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實齋先生年譜 · 《章實齋先生年譜》（至四十歲）
先生名學誠，字實齋，號少岩，原名文。生長於清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據《偁山章氏家乘》）。章氏始祖仔鈞，五代時起家於福建浦城。北宋末，章移居浙江山陰。南宋光宗、寧宗間，章彥武（文叔）再遷，始居會稽偁山南之道墟。（《章氏遺書》的《神堂神主議》、《樂野先生家傳》、《章氏後宅分祠碑》及《章氏家乘》，《章大來後甲集》下，頁二十七）
到清乾隆時，道墟章氏已有萬餘人。人多，地瘦，種稻不足自給，所以就有種木棉，釀酒，做師爺三種職業。那地方上的人大都明銳而疏達，做事業往往有所成就（《樂野先生家傳》、《汪泰岩傳》）。實齋先生的曾祖子正，祖君信，都住在道墟。君信先生，名如璋，是候選經歷。配易氏，繼配沈氏。「惇行隱德，望於鄉黨；尤嗜史學。晚歲閉關卻掃，終日不見一人。取司馬《通鑑》，往復天道人事，而於『惠迪從逆吉凶』所以影響之故，津津益有味乎其言。」（《刻太上感應篇書後》及《仲賢公三世像記》，《家乘》卷一，頁四十八，《朱筠笥河集?祭史孺人文》）
父名鑣，字驤衢，亦曰雙渠，號勵堂，又號岩旃。乾隆丙辰舉人，壬戌進士；辛未官湖北應城知縣。丙子罷官，貧不能歸，仍居應城。戊子卒（《家乘》卷二，頁九二，《馮孟亭奉硯圖記》）。先生自述云：「先君子少孤，先祖遺書散失，家貧不能購書，則借讀於人，隨時手筆記錄，孜孜不倦。晚年匯所札記，殆盈百帙。嘗得《鄭氏江表志》及五季十國時雜史數種，欲抄存之；嫌其文體破碎，隨筆刪潤，文省而意義更周。仍其原名，加題為章氏別本。……又喜習書，繕五經文作方寸楷法。尤喜《毛詩》、《小戴記》，凡寫數本，手不知疲。嘗恨為此二事所牽，不得專意札錄所未見書。每還人所借，有札未竟者，悵悵如有所失。蓋好且勤也如是。」（《滃雲山房乙卯藏書目記》）又《兩浙軒錄》卷二十二章鑣詩注載先生所作行述云：「……先人讀書，不為名聲。為古文辭，鑱刻峭削。病唐宋野史小說傳記足輔正史而文多蕪漫，因以意節之，抄《江表志》、《五國故事》、《南唐馬書》、《北夢瑣言》，凡十數種。詩則唐體多於古風，遺命勿輕示人。……」
在先生生前三四十年，驤衢先生遷居紹興府城（即會稽縣城）南門內善發衖。（《家譜》及《神堂神主議》、《仲賢公三世像記》）（按《三世像記》云：「先世自道墟遷居府城，蓋百年矣」。當是算至作文這年，這年先生已五十八歲了。）
母史氏，贈朝議大夫潁州府知府史義遵之第九女，會稽人（《史府君銘 》，《家譜》。參考《朱集·祭史孺人文》）。適按，內藤虎次郎《章實齋年譜》雲，「母史氏，會稽人，耐思之第九女」。此因誤讀朱筠《祭史孺人》文中「姊迂其言，父曰耐思」二句而誤。耐思非人名也。
先生無伯叔，有一姑，適杜鑒湄。（《丁太孺人家慶圖題詞》）
先生無兄弟，有一姊，適山陰夏同，後來同僑湖北（《杜燮均家傳》）；妹妹很多，難詳。
乾隆三年，戊午（西曆1738）。先生生。（《任幼植別傳》）
前一年，丁巳，先生之父驤衢先生會試下第，寓從子垣業（允功）家（《從嫂荀孺人行實》）。大約旋即回紹興。
是年，先生之友人任大椿（幼植）生於興化（《任別傳》）。是年先生之師朱筠（竹君，笥河）已十歲。同時名人，袁枚（子才）已二十三歲，錢大昕（曉征，辛楣）已十一歲，戴震（東原）已十六歲。浙東前輩，萬經（頁一）已八十歲，全祖望（紹衣，謝山）已三十四歲。
乾隆四年，己未（1739）。先生二歲。
二三歲時，從叔衡一常攜向鄰店朱叟索酒，日以為常。（《十叔父八十序》）故先生長而善飲。
這年七月，清廷修《明史》告成，學風一變而矜尚《四書》文藝了。（《東華錄》，《葉鶴塗文集序》。）
乾隆五年，庚申（1740）。先生三歲。
這年，崔述生於大名，趙翼生於陽湖。
清廷修《大清一統志》成。（志序）
乾隆六年，辛酉（1941）。先生四歲。
這年，萬經卒，年八十。
乾隆七年，壬戌（1742）。先生五歲。
先生之父驤衢先生（鑣）成進士。（《朱笥河集·祭章母史孺人文》）
自此以後十年間，驤衢先生居鄉，以教授為生。（《朱集》。原文云：「壬戌罷歸，十年教授。」）
乾隆八年，癸亥（1743）。先生六歲。
友人餘姚邵晉涵（與桐，二雲）生。
乾隆九年，甲子（1744）。先生七歲。
朱筠《祭章學誠之母史孺人文》云：「自幼誡之，自《百家姓》。」
先生自言：「幼多病，一歲中……大約無兩月功。資質椎魯。日誦方百餘言，輒復病作中止。」（《與族孫汝楠書》）
汪中（容甫）生，姚鼐（姬傳）生。明年，友人武德（虛谷）生；又明年，友人洪亮吉（稚存）生。清廷詔纂《續通考》、《皇通考》。
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先生十四歲。
從同縣王浩學，讀書於中表杜秉和（燮均）家之凌風書屋。王先生勤學古處，迂闊不習世事。學徒七八人，王先生常撻人，杜君受撻最多，甚至傷頂門，幾死；後創愈而頂肉骨隆起，不復平。其酷可想！（《杜燮均家傳》，《丁太孺人家慶題辭》。）
是年先生與俞夫人結婚。四子書尚未卒業。（《與族孫汝楠書》，《章氏家譜》。）
是年，驤衢先生謁選，得官應城知縣。（《李清臣哀辭》，《荀孺人行實》。）先生從父至應城。（《仲賢公三世像記》）
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先生十五歲。
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先生十六歲。
十五六時，在應城官舍。童心未歇。賓客皆為其父憂無後。
知識漸通，好泛覽。驤衢先生以業患不精，屏諸書令勿閱。先生嗜好初入，不忍割置，輒彷徨者久之。
