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傳 · 第十一章 江陵之政術（一）——概說
張居正遭逢明朝皇室由盛轉衰之際，承襲嘉靖、隆慶內憂外患之餘緒，當前的任務，就在於轉移時代的態勢，奠定立國的基礎；而他唯一的政治主張。就是以儒家為立足根基，採用法家精粹的法治精神，毅然以革除舊弊推動創新作為宗旨，而以綜合考核名實賞罰嚴明為主要歸宿。至於他為什麼持這種主張的理由，當以李岳瑞所說的最為詳細。他說：
趙宋以來，儒學愈加盛大而各種社會問題的治理愈加衰敗；道德日益昌盛，國家越來越薄弱。一兩個豪傑之士，不為時代的命運所轉移，而特立獨行，在歷史朝政中大放光明；如北宋的王安石，如明朝的張居正，他們的學問和治國方案，大都以儒家為表，以名法為里。大概沒有專門效法荀子、孟子、程朱一家之術，而可以達到輔佐君主恩澤百姓的心愿的。（見原書第四編《李衛公傳》）
只有如此，所以張居正不惜用盡畢生的精力，以尋求其政治主張的實現。他在嘉靖時期所上陳的時政奏疏以及隆慶時期所上《陳六事疏》，本來已經粗略地說明大概的謀劃；等到他執掌朝政以後，更是又身體力行，始終不放鬆。他任勞任怨、生死不渝就是為了如此；他甘願冒著重大嫌怨備受攻擊也是為了如此。他活著的時候不能被愚蠢的同輩人所諒解，死後又在昏庸而年幼的君主那裡獲罪，固然由於如此；而他卓然超出眾人，自然和一般的忠臣良相有區別，巍然躋身於中國以至世界大政治家的隊伍，而能當之無愧的，更是沒有不繫於此。現在試著擷取其集子中發表政治主張的文字，以此附錄下來，以證明我的說法。
張居正有《與李太僕漸庵論治體書》，立言和上述兩份奏疏互為表里，大意是說：
明朝興國兩百多年了，人們喜歡因循守舊，做事趨於粗糙劣質。另外近年以來社會風氣尤其奢靡，最終導致是非毀譽，紛紛沒有定論，牛馬並駕齊驅而一同疲勞，樂工技拙以充數亂吹而無法辨認，議論像蜂群飛那樣紛紛而起，考察實際的政績卻沒有功效，這就是所謂的國君如果怠於政事，就是臣子應當鼓勵他幫助他的時候。何況我鄙陋微賤又耿直方正，擁戴一個十歲的孩子做君主，站在天下群臣百姓之上，國家的權威沒有振作，就會有羞辱之心。如果不稍加激勵，動用祖宗的舊的法典，以驚醒迷惑懵懂之人，針療重病，那麼或許各種國家政務就會日益毀壞，違法作亂的人暗中看破，然後再想振作起來，就不可能了。所以我自從接任首輔以來，一切都給予正大公正，存心謙虛能容眾物，端正自己儆戒下屬。法紀所應施加的，親貴近臣不能寬恕；有才能就可以任用，即使地位低賤，遠離皇帝也不會遺棄。務必使國家強大，遏制行私請託的門路，減少批評討論，考核名分與實際，以尊崇君主護佑百姓，率領臣下為起創新之事。我也知道法度不適用於彎曲的木頭，明亮的鏡子被醜婦人憎恨；但觀察分析時勢，估計情況的變化，治國理政本來應該如此。……而平庸之眾喜歡推卸徇私，為非作歹的人畏懼精確考察。……就知道平庸的眾人，很難和他們談論平常之外的事情。
