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實齋先生年譜 · 《章實齋先生年譜》（四十一至五十五歲）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先生四十一歲。
春初，馮廷丞以失察江西文字獄得罪，逮刑部，旋被赦出。先生自永清入京，時往看他。羅有高亦時過馮君。是時京師講梵學者，周永年最為淵奧而獨深契有高。有高貌清癯，又持長齋不肉食。先生因詰有高：「佛氏言人死為羊，羊死為人。信乎君所食者，來生則反報乎？」曰：「然。」先生曰：「然則貧欲求富，但當殺掠豪賈；賤欲求貴，但須劫刺尊官：來生反報，必得富貴身矣。」有高不能難，而甚惜先生不信其言。馮氏諸友與有高言議往往甚洽，先生每雜以諧戲，則鬨笑而罷。（《庚辛亡友傳》、《馮瑤罌別傳》、《東華錄》）
先生旋成進士。歸部待銓（《庚辛亡友傳》）。自以迂疏，不敢入仕。（《馮瑤罌別傳》、《柯先生傳》）（題名碑於先生名下註：「浙江會稽縣人」，而先生之父鑣下註：「順天大興縣人」。蓋先生以國子監生資格應北闈，故籍貫不改。）
先生摯友之同年者，周棨（晴坡）、張維祺（吉甫）、凌世御（書巢）。（《庚辛亡友傳周跋》、《凌書巢哀辭》）
六月，朱筠五十歲生日，先生有《屏風題辭》，述朱氏論文之旨，謂「有意於文，未有能至焉者；不為難易而惟其是，庶幾古人辭達之義矣。……而其要乃在於聞道。不於道而於文，將有求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
五月，返永清，續修《永清志》。周震榮待先生甚優，先生自述修志時事云：「丁酉戊戌之間，君館余修《永清志》。以族志多所掛漏，官紳採訪，非略則擾，因具車從，橐筆載酒，請余周曆縣境侵游，以盡委備。……得唐宋遼金刻畫一十餘通，咸著於錄。又以婦人無閫外事，而貞節孝烈錄於方誌，文多雷同，觀者無所興感，則訪其見存者，安車迎至館中，俾自述其生平。其不願至者，或走訪其家，以禮相見，引端究緒，其間悲歡情樂，殆於人心如面之不同也。前後接見五十餘人，余皆詳為之傳，其文隨人更易，不復為方誌公家之言。」（《周筤谷別傳》、《庚辛亡友傳》）
是年，先生之母史孺人卒。（《朱笥河集?祭史孺人文》、《馮瑤罌別傳》、《庚辛亡友傳》）
父母遺柩，後皆歸葬會稽之棲鳧。（《丁巳歲暮書懷》、《章氏家譜》）
是年正月，作《章氏二女小傳》，二女皆從兄允功之女，次女所嫁非人，抑鬱而死。先生作傳，深致不平，對於擇婿問題頗致感慨。
周震榮次其先世譜牒，嘗商榷體例於先生。（《周松岩先生家傳》）
館永清時，間從周震榮入都。震榮置酒行館，招致一時同人若王念孫、邵晉涵、任大椿、周永年、顧九苞、吳蘭庭、劉台拱（端臨）、史致光（余邨）、章廷楓（曉河）與先生等，宴會極歡。（《庚辛亡友傳》）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先生四十二歲。
遇危疾。（《周筤谷別傳》）
是年七月，《永清志》成。（《與李訥齋太守書》、《庚辛亡友傳》及其周震榮跋。）（先生有《又與周永清論文》書，中云：「永清撰志，去今十二年，和州則十八年矣。」據此，知《永清志》大概成於《和州志》六年之後。）
是年著有《校讎通義》四卷（《跋酉冬戌春志余草》）。此書原稿，後兩年游古大梁時遇盜失去，前三卷幸有朋友抄存本，其第四卷竟不可復得。（同上）
《永清志序例》十五篇，今載《文史通義》外篇二。《永清志》較《和州志》頗不同，今列表如下：
《和州志》《永清志》
皇言紀皇言紀
□恩澤紀
官師表職官表
選舉表選舉表
氏族表士族表
輿地圖輿地圖
建置圖建置圖
營汛圖□
水利圖水道圖
田賦書
（中間尚有四書，名佚）六書（禮，吏，戶，兵，工，刑。）
藝文書
政略政略
列傳列傳
闕訪闕訪
前志前志
文徵文征
《永清志》凡六體，共二十五篇。《文征》五卷，計
《奏議》，《徵實》，《論說》，《詩賦》，《金石》，各一卷(據劉刻本。通行本則無金石一卷)。
《校讎通義》今存三卷，共十八篇。中多有極重要的見解，往往與《文史通義》互相發明。例如《原道篇》說古代「官守學業皆出於一，私門無著述文字」；又說「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
這都是《文史通義》的重要觀念，但此略而彼詳耳。他極力推崇劉向、劉歆父子，故有《宗劉》之篇。他論校書之法．很多可注意的：一、互著(重複互注)。二、別裁(裁其篇章，別出門類，如《管子》中之《弟子職》入小學)。三、辨嫌名(一書數名者，必當歷注互名於卷帙之下；一人而有多字號者，亦當歷注其字號于姓名之下)。四、采輯補綴(輯佚書)。五、書掌於官(平日責成州縣官考求是正，著為錄籍，略如人戶之有版圖)。六、廣儲副本備讎正，七、有所更定，必載原文，八、著錄殘逸，九、藏書。此外，他還有一條極重要的意見：
竊以典籍浩繁，聞見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無遺，況其下乎?校讎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名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仿《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為韻；乃於本韻之下，註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註之；藏之館中，以為群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似之處，即名而求其編韻，因韻而檢其本書，參互錯綜，即可得其至是。此則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於幾席之問，非校讎之良法歟?
此即今所謂「索引」之法，後來汪輝祖的《史姓韻編》與阮元等的《經籍纂詁》，都是這一類的書。
七月，先生訪周震榮於順義役次。震榮置酒高會，出《永清志》示坐客。張維祺、周棨爭聘先生修志，不得，遂各就所治成書。(《庚辛之間亡友傳》，周震榮跋。但原文「辛丑」系「己亥」之誤。)
秋後，館座師梁國治家，課其子仲將讀。(《庚辛亡友傳》，及周震榮跋，《上粱相公書》，《周筤谷別傳》。)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先生四十三歲。
仍館梁國治家。冬，辭館，歲事殊窘。(《庚辛亡友傳》)
第三女殤。(《丁巳歲暮書懷》詩注)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先生四十四歲。
春，圖事輒蹶。三月，去遊河南，失禮於□海度，不得志而歸。中途遇盜，盡失其囊篋及生平撰著。狼狽衣短葛，走投同年生張維祺於直隸肥鄉縣衙。維祺聘主肥鄉清漳書院講席，生活仍極困難。屢致書梁國治、邵晉涵等求救（《庚辛之間亡友傳》、《栗君墓志銘》、《張介村家傳》、《與邵與桐書》、《劉氏三世家傳》）。《上樑相公（治國）書》最悲憤，略曰：
學誠……妄自詡謂：稍辨黍麥，不甘自棄。又自以為迂拘不合世用。惟是讀古人書，涇渭黑白，差覺不誣。若不逼於困苦饑寒，呼籲哀號，失其故態；則毛生穎故投囊，張儀舌猶在口，尚思用其專長，殫經究史。寬以歲月，庶幾勒成一家。其於古今學術，未必稍無裨補。若使塵封筆硯，僕僕風霜，求一飽之無時，混四民而有愧；則不過數十寒暑，便無此身，以所得之甚難而汨沒之甚易，當亦長者之所惻然憫惜者也！
這回的遇盜，凡四十四歲以前的撰著文章，蕩然不存一篇。先生的不幸，以這次為最甚。後來雖從故舊家存錄的別本借抄，名之曰《辛丑年抄》。然十成之中，僅得四五。《校讎通義》第四卷竟佚。故今本所存，四十四歲以前之撰著專篇極少。其倖存者多系應酬文字。惟《金君行狀書後》論擇辨史料之法極精，今摘錄於左（下）：
載筆之士，蘄合乎古人立言之旨，必從事於擇與辨。而銖黍芒忽之間，不苟為炳炳烺烺，飾人耳目，蓋有道矣。……夫志狀之文，多為其子孫所請；其生平行實，或得之口授，或據其條疏；非若太常諡議，史官別傳，確然有故事可稽，案牘可核也。採擇之法，不過觀行而信其言，即類以求其實，參之時代以論其世，核之風土而得其情，因其交際而察其游，審其細行而觀其忽，聞見互參而窮虛實之致，瑕瑜不掩而盡揚抑之能，八術明而春秋經世之意曉然矣。生平每謂「文采未優，古人法度不可不守；詞章未極，三代直道不可不存」。其於斯文，則范我馳驅，未嘗不為是凜凜焉。
自是年以後，每有撰著，必留副草，以備遺忘。而故人愛先生文者，亦多請抄存副墨。周震榮、史致光抄藏最多，朱錫庚稍次。（《跋酉冬戌春志余草》）
閏四月，訪同學邱向閣於南樂縣衙（大名府）。邱君因朱竹君「學者讀書求通，當如都市逵路，四通八達無施不可」之言，作「通達」二字榜於軒，先生為作《通說》，略云：「薄其執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騖以求通，則終無所得矣。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著，會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此意為先生一生的一個根本觀念。（《通說》）