癸酉，父延江夏生員柯紹庚（公望）課先生以經義。先生不肯為應舉文，好為詩賦而不得其似。心無張主，卻不甘與俗學伍。質雖滯，而識趣則不離紙筆，性情已近史學。嘗取《左傳》刪節事實，其父見之，乃謂編年之書仍用編年刪節，無所取裁，曷用紀傳之體分其所合？先生始力究紀傳之史。又因官舍無他書得見，乃密從其妻乞簪珥，易紙筆，假手在官胥吏，日夜抄錄《春秋內外傳》及衰周戰國子史，輒復以意區分，編為紀表志傳，凡百餘卷，名曰《東周書》。經營凡三年，卒未成書。後為館師所覺，被責，遂中廢。那時常自命史才，大言不遜。然於文字承用轉辭助語，猶未嘗一得當。柯先生慨然誨曰：「文無今古，期於通也。時文不通，詩古文辭又安能通耶？」先生仍不信其言，柯甚以為恨。
官舍多暇日，賓客過從，見先生所為，漸多違心稱譽者，先生心益樂之。春秋佳日，聯騎出遊，歸必有記，同人相與貿貿嘆賞。其事多絕可笑者。然先生嗜好初未入俗也。
當時學風仍尚時文，先生猶得聞老生宿儒自尊所業，至目通經服古為雜學，詩古文辭為雜作。士不通四書文，不得為通人。
（以上綜合《柯先生傳》、《家書三》、《家書六》、《與族孫汝楠論學書》、《跋甲乙剩稿》、《葉鶴塗文集序》、《又答沈楓墀論學書》）
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先生十七歲。
秋冬之間，購得朱崇沐校刊《韓文考異》。塾師於舉業外，禁不得閱他書；先生得此集，匿藏篋笥，燈窗輒竊觀之。尚不盡解，但愛好不忍釋手。（《朱崇沐刊韓文考異書後》）
是年戴震始入北京。（《戴年譜》）
明年，全祖望卒，年五十一。（《鮚埼亭集》、《年譜》）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先生十九歲。
驤衢先生罷官。朱筠《祭史孺人文》云：
辛未夫仕，湖北應城，不枉民獄，不撼警兵。夫人坐梱，咨諏則中。……撙節日食，室椷一櫝；余金投隙，曰吾養福。丙子夫罷，代者苛責；發千金償，識遠巾幗！曰「妾知君，無我負人。……君一氈來，以一氈去；賦歸去來，藏此有故」。罷仍居縣，不殊官時；昔不知糲，今精不知。（《笥河集》十六）
這一節可考見先生的父母在應城時情狀。《李清臣哀辭》云：「丙子，先子罷縣，貧不能歸，僑家故治，又十許年。」又《行述》云：「先人……以疑獄失輕免官，窶甚，久不能歸，士民親附如家人。身後徙家京師，舊治士商至京師者，必訪奠故令君旅殯，執土物通問，再世不絕。」（《兩浙軒錄》卷二十二引）
又《家書三》云：「祖父嘗辨《史記索隱》謂『十二本紀法十二月，十表法十干』諸語，斥其支離附會。吾時年未弱冠，即覺鄧氏《函史》上下篇卷分配陰陽老少為非，特未能遽筆為說耳。」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先生二十歲。
購得吳注《庾開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吳注引《月令章句》雲「三月，桃花水下」。先生之父抹去其注，而評於下曰：「望桃花於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綿邈！」先生彼時便覺有會。回視吳注，意味索然矣。自後觀書，遂能別出意見，不為訓詁牢籠。雖時有鹵莽之弊，而古人大體乃實有所窺。（《家書三》）
先生自言：「二十歲以前，性絕滯。讀書日不過三二百言，猶不能久識。為文字，虛字多不當理，廿一二歲，駸駸向長。縱覽群書，於經訓未見領會，而史部之書乍接於目，便似夙所攻習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隨口能舉，舉而輒當。……乃知吾之廿歲後與廿歲前，不類出於一人，自是吾所獨異。」（《家書六》）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先生二十一歲。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先生二十二歲。
此兩年驤衢先生主講天門。（《元則公又昌公二代合傳》）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先生二十三歲。
始出遊，道訪陳執無於汜水縣署，款留旬日。至北京，應順天鄉試，主從兄垣業（允功）南城之寓。是時道墟章氏居京師者不下百家，獨族孫文欽，守一，及文欽族侄汝楠頗好學，可與論文，歡然若兄弟。其後劇談養氣煉識之旨，有「學者只患讀書太易，作文太工，義理太貫」之說。（《從嫂荀孺人行實》、《跋陳西峰韭菘吟》、《章氏二女小傳》、《滕縣典史任君家傳》、《童孺人家傳》、《與族孫汝楠論學書》）（但《童孺人家傳》云：「乾隆二十五年壬午」，壬午誤。）
自庚辰至辛巳，驤衢先生主講應城講席。（《李清臣哀辭》）（《家譜》亦云：「去任後，邑人聘留主講書院。」）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先生二十四歲。
先生自言：「廿三四時所筆記者，今雖亡矣，然論諸史於紀表志傳之外，更當立圖；列傳於『儒林』『文苑』之外，更當立『史官傳』：此皆當日之舊論也。」（《家書六》）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還會稽（《杜燮均家傳》、《丁太孺人家慶題辭》）。不久，又北上應順天鄉試。道出山東，訪族婿任肇元於滕縣。（《任君家傳》）
冬，始肄業於國子監內舍。意氣落落，不可一世，不知人世之艱。試其藝於學官，輒置下等。每大比科集，試至三四百人，所斥落者僅五七而先生每在五七人中。祭酒以下不先生齒，同舍諸生視先生若無物，每課榜出，先生往覘甲乙，皂隸必旁睨笑曰：「是公亦來問甲乙邪！」而以先生意視祭酒以下，亦茫茫不知為何許人也。（《庚辛之間亡友傳》、《甄青圃六十序》）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先生二十六歲。
