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傳 · 第八章 張居正之柄政（上）
隆慶六年（1572年）五月，穆宗身體不適，召集張居正和高拱、高儀一同接受遺詔輔佐朝政。第二天明穆宗駕崩，明神宗繼位，年齡才十歲。朝廷下詔令張居正察看大行皇帝（舊時皇帝或皇后初崩稱為「大行」，此指穆宗）的陵墓。當時張居正和高拱因為太監馮保的事，嫌隙越來越深。等到張居正察看陵墓回來，高拱已經被馮保誣陷罷免。高儀不久也因病去世。張居正從此就以內閣首輔的資格，一人掌權了。
張居正和高拱原來互相十分投合，高拱得到再次啟用，也是張居正所引薦招來的。自從皇后陳氏、皇貴妃李氏相繼離位後，兩人以志同道合的交情，繼承周公、召公共同輔政的佳話，實在應該同舟共濟，相得益彰了。無奈高拱蓄意報宿怨於徐階，唯恐來不及控制徐階。張居正無論為公為私，在當時情勢之下不能幫助高拱落井下石。而高拱以張居正不肯輕易認同，最終遷怒到他。兩個人的嫌隙最終激化，高拱自然不能推卸責任。至於馮保的事，就尤其以高拱剛愎自用而自招憂患，而促成馮保反咬一口。根據《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的記載：
當時太監馮保正在朝中掌權，假傳大行皇帝遺詔說：「閣臣與司禮監一同接受臨終遺命」。朝廷大臣聽了都很害怕。一天內派人傳聖旨到內閣。高拱說：「這話是什麼人說的？皇帝年幼，都是你們做的，我要把你們都驅逐出去」。宦官回報，馮保因吃驚而改變神色，謀劃驅逐高拱。
由此可知高拱的離去固然是因為馮保陷害，而馮保陷害高拱，又是高拱逼迫使其如此。高拱對於馮保掌管司禮監，當初因為討厭他的為人，所以吝惜而不給，等到馮保假傳詔令自己取得，高拱又想把他的權力收到內閣，接著又命令科道各官紛紛上奏彈劾馮保，想要用嚴厲的法令來處置他。馮保以一個宦官小人的身份，在這種威脅之下，怎麼能不努力謀求自衛，一定要除掉高拱後才感到痛快嗎？確實啊！正如陳鑾之言所說：
明朝宦官的權力，根深蒂固，一下子很難轉移。高新鄭（按：高拱是新鄭人，所以用地名來稱呼他）正值後宮掌權，君主年幼（按：指仁聖、慈聖兩宮太后和神宗），帝王宮廷與官署相隔絕的時候，於是想奪取司禮監的權力，全部歸到內閣，他的謀劃本來已經十分疏闊了。更不用說不能驅逐馮保了；即便正好除去一個馮保，也一定會再用一個馮保。這些官宦鄙陋，怎麼能比馮保賢能而被任用呢？而且切近之間，對抗過分激烈，那麼就會發生類似「南宮之變」「甘露之變」這樣的變革，令人寒心。高拱固執而粗疏，不能穩居其位是一定的。（《張文忠公全集》附錄二《陳鑾重刻張太岳先生全集序》）
由此看來，那麼高拱被驅逐，實在屬於咎由自取，和張居正有什麼關係呢？高拱既然因為徐階之事銜恨張居正，在馮保之事剛開始就懷疑張居正和他相互勾結，等到他的黨羽群起攻擊馮保，又嚴密警戒不讓張居正得知，是他們先用小人之心對待人，公開給張居正以難堪，又怎麼能是張居正的過錯呢？但看高拱欺侮張居正是如此的厲害，而張居正在王大臣的案件中，還親自極力為高拱辯解，才得以倖免於株連；當高拱已死，又靠張居正的極力請求，才得以平息神宗的怨怒而賜予祭祀禮葬。從前孔子說過：「以直報怨。」像張居正這樣，足可以以此相稱而沒有羞愧了。但是他仍然不能被人諒解，導致他有「依附馮保驅逐高拱」的嫌疑，蒙冤遭受出賣朋友謀求名位的誹謗，這真的可以說是所說的是非顛倒，眾口鑠金了。