這封書信的關鍵一共有三點：就張居正施政的方針來看，就是所謂的「法紀所應施加的，親貴近臣不能寬恕；有才能就可以任用，即使地位低賤，遠離皇帝也不會遺棄。務必使國家強大，遏制行私請託的門路，減少批評討論，考核名分與實際，以尊崇君主護佑百姓，率領臣下為起創新之事」的興起；就張居正施政的動機來看，就是所謂的「人們喜歡因循守舊，做事趨於粗糙劣質。另外近年以來社會風氣尤其奢靡……議論像蜂群那樣紛紛而起，考察實際的政績卻沒有功效，這就是所謂的國君如果怠於政事，就是臣子應當鼓勵他幫助他的時候」；到就張居正施政的反應來看，就是所謂的「平庸之眾喜歡推卸徇私，為非作歹的人畏懼精確考察」。綜合而言，張居正施政，那只是努力實行法家綜合考核名實、賞罰嚴明的原則罷了。
張居正持有這些原則，原因並不是出於偶然，而是被形勢所逼迫導致。張居正說：
國家勢力強大所作所為就沒有不吉利的，國家勢力削弱所作所為就沒有不受到禍害的。……因此君子治理國家，致力於加強國家的根本，振作朝廷綱紀，積聚厚重而安撫，不要讓它有禍亂，如果發生出乎意料之事，趁著它還細小微弱，就迅速撲滅，即使耗費很多也不可吝惜，不要讓它生長蔓延，蔓延了就很難對付了（見《張文忠公全集·雜著》）。
又有人說：
天下的形勢最擔心在形成，形成不能夠立刻扭轉。和平昌盛的國勢形成，想要轉變成混亂不安很困難；混亂不安的時代形成，想要轉變成和平昌盛很困難。混亂不是一天積累的，君上失去治國大道，百姓在下懶散狂放，貪官污吏又用暴政驅趕逼迫他們；於是不法分子就會乘機而起，堤防一旦潰決，即使有智慧的人，也沒有辦法了。官吏被揭發，就會以暴政毒害百姓；但遭受毒害的總不能揭發官吏，而揭發官吏的，都利用權勢橫行霸道鄉里不畏懼國法。盜賊的興起，是因為迫於饑寒，然而饑寒的人不能做強盜，而當盜賊的，都是一些遊俠報仇不顧性命喜歡作亂打鬥的人。他們正含著兇狠拿著刀來搏鬥挑釁，而在上位的人又以擾亂治安的罪名驅逐他們；借他們怨怒憤恨閒暇無聊的心理，以鼓動他們喜好違法作亂的氣焰，火焰燒到猛烈，一天就想要撲滅它，能做到嗎？所以洞察先機而預先考慮秘密地消滅它，是上策；不幸而禍患形成，在上位的人有人能把責任歸罪於自己，拯救疲勞困苦的百姓，誅殺貪婪狠毒的官吏，使天下人們，心向皇上而不分離，那麼盜賊的勢力就被孤立而響應他的人變少。所以趨勢尚未形成……，具有中等才能的人就可以謀劃保全；趨勢已經形成，具有智慧的人也不能用心（見同上）。
張居正在當時混亂的局勢既然認為由於貪官污吏的驅迫，那麼如何對付這一趨勢以求得正本清源，他在不得已才使用威權，以懲處貪污而安定百姓。所以說：
治理的方法沒有比安定百姓更重要了。……在嘉靖中葉，商人在朝中掌權，財貨賄賂都流往上層，百姓嗷嗷待哺，生死不保。此時景象，和曾經的漢、唐末世有什麼區別呢？隆慶年間……，進身為官之路比較清明，百姓開始安穩。而朝廷綱紀不能振作，壞習氣還仍然存在，虛浮的禮節越來越多，實惠越來越少。我常常想現在不一定再有所變更，只有依靠效法我們的明太祖安撫護佑百姓的一個心念，用來頌揚上帝，奠定國家的根本罷了。所以自從任職以來，……剷除強暴誅殺凶頑，剔除奸邪釐清改革，有不得已而使用威權，只是想用以安定百姓罷了。奸邪之人看到對自己不利，卑鄙地說道當時朝政苛刻嚴厲，用來迷惑動搖眾人。……俗儒通曉治國之道的少，即使努力遵循君上的命令，而實際上內心並沒有認可（《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言致理安民》）。
他使用威權的理論根據，純粹是來源於歷史的教訓。他說：
