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傳 · 第十八章 諸家之評論
張居正的一生，正像《四庫全書提要》中所說，可以稱是毀譽不一，一直沒有確定的評價。就大體說來，他生前和身後的二百多年裡，以前都是毀謗多於讚譽；直到近幾十年來，他的功業開始日漸膾炙人口；到了現在，張居正的豐功偉業，已經有口皆碑，以前的流言蜚語，早就隨著時代變遷而掃除淨盡了。回溯張居正的一生，他少年時期的幼聰早達，為人美稱，以及從政時期的勤奮學習廣泛結交，馳名翰林院，當然類似讚譽了，但最終無關大局。等到他回家隱居，與世隔絕，就家庭的抱怨，師友的憐憫，自然會在所難免，而對社會來說，當初並沒有毀謗讚譽可言。因為張居正在事業孕育和挫折的兩個時期，學業固然沒有彰顯，功業也沒有建立，聲名還沒有樹立；他既然沒有成為社會的中心人物，社會對他自然也無所謂毀謗讚譽了。等到他東山再起，又入仕途，再接受明穆宗特殊知遇之恩，經過徐階密疏的推薦，他功業完成的時期就在這裡開始了；於是他的政治生命就由此而飛黃騰達，而他所受到的誹謗怨恨也就隨之而繼續增長加高。從此他的事業就越前進越興盛，他所受到的攻擊也越演變而越嚴厲了。當張居正首次進入內閣，因為他「最後進內閣，卻單單做出丞相的情狀，傲慢地接見九卿，並不引進任何人，也不聽取任何意見。間或說句話就很中肯，人們因此最害怕他，把他看得比其他丞相重」。（《 明史·張居正傳》語）於是因害怕而詆毀他的人有了。張居正在內閣，以綜合考核名實賞罰嚴明為其政治主張，而「遇事堅持」，（《行實》）於是和同僚李春芳、趙貞士、陳以勤、殷士儋等多有不合，眾人的議論逐漸興起。於是因為忌恨而詆毀他的人有了。等到高拱因得罪馮保而離職，懷疑張居正暗地裡主使，於是對張居正積滿怨恨，即使在病床上彌留之際，還仍然重複地喋喋不休地罵。於是因為懷疑而詆毀他的人有了。到張居正既已執掌國政，致力於扭轉儒家學者因循寬縱的舉措，力求以綜合考核名實為己任；於是喜好談論為政寬大的儒生，推尚自我申明的官僚下屬，都深深地感到不方便。而余懋學、傅應禎、嚴用和、劉天衢、徐貞明、李禎、喬岩、劉台這些人，於是群起而對張居正大肆攻擊，這邊倒下了那邊繼續，歷經長久不衰。於是藉口尊崇儒學以詆毀張居正的人又有了。等到奪情起復的議論起來，而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等，再藉助名教的傳統觀念，有的人則認為奪情是「錯誤的行為」，（吳中行語）有的竟然罵張居正為「禽彘」。（鄒元標語）於是藉口名教以誹謗張居正的人又有了。此後，以御史趙應元藉口有病請求退休的小事，王用汲竟然藉此以攻擊張居正，鼓勵神宗要獨自專權，不應該把政事委託給眾人所依附的首輔，於是藉口專權獨斷以詆毀張居正的人又有了。試著考察張居正招致誹謗的原因，張居正嚴格實行法治，綜合考核名實，賞罰嚴明，在張居正看作施政要領挽救國家緊急事務的，不少人藉此但以因循玩忽職守積弊已深的社會來搪塞，怎麼會不格格不入群起而攻擊他呢？因此嚴格懲治盜賊，盜賊怨恨，嚴厲懲治豪強而豪強怨恨，告誡學生，學生怨恨，裁汰冗員而冗員怨恨，譴責言官而言官怨恨，督促下屬而下屬怨恨，糾察內閣同僚而內閣同僚怨恨，控制宦官而宦官怨恨，抑制外戚而外戚怨恨，更有在上教導君主而君主也怨恨。至此而全國朝野上下，幾乎沒有一個不怨恨張居正的人，張居正卻以一身而成為眾矢之的。