即根此感覺而生。其中實暗藏一普遍之論據曰：倘若一假定之事實，果真有之，則必當有紀之之文籍存在。
欲使此推論不悖於理，必須所有事實均經見聞，均經記錄，而所有記錄均保完未失而後可。雖然，古事泰半失載，載矣而多湮滅。在大多數情形之下，默證不能有效；必限於其所涵之條件悉具時，始可應用之。
現存之載籍無某事之稱述，此猶未足為證也，更須從來未嘗有之。倘若載籍有湮滅，則無結論可得矣。故於載籍湮滅愈多之時代，默證愈當少用。其在古史中之用處，較之在十九世紀之歷史不逮遠甚。（下略）
是以默證之應用，限於少數界限極清楚之情形：（一）未稱述某事之載籍，其作者立意將此類之事實為有統系之記述，而於所有此類事皆習知之。（例如，塔克多Tacitus有意列舉日爾曼各民族Notitia dignitatum，遍述國中所有行省，各有一民族一行省為二者所未舉，則足以證明當時無之。）（二）某事跡足以影響作者之想像甚力，而必當入於作者之觀念中。（例如，倘法蘭克Frankish民族有定期集會，則Gregory之作法蘭克族諸王傳不致不道及之。）（以上見Ch.V.Langlois and Ch.Seignobos：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G.G.Berry，pp.254-256，London Duchworth and Co.1898.按此書已由李思純君譯成中文，商務印書館出版。）
此乃極淺顯之理而為成見所蔽者，每明足以查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謂予不信，請觀顧氏之論據（以下僅舉一例，其他同樣之謬誤不下十餘處，留待下文詳論，以省重複）：
《詩經》中有若干禹，但堯舜不曾一見。《尚書》中（除了《堯典》《皋陶謨》）有若干禹，但堯舜也不曾一見，故堯舜禹的傳說，禹先起，堯舜後起，是無疑義的。（見《讀書雜誌》第十四期第三頁第一格）
此種推論，完全違反默證適用之限度。試問《詩》《書》（除《堯典》《皋陶謨》）是否當時歷史觀念之總記錄，是否當時記載唐虞事跡之有統系的歷史？又試問其中有無涉及堯舜事跡之需要？此稍有常識之人不難決也。嗚呼，假設不幸而唐以前之載籍蕩然無存，吾儕依顧氏之方法，從《唐詩三百首》《大唐創業起居注》《唐文匯選》等書中推求唐以前之史實，則文、景、光武之事跡，其非後人「層累地造成」者幾希矣！
二、夏禹史跡辨證（參看顧氏文中「禹與夏有沒有關係」「禹的來源在何處」兩節）
顧氏謂「西周中期，禹為山川之神。後來有了社祭，又為社神」。其說之妄，劉氏已明辨之矣。茲所亟待討論者，禹與夏果有無關係？顧氏曰：「何以《詩》《書》（除《堯典》《皋陶謨》《禹貢》）九篇說禹，六篇說夏，乃一致的省文節字而不說出他們的關係？」（密圈照原文）吾為之下一總解答曰：此因《詩》《書》（除《堯典》《皋陶謨》《禹貢》）非夏禹事跡之總記錄，因禹與夏之關係非「必當入於其作者之觀念中」者。一言以蔽之，此因《詩》《書》中無說及禹與夏之關係之必要。試即《詩》《書》中言夏言禹之篇什而考察之：
（1）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詩·信南山》）
（2）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詩·文王有聲》）
（3）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詩·韓奕》）
