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傳 · 第十七節 史學上的貢獻

四十六 中國歷史的特長 葆重中國的歷史，和上兩節的葆重語文，同為章先生的本志。嘗謂提倡民族主義，發揚孔氏教育，皆當以歷史為先務，有云： 孔氏舊章，其當考者，惟在歷史，戎狄豺狼之說，管子業已明言。上自虞、夏，下訖南朝，守此者未嘗逾越，特春秋明文，益當葆重耳。雖然，徒知斯義，而歷史傳記，一切不觀，思古幽情，何由發越？故仆以為民族主義，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載人物、制度、地理、風俗之類，為之灌溉，則蔚然以興矣。不然，徒知主義之可貴，而不知民族之可愛，吾恐其漸就萎黃也。孔氏之教，本以歷史為宗。宗孔氏者，當沙汰其干祿致用之術，惟取前王成跡，可以感懷者，流連弗替。春秋而上，則有六經，固孔氏歷史之學也；《春秋》而下，則有《史記》、《漢書》，以至歷代書志紀傳，亦孔氏歷史之學也。若局於公羊取義之說，徒以三世三統，大言相扇，而視一切歷史為芻狗，則違於孔氏遠矣。 （《文錄·別錄》二卷《答鐵錚》） 《國故論衡》中，亦有發揮此旨之文，如云： ……春秋所以獨貴者，自仲尼以上，《尚書》則闊略無年次。百國春秋之志，復散亂不循凡例，又亦藏之故府，不下庶人。國亡則人與事偕絕。太史公云：「《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此其效也。是故本之吉甫史籀，紀歲時月日，以更《尚書》，傳之其人，令與詩書禮樂等治，以異百國春秋，然後東周之事，粲然著明。令仲尼不次《春秋》，今雖欲觀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跡，尚荒忽如草昧。夫發金匱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今中國史傳連，百姓與知，以為記事不足重輕，為是沒丘明之勞，謂仲尼不專記錄。借令生印度、波斯之原，自知建國長久，文教浸淫，而故記不傳，無以褒大前哲，然後發憤於寶書，哀思於國命矣。（原註：餘數見印度人言其舊無國史，今欲搜集為書，求雜史短書以為之質，亦不可得。語輒扼腕。彼今文家特未見此爾） 國之有史久遠，則亡滅之難。自秦氏以訖今茲，四夷交侵，王道中絕者數矣。然搰者不敢毀棄舊章，反正又易。借不獲濟，而憤心時時見於行事，足以待後。故令國性不墮 ，民自知貴於戎狄，非春秋孰綱維是？春秋之績，其什伯於禹耶，禹不治洚水，民則溺。民盡溺，即無苗裔，亦無與俱溺者。孔子不布春秋，前人往，不能語後人，後人亦無以識前。乍被侵掠，則相安於輿台之分。詩云：「宛其死兮，他人是偷。」此可為流涕長潸者也。然則繼魏而後，民且世世左衽，而為羯胡鞭撻，其憯甚於一朝之溺。春秋之況烝民，比之天地亡不幬持，豈虛譽哉？ 四十七 論人物之例 史傳所載的人物和制度，可以使人周知古昔，以興感慕。章先生描寫人物，只用簡要之筆，便能將其個性和特績，活躍於紙上。例如述大禹之功，有云： 唯後生於汶山，故知山川之首；學於西王國，故識流沙之外；眇達勾股，故能理水地高下之宜；以身為度，故辨諸侯萬人之體。於是鬟河以道九牧，鑿江以流九派，刊旅以通九山。天地得一，畫為中區，五服弼成，民得字養。自百王之功，未有如後者也。 （《文錄續篇》卷五上《禹廟碑》） 又如述孔子之當尊，在上述制歷史之外，還有布文籍、振學術、平階級諸功。