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傳 · 第十四章 江陵之政術（四）——理財政策

張居正不是以理財聞名著稱，他把王安石的創建法制設置官職，以積極發展國家經濟視為己任，固然有點不足；但是他的財政政策，只在「緩解百姓的困苦而增加他們的財富，於是就百姓富足時收取他們的贏餘，作為國家的行政費用」，（見原書第五編《王荊公傳》）那正好和王安石不謀而合。張居正多次告誡神宗以節省用度愛惜人才，並勸阻營造宮室，爭取停止織造，請求蜀地繳納拖欠賦稅，詳情已在先前記述（見本書第九章），他的目的當然不是希望神宗做到像堯、舜一樣的君主，而實在想緩解百姓的困境。因為「老百姓不富足，君主和誰能富有呢」？聖訓昭明，經得起考驗，理財之道，舍掉這個方法應該怎麼更好呢？所以張居正的理財政策，除了用節省用度愛惜百姓的做法經常進諫外，特别致力於為國家經濟開源節流，使百姓安居樂業。他的事跡留傳於史冊，一一可以考證，大約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嚴格釐清丈量田地。萬曆七年（1579年）十一月張居正上奏准下詔丈量百姓田地。說：「高皇帝（明太祖）時期天下的田地八百五十萬頃。到弘治十五年（1502年）已減少二十七萬。年歲長久詐偽滋生，漏洞百出，有所謂的將田地寄在享有免徭役的官吏、紳衿名下，藉此說彼，養號的，掛虛的，過都的，接受進獻的。長時間沿襲，不守法度，凌壓百姓的人有田無糧，窮人攤派困苦不堪。百姓窮困逃亡，形勢如此又不得不請求減少份額，而國家的賦稅日益虧損。」（見周聖楷所撰《張居正傳》）由於職責所在，張居正於是上疏「請普查田畝，整頓田制，凡是莊田、屯田、農田、職田、盪地和牧場都劃定釐清，沒有隱蔽得住的惡事，貧民不會獨自困苦，豪強也不能兼併。另外民間新開發的田地，都收有賦稅，用新賦稅均到舊額里，國家當初的舊額不丟失而老百姓的賦稅得以減輕。有阻撓法律的人都公開下詔嚴厲責備」。從此之後豪強沒辦法兼併，貧民生計小有緩解。這與王安石詩中所說的「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併乃奸回。奸回法有誅，勢亦無由來」的趨勢，差不多近似，即使沒能像王安石的青苗法、均輸法、市易法各種方法積極謀求大的功業，關鍵也不失為富國裕民的原則。 一是治河工程。萬曆七年（1579年）二月治河工程竣工，張居正盡力舉薦潘季馴治理黃河的功勞。「先是淮安以往的水災，但是所波及的只有一兩個縣道城市，揚州本來沒事。到嘉靖年間，黃河決堤在崔鎮、呂泗、沖龍窩、周營等處，往往奪淮河口流入大海。淮河水勢抵不過，有時就在高家堰決口，有時就在黃浦決口，有時就在八淺決口，淮安、揚州各郡，都被洪水淹沒。黃河高出居民屋頂之上，毀壞城郭房屋田地墳墓數以萬計。瀕臨黃河的十個郡縣治理堤壩一年花費將近一億。等到黃河大決口，所摧毀的無法計算。」（《行實》）張居正深深憂慮。「河漕尚書昊桂芳提議恢復老黃河的故道，而總河都御史傅希摯想要堵塞決口，疏導河水回歸河槽，兩人意見不合。」（《明史·潘季馴傳》）「皇上問執政。張居正就說，之前的黃河道御史潘季馴可以任用，就（在萬曆六年夏）下璽書，就在他家任都御史。」（周聖楷所撰《張居正傳》）潘季馴前曾兩次總理河道，經驗突出，他接受命令再次起用，「以黃河舊河道長期淤塞，即使疏浚恢復，其寬度和深度一定不能像現在一樣。建議在崔鎮決口處堵塞決口，修築遙堤以防潰決。又淮河水清黃河水濁，淮河水弱黃河水強，黃河一斗水，沙占六成，到秋季沙就會占到八成，不是很湍急的水流，一定會停頓下來。