張居正被任命為內閣首輔執掌朝政，正值君主年幼初立，人心疑懼不安，朝廷的法紀衰敗的時候，要想重新振作君主的威嚴，除非提高宰相的職權不可。大概從洪武年間胡惟庸謀反被誅殺以後，就廢除了丞相的官職，卻用六曹來分掌政務，另外以殿閣詞臣加孤卿的頭銜，司掌部門票旨的事，而稱之為內閣大臣，用來代理丞相的職權。這在英明的君王統治的時候，原可享有獨自整治朝廷法紀的聲名，以避免把權柄給他人，自身反而面臨危險，防微杜漸，君權集中，固然是專制政體做到了極致。無奈繼任的君主未必都具有才能和智謀，君主本身既然已經不諳熟法律，不能進行振興變革的事宜，而內閣大臣又以權力輕微，自然難於勝任匡正輔佐的職責。於是以前防止宰相的權力過重，現在漸漸連君主的威嚴也一併喪失；朝廷內政不修，它從開始到現在都是漸漸蛻變的。張居正洞察到其中的弊端，深深地知道要重振君主的威嚴，必須先從提高宰相的權力入手。確實在專制政體之下，君主每常由於世襲而更加有人才難得的嘆息，輔佐的大臣就由選拔而容易獲得輔佐帝王的人才；宰相的權力提高，即使君主平庸低劣，還可以依賴輔臣輔佐襄助的力量，收到垂拱而治的功效。這在當時神宗年幼卻君臨天下的特殊局面，尤其有其必要。
只有當君主年幼初立，人心疑懼不安的時候，倡導提高宰相的權力，在張居正本來就忠貞自持立志不移，不怕勞苦和招怨，而上由君主，下到群臣，如果不能做到真誠信任，行動一定會遭到牽制和阻撓。尤其從高拱離職，滿朝的文武百官，對張居正不能諒解，已經招致很多人怨恨；如果不是善於在其間調停處理，那麼不利於幼主的流言，將會讓張居正內心不安，而無法得到幼主和慈聖皇太后李氏、仁聖皇太后陳氏的信任。張居正在這個時候籌劃成熟，一方面既力求博取君主的信任，一方面又設法謀求百官的擁護。其中的經過，實在是煞費苦心，才逐漸收回成效。這裡只是略加陳述，由此可見君主專制的國家政體之下，政治家爭相奪取政權的手腕，固然和民主國家所走的道路迥然不同了。
神宗皇帝幼年即位，慈聖皇太后李氏、仁聖皇太后陳氏確實有參與用人行政的權力。所以張居正想要求得神宗的信任，一定要先得到皇太后李氏、仁聖皇太后陳氏的信任。張居正所採取的策略，即以效法祖宗法制的名義，使慈聖皇太后李氏、仁聖皇太后陳氏相信他的舉動都遵循原來的規章制度，不再懷疑他實際的興辦和改革。根據《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江陵柄政》節）所記載如下：
張居正執掌朝政以後，激憤感慨以天下為己任，朝廷內外都盼望著看到他的風采，他一心在尊重君權，考核官吏實情。曾經說：「明太祖得到神聖的威嚴，明世宗能領會其中的道理，因此高臥在皇宮之中，常年不上朝而天下不亂。現在的皇帝，是明世宗的孫子，為什麼不能效法呢？」
又張居正的《初上神宗謝召見疏》也說：
為祖宗敬慎守持舊典，不敢以主觀變亂更易；為國家愛惜培養人才，不敢以私心取捨：這是我效忠皇上的職責啊。仍然希望皇上考慮祖宗締造基業的艱難，追念先皇對您的眷顧，繼今更要講求學問勤於政事，親近賢良遠離奸佞，讓宮廷與官署形成一體，上下團結一心，以成就和樂長久的治安。