其文曰： 孔子所以為中國斗杓者，在制歷史、布文籍、振學術、平階級而已。往者《尚書》百篇，年月闊略，無過因事記錄之書，其始末無以猝睹。自孔子作《春秋》，然後紀年有次，事盡首尾。丘明衍傳，遷、固承流，史書始燦然大備。榘則相承，仍世似續，令晚世得以識古，後人因以知前。故雖戎羯荐臻，國步傾覆，其人民知懷舊常，得以幡然反正，此其有造於華夏者，功為第一。《周官》所定鄉學，事盡六藝，然大禮猶不下庶人。當時政典，掌在天府，其事跡略具於《詩》、《書》，師氏以教國子，而齊民不與焉。是故細戶小氓 ，欲觀舊事，則固閉而無所從受。故《傳》稱「宦學事師」，「宦於大夫」，明不為貴臣僕隸，則無由識其緒餘。自孔子觀書柱下，述而不作，刪定六學 ，布之民間，然後人知典常，家識圖史，其功二也，九流之學，靡不出於王官；守其一術，而不遍覽文籍，則學術無以大就。自孔子布文籍，又自贊《周易》，吐《論語》，以寄深湛之思。於是大師接踵，宏儒郁興，雖所見殊途，而提振之功則一，其功三也。春秋以往，官多世卿，其自漁釣飯牛而興者，乃適遇王伯之君，乘時間起，平世絕矣 。斯豈草野之無賢才，由其不習政書，致遠恐泥，不足與世卿競爽。其一二登用者，率不過技藝之官，皂隸之事也。自孔子布文籍，又養徒三千，與之馳騁七十二國，辨其人民，知其土訓，識其政宜。門人余裔，起而干摩，與執政爭明 。哲人既萎，曾未有年 ，六國興而世卿廢。民苟懷術，皆有卿相之資。由是階級蕩平，寒素上遂，至於今不廢，其功四也。總是四者，孔子於中國為保民開化之宗，不為教主。世無孔子，憲章不傳，學術不振，則國淪戎狄而不復，民陷卑賤而不升，欲以名號加於宇內通達之國，難矣。今之不壞，繄先聖是賴，是乃其所以高於堯、舜、文、武而無算者也。 （《文錄》卷二《駁建立孔教議》） 至於異族之人如伯夷、叔齊者，積仁詰行，廉頑立懦，感化力可謂偉大。章先生考其種族，謂以齊桓公伐山戎、斬孤竹觀之，則夷、齊為山戎種，所謂鮮卑大人者是。其性墨胎，亦是虜姓而非漢姓。其後所隱首陽山，則從《史記正義》引說文在遼西，本為孤竹所轄。所謂採薇而食者，薇的莖葉皆似小豆，可以生食，即今之野豌豆苗。其不食周粟者，謂不食周室養老之餼。以東胡無米，獨饒產豆，故就所有者為食，並非偏取豌豆而棄大豆末段有云： ……其稱餓者，夷、齊就周養老，常得肉食。鮮卑戎人又素以飲酪、食肉為主。比其歸時，年老不任弋獵。胡俗賤老（原註：《三國志》注引《魏書》，烏丸俗賤老。鮮卑習俗與烏丸同），亦無以肉相餉者。乍食植物，則歉然如餒耳。借令今人得豆類為常食，首夏食豌豆，長夏食，秋食大豆，大豆堅實，又可熏暴以備冬春之需。其味豐腴甘美，視稻麥或不逮，視黍稷乃遠勝之，何餓之有焉？其言餓且死者，大以為宮柱，名為蒿宮。詭誕之言，不可為典要矣。雖然，明堂在郊，亦只就三代言也。其在上古，則圜丘正為王宮之地。故附於郊丘者，有王宮祭日之典（祭法）。祭日之壇，而命之曰王宮，明王宮與日壇同處 ，朝覲於是，祭京於是，治事於是，授學於是。後世既不能繼故，猶放物其意而建明堂、辟雍、三靈於郊野。靈台者，其所以擬群帝之台耶？ 又尋山字之聲類考之，則《說文》云：「山，宣也。」以聲為訓，明古音山宣不殊而宣為天子正居。周有宣謝，漢有宣室，此皆因仍古語。彼天子正居所以名宣者，正以其在山耳。周之宣謝，《漢書·五行志》以為講武之坐屋，此固未備。據顧命路寢所設，大訓、天球、河圖皆在焉。而鼖鼓赤刀，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則講武之具也。