在下位的人，怨恨在心，誹謗固然隨之而生；在上位的人，怨恨施加，禍患將會因此而起。於是張居正死後不到兩年，小人宦官張誠，卻以張居正家擁有很多金錢的緣故慫恿神宗，神宗也因為心裡艷羨張居正家有很多金錢而予以沒收。於是張居正就以蓋世的大功，而蒙受削去官職褫奪諡號的冤屈，幾乎遭到身後戮屍的禍患。唉！施加的怨恨和誹謗，當然有這樣不能預測的。我們清楚地知道張居正招致禍患的原因，怎麼能沒有道高一尺魔深一丈的感嘆呢！
即使這樣，俗語有言：是非自有天理，公道自在人心。張居正蒙受不能訴說的冤屈，遇到飛來的橫禍，在今天固然已經被天下知曉；就在當時，陰謀落井下石的當然不缺乏人，主持公道的也大有人在。當抄沒張居正家的聖旨已下，刑部右侍郎邱橓奉命偕同宦官張誠到張居正的原籍查抄。邱橓等「籍沒張居正家恐怕不符合規定，於是把他的兒子們都拘押起來，用盡極刑拷打折磨」。（周聖楷所撰《張居正傳》）大學士許國曾寫信給邱橓說：
旨意明確無罪及他人等等，希望推求罪責只處罰本人而不傷及妻兒的道義，以成就聖明的君主愛惜生靈的仁慈，並且令後世議論今天輕視人命而看重財貨。向上累及皇上的聖德，於中對國家體統有虧，對下失去人心，奉旨辦事的人又怎麼能推辭他的罪責呢？（見《張文忠公全集》附錄一《高以儉太師張文忠公集跋引》）
申時行也說：
聖明的君主愛惜生靈，作為張居正門客的我一定能夠深入體察，不讓覆盆下面有不被光照的冤屈，鄰里有無罪而遭到連累的事情發生。（同上）
侍講于慎行也給邱橓寫書信，大意是說：
張居正耗盡精力竭盡心智，勤勞於國家，冥冥之中卻要受到懲罰，結怨於朝野上下。當他執掌朝政時期，全國上下爭相頌揚他的功績而不敢說他的過錯：現在已經勢衰，全國上下爭相搜求他的罪責而不敢說他的功勞：都不是事實。況且張居正一生用法治來治理天下，而間或結以恩惠，這是他的收入有限。他以蓋世的功勳自豪，當然不甘心為污濁卑鄙，而以世代相傳的功業期望於他的兒子，又不使他們濫於交友，他們的收入又有限了。如果想要全部徹底追究，稱職盡責於君上的命令，恐怕整個荊州一帶於公於私都會嚴重受到困擾。又張居正的太夫人在堂上，八十歲的老母親都受牽累，他的幾個兒子都是書生，沒經歷世事，沒收以後，一定會導致落魄流離，可以說是苦楚悲痛。期望在事情消停罪責評定以後，上呈疏奏請求皇上，懇求賜給他們聚居的房屋，用安身之地來撫恤，讓活著的人不致於成為欒氏、卻氏的族人，死去的人不致於成為若敖那樣的鬼魂，也是皇上施恩的仁慈。（周聖楷所撰《張居正傳》）
所有這些都不失為公道的主張，實在是差強人意。但邱橓得到書信，都不聽許，仍然多方面羅織罪名。潘季馴以審理案件太急切，上疏請求體恤，又被言官李植彈劾而離開。從此逢迎君王的過錯來毀謗張居正的，更是信口雌黃，肆無忌憚，幾乎不知道人間還有所謂公道是非了。等到歷時已久，張四維等務求以寬鬆的政治迎合皇上的心意，結交人心，全部和張居正的所作所為相反，以尋求保住俸祿官位，朝廷綱紀因此遭到重大破壞，而張居正一生耗盡精力以慘澹經營的，幾乎全部歸於烏有。於是人們開始漸漸回想張居正的政績，而漸漸加以稱讚。萬曆十八年（1590年）蔡時鼎上疏彈劾申時行，有說：
張居正的禍端，在曲從私情危害公正；但其執行法令專任國事，還足能有益於國家。現在改革他為政的優點，而繼承他的私情；全部遺棄他維繫天下的人心，而巧於私求他欺騙下屬的伎倆；只是想著祈求賜福，不顧國家的禍患。像這樣的人，怎麼可以使他成為天下的宰相呢！（見《明臣奏議》）