肄業國子監（《甄鴻齋家傳》）。二月，始識曾慎（麓亭），並因以識甄松年（青圃），皆相知契。是時學力未充，所言大抵鮮所徵引。本其意識所達，則亦與後有不甚遠者。慎輒為之首肯，且箴以稍洽於時。（《庚辛之間亡友傳》、《甄鴻齋家傳》）
夏，給假出都，省親湖北，索處蒲騷僑寓。（《題壬癸尺牘》、《庚辛之間亡友傳》）
壬午癸未兩年中，先生與同志往反論文，函稿「爛然盈篋笥」，九月朔，輯為一卷，曰《壬癸尺牘》。（題《壬癸尺牘》。此書不存。《與甄秀才論修志》二書，《論文選》二書，當是這裡面的殘存者。）
九月，游陝西（同上）。《遺書》卷十九有《碑洞》、《楊太尉墓》、《望西嶽》等詩，當是此行所作。「祭漢太尉楊伯起先生文」則自題癸未九月。此行目的不詳，似旋即返湖北。
是年，戴震作《原善》成。（《戴年譜》）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先生二十七歲。
驤衢先生主湖北天門縣講席。（《李清臣哀辭》）
是年冬杪，天門知縣胡君議修縣誌，先生為作《修志十議》。十議者：一議職掌，二議考證，三議徵信，四議徵文，五議傳列，六議書法，七議援引，八議裁製，九議標題，十議外編（《通義》外篇三）。十議之中，徵信一條注重核實，徵文一條主張「一仿班志劉略，標分部匯，刪蕪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皆可見先生此時對於修志一事的主張已開後來的先路。
十議後有跋雲，此篇「大意與舊答甄秀才前後兩書相出入」。此可見《答甄秀才論修志》二書之作在此議之前。（按《甄鴻齋家傳》雲，「癸未，學誠肄業國子監，新寧甄松年亦在監中，與學誠志義相得，已而奔走四方。」又雲，「乾隆乙酉，……松年遂膺鄉薦。」據此，甄秀才即甄松年。）論修志二書當作於癸未甲申之間。今擷其大要，附於此年。第一書論六事：
一、論義例：「皇恩慶典，當錄為外紀；官師銓除，當畫為年譜；典籍法制，則為考以著之；人物名官，則為傳以列之。」
二、論藝文：「當仿《三通》、《七略》之意，取是邦學士著撰書籍，分其部匯；首標目錄，次序顛末；刪蕪擷秀，掇取大旨，論其得失，比類成編。」
三、論前志：「修志者，當續前人之記載，不當毀前人之成書。即前志義例不明，文辭乖舛，我別為創製，更改成書，亦當聽其並行，新新相續，不得擅毀。……仍取前書卷帙目錄，作者姓氏，錄入新志藝文考中。」
四、論「志之為體當詳於史。……當事者欲使志無遺漏，平日當立一志乘科房，僉椽吏之稍通文墨者為之。凡政教典故，堂行事實，六曹案牘，一切皆令關會目錄真跡，匯冊存庫。異日開局纂修，取裁甚富，雖不當比擬列國史官，亦庶得州閭史胥之遺意」。
五、論「志乃史體，……據事直書，善否自見」。
六、論史志宜注重有禆風教之記載。
此六條之中，「前志」一條，後來先生修志時列為專目：「立志科」一條，即先生後來《州縣請立志科議》之底子。
第二書論八事，第七事主張另立《文選》一類，與志乘相輔佐。此即先生後來立《文征》一例之底子。篇末自言其志云：「丈夫不為史官，亦當從名公巨卿執筆充書記而因得論列當世，以文章見用於時，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
按《文史通義》外篇三尚有《天門縣誌藝文考序》、《天門縣誌五行考序》、《天門縣誌學校考序》三篇。《天門志》乃先生之父所修（此據孫德謙君與孫毓修書中語），諸序當是代筆，大概作於甲申與戊子之間。又按《與族孫汝楠論學書》云：「《天門志》呈覽。中為俗人所改，所存才十之六七。著作之事，必自己出，即此亦見一端。」則先生所代作，當不止三序而已。此書今尚存。
清廷重修《一統志》。
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先生二十八歲。
先生三至京師（《任君家傳》），仍居國子監中，倀倀無侶（《庚辛亡友傳》）。應順天鄉試，沈業富（既堂）與分校，薦先生之文於主司，不錄。沈大惋惜，館先生於其家，俾從事鉛槧，益力於學。（《沈母朱太恭人八十序》、《馮君家傳》）
是年十月，驤衢先生作《熊征君墓志銘》（此篇今附見浙本《遺書》七，但劉本題注云：代家大人作）。
是年先生始見劉知幾《史通》(《家書六》)。先生自云：「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於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分途，不相入也。」(《家書二》)
始學文章於朱筠(似由沈業富介紹。因沈、朱最相契，與翁方綱、張曾敞並號四金剛)。朱先生一見許以千古。然語及時文，則雲「足下於此無緣，不能學，然亦不足學也」。先生曰：「家貧，親老，不能不望科舉。」朱先生日：「科舉何難?科舉何嘗必要時文?由子之道，任子之天，未嘗不得。即終不得，亦非小學時文之咎也。」先生信其說(《與汪龍莊簡》、《湖北按察使馮君家傳》)。《跋甲乙剩稿》自評云：「甲申乙酉，……沈先生始薦其文，而朱先生始言於眾，京師漸有知名者。彼時立志甚奇，而學識未危，文筆未能如意之所向。」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先生二十九歲。
仍在國子監。仍學文章於朱筠(《通說》，又《朱笥河集·椒河吟舫小集序》)。同學可考見者，邱向閣。吳蘭庭(胥石)，任夫椿(幼植)，馮廷正(仲囫)。(《吳府君墓碑》、《馮瑤罌別傳》、《通說》)
是年，先生已寄居朱筠家，在日南坊李鐵拐斜街之南。先生自述云：「是時朱先生未除喪，屏絕人事。學誠下榻先生邸舍，時時相過，若程舍人晉芳，吳舍人烺，馮大理廷丞，及君(蔣秦樹，雍植)為燕談之會。晏歲風雪中，高齋歡聚，脫落形骸，若不知有人世。」(《蔣君墓志銘書後》，《笥河文集》有《椒河吟舫小集序》)
從兄垣業方輯其支譜，商榷體例於先生。(見下書)
這年先生有《與族孫汝楠論學書》（題下自注「丙戌」），是早年第一篇重要文字，最可注意。其略曰：
