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傳 · 第九章 江陵之柄政（中）
劉台彈劾張居正，說：「進言的人都希望陛下（指神宗）像堯、舜一樣，而卻沒聽說責求輔臣（指張居正）像皋陶、夔一樣」（見《明史·劉台傳》，詳見下章）。唉！劉台說這句話，多麼荒謬之極啊！而神宗只是一個昏庸無知的孩童罷了。只因為憑藉祖父的餘蔭，慶幸得以統治中原。假如沒有張居正以輔佐而匡正侍奉他，那麼他肆意作惡的行徑，一定會從幼年就已經明顯，恐怕不能等到闖王李自成聚眾作亂以及清兵入關，而明朝的社稷宗廟就已經滅亡很久了。在張居正生前，本來依賴他的輔佐之功，來挽回長期衰弱的國家局勢；就在張居正死後，仍然享受他的餘蔭，以勉強支撐二十年的太平。張居正對神宗皇帝的功勞確實不能說不厚重，但看他是用什麼來報答張居正的呢？張居正作為前朝接受遺詔的元老，積累十年公正忠誠的辛勞，而就在他屍骨未寒之際，這麼快就忘記每天倚靠信任他的深切，只因為像水潤物那樣暗中挑撥的壞話很多，差點導致張居正被戮屍的慘毒。嗚呼！像張居正這樣身為臣子，或許無愧於皋陶、夔，而神宗作為君王，他與堯、舜的差距，又怎麼能用里數來計算呢？這就是為什麼史學家考察他們君臣相遇合的遺蹟，而禁不住感慨了。
張居正做內閣首輔十年，功在國家。他在諸方面都卓有成效，有關一個朝代興衰轉移，容請以後另用專門章節詳細敘述；現在就先以他關於輔佐君主匡正王室的內容，概括地談一談。倘若了知張居正於君臣的本分，大義凜然，用當時所推崇的倫理觀念加以約束，固然不失為一代完人啊。
隆慶六年（1572年）六月，高拱已經離職，神宗駕臨平台，召見張居正慰勞他說：「先皇多次稱讚先生是忠臣」。張居正叩頭流淚謝罪說：「現在國家重要的政務，只在遵守舊的典制，不必變更。至於講求學問親近賢臣，愛護百姓節省開支，又是先君所道。請陛下留意！」神宗認為好。這是張居正教導神宗的開端。不久，張居正就請斟酌安排朝講日期，奉旨「常朝定在三、六、九日在御門聽政，其餘的時間裡就到文華殿講讀」。每逢講學的日子，確定在日出的時候用完早膳立即講讀，一直到吃午飯為止。張居正不久又進獻《帝鑒圖說》。神宗看到有人捧冊進來，突然站起來，命令左右侍者展開冊子。張居正在一旁陳述大義，神宗對答如流，於是立即給付史館。有一天神宗駕臨文華殿，講授完畢，瀏覽到漢文帝在細柳慰勞駐軍之事，張居正就說：「皇上應當留意軍備。祖宗以武功平定天下，太平日子過久了，武備日漸鬆弛，不能不及早謀劃。」神宗稱讚。又上奏請求第二年正月上旬即御殿日講。萬曆元年（1573年）十月，張居正進見講學，談到宋仁宗不喜歡用珠子裝飾。神宗說：「賢臣為寶，珠玉有什麼好處！」張居正說：「明君看重五穀而輕視珠寶，五穀能養人，而珠玉餓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神宗說：「是的！宮裡的人喜歡打扮得很艷麗，我每年所賜給的未嘗不節省的。」張居正說：「皇上說到這裡，那是國家百姓的災禍。」神宗又問：「秦始皇銷毀兵器。棍棒都可以傷人，為何要銷毀兵器呢？」張居正說：「君王布施恩德修身理政，以凝聚民心為本。