這仍然是寓褒於貶，不敢直接頌揚張居正的功績，但是已經足夠為張居正發泄胸中不快。到萬曆四十年（1586年），其子張嗣修搜集遺著，以此刊行發布於世，然後張居正的功業才漸漸被人重視。如沈鯉在為張居正遺集作序中所說，就已經頌揚到了極點，大大地申明公正的言論。沈鯉說：
太岳張公集若干卷，就是張居正做宰相時的功業。當時皇上（指神宗）年幼登基，全天下大政，逐個委任張居正。張居正也感念皇上的恩遇，一直以身擔重任，想要一切修明祖宗法典，而綜合考核名實，賞罰嚴明，不避怨嫌，毀謗讚譽利益損害不予關心。朝廷內外因此凜然嚴明，沒有不守法的官吏，而朝廷也沒有革除了不實行的法令。十多年間，海內清平，少數民族臣服，不能說這不是張居正的功勞啊。只是人的常情害怕約束而喜歡因循，一旦將他們繩之以法，會被認為是苛刻。而張居正施法更加堅定，奮爭更加努力，因此就與社會相牴觸。但再有一兩件非同尋常的事情，有很多人不容易識破的，他的行為沒有不像是剛愎，像是少有寬容，像是專權，像是純任霸術，像是與金革變禮最終不完全吻合。皇上一時雖然寬容，實際上已經不能不懷疑。這時張居正已經去世，諫言的人更加以欺騙為說辭，皇上的眷顧寵愛已經改變，而張居正的禍患就解不開了。到現在看場的人還是有很多不滿的話。但看他先以公法後以情理，以國家大事為先，以身家性命為後，任勞任怨，以助成萬曆十年太平，我國明代宰相般的功業，確實不容易多見了。（見《張文忠公全集》附錄一沈鯉《張太岳集序》）
沈鯉是張居正所選拔的士子，他作序時官至大學士禮部尚書，而他所有的言論都是這樣質樸真實，並且也不會因為老師的情誼而對張居正有所隱瞞徇私，實在是難能可貴。同時張居正還有一個學生呂坤在張居正的遺集書後面，對張居正的功業和精神，尤其有精細周到的批判，大略說：
先生……豐功偉績天下昭著，至今不可磨滅，那麼用一句話來概括他說就是擔當。……現在皇上以十歲登上帝位，……在這個時候，慈聖太后李氏、仁聖太后陳氏有一起被稱為太后的尊貴，眾宦官掌握著國家大權，外戚攀附而欺凌，而且正值漢那吉侵入，兩廣發起懷遠之軍，國內頗多頹廢的政策，承當這樣艱巨的重任，難道不困難嗎？先生顧念先帝臨終遺命的重大，蒙受聖明君主的知遇，以天下重擔挑在兩肩，以四海歡欣悲戚會為一體，不能推諉，堅定地承擔著。但接受天下的功勞容易；肩負天下的怨憤艱難。先生以一身系國家安危，愛憎褒貶等同浮雲。恐怕君主德行有虧要求有御前講席，所以皇帝的明鑑有圖說，每天的講席有定規。以明察局勢是放縱還是畏懼而施行治亂，所以交給君主，嚴格的約束他。建立考核體制以監督巡撫和巡按，減省驛遞的破費來體恤窮困的百姓，限制進取以重視學校，核實地畝以杜絕分歧和欺瞞，規定檢舉揭發以阻絕行私請託，合併催收租稅以禁止強征拖欠的賦稅，注重誅殺貶謫以告誡貪婪兇殘的人，申明宗藩的條例，裁減冗濫的官員，考察侵吞牟利的糧餉，清理自私占有的田地，嚴格執行死刑的處罰，使九州的人小心謹慎同心協力，輕慢放肆的官吏凜然奉法，肆無忌憚議論的士子停止歪理邪說而尊王，事情可以安守常規的，不改弦更張來開啟後來的爭端；時勢應當變通的，不因循守舊來釀成尾大不掉的勢力。國家如泰山般穩固，疆域如金甌般完好，內憂外患都不產生，北面沒有敵國的侵擾，南面沒有不受節制的梟雄，五種兵器腐朽不鋒利，四方百姓安居健康。這種功勞，是誰建立的呢？張先生願意擔任之心，勝任之手，果斷實現敢於擔任的實效。如果張先生躲避艱難的危險，考慮自身，依靠一個人的特別恩寵和關懷，聯結四方百姓的歡心，國家刑賞完全足以供他使用，這誰會高興呢？即使不是這樣，過著十分悠閒自得的生活，沿襲積弊，固守陋規，全國上下習以為常而安居其中，那誰會產生怨恨？那就是張先生不作為了。噫，伊尹自以一身肩受天下的重任，難道超過他嗎？（見《張文忠公全集》附錄一呂坤書《太岳先生文集後》）
