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傳 · 第七章 執政前之張居正（四）——再起時代

張居正重新出山，是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入朝覲見後，立即擔任右春坊右中允，併兼任國子監司業。當時高拱正任國子監的司成，與張居正一起利用教導完學生的閒暇時間，從事政治學的研究，於是兩人交往甚歡，彼此之間以建立宰相的功業相期許。過了兩年，嚴嵩被罷相，張居正因徐階的舉薦，充任《承天大志》副總編，八個月而完成稿件，其中的紀和贊都是出自張居正的手筆。由於此，張居正受到世宗的賞識，不久升任右春坊右諭德，兼任裕王的講師。裕王，是穆宗朱載垕未登基之前的封號。張居正既然成為穆宗的老師，而且穆宗又深知他的才能，這就為他日後的被破格提拔準備了機會。那時高拱也同在裕王的府邸任講官，兩人的交情於是更加深厚。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高拱也因為徐階的舉薦，以禮部尚書的身份進入內閣參與國家機要事務的討論。徐階與高拱二人，平日對張居正都很期許，現在二人都在內閣，有識之士都能夠斷定張居正早晚會被重用。這年冬天，世宗駕崩，穆宗登基。張居正因為是穆宗作藩王時府邸的舊臣，而倍受禮遇和敬重，竟然一躍而成為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自此與徐階、高拱共同參與國家機密的討論，儼然成為政治舞台的中心人物。然而沒過多久竟然傳出徐階與高拱關係變壞、互相仇視的消息。先前世宗常住在西苑，內閣大臣的值班房在苑中，高拱也把家搬到了距值班房比較近的地方居住。一天，世宗皇帝生病，卻誤傳成已經駕崩，高拱就立刻把家裡的器物全部搬出。開始徐階非常親近高拱，將他引入內閣，然而高拱卻因為驟然顯貴，盛氣凌人，多次觸犯徐階。給事中胡應嘉，是徐階的同鄉，曾經彈劾過高拱，高拱疑心胡應嘉是受了徐階的指使，從而對徐階十分不滿。世宗駕崩，徐階起草遺詔，所有齋醮、土木、珠寶、織物一律免去，當年因「大禮儀」案或言事獲罪的大臣全部平反，詔書頒布，朝野上下都為之感激流淚，只有高拱、郭朴因為徐階沒有與他們共同商議，心中不樂。而且徐階起草詔書時，唯獨與張居正商議，對於這點高拱心中最是氣憤。等到穆宗繼位後，高拱因為是穆宗府邸舊臣的關係，更是多次與徐階對抗。隆慶元年（1567年），胡應嘉因救助考察被罷免的人而被解職，言官們認為這是高拱借著私人恩怨驅逐了他，爭相上書彈劾高拱。在高拱上疏自辯時，徐階雖然進行了安慰挽留，卻沒有追究言官們的責任。高拱愈加憤怒，與徐階在內閣大吵了一架。高拱指使御史齊康彈劾徐階，說他的兩個兒子經常與人私下交易，以及家人橫行鄉里的罪狀。徐階上疏辯解，乞求告老還鄉。於是言官們再次爭相上疏彈劾高拱，高拱不得已，稱病辭歸鄉里。在徐階、高拱二人關係惡化的這段時期，張居正並沒有參與他們之間的爭鬥，但以他和二人交情的深厚，他是很難超然事外的。見到高拱歸去，他又不能相救，其精神上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高拱被罷職後不久，徐階也因張齊的彈劾，乞求告老還鄉。李春芳代替徐階成為首輔，張居正與陳以勤同居次輔之位。