蔡邕云：「古言天者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尋謝字古但作射，而射與夜相通（原註：左氏六年經，狐射姑，榖梁作狐夜姑。又左氏昭二十五年傳，申夜姑，釋文云：夜本或作射）。是宣夜即宣射。天子正室有觀天之器。其在後世，始分觀天之處於靈台。然太古靈台、宣室，未始有異，皆在山顛而已。復觀祭法：「夜明為祭月之壇。」與日壇稱王宮者密邇。至於漢世，而宣夜、夜明之語，轉為掖庭。掖也，夜也，射也，謝也，榭也，豫也，序也此七字皆同音而義相聯者也。 又尋《尚書》有「納於大麓」之文。古文家太史公說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此讀麓為本字，所謂林屬於山為麓也。今文家歐陽夏侯說曰：「昔堯試於大麓者，領錄天子事，如今尚書官矣。」（原註：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新論》如此）又曰：「入於大麓，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 總錄二公之事。」（原註：《論衡·正說篇》）古文於字義為得，顧於官制失之；今文得其官制，其字義又不合。即實言之，則天子居山，三公居麓，麓在山外，所以衛山也。堯時君相已居棟宇，而猶當納於大麓者，洪水方滔，去古未遠，其故事尚在禮官。初拜三公，當準則典禮而為之，則必入大麓以為赴官踐事之明徵。《左傳》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鹿即麓也。衡麓在後世只為虞衡之官，而古代正為宰相。如伊尹官阿衡，亦名曰保衡，猶是衡麓之故名也（原註：說者以為阿倚衡平，則望文生訓也）。至漢時有光祿勛，為天子門衛。勛者，閽也。（原註：胡廣已言之）獨光祿之義，至今未有確解。其實光祿即是衡麓。衡、橫古通。又《尚書》今文「橫被四表」，古文作「光被四表」。是衡、橫、光三字為一也。（原註：古音同在陽部）……然證之以郎官，郎者光祿勛之屬，亦天子守門之官也。《漢書·楊惲傳》云：「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張宴曰：「山，財之所出，故取名焉。」此未必得其本義也。大抵古天子端居岡阜，而從官以射獵為事，多得其饒。故漢世因之，猶名財之所出為山郎。斯語雖見於漢，然自殷、周時已有此意。周語曰：「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而幽王盪以為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又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凋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是則天子在山，取其饒用，從官得以干祿。至殷、周，雖已居城郭，猶必宅於高山旱麓之地。漢代因之，遂有山郎之名，其所從來遠矣。 綜考古之帝都，則顓頊所居曰帝丘，虞舜所居曰蒲阪，夏禹所居曰嵩山（原註：夏都陽城。陽城即嵩山所在。古無嵩字，但以崇字為之。故周語稱鯀為崇伯鯀。《逸周書》稱禹為崇禹）。商之先，相土居商丘。其後又有適山之文（原註：盤庚曰：古我先王將多於前功，適於山）。周之先，公劉後京，其後又處旱麓之地。夫曰山，曰丘，曰阪，曰京，皆實地而非虛號。上古橧巢，後王宮室。其質文雖世異，而據山立邑則同。