往仆以讀書當得大意，又年少氣銳，專務涉獵，四部九流，泛覽不見涯涘，好立議論，高而不切，攻排訓詁，馳騖空虛，蓋未嘗不然自喜，以為得之。獨怪休寧戴東原（震）振臂而呼曰：「今之學者，毋論學問文章，先坐不曾識字。」仆駭其說，就而問之。則曰：「予弗能究先天後天，河洛精蘊，即不敢讀『元亨利貞』；弗能知星躔歲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讀『欽若敬授』；弗能辨聲音律呂，古今韻法，即不敢讀『關關雎鳩』；弗能考三統正朔，周官典禮，即不敢讀『春王正月』。」仆重愧其言！因憶向日曾語足下所謂「學者只患讀書太易，作文太工，義理太貫」之說，指雖有異，理實無殊。充類至盡，我輩於四書一經，正乃未嘗開卷，可為慚惕，可為寒心！
此可見先生受戴震的影響甚大。又云：
近從朱先生（筠）游，亦言甚惡輕雋後生枵腹空談義理，故凡所指授，皆欲學者先求徵實，後議擴充。所謂不能信古，安能疑經，斯言實中癥結。仆則以為學者祈向，實有專屬。博詳反約，原非截然分界。及乎泛濫渟蓄，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遠。古人復起，未知以斯語為何如也。要之，談何容易！十年閉關，出門合轍，卓然自立以不愧古人，正須不羨輕雋之浮名，不揣世俗之毀譽，循循勉勉，即數十年中人以下所不屑為者而為之，乃有一旦庶幾之日：斯則可為知者道，未易一一為時輩言耳。
先生學問之所以有成功，實由此時立志不錯。又云：
仆……家貧親老，勉為浮薄時文，妄想干祿，所謂行人甚鄙，求人甚利也。顧又無從挾貲走江湖，糴販逐什一；而加之言訥詞鈍，復不能書刺干謁：坐此日守呫嗶，餘力所及，不得希古人之一二。閒思讀書札記，貴在積久貫通，近復時作時輟。自少性與史近。史部書帙浩繁，典衣質被，才購班馬而下，歐宋以前，十六七種。目力既短，心緒忽忽多忘，丹鉛往復，約四五通，始有端緒，然猶不能舉其詞，悉其名數。嘗以二十一家義例不純，體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約為科律，作書數篇，討論筆削大旨。而聞見寥寥，邈然無成書之期。況又牽以時文，迫以生徒課業，未識竟得償志否也。他所撰著，歸正朱先生外，朋輩徵逐，不特甘苦無可告語，且未有不視為怪物，詫為異類者。
著書之志始此。又云：「四月間，得楚中書，……細君去秋又舉一子。……」此可知這年先生已有二子了（即貽選、華紱）。
此書末又議家譜義例，已引邵念魯（廷采）說。
是年，戴震寫定《緒言》三卷。（《年譜》）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先生三十歲。
先生自言：「余自乾隆丁亥，旅困不能自存；依朱先生居，侘傺無聊甚。然由是得見當世名流及一時文人之所習業。」（《任幼植別傳》）
久居國子監，貧不知名。去年，歐陽瑾攝祭酒，首擢先生名第一。六館之士，至相詫而嘻！歐陽先生獨謂「是子當求之古人，固非一世士也。」由是益厚遇之。是秋，國子監修志，遂令專司筆削。（《歐陽先生奉使告祭碑後敘》、《與家守一書》）（但《後敘》謂瑾丙申攝祭酒，申字系戌字之誤。下文敘瑾做官，曰累遷，曰進擢，曰免官於庚寅冬，曰悠遊六七年，而作文之年又是戊戌，丙申戊戌僅隔二年，不合，必有誤。且瑾令修志，而志修於是年。）
朱先生被詔撰《順天府志》，亦屬先生輩經紀其事，先生深以得行其舊所討論之主張為喜（《與家守一書》）。但其書似未成。
清廷詔修《續通志》、《續通典》、《清通典》。錢大昕始撰《廿一史考異》。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先生三十一歲。
二月，自朱先生家徙寓族兄垣業僦齋，初七日有《與家守一書》。（題下自注「戊子」）
四月後，暫卸各書工程，讀書以待秋闈。（《與家守一書》）
朱筠、朱棻元（春浦）皆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先生應試，僅中副榜。朱棻元於鄰座見先生對策言《國子監志》得失，驚嘆不已，怪六館師儒安得遽失此人。於是先生名稍稍聞。（《朱府君墓碑》、《通說》、《笥河墓志銘》）
是年冬，父驤衢先生卒於應城（《朱集?祭史孺人文》）。先生聞訃，猶暫寄從兄允功家，貧不能奔喪（《章氏二女小傳》）。作允功妻荀孺人《行實》（甚詳，為傳記中佳品）。以第三子華綬為允功後 （《行實》、《家譜》）。華綬字緒遷，號薴阡，系先生之妾蔡氏所生。（《家譜》）
這年以前，未有家累。館穀所入，自人事所需而外，銖積黍累，悉以購書。（《滃雲山房藏書目記》）
是年，朱棻元擢國子監司業。（《朱府君墓碑》）
是年，王引之生。
清廷纂《通鑑輯覽》成。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先生三十二歲。
為座師秦芝軒校編《續通典》之《樂典》。（《上朱先生書》）
先生居父喪。舉家扶柩附湖北糧艘北上。書箱為漏水所浸，驤衢先生隨身的三數千卷書，損失三分之一（《滃雲山房乙卯藏書目記》）。夏六月，家口十七八人到北京。先生於三四月已賃居柳樹井，馮君弼（廷丞）居宅，遂以安頓家眷。（《馮室周淑人家傳》、《上朱先生書》）
是年，任大椿登第，先生始見之。（《任幼植別傳》）
是年蕭山汪輝祖赴京會試，始交先生（汪輝祖《病榻夢痕錄》上，頁三二）。二人自是相交三十二年不衰。（《夢痕余錄》，頁五七）
是年陳本忠（伯思）成進士，與先生朝夕論學。（《陳別傳》）
任朝（鷺傳）除國子監丞。先生方以國子生與修《監志》，多與諸學官牴牾。獨司業朱棻元主持其說，而任朝與之言，尤有深契。（《庚辛之間亡友傳》、《朱府君墓碑》、《候朱春浦先生書》）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先生三十三歲。
仍居北京柳樹井南馮宅。（《贈樂槐亭敘》）