冬，張維祺移官大名，先生亦去肥鄉，到大名，至歲暮辭歸北京。（《張介村家傳》、《大名縣誌代序》、《栗君墓志銘》）
是年六月二十六日，朱筠（竹君）卒於北京，年五十三。（《朱先生墓誌》）
先生在清漳書院，有清漳書院會課題七道，今見《遺書》卷十二，可以看出先生的教育方法。其《策問》題云：
問古人教學，啟發是資。請業之際，先問爾所謂達；侍坐之餘，則雲盍各言志。諸生亦有抑鬱未伸，憚於一日之長者歟？諸生有志於學，其意甚盛。顧所謂「學」者，特舉業耳。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士無恆產，舉業等於治田，誰謂諸生不當治舉業哉？顧仕非為貧，學亦不當專為舉業。敢問諸生讀書之始，亦有志所欲為？抑既習舉業，因文別有窺見，遂覺所業如是，而所志固有不止於是者歟？學問大要不出經史。……諸生自反平日必有入識最先而程功較易者；經於何道最有關心？史於何事最所愜願？高山景行，所言正不必今日之所已能者也。舉業將以應科目也。假使諸生亦已登進士第，無所事舉業矣，遂將束書而不觀耶？抑將尚有不能自已者耶？無妨預定言之，將欲為諸生商榷其善否也。即以舉業而論，敢問何所講求？何所師法？……四書文外，經詩論策亦舉業之要務也。向者於何致功？平日亦有懷疑不決，欲就請質而無從者歟？院長願悉與聞，將為諸生效他山之錯焉。
其四書大義策問六道，都是很能引起學者的懷疑態度與思考力的。如第一道云：
問《論語》記言之例：夫子所言，皆稱「子曰」；其有對君之言則稱「孔子」。說者謂君臣之際，記者致其謹嚴：然耶？否耶？《顓臾》一篇不皆對君之言，而皆稱孔子，豈有說歟？
又如第五道云：
問孔門之教，言行相符。弟子親承，有疑斯問。……後世往往以問答之高下，覘諸賢學業之淺深，謂言者心聲：理固不外是歟？宰我短喪之說，尹氏以為下愚猶恥言之。冉求鳴鼓之攻，亦已得罪名教。二子各列四科，乃是聖門高第；而所言所行，若如講說家之所言，則後世鄉黨自好之人有所不為。敢問此何修何學而猶為高第之弟子耶？子貢之特達，而議禮僅愛一羊；子路之果敢，而論仕乃至於佞給。子張學干祿，樊遲請學圃。凡此見於記載，皆後世稍知禮義之士所不屑為；而當日函丈陳辭，略無忌諱。今之為時文者，當奉夫子之論以折諸賢，是固然矣。而諸賢畢世懿修，乃不足當時文家之一吷：則是今之工時文者，其見地乃賢於聖門諸弟子耶？蓄疑久矣，敢請諸生解之。
此種策問既可見先生自己讀書善疑，又可見先生教學者亦從思考與疑問下手。上文所引第一策問，處處在尋出學者的志願與向來的功力。此與上文所引《通說》所謂「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之意，正相符合。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先生四十五歲。
是年季春，乾隆帝謁東陵還，過盤山。周震榮以畿縣例供除道。先生方自畿南失意歸，未有所遇。周君邀先生偕行，環山治道；州縣，茇舍相望；時桃李方華，鎮山雪初霽，四山照耀，周君大置酒，遍召同官偕飲極歡。同官又互相酬答，尋山名勝殆遍。先生亦自忘家無宿舂糧也。（《周筤谷別傳》、《凌書巢哀辭》）
刪存近作為《辛壬剝復刪存》。（徐本浙本遺書目注）
先生旋主講永平敬勝書院，自京師移家赴之。後此偶客北京，多依甄松年為主。（《黃烈婦傳》、《丙辰札記》、《甄青圃六十序》、《丁巳歲暮書懷》）
山府近邊，學者鮮可與語，僻處輒不自聊。幸鄰境官吏凌世御、袁汝琈、喬鍾吳、劉嵩岳、蔡薰等皆以文字結交，蔡且欲聘先生撰《灤州志》。（《凌書巢哀辭》、《書灤州志後》）
先生病諸生儉學，乃取古人撰述，於典籍有所發揮，道器有所疏證，華有其文而實不離學者，刪約百篇，以勸誘蒙俗，名曰《文學》，並作敘例。此書今不傳。
春三月，作《朱先生墓志銘》，稱他「有所述作，心契乎理，手請於心，如不得已；懍於所奉承而布之，不可意為加損。餘力所至，神明變化。絢春拭秋，纖縷巨拓，陶冶萬象，不為一律，並能令氣之至符心之初。嗚呼，蓋自有宋歐陽氏以來，未有如是其才者也！」
是年嘗為凌世御校定《葉鶴塗文集》，作序。（《凌書巢哀辭》）
季妹死於北京。（《丁巳歲暮書懷》詩注，《滃雲山房乙卯藏書目記》）
是年春，朱棻元卒。（《朱府君墓碑》）
是年七月，《四庫全書》告成。（《全書總目》）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先生四十六歲。
春，先生臥病京寓，病頗危急（《周筤谷別傳》稱「己亥癸卯，兩危疾」。），邵晉涵載先生至其家，延醫治之。病中喜與邵氏論學，每至夜分（《邵與桐別傳》論）。因與邵氏論修《宋史》，謂俟君書成後，余當更以意為之，不過五十萬言。並問邵立言宗旨，邵以維持「宋學」為志。先生勉以「以班馬之業而明程朱之道」。（同上。又《家書五》。）
病癒後，回永平主講敬勝書院。《與喬遷安（名鍾英）論初學課業》三簡似在此年。
有《答周筤谷論課蒙書》二篇，一在夏間，一在秋間。第一次書有「此間生徒難與深言」之語，可見先生在永平不很得意。秋間生徒多赴試散去，「荒齋闃然，補苴《文史通義》內篇，撰《言公》上中下三篇，《詩教》上下二篇。」（第二書）自七月初三日至九月初二日，共得《通義》草七篇，分八十九章；又三篇不分章者。總得書十篇，計字二萬有餘。用五色筆逐篇自為義例，加之圈點。其更改多者，則用粉黃塗滅舊跡，改書其上。逐日結草，一章甫畢，即記早晚時節及風雨陰晴氣候（《癸卯通義草書後》）。此十篇之中，惟《言公》、《詩教》五篇可考，余篇之目不可考矣。
《癸卯通義草》以外，又錄存數年以來古文辭為《癸卯錄存》。（浙本徐本遺書目注）
朱滄湄省其父映榆於永平府署，數過先生請教。先生頗屬望之，有《論學書》，謂：
學問之事，非以為名。經經史緯，出入百家，途轍不同同期於明道也。道非必襲天人性命誠正治平，如宋人之別以道學為名，始謂之道；文章，學問，毋論偏全平奇，為所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學術當然，皆下學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達之道也。器拘於跡而不能相通，惟道無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將以立乎其大也。……惟夫豪傑之士，自得師於古人，取其意之所誠然而中實有所不得已者，力求其至。所謂君子求諸己也。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歟，雖大如泰山，不遑顧也。世之所忽而苟為吾意之所期歟，雖細如秋毫，不敢略也。趨向專，故成功也易；毀譽淡，故自得也深。即其天質之良而懸古人之近己者以為準。勿忘勿助，久之自有會心焉。所謂途轍不同而同期於道也。……人之性情才質，必有所近。童子塾時，知識初啟，蓋往往以無心得之，行之而不著也。其後讀書作文，與夫游思曠覽，亦時時若有會焉，又習而不察也。此即道之見端，而充之可以無弗達者。未有人焉從而明示之，蓋至終身汨沒而不自知為枉其才者，比比然也。足下於此，亦將有所省乎？如有所省，則毋論治經業史，皆可求所得矣。
又有題《朱滄湄詩冊》文雲「……必求詩之質，而後文以生焉。讀書蓄德，名理日富，憤樂循環，若有不得已焉而後出之，此不求工詩而詩乃天至，以操之有其質也。強笑不歡，強哭不悲。哀樂自來而哭笑不自知其已甚。學之於文，豈有異於是乎？」
九月猶在永平講舍；九日與友人登高，游陽山九蓮寺，有記。
十月，乾隆帝歸自盛京，周震榮除道京東。招先生「臨榆茇次，觀鄉田秋獲則羨歸耕；覽山海關，相與慷慨懷古；其夕宿海邊寺，聞海潮如殷雷，勢挾風雨，震撼庭戶，淒清不復成寐；夜半登高，見海日出，意惝恍思神仙」。先生謂「數日之間，隨所見聞，心境屢化，人世何者可常恃耶？」周君因與先生論文，將托著述以期不朽，自謂十年博千古雲。（《周筤谷別傳》、《凌書巢哀辭》）
周震榮駁先生《詩教》篇「三代之盛未有著述文字」之論，先生不答。（《與周永清論文》）
《言公》三篇為先生得意之作。上篇論「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志期於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道果明於天下，而所志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為我有也」。此是三篇大旨。中篇論「世教之衰，道不足而爭於文，實不充而爭於名」，尤痛切。下篇為賦體，泛論各種文體之公。