左氏言「三墳」、「九丘」。賈侍中云：「三墳，三王之書；九丘，九州亡國之戒。」言墳言丘，並以都山為義。及其亡滅，宮室邑里已泯絕，惟丘陵之形獨存，甚者或夷為汗澤。故伍員哀吳之亡，則言「吳其為沼」。而屠滅者至於瀦其宮室。蓋以為高丘者，君上之所居，通於神明；洿澤者，亡虜之所處，淪於幽谷也。然則天子居山，其意在尊嚴神秘，而設險守固之義，特其後起者也。 （《文錄》卷一《官制索隱》） 至於《專制時代宰相用奴說》，亦摘引如下： 伊尹嘗為阿衡（《商頌》），亦為保衡（《書·君奭》）。衡之義，前已發之。所謂衡鹿，即光祿也。而阿保為女師之稱（《後漢書·崔實傳》：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註：阿保為傅母）。阿之為名，見於《禮記》，稱為可者。說文阿字作妿。然則《呂覽·本味篇》稱「有姺氏以伊尹媵女，斯不誣矣。」孰謂其躬耕樂道耶？湯既引伊尹為腹心，而阿保之名無改。其後相襲，遂以阿保為三公。周有太保，王莽置太阿、少阿，皆自此出。而說者以為阿倚衡平，則不尋其本柢矣。又《本味篇》云：「伊尹說湯以至味。」然則割烹要湯之說，亦不誣也。《曲禮》述夏、商之制，太宰尚卑，是其職本在治膳。然自伊尹任政，而冢宰之望始隆。孔子言高宗以前，君薨則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明冢宰之貴，商時已然。至《周禮》，天官太宰遂正位為五官長。然其所屬冗官，猶是宮中治膳之職……又伊尹能治湯液。故《周禮》沿之，醫師、食醫、疾醫、瘍醫、獸醫等官，亦隸太宰。伊尹本為女師，故《周禮》沿之，使小宰治王宮之政令，而宮正、宮伯、宮人、內小臣、閽人、寺人、內豎皆屬之；以至九嬪、世婦、女御之屬，皆以太宰為其長官。後儒不審沿革，謂特使宮掖冗宮，隸於冢宰，使不得阻撓外政，所謂宮中、府中皆為一體者。不知周制實由沿襲而成，非別有深意也。宰夫之官，於《周禮》為左右太宰者，掌治朝之法，群吏之治，百官府之徵令，以治法考百官府郡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其職崇矣。然見於《春秋·傳》者，則列國之宰夫，猶是庖人。而漢世奉常，屬官有癰太宰，專主熟食。由夏、商本是一官，其後分之，或從本職，則為庖人；或從差遣，則為執政。 相沿有宰相之名，其原委至曖昧也。相之為名，本瞽師之扶掖者耳。稍進而贊揖讓槃辟之禮者示名為相，其本皆至賤矣。然自堯時舉十六相，已漸崇貴。仲虺為湯左相，召公為固伯相，遂以其名被之執政。即觀孔子之在夾谷，本贊正服位之相耳，而《史記》言由大司寇行攝相事，則以執政歸之。蓋昵近之臣，易得君旨，故二者往往相兼，此又相國，丞相之名所由起矣。 御之為名，詩言「瞽御」是也。周之御史，本居柱下，乃亦出巡邦國，至秦世遂以御史監郡。蓋其始本以天子近臣，刺探邦國密事，猶後世以中貴人銜名也。秦之御史，已較周時為貴。其長官御史大夫，則遂在三公之列。按《大雅·崧高篇》「王命傅御 ，遷其私人。」鄭云：「傅御者，貳王治事，謂冢宰也。」是周世宰相，既以御名，而秦特沿襲其制耳。 僕射者，亦賤官之名也。《禮記·檀弓》言君疾：「僕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此近臣最微末者。自春秋時，以僕人通書札，《左傳》言魏絳授僕人書，此猶近世投刺者，必由閽人傳入耳。秦時謁者，掌賓贊受事，尚書屬少府博士通古今，與侍中皆天子近臣，而皆有僕射以領之。