顧氏曰：「《詩經》中有一個例，凡是名詞只有一個字的，每好湊成兩字，凡兩字以上的名詞不刪……如『王命仲山甫』『命程伯休父』，名詞雖在二字以上也不加省節了。《十月之交》云：『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讀此很可見人名為單字，則加維字於人名……務使一句湊成四字。『維禹甸之』『維禹之跡』正是此例。禹若果是人王，亦應照了『后稷』『公劉』『王季』之例，稱他為『後禹』（至少也要像《國語》和《堯典》的稱他為『伯禹』）。禹若果是夏王，亦應照了『夏後』『夏桀』之例而稱他為『夏禹』。」
夫《詩》三百篇非出一人之手，又非同時同地之文，而各個作者之屬詞造語之方式不能一律，故有所謂「作者之語言」（the language of the author）。今於三百篇中，取數首相同之語調以例其他，則必須假定各個作者所用之語調皆如一。此大前提已不成立。茲退一步承認顧氏所稱之例，而「維禹甸之」「維禹之績」等語，果違此例否耶？顧氏不云乎，「人名為單字，則維字加於人名」，禹正單字之人名也。其綴以維字，正猶番、蹶、楀之例也。吾儕不因番、蹶、楀上未加周字，遂謂其非周人，獨以禹上未綴夏字，遂謂其非夏主乎？顧氏之根本錯誤，在以「夏禹」二字為一名（term），而以「仲山甫」「程伯休父」之例律之。不知夏乃禹之國號而非禹之名，「夏」「禹」二字並無必相聯屬之需要，非如「仲山甫」之不可析為「仲」與「山甫」，及「程伯休父」之不可析為「程伯」與「休父」也。且也，「夏」「禹」二字既無不可分離之關係，而「維」與「夏」聲調不同（一為平聲，一為仄聲），維字置於句首，又有頓首語氣（此顧氏言之），是故此處「維」字與「夏」字實不能相代。
至因《詩》三百篇中未嘗照「后稷」「公劉」「王季」之例，稱禹為「後禹」「伯禹」，未嘗照「夏後」「夏桀」之例，稱禹為「夏禹」，遂謂禹非夏王，此猶為妙不可言之奇論。吾儕讀《樂府詩選》《玉台新詠》《明詩綜》《清詩別裁》，其中亦未嘗有照「后稷」「公劉」「王季」之例，稱劉邦為「帝劉邦」，稱朱元璋為「帝朱元璋」，亦未嘗有遵「夏後」「夏桀」之例，稱劉邦為「漢劉邦」，稱朱元璋為「明朱元璋」，然則劉邦、朱元璋非漢帝、明帝矣，嘻！
（4）惟帝降格有夏，有夏誕厥逸。（《書·多方》）
（5）有夏不適逸……殷革夏命。（《書·多士》）
按此處言夏皆指夏桀事。若作「惟帝降格夏禹，夏禹誕厥逸」「夏禹不適逸……殷革夏禹命」豈不與事實相違反乎？
顧氏曰：「《多士》《多方》並言夏殷，言殷則必舉成湯，言夏則從不舉禹，這是什麼道理？」
考《多士》《多方》之稱夏殷事，乃周公將桀之所以亡，湯之所以得天下，與紂之所以亡，武王之所以得天下相比論，以明周之取商，正如商之取夏，皆奉天命，而非違義。前者（《多士》）所以撫慰殷之遺民，後者（《多方》）則因淮夷叛後，告諭「四國多方」，皆有為而發。其所言與夏桀以前之事完全無關，安能將禹事牽入！
（6）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克用三宅三俊。……嗚呼！其惟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於厥邦！（《書·立政》）
顧氏曰：「這一段是把夏商對舉的，都是說夏商起的時候如何好，後來的時候如何壞。何以在商則舉出創業的成湯與亡國的紂，而在夏則但舉出亡國的桀而不舉出創業的禹？做《立政》的人，並不是不知道禹的（篇末即言『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但他何以不把禹湯並舉，何以篇末又單舉禹呢？」
