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傳 · 第十七章 江陵之學術與著述

張居正是一個實行家，而不是理想家，是一個親身實踐的大政治家，而不是高談闊論主義的政治學者；所以他在學術上的造詣雖然斐然可觀，但都是他在功業方面的具體表現，而不是能在文字里尋求的。用這個來衡量古今中外的偉人，幾乎沒有不是這樣的，當然不只是張居正是這樣。張居正一生在為學之道上，認為做事與求學問，兩者是合一而不可分的，所以除了本身的職責以外，沒有別的超然獨立的學術。他說： 《禮記》說：「大凡學習，若學習做官，就先學習與職務有關的事；若學習做士，就先學習學士應有的志向。」士人君子在沒有際遇的時候，就要向他講明之所以努力提高自己的修養，更好地治理百姓，是為了日後的應用。等到他做官辦事，就以辦事作為學習，小心謹慎地忠於職守希望做到稱職免於過失，以敬從上級的命令。沒有捨棄他的本事，而另外開一門作為學習內容的。（《答南司成屠平石論為學》） 又說： 古代的君子始終注重學習：平時在家裡就向父親兄長以及家族的長輩們學習，在外任職就向君主官長百姓們學習，沒有不能學習的。要想放棄學業來從政，譬如在河道的中流而放棄船槳，是不能渡河的。所以學習不管在仕宦與隱逸都無間斷，然後志向才能專一；志向專一然後他的精神就能凝聚；這樣就可以暢達於四肢，在事業上顯發，那麼他為政就會嚴明。由此可知，從政也是在求學問。世人說從政與學習兩者分開那是錯誤的。（《贈畢石安先生宰朝邑序》） 像這個「從政與求學合二為一」的主張，直接以求學問為一生從事的目標，沒做官之前，堅持以學業作為執政的基礎，從政以後，再以從政作為所學的實際驗證，從政與求學兩者才能成為一體。這和孔子所說的「做官的事情做好了還有餘力，就更廣泛地去學習以求更好；學習學好了還有餘力，就可以去做官以便給更好地推行仁道」相比較，似乎還更進一步。張居正的這個主張，自然系由接受王陽明先生「知行合一」學說暗示的影響。張居正所謂的「就以所從事的工作來進行學習」，所謂「從政也是在求學問」，如果以此和王陽明所說的「心即理」相比較，那麼張居正學問是注重實踐的，注重為社會的，著重在要做出功績的；王陽明的學問是理論上的，為個人的、為哲學的；王陽明最後的目標只是獨自修養身心，保持個人的節操，而張居正的思想目的在於使天下萬物都受到恩惠和幫助；他們的視野就有廣闊與狹隘的不同，而他們促成的因素，王陽明系由引導儒學揉入佛家，而張居正則系由援引法家滲入儒學，更是迥然不同。但是在張居正的時候，王陽明的學說正瀰漫在全國，它末流的趨向，就導致民眾都沉溺於粗率空虛，流連忘返；張居正於是毅然扭轉它的趨向，而務求以注重根本崇尚質實為歸宿。天下滔滔，張居正不是為屹立在黃河急流中的砥柱山一樣嗎？ 張居正的學術，不用說從他思想的出發點或歸宿點來看，和他的事業幾乎成為平行的動向。這個可以嘗試從他的生活歷程中了解事情的真實情況。張居正一生的歷史，就他學術上的立場來分析，又可以分為萌芽、變化以及成熟三大時期；就他功業上的立場來分析，又可以分為孕育、挫折和完成三大時期。就他年輕以至於從政，是他學術的萌芽時期，也是他功業孕育的時期。等到他回家而隱居匿跡，是他學術的變化時期，也就是他功業上的挫折時期。從再次起用到他執掌朝政，就是他學術的成熟時期，也就是他功業的完成時期。在第一個時期中，張居正的學術基礎初步奠定。開始潛心探究學業，只把它作為干求祿位的台階，就探求古典，開始漸漸明白修養的道理。