張居正的官階雖然進升，但他最引以為知己的師友，卻因為不能相容而先後離開朝廷，張居正難免會有孤立無依的感覺。 張居正以侍從舊臣的身份進入內閣，為報答穆宗的知遇之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於是在隆慶二年（1568年）八月呈上一份名為《陳六事疏》的奏疏。這是張居正發揮政見的第一聲，他當時的抱負及日後的建樹，都可以由此而見其大概，足以與荊國公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相前後輝映。現全文抄錄，並略加解說，以供世間學習政治的人參考。 臣聽聞帝王們治理天下，有根本的準則，有緊急的事務。正心修身，建立中正之道作為臣民的表率，這是治理國家的根本；審察事機，揣度形勢，改革制度，安定人民，這是匡正時弊的緊急事務。根本雖然樹立，而不能改革制度，完善統治，這就像琴瑟之聲不和諧，如果不換掉琴弦，重新安上，還是無法彈奏。陛下您自繼位以來，端正身心，修養品德，重視教育，勤於政事，懇切誠摯地一心敬奉天地、效法祖宗，踐行節約用度、愛護百姓的事務，這就已經為治理好國家建立根本了。但是近來風俗人情，沿襲不變，百弊叢生，已出現頹靡不振的徵兆，積重難返的勢頭，若不稍加改革，恐怕很難革新天下人的耳目，統一天下人的心志。臣未估量自己的蠢笨淺陋，日夜思考，鄭重地想出一些適合當前時勢的建議，整理為六件事情，開誠布公地上疏陳奏，以備聖明的您選擇採用。臣又自以為我僥倖以經術得到您這樣的聖主的厚愛，成為輔弼之臣，朝夕與同僚大臣們恭敬和諧地相處，凡有所見，自然可以隨時隨地地進言獻忠，似乎不必再上什麼專門的奏章。然而臣愚昧，私下認為皇上懷有奮發有為的志向，但平時卻像深淵一樣靜默隱藏，大臣們無法窺測您的心意，並且天下的人民也都希望您能把國家治理得完善，可是長久以來舊的習俗沿襲不變，很難找到下手治理的方向；所以，我大膽地不做隱藏，披肝瀝膽，上疏奏事，希望藉此宣揚您的恩德而統一眾人的思想，並非有什麼其他的目的。誠心期望聖明仁慈的您能俯察借鑑，頒賜施行，這會讓天下人感到非常榮幸，也會讓愚臣感到非常榮幸！ （按）「社會變化了，事物也隨之變化；情況改變了，處世行事的方式方法也要相應改變」，「聖人不期望照搬古法，不死守陳規舊俗，而是根據當前社會的實際情況，進而制定相應的政治措施」（《韓非子·五蠹》），這是法家的基本觀念，也就是今天西方哲學家們所提倡的適應環境革舊維新的學說。時至今日，這種學說已然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了。但在古代，儒士們受尊古思想的迷惑，普通人習慣於因循守舊的風俗，常常把保守當作美談，將改革斥為邪說。縱觀歷史典籍，除法家諸人以外，能站在儒家立場，採用法家的精粹學說，勇敢地以革舊維新為己任，終身踐行而毫不懈怠，不顧生死而堅持不渝的，在宋朝有王荊公，在明朝有張居正，上下四千年，也只有這二人罷了！王荊公上書宋仁宗，說：「現今的時代，距離先王的時代已經很遙遠了，所遇到的變化，所遇到的情況不一，而要想完全採用先王的政治制度，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知道是很困難的。」（《臨川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張居正上書穆宗，則說：「審察事機，揣度形勢，改革制度，安定人民，這是匡正時弊的緊急事務。