《詩教》上篇論「戰國之文，奇袤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此語含有一種文學史的見解，但章氏說的不明白。下篇說「學者惟拘聲韻之為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此言較明白。以文學史的眼光看去，《三百篇》自是一切文學之紀元，一切集部之祖（子部即是集部，不當別立子部）。章氏此論，確有一部分真理。上篇又說「古未嘗有著述之事，著述至戰國而始焉」，更有見地。但他假定一個理想的「同文」之治，作為上古無著述的解釋，那可錯了。
冬，先生去永平。（《題滄湄詩冊》）
友人曾慎卒。（《庚辛亡友傳》）
十二月清廷修《續通典》成。先生嘗代擬《禮典序》，今本尚有原稿痕跡。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先生四十七歲。
癸卯甲辰之間，永定河道陳琮招先生撰《河志》（《曾麓亭傳書後》）。是年，先生就保定蓮池書院之聘（《王府君墓志銘》、《周府君墓志銘》、《郎公家傳》）。家口自永平攜赴保定，以後漸增至二十人。（《丁巳歲暮書懷》詩注）
是年有《甲辰存錄》。
十一月八日，馮廷丞卒。（《馮君家傳》）
是年，族侄廷楓成進士。（《海門廳志》、《名宦傳》）
清廷修《續通考》成。
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先生四十八歲。
仍主講保定之蓮池書院。諸生多授徒為業，先生為他們作《論課蒙學文法》二十六通。此文大旨演癸卯《與周筤谷書》的意思，但更切實。大旨反對世俗課童子用時文入手之法，而主張用古文入手，先讀《左傳》，次及《史記》；作文則先論事，次論人，次數典，最後敘事。
正月，一至北京。（《張介村賜鳩杖記》）
八月刻《太上感應篇》，二日作《書後》。
是年冬，先生暫至京師，館同年生潘庭筠家，在興化寺街，與任大椿寓相近，常互為主客談宴。先生留旬月出都。（《任幼植別傳》）
是年正月，張維祺《大名縣誌》成，悉用先生之法（志序）。並曾以其稿與先生商榷（《記大名縣誌軼事》）。二月，畢沅為河南巡撫。
是年十月，清廷修《一統志》、《續通志》成。
先生後自評云：「甲辰乙巳……所作亦有斐然可觀，而未通變也。」（《跋甲乙剩稿》）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先生四十九歲。
仍在蓮池書院，十二月十日（《內藤譜》作二十日）有《月夜遊蓮池記》。
是年六月，畢沅升任湖廣總督，以伊陽拒捕案被議，仍留河南巡撫任。（《東華錄》）
十二月十三日，梁國治卒。（《耆獻類征》本傳）
這年，章宗源（逢之）中舉人。（《孫星衍文集》）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887）。先生五十歲。
是年春，先生最得意的門人史致光（余邨）進士及第，授修撰。（《耆獻類征》本傳）
是年先生因失梁國治之奧援，不得不辭蓮池書院講席。僑寓保定，寄居旅店，長孫女及第五子殤。是時「當道交疏，至典史背議為寫白字！」（《丁巳歲暮書懷》詩及注）
春，先生聞戊戌進士開選；因往北京吏部投牒。遇宵小剽劫，生計索然。轉食友家者幾一年。五十生朝，主甄松年家，松年為置酒盡歡（《甄青圃六十序》、《蔡灤州哀辭》）冬間，已垂得知縣矣，忽決計捨去。十月遂回保定。（《丁巳歲暮書懷》詩注、《庚辛亡友傳》、《存我樓記》）
十月，周震榮自永清至保定。一日，與先生論課蒙法。先生極言《東萊博議》及唐宋人論人論事之文不可資以入門，揠苗助長，槁可立待。蓋針指震榮舊作《養蒙術》中語而言也。震榮持其說甚堅。先生攘袂征色，且醜語相詆。適周、張維祺自外至，先生亦不及揖迎。維祺右震榮說，先生言益峻。曰：「紛爭至此，案何由定。」是時僮僕離立戶外，皆誚曰：「此省垣地，不走謁熱官，乃聚訟此無益言語！」因各舉其囊橐相示，曰：「是宜吾儕之不得飽也。」先生聞之失笑，索酒斗飲，大醉別去。（《庚辛之間亡友傳》，周震榮跋。）
仲冬，因周震榮之介紹與啟發，至河南見畢沅。欲借其力編《史籍考》(《上畢制府書》，《丁巳歲暮書懷》詩注)。有《上畢撫台書》。(此書浙本《遺書》誤刻兩見，一題下有「己酉十二月二十九日」小字，誤也。劉本亦誤。)略雲「愛才如閣下，而不得鄙人過從之蹤；負異如鄙人，而不入閣下裁成之度：其為缺陷奚如!」書附舊刻《和州志例》二十篇，《永清縣誌》二十五篇。先生後十年追述此行云：
鎮洋太保人倫望，寒士聞名氣先壯。戟門長揖不知慚，奮書自薦無謙讓。公方養疴典謁辭，延見臥榻猶嫌遲。解推遽釋目前困，迎家千里非遙迤。宋州主講緣疑夙，文正祠堂權廟祝。潭潭深院花木饒，僑家忽享名山福。(《丁巳歲暮書懷詩》)
據此詩，畢沅待先生頗厚，明年先生即主講歸德府之文正書院。
離保定時，周震榮置酒送別，半酣，曰「君昔矢願作《亡友傳》，墓草且宿矣，若死者何！」先生日「是行也。宜償之。」周曰：「君敏於行文，息於舉筆。死者無窮期，生者百年易逝!他日我作《亡友傳》，將列君於篇末．以志此憾也！」先生默然，(《庚辛亡友傳》周跋)
先生在保定之某年，嘗為梁肯堂校定其業師仁和葉某遺文，這年在北京又嘗附商(梁文定公(國治)年譜)。(《年譜書後》)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先生五十一歲。
正月，有《徐尚之古文跋》。
《論修史籍考要略》，當系去冬今春間在開封所作。經畢沅同意後，遂開局編《史籍考》，由先生主持其事。
二月，先生至歸德，主講文正書院（《崔母屏風題辭》）。三月一日有《與洪稚存書》，寫途中及書院風景甚詳。書末有云：「官場報訪及宴會徵逐，稍已即閒。三月朔日為始，排日編輯《史考》。檢閱《明史》及《四庫子部目錄》，中間頗有感會，增長新解。惜不得足下及虛谷、仲子諸人相與縱橫其議論也。……不知足下及仲子此時檢閱何書？《史部提要》已抄畢否？《四庫集部目錄》，便中檢出，俟此間子部閱畢送上，即可隨手取集部發交來力也。《四庫》之外，《玉海》最為緊要。除藝文史部無庸選擇外，其餘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各門皆有應采輯處，不特藝文一門已也。此二項訖工，廿三史亦且漸有條理，都門必當有所抄寄。彼時保定將家遷來，可以稍作部署。端午節後，署中聚首，正好班分部別，豎起大間架也。」此書可見先生見畢沅後，即任編輯《史考》事；又可見《史考》編纂之情形與下手方法。洪亮吉、凌廷堪、武億等，當日皆分任此事。
春夏屢致書邵晉涵、孫星衍（淵如）諸友。五月二十三日《報淵如書》有云：「愚之所見，以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於史。」
二月，《與孫淵如書》有云：
鄙人不能詩，而生平有感觸，一寓於文。
《與邵二雲論學書》有云：
鄙性淺率，生平所得，無不見於言談。至筆之於書，亦多新奇可喜。其間游士襲其談鋒，經生資為策括，足下亦既知之，斯其淺焉者也。近則遨遊南北，目見耳聞，自命專門著述者，率皆陰用其言，陽更其貌，且有明翻其說，暗剿其意。
又書有云：
故以學問為銅，文章為釜，而要知炊黍芼羹之用，所謂道也。風尚所趨，但知聚銅，不解鑄釜；其下焉者，則沙礫糞土，亦曰聚之而已。故俗士難與莊語。吾黨如余邨（史致光）、逢之（章宗源）、正甫（章某）、暨朱少白（錫庚），不可不時時策之。
是年又有《劉氏書樓題存我樓記》，可因以見先生的人生觀：
我有來往，我不長存者也。我不長存而思所以存之，以為及我之存，可以用我耳目聰明，心識志慮，而於具我之質，賦我之理，有以稍得當焉，雖謂不負我生可也。
夫人之生也萬變，所謂我者亦萬變，毋論各有其生，各不相俾；即一生所歷，亦自不同。……則今日之我固非昔我，而後此之我又安能必其如今我乎？
苟思生不漫然之我，則隨其思之所至，即為我之所在，豈惟與年為異，抑亦日遷月化而不自知也。
然則欲存我者，必時時去其故我，而後所存乃真我也。
春杪，家眷始自保定旅店南遷至歸德。（《丁巳歲暮書懷》詩注，《蔡灤州哀辭》）
五月，遣貽選入京應鄉試，館於永清縣署凡一年。（《報孫淵如書》、《周筤谷別傳》）
在歸德時，校正《校讎通義》，以意為更定，與諸家所存本又大異矣。（《跋酉冬戌春志余草》）
接到章宗源所輯《逸史》，擬附入《史籍考》。（《與邵二雲書》）
是年秋，得《文史通義》十篇。目不可考。又自八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六日，得諸體古文詞十三篇（《題戊申秋課》）。先生自言：「作文之勤，多在秋盡冬初，燈火可親，節序又易生感也。平日所負文債，亦每至秋冬一還，然終未能悉掃無餘。」又云：「涉世之文與著作之文，相間為之，使其筆墨略有變化。」（同上）
是年秋，先生又撰《庚辛之間亡友列傳》一書，除夕在亳又有《顧文子傳書後》。（《任幼植別傳》）
內藤及會稽徐氏藏本《章氏遺書》目有《禮教》、《所見》二篇，題下皆注「戊申錄稿」，疑即是年所作十篇之二。（此二篇舊刻各本及浙本《遺書》中皆無之，惟劉刻本始有。）（王宗炎《復章實齋書》，在嘉慶四年，猶問《禮教篇》成否，則有可疑。）
是秋，荊州大水，畢沅升任湖廣總督。冬，先生失歸德館，將往依沅。冬杪，游亳州。逾月，因移家至亳州署，依知州裴振。（《裴母查宜人墓志銘》、《甄鴻齋家傳》、《跋申冬酉春歸扐草》、《丁巳歲暮書懷》、《庚辛亡友傳》）
歲暮，先生到武昌，投畢沅於督署。（《洪北江年譜》）