從此以後，私家撰史者對於張居正的評價漸入正軌。只是害怕君主專制的淫威，在神宗一朝，始終沒有人敢為張居正訴說他難以昭雪的冤屈。直到熹宗天啟年間，才由鄒元標為張居正上奏並獲得批准恢復原官以及賜予安葬和祭祀。到此，張居正有功無罪，才重新獲得明朝廷的認可，然而距離張居正去世的時間，已經過去了四十年，此時明王朝也岌岌可危了。（按：鄒元標在張居正生前，曾對張居正肆意地攻擊，大罵他為「狗彘」——見本編第十章——而且鄒元標因此而被朝廷杖責並放逐；居然在張居正死後乃以直報怨，為他洗刷冤屈，得以沉冤得雪，他也是一位有心人啊。）崇禎末年，國事愈發敗壞，難以收拾，國人於是更加回憶張居正的功勞，尚書李日宣等人在崇禎十三年（1640年）上疏請求，當中說：「原首輔張居正受穆宗皇帝遺詔輔政，侍奉皇祖（指神宗）有十年之久，肩負國家重擔，任勞任怨，改革整頓，助成萬曆初年之治。當時中外太平，海內富盛，綱紀法度，無不昌明，他有功於國家社稷，時間一長就有定論了，人們更加思念他。」熹宗批准他的奏請，這時距離張居正去世已有五十八年了，明朝危在旦夕，到此才開始追頌張居正的功德，不也太晚了！有一位詩人曾這樣感慨「恩怨終結的時候才能作出公正的結論，邊疆危急的時刻才能知道人才的難得」。（王啟茂《謁張文忠公祠詩》，見《張文忠公全集》附錄二）明朝崩潰以後，世事變遷，張居正身後的誹謗原本可隨時代流逝而消逝，但是反對者卻又寫出史稿「而懷有私情的人為他的報復平息而高興，追求名聲的人制定或援用苛細嚴峻的法律條文」（見《張文忠公全集》附錄二沈鯉《張文忠公論》），以導致是非不明，功過仍然沒有辦法判定。其中正如《明史》，正如《明史紀事本末》，正如可以借鑑的明顯前例，對張居正大多都不能秉承董狐秉筆直書的做法，雪洗千古的奇冤；而谷應泰的《明史記事本末》尤其又縱容個人的偏見，做出揭露用心的言論；都不足以充當可信史書的眼目。《明史》雖然經過張居正的孫子張同奎在清朝康熙時《上六部稟帖》，請求改正。而得到將「荒謬構架誣陷的言論」刪除，（見《張文忠公全集》附錄二張同奎《上六部稟帖文後附記》）但在張居正的功績，終究還是論說不詳細，而且頗多不滿，這在《明史·張居正傳》，幾乎俯拾即是，必須和同時代的幾人的傳贊相互參考，才能稍微看出梗概。從這以後雖然有林潞、袁枚等人略微申明張居正的論述，（林潞有《江陵救時之相論》一文，本編第十三章曾節引一段；袁枚《答洪稚存書》曾論及吳中行劾其座主張居正之不當；兩文均見《張文忠公全集》附錄二）但僅是片段論述，不值得轉移看法。於是張居正死後沉沒在《四庫全書提要》中所說的「毀譽不一，一直沒有確定的評價」，幾乎經歷二百年這麼久。一直到道光年間，陶澍為他重刊全集，其序文有說：