根本雖然樹立，而不能改革制度，完善統治，這就像琴瑟之聲不和諧，如果不換掉琴弦，重新安上，還是無法彈奏。」嗚呼！他們二人，所處的時代不同，所持的政見不同，但他們不願守舊，力主革新，慷慨地以天下為己任，勇敢地推行改革政策，其奮鬥進取、堅韌不拔的精神，卻是先後一致，完全吻合，值得人們無比崇敬讚嘆的！但從當時的社會狀況來看，因循守舊，玩忽職守，苟且偷安，習俗承襲，已經有很長時間了；一旦有人勸其振作，讓其變更，他們之中很少有人不皺眉痛恨、厭惡躲避，甚至群起而攻之的。這就是王荊公終究會到得罪當世之人，張居正更因此受到同僚小人攻擊的原因。其實，他們二人也不是不知道，他們的改革學說，會引起世人的反感而遭到反對，所以他們在揭示革舊維新學說的時候，仍以敬奉天地、效法祖宗為依託。他們之所這樣做，是在借效法祖宗的虛名，推行維新的實際，以緩和世人的反感，消除阻礙。言辭越委婉，他們的用心就越良苦。然而縱使如此，也還是不能堵上反動派的口，而避免受到攻擊，乃至最後荊公在生前遭到放逐貶謫，張居正在死後遭到清算罪責。世人不明察，仍是抓住他們一兩個小的缺陷，斤斤計較，議論短長，致使二人忠君愛國的熱忱，無法大白於天下，幾乎埋沒千年。這是多麼地讓志士為之寒心，英雄為之氣短啊！唉，可惜呀！ 逐項開列： 一是減少議論 臣聽聞天下的事，思慮貴在周詳，踐行貴在盡力，與眾人商議，自己下決斷。漢代的大臣申培說：「為政不在於多說話，而是要看實際行動怎麼樣。」臣見到近年以來，朝廷上下，議論太多，或一件事甲說可以乙說不可以，或一個人早晨被譽為子路晚上被貶作盜跖，或前後不覺相反，或毀譽自相矛盾，是非混淆於議論，取捨取決於愛憎，政令紛亂變更，事情沒有統一的標準。又經常見到都督巡撫等官，剛到一個地方，就依照慣例呈上一道奏疏，或胡亂地談幾件事，或請求調動幾個官員，文采華麗，辭藻工整，閱讀者常被弄得暈頭轉向，其實文章大意不過是說這個人有才華，或那個人用於做事而已。實際上，他剛到任，地方的利弊怎麼能夠探察得周詳？屬下官員的賢能與否怎麼能夠洞察得明晰？不過是探聽了眾人的議論罷了。讀其文章，雖然燦爛華麗，尋其主旨，卻漫無邊際，詞不達意。等到時間一久，可能連他自己都忘了自己說的什麼了。就像去年皇上因為賊寇侵犯邊境的事，特意下令召集群臣商討防備之策，那時，各種言論充斥朝堂，很多策略都被提出；現在將近過了一年了，那些言論、策略果真都全部採用、執行了嗎？即使有所執行果真都有實際的效果嗎？再如薊鎮的事情，最初提建議的人說：我打算怎麼樣怎麼樣。主事的人也說：我打算怎麼樣怎麼樣。但沒過多久，就出現將領之間不能相容，兵士在軍隊中譁變，不同的意見蜂擁而起，多種謠言紛至沓來的現象，於是又紛紛出現停止練兵的言論。臣個人以為，事情沒有全部有利的，也沒有全部有害的，人各有自己的長處，也各有自己的短處；關鍵是能權衡利弊的多少，斟酌其長短給他安排適合之處，這樣交給他的任務指定他做的事情，他才能盡力完成。現在，開始時考慮還未周詳，就聽信人言驟然實行；最終又因堅持不定，聽信人言而驟然罷止。再加上人們因喜愛和憎惡互相攻擊，胡亂地發表意見，有些誹謗能略微地切中事理，有些誣衊卻又沒有一點根據，於是導致探尋者找不到方向，聽取者暈頭暈腦。每個人都懷著猜忌之心，一有動作就被視為欺誑，像這樣只是虛度了歲月，成功是很難見到的。