讀者須注意，《立政》一篇乃周公陳說往事以為成王鑑戒，並非欲於夏商事為本末畢具之敘述。且隨口宣言，既常有無意中缺漏，而又經史官之轉載，殘佚自不能必無，安能持此以判斷當時之歷史觀念！且謂在商舉湯、紂，則在夏亦須兼舉禹、桀，此不過詞章上求偶儷之陋技，而非吐辭所必循之公例。觀《立政》篇中又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准人……」正與上引「古之人迪惟有夏……亦越成湯」同一辭氣。此處並言商周，而亦於周則舉文王，於商則不舉湯，可見《立政》作者慣用此種語調，其省略並非有特別原因。至篇末言「陟禹之跡」，乃所以回應篇首，正見禹與夏之有關係也。
以上已將顧氏所舉為證據者，悉加評騭。此外《詩》《書》中言夏言禹者尚有九條，茲並加稽驗，觀其有無說及禹與夏之關係之需要。
（7）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詩·長發》）
此處可作「昆吾夏禹」耶？否耶？讀者自能辨之。
（8）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詩·長發》）
（9）是生后稷，纘禹之緒。（《詩·閟宮》）
（10）天命多辟，設都於禹之績。（《詩·殷武》）
（11）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植嘉穀。（《書·呂刑》）
（12）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書·立政》）
吾前言之矣，「禹」「夏」兩詞並無必相聯屬之需要，故言禹不舉夏，不能為禹與夏無關係之證。且此處前三條，若將夏字加入，則聲調（euphony）及音節（metre）皆失其宜矣。
（13）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書·洪範》）
此處禹尚未即天子位，若稱夏禹則失辭矣。
（14）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詩·盪》）
夏後統指夏代（《論語》以「夏後氏」與「殷人」「周人」對舉，此其證也）。言夏代之亡可為殷代之鑑，故云「不遠」也。若作「在夏禹之世」，則毫無意義矣。
（15）相古先民有夏……今相有殷。……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書·召誥》）
此處夏殷對舉，皆統指其全代。若改作「夏禹」便不可通。若因其言夏不舉禹，遂謂禹與夏無關係，然則此處言殷亦未嘗舉湯，豈湯與殷亦無關係歟？
綜上觀之，《詩》《書》中九篇說禹，六篇說夏，其中有十三篇無說明禹與夏之關係之可能（第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三、十四及十五條），其餘亦無說明禹與夏之關係之必要。顧氏又引《論語》上未言禹與夏之關係為證，按《論語》上言禹者僅三條：
（1）禹，吾無間然矣。
（2）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3）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
前一條言禹之行為，絕無舉及其國號之需要。後二條兩單名對舉，更不能將「夏」字添入。