父母親戚的督教，和那些老師素有聲望的博士的激勵，已經足以高貴地看待自己，堅定自信，因此增進他的修養；而在翰林做官的時候，更是獲得讀盡全部中書省和秘書省的書的機會，並從事於當代文物典章制度的探討，和政治形勢和謀身治世的研究。到這裡張居正才開始由畏首畏尾的小儒逐漸晉升而成為通才碩儒，他未來的「將相才能」也是在這裡奠基。我所說的「學術萌芽功業孕育的時期」就是這個時期。在第二個時期中，張居正以襟懷坦白、品德卓絕的才幹，受到昏庸君主奸邪臣子的阻礙，被擱置不用，有志向但沒能伸展，不得已而出落凡世獨自離去，託病回鄉。雖然他具有積極報效社會的人生觀，還沒有立即產生消極出世的感想；然而，一腔孤憤，長期抑鬱難以平息，如果不是因為遊歷名勝，而一下子生髮出「不隨物為悲喜，以無始無終的感悟融入觀想」的悟境，那麼他超然物外的觀念最終也不會產生，精神上的修養也未必能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這對於「博覽群書，貫通百家，一心探求當代的事務」之外，一定從事心性內求的鑽研。觀看他的集子中談禪警語，比如說「希望以深切的心愿奉獻給微塵數的無量世界，不在自身上追求利益」；（《答李中溪有道尊師》）所謂「近來一段時間在靜坐中體悟到了妙明真心，本來是妙明圓淨，一點都不受染污」；（《寄高孝廉元谷》）所謂「這裡的靈明，雖然因為接物處事而能顯現，卻不會因為接物處事才存在；如果能夠含攝寂照的根元，融通內外的心境，了知心體的玄妙，之所以能夠變通化用而運作施為如同鬼神，當初並不是從外界得到的」；（《答西夏直指耿楚侗》）就可以知道他在佛學的了悟上是多麼深刻了。張居正生活過程中，只是這一時期的環境和心情最容易接受佛學的影響；就他超然物外的觀念，也未嘗不是因為參悟佛學而產生的。然而，張居正在這一時期中，雖然也貫通百家，一心探究當代的事務，但是說他所受佛學影響最為深刻，當然不會有怎樣的錯誤。仍然慶幸他具有積極濟世的人生觀，才不至於落在佛教虛空寂滅的歧路上。由此可知，他日後幡然再次起用，確實是他一生功業興起復興即將滅亡的國家，延續斷絕的世代之關鍵了。我所說的「學術變化功業挫折的時期」就是這個時期。到他在第三個時期中，剛開始時擔任最高學府官長，接著又位居次於卿相的朝中大官，最終從尚未即位的太子侍從之舊臣，而特別受到賞識，被皇帝所知遇，最後一躍而躋身於內閣，逐漸又擔負國家政務重任。身為元老，接受遺命輔佐一個孤兒，威鎮百官，勇於進取具有最高權威。在這段時間裡，張居正雖然被一群小人所扼制，嘗盡了誹謗和怨尤；最後終於得以集中相權，完全伸展抱負。就個人說，他以一個儒臣，而為十幾年安危的關鍵；就國內形勢說，就以幾代長期衰弱，而挽救一百多年將要覆滅的國家。大概張居正在這一時期中，才開始全部施展他一生素所信服的法家學說，一一都寫成行政命令，各個都被實施，使它們開成一朵奇葩，結成奇異的果實。於是他小時候所讀的儒家經典，壯年所探究的佛典，以及當代的文物典章，政治形勢和謀身治世，凡是他從前所探討研究的人，到這時才像江河歸大海，眾星拱衛北極星，全部成為他法治主義的附庸，而受其「綜合考核名實，有功必賞，有罪必罰」的主張所支配。張居正雖用傳統關係，仍然不得不以儒生為標榜，以希望被當時所容納；但是他既已援引法家滲入儒學，而以法治為施政的方針，那麼儒家就是名義，法家就是實際，自己毫無疑問。看他法治思想明顯不同眾人，當然就不會奇怪他一生的功業垂示千古；只有他的一生功業垂示千古，更可以看到他的法治思想明顯不同眾人。