是年所作小品可考者甚多，其較要者，《劉氏書樓題存我樓記》、《書郎通議墓誌後》、《與宗族論撰忠公家傳書》、《跋戊申秋夜課》。其草稿冊名又有《戊申錄稿》、《戊申仲秋序記雜文》二種。（浙本目）
這年，朱錫庚（少白）中舉人。（《朱先生別傳》）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先生五十二歲。
輾轉太平、安慶之間，厄甚。（《上畢制府書》）
三月之杪，游太平，館於安徽學使署中。學使徐立綱方輯宗譜，請先生經紀其事《改正毛西河所撰徐亮生傳》、《跋申冬酉春歸扐草》（《安徽通志?職官表》）。張小兮、左良宇皆一時名俊，比屋而處，暇則聚談，談亦不必皆文字，而引機觸發，則時有感會。自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日，得《通義》內外二十三篇，約二萬餘言。先生自言「生平為文，未有捷於此者」。以體例分為甲乙兩編。甲編共十三篇，新十二，舊一。自序曰：
向病諸子言道，率多破碎，儒者又尊道太過，不免推而遠之。至謂近日所云學問發為文章，與古之有德有言殊異，無怪前人詆文史之儒不足與議於道矣。余僅能議文史耳，非知道者也。然議文史而自拒文史於道外，則文史亦不成其文史矣。因推原道術，為書得十三篇，以為文史原起，亦見儒之流於文史，儒者自誤以謂有道在文史外耳。
其餘十一篇，附存舊作二篇，為乙編，皆專論文史。統名《姑孰夏課》。甲編之目雖不可知，然《原道》、《原學》諸篇必在其內。以意度之，為下列十二篇：《原道》上中下、《原學》上中下、《博約》上中下、《經解》上中下。
《原道·上》論道起於三人居室，即今日所謂「社會的生活」也。又說，「當日聖人創製，則猶暑之必須為葛，寒之必須為裘，而非有所容心。」又說，「道無所為而自然，聖人有所見而不得不然。」此皆精到之言。他過崇周公，說他「經綸製作，集千古之大成」，雖然很可笑；但他認道在製作典章，故寧可認周公而不認孔子為集大成，也不能不算是一種獨見；我們可以原諒他的謬誤。
《原道·中》說「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自是一種卓識。此意清初顏元、李塨、費密諸人皆主之，浙東學術亦與此派有相近處，但不必說實齋之論必本於前人耳。此篇說，「後世……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夫子述六經以訓後世，亦謂先聖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即其器之可見者也。……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
《原學》上篇論學者「學於形下之器而自達於形上之道也」；中篇論「學必習於事。……諸子百家之言起於徒思而不學」；下篇論「世儒之患起於學而不思」；「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學問。』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
《博約》諸篇與《原學》相發明，其中篇尤痛切：
王伯厚氏搜羅摘抉，窮幽極微；其於經傳子史，名物度數，貫串旁騖，實能討先儒所未備。其所纂輯諸書，至今學者資衣被焉。……然王氏諸書，謂之纂輯，可也，謂之著述，不可也；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家之學術，則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於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於學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誤執求知之功力以為學即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為學，是猶指秫黍以為酒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見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頌》而不存七篇之闕，自以為高情勝致，至相讚嘆！充其僻見，且似夫子刪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遺逸焉！蓋逐於時趨，而誤以襞補苴為盡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後世也，如生秦火未毀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將無所用其學矣！
《經解》三篇，大旨謂「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後世」。此亦實齋平生一大主張。
浙江圖書館所藏會稽徐氏抄本《章氏遺書》目錄紙下，有原來被貼去的《文史通義》目錄。那隱目各篇題下皆有原注。今據那些原注，可證我上文意度的諸篇確是今年的作品：
《原道》上中下原注《庚夏抄存》
《原學》上中下《博約》上中下《經解》上中下原注《庚戌抄存通義》
又下列諸篇那隱目皆注《庚戌抄存通義》：
《史釋》、《史注》、《習固》、《文集》、《天喻》、《師說》、《假年》、《說林》、《匡謬》、《辨似》、《朱陸》、《知難》、《感遇》、《感賦》亦可認為此年所作。大約因庚戌在武昌開局編書，有抄胥可令抄存舊稿，不似此年之東奔西跑也。（那隱目久晦於世，最近才由姚名達發現。）
《文理篇》因見左良宇案上的《史記錄本》而作，自是這年在太平的作品。《家譜雜議》、《與馮秋山論修譜書》及代徐氏所作傳文，當然亦是此時作的。
《習固篇》教人以思辨之法，略錄於左（下）：
辨論烏乎起？起於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烏乎起？起於嫌介疑似之間也；烏乎極？極於是堯非桀也。世無辨堯桀之是非，世無辨天地之高卑也。目力盡於秋毫。耳力窮乎蟻穴。能見泰山，不為明目。能聞雷霆，不為聰耳。故堯桀者，是非之名，而非所以辨是非也。嫌介疑似，未若堯桀之分也。推之而無不若堯桀之分，起於是非之微而極於辨論之精也。故堯桀者，辨論所極，而是非者，隱微之所發端也。隱微之創見，辨者矜而實之矣。推之不至乎堯桀，無為貴創見焉。推之既至乎堯桀，人亦將與固有之堯桀而安之也。故創得之是非，終於無所見是非也。堯桀，無推者也。積古今之是非而安之若素如堯桀者，皆積古今人所創見之隱微而推極之者也。安於推極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在也。不知是非之所在者，非竟忘是非也，以謂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爾。觸乎其類而動乎其思，於是有見所謂誠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矜而寶之，以謂隱微之創見也。推而合之，比而同之，致乎其極，乃即向者安於固然之堯桀也。向也不知所以，而今知其所以，故其所見有以異於向者之所見，而其所云實不異於向之所云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創見，皆其平而無足奇者也。……堯桀固無庸辨矣。然被堯之仁，必有几几於不能言堯者，乃真是堯之人也。遇桀之暴，必有几几於不能數桀者，乃真非桀之人也。千古固然之堯桀，猶推始於几几不能言與數者，而後定堯桀之固然也。故真知是非者，不能遽言是非也。真知是堯非桀者，其學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堯非桀也。是堯而非桀，貴王而賤霸，遵周孔而斥異端，正程朱而偏陸王，吾不謂其不然也；習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真知也。
先生在太平留三月，六月自太平返亳，道經揚州，訪沈業富，留揚州幾一月，沈先生令人抄存先生文稿四卷。七月抵亳州，有兒婦之喪。（按《丁巳詩》注，此乃貽選之婦。）移居民家。八月游湖北，留月余，見史致光。史時官湖北鄉試正考官。十月回亳州。（《答沈楓墀論學》、《跋酉冬戌春志余草》、《張介村家傳》、《丁巳歲暮書懷》、《與陳鑒亭論學書》、《耆獻類征?史致光傳》。）
是年十一月，有《答沈楓墀論學》一書，於考訂、辭章、義理三者，皆有平允之論。如云：
考索之家亦不易易。大而禮辨郊社，細若雅注蟲魚，是亦專門之業，不可忽也。……人生有能有不能，耳目有至有不至，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立言之士，讀書但觀大意；專門考索，名數究於細微：二者之於大道，交相為功。……足下有志於文，正當益重精學之士。能重精學之士，則發為文章，必無偏趨風氣之患矣。……要之，文易翻空，學須摭實。今之學者雖趨風氣，競尚考訂，多非心得，然知求實而不蹈於虛，猶愈於掉虛文而不復知實學也。