二月，友人蔣雍植卒於北京。秋，朱筠為作墓志銘，值將主考福建鄉試，屬先生與錢大昕參定之。先生如命以詣錢先生；錢略商數語，不肯涉筆。先生乃仿佛朱先生之意而改定之，並作《書後》。（《與朱少白書》、《蔣漁邨墓志銘書後》）
朱先生自福建貽詩，問有意名山著作否。（《朱笥河詩抄》）
從兄垣業輯宗譜尚未成，屬先生采遺文，因錄《武強德政序》、《何垣序》以進；八月，並為《德政序》作《書後》。（《書後》）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先生三十四歲。
朱筠充會試同考官，邵晉涵（二雲，與桐）、周永年（書昌）皆成進士。先生始識二雲，欲因以訪書昌，不果。（《周書昌別傳》、《朱先生墓志銘》）
年來仍從事《國子監志》之編摩，殊不得意。朱棻元欲使作成《則例》一書，先生卒謝去。（《候朱春浦先生書》）
秋，朱筠奉命提督安徽學政。十月十八日，與先生及邵晉涵、張鳳翔、徐瀚、莫與儔等，聯車十二乘，離京。先生道吊從女適任肇元者于山東滕縣。十一月二十八日，同到太平使院。十二月二十六日，同游采石磯，朱筠有記。（《笥河文集》、《章氏遺書?任君家傳、陳伯思別傳》）
先生方學文章於朱先生，苦無藉手。邵晉涵輒舉前朝遺事，俾先生與朱先生各試為傳記，以質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記注，世系，年月，地理，職官之屬，凡非文義所關，覆檢皆無爽失。自是晉涵與先生論史，契合隱微。（《邵與桐別傳》、《丙辰札記》劉刻本外三頁五八）
其文尚有存者，如《景烈婦傳》，《笥河文集》亦有，題曰《書烈婦景事》。
先生盛推邵二雲從祖廷采（念魯）所著《思復堂文集》，謂「五百年來罕見」。二雲甚謙挹，先生正色曰：「班馬韓歐程朱陸王，其學其文，如五金貢自九牧，各有地產，不相合也。洪爐鼓鑄，自成一家，更無金品州界之分，談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義理乃在子史之間。五百年來，誰能辨此？」二雲敬諾，乃為念魯作《行狀》，請朱先生表其墓。（《邵與桐別傳》貽選跋、《笥河文集》、《邵念魯墓表》、《南江文抄》、《念魯行狀》。念魯事跡，詳見姚名達所作《年譜》。）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先生三十五歲。
三月五日，朱筠與先生等游青山，有遊記。（《笥河文集》卷七）
夏，先生訪寧紹台兵備道馮廷丞於寧波道署。過會稽。
秋，又在太平。（《馮君家傳》、《馮瑤罌別傳》、《杜燮均家傳》、《與嚴冬友侍讀書》、《童孺人家傳》）
秋冬間，有《候國子監司業朱春浦先生書》，申述所以脫離監志局之故，又云：
夫人之相知，得心為上。學誠家有老母，朝夕薪水之資不能自給。十口浮寓，無所棲泊。貶抑文字，稍從時尚，則有之矣。至先生所以有取於是而小子亦自惜其得之不偶然者，夫豈紛紛者所得損益？是以出都以來，頗事著述。斟酌藝林，作為《文史通義》。書雖未成，大指已見辛楣先生候牘所錄內篇三首，並以附呈。先生試察其言，必將有以得其所自。
由此可知先生作《文史通義》實始於是年（《南江文抄》、《與章實齋書》，亦可作證）。而所謂辛楣先生候牘，即《上辛楣宮詹書》，辛楣即錢大昕。
《上辛楣宮詹書》云：
學誠從事於文史校讎，蓋將有所發明。然辯論之間，頗乖時人好惡，故不欲多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為外人道也。……世俗風尚必有所偏。達人顯貴之所主持，聰明才雋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載筆之士不思救挽，無為貴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則必逆於時趨。時趨可畏，甚於刑曹之法令也。……韓退之《報張司業書》謂「釋老之學，王公貴人方且崇奉，吾豈敢昌言排之？」乃知《原道》諸篇，當日未嘗昭揭眾目。太史公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不知者以為珍重秘惜，今而知其有戒心也。……今世較唐時為尤難矣。惟……著書為後世計，而今人著書以表襮於時。此愚見之所不識也。若夫天壤之大，豈絕知音？針芥之投，寧無暗合？則固探懷而出，何所秘焉？
此書可見先生當日之不合時宜。先生對於錢大昕，始終無有貶辭；對於王念孫，也無貶辭。但錢大昕似未能賞識先生之史學見解。（又按此書在浙本題注為《戊午抄存》之一，故本年譜初版列在戊午年下。今據《候朱春浦書》，知是此年之作。）
是冬，朱筠試士徽州（《笥河文集》），黃景仁、邵晉涵與先生皆相從校文（《南江文抄》、《與章實齋書》）。時徽州知府為鄭虎文。（《黃景仁年譜》）
歲杪，先生又返會稽，主道墟族兄孟育家。（《元則公又昌公合傳》、《童孺人家傳》）
是年，幼子生於北京。（《與周筤谷論課蒙書》）
辛卯壬辰之間，都門嘗再遷家，藏書頗有遺失。先人札錄多襲巾箱，偷兒不知為書，負之而去。幸先人著述草稿，別置一箱，得以僅存（《滃雲山房藏書目記》）。然其後亦未付雕也。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先生三十六歲。
正月初旬，訪邵晉涵於餘姚，留數日。晉涵始信先生推尊念魯《思復堂文集》之言，屬為校定，將重刻以問世。然卒不果。（《邵與桐別傳跋》）（一直到光緒末年，才由蔡元培校定，徐友蘭重刻，收入《紹興先正遺書》。）
旅客寧紹台道署。（《書李夢登事》）
二月，由寧波過會稽太平至和州，似因朱筠之介，應知州劉長城之聘，編摩《和州志》。（《書李夢登事》、《金地山印譜序》、《笥河文集》、《安徽通志》。）先作《志例》。據今日所存殘本，則有下列十一部：
一、《皇言紀》
二、《官師表》
三、《選舉表》先詳制度，後列題名。