是故，關於禹與夏之關係，《詩》《書》《論語》均不能施用默證。換言之，即吾儕不能因《詩》《論語》未說及禹與夏之關係，遂謂其時之歷史觀念中禹與夏無關。而顧氏所謂「禹與夏的關係……直至戰國中期方始大盛，《左傳》《墨子》等書即因此而有夏禹的紀載。……禹與夏沒有關係，是我敢判定的」云云，絕對不能成立。（以上評顧氏文中「禹與夏有沒有關係」一節。）其他由根本觀念推演而出之妙論，自然「樹倒猢猻散」，本可不必再浪費筆墨以辨之。惟以其影響於一般僅從報章雜誌中求智識之青年對於古史心理，甚巨且深，故不殫更贅數言。
顧氏以禹、夔、饕餮在字義上為蟲獸之名，而假定禹為動物，劉掞藜氏已明辨其謬（《讀書雜誌》第十三期第二頁第四格）。吾儕更當注意者，顧氏謂夔、饕餮為獸，遂「推之於禹」亦當非人，此種類推法（analogy），史上絕不能用為證據。（參看J.M.Vincent：Historical Research，pp.257-259.New York Holt and Co.1911.）彼又謂：
在傳說中，鯀為治水的人。《說文》云：「鯀，魚也。」《左傳》云：「堯殛鯀，其神化為黃熊。」（下引朱熹語云：「熊乃三足鱉。」）則鯀為水中動物，禹既繼鯀而興，自與相類，故《淮南子》即有禹化為熊的故事。
夫鯀訓為魚，而不能謂名鯀之人即魚也。此理劉氏闡之已詳，茲不贅。鯀化為熊之神話，乃指其死後之事，與生前無涉。若因神話言其死後化為動物，遂謂其非人，則《成都記》亦云「杜宇死，其魂化為杜鵑」，豈蜀帝杜宇為鳥而非人歟？即退一步言，古代有鯀為水中動物之神話，而因禹與鯀相類，遂謂古代亦以禹為水中動物，此種類推法之結果，亦不能據為典要。至《淮南子》乃漢人之書，且多妖言，決不能用以證春秋以前之歷史觀念。
顧氏又曰：「《天問》言治水有『鴟龜曳銜，鯀何聽焉』及『應龍何畫』之問，《山海經》本此，遂言禹治水時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可見治水神話中水族動物很多，引禹為類，並不為過。」
此用類推法，與前者同一謬誤。且即用類推法，亦必須兩物相類，然後有可推。試問總理治水之禹，與神話中畫地之應龍、曳銜之鴟龜（按王逸注云，「鯀治水，績用不成，堯乃放殺之羽山。飛鳥水蟲曳銜而食之」。此言固不能據為典要，然顧氏謂鴟龜為治水中動物，其言亦無確據也），安能引以為類！
顧氏又曰：「《左傳》與《天問》均說鯀化熊。《天問》又說『伯禹腹鯀』，又說『焉有龍虬，負熊以游』，覺得伯禹與龍虬有合一的可能，覺得第一條理由又得一憑藉。」（按第一條理由謂禹為似蜥蜴之動物，劉掞藜氏已駁之。）
顧氏謂鯀為熊之說不能成立，前已明之。《天問》云：「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按腹，王逸古本作「愎」，言伯禹與剛愎之鯀何以變化而不相同，有何神聖之處足供附會。「龍虬負熊」之熊，與鯀有何關係？（若因神話謂鯀化為熊，言熊便是指鯀，然則凡言杜鵑者便指蜀帝杜宇耶？）而「負熊」之龍虬與禹又有何關係？願顧氏明以教我！
顧氏復下一假定曰：
商周間南方的新民族有平水土的需要，醞釀為禹的神話。這個神話的中心點在越（會稽），越人奉禹為祖先。自越傳至群舒（塗山），自群舒傳至楚，自楚傳至中原。流播的地域既廣，遂覺得禹平水土是極普遍的，進而至於說土地是禹鋪填的，山川是禹陳列的，對於禹有一個地王的觀念。
中原民族自周昭王以後，因封建交戰而漸漸與南方民族交通。故穆王以來，始有禹名見於《詩》《書》。又因后土之祀，得與周人的祖先后稷立於對等的地位。
關於此假定，吾儕可分五層評論。