此書可與《原學》、《博約》諸篇參看（沈楓墀名在廷，業富之子）。
十二月二十九日，有《上畢制府書》（見劉本補遺）。附五言古詩以祝畢沅六旬初度。
是年秋冬，在亳州時，為知州裴振修州志。（《何君家傳》）
長子貽選歸自京，先生有《論文示貽選》。
起是年十月二十四日，迄明年二月三日，得大小雜著文稿二十一件，名為《酉冬戌春志余草》。（原跋）
此外，是年書信較要者，有《與周永清辨論文法》、《與史余邨論學書》、《與陳鑒亭論學書》、《與邵二雲論文》、《與朱少白論文》、《又與永清論文》、《與家正甫論文》等篇。
是年四月，周震榮為先生刊行《庚辛之間亡友列傳》，並作跋。
友人任大椿卒。（《任別傳》）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先生五十三歲。
長孫殤於亳州僑寓。（《丁巳歲暮書懷》詩注）
先生去年冬間答沈楓墀書，說：「遙計正月之杪，《志》事未能卒業，便須挈此遺緒又作楚游矣。」今年有《與邵二雲論學》一書，云：「二月初旬，亳州一書奉寄，屈指又匝月矣。仆於二月之杪方得離亳。今三月望，始抵武昌。襄陽館未成，制府（畢沅）即令武昌擇一公館，在省編摩，於仆計亦較便也。」大概《毫州志》至二月始成書。故先生《與周永清論文》云：「永清撰志去今十二年，和州則十八年矣。」
先生對於《亳州志》，自視甚得意，故《與周永清論文》云：
近日撰《亳州志》，頗有新得；視和州、永清之志，一半為土苴矣。主人雅相信任，不以一語旁參，與足下同。而地廣道遠，仆又逼於楚行；四鄉名跡，未盡游涉；而孀婦之現存者，不能與之面詢委曲：差覺不如永清。然文獻足征，又較永清為遠勝矣。此志，擬之於史，當與陳范抗行。義例之精，則又《文史通義》中之最上乘也。世人忽近貴遠，自不察耳。後世是非終有定評。如有良史才出，讀《亳志》而心知其意，不特方誌奉為開山之祖，即史家得其一二精義，亦當尊為不祧之宗。此中自信頗真，言大實非夸也。
《亳州志》我未見。據《安徽通志》、《裴母查宜人墓志銘》，亳州知州裴振是年即去任，則此書不及刊板，當已佚。今從《文史通義》所保存殘稿觀察，其書蓋具二特色：一為人物表，一為掌故。
《人物表例議》（《文史通義》外篇二）曰：
方誌之表人物，……將以救方誌之弊也。……史自司馬以來，列傳之體，未有易焉者也。方誌為國史所取裁，則列人物而為傳，宜較國史加詳。而今之志人物者，刪略事實，總擷大意，約略方幅，區分門類。其文非敘非論，似散似駢；尺牘寒溫之辭，簿書結勘之語，濫收猥入，無復剪裁。至於品皆曾、史，治盡龔、黃，學必漢儒，貞皆姜女，面目如一，情性難求：斯固等於自鄶無譏矣。即有一二矯矯，雅尚別裁，則又簡略其辭，謬托高古；或仿竹書記注，或摩石刻題名；雖無庸惡膚言，實昧通裁達識，所謂似表非表，似注非注。其為痼蔽久矣。……今為人物列表，其善蓋有三焉。前代帝王后妃，今存故里，志家收於人物，於義未安。……今於傳刪人物，而於表列帝王，則去取皆宜，永為成法。其善一也。史傳人物本詳，志家反節其略。此本類書摘比，實非史氏通裁。……茲於古人見史策者，傳例苟無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幾密而不猥，疏而不漏。其善二也。史家事跡，目詳於耳；寬今嚴古，勢有使然。至於鄉黨自好，家庭小善，義行但存標題，節操止開年例：史法不收，志家宜具。傳無可著之實，則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則義無屈抑。其善三也。
《掌故例議》曰：
今之方誌猥瑣庸陋，求於史家義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蓋無以譏為也。然簿書案牘，頒於功令，守於吏典，自有一定科律；雖有奇才，不能為加；雖有愚拙，不能為損。……故求於今日之志，不可得而見古人之史裁；求於今日之案牘，實可因而見古人之章程制度。……志義欲其簡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備也。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可不挈也。
又曰：
故為史學計其長策：紀表志傳，率由舊章；再推周典遺意，就其官司簿籍，刪取名物器數，略有條貫，以成一時掌故，與史相輔而不相侵；雖為百世不易之規，可也。
先生又有《與史余邨》一書（此篇浙本無之，此據馬夷初先生所抄山陰何氏抄本）云：
近撰《亳州志》，更有進境。《新唐書》以至宋元諸史書志之體不免繁蕪，而汰之又似不可，則不解掌故別有專書，不當事事求備也。列傳猥濫，固由文筆不任，然亦不解表例，不特如顧寧人所指班、馬諸年表已也。班氏古今人表，史家詬詈，幾如眾射之的。仆細審之，豈惟不可輕訾，乃大有關係之作，史家必當奉為不祧之宗。……此例一復，則列傳自可清其蕪累耳。
先生所作諸志，至是體例始完備。文征之例起於《和州志》，《永清志》詳於六書，但掌故未成專書。《闕訪》之列傳與《前志》之列傳，二例亦起於《和州志》，得人表而法更簡要。掌故之列為專書，確是先生的一大貢獻。前此先生論方誌，雖自誇得史法，其實仍是文家居十之七八，而史家僅居二三。至掌故一例成立，方才可稱為史家之「方誌」。先生後來作《方誌立三書議》曰：
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
此實是志書的大法。
但實齋終是一個「文史」家，而非「史」家，故他一面提倡掌故的重要，而一面又嫌《新唐書》以下各史的志書太詳細了。他說：
遷、固書志，采其綱領，討論大凡，使誦習者可以推驗一朝梗概，得與紀傳互相發明，足矣。至於名物器數，以謂別有專書，不求全備，猶左氏之數典徵文，不必具《周官》之纖悉也。司馬《禮書》末云：「俎豆之事，則有司存。」其他抑可知矣。自沈、范以降，討論之旨漸微，器數之加漸廣。至歐陽《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書至五十卷，官府簿書泉貨註記，分門別類，惟恐不詳。宋金元史繁猥愈甚；連床疊幾，難窺統要。……（《亳州志》、《掌故例議》上）
又說：
漢志禮樂刑法不能賅而存之，亦以其書自隸官府，人可咨於有司而得之也。官失書亡，則以其體繁重，勢自不能行遠，自古如是，不獨漢為然矣。歐、宋諸家不達其故，乃欲借史力以傳之。夫文章易傳，而度數難久，故禮亡過半，而樂經全逸。六藝且然，況史文乎？且《唐書》倍漢而《宋史》倍唐，……倘後人再倍唐宋而成書，則連床架屋，毋論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用，抑且遲之又久，終亦必亡。是則因度數繁重，反並史而亡之矣。（《例議》中）
此種議論甚為可笑。《史記》諸書乃後人東抄西湊補成的，故空言多於名物。《漢書》諸志已稍詳於名物事實，已非「討論大凡」了。歐陽《新唐書》以下，記載名物制度之詳，遠勝前代，此正是史學上一大進步。實齋乃以「討論之旨漸微，器數之加漸廣」為病，真是說夢話！況且印書術進步以後，重要的書籍皆有刻本，不易遺失。實齋因怕書繁重而易失，就反對詳細的志書，這也是一大錯誤。他不知古今保存典籍的方法大不同，《尚書》雖簡短，難免於亡逸；《宋史》、《明史》雖繁重，終不會失去了。
在亳州修志時，刪定《和州志例》為《敘論》一卷（今存），刪訂《永清全志》為《新志》二十六篇（《又與永清論文》、《上畢撫台書》）。《新志》今未見。
由亳州往湖北時，有《家書》七，極有關係：
天下至理，多自從容不迫處得之。矜心欲有所為，往往不如初志。……但札記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記，則無窮妙緒，皆如雨珠落大海矣。
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於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至論學問文章，與一時通人全不相合。蓋時人以補苴襞績見長，考訂名物為務，小學音畫為名。吾於數者皆非所長而甚知愛重，咨於善者而取法之；不強其所不能，必欲自為著述以趨時尚。此吾善自度也。時人不知其意而強為者，以謂舍此無以自立。故無論真偽是非，途徑皆出於一。吾之所為，則舉世所不為者也。如古文辭，近雖為之者鮮，前人尚有為者。至於史學義例，校讎心法，則皆前人從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標著之名。愛我如劉端臨，見翁學士（方綱）詢吾學業究何門路，劉則答以不知，蓋端臨深知此中甘苦難為他人言也。故吾最為一時通人所棄置而弗道。而吾於心未嘗有憾。且未嘗不知諸通人所得亦自不易，不敢以時趨之中不無偽托而並其真有得者亦忽之也。但反而自顧，知己落落，不過數人，又不與吾同道。每念古人開闢之境，雖不知歿身之後，歷若干世而道始大行；而當其及身，亦必有子弟門人為之左右前後，而道始不孤。今吾不為世人所知，余邨、虎脂又牽官守，恐未能遂卒其業。爾輩於此，獨無意乎？