古語說：「指手畫腳的人多了會擾亂人的審察力，議論的人多了會擾亂人的判斷力。」這是當今最大的憂患。誠心希望皇上從今以後，勵精圖治，掌握處事的主動權，掃除不切實際的空話假話，尋求付諸實踐的實際效果。想要做成某件事，之前一定要加以審察，務求妥當，等到考慮周詳後，必須馬上行動，這就得像唐憲宗決定討伐淮西、蔡州時，雖有人想方設法地阻撓，也不為之動搖那樣；想要使用某個人，開始之時一定要慎重，務求能力相符合，等到選定人才之後，就要完全信任他，這就得像魏文侯任用樂羊，雖然誹謗的奏疏堆滿桌案，而終不為之動搖一樣。再乞求皇上下令囑咐部院等衙門，以後應該體察朝廷減少事務、崇尚實效的意思，一切奏章務必簡要切實，是與非、可與否要明明明白白地直接表達清楚，不能相互推卸責任，只說空話，不辦實事；大小官員，也應該各自秉持公正，以誠心正道相處，以提升職業技能為務，遠離輕薄，歸向忠厚，崇尚質樸，減少修飾；或許這樣才能把國家治理得興盛，使風俗得到變更。懇求您做出聖明的裁決！ （按）張居正，站在儒家的立場提倡法家學說，並全力推行之。法家最重視功利主義，因此不崇尚說空話，而只求實際效果，比如韓非子就曾說「大臣陳述其言，按照其言委派他任務，然後按照其任務責求他有所成就」。（《韓非子·二柄篇》）明穆宗承接世宗之後，剛一即位，就廢除齋醮，屏退術士，表面上好像是對世宗行為的撥亂髮證，然而當時大臣和百姓們對於道教，久已習慣，跟風崇信，長期積累，已然難以改變。而道教不重功利，又恰好與法家相反。在當時外患深入、內政廢弛的狀況下，士大夫們卻只會講空話假話，對現實不起絲毫作用，這樣下去很難不重蹈宋朝人議論未定，金兵就已渡過黃河的覆轍。張居正心懷憂患，所以先以掃除空言、追求實效勸說。看他所說的「想要做成某件事，之前一定要加以審察，務求妥當，等到考慮周詳後，必須馬上行動，這就得像唐憲宗決定討伐淮西、蔡州時，雖有人想方設法地阻撓，也不為之動搖那樣；想要使用某個人，開始之時一定要慎重，務求能力相符合，等到選定人才之後，就要完全信任他，這就得像魏文侯任用樂羊，雖然誹謗的奏疏堆滿桌案，而終不為之動搖一樣」，就可以看出他對於用人、為政之道，確實是非常了解，很有把握。假如君主能依他的建議施行，又何愁用人不當、事不成功呢？即使這樣，我也不能不因此生出一番感慨。今天談論民族性的人，常有這樣的話：「美利堅，是說了就做的民族；英吉利，是做了才說的民族；像我們中國，是只說不做的民族。」嗚呼！假使這句話真是正確的，那麼我們民族在這個急功近利的時代，憑藉什麼才能與人爭一日之長短呢？因此張居正所提的這些建議，不應該只有明穆宗誠懇地銘記於心，但凡今日擁有用人、行政之權的人，也應該將之寫在腰帶上牢牢記住以時刻作為警戒。 一是整頓法紀 臣聽聞君主以一身而居萬民之上，統治廣闊的四海，因此能使天下的人民都遵從其教化法令，整齊劃一而不亂，這就是法紀。綱猶如網上有繩，紀猶如絲線有結扣。《詩經》說：「勤勉不已的我的君王，依照法制治理天下。」這是君主的權柄，一天也不可授予他人。臣見到近年以來，制度不嚴，法度不行，上下只是苟且求安，事事不過推諉謀私。把模稜兩可看作居中調停，將委屈遷就視為善於辦事。法制只對平民百姓起作用，而強橫跋扈的人即使破壞法律、觸犯制度也對他無可奈何；禮只對朝廷之人有約束，而底層民眾即使違背義理、僭越名分也都恬不知恥地無所畏懼。法紀廢弛的風氣漸漸形成，指揮靈便的局勢難以調用。賈誼所說的腳掌反轉不能走路的病，很值得深慮。