三代到秦朝，天下一統再次開闢。創建的方法，到現在遵守它認為都有好處。史書上說他得到了聖人的威嚴。令秦始皇有賢能的子孫守持他的法度而更加振作，積累了幾十年，接續的宗親世代家族已經剷除盡了，德高望重的師長和年老的博學之士一聽到就全部離開；百姓中再次興起的，都改變原來的觀念而聽從皇上的命令。即使有一百個劉邦、項羽，能做些什麼呢？明太祖以英明勇武平定天下，他理政重在用威權來強制，前代繁文縟節擾亂治理的壞習氣，都削減殆盡。這些都剷除消滅，秦代的法令在這裡不能嚴厲制裁，又是天下一統再開闢的人。即使經過二百多年，多次經歷大的變故，而國內民心安定不為動搖，這是用威權的功效。（見《張文忠公全集·雜著》）
張居正主張用威權，他堅持要這樣的。至於他的實施方法，就一方面以威權的名義寄於君上，使增強其效力；一方面以威權的實際權力集中在內閣，使發揮它的作用；其中經過的情形在前面一章已經出現，這裡不再重述。特別是因為當時的「各種國家政務日益毀壞，違法作亂的人暗中窺伺」，而張居正就用威權治理，強壓令其禁止，那麼反動勢力的發生，自會成為當然的結果。但看用威權一事，實際上是張居正施政所必需的。政治上遵循名分責求實際，固然還有待於使用威權；軍事上整肅軍紀經略武功，尤其是不使用威權就不能辦理；下到肅清反叛，謀劃統一聲威，更依賴使用威權來作為後盾。大概在專制時代，要想尋求政治法令一定施行，而群臣百姓又不能像共和國人民養成服從的美德，那麼和他們高談仁義就會少有功效，寧可讓他們畏懼威嚴而能收取成效。使用威權的舉動，既然勢在必行，那麼反動勢力的產生，張居正自然也在所不計。所以張居正在《上徐文貞論大政書》中曾有如下的解釋：
我自從任職以來，日夜憂思，吃不好，睡不好，為了擔憂公家的事，這樣已經四年了。這期間的用心，要以尊崇君主的威嚴、安定國家大事、振作綱紀、剔除壞人壞事為己任，有力排除群臣的不同意見、公開觸犯民眾忌諱而不管。難道真的不懂得自愛而放肆以自身為眾怨的聚所嗎？我私下考慮，俗話說：「僅有一點挈瓶汲水的淺薄見識就能守住汲器不外借。」皇上年幼，普天下的重任委任給一個薄弱的身體。現在不致力於為主持公道，滅除私念，支援衰敗，而躲避世俗的責難，以討好一時。如果將來君主通曉國事，臨朝聽政，有的荒廢而不修整，綱紀廢弛而振作不起來，一定會說：「我把天下的事交給你，而現在卻到如此地步」！那麼即使我張居正躬身隴畝，埋於地下，也不夠殺戮啊。因此違背眾人的罪小，辜負國家的罪大，偶然的誹謗輕，將來的譴責重。御史台論說有人還是沒有宰相的風度，我張居正將會怎麼辦呢！只有鞠躬盡瘁罷了。
「以尊崇君主的威嚴、安定國家大事、振作綱紀、剔除壞人壞事為己任……竭力排除各種議論使自己的主張占上風，公開觸犯民眾忌諱而不管」，這是張居正立志不移而昭示於天下後世的。張居正剛毅而發出此言論，不是隨意做出的，大概張居正堅定相信他具有一定的功效。然而，其功效到底如何呢？張居正說：
諸葛亮說：「法度施行然後知道感恩」。現在的人不通達治理，動不動就以姑息縱容為有德，等到遭受刑辟，然後就跟著責備他，這是欺騙民眾的。我執政之初，也有人認為嚴厲刻薄少有恩情。但是，現在幾年之間，官吏注重守法循職，各種政務得以推行，賢能的人施展功用和能力，沒有出息的人也得以免除罪過，不遵循法度，他所成就的有多少？安定保全的有多少？所以說：小仁是大仁的禍害。子產鑄造刑書，規制農田，治政崇尚威嚴，而孔子稱讚他說：「聰明人！」那麼聖賢人的意思，決定可以認識了。（《答閩撫龐惺庵書》）