由此可見，張居正大概想用舊瓶裝新酒，假託效法祖宗的名義，暗地裡以革新為己任。當守舊勢力正強盛的時候，若不這樣做固然不能緩和反動勢力而促成改革的成功，更怎麼會談得上讓宮廷和官署形成一體、上下團結一心呢？這是張居正煞費苦心，用心到了別人所達不到的地步，不值得為識見短淺的人提及。至於他連通宮廷和官署的策略，就在善於利用馮保作為自己的輔助。張居正利用馮保，就是反對他的人指摘他「依附馮保驅逐高拱」的藉口，實際上張居正本來別有苦衷，正如陳鑾所說的那樣張居正駕馭馮保，好言好語、和顏悅色地對待，使他就範，然後宮廷形成一氣，而只能任我所為；控制有方，馮保也不能有什麼過錯。正如曲逆侯陳平與辟陽侯審食其交好，梁國公狄仁傑屈從於一群宵小，計議謀慮最深，調解周旋最大，不屑於用小的節操來自我束縛」（《重刻張太岳先生全集序》）。那麼，張居正對於馮保，固然在於利用他，而不是依附於他，固然在於引導他向善，而不是依從他作惡。這正是張居正善於使用政治手腕的地方，以此來看這和高拱一味地剛愎自用不能容人，固然不能相提並論了。何況張居正執掌朝政，純粹是以自我為主導，絕對不肯依賴別人。以張居正自視是如此高尚，自信是如此堅定，而說他甘於依附馮保以取辱，不也很顛倒嗎！他們用這樣的言論來攻擊張居正，但又同時責備他「手握重權差點震懾了皇上」。能有震懾君主的威嚴，但卻仍然在一個宦官的前面恭順服從，我不知道他們那些肆意欺騙的人，又怎麼能自圓其說！可見神宗和慈聖皇太后李氏、仁聖皇太后陳氏對張居正尊重有加，把朝政都託付給他，即使神宗在張居正死後，因為誤信讒言離間而忽然改變初衷，但在張居正執掌朝政期間，固然所受到的恩惠非同一般，被尊以師禮，歷經十年如一日，可以看到宮廷與官署形成一體的謀劃最終得以實現，而張居正因勢利導的功勞確實足夠多了。
即使如此，張居正當前急迫地等待解決的困難，固然有十倍百倍於此的。大概就其當時的環境而言，不難在委曲求全，以取得神宗與慈聖皇太后李氏、仁聖皇太后陳氏的信任，而難在運用整治措施寬大和威猛相互補充，從而博取滿朝文武官僚的同情。張居正於前者雖然已經如願以償，但在後者就非常難使他們就範。實在是因為朝廷綱紀敗壞，由來已久，玩忽職守已經養成，突然很難振作，正如張居正所說的「形勢已經養成智者也不能用心」，大概是實情。於此想要提高相權，從而收取以德化人的功效，不僅僅只是示以寬大所能奏效，還要憑藉威力來解救他們的困境。根據《行實》所說：
張居正的治國之道雖然方直，內心實有悲憫之情。年少時讀《春秋傳》，感慨地說：「古代稱治理國家的目的在順應民心。有以違逆作為順從的，就是子產。我差不多也是這樣的吧！」他論及治理，要告誡官吏不可違法失職，治理百姓，不獨斷專行不姑息縱容，有挽救時世的心志。大概他獨自洞見法網稍微嚴密就沒有能相互牴觸的，法紀可以公布卻不能使用，特意當初引用綱紀，不能不牢固地掌握權柄而聽信任用他。打算等待天下人遵循制度發揮功用，化風成俗，然後放寬法網，撤銷繁雜苛細的法令，給百姓曉諭恭謹寬厚之道。
由此看來，張居正從儒家的立場出發，沿襲鄭子產的遺規，偏重法家的治國之術，大概也是不得已罷了。如諸葛武侯，如王安石，他們之所以能夠治理亂世扶持危局，使衰弱的時局得到振興，足可以和管仲、商鞅相媲美而沒有羞愧的，他們迫不得已的苦衷，固然在當初沒有什麼不同。張居正採用法家治國之術，第一步的具體表現，就是為了整頓綱紀嚴厲考核官吏這一事。至於他的用意就不僅僅使群臣知道年幼的君主不能被欺騙，尤其在於使他們知宰相的職權不可侵犯。所以在執掌朝政的開始，就首先請神宗頒發考核百官的詔令，詔令上大致說：