然而人們已長久地習慣於此，突然加以整頓，必將有人說這是違背人情的做法，又必將有人說這是過於嚴酷的做法。請讓臣略加解說。曲從私情與順從人情，名稱相同而實質不一樣；整頓與嚴酷，事情好像類似而功用卻不同。大體來說，順從人情，是根據人們共同的願望而施行，這就是《大學》里所說的「老百姓所喜歡的就大力提倡、發揚，老百姓所厭惡的就予以抵制、杜絕」。如果是曲從私情，則會不顧是非，不顧此事是否可行，而是一味地方便人而已。整頓，說的是整齊嚴肅，向民眾宣示法令，使民眾不敢觸犯，這就是孔子所謂的「用道德引導他們，用禮制同化他們」。如果是嚴酷，則為嚴刑峻法，只會不合理地虐待、差使人民而已。因此人情可以順從但不能曲從，法紀應當嚴厲而不應當殘暴。希望皇上努力做到獨自掌握決策，對事物都能明察秋毫，宣揚法紀以整肅群臣百姓，獨攬大權而矯正各種制度。施加賞罰一定要遵循公道，不可曲從於私情；政策號令必須由皇上親自決斷，不可因輕浮的議論而隨意變更。法律應該懲罰的，即使是貴族近臣也不能寬恕；事有冤屈，即使是低賤之人也必須讓他申訴明白。還希望陛下下旨令都察院核查嘉靖初年所制定的法紀制度，重新加以告誡，堅持公道，整頓風俗法紀，以助成皇上勤勉努力、勵精圖治的心愿；這樣差不多也就可以做到讓體制嚴正，樹立朝廷尊嚴，而百姓們都遵紀守法了。懇求您做出聖明的裁決！ （按）法紀，是法治主義的核心，不只有法家重視，但凡研究政法的學者，也無不奉為金科玉律；又難道只有專制國家重視而已嗎，但凡民主國體的國家，也無不將之作為治理國家的關鍵事務。法家說：「所謂法，就是由官府明文公布，賞罰制度必須合乎民心，對於遵守法令的人給予獎賞，而對於觸犯法令的人進行懲罰。」（《韓非子·定法篇》）又說：「言行不符合法律的一定要禁止它。」（《韓非子·問難篇》）這都是有關法紀的學說，不懂這些就不足以談論治國的道理。張居正目睹當時法度的廢弛，因此請求整頓法紀，其關鍵在於「人情可以順從但不能曲從，法紀應當嚴厲而不應當殘暴」；「法律應該懲罰的，即使是貴族近臣也不能寬恕；事有冤屈，即使是低賤之人也必須讓他申訴明白」。簡而言之，就是說法治應當既公平又嚴峻罷了。《韓非子》說：「確實有功勞，即使是低賤、被疏遠的人，也一定要賞賜；確實有過錯，即使是親近、寵愛的人，也一定要責罰。」（《主道篇》）商鞅更是發揮了這種理論，說：「所謂統一刑罰，就是量刑不論人們的等級，從卿相將軍到大夫平民，只要有人不服從君王的命令，違反國家的法律，破壞國家的制度，即使犯了死罪，也絕不能赦免。有些人，雖然以前曾經立過功，但是後來做了壞事觸犯法律，在量刑的時候，不能因為他曾經立過功就減輕處罰；對於那些以前做過好事，但後來卻有了過錯的人，在量刑的時候，不能因為他曾經做過好事就破壞國家的法律，減輕對他的處罰。在治理國家的時候，如果那些忠臣、孝子有了過失，就一定要根據他們所犯過失的大小來定罪。在那些掌管著國家法律、肩負著國家職務的官吏中，如果有人不執行君王的法律，就應該判處他死罪，絕不能赦免。」（《商君書·賞刑篇》）這是法治貴在公平的學說。《韓非子》又說：「嚴刑，是民眾所畏懼的；重罰，是民眾所厭惡的。所以，聖人設置了民眾所畏懼的嚴刑來禁止奸邪；設置了民眾所厭惡的重罰來防備奸詐，因此國家才會安定而暴虐作亂的事也才不會發生。」（《奸劫弒臣篇》）又加以發揮說：「用重刑能制止的，用輕刑未必能制止；用輕刑能制止的，用重刑也一定能制止；因此君王設置重刑後，奸邪全都得到制止；奸邪全都得到制止，於人民有什麼損害呢？