四、《氏族表》每姓推所自出，詳入籍之世代。科甲仕宦為目。無科甲仕宦，不為立表。科甲仕宦之族，旁支皆齊民，則及分支之人而止。雖有科甲仕宦而無譜者，闕之。
五、《輿地圖》一曰輿地，二曰建置，三曰營汛，四曰水利。
六、《田賦書》具錄田賦顛末，附采私門著述，官府文移，有關田賦利病者。
七、《藝文書》部次，條例，治其要刪。
八、《政略》次比政事，編著功猷。凡三篇。
九、《列傳》以正史通裁，特標列傳；旁推互證，勒為專家；上裨古史遺文，下備後人採錄。（並下列二列傳，凡二十三篇。）
十、《闕訪列傳》標名略注，事實難征，世遠年湮，不可尋訪者歸之。
十一、《前志列傳》歷敘前志，存其規模。
但據劉刻本《和州志》考察，則決不僅十一部。如《田賦書》稱書第一，《藝文書》稱書第六，則其間尚有四書，而書之總數最少亦有六，可知也。《輿地圖》稱圖第一，又云：「二曰建置，三曰營汛，四曰水利。」則圖最少有四，可知也。故可謂為共分十八部。
春，有《與嚴冬友侍讀書》云：
皖江，足下舊遊地也，風土人情，故自不惡。第武陵一穴，久為捷足爭趨。邵與桐、莊似撰（炘）諸君相守終年，竟無所遇，文章憎命，良可慨也。鎖院校文，生計轉促。以此悒悒，思為歸計。正恐歸轉無家，足下能為我謀一官書舊生業否？
日月倏忽，得過日多。檢點前後，識力頗進而記誦益衰。思斂精神為校讎之學。上探班劉，溯源《官禮》，下該《雕龍》、《史通》。甄別名實，品藻流別。為《文史通義》一書。草創未多，頗用自賞。曾錄內篇三首，似慕堂（曹學閔）光祿，乞就觀之，暇更當錄寄也。
是年夏，在寧波道署遇戴震（東原）。是時戴年已五十，方主講浙東金華書院。先生與戴論史事，多不合。戴新修《汾州府志》（乾隆己丑。見《戴氏年譜》）及《汾陽縣誌》（辛卯。亦見《年譜》），及見先生《和州志例》，謂修志但當詳地理沿革，不當侈言文獻。先生則謂「方誌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考古固宜詳慎，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寧重文獻而輕沿革耳。」又曰：「修志者，非示觀美，將求其實用也。時殊勢異，舊志不能兼該，是以遠或百年，近或三數十年，須更修也。若雲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則沿革明顯，毋庸考訂之，州縣可無庸修志矣。」又曰：「古蹟非志所重，當附見於輿地之圖，不當自為專門。」（《記與戴東原論修志》、《文史通義》外篇三）
去年冬，清廷敕催各省訪求遺書，朱筠除采奏數十種外，後又上《謹呈管見開館校書摺子》，擬出辦法四條：一，舊本抄本尤當急搜；二，中秘書籍當標舉現有者以補其餘，且飭取《永樂大典》分別寫成專書；三，著錄校讎當並重，宜開館校書，擇要進呈；四，金石圖譜在所必錄。是年春，清廷議決採用前三條，命軍機大臣為校書總裁，揀選翰林等官，定規酌辦。將來成編時，賜名《四庫全書》。旋又特徵戴震、邵晉涵、周永年、余集、楊昌霖五人入館，賜官翰林（《東華錄》、《邵與桐別傳》、《笥河文集》）。先生由寧波返和州，道過杭州，聞戴震與吳穎芳談次痛詆鄭樵《通志》。其後學者頗有訾謷。先生因某君敘說，辨明著述源流。其文上溯馬班，下辨《文獻通考》，皆史家要旨，不盡為《通志》發。初名《續通志敘書後》，後易名《申鄭篇》。（《答客問上》、《申鄭》）
修《和州志》未訖，以私稿示周震榮（筤谷）於青陽縣署。周偶失其稿，中有佳傳，多不可憶。（《記鬼神二事》）（又《周筤谷五十屏風題辭》云：「壬辰癸巳之間，嘗從大興朱先生竹君較安徽學使幕中，往來君舊治。」可知此時先生已識周氏。）
在和州時，病諸史列傳人名錯雜，令人將《明史》列傳人名編韻為書。初欲通編全史人名，後以為功稍繁，先將列傳所著人名，通編為韻，更取諸篇人名重複互見者，遍注其下，編為一卷。(《與族孫守一論史表書》)
九月，朱筠失官，左遷，在四庫全書處行走。繼其安徽學政者為秦潮。(《笥河文集》、《安徽通志》)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先生年三十七歲。
撰《和州志》四十二篇。編摩既訖，因采州中著述有裨文獻，及文辭典雅者，輯為《和州文征》八卷(《和州文征序例》)，計：奏議二卷，征述二卷，論著一卷，詩賦二卷。上其書於安徽學政秦潮。潮以州轄含山一縣，志僅詳州而略於縣；且多意見不合：往復駁詰，志事遂中廢(《方誌辨體》、《安徽通志》)。乃刪存為二十篇，名日《志隅》。自序日：
……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為作也。《通義》示人而人猶疑信參之。蓋空言不及征諸實事也。《志隅》二十篇，略示推行之一端。能反其隅，《通義》非迂言可比也。……乾隆三十九年季春之月。(《靈鶼閣四》，一，頁十七)
季夏，代鄭虎文作《沈母朱太恭人壽序》。據《文獻征存錄》雲，虎文稱先生有良史才。
秋，與金友蓮自和州泛姑溪，渡高淳巨浸．曉浮鸚脰湖，過嘉興至杭州。應浙江鄉試，不中。過會稽，抵寧波(《金地山印譜序》、《杜燮均家傳)、《童孺人家傳》)。遂在道署度冬。(《馮君家傳》)
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先生三十八歲。
春，馮廷丞遷台灣道，賓客雲散。先生亦倦遊，返會稽，初與宗人春社。(《馮定九家傳》、《蔣南河家傳》、《家效川八十序》)
五月，校編《章格庵遺書》，作序。又為《劉忠介公年譜》作序。
秋，遂還北京。家益貧，而交遊益廣，因遷居金魚池陋巷(《庚辛亡友傳》、《朱司業碑》、《周書昌別傳>、《任幼植別傳>、《章氏二女小傳》)。是時，四庫館已開，人才多集於北京。先生與邵晉涵，任大椿，任朝，胡士震，沈棠臣，裴振諸人時相往還。(《任幼植別傳》、《庚辛之間亡友傳>)
《邵與桐別傳>云：