（一）請問「商周間的新民族」是否「有平水土的需要」？顧氏曰：「楚越間因土地的卑濕，有積水的泛濫，故有宣洩積水的需要。因草木的暢茂，有蛟龍的害人，故有焚山澤、驅龍蛇的需要。」焚山澤乃益事，與禹無涉，茲且不談。至謂楚越積水泛濫，則不能不請其「拿證據來」。顧氏引《天問》「地何以東南傾」「東南何虧」及《漢書·地理志》「江南卑濕」三事，遂謂周代楚越之地，與孟子所謂堯時「洪水橫流，泛濫於中國……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竟這等相似」。按古人所謂「地不滿東南」，乃因我國東南部地勢傾陷，為江海所歸，此與陸地上積水泛濫，自是二事。且《天問》所謂「東南」並未明言何地，安得隨意指為楚越。讀者更須特別注意：《漢書》只言「江南卑濕」，而顧氏則云：「楚越間地勢卑濕，積水泛濫，故有宣洩的必要。」此全為鑿空附會之談，實犯史法上「從抽象名詞推理」（reasoning from abstract terms）之大病（參看Historical Research，pp.259-260），夫吾人今日猶恆謂「粵地卑濕」「南方卑濕」，然則廣東亦「積水泛濫，有宣洩之必要」耶？
（二）禹若為楚越民族所虛造之神話中人物，則決不能於華夏之歷史觀念中有立足之地。何也？春秋以前，吳越荊楚諸族，乃中原人民所鄙為「蠻」「夷」而不儕於人類，而又中原之世敵也。夫以自命堂堂之華胄，而乃取彼「蠢爾蠻荊，大邦為仇」之民族之神話中人物，與中原歷史觀念根本相鑿枘者，舉而加諸乃祖乃宗（后稷）之上，與之配祀，垂為型儀，律以古代夷夏之防之嚴，及以夷變夏之大懼，此必無之事也。
（三）禹之神話盛於楚越，不能為禹之觀念創自楚越之證。安知非由於楚越與中原民族接觸後，禹之史跡輸入，因從而放大附會耶？禹之神話之所以盛於楚越，吾嘗求其故，蓋有二焉：（1）南方民族富於想像，獨擅構造神話之能力。（參看顧實《周代南北文學之比較》，見東南大學《國學叢刊》第一卷第三期。）（2）越欲借華夏自重，以洗刷蠻夷之名，而自認為禹後（此正猶劉淵之自認為漢高祖後），益有製造禹跡以彌縫之之必要。此禹致群神會稽，道死葬會稽等傳說所由起也。
（四）繩以邏輯。顧氏之假定之能否成立，根本上全視乎能否證明周昭王以前中原民族無禹之觀念，及周昭王以前楚越已有禹之觀念。二者缺一，則其假定無根可據。關於後者，顧氏未道及隻字。吾嘗代之向漢以前之載籍搜索，毫無影響可尋。關於前者，顧氏之言曰：
《周頌》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之語，可見其作於成康之後，昭穆之世。細繹《周頌》的話，他們也說山河，但沒有道出個禹字。也說耕稼，但又沒道出一個禹字。也說后稷，但又沒有道出他和禹曾有過什麼關係。一比了商魯《頌》、大小《雅》對禹的特別尊崇，就顯出《周頌》的特異。《周頌》為什麼特別不稱禹？原來作《周頌》時尚沒有禹的偉大神跡傳到周民族來。
《周頌》中有一首稱《成康》，只能證明此首作於成康之後，不能證明《周頌》三十一篇作於成康後若干時。換言之，即不能證明此三十一篇皆作於大小《雅》、周魯《頌》之中各詩前，昭穆之世。是故吾儕不能用《周頌》以證昭穆之世之歷史觀念。茲退一步承認此層，顧氏之論據亦違反默證適用之限度。夫欲因《周頌》中稱山河、稼穡、后稷而不舉禹，遂斷定其時無禹之觀念，則必須證明凡言山河、稼穡、后稷，非將禹舉及不可。然此論絕對不能成立。試觀大雅及商魯頌之「崧高維岳」「帝省其山」「瞻彼旱麓」「景員維河」「思樂泮水」「江漢浮浮」，並言山河而亦未將禹舉及。然則作此諸詩時亦無禹之觀念耶？《詩》三百篇中之言后稷者，惟《宮》將后稷與禹對舉，然則除《宮》外，其餘言后稷各詩之作者亦皆無禹之觀念耶？禹乃治水者而非耕稼者，言稼穡自無舉禹之需要，此更無論矣。至是，吾儕可下一結論曰：《周頌》之不稱禹，乃因無稱禹之需要，並無「特異」，並非「特別的不稱禹」。故不能因其不稱禹，遂謂其時無禹之觀念。