應當借淮河的清水來刷洗黃河的濁水，修築高堰限制淮河入清口以抵禦黃河的強勢，使兩河合流，那麼海口自然會疏通。即吳桂芳所問到的草灣，也可以不再修理。於是分條上陳六件事，下詔同意。」（《明史·潘季馴傳》）神宗聽了張居正的話，「一切假以方便，長期任職責求完成。從庫存和留所折科漕糧八十多萬金，不問潘公出入。又命令群臣得以分條上陳建議，各方命令不及事事的人，下詔獄審訊的。於是當事人都感到惶恐不安，建官舍於河上，老繭沾道，日夜焦慮煩勞。大概過了一年就告知工程竣工，修築若干土堤，若干石堤，堵塞若干決口，建立若干減水閘，計算費用不超過五十多萬，節省羨金二十四萬歸到水衡錢，現今徐、淮之間，綿延八百里，兩堤相望，曲折延伸接連不斷，幾乎像是長山左右聳峙，而河水流動其中。而且黃河以歸仁堤，勢必不會向南決口，水勢既不能波及陵墓（按：指鳳陽、泗州一帶明室祖墓所在）。又高家堰既已堵塞，澄清也不能奔流到黃浦，全部都會流到清口，匯合黃河由安東雲梯關入海。田地房屋都已經留出，幾十年棄地，轉為農耕。而河上萬艘船隻，有利於快速灌輸，納入大司農了。」（《行實》）潘季馴又以「飛黃河自從嘉靖年間向北改移，河道很淺，遷移不得當，曹縣、單縣、豐縣、沛縣可是苦於水澇，上疏請求恢復舊河」，（《明史·潘季馴傳》）可惜被眾人商議抵制，討論沒有施行。但是從此徐、淮之間，黃河不能為患。雖然沒有治理到根本，導致黃河水患與明朝皇室相始終，（參考《明史·河渠志》二）但接受命令原在治標，即使大利不多，而局部的作用就已經顯明並永垂不朽，這就是潘季馴的功勳是不可磨滅。而以張居正知人善任，水利最終因此而得以布展流暢，漕運更依賴它而得以流通，拯救飢餓困苦的百姓而使他們安居樂業，這造福於國計民生實在是巨大而深遠，當然不只是富足國家的賦稅，作為理財的重要方面而已。 一是興修水利。張居正在水利這一方面特別重視。除了整頓黃河工程以消極的減免百姓的禍害之外，再用力在蘇、松一帶河流的疏浚和整治，以積極增加百姓的福利。所以在萬曆四年（1576年）因巡撫都御史宋儀望請求在松江設立水利僉事，以助益國家考慮，於是從部議派遣御史監督管理。萬曆六年（1578年），又依從林應訓、胡執禮等的建議，疏通吳淞江、長橋、黃浦。萬曆八年（1580年）林應訓又說蘇、松各郡干河支港共數百條，大的就排放河水流入大海，次的就流通湖泊到達長江，小的就用來引水灌溉農田。現在的吳淞江、白茆塘、秀州塘、蒲匯塘、孟瀆河、舜河、青晹港口都已宣告完成，支河數十條，應該全部疏浚開通。於是用宋儀望以前的建議，「特設蘇松水利副使，讓許應逵統領。於是，疏通黃浦八十多里，築塘九十多處，開耕河一百二十三道，疏通內河一百三十九條，修築上海李家洪、老鴉嘴海岸十八里。派發國庫錢幣二十萬，許應逵用一半庫銀就完工了。」（參考《明史·河渠志》六）從此東南河港縱橫交錯，水資源豐富天下第一。都是張居正倡議引導的作用。 一是注重賦稅政策。明朝初年賦稅徭役的做法，仍然沿襲唐代楊炎兩稅法的舊例。到世宗時，由於邊地費用供應緊張，加上興修土木禱求鬼神而致祭，一個月內沒有一天空著，導致國庫空虛，掌管農業的官吏仰望屋頂而嘆息。而這時東南沿海一帶因為倭寇時常侵擾，很多額外提編，以充軍餉。所謂提編，就是加派的稱呼。「這種方法用銀力差排編十甲，如一甲不足，就提下甲來補，所以稱為提編。」後來倭寇雖然平定，而提編的額度不能減少。到神宗繼位，增加的數額既仍然照舊，又大多是沒有限度的徵收，於是拖欠賦稅更多，規避更加巧妙。