吾於古文辭，全不似爾祖父；然祖父生平極重邵思復文，吾實景仰邵氏而愧未能及者也。蓋馬班之史，韓歐之文，程朱之理，陸王之學，萃合以成一子之書，自有宋歐曾以還，未有若是之立言者也。而其名不出於鄉黨，祖父獨深愛之。吾由是定所趨向。其討論修飾，得之於朱先生，則後起之功也。而根柢則出邵氏，亦庭訓也。
吾於史學，貴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圓求備，有同類纂。
吾讀古人文字，高明有餘，沉潛不足，故於訓詁考質，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識，乃能窺及前人所未到處。
夫學貴專門，識須堅定，皆是卓然自立，不可稍有游移者也。至功力所施，須與精神意趣，相為浹洽。所謂樂則能生，不樂則不能生也。……攻習之餘，必靜思以求其天倪。……求於制數，更端而究於文辭，反覆而窮於義理。循環不已，終期有得。
是年在武昌，編《史籍考》。畢沅方編《續通鑑》，先生亦襄助其事。
十二月，作《任幼植別傳》（本傳）。
是年抄存雜文中有《鄭學齋記書後》及《朱先生墓誌書後》二篇，皆甚有關係之文。《鄭學齋記》見段刻《戴東原集》卷十一，原文有「故廢鄭學乃後名鄭學以相別異」，又說，「學者大患在自失其心。……由六書九數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詞，然後以心相遇，是故求之茫茫空馳以逃難岐為異端者，振其藁而更之，然後知古人治經有法：此之謂鄭學。」先生書後曰：
戴君說經不盡主鄭氏說，而其《與任幼植書》則戒以輕畔康成。人皆疑之，不知其皆是也。大凡學者於古未能深究其所以然，必當墨守師說；及其學之既成，會通於群經與諸儒治經之言，而有以灼見前人之說之不可以據，於是始得古人之大體而進窺天地之純。故學於鄭而不敢盡由於鄭，乃謹嚴之至，好古之至，非蔑古也。乃世之學者喜言墨守。……墨守而愚，猶可言也。墨守而黠，不可言矣。愚者循名記數，不敢稍失，猶可諒其愚也。黠者不復需學，但襲成說，以謂吾有所受者也。蓋折衷諸儒，鄭所得者十常七八。黠者既名「鄭學」，即不勞施為，常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也。夫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不如自求心得者之什一二矣。而猶自矜其七八，故曰德之賊也。
先生此論可謂深知戴氏之學。先生雖常不滿於戴，然先生實真知戴者，觀此篇可證。
是年抄存《通義》，可考者凡十四篇，已敘入去年。其他重要文章可推為是年所作者，《家書》七通外，《跋酉冬戌春志余草》、《與邵二雲》、《與邵二雲論學》、《跋陳西峰韭菘吟》、《跋孫香泉讀書記》、《史學例議書後》二篇，《書朱陸篇後》。又徐本註明是「庚辛間草」的《釋通》、《答客問》諸篇，皆可推為是年所作。
《答客問》三篇，是先生討論史學的最重要文字。今摘錄於左（下）：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秒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可貴也。……
若夫君臣事跡，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綜核前代，纂輯比類，以存一代之舊物，是則所謂整齊故事也。開局設監，集眾修書，正當用其義例，守其繩墨，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可矣，豈所語於專門著作之倫乎。……
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自漢氏以來，學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見者，蓋不少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則有兩傷之弊。……
若夫比次之書，則掌故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備稽檢而供採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為按據。如旨酒之不離乎糟粕，嘉禾之不離乎糞土。是以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書，不可輕議也。
然獨斷之學，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書欲其愚。亦猶酒可實尊彝而糟粕不可實尊彝，禾可登簠簋而糞土不可登簠簋，理至明也。
《甲乙剩稿》內有《報黃大俞先生書》，和這篇互相發明：
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漢書》，為一家著述矣；劉歆、賈護之《漢記》，其比類也。司馬撰《通鑑》，為一家著述矣；二劉范氏之長編，其比類也。兩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拙刻《書教》篇中，所謂圓神方智，亦此意也。但為比類之業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憑藉，有以恣其縱橫變化；又必知己之比類與著述者各有淵源，而不可以比類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類之整齊而笑著述之有所敧輕敧重則善矣。蓋著述譬之韓信運兵，而比類譬之蕭何轉餉，二者固缺一而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而不可為良者也。
《釋通》上半篇考「通史」之起原，敘「通史」之流別，皆前人所未道。其下半篇論通史的利弊，尤為精到。茲摘錄於此：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複，二曰均類例，三曰便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詳鄰事。其長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無短長，二曰仍原題，三曰忘標目。
何謂免重複？夫鼎革之際，人物事實，同出並見。……董卓、呂布，范、陳各為立傳；禪位冊詔，《梁》、《陳》並載全文：所謂復也。《通志》總合為書，事可互見，文無重出，不亦善乎？
何謂均類例？夫馬立《天官》，班創《地理》；《齊》志《天文》，不載推步；《唐》書《藝文》，不敘淵源：伊古以來，參差如是。……惟通前後而勒成一家，則例由義起，自就括。《隋書》、《五代史志》，終勝沈、蕭、魏氏之書矣。
何謂便銓配？包羅諸史，制度相仍。惟人物挺生，各隨時世。自后妃宗室，標題著其朝代；至於臣下，則約略先後，以次相比。然子孫附於祖父，世家會聚宗支，一門血脈相承，時世盛衰亦可因而見矣。即楚之屈原將漢之賈生同傳，周之太史偕韓之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相附而彰，義有獨斷。末學膚受，豈得從而妄議耶？
何謂平是非？夫曲直之中，定於易代。然《晉史》終須帝魏，而周臣不立韓通。雖作者挺生，而國嫌宜慎。則亦無可如何者也。惟事隔數代，而衡鑑至公，庶幾筆削平允，而折衷定矣。
何謂去牴牾？斷代為書，……首尾交錯，互有出入，則牴牾之端，從此見矣。居攝之事，班殊於范；二劉始末，范異於陳：統合為編，庶幾免此。
何謂詳鄰事？僭國載記，四裔外國，勢不能與一代同其終始；而正朔紀傳，斷代為編，則是中朝典故居全，而蕃國載記乃參半也。惟南北統史，則後梁東魏悉其端，而五代匯編，斯吳越荊潭終其紀矣。
凡此六者，所謂便也。
何謂具剪裁？通合諸史，豈第括其凡例，亦當補其缺略，截其浮辭，平突，填砌，乃就一家繩尺。若李氏南北二史，文省前人，事詳往牒，故稱良史。蓋生乎後代，耳目聞見，自當有補前人。所謂憑藉之資，易為力也。
何謂立家法？陳編具在，何貴重事編摩？專門之業，自具體要。若鄭氏《通志》，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古人不能任其先聲，後代不能出其規範，雖事實無殊舊錄，而辨名正物，諸子之意，寓於史裁，終為不朽之業矣。
凡此二者，所謂長也。
何謂無短長？纂輯之書，略以次比，本無增損，但易標題，則劉知幾所謂「學者寧習本書，怠窺新錄」者矣。
何謂仍原題？諸史異同，各為品目，作者不為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義》而無列女，《通志》稱《史記》以作時代，一隅三反，則去取失當者多矣。