自四庫征書，遺籍秘冊薈萃都下，學士侈於聞見之富，別為風氣，講求史學，非馬端臨氏之所為整齊類比，即王伯厚氏之所為考逸搜遺。是其研索之苦，襞之勤，為功良不可少。然觀止矣！至若前人所謂決斷去取，各自成家，無取方圓求備，惟冀有當於《春秋》經世，庶幾先王之志焉者，則河漢矣。
余嘗語君：「史學不求家法，則貪奇嗜瑣，但知日務增華，不過千年，將恐大地不足容架閣矣。」君撫膺嘆絕，欲以斯意刊定前史，自成一家。時議咸謂前史榛蕪莫甚於元人三史，而措功則《宋史》尤難，君遂慨然自任。
即此時之事。
《周書昌別傳》云：
余……乙未入都，……（書昌，與桐）二君者皆以博洽貫通，為時推許。於是四方才略之士挾策來京師者，莫不斐然有天祿石渠句墳抉索之思，而投卷於公卿間者，多易其詩賦舉子藝業而為名物考訂與夫聲音文字之標：蓋駸駸乎移風俗矣。余因與桐往見書昌於藉書之園。
周永年以藉書名園，藏書近十萬卷，中多精本。藉者，借也。周意在流通，頗似今之圖書館。先生為作《藉書園書目敘》，言周君「嘗患學之不明由於書之不備，書之不備由於聚之無方，故棄產營書，久而始萃」。末云：「群書既萃，擴四部而通之，更為部次條別，申明家學，使求其書可即類以明學，由流而溯源，斯則周君之有志而未逮者也。」觀此文，可知先生此時心思所注。
冬初，趨省從女於涿州，仲冬再往，則女已死。（《章氏二女小傳》）
《跋甲乙剩稿》自評云：「甲午乙未，江南修志而復入都門，學識方長而文筆亦縱橫能達，然不免有意矜張也。」
乙未丙申之間，蹙蹙無所就，侍朝為之籌劃甚至。（《庚辛亡友傳》）
朱筠弟子李威去年始自福建入京，今年始見先生。後作《從遊記》，有云：「及門章學誠議論如湧泉，先生（指朱筠）樂與之語。學誠姍笑無弟子禮，見者愕然，先生反為之破顏，不以為異。」（《笥河文集》首）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先生三十九歲。
困居北京，援例授國子監典籍。（《庚辛亡友傳》）
秋，因朱筠、朱棻元、張方理之介紹，訪梁夢善於蠡縣，周震榮於曲陽。時震榮以清苑縣丞，署曲陽縣事，始與先生結深交（《庚辛亡友傳》、《朱府君墓碑》、《周筤谷別傳》。《內藤譜》，曲陽作永清，誤。可參看卷七，《周府君墓志銘》）。其後先生屢館畿輔，至於攜家自隨，中歷悲歡離合，且有死喪疾厄患難之遭，震榮與休戚周旋於其間者，一十二年。（《周別傳》）
震榮是年即調永清知縣。（《周筤谷五十屏風題辭》）
清帝命史館立《貳臣傳》。（《東華錄》）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先生四十歲。
春，因周震榮之介，主講定州之定武書院。既萃諸生而課以文，復授州之秀童以小學而榷其塾師之日課。諸童頗用斐然。（《書孫氏母子貞孝》、《庚辛亡友傳》、《與定武書院諸及門書》）
周震榮延先生主修《永清縣誌》（《周筤谷別傳》、《周府君墓志銘》）。先生以五月去定州，至永清。（《與定武書院諸及門書》、《庚辛亡友傳》、《周府君墓志銘》、《周筤谷題辭》）
秋初入京應順天鄉試。主考官山陰梁國治（瑤峰）惡經生墨守經義，束書不觀，乃發策博問條貫，雜以史事，以覘宿抱。榜發，先生中式，謁梁。梁曰：「余闈中得子文，深契於心。啟彌封，知出吾鄉，訝素不知子名。詢鄉官同考者，皆雲不知。聞子久客京師，乃能韜晦如是！」（《庚辛亡友傳》、《梁文定公年譜書後》、《張公墓志銘》、《周府君墓志銘》、《國朝耆獻類征》、《梁國治傳》）
先生前此嘗七應鄉試，凡三中（兼副榜），一薦，一備，二落。（《與汪龍莊簡》）
洪亮吉《北江詩集》有贈先生詩，當是此年所作。
自君居京華，令我懶作文。我前喜放筆，大致固不淳。君時陳六藝，為我斧與斤。不善輒削除，善者為我存。儀真有汪中，此事立絕倫。藐視六合間，高論無一人。前者數百言，並致洪與孫。勖其肆才力，無徒嗜梁陳。我時感生言，一一以質君。君托左耳聾，高語亦不聞。（原註：君與汪論最不合。）君於文體嚴，汪於文體真。筆力或不如，識趣固各臻。別君居三年，作文無百幅。以此厚怨君，君聞當瞪目。
五月二十七日，戴震卒於北京，年五十五歲。戴震為當日樸學第一大師；清代樸學至戴氏而始大成；至戴氏諸弟子——段玉裁、王念孫等——而始光大。先生對於戴氏，雖時有貶辭，但他確能賞識戴學的好處，先生作《朱陸篇》，即為戴氏而作的。《朱陸篇》云：
……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末流無識，爭相詬詈，與夫勉為解紛，調停兩可，皆多事也。然謂朱子偏於道問學，故為陸氏之學者，攻朱氏之近於支離；謂陸氏之偏於尊德性，故為朱氏之學者，攻陸氏之流於虛無：各以所畸重者爭其門戶，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為朱氏之授受而攻陸王，必且博學多聞，通經服古，若西山、鶴山、東發、伯厚諸公之勤業，然後充其所見，當以空言德性為虛無也。今攻陸王之學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無稽之學究，則其所攻與其所業相反也。問其何為不學問，則曰支離也。詰其何為守專陋，則曰性命也！是攻陸王者，未嘗得朱之近似，即偽陸王以攻真陸王也。是亦可謂不自度矣。
荀子曰，辨生於末學。朱陸本不同，又況後學之嘵嘵乎？但門戶既分，則欲攻朱者必竊陸王之形似，欲攻陸王者必竊朱子之形似。朱之形似必繁密，陸王形似必空靈，一定之理也。而自來門戶之交攻，俱是專己守殘，束書不觀，而高談性天之流也。則自命陸王以攻朱者固偽陸王，即自命朱氏以攻陸王者亦偽陸王，不得號為偽朱也。同一門戶，而陸王有偽，朱無偽者，空言易而實學難也。……
陸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偽陸王之自謂學朱而奉朱，朱學之憂也。蓋性命事功合而為一，朱子之學也。求一貫於多學而識，而約禮於博文，是本末之兼該也。諸經解義不能無得失，訓詁考訂不能無疏舛，是何傷於大體哉？……