（五）顧氏謂「土地是禹鋪填的，山川是禹陳列的」，又謂禹「又因后土之祀，得與周人的祖先后稷立於對等的地位」（並引上列顧氏所立假定中語）。前者乃將「敷」「甸」二字穿鑿附會之結果，後者乃由於誤讀《國語》，並經劉掞藜氏駁證。（見《讀書雜誌》第十三期第四頁及第十六期第四頁。）
綜上五層觀之，顧氏所設之假定絕對不能成立。（以上評顧氏文中「禹的來源在何處」一節。）
三、堯舜史跡辨正（參看顧氏文中「堯舜禹的關係是如何來的」一節）
顧氏因《詩》《書》（除《堯典》《皋陶謨》）無堯舜之稱述，遂斷定「堯舜禹的傳說，禹先起，堯舜後起，是毫無疑義的」，吾於第一節已辨其謬矣。彼於論禹之來源時，又嘗謂：
我們稱禹為「夏禹」，正和稱堯為「唐堯」，稱舜為「虞舜」一樣無稽。《論語》上只言「堯舜」不言「唐虞」。唐虞之號不知何自來。《左傳》上所說的「陶唐氏，有虞氏」乃夏代時的二國。……在《左傳》上，舜沒有姓姚，虞不言舜胤，堯沒有唐號，唐亦不言堯後，或猶保存得一點唐、虞二國的本相。
夏禹事前已辨明，茲不贅。且謂「《論語》上言堯舜而不言唐虞」，此全非事實。按《泰伯》篇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其言舜當唐虞之際，正與《堯典》相符。即此一言，已足盡摧顧氏之謬說。夏代之有陶唐、有虞二國，毫不害堯之為唐帝，舜之為虞帝。夫劉邦之有天下也名漢，而劉之據粵也名南漢。李淵之有天下也名唐，而徐知誥之篡吳也名南唐。吾儕豈可因南漢、南唐為後周之二國，遂謂漢唐非劉邦、李淵之朝名乎？又吾儕既不能謂稱堯舜必須言其為唐虞之帝，稱唐虞必須言其為堯舜之後，然則又安能因《左傳》之不言，遂謂其不如是乎？顧氏此處之謬，亦因誤用默證。
堯舜與唐虞無關之說既不能成立，請進而論堯舜禹傳授之史跡。關於此點，有當先決者二問題：（1）《堯典》《皋陶謨》作於何時？（2）《論語·堯曰》篇首章是否為後人偽托？顧氏力言《堯典》《皋陶謨》乃《論語》後之人所作，《堯曰》首章非《論語》原文。惟關於前者，顧氏至今尚未舉出證據。（顧氏致錢玄同書中所舉證據，已經劉掞藜氏證明其不能成立，見《讀書雜誌》第十一期。）關於後者，顧氏根據崔述之說。惟崔說當否，又成一問題。茲為斬除枝葉起見，先將《堯典》《皋陶謨》及《論語·堯曰》首章擱置不談，專從顧氏所舉證據中，觀其所謂「堯舜的關係起於戰國」之說能否成立。
（一）顧氏曰：「至於禹，我們看《洪範》明明說是上帝殛鯀之後而繼起的。看《呂刑》也明明說是上帝降下的。看《殷武》《立政》，又只說禹跡而不言舜域。他只是獨當一切，不是服政效忠。若照後人所說，則禹所畫的九州原是堯舜的天下，何以反把這兩個主人撇落在一旁？」
顧氏將《洪範》穿鑿附會，劉掞藜氏已明辨之曰：「我們只要略略小心讀《洪範》，便只看出不畀「洪範」九疇的是天，錫禹「洪範」九疇的也是天。鯀之殛死乃由彝倫攸斁。禹之嗣興乃由鯀之殛死，並不是『殛鯀是天，興禹亦是天』。這裡又只言禹之嗣興，並未說禹受天命而平水土。」（《讀書雜誌》第十四期第四頁第四格）
劉氏言甚當，無待予再贊一詞。次觀《呂刑》云：「上帝監民，罔有馨香。……皇帝清問下民（《墨子·尚賢》中引《呂刑》，亦作皇帝清問下民）……乃命三後，恤功於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上帝不蠲。」