張居正請求免除拖欠的賦稅，當然在引導皇上以節省用度愛惜民力的做法，其實也是因為拖欠過多，百姓力量有限難以徹底繳納完，與其年年帶徵而只是導致拖欠，倒不如把舊有拖欠的全部免除，差不多使人們能夠全力繳納當年應徵收的數目。這樣，一方面百姓的財力可以稍稍放寬，而同時國庫也可以略微增加收入，這就是張居正所謂的「富國強民，一舉兩得」的作用。（參考《請擇有司蠲逋賦以安民生疏》及《明史·食貨志》二）同時，自從嘉靖以來，幾次實行幾次停止的「一條鞭法」，又在萬曆九年（1581年）頒行天下，永遠寫成法令，百姓的財力更依賴它稍稍緩解。「一條鞭法，總括一個州縣的賦稅，量地計丁，丁糧都輸在官府。一年的賦役，官為僉招募。力差則計算其工食的費用，量為增加或減少；銀差就計算其交納的費用，再加上增加消耗的。凡是額辦派辦京庫每年所需，和存留供給等費用，以及土貢方物，全部合併成一條。都按田畝徵收銀兩，在官府折合辦理，所以稱為一條鞭」（《明史·食貨志》二）。這種方法已經實施，其他差役騷擾便一掃而空，這種方法恩惠百姓，實在不是微薄的。即使這樣，張居正的理財政策，當然不僅僅是以愛民為要務而忽略了國庫的收入，那些加惠於百姓的，並在「緩解百姓的困苦而增加他們的財富，就在他們富有後收取贏餘的部分，以作為國家的行政費用」罷了。拖欠的賦稅既然已經全部予以免除，一條鞭法又立定給予頒布施行，百姓生活已經漸漸得到緩解，就在他們當年應繳之計畝收征銀數，絕不再稍有寬容，而監督命令有關部門嚴格執行催收租稅。並就拿催收租稅的功績，確定為有關部門考核的標準，看他催征的快慢與盈餘短缺，而依從賞罰。在這期間，雖然官吏貪圖功績畏懼罪責，沒有不執行過於緊急，強制繳納過於嚴格，導致不免有擾民的行為。但在農業經濟的時代，國庫大宗的收入，只有全部依賴田賦，為了防止偷漏維持國庫收入起見，催收租稅自然會有不得不特別從嚴的必要。關鍵在張居正立法的本意，根本不是在擾民；有關部門執行得不好，當然也不能因此苛刻要求他嚴令催收租稅的不恰當。歷史上又稱張居正「每年的賦稅過了春天起運，水泛濫，不是決口就會幹涸，於是採用治理漕運臣子的建議，督促船兵，在初冬月兌運，等到年初全部發走，少遭受水災，運行時間長，太倉粟充滿，可以支付十年」。（《明史·張居正傳》）然而，張居正的抑制私慾以公事為重，使國家富足百姓富有，他的功績偉大啊！ 以上所說的，對於張居正的財政政策已經可以略見一斑。此外還有一件事，雖然不是直接與理財相關，但因其影響所及足以富國裕民，自然也可以認為是張居正理財政策的副產品，就是嚴格考查郵政傳遞罷了。在古代交通不便利的時代，凡是奉公差派的官員，下到傳遞公文的僕役，均由地方官員驗明牌照按驛站護送，供應役夫與車馬舟船，來幫助他們趕路前進。這是他最初的目的，原本在便利公務，以免耽誤。等到流弊出現，幾乎導致官員及其親屬均可以假公濟私，乘著驛車來去，這樣騷擾地方，浪費公家府庫，不問就可以知道。等到張居正執掌朝政，於是嚴令限制，切實稽核考查。於是小到地方官吏百姓，大到國家財政，公私都蒙受其利，正好與張居正富國富民的宗旨相吻合。至於交通依賴增加了便利，公務依賴以免於被耽誤，更不用說了。總而言說，張居正的理財政策沒有別的，只是以節省用度愛惜百姓看作皇上發揮物用、使百姓富足的方法，休養生息積蓄以作百姓服役納稅的錢糧，使國計民生相互受益罷了。以發揚《大學》所謂「生之者眾，食之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的宗旨相比較，難道不是殊途而同歸嗎！哦，更是超過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