所謂重刑，就是奸人通過非法途徑獲得一點小利，君王也要給予他很重的懲罰；人民不想因為一點小利就蒙受大罪，所以奸邪能被制止。」（《六反篇》）這是法治貴在嚴峻的學說。這些言論，與張居正所說的，正好可以相互闡發，而為法治主義的最高準則，即使是當今時代推崇法治的西哲們，又還能增添什麼呢？左丘明說：「國家的衰敗，來自官員的邪惡；而官員喪失道德，是由於受寵而賄賂公行。」（《左傳》魯桓公二年）不整頓法紀，其所造成的流弊，不到亡國敗家的地步不會停止！治理國家的人又怎能不多加留意呢？ 一是重視政令 臣聽聞君王是主掌政令的人，大臣是執行君王的命令而傳達給百姓的人。君王不主掌政令，就沒有威嚴；大臣不執行君王的命令而傳達給百姓，就沒有法度，這是大亂的途徑。臣曾看見舊日的規矩，凡各衙門的奏章，奉旨辦事，有「某部門查看以後回報」字樣的，必定是緊要事情，重大事務；有「某部知道」字樣的，雖然過程稍微緩慢，也必定會核查事務，若是關係到各地方民情利弊的，該衙門應該自行根據事情的緩急而斟酌，依次上本答覆。至於皇上特意發下敕書曉諭的，又與平常不同，更應當加快執行，不讓事情留滯。大體來說，天子的號令就像風雷，如果風不能動，雷不能擊，那麼自然界運轉的樞紐就會停滯，乾坤的作用就會止息。臣私下見到近日以來，朝廷的詔令、聖旨多擱置不實施，各部抄錄以後，一概擱置不行。有的已經過皇帝的親自批准，也一概看作廢紙，有禁不止，有令不行。至於應該勘查應該報告、奉旨下去辦事的人，各地方官尤其遲緩，有勘查一件事而幾十年猶未完成的。文件堆積，很多案件遭到埋沒，作證之人，因時間太久半數已然去世。年月久遠，事情多數已變得失真。於是，導致有的人漏網潛逃，國家的法律難以伸張正義；有人的像覆蓋的盆子一樣處在困苦的境地，長懷不能申訴的冤屈。這樣，是非怎麼會明了，賞罰怎麼會得當呢？懇切地希望您能給各部院等衙門下旨，一切大小事務，既然奉有皇上的聖旨，就必須在一定期限內上本回復。如果是事理清晰、顯而易見的事，就應該依據情理立刻裁斷，不能推給巡撫、巡按處置，以致耽擱、遲誤。那些需要結合議論查問相關人員的，也要根據事情的緩急、路程的遠近斟酌估量，責令他儘快上奏回報，主管部門設立簿冊，登記註銷。如果有超出期限不上奏回報的，依據實際情況查處、參劾，以違反規定之罪給予他處分。吏部能以此來考核官員的勤勞懶惰，以之作為賢與不賢的標準。然後人人都會想著各盡其職，而事情也就沒有積壓了。懇求您做出聖明的裁決！ （按）法家的功利主義，既然不崇尚說空話而只注重實際效果，那麼對於一切政令，自然必會力求加緊推行，以增強行政效率，其言說：「國家治理混亂，不是因為它的法度混亂，也不是因為法度被廢棄不用；國家都有法律，而是沒有讓法律一定實行的辦法」（《商君書·畫策篇》）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因此「聖人知道事物的必然道理，知道根據時勢的要求自己應該怎麼做，所以能制定出一定會成功的政策，能鼓舞百姓勇敢地參加戰鬥，能推行讓人們都執行的命令。」（同上）如果有蔑視而觸犯法律的人，則死無赦。因此「破壞法令者，處死；增添法令者，處死；不執行法令者，處死；扣壓法令者，處死；不服從法令者，處死」。（《管子·重令篇》）能推行如此嚴峻的法令，則要依賴獨裁。