天下的禍害，每次都出於所防備之外。秦國滅亡在戍守的士兵手裡。所以，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神宗說：「是的！人心堅定了就真的能夠戰勝上天。」萬曆二年（1574年）正月，張居正上奏請求接見廉能的官吏，以仿照祖宗午朝的禮儀。神宗聽從了，於是駕臨皇極門，召見上朝覲見的清廉卓越的浙江布政使謝鵬舉等二十五人，特別獎勵。張居正又把所刪定的《大學講章》一冊、《虞書講章》一冊和《通鑑講章》四冊進獻，以供給神宗溫故知新之用。不久，由於神宗談到建文帝在外題詩之事，張居正又上書太祖所撰的《皇陵碑》。張居正等到神宗看完後，就說：「祖宗當時艱難，大概以上天之心為心，所以能夠創立基業、功勞顯著。皇上以聖祖之心為心，於是就能永保大業。」於是就趁機敘說太祖貧賤時的事情以及即位後的勤勞節儉。神宗悲傷地說：「我敢不努力效法祖宗！然而還要依賴先生您的輔導。」這一年十二月，張居正率領大臣獻上屏風。屏風上繪製全國疆域和職官姓名，採用浮貼以便於更換。神宗命令設置在文華殿後，經常審閱。萬曆四年（1576年）五月，張居正和大臣等請求神宗閱覽奏章，當時就讓神宗閱覽太祖親自批覆的疏稿作為參照。神宗說：「是的！」張居正於是就挑選內閣所收藏的太祖手諭六十三道、御製四十四道、聖旨和帖共六十道，獻上去。萬曆七年（1578年），神宗患有疾病，慈聖太后命令僧人在戒壇上設置法會救度眾生。張居正上奏說「戒壇遵奉太祖的命令禁止到現在，因為當時僧眾好幾萬，恐怕發生變故敗壞風俗。現在怎麼能又開這個禍端呢？」在戒壇上創立法會之事於是就停止了。不久神宗的病痊癒，徵收光祿寺十萬貨幣。張居正上奏說：「財貨賦稅有限，浪費揮霍無窮。就會導致儲存空虛，不幸趕上四方水旱之災，戰場上意外的變故，就會令人寒心。從這以後，希望皇上努力節省，如果再徵收貨幣，我們就不敢奉詔了。」當時神宗逐漸完備六宮，太倉所儲備的糧食屢次都應有進賬。張居正上交戶部所呈的錢糧數目供皇帝觀覽，請把它放在座位旁邊，經常審閱，量入為出。就說道：「萬曆初年收入四百三十五萬有餘，萬曆六年的收入只有三百五十五萬有餘，就已經少了八十多萬了。萬曆五年每年拿出三百四十萬有餘，而萬曆六年所出就達到三百八十八萬有餘，就已經多出了四十萬。年支出超支在前，年收入就會減少在前，這不能不留意啊。帝王的規制要量入為出，計劃三年支出，一定要有一年余出來才可以。更何況財物只有這個數，想方設法巧取，不能有所增加，只有注意節省，那麼需用才會滿足。」神宗讚許並採納了他的意見。七月，給事中顧九思、王道成等以江南水災，請求罷除江浙織造內臣。神宗把奏摺拿給張居正看。張居正上奏說：「百姓困苦重重，應當召回孫隆。」神宗說：「他們織造用作禮物的絲織品快要完了，應當等到明年春天罷免。」張居正說：「地方上多一件事情，那麼就有一事的困擾；寬一分，就得到一分的恩惠。遭受災害地區的百姓疲憊，不能催收租稅，就暫時除去，等到莊稼逐漸成熟，就可以恢復了」。神宗聽從了。