由是僕人，射人之名，始合為一，其被名非無故也（原註：《漢書·百官公卿表》言古者重武，有主射以督課之。其說不合。近孫仲容始以僕人、射人之說正之）。漢時有尚書令一人，承秦所置。武帝初，用宦者，其後更為中書，司馬遷嘗為之。後漢有尚書令、尚書僕射、中書令，皆為真宰相。奄豎之稱，施於執政，而世不以為恥者，由其習慣然矣。 侍中者，又賤官之名也。漢初侍中，非奉唾壺，即執虎子。至東漢，則侍中比二千石 。元魏以降，漸益顯著，唐時亦以侍中為真宰相。然其所居，猶曰門下，斯與閽涿之徒何異 ，形跡之不可掩如此。 綜此數者，則知古之宰相，皆以僕從小臣，得人主之信任。其始權藉雖崇，階位猶下，最後乃直取其名以號公輔。然至於正位之後，而人主所信任者，又在彼不在此。漢之丞相、御史，權位皆至重也，東漢謂之司徒、司空，而國政已移於尚書矣。唐之尚書令、僕射、中書令、侍中，權位皆至重也。其後只為虛銜，而謀議國事者曰平章矣。明初亦置中書省，左右丞相，自胡維庸謀反以後，禁不得設，而天子所與論道者，歸之內閣矣。明之大學士，秩不過正五品，至滿洲乃以此為公輔之正名，而政權復移於軍機處矣。是知正位居體之臣，為人君所特惡，必以近幸參之，或以差委易之，然後始得其歡心，知其要領。彼與奄人柄政，固未有以大殊也…… 觀於寺字、官字、臣字之得名，而知古代？所貴，唯天子與封君。其非有土子民之臣僚，則皆等於奴隸陪屬。觀於太阿、太保、冢宰、丞相、御史、僕射、侍中之得名，而知侍帷幄、參密議者，名為帝師，或曰王佐，其實乃佞幸之尤。世之乘時竊權而以致君堯、舜自伐者，可無愧耶？ （同上並參閱《檢論》卷七《官統》） 四十八 論風俗之例 章先生之論風俗，亦獨具慧眼，超出常流，溯風氣之來源，窮社會的深奧。如說俗士以為魏、晉風俗，不及東漢，殊不知其敝俗無一不造端於漢代。漢代的純德，在下吏諸生之間，雖魏、晉亦盡夠與之相匹；魏、晉的侈德，下在都市，上即王侯貴人，雖漢世何嘗沒有！詳見《五朝學》（《文集》卷一）。又如說晚世俗尚浮偽，濫稱師生，其塾師在窮閻者，則棄之未嘗一顧；而曲事座主，如對上皇，甚至執贄子上官，醜態百出。推究其始禍，實惟唐之韓愈！詳見《箴新黨論》。又如說唐代風俗淫佚，學者習為誇誕，不務質誠都由於受了王勃之化。他的祖父王通的講學著書，都出於他的假造。茲摘錄首段於下： 隋、唐以科目更世胄，故魚鹽之士、管庫之吏興。匹夫有善，無勿舉也。雖衰世猶有俊傑，此其賢於前世。及乎風俗淫佚，恥尚失所，學者狃為夸肆，而忘禮讓，言談高於賈、晁，比其制行，不逮樓護、陳遵。 章炳麟曰：盡唐一代學士，皆承王勃之化也。昔王應麟稱《世說》清浮，《中說》閎實，天下治亂系之。此古所謂皮相者。凡論學術，當辨其誠、偽而已。《世說》雖玄虛，猶近形名，其言間雜調戲，要之中誠之所發舒。《中說》時有善言，其長夸詐則甚矣。案其言長安見李德林援琴鼓盪，及杜淹所為《世家》，稱通問禮關朗，其年齒皆不逮（原註：晁公武《讀書志》，葉大慶《考古質疑》，皆辨之），而房玄齡、杜淹、陳叔達，年皆長通，不得為其弟子（原註：近世黃式三辨之）。《舊唐書》稱通仕至蜀郡司戶書佐，疑其言獻策者亦妄也。諸此詐欺之文，世或以為福郊、福疇增之。案通弟績既以通比仲尼（原註：如汾亭操比龜山，白牛溪比尼丘泗涘之類），子姓襲其唐虛宜然。然其年世尚近，不可顛倒，而勃玄通稍遠矣。生既不識李、房、杜、陳之疇，比長，故老漸凋，得以妄述其事。《唐書》稱通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續古《尚書》，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遺，定著二十五篇。