所以法家又說：「見了事物能獨立判斷的叫做眼光明亮，聽了事情能獨立判斷的叫做耳朵靈敏。對於事情能獨自決斷的，可以做天下的君王。」（申子語）這是法家法治精神的依託，沒有它也就不足談論法治了。張居正對此心知肚明，所以對當時玩忽職守、蔑視法令的情形，不遺餘力地進行批判，而以「一切大小事務，既然奉有皇上的聖旨，就必須在一定期限內上本回復」來糾正，要求事情不能「積壓」。政令積壓得多了，就會百事廢弛，法紀混亂，國勢不到無威信無法度乃至天下大亂的地步不會停止，還哪裡談得上有行政效率呢？張居正深知衰亂的根源在哪裡，所以本著功利主義的立場，全力以考核官員功績來上疏勸說皇帝，希望藉此撥亂反正，其用心良苦，實在遠遠超過常人。無奈亂勢已成，積重難返，若想「剷除強暴，殺盡兇惡，剔除奸邪，改革舊政」，實在有「不得已而使用威嚴」的必要，這是日後張居正之所以將法家思想揉入儒家，希望借嚴厲的威嚴以挽回懈怠懶慢之頹勢，而最終難免被人譏刺為「手中權力之大幾乎令君主震恐」的緣由。真令人感慨不已啊！ 一是核查名實 臣聽聞君主駕馭臣子的方法，賞罰取捨而已。若想賞罰取捨得當，必須綜合核查名聲與實際是否相符。臣常常見到朝廷欲選用一個人時，主事者往往有人才匱乏的感嘆。我認為古代的人才與今代的人才相比才能相差不遠，君主掌握任用、罷免、給予、奪取的權力，以此來驅使天下的士人，何愁而尋不到人才呢？卻說世間無才可用，臣不相信。這只是因為名聲與實際未能用心考核，選擇人才未能精細鑑別，所用之人沒有用在急需之處，所選之才的任命並不是他們想要的，這樣士人的爵祿就不豐厚，一些人也因之心懷僥倖，牛與千里馬一同駕車，二者都會疲憊，樂隊一起吹奏，很難辨別工拙，這樣人才怎能不缺乏，事情怎麼能得到很好地解決呢？臣請求簡略地概述一下：器物必須使用而後才能知道它是鈍是利，馬必須駕駛而後才能知道它是好是劣。現今使用人才卻不這樣，衡量一人的才能，不用讓他辦事的方式去試驗他；交給他事務，又不考察他的業績；等到他辦事失敗後，又未必會公正地給予懲治；質樸老實、敦厚持重的被人譏諷為無用，而言辭浮誇、不切實際的憑虛張聲勢竊取名譽；灑脫正直的因違背流俗而落落難合，阿諛逢迎的因鑽營諂媚而改變身份。有的人其才能雖然可用，卻因為地位卑微而被忽視；有的人根本沒什麼才能，卻因為名聲在外而備受尊重。有的人因做過一件善事，就一生作為自我炫耀的資本；有的人因犯過一次小錯，就一生都被眾人責備詬病。再加上官員不能在某地任職太久，朝廷不考核業績，調動過於頻繁，轉任過於太快，選用講究資歷，以致人們對官員的毀譽評價不與事實相符。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每每聲稱，要放下自己的本職工作，思考自己工作範圍之外的事情，上疏進言，連篇累牘；等到核查他的本職工作，則他又糊塗不清。主管錢糧的不核對開支收入的數目，掌管刑獄的不熟悉法律條文，官吏失職，事情如何做得成？凡是這些都是所謂的名聲與實際不相符合。這樣那些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怎麼能夠得到進升？而文武百官、各級部門對於自己的職責，怎麼能夠恪盡職守？因此臣愚妄地以為沒必要擔心世間缺乏人才，值得擔心是缺少使用人才的方法。如果方法得當，則全天下的士人，都會任皇上隨心所欲地使用，無不響應。臣希望皇上能慎重地使用人才，珍視爵位和賞賜，用人一定要考察他最終的業績，委任必須看準是適當的人選。