萬曆八年（1580年）十二月，張居正請求囑託儒臣做成一冊歷朝《寶訓實錄》，分四十多則，即創業艱難、勵精圖治、勤學、敬天、法祖、保民、謹祭祀、崇孝敬、端好尚、慎起居、戒游佚、正宮闈、教儲貳、睦宗藩、親賢臣、去奸邪、納諫、守法、敬戒、務實、正紀綱、審官、久任、重守令、馭近習、待外戚、重農、興教化、明賞罰、信詔令、謹名分、卻貢獻、慎賞齎、甘節儉、慎刑獄、褒功德、屏異端、飭武備、禦寇盜；又命令依次進呈，等到第二年開始講學，各個有關部門的奏章關鍵重要的，就講完當面裁定。當時神宗注重書畫文辭，張居正認為那是寫作的小技巧，和君主修身立德治國理政沒有什麼關係，所以有這個請求。萬曆九年（1581年）正月，張居正請求命令翰林輪流值班，應對文章，或者讓他們侍奉皇上飲宴，請教經書的義理，陳說治理之道，如同唐宋舊例。萬曆十年（1582年）二月，張居正上奏說：「使百姓安定的措施，在於了解他們的疾苦。現在還有一件事是對百姓有害的，就是帶徵稅糧（另立名目加收或將累年積欠一併徵收）。老百姓財力有限，一年的收入只夠供給一年需用，不幸一年歉收，眼下還不能度過，難道還有餘力進一步完善多年累欠的賦稅嗎？有關部門逃避職責，往往將今年所徵收的稅賦抵擋完累欠的賦稅，就今年所欠下的賦稅又成為將來的帶徵了。更何況徵收的份額繁多，年份混雜，百姓們竭盡民脂民膏，小吏們慾壑難填，更嚴重的是那些沒有出息的官吏甚至豪取掠奪。……乞求告知戶部核實萬曆七年以前所拖欠的全部賦稅都免除掉，將出現一年征額責令全部收完，在老百姓容易辦，在有關部門容易徵收，這對官府和百姓都有利。」神宗聽從了。詔令下達，朝廷中外都非常高興。
綜上所述可知，張居正之所以勸勉引導神宗，讓他講求學問勤於政事，節省用度愛護百姓，以期望他不流於惡而不愧為君，已可略見一斑。但是由於期望過於急切，督察責求自然難免過於嚴格。就有一天神宗在御前講席讀論語讀到「色勃如也」，錯讀成「背」字。張居正在一旁嚴厲地說道：「當作勃字讀！」神宗害怕得汗毛直豎，一同列席的人都因驚恐而失去原來的容色，這是一件事情。慈聖皇太后李氏訓導皇帝嚴格，每次嚴厲責備，並且說：「讓張先生聽說了該怎麼辦呢？」於是神宗非常害怕張居正。等到神宗漸漸長大，心裡開始厭煩，這又是一個問題。這凡是在賢明的君主，自然可以明鑑他的忠誠而委婉地加以寬恕，甚至讚賞他的匡弼而加倍給予尊貴與榮耀。但是因為神宗皇帝的昏庸，即使有慈聖皇太后督促告誡，不能不虛心地聽取，實際上回顧卻難以忍受，早就生出厭惡之心，這也是張居正為什麼最終沒能免於死後禍患的原因。
以上所述的，特別專為張居正直接糾正和教導神宗來說的。除此之外還有兩件事，即張公考慮國家隱患的預防策略，間接將君主及其皇室安置於泰山般的安定穩固之中，那就是控制宦官和節制親王貴臣而已。
嗚呼！以張居正忠貞侍奉皇上，而神宗卻三心二意，只以刻薄無情來回報他。是張居正有負於神宗嗎？還是神宗有負於張居正呢？如果神宗死而有知，我知道他也很難自行解說！
以上所述的，專門就張居正用來匡正輔導神宗的內容來說的。此外還有兩件事，是張居正用來防患於未然的謀略，間接來說就是把君主和皇室安置在如泰山磐石這樣穩固的地方，控制宦官和節制皇親貴戚罷了。
