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傳 · 第十節 編輯《民報》時期
二十五 歡迎會上發獅子吼
章先生既抵東京，髮長過肩，肌體頗腴，聞系獄中食物無鹽之故。陽曆七月十五日留東學生在神田區錦輝館樓上開會歡迎，到者七千餘人 ，座無隙地，至屋檐上皆滿，為的來看革命偉人、中國救星。先生即席演說，發獅子吼。其大意：首先述自己平生的歷史，次以涵養、感情兩事，勉勵大眾，莊諧間出，聽眾聳然。這是壽裳親接音容、幸蒙受記之始現將此演說摘錄數段於下：
兄弟少小的時候，因讀蔣氏《東華錄》，其中有戴名世、曾靜、查嗣庭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發憤，覺得異種亂華是我們心裡第一恨事。後來讀鄭所南、王船山兩先生的書，全是那些保衛漢種的話，民族思想，漸漸發達。但兩先生的話，卻沒有甚麼學理。自從甲午以後，略看東西各國的書籍，才有學理收拾進來。當時對著朋友，說這逐滿獨立的話，總是搖頭，也有說是瘋癲的，也有說是叛逆的，也有說是自取殺身之禍的。但兄弟是憑他說個瘋癲，我還守我瘋癲的念頭……大凡非常可怪的議論，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說，說了以後，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近來有人傳說：某某是有神經病，某某也是神經病。兄弟看來，不怕有神經病，只怕富貴利祿當面現前的時候，那神經病立刻好了，這才是要不得呢！（鼓掌）略高一點的人，富貴利祿的補劑，雖不能治他的神經病，那艱難困苦的毒劑，還是可以治得的。這總是腳跟不穩，不能成就甚麼氣候。兄弟嘗這毒劑是最多的，算來自戊戌年以後，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別事株連，或是普拿新黨，不專為我一人。後來四次，卻都為逐滿獨立的事。但兄弟在這艱難困苦的盤渦裡頭，並沒有一絲一毫的懊悔，憑你甚麼毒劑，這神經病總治不好。（歡呼）或者諸君推重，也未必不由於此。若有人說，假如人人有神經病，辦事必是瞀亂，怎得有個條理？但兄弟所說的神經病，並不是粗豪鹵莽，亂打亂跳，要把那細針密縷的思想，裝載在神經病里。譬如思想是個貨物，神經病是個汽船。沒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經病必無實際；沒有神經病，這思想可能自動的麼？以上所說，是略講兄弟平生的歷史。
關於近日辦學的方法，一切政治、法律、戰術等項，這都是諸君已經研究的，不必提起。依兄弟看：第一要在感情。沒有感情，憑你有百千萬億的拿破崙、華盛頓，總是人各一心，不能團結。當初柏拉圖說：「人的感情，原是一種醉病。」這仍是歸於神經病了。要成就這感情，有兩件事最是緊要的：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
先說宗教……孔教、基督教既然必不可用，究竟用何教呢？我們中國本稱為佛教國佛教的理論，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徹上下，這是最可用的。但今日通行的佛教，也有許多的雜質，與他本教不同，必須設法改良，才可用得。……我們今日要用華嚴、法相二宗改良舊法。這華嚴宗所說，要在普度眾生，頭目腦髓都可施捨與人，在道德上最為有益。這法相宗所說，就是萬法惟心，一切有形的色相，無形的法塵，總是幻見幻想，並非實在真有。……有的說佛教看一切眾生，皆是平等，就不應生民族思想，也不應說逐滿復漢，殊不曉得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礙平等的東西必要除去。滿洲政府待我漢人種種不平，豈不應該攘逐？且如婆羅門教分出四姓階級，在佛教中最所痛恨。如今清人待我漢人，比那剎帝利種虐待首陀羅更要利害十倍。照佛教說，逐滿復漢，正是分內的事。又且佛教最恨君權。大乘戒律都說：「國王暴虐，菩薩有權，應當廢黜。」又說：「殺了一人，能救眾人，這就是菩薩行。」其餘經論，王、賊兩項都是並舉。所以佛是王子，出家為僧，他看做王與做賊一樣，這更與恢復民權的話相合。所以提倡佛教，為社會道德上起見，固是最要；為我們革命軍的道德上起見，亦是最要。總望諸君同發大願，勇猛無畏，我們所最熱心的事，就可以幹得起來了。
次說國粹。為甚提倡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這個歷史是就廣義說的，其中可以分為三項：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跡……