朕剛剛繼承帝位，想要裁汰眾官職，謀取新的治理措施，南京六部等衙門四品以上的官員都要自我述職，是去是留都由皇上裁決。（《遵諭自陳不職疏引》）
這一舉動在當時實在是至關重要，大概既經考察，那麼對失職的官員，固然可以更加嚴格地淘汰，使之作為肅清官吏違法失職的警戒；對反對分子，又可以姑且作為警惕，藉此平息他們的反叛之心。真可謂一舉而得了。以及官員是去是留已經確定，又請告誡群臣，召集百官在午門外接受告諭。所擬定的詔令，就如下面的敘述：
據說治國之道的關鍵在於端正人心，勸阻的關鍵在於先告知導向。朕以年幼得以繼承祖宗的基業，日夜戰戰兢兢，如同面臨深淵。依賴文武賢臣同心盡力，匡正我不明事理，共臻太平。就最近幾年來，士人風氣澆薄，官方凋敝。尋找疏漏，作為專門奪取名利的媒介，鼓動迷惑親朋好友，公開從事排擠的行徑。詆毀老成謙讓是無用，稱讚讒佞機巧是有才。橫生愛憎之情，恩怨情仇交錯。於是使朝廷賞罰大權，白白地成了臣子們酬謝報答的資本，禮義廉恥這四種立國的綱維幾乎不能彰顯，怎麼能使具備九德的人都能擔任官職？我剛繼承帝位，深深地明了弊端的根源，急迫地想要大力芟荑，用來澄清濁氣。但是考慮剛剛開始坐朝理政，廣布恩澤，銛鋤芟草或許會傷及芷蘭香草，密布法網恐怕驚嚇住鸞鳥和鳳凰。因此除去過於囂張的，稍微表示責罰和警戒，其餘的都盡賜憐愛和寬恕，令他們改過自新。《尚書》不是說了嗎？「處事公正，沒有偏向，聖王之道就會寬廣無邊；處事公正，沒有偏向，國家的治理就會井然有序、安詳嫻熟；處事不會反覆無常，聖王之道就會正直通達而不偏斜」。我將要嘉獎群臣百姓，共同依歸大中至正之道，你們諸位臣僚也應該徹底改正以前所犯的錯誤，同心協力共同完成帝王以仁道統治天下的大業。從今以後，你們要崇尚精誠、忠貞不貳，恭謹職守，不要懷有私心欺騙君上，不要拿著俸祿來結交權貴，不要曲從卑污以隨順時勢，不要攻訐詆毀相互勾結以敗壞政治！負責輔佐協助的就應當同心協力和衷共濟，不要親近勾結於邪黨奸偽，以阻塞公正之道！負責選拔、考核官吏的就要虛心納物，不要任意好惡，以開啟邪曲的門徑！有官職的人，無論朝廷內外，都應該出謀劃策救濟艱難！有進諫的責任，公認的是非，大家都應該做到積極正直來接納聽取！大臣應當崇尚德高望重，有正直立朝的作風。小臣當砥礪品性，有廉潔省儉的操守。但願朝政清明，時世康泰，以達到人才濟濟的美盛，回到正直通達的境域。你們也都能功名卓著、永垂青史，福祿綿延蔭及子孫，難道不好嗎？倘若因循守舊，故步自封，以朝廷為一定可以違背，以法紀為一定可以干涉，那麼我祖宗法典很嚴，我不敢赦免你們！你們諸位臣僚，應該全部了知我的心意！要恭敬啊，領命遵行！啟諭。（《請戒諭群臣疏引》）
這項詔令已經頒發，當時群臣百官無不畏懼警惕，朝綱為之一振。明朝自從明武宗失政，君主的威嚴敗壞，將近七十年；神宗作為一個年幼的君主，竟然能夠在朝綱已經敗壞的時候重新振興起來，那麼張居正輔佐之功，不可埋沒；至於宰相的權力因此而得到提高，固然還是很小的一部分。然而眾人不明，仍然狂妄放肆任意詆毀，正如高拱所說，就可以見其一斑。他說道：