明朝到嘉靖、隆慶時期，上下官員只知貪圖安逸、吃喝玩樂，不關心國家大事，氣象萎靡不振，江陵張文忠公出來而為之振奮，……他的精神氣魄確實能挽救時局，而學識又足以發揚，確實是自古以來的奇才，不只是有明一代是很少遇到的。只是他的精明才幹達到極點，接近於苛刻，不避勞累與怨恨，懷疑他專權獨斷；被不好的聲名蒙蔽，於是導致抄沒其家殃及子孫，這也是很悲哀的啊！在不被信任的時候，即使聖賢也難以承當，居高位的官員就算如同周公一般，依舊不免於被人誹謗，最終付出代價罷了，歷經數百年，還有人執著仁智不能說盡，以議論他的後人。世上如果沒有孔子、孟子，哪裡有真正的是非？何況張居正不是周公，而想要把天下的重任，以伊尹的責任自居，難道不是太難了嗎？（《張文忠公全集》附錄二陶澍《重刻張太岳先生全集序》）
到此才能以公允的批評，矯正天下人的認知，可以說是張居正死後第一個知己。而同時陳鑾也為張居正申辯，說：
世人議論張居正的人，一般都說是奪情起復，結交馮保而排擠新鄭（高拱）。現在試著以公平而不偏感情地告知；奪情一節，確實是君子所不能接受的；然而中期以來，宰輔習慣成了舊事，君主年幼初立，人心疑懼不安，受恩深重，在處理的時候，人們難以言說。至於說張居正不想離開，暗示部院把他留下，這篇文章捏造的說法，不足憑信。（按此下是討論張居正勾結馮保是出於隨機應變的考慮，已經出現在本編第八章引文部分，不再贅述）唉！孔子死後，天下沒有確定的評價，《春秋》散佚，天下就沒有可信的史書。張居正管理邊防……，考察官吏政績，在千里之外，洞若觀火，英明的策略如李贊皇（李德裕）；處於兩宮後主慈聖皇太后李氏、仁聖皇太后陳氏和年幼的君主之間，心思縝密力量強大，不激進不隨順，辦事幹練而有成效就像呂文靖（呂夷簡）。然而李贊皇被朋黨（對李宗閔、牛僧孺等）所排斥，呂文靖也對范（仲淹）、富（弼）諸位君子不滿。慷慨肩負重任太難了，而大臣謀求治國的心不容易表白（見同上又序）。
王闓運之《江陵書院記》，又稱：
從前聽曾文正公（曾國藩）說：「張居正和唐朝太尉李文饒（德裕字）都以恢宏瑰奇背負世俗的誹謗，而李文饒趕在國家強大之後，張居正正值朝政壞到極點，他的功勳更偉大」（見同上）。
又有官主事的監利人王柏心，除了將張居正遺著里進呈朝廷之外，並且寫有《憫忠賦》以懷念以往。賦中警句如：「由夫子執掌朝政啊，實是身份崇高而地位危急。難道不知道亢龍有悔啊，只是擔心國家為此覆沒。振作朝廷頹敗的綱紀啊，不惜違逆眾人的心愿。遭遇危機而陷入深阱啊，只有朋黨激進！」「功業隱藏而罪責彰顯啊，福祿已經盈滿而災禍到來。早晨如伊尹輔佐而晚上就成了渾敦四凶之一啊，怨憤的人又以讒佞來構陷。」「功勳輕於細微塵埃啊，罪責堆積如邱山。心懷忠信而排斥污垢啊，固然自古就已經如此。」（見同上）反而被時人所傳誦。王柏心又給御史朱琦寫信，稱張居正的功業，朱琦回信說：
張居正，是愚忠的人。大概是明顯知道有害於身而去做的人了；明知道有害於身而有利於國家，又背負著天下後世的誹謗，而勇於作為的人。啊，這真是愚忠的人啊！（見同上《朱琦答王子壽比部書》）
朱琦的這幾句話，正和明朝的忠介公海瑞評張居正為「善於謀劃國家，拙於謀求自身」（見周聖楷所撰《後毛壽登附議》）不謀而合。張居正地下有知，也應該引為知己了。從此世人對張居正的看法就不再被史書所局限，可以從張居正身後留下的著作中尋找；而張居正死後沉積兩百年的冤情，也漸漸得以洗刷。降到近代，名流如梁任公、李岳瑞等，折中西方的學說，對我國歷史人物重新估定他們的價值，對張居正更是加倍讚揚，許他為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