第三要說人物事跡。中國人物，那建功立業的，各有功罪，自不必說。但那俊偉剛嚴的氣魄，我們不可不追步後塵。與其學歐、美，總是不能像的，何如學步中國舊人，還是本來面目。其中最可崇拜的兩個人：一是晉末受禪的劉裕，一是南宋伐金的岳飛，都是用南方兵士打勝胡人，可使我們壯氣。（鼓掌）至於學問上的人物，這就多了，中國科學不興，惟有哲學，就不能甘居人下。但是程、朱、陸、王的哲學，卻也無甚關係，最有學問的人就是周、秦諸子……近代還有一人，這便是徽州休寧縣人，姓戴名震，稱為東原先生。他雖專論儒教，卻是不服宋儒，常說：「法律殺人，還是可救，理學殺人，便無可救。」因為這位東原先生，生在滿洲雍正之末，那滿洲雍正所作朱批上諭，責備臣下，並不用法律上說話，總說：「你的天良何在？你自己問心可以無愧的麼？」只這幾句宋儒理學的話，就可以任意殺人。世人總說雍正待人最為酷虐，卻不曉是理學助成的。因此那個東原先生，痛哭流涕，做了一本小小冊子。他的書上並沒有明罵滿洲，但看見他這本書，沒有不深恨滿洲。這一件事，恐怕諸君不甚明了，特為提出。（鼓掌）照前所說，若要增進愛國的熱腸，一切功業學問上的人物，須選擇幾個出來，時常放在心裡，這是最緊要的。就是沒有相干的人，古事、古蹟都可以動人愛國的心思。當初顧亭林要排斥滿洲，卻無兵力，就到各處去訪那古碑、古碣傳示後人，也是此意……
這篇演說，洋洋灑灑，長六千言，是最警辟有價值的救國文字，全文曾登《民報》第六號，而《太炎文錄》中未見收入，故特地多抄一些如上。
二十六 《民報》撰文風行海內外
章先生抵東後，即入同盟會，任《民報》（同盟會的機關報）編輯。其中胡漢民、汪兆銘等詰難康、梁諸作，文筆非不鋒利，然還不免有近於詬誶之處。惟有先生持論平允，讀者益為嘆服。而又注意於道德節義，和同志們互相切勵：松柏後凋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如《革命道德說》、《箴新黨論》二篇，即系本此意而作。《革命道德說》闡明道德衰亡是亡國滅種的根極。凡優於私德者亦必優於公德，薄於私德者亦必薄於公德，無道德者決不能擔當革命。至於德目，則引顧炎武所標舉的「知恥」、「重厚」、「耿介」。三事之外，更加入「必信」一事。因為前三者還是束身自好之謂，而信則周於世用。雖江湖聚劫之徒，亦惟有信，才能得徒眾的死力。我們必須實踐此四事，則所謂確固堅厲、重然諾、輕死生者於是乎在。《箴新黨論》說明新黨的競名死利，其污辱較前世黨人為甚，視顧炎武所譏的明末俗尚之年、社、鄉、宗，則略有異同。其相同者，惟年與鄉。宗則今日所輕，而重漸移於姻戚；社則今日所絕，而恩又篤於拜盟。新黨之所以自相援助，傳之自舊，雖昌言維新，而不廢者亦有四事：一曰師生，二曰年誼，三曰姻戚，四曰同鄉。這種偏弊，至今日猶未能徹底革除。篇末，且論及當時的學生，以為學生之所為，又是新黨的變形而已。其言曰：
夫其學術風采，有異昔時，諸所建白，又稍稍切於時用。然其心術所形，舉無以異於疇昔。其尊師帥，有異於向者之稱門生乎？其應廷試，有異於向者之敘年誼乎？其分省界，有異於向者之護同鄉乎？以借權為長策，以運動為格言，凡所施為，復與黨人無異。特其入官未久，不如昔人之熟識徑途，故不敢冒昧以求一試，遲之數歲，必森然見其頭角。且新黨雖多諂曲，而品核公卿，裁量執政，猶其所優為者，彼雖恃其客氣，外以風節自高，則不得不有所飾偽，今則並其飾偽者而亦不知，惟以阿附群公為事。若夫呵殿出門，登壇自詡，以其爵命誇耀諸生，而祝其取青紫如拾芥者，則新黨雖頑頓無恥，猶必噤口不言。然則新黨者政府之桀奴，學生者當途之順仆。新黨猶馬，不飽則不行，學生猶狸，不飢則不用。自專權自恣之政府計之，則學生之謹愿小心，其可用自優於新黨。學生用而新黨廢者，非獨時勢適然，亦其品格愈卑，易於策使之故……
（《文錄·別錄》卷一）
凡此所言，皆足以使人警惕，因之同志們奉為圭臬，節操彌堅，捨命不渝，敵愾致果，這都是先生的宿學雄文提倡扶持的力量呢！
其他如《排滿平議》、《定復仇之是非》、《代議然否論》、《國家論》、《五無論》、《四惑論》等，名言讜論，不勝枚舉。同門李植稱之曰：
辨名分，申正義，使天下易其觀聽，而不惑於保皇、君憲之說。……憂深思遠，蒿目而觀世變，其立說皆遠在二十年前，而流弊隱患之勃發，則在民國建立之後。當時聞其說者，漫不加察，指其無的放矢，而不知先生之慮思深也。
（《餘杭章先生事略》）
這話是事實。然當時，《民報》已風行海內外，清政府禁之愈嚴，而銷行愈暢。國內有志的學生，無不陰相轉輸，競先諷誦，甚至縉紳耆宿，亦復奮興感慨，而知光復之不可以已。
《民報》周年紀念會，先生有祝詞如下：
我漢族昆弟所作《民報》，俶載至今，適盈一歲。以皇祖軒轅之靈，洋溢八表，方行無閡。自茲以後，惟不懈益厲，為民斗杓。以起征胡之鐃吹，流大漢之天聲。白日有滅，星球有盡；種族神靈，遠大無極。敢昭告於爾丕顯皇祖軒轅，烈祖金天，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夏、商、周、秦，漢、新、魏、晉，宋、齊、梁、陳，隋、唐、梁、周、宋、明，延平、太平之明王聖帝，相我子孫，宣揚國光，昭徹民聽。俾我四百兆昆弟同心戮力，以底虜酋愛新覺羅氏之命，掃除腥膻，建立民國。家給人壽，四裔來享。嗚呼！發揚蹈厲之音作而民興起，我先皇亦永有依歸！
（《文錄》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