歷代宦官的禍亂，漢朝和唐朝最為厲害。明太祖雖然出身平民，考慮到宦官的害處，了解最深，防範最嚴。看他所說的「在宦官之中求取善良的，一百個之中難得一二。用他們作為耳目，就會遮蔽耳目；用他們作左右親信，就要駕馭有道，只要讓他們畏懼法紀，不能讓他們有功勞。有功勞就會驕橫恣肆；畏懼法紀就會檢點約束」（見《明鑑》卷一）。可以說是明了控制駕馭宦官的方法了。然而，從明成祖以後，宦官又漸漸得勢。如永樂（成祖年號）年間，鄭和以一個內侍的身份，竟然有遠征南洋的成就，他的權勢有多麼大可想而知。但還沒有到有害社稷。到明英宗的時候，由於宦官王振的鼓勵而親征也先，以致有「土木之變」，那麼英宗已經親自蒙受他的禍害了。到明憲宗任用宦官汪直掌管西廠，後來又命令他處理邊防事務、軍隊和百姓就已經交相遭受他的困擾了。等到明武宗寵幸任用劉瑾，宦官劉瑾獨攬朝政大權，殘害忠良，甚至想要把整個天下都讓給他而「任他來取」，那麼，國家差點都被他動搖了。追究宦官為禍作亂的根源，大概是因為那些人每天住在宮裡，侍奉在皇帝的左右，如果遇到昏庸的君主，沒有不受其蠱惑蒙蔽，以致倒行逆施的。明朝的國政不能振作，這也是其中的一個癥結。但是當張居正執政的時候，他們這些人大都俯首聽命，甘於就範，沒有人敢獨斷專行的。（參閱趙翼《二十二史札記》）這也是張居正擅長控制他們才得以如此。張居正執掌朝政，政治權力集中在內閣，內閣權力又集中在張居正一人身上，凡是軍國大事，內侍都不得參與，這樣就足可以杜絕他們這些人專權的跡象。立即派去京城外採買織造的內臣，也因為張居正嚴厲制裁而不敢仗勢作惡。至於張居正所能掌控駕馭的人，就在善於利用馮保。觀看以下兩件事就可以得知：
神宗剛剛登基，馮保日夜侍奉神宗起居，照顧護理很是上心，有一點小的摩擦就立即上報給了慈聖皇太后。……乾清宮年輕的內監孫海、客用等引導神宗嬉笑娛樂，都很被寵愛，慈聖皇太后派遣馮保抓捕孫海、客用，杖擊後就把他們驅逐出去。張居正又列出他黨羽的罪惡，請求驅逐，而命令司禮監孫德秀等以及各個內侍自己陳述，皇上裁定去留。（《明史·張居正傳》）
南京有位小宦官喝醉侮辱給事中，言官請求追究查辦。張居正將很偏激的趙參魯貶到外地以此取悅馮保，而慢慢說服馮保壓制他的黨羽，不要參與六部事務，奉命出使的人時常命令錦衣衛暗地裡探聽。他的黨羽因此怨恨張居正而心裡不再依附馮保。（同上）
張居正就是這樣善於令他們相互制約，因此即使以馮保的才能足可以幫助他們作惡，而最終都不敢稍有放縱，其他的宦官更不用說了。等到張居正死後不久，而徵稅採礦的內臣，竟然老樣子再次萌生，肆無忌憚，激成民變而動搖國家根基的，史上的記載不斷。到明熹宗朝，宦官魏忠賢的禍亂又起。於是內憂未停，外患乘勢而起，明朝最終得以亡國。然而，張居正在禍患尚未萌生的時候就根治消除的功勞，沒想到將由這個反證而更加明顯了嗎！
在過去專制時代，外戚宗室的禍亂，屢見不鮮。大概因為皇后的尊貴，宗室的親近，如果沒有防微杜漸的良方，每次都會引起傲慢專橫不守臣節的禍亂。其事理顯明，不用再重複敘述了。張居正在外戚上力主制止。就以慈聖皇太后李氏對張居正禮遇隆重，信任深厚，考慮到太后生父李偉請求賜封的時候，張居正也堅持封他為伯爵，不允許違反規定世代承襲，至於上書力諫，大略說道：