又說：
富有的人是怨恨集聚之所；利益是禍害的根源。而人們之所以能保持他的富有而大家都不敢偷竊的，依靠的是朝廷的法度罷了。他們不用法度自我檢驗，卻依仗他的財富和勢力，施利以招致怨恨；那麼人們也將會不畏懼國法而挾持怨恨以肆意發怒。這些人，在太平盛世就不會被國法寬恕，在混亂不安的時代就會首先被大盜賊所窺伺，怎麼能長久保有他的富有呢？現在能奉公守法，在一百個牲畜中繳納出來一個，就能完成多年拖欠的賦稅，使追逐呼叫的官吏在門庭里巷消失，和順善良的聲名就會被官府所表彰；從此秉持禮節以保持這個趨勢，遵循法度以保持他的富有，即使有黃金像糧食一樣堆積如山，也沒有人敢偷窺，一輩子乘坐堅固的車，趕著肥壯的馬，恩澤子孫後代；它的利益，不也很豐厚嗎！……嬰兒不理髮就會肚子疼痛，不剖開癤子就會逐漸加重；而慈母愛子，一定要剃掉他的頭髮並且剔除癤子的，是為了使他忍受小的病痛，而令他得到最大的快樂。我私下認為他們當中在執法的官吏，當神主而禱告，又有什麼誹謗議論呢？（《答應天巡撫胡雅齋言嚴治為善愛》）
張居正以小的仁愛為大仁愛的禍害，把嚴治當作和善慈愛，就是他所認為的用嚴法治理的功效。凡是秉持法家功利的說法的人，這個結論大致如此；而張居正用來應付當時混亂局勢，他態度從容，不慌不忙，固然已經很明顯了。即使這樣，張居正以儒家的立場而實行依法治國，當然已經用盡心思，不逃避指責，只是他所選取的立場，只是站在儒家的立場上吸納法家的思想對儒學進行改造，絕不是想拋棄儒家原有的傳統地位。所以他論說學問，仍然一直以尊崇孔子為旨歸，不過以法家的精神灌注到原有的儒家學說上，使其成為法治化的儒學罷了。所以他說：
孔子周遊列國時運不遇，他提出見解或主張，也依據各個人的根器，循循善誘，固然沒有專門發表一言正如目前所說的話頭，大概都是方便施設。他告訴魯哀公，說「政事在於節約財物」；對齊景公，他卻說君應盡為君之道，臣應盡為臣之道，父應盡為父之道，子應盡為子之道；在官署，他就說辨正名稱和名分；在楚國，他卻說使近處的人受到好處而高興，遠方的人聞風就會前來投奔：也未曾單獨發表一言，不考慮當前形勢的需要而嘮叨不休。推究觀察他經綸的大概，就只是效法文王、武王，志在依從東周的禮制，以生活在現今的時代，偏要恢復古代的做法為禁戒，以身居低位不自暴自棄為準則。老死不實行古代的做法，還拿著魯國史書以保存周禮，所以說：我「志在春秋」。他的心志是什麼心志呢？志在依從周禮罷了。《春秋》所記載的，全都是《周官》的典籍。「孔子是殷商之人，難道不想實行殷商之禮嗎？《周官》的禮法，難道完全超越前代而不可改變嗎？生在東周的時代，身為東周之臣子，不敢背離。……現在談論學問的人，都說遵循孔子，卻不知不致力於孔子之所以安定社會樹立教化，而甘願實行復古的罪責，這還能說是學孔子了嗎？」（《答南司成屠平台論為學書》）
以當代所謂儒家崇尚「復古」，而張居正就引用孔子的話，以復古為有罪，這就與法家重視效法當今的意圖相符合了。至於他以孔子為例，以公開攻擊儒者的罪過而暗中支持法家之說，那麼又是我所說的「援引法家滲入儒學」，李岳瑞所說的「以儒學為外表，以名分法家為核心」的原因。但看張居正秉持這一立場，還不只是在面對復古這一件事，他在王道與霸道的爭辯上，也同樣持有同一個立場來論說。他說：