此處前後均將「皇帝」與「上帝」對舉，然則皇帝為非上帝而為人王可知（鄭康成謂皇帝指帝堯，當否且不論）。《呂刑》既明謂禹受命於人王，即所謂「他乃是獨當一切，不是服政效忠」之說乃不攻自破矣。水土為禹所平，九州為禹所畫，而禹之跡所及又甚遠，故以禹跡代表中國疆域。其所以不命舜域，其所以「將堯舜撇落一旁」者，正因舜未嘗平水土，畫九州，未嘗有跡之故。
（二）顧氏曰：「《詩》《書》中言禹的九處，全沒有堯舜之臣的氣息，不必提要了。就是偽作的《禹貢》，也是說『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六府孔修，庶土交正，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禹錫玄圭，告厥成功』。這是何等獨斷獨行，稱心布置！這何曾有一點兒做人的臣子的意味。末句所謂『禹錫玄圭，告厥成功』，乃是告成功於上帝，上帝把玄圭賞賜與他。（《帝王世紀》和《宋書·符瑞志》有『禹治水畢，天賜玄珪』的話，正作如此解。）」
讀者須注意：顧氏所謂「完全沒有做了堯舜之臣的氣息」一語，實犯籠統之病。如何謂之「有做了堯舜之臣的氣息」，如何謂之「沒有做了堯舜之臣的氣息」，顧氏未嘗道及隻字。夫《詩》《書》中（除《堯典》《皋陶謨》）無禹為堯舜臣之記載，此是事實。然亦未嘗有禹非舜臣之反證或暗示。若因其言禹九條，未嘗謂禹為堯舜臣，遂斷定禹非堯舜之臣，此又違反默證適用之限度。何也？《詩》《書》（除《堯典》《皋陶謨》外）非堯舜禹事跡之記錄，而言禹亦無必說明其為堯舜臣之需要也。
《禹貢》乃敘述禹在各地治水之經歷，何能將禹與堯舜之關係事實牽入？且治水非在朝廷咫尺間之事，周行天下，去虞帝不知幾千里。若不能「獨斷獨行，稱心布置」，必待請命而後動，則終其身不能疏一河矣。顧氏因其「獨斷獨行，稱心布置」，遂謂這何曾有一點兒做了人臣的意味，真所謂「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一語，固未言錫圭受告者為堯，然亦未言其為上帝，安能增字解釋，任情附會耶？皇甫謐乃慣造偽史之大家，《符瑞志》乃妖言之總集，而號稱疑古之顧氏乃引據其語，吾未解何故。
（三）顧氏曰：「堯舜的傳說本來與治水毫無關係，《論語》上如此，《楚辭》上也如此。自從禹做了他們的臣子之後，於是他們不得不與治水發生關係了。……但殛鯀的是誰呢？大家說不清楚。連一部《左傳》也忽而說堯，忽而說舜。這可以見一種新傳說出來時，前後顧全不得的情形。」
按《論語》《楚辭》並無堯舜與治水無關之證據或暗示。若因《論語》未嘗言及堯舜與治水相關之事實，遂謂堯舜與治水無關，此又違反默證適用之限度。何也？《論語》《楚辭》非堯舜事跡之記錄，而言堯舜亦無其治水之關係之必要也。《左傳》昭七年，言「堯殛鯀於羽山」，乃出諸鄭子產之口。僖三十三年，言「舜之罪殛鯀也」，乃出諸臼季之口。二人歷史智識之程度未必相同，其矛盾何足異。譬如有某學校考歷史，一學生言明毅宗死於李自成之難，一言其為清兵所殺，吾人其亦謂「這可以見出一種新說出來時，大家顧全不得的情形」乎？退一步言，上述二語非出諸子產、臼季之口，而為《左傳》作者所附加，亦安能保其無因疏略而致誤？且從邏輯上言之，凡兩相矛盾之說，或有一謬，或兩者俱謬，不能因其矛盾遂斷定其兩者皆虛也。
由此觀之，顧氏謂堯舜禹的關係起於戰國，其所舉證據皆不能成立。此外顧氏以此觀念為基礎而建築之空中樓閣，自無勞吾人之拆毀矣。綜合以上兩章，可得一結論曰：
顧氏所謂「禹是西周中期起來的，堯舜是春秋後期起來的，他們本來沒有關係」，其說不能成立。其所以致誤之原因，半由於誤用默證，半由鑿空附會。
原載《學衡》第40期，192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