由今驗之，《中說》與《文中子世家》，皆勃所讕誣也。 夫其淫為文辭，過自高賢，而又沒於勢利，妄援隋、唐群貴以自光寵。浮澤盛，故慮憲衰；矜誇行，故廉讓廢。其敗俗與科目相依，而加勁軼焉。終唐之世，文士如韓愈、呂溫、柳宗元、劉禹錫、李翱、皇甫湜之倫，皆勃之徒也，其辭章觭耦不與焉。猶言魏、晉浮華，古道湮替，唐世振而復之，不悟魏、晉老莊、刑名之學，覃思自得亦多矣。然其沐浴禮化，進退不越，政事墮於上，而民德厚於下（原註：魏、晉兩代，惟西晉三四十年中，風俗大弊，然猶不及吳、蜀故虛，東晉則風俗已復矣），固不以玄言廢也…… （《檢論》卷四《案唐》） 所云房玄齡、杜淹、陳叔達不得為其弟子及種種詐欺之文，《菿漢昌言》卷六中亦有證明，云：「王績《游北山賦》，自注稱其兄門人百數，有董恆、程元、賈瓊、薜收、姚義、溫彥博、杜淹，而不及房、杜、魏徵、陳叔達等。由今追觀，玄齡少時已知隋祚不長而仲淹方獻太平策；以隋文之猜刻，太子廣之奸狡，楊素之邪佞，乃欲其追比成康，其識不及玄齡遠甚，知房必不事王也。魏徵於隋未為道士，詭托方外，亦無執摯儒門之理。陳叔達答績書，稱『賢兄文中子』，是叔達亦非仲淹門人。又云：『叔達亡國之餘，幸賴前烈，有隋之末，濫屍貴郡，因霑善誘，頗識大方。』則是嘗以郡守下問部民，非著籍門下者也。績書但舉亡兄芮城，不及文中，果嘗抗顏為師，安有不舉為表旗者哉？唐初卿佐，薛收最少，其為仲淹門人，斯無可疑。然《中說》稱『內史薛公令子收往事，尚亦不諦；使道衡重仲淹如此，不令作蜀郡司戶書佐矣』。又《五朝學》自注云：『世人謂清談廢事必忘大節。此實不然。樂廣、衛玠，清言之令。然愍懷之廢，故臣冒禁拜辭，為司隸所收縛，廣即解遣之。』衛玠於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澗，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曰忠臣致身之道，可不勉乎？』不得謂忘大節也。又世謂南朝人專務聲色，然求之史傳，竟無其征，就有一二，又非歷朝所無也。唐人荒淫，累代獨絕，播在記載，文不可誣。又其浮競慕勢，尤南朝所未有。南朝疵點，專在帝室，唐乃延及士民……」此亦足與上引東晉風俗已復之言相發。 四十九 論修史 章先生對於修史的意見發表甚多，例如《近史商略》一文，於元、明史既有評論，於清史體裁的紕繆，尤多匡正。《國語志》，如《儒學》、《疇人》二傳，如《叛臣傳》，如《卓行傳》，如《不列佞幸傳》，所評均極確當。茲僅錄其最末《論藝文儒學》一節如下： 藝文經籍諸志，所以見古今書籍存亡之概，非為一代楊其華采也。自昔之為志者，大抵集合古今，歸之部署。宋史雖多舛繆，舊籍存亡之數，猶可概知。獨明志局於當代，觀其序述，誠非好為更張。蓋焦竑所為《經籍志》，多由臆造，若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尚書》，齊、魯、韓三家《詩》，賈逵、鄭眾之《春秋》，馬融之《周禮》，盧植之《禮記》，李登之《聲類》，謝承、華嶠、司馬彪、袁山松之《後漢書》，王隱、虞預、謝靈運、何法盛、藏榮緒之《晉書》，賈充、杜預之《晉律》，南宋以降，斬焉無存。而焦竑錄之《志目》，其篇卷悉與漢、隋二志不異。此之荒誕，誰能信之？自是而外，文淵書目又不周詳。是以明史專存一代，則慎言闕疑之旨也。而俗士昧其意趣，謂藝文當以斷代為正，吾不謂斷代非也 。