回憶過去我剛剛進入政府，要實行一兩件事。吳旺湖對人說：「我們對張居正執掌朝政，應當實行帝王之道，現在觀看他的辯論，不過富國強兵罷了，特別讓人失望」！我聽說後笑著說：「旺湖過分地稱讚我了。我怎麼能使國家富裕軍隊強大呢？孔子論說政治，開口就說糧食充足，武備修整；大舜命令十二牧，也只是說要敬授民時，不違時令；周公執政，他也是只能夠治好戎服兵器；我何嘗不想國家富裕而強大呢？後世學術不能辨明，高談闊論不能實用。竊取仁義，叫作王道；初涉富強，就說霸術。不知道王道與霸道的區別，義和利之間，在心不在行動。為什麼一定仁義就是王道，富強就是霸道呢？」（《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言王霸之辨》）
感慨自從孟子（字子輿）創立「以施行道德仁愛的人稱為王，以勢力假借仁義的人稱為霸」的說法，後來的學者，不明白他為了糾正當時諸侯偷竊進攻的弊端，不得已才有這種偏激的言論，於是就被奉為一成不變的圭臬，致力於為仁義的迂腐言論，全部摒棄富強而不顧。把社會的弊端擴充到了極致，坐在朝堂之上下令，藉助虛偽的恩惠來粉飾太平。在宴席之間，務必謙退禮讓而奢談美德；更厲害的是不修整武備，就稱治國崇尚無為，外敵侵凌，就他們看作水塘里的小賊寇；至於說到富國裕民的方法，更是看作細枝末節，聽到聲音就嚇跑了，就如同糧食財貨這樣資本，可以坐談而致。我們國家百姓貧困國家薄弱，累積久了卻沒有人挽回，打瞌睡而變本加厲的，誰不是畏首畏尾小儒能夠承擔罪過嗎？張居正高舉孔子足食足兵的宗旨，義正詞嚴，足夠使小儒吃驚，他發揚儒家聖人教化的作用，並不少，當然不是僅僅援引法家滲入儒學罷了。至於他為什麼使用法家的思想來努力求取富強的，卻又在適應當時的形勢，期望以富強防患於未然。所以他說：
財貨不夠就會爭奪，信任不堅定就會虛偽；爭奪與虛偽，是大奸大惡之徒所依賴的。如何守住最關鍵的？是人。如何聚集民眾？是財利。財貨豐富而禮義產生，就是有大奸大盜，也沒有人敢乘機作亂。以前孔子論述理政，說：「只要有充足的糧食，充足的戰備，人民就會信任他了」。如果不是萬不得已，不敢除去其中一條。所以善於為國家著想的，不要讓到了不得已的情況。要事先消除禍患，使地方安定，使人民休養生息，只在安撫愛護養育啊！只在安撫愛護養育啊！（《荊門州題名記》）
這種見解，純粹是把仁義系在富強之中，幾乎把王道與霸道熔於一爐，所以稱為援引法家滲入儒學也可以，就是稱為揉合法家和儒家成一體，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張居正的政治主張，大概都出現在這裡。只有張居正固然是一個親身實踐的大政治家，而不是僅僅沾沾自喜於空泛政論的宣傳。有關於政策的文字，關鍵是上述幾篇比較有系統，其他零星片段，散見於集子中的，幾乎都是就事立論，不足以借取來參考驗證。加上誹謗留在身後，史上有缺文，所有張居正的生平政績，太多都無從考證。現在所記述的，有所缺漏在所難免。所就可以談到的，就是張居正實際的政治設施內容繁多未經記錄，但凡是張居正所論述的，固然沒有不奮起而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