末流失其本。朱子之流別，以為優於陸王矣。然則承朱氏之俎豆，必無失者乎？曰，奚為而無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學者，即朱氏之數傳而後起者也。其與朱氏為難，學百倍於陸王之末流，思更深於朱門之從學；充其所極，朱子不免先賢之畏後生矣。然究其承學，實自朱子數傳之後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朱子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雖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謂無失也。然沿其學者，一傳而為勉齋、九峰（黃幹，蔡沈），再傳而為西山（真德秀）、鶴山（魏了翁）、東發（黃震）、厚齋（王應麟），三傳而為仁山（金履祥）、白雲（許謙），四傳而為潛溪（宋濂）、義烏（王禕），五傳而為寧人（顧炎武）、百詩（閻若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己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生乎今世，因聞寧人、百詩之風，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則通經服古之緒，又嗣其音矣。無如其人慧過於識而氣盪乎志，反為朱子詬病焉，則亦忘其所自矣。夫實學求是，與空談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經易失，如天象之難以一端盡也。曆象之學，後人必勝前人，勢使然也。因後人之密而貶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遺法也。今承朱氏數傳之後，所見出於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遺緒，是以後歷而貶羲和也。……攻陸王者出偽陸王，其學猥陋，不足為陸王病也。貶朱者之即出朱學，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質，言行交推；世有好學而無真識者，鮮不從風而靡矣。
古人著於竹帛，皆其宜於口耳之言也。……今之黠者則不然：以其所長有以動天下之知者矣，知其所短不可以欺也，則似有不屑焉。徙澤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其遇有可以知而不必且為知者，則略其所長，以為未可與言也；而又飾所短，以為無所不能也。雷電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鍵篋以固之，標識以示之，於是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矣。天下知者少，而不必且為知者之多也，……故以筆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其人於朱子蓋已飲水而忘源；及筆之於書，僅有微辭隱見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見惡於真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習聞口舌之間肆然排詆而無忌憚，以為是人而有是言，則朱子真不可以不斥也。故趨其風者，未有不以攻朱為能事也。非有惡於朱也，懼其不類於是人，即不得為通人也。
先生晚年復作《書朱陸篇後》，明言此篇為戴氏而作。此篇前半論戴學為朱學的正傳，真是特識，非研究學術淵源有所得者不能為此言。先生不滿意於戴氏，凡有數端。第一，戴氏論修志，與先生不合。先生述戴氏語，有謂「僧僚不可列之人類，因取舊志名僧入於古蹟」。此言若確，戴氏真該罵了。第二，先生述戴氏論古文，謂「古文可以無學而能，餘生平不解為古文詞，後忽欲為之而不知其道，乃取古人之文反覆思之，忘寢食者數日。一夕忽有所悟。翼日取所欲為文者（適按，者字當刪），振筆而書，不假思索而成，其文即遠出《左》、《國》、《史》、《漢》之上」。此言若確，當是戴氏天才本高，自述其經驗如此。（今觀段玉裁所作《戴氏年譜》，似戴氏實曾用過古文的功。先生所引，或有不實。）但先生是用過苦功學古文的，故疑戴氏自欺欺人。第三，最重要的是戴氏攻擊朱子，先生述其口談有云：「自戴氏出而朱子僥倖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運亦當漸替。」先生是維持「宋學」的人，故對於此事最不滿意。先生說：「至今徽、歙之間自命通經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則不得為通人；而誹聖謗賢，毫無顧忌。流風大可懼也。」先生於此等處仍有「衛道」的成見，或尚含有好勝忌名的態度。
但先生對於戴震的學問，確有卓絕的了解。如《書後》云：
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為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先人所未發，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
此與先生平日論學宗旨一致。先生平日深恨當時學者誤把「功力」看作「學問」，見了「學問」反不認識，反以為不如「功力」，故他能為戴氏抱不平。
是年先生有《與李訥齋太守論碑刻書》、《與定武書院諸及門書》。
是年先生不時回京。冬，始識羅有高（台山）。（《庚辛亡友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