當代現有其書，則取而錄之於志，如四柱清冊者 有舊管、新收、開除、現存之條。所謂現存，即以舊管、新收合計。作冊者不專以新收為現存，作志者安得以一代作為斷代耶？清時《四庫書目》，外及私家儲藏，雖非詳盡，終異於虛張空簿者。不據斯以入錄，而欲追蹤明志，非所謂貌同心異者歟！且清世經師，多由博觀自得，非有師法授受之統也。今為儒學傳者，必推其原始，致之晚周，稱商瞿受易孔子，曾申受詩子夏，師傳闊絕，而以旦暮視之，何異亢蕭氏於酇候，追王家於齊建，施諸碑頌則可，行於方策則否矣。儒學當斷限而反通，藝文宜廣收而反局，何其瞀亂一至於斯也！或言古今具錄，其目過繁。不悟唐志有書八萬餘卷，宋志有書十二萬卷，清時新舊著錄之書，寧能過是。若不知體要，而苟以虛偽鄙瑣者相充，是雖清時一代之作，亦猶繁而難理矣。碑版傳狀所稱著書如千卷者，其數可勝計耶？ （《檢論》卷八《哀清史附錄》 五十 論治史 章先生對於今人治史的缺點，慨乎言之。例如《救學弊論》一文，於現代學校課程的失當，多所指摘，以為欲省功易進，多識而發志者，要算是歷史罷！其書雖廣，而文易知其事雖煩，而賢人君子之事與夫得失之故悉有之。其所從入之途，則須務於眼學，不務耳學。末段有云： ……今之文科，未嘗無歷史，以他務分之，以耳學囿之，故其弊有五：一曰尚文辭而忽事實。蓋太史蘭台之書，其文信美，其用則歸於實錄。此以文發其事，非以事發其文。繼二公為之者，文或不逮，其事固粲然。今尚其辭而忽其事，是猶買珠者好其櫝也。二曰因疏陋而疑偽造。蓋以一人貫串數百年事，或以群材輯治，不能相顧，其舛漏宜然。及故為回隱者，則多於革除之際見之，非全書悉然也。《史通》曲筆之篇，《通鑑》考異之作，已往往有所別裁。近代為諸史考異者又復多端，其略亦可見矣。今以一端小過，悉疑其偽。然則耳目所不接者，孰有可信者乎？百年以上之人，三里以外之事，吾皆可疑為偽也。三曰詳遠古而略近代。夫羲、農以上，事不可知；若言燧人治火，有巢居檜，存而不論可也。《尚書》上起唐、虞，下訖周世，然言其世次疏闊，年月較略，或不可以質言。是故孔子序甘誓以為啟事，墨子說甘誓以為禹事。伏生、太史公說金縢風雷之變為周公薨後事，鄭康成說此為周公居東事。如此之類，雖閉門思之十年，猶不能決也。降及春秋，世次年月，始克彰著，而遷、固以下因之，雖有異說，必不容絕經如此矣。好其多異說者，而惡其少異說者，是所請好畫鬼魅 ，惡圖犬馬也。不法後王而盛道久遠之事，又非所以致用也。四曰審邊塞而遺內治。蓋中國之史自為中國作，非泛為大地作。域外諸國與吾有和戰之事則詳記之，偶通朝貢則略記之，其他固不記也。今言漢史者喜說條支、安息，言元史者喜詳俄羅斯、印度，此皆往日所通，而今日所不能致。且觀其政治風教，雖往日亦隔絕焉。以餘暇考此固無害，苦徒審其蹤跡所至，而不察其內政軍謀何以致此，此外國之人之讀中國史，非中國人之自讀其史也。五曰重文學而輕政事。夫文章與風俗相系，固也。然尋其根株，是皆政事隆污所致。懷王不信讒則《離騷》不作，漢武不求仙則《大人賦》不獻。彼重文而輕政者，所謂不揣其本求之於末已。且清談盛時，猶多禮法之士；詩歌盛時，猶有經術之儒。其人雖不自祿於世，而當世必取則焉，故能持其風教，調之適中。今徒標揭三數文士，以為一時士俗，皆由此數人持之，又舉一而廢百也。揚榷五弊，則知昔人治史，尋其根株；今之治史，摭其枝葉。摭其所以致此者，以學校務於耳學；為師者不可直說事狀以告人，是以遁而為此。能除耳學之制，則五弊可息，而史可興也…… （《文錄續編》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