現在皇上孝敬慈聖太后，怎麼能有比明世宗的廟更好呢？而慈聖皇太后李氏厚待外戚之家，怎麼能還有比慈孝獻皇后更好呢？現在以世宗皇帝不能超過，慈孝獻皇后也不能逾越，而慈聖皇太后李氏和皇上一定要破例處理，這是我們臣子之所以害怕而不敢擅自仿效的。孝道在於不違背禮制，而必須依照禮節侍奉他們；恩澤雖然無窮，但一定要用道義來裁定。權貴外戚之家，不怕不富有，怕不知禮節；富有而遵循禮節，富貴才能長久。逾越本分的恩典，這不是厚待之理；超過界限的請求，這不是用來保護自己的方法。（《請裁抑外戚疏》）
這本奏疏在嚴格公正之中，講明利害所在，因此最終獲得批准。到神宗大婚之後，又命令內閣為皇后的父親王偉等擬定旨意封為伯爵。張居正又上疏，引用太祖的規定非軍功不能封爵，明世宗命令告知外戚不允許封爵，盡力勸阻皇上不要違背祖宗定製。神宗勉強採納了他的意見，只封王偉伯爵而不允許世襲，至於王偉的弟弟王俊、其子王棟等，卻最終都沒有得到賜封。凡是這些不僅僅是慎重爵位的賞賜來看重名號，尤其在防止後患而安定王室，他的用意確實非常深刻而且細緻。至於分封宗藩，就在教導之外，尤其重視安撫。明代宗藩的權勢，起初本來失之太重，最終導致開啟燕王（成祖）「靖難之役」，朱高煦在樂安聚兵的叛亂。到了明世宗一朝，鑒於寧王朱宸濠的叛亂，於是在宗藩上嚴加限制，所定「宗藩條例」，尤其務必要嚴厲苛刻。這固然在力求懲戒前面的過失，然而權衡親愛親人的感情，就又未免矯枉過正。張居正為了力求兩相兼顧起見，一方面教導宗藩，勸勉他們要沉著穩重不要擾民，慎守臣節自求保全，正如集子中《壽襄王殿下序》中所說：
凡物用有利於自己的，就希望常常對自己有利；沒有利於自己的，就一天不能相守。……賢能的人令人喜愛而推崇，令人順利而保全。……你積累的很厚重了，我不能多加給你；你就核算你所擁有的，謹慎使用罷了。……精神不能過度消耗、愛惜它就會凝聚；福祿不能突然享用，珍惜它就會長久；強盛不能大大地依靠，愛惜它就會堅固。所以聖人的言論說：「治理百姓和存心養性，沒有比少私寡慾、保養精氣更為重要的了」。
由此就見，他教導皇帝的苦心。另一方面則盡力引導神宗以親厚和睦的道理，正如《請裁定宗藩事例疏》所說：
命令是用來宣布誠信，改變數次就會招致懷疑；綱紀是用來防止奸惡，經常改變就會被忽視輕慢。……只要想編成史冊，昭示將來，就必須考察國家體制，審查人事情理，在上不虧於彰顯親睦宗族的仁愛之情，在下不失斟酌盈虛裒多益寡的方法，使情理法理公允協和，損益得當，就足以作為常道久遠的規劃，垂教萬世不變的典章。
就可以知道他安撫的宗旨。接著又就不恰當的十一條案例，請求下令讓禮官集合商議，記作法令。各個諸侯宗室於是感激皇上，但厚薄親疏就有了禮節。唉！像張居正這樣的人，難道不是善於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骨肉親情嗎？
我的書由於篇幅限制，所記述張居正輔佐君主的謀略暫且寫到這裡。然而由上述來看，張居正致君堯、舜的苦心確實已經清楚可見。只是可惜神宗雖有皋陶、夔這樣的臣子，而不足以大有作為！明朝最終不振，雖說是天意，難道不是由於人的謀劃不夠完善嗎？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