然而他的法治主義，大概就是這十年政績的理想；而這十年政績，也就是他法治主義的實際行動。兩者不僅互為表里，而且合而為一。這正與張居正所說的「從政就是在求學問」，「就以自己從事的職務做學問」完全相符，但他最終成為一個親身實踐的大政治家，也確實是這樣了。我所說的「學術成熟功業完成的時期」就是這個時期。張居正的學術既已經歷萌芽、變化、成熟三大過程，張居正的功業也經歷孕育、挫折、完成三大階段，兩者互相平行就是這樣；然而張居正十年政績，如同我在前幾章所敘述的，稱為《張居正成功傳》固然可以，就稱為《張居正修學記》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唉！從政與治學合而為一正如張居正，他敦促根本崇尚質實親身實踐的精神，來看看那些沒有根基的遊說者，差距就不可以用里程來計算，而以看他們不學無術的施行家，又怎麼能同日而語呢？ 明白此理，才可以談論張居正的學術。張居正的功業既然是他學術上的具體表現，然而他功業所表現出來的學術究竟怎麼樣呢？張居正十年的政績，他的出發點是援引法家滲入儒學；其宗旨是法治主義；其方法為綜合考核名實，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他的成績為：「朝廷綱紀由廢弛而歸於整頓，吏治由貪污而歸於嚴明，盜賊由放縱而歸於杜絕，武功由萎靡而歸於振興，財源由竭盡而回歸於充裕，學習風氣由空虛而歸於質實。」其中最顯著的，是人民由凋敝而趨於緩解，國勢由衰敗而趨於重新振作。試著考查他的一生功業，法家固然是他思想的宗旨，功業的關鍵；然而張居正的學術當然不僅只限於法家，而在我國固有的學術，幾乎沒有不兼收並蓄，融會貫通的。如儒家的忠於君主事奉上級，節省用度愛惜民力，可以在他執政上看到；軍隊的制度根據具體情形做出相應的舉措，出奇取勝，可以在他治軍上看到；佛家的廣大含攝，解脫無礙，可以在他存身自立上看到；名家的辨正名分，使名實相符。不爭鬥不懷私（出《尹文子·大道篇》），可以在他統御部眾使下上看到。所有其他人孜孜不倦勤勞不懈，竭盡一生的精力而沒有研究透徹一方面學問的，張居正卻隨心所欲，左右逢源，而全部收為自己所用。從這些事實看來，張居正的功業固然多方面發展，張居正的學術尤其包羅萬象。成功就如那樣，學問的成就就如這樣，向中外古今的大政治家中尋求，難道容易找到嗎？張居正確實可以說是得天獨厚，自己行事有一定規範了！ 至於就他的著述來說，清代《四庫全書提要》中說：「太岳集四十六卷，（浙江巡撫采進本）明張居正撰寫。張居正有《書經直解》，已著錄。神宗初年，張居正獨自執掌國家大權，後來褒貶不一，一直沒有確定的評價。他振作有為的功業，和他濫用職權，作威作福的罪，都不能互相掩蓋。至於文章本來不是他的長處，集子中的疏奏、啟札最多，都是在朝堂時討論政事寫的，往往放手書寫而成，不曾有所練習。」（見《清四庫全書提要》集部別集類）這裡評論張居正著述的話，固然有些貶低的話語，而恰巧也成了讚許。大概張居正的學術，既以注重根本崇尚質實為歸宿，而不是可以在文字中尋找的；那麼張居正在文字上，自然不像那些畏首畏尾的小儒在尋章摘句上斤斤計較，舞文弄墨，自以為很好而洋洋自得；張居正的學術充其量只是以著述作為他功業的一個輔助和補充罷了。他把各種政務集於一身，自己操縱著大權，又有什麼空閒在文章上潤色練習，又怎麼會值得他在文章上去修飾練習呢！ 現在考察張居正的著作，有全集、分集及專著三大類。 