何謂忘標目？……獨行，方伎，文苑，列女諸篇，其人不盡涉於世事，一例編次，若《南史》吳逵、韓靈敏諸人，幾何不至於讀其書不知其世耶。
凡此三者，所謂弊也。
《說文》訓通為達，自此之彼之謂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
臘月上旬有《江寧金石記序》（據原書）。（《遺書》所載，題目文字皆略有不同。）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先生五十四歲。
是年仍在武昌為畢沅編《史籍考》。
作《陳伯思別傳》（此傳亦浙本《遺書》所未收）。
七月，周永年死，先生為作《周書昌別傳》。
是年所作文有「辛亥草」中之《史德篇》、《唐書糾謬書後》、《讀史通》、《駁孫何碑解》、《論文上弇山尚書》、《朱先生別傳》等篇。此外又有「庚辛間草」中《同居》、《皇甫持正文集書後》、《李義山文集書後》、《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後》、《與邵二雲》（辛亥）、《與族孫守一論史表》（辛亥）、《家書》七篇（庚戌）、《元次山集書後》、《王右丞集書後》、《朱校韓文考異書後》、《東雅堂韓文書後》、《葛板韓文書後》、《朱子韓文考異原本書後》、《韓詩編年箋注書後》、《韓文五百家注書後》、《宜興陳氏宗譜書後》、《馮瑤罌別傳》、《曾麓亭傳書後》等篇。
是年始識胡虔（君）於武昌督署（《胡母墓表》），蓋胡虔亦受聘來編《史籍考》也。先生為其母作墓表。（《柿葉軒筆記》卷首《胡虔傳》）
是年先生似曾修《麻城縣誌》。（《橫通》）
《史德篇》論主觀可以奪真實，其言極精。
……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為學也，辭采以為才也，擊斷以為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
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於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托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恃也。
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惜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為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弔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源焉。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汨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借人力以成文。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即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無而實蔽於人，發為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求不可不慎也。
又《說林篇》云：「道，公也。學。私也。君予學以致其道，將盡人以達於天也。人者何？聰明才力，分於形氣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於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學私。」可為此篇「天」、「人」的註腳。又《答客問》說史的目的在「綱紀天人，推明大道」，也是這個意思。
這年有《答吳胥石書》，九月十三再答。（並吳來書皆見《吳氏族譜稿存》）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先生五十五歲。
是年，先生仍編《史籍考》（《與阮學使論求遺書》）。閏四月，先生著《紀年經緯考》成，有序。後嘉慶十一年唐仲冕刻此書，誤題先生之姓為張。（姚名達《紀年經緯考序》）
是年，畢沅《續通鑑》修成，先生代畢沅作書寄錢大昕云：
《宋元編年》（此書初名如此）之役，垂二十年，始得粗就栝。拾遺補闕，商榷繁簡，不無搔首苦心。……按司馬氏書於南北朝之爭相雄長，五代十國之角特鼎峙，其詳略分合本於《左氏春秋》之詳齊晉。而陳王薛三家紛紛續宋元事，乃於遼金正史束而不觀，僅據宋人紀事之書，略及遼金繼世年月，其為荒陋，不待言矣。徐崑山書最為晚出，一時相與同功，如萬甬東、閻太原、胡德清諸君，又皆深於史事，宜若可以為定本矣。顧《永樂大典》藏於中秘，有宋東都則丹稜李氏《長編》足本未出，南渡則井研李氏《系年要錄》未出，元代則文集說部散於《大典》中者，亦多逸而未見，於書雖稱缺略，亦其時勢使然，未可全咎徐氏。然如遼金正史止閱本紀，間及一二名人列傳，而諸傳志表全未寓目；宋嘉定後，元至順前，荒略至於太甚，則不盡關遺編遺事之未出矣。……茲幸值右文盛治，四庫搜羅，典章大備；遺文秘冊，有數百年博學通儒所未得見，而今可借抄於館閣者。……今宋事據丹稜、井研二李氏書而推廣之，以其遼金二史所載大事無一遺落，又據旁籍以補其逸，亦十居三四矣。元事多引文集，而說部則慎擇其可徵信者。仍用司馬氏例，折衷諸說異同，明其去取之故，以為「考異」；惟不別為書，注於本文之下，以便省覽。……計字二百三十五萬五千有奇，為書凡二百卷。……鄙見區區自謂此書差有功於前哲，然眉睫之喻實著書之通患。高明何以教之？邵與桐校訂頗勤，然商定書名則請姑標《宋元事鑒》，……蓋取不敢遽續《通鑑》。……章實齋因推《孟子》其事其文之義，且欲廣呂伯恭氏撰輯，別為《宋元文鑒》，將與《事鑒》並立，以為後此一成之例。鄙以為……馬《鑒》而後，續者似可不以《通鑑》為諱。且書之優劣不在名目異同。……名為《通鑑》而書之可嗣涑水與否，則存乎後人之衡度矣。……惟涑水之書中有評論，……鄙則以為據事直書，善惡自見。史文評論，苟無卓見特識發前人所未發，開後學所未聞，而漫為頌堯非桀，老生常談；或有意騁奇，轉入迂僻；前人所謂如釋氏說法，語盡而繼之以偈；文士撰碑，事具而韻之以銘：斯為贅也。今則姑從缺如，未為失司馬氏意否？其年經國緯，撮其精要，以為目錄，亦歲內可以訖功。大約明歲秋冬擬授刻矣。而章實齋乃云：「紀傳之史引而不合，當用互注之法以聯其散；編年之史渾灝無門，當用區別之法以清其類。」就求其說，則欲於一帝紀中略仿《會要》門目，取后妃，皇子，將相，大臣，方鎮，使相，諫官，執事，牧守，令長之屬，各為品類，標其所見年月，定著《別錄》一篇，冠於各帝紀之首，使人於編年之中隱得紀傳班部；以為較涑水目錄舉要諸篇尤得要領。且欲廣其例而上治涑水原書，以為編年者法。然續書而遽改原書規模，嫌於無所師授。實齋則言其意本於杜氏治《左》別有世卿公子諸譜例耳。鄙意離合參半，未能抉擇。凡此皆就質高明，如何如何？全書並錄副本呈上，幸為檢點舛誤。
此書論《續通鑑》的義例，說的甚明白。但先生後八年作《邵與桐別傳》，中有云：
已故總督湖廣尚書鎮洋畢公沅嘗以二十年功屬某（《文匯》本作「賓」）客續《宋元通鑑》，大率就徐氏本稍為損益，無大殊異。公未愜心，屬君（邵）更正。君出緒餘，為之複審，其書即大改觀。時公方用兵，書寄軍營，讀之，公大悅服，手書報謝，謂迥出諸家《續鑒》上也。公旋薨於軍，其家所刻《續鑒》乃賓客初定之本。君之所寄，公薨後家旋籍沒，不可訪矣。（「乃賓客」以下，《國朝文匯》本作「僅止數卷，殺青未竟，家旋籍沒，君之所寄，不可訪矣」。）
又先生之子貽選注云：
先師（邵）為畢公複審《續鑒》，其義例詳家君代畢公論《續通鑑》書，與畢氏所刻僅就徐氏增損之本迥異。聞邵氏尚有殘稿，恐未全耳。
適按，此事有可疑處。《續通鑑》初刻於嘉慶二年丁巳，即畢沅死之年，時邵晉涵已死了一年。畢沅家之抄沒在嘉慶四年己未，是時《續鑒》尚未刻成，僅百三卷而止。後一年，嘉慶五年，馮集梧買得原稿全部，及不全板片，惜其未底於成，乃為補刻百十七卷，次年三月刻成，共二百二十卷（據嘉慶六年三月馮集梧《續通鑑》序）。是先生作《邵傳》之時（嘉慶五年），《續鑒》並未有刻本。先生傳中所說，與貽選注中所說，似皆未可憑信。此一可疑。（若據《文匯》本，則畢家所刻，亦僅數卷，與事實相符。）況代致錢大昕書乃壬子所作，去刻書之時尚隔六年，而書中已言「邵與桐校訂頗勤」的話（據王昶《與畢沅論續鑒書》，亦謂邵早參與），是邵氏校訂之本已成於壬子之前，不容至己未付刻時猶用賓客初定之本。此二可疑。先生作《邵傳》之年，即馮集梧買得《續鑒》原稿及殘板之年，原稿尚在。先生說邵本「公薨後家旋籍沒，不可訪矣」的話，似亦無據。此三可疑。馮序又云：「畢氏未刻稿本卷中凡分年處，俱各冠年號，與前已刻一百三卷體例不合，亦姑仍之。」疑當時刻書時，不止一個副本，一為冠年號本，一為不冠年號本。此二本中，馮氏得其一本。若邵氏定本果至畢沅出征時始寄到，不知即是此二本之一否？此亦可疑。又代致錢大昕書說此書只有二百卷，今馮刻本有二百二十卷，錢大昕作畢沅的《墓志銘》，亦稱二百二十卷。豈壬子之後又增加二十卷耶？抑二百二十卷本為邵氏改定本耶？若如後說，則先生所痛惜之邵本今尚在人間，成為定本，更可寶矣。此亦一可疑也。又據《錢大昕年譜》，嘉慶二年始為畢沅復勘《續通鑑》。