人心浮動，科道官各自準備奏本想說，荊人（指張居正）就只稱病不出來。科道以為內閣中沒有人，姑且等待。而張居正出來，就對科道各官說：「今後內邊事，不要議論」。大家都置身事外靜觀事態發展，而張居正以上奏揭帖，考察百官。既然命令已下，科道各官就都要聽從處分，誰敢聲稱？於是只要有絲毫見解和自己不同的人就都除掉，而留下的人又曉示恩義來收買他。而且經歷一番風雨之後，大家都以被留下作為幸運，而從前的事不再提起。而他卻借用黨羽，布滿朝廷，與我所做的事完全相反。笑嘻嘻地掌管定三台印，里迎外合，挾天子以令諸侯，乾坤世界任其翻弄，不再知自己是誰，為什麼呢？（《高文襄公文集·病榻遺言卷三》）
這篇文章可以說肆意詆毀達到了極點。由於高拱不滿於張居正，他肆意詆毀，固然是無足輕重。但是他所秉持以攻擊張居正的觀點，卻是是非公道所攸關的，這不能不辯解。在張居正在最危難的時候接受王命，在朝廷積弊很嚴重的時候求取功業，如果不除去異己，就不足以清除反叛而謀求革新，如果不選用志同道合的人，就不足以謀求合作而取得實效。至於挾制君主以抬高自己的地位，以威權駕馭屬下，那麼尤其是為了順應時勢的需求，掌控成敗的關鍵。凡是這些都是政治家實施政策的重要方針，在開明的政治體制之下當然會被法律所允許，在專制政體時期尤其是利害所攸關。張居正以當機立斷的作風，確定了正本清源的謀略，這是出於不得不這樣，而不應該引以為咎。更何況他以一介的儒臣，擔當國家政務重任，對上既有報答君上特殊知遇之恩，對下更希望有人來安撫百姓，使百姓休養生息。而且他畢生的抱負，原在挽救時局匡扶君上，協助完成盛世宏業。一旦朝廷綱紀大權掌握在手，一直以來的期望得以償還，想要完成當前的功業，自然要掃除從前的積弊。然而高拱以和自己的所為全部相反來責怪張居正，不將更加顯示張居正除舊布新的功業嗎？觀看張居正《辭免恩命疏》，其一則寫道：
能力弱小而地位尊高，就容易有力不勝任而敗事的危險；功勞微薄而獲取豐厚，就有《詩經·伐檀》的譏刺。我雖然愚笨，自我估量還很清楚。不考慮知足，就一定會很快招致罪過而衰敗覆滅。（《辭免恩命疏》）
其二則寫道：
朝廷慎重爵位與名號，必定從貴戚皇親開始，用來顯示大公無私；臣下雖然竭盡辛勞，不敢說自己有功勞，用來彰顯重要的本分。……我接受先帝囑託的重任，日夜戰戰兢兢，只怕不能稱職敷衍塞責。凡是大禮大政，都遵從祖宗法典，只遵奉皇上英明的決斷，我不過鞠躬仰賴於下罷了，又有什麼功勞呢？（《再辭恩命疏》）
其三則寫道：
承蒙皇上：信任專篇，以老師的禮節尊寵我，每天承奉進見的殊榮，每件事都要詢問，有建議一定聽取，我作為臣子的心志已經滿足，心愿已經如意。……又怎麼敢過於冒犯非分的恩賜，以招致必然的災禍呢？（《三辭恩命疏》）
這是張居正內心放下了財利榮祿，固然已經顯明突出。再看《明史》稱讚他的政績，說：
張居正執政，以遵奉君主的權力、考核官吏的職責、賞罰有信、統一號令為主。即使萬里之外，早晨下達而晚上執行。……太倉的糧食可供十年。……太僕的金子也積存四百餘萬。又為考核官吏採取措施而整頓吏治。……從此一切都不敢文過飾非，政體清明嚴肅。能以智謀權巧控制下屬，很多人都喜歡他盡職盡責，因此世稱張居有知人之明。（《明史·張居正傳》）
這是他執政的顯著效果，更是有口皆碑。因為他內心放下了財利榮祿有如那樣，而他執政的顯著效果也有如這樣，可以得知他爭相奪取政權的動機，在成就功業而不在榮祿爵位，在實際功效而不在虛有的聲名。嗚呼！像張居正這樣的人，真的是社稷之臣，超然不失為大政治家的風度的人了！那些議論紛紛的口舌，又怎麼能損害他絲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