全集在明萬曆四十年（1612年），即張居正死後的三十年，開始由他的兒子張嗣修編排刊行，命名為《文忠公張太岳文集》。根據張嗣修所寫的凡例說：「先公文集在舊記室所的，自從張嗣修等人遭逢大難後十多年，才得以全部回家；留存下來的有十八卷，散佚的有十二卷，像少年所作的各個賦文全都佚失，應制詩敕撰文佚失十分之二；僅僅只依據保存下來的編排，編成詩六卷，編成文章十四卷，編成書信十五卷，編成奏對十一卷，合起來就成為全集，分開也也可以是四種。」這一冊的初次刊行本共四十六卷，目次都如上所述；卷頭冠有沈鯉的序言，呂坤寫在書後的跋，公子張嗣修的《編次先公文集凡例敬題》和《書牘凡例敬題》，張懋修的《先公致禍之由敬述》以及劉芳節的《太岳先生文集評》；卷尾附有馬啟圖的《張文忠公詩跋》以及高以儉的《太師張文忠公集跋》等。這就是清代「四庫全書本」，國立北平圖書館也收藏有這本。此後又有張居正「鄧氏翻刻本」，增加《行實》一卷，共四十七卷。道光八年（1828年）又有了「陶澍重刻本」，以及初刊本的原序另外分成一卷，合《行實》一卷，共為四十八卷；卷頭冠有陶澍、陳鑾的兩篇序言。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又有奭良依據「明本」「鄧本」和「陶本」重刊的「改訂本」，卷數依照明代的初刊本，而編排卻大加變動：首《奏疏》，次《書牘》，次《文集》，次《詩集》，次《女誡直解》；而以《行實》及前面發行的刊本的序列以及有關張居正的記載與評論，合成《附錄》二卷；改名為《張文忠公全集》。湖北崇文書局另外刊有《張文忠公集》。民國年間又有「重刊四十八卷本」。這四十八卷本，也就是民間的「通行本」。 全集以外，還有分集，就是全集的分刊單行本。分集共有幾種：（一）《張文忠公疏奏》，張居正死後不久就有刻本傳世，還在全集刊行以前；（二）《張文忠公書札奏疏》，清代無錫顧梁汾纂輯；（三）《張文忠公太岳先生詩》，明代孔自來纂輯；（四）《張江陵書牘》，分上下兩冊，群學社最近才印行。前三種現在已經絕版，後一種民間雖然有出售，也不容易得到。只有這項分集多不出全集的範圍，有全集在，分集的絕版固然無關緊要了。 專著是指張居正所主編的《帝鑒圖說》《四書直解》《書經直解》《通鑑直解》《謨訓類編》《大寶箴注》《貞觀政要解》《承天大志》等書來說。這類書籍，都是張居正為了指導神宗而作，不外乎以為君之道，版本在明朝時都保存在內閣，改朝換代之後已經散佚。只有這類書籍當初和張居正的學術無關，它的絕版自然也不值得重視。 在張居正所有的著述中，最可考證他的功業和學問的，就是他全集中的疏奏書信；詩文則居次要；而和專著沒有關係。因為奏疏是他對君主陳述政見治述的文書，書信是他對老師友人官僚從屬辯論指導的工具，他功業的消息，學術的造詣，都可以在這裡看到。尤其是張居正的書信，長子張嗣修在他的凡例中稱為「雖說名義上是信箋，其實如同公文」，所以和疏奏幾乎占有同等的重要地位。這在張居正死後橫遭誹謗缺乏可靠史料的方面來說，尤其值得予以研究張居正功業學術史的人以莫大的便利。否則把張居正的誹謗留在身後，史有缺文，如果不是有張居正的著作來資助考證，那麼修治史書的人即使想掃盡流言蜚語，另外寫成可以令人相信的歷史，多少而不令人望洋興嘆；而曠絕中外古今的大政治家像張居正這樣的，被橫遭埋沒，含恨千秋的命運，又多久而能有撥開雲霧而看見青天的一天啊！這是我在本章敘述結束後，不禁深深地致以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