〔附記一〕《續通鑑》馮刻本二百二十卷，雖署嘉慶二年，實成於嘉慶六年。板存嘉興馮氏；同治丁卯歸上海道應寶時，補刊六十五板；今歸江蘇書局。葉德輝《觀古堂書目》作三百二十卷，注「嘉慶二年經訓堂刻本」；《書目答問》亦作三百二十卷，皆誤。惟莫友芝《郘亭目》所記作二百二十卷，不誤。
〔附記二〕刻《續通鑑》之馮集梧，為作《蘇詩合注》之馮應榴之弟，與先生為丁酉同年生，先生曾為作《奉硯圖記》。
是年有《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有云：
足下今生五十年矣（邵氏生於乾隆壬戌），中間得過日多，約略前後自記生平所欲為者，度其精神血氣尚可為者有幾？蓋前此少壯或身可有為，未可遽思空言以垂後世；後此精力衰頹，又恐人事有不可知。是以約計吾徒著述之事，多在五十六十之年。且閱涉至是不為不多，中見亦宜有所卓也。足下《宋史》之願，大車塵冥，恐為之未必遽成；就使成書，亦必足下自出一家之指，仆亦無從過而問矣。
先生對於邵晉涵的期望最深，故時時督責之。又云：
近撰《書教》之篇，所見較前似有進境，與《方誌三書》之議同出新著。……遷書所創紀傳之法，本自圓神。後世襲用紀傳成法，不知變通，而史才史識史學轉為史例拘牽，愈襲愈舛，……如宋元二史之潰敗決裂，不可救挽，實為史學之河淮、洪澤逆河入海之會。於此而不為回狂障墮之功，則滔滔者何所底止！夫……《紀事本末》本無深意，而因事命題，不為成法，則引而伸之，擴而充之，遂覺體圓用神。《尚書》神聖製作，數千年來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豈非窮變通久自有其會；紀傳流弊至於極盡，而天誘仆衷為從此百千年後史學開蠶叢乎？今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增圖譜之例，而刪書志之名。發凡起例，別具《圓通》之篇；推論甚精，造次難盡，須俟脫稿便當續上奉郢質也。
但古人云，載諸空言不如見諸實事。仆思自以義例撰述一書，以明所著之非虛語。因擇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趙宋一代之書。而體既與班馬殊科，則於足下之所欲為者，不嫌同工異曲。惟是經綸一代，思慮難周，惟於南北三百餘年，挈要提綱，足下於所夙究心者，指示一二，略如袁樞之有題目；雖不必盡似之，亦貴得其概而有以變通之也。……仆於此役，……恐如鄭氏之《通志》，例有餘而質不足以副耳。然足下進而教之，或竟免於大戾，未可知也。
此書可為《書教》三篇作一很好的註解。《書教》三篇實可代表先生晚年成熟的史學見解，今摘錄如下：
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夫記注無成法，則取材也難；撰述有定名，則成書也易。成書易，則文勝質矣。取材難，則偽亂真矣。偽亂真而文勝質，史學不亡而亡矣。（上）
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記注藏往以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
《尚書》一變而為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為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為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遷史不可為定法，固書固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遂為後世不祧之宗焉。……後世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似。
憲（即歷）法久則必差，推步後而愈密，……史學亦復類此。……紀傳行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飢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刪；以雲方智，則冗復疏舛，難為典據；以雲圓神，則蕪濫浩瀚，不可誦識。……曷可不思所以變通之道歟？
左氏編年，不能曲分類例。史漢紀表傳志，所以濟類例之窮也。族史轉為類例所拘，以致書繁而事晦；亦猶訓詁註疏所以釋經，俗師反溺訓詁註疏而晦經旨也。夫經為解晦，當求無解之初；史為例拘，當求無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書》未入《春秋》之初意歟？
……自《隋?經籍志》著錄，以紀傳為正史，以編年為古史，歷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通鑑》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栝，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夫史為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為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定之或遺而或溢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則師《尚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製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非好為更張也。
……以《尚書》之義為遷史之傳，則八書，三十世家，不必分類，……統名曰傳。或考典章製作，或敘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緯本紀。則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於年月後先之累；較之遷史之分列，可無歧出互見之煩。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簡而義益加精：豈非文質之適宜，古今之中道歟！至於人名事類合於本末之中，難以稽檢，則別編為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服儀器，非可本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別繪為圖以表明之。蓋通《尚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班書之流弊，其道莫過於此。至於創立新裁，疏別條目，較古今之述作，定一書之規模，別具《圓通》之篇，此不具言。（下）
先生這個主張，在我們今日見慣了西洋史學書的人看來，固然不算新奇；但在當時，這確是一個很新奇的見解。故邵晉涵答書評此論云：
紀傳史裁，參仿袁樞，是貌同心異。以之上接《尚書》家言，是貌異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藝為支子，於史學為大宗；於前史為中流砥柱，於後學為蠶叢開山。
很可惜的是先生的《圓通篇》始終不曾作成；更可惜的是先生的《宋史》也不曾成書。
《方誌立三書議》的大旨說：
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三書相輔而行，缺一不可。
是年先生尚有《史學別錄例議》一篇，即代畢沅論《續鑒》書中所說《別錄》的例議。其大旨分二種辦法。一為紀傳之史的別錄：
於紀傳之史，必尚標舉事目，大書為綱，而於紀表志傳與事連者，各於其類附註篇目於下，定著《別錄》一篇，冠於全書之首，俾覽者如振衣之得領，張網之得綱。治紀傳之要義，未有加於此者也。
一為編年之史的別錄：
今為編年而作別錄，則如每帝紀年之首，著其后妃，皇子，公主，宗室，勛戚，將相，節鎮，卿尹，台諫，侍從，郡縣守令之屬，區別其名，注其見於某年為始，某年為終。……其大製作，大典禮，大刑獄，大經營，亦可因事定名，區分名目，注其終始年月。……至於兩國聘盟爭戰，亦可約舉年月，系事隸名。
是年夏，先生長子貽選自亳州入京，訪周震榮於固安。秋，先生囑訪張維祺於單縣館次，冬十月，周震榮卒。（《張介邨家傳》、《周筤谷別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