有功於國家的，即使賞賜千金、拜相封侯，也不要吝惜；無功於國家的，哪怕一個微笑，一件破衣，也不要輕易賞他。再乞求您頒布聖旨命令吏部嚴格考核之法，審核名實所歸。依照祖宗舊制，凡是京官三年期滿，地方官六年期滿，都不得隨便連任，濫施恩典，吏部必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等以評出等級、優劣。如果功過不顯著，無法立刻進行賞罰的，乞求將誥命、敕令、勳爵、階品等項斟酌考量之後再決定是否給予或削減，給予或削減時要稍稍做一些變動，表示激勵或勸勉。至於任用、罷免、進升、降職，一律以實際的功績為標準，不要被名聲所迷惑，不要只講求資歷，不要因外人的毀譽而動搖，不要摻雜個人的愛憎之情，不要因一件善事就斷定他的一生，不要因一件過錯忽視他的大節。在京城各衙門裡的副職，必須量其才能授予他適當的職務，平時要要求他恪盡職守輔佐長官；如果長官的職位空缺，就以副職補替，不必另找其他官員。其屬下的官吏有熟練政務、用心職守的，九年任滿，也可依照吏部的考評授予京官之職，級別高的可轉任本部的尚書、侍郎。其他品級較低的小官品級相同的，不必相互調用。各處巡撫果真在某地時間較久且治理得很好的，可以就地增加俸祿，不必再調往其他地方。布政司、按察司里的官員，如果做參議久了，可以直接升為參政；做僉事久了，可以直接升為副使，不必在各部門間調來調去，徒增麻煩。這樣，每個人都專門的職責，每件事都可要求他們操辦成功，而且也不必擔心人才的缺乏了。此外，如果有臣沒有提到的，也乞求陛下您頒下聖旨命令相關部門，用心講求，分條上奏陳述，懇求您做出聖明的裁決！ （按）法家藉以推行其政策的是法令，藉以執行其法令的是官僚（即今天所謂的公務員），而其官僚政治的基礎，在於綜合核查名實，以作為選賢任能、賞功罰罪的標準。綜合核查名實，是法治主義最重要的基層工作。法家說：「朝廷有正經的臣子，國家有正經的風俗，人民有正經的產業。什麼是朝廷正經的臣子呢？按個人能力接受官職，不欺騙上級，謹慎地施展其才能，不憑空領受國家的俸祿，這就是朝廷的經臣。」（《管子·重令篇》）這是官僚政治的基本。又說：「如果舉用人才得當，就可以坐而治國，好處不可盡收。如果官吏不能勝任，即使奔走從事，他們所敗壞的事情，也是很難補救的。並不是國家缺乏能夠勝任的人才，而是君主的明察還不能夠知道他們。所以，英明的君主總是認真地查訪勝任的人臣。」（《管子·君臣篇》）這是要求在還未任用之前就應該做到綜合核查名實。又說：「不是名副其實的士人，不許在朝中做官，因此即使官位有空缺，也無人敢於冒請。君王舉辦大事，臣下也就不敢以做不到的事情來騙取職位了。君主了解臣下，臣下也知道君主了解自己。所以，做臣子的也就不敢不盡心竭力、踏踏實實地為君主辦事了。」（《管子·乘馬篇》）這是要求在任用之後一定要綜合核查名實。又說：「賞賜不施加於無功之人，刑罰不施加於無罪之人。」（《韓非子·難一篇》）「君主過度的賞賜，臣下就會苟且和僥倖，臣下白白地得到賞賜，功勞就不再尊貴了。無功的人受賞，財物就會匱乏，人民就會抱怨；財物匱乏，人民抱怨，民眾就不會為君王盡力了。因此賞賜過度會失去民眾，用刑過度民眾就不再畏懼。有賞賜卻起不到激勵作用，有刑罰卻起不到禁止作用，這樣國家即使很大，也必定會有危險。」（《韓非子·飾邪篇》）「所以有權謀的君主，有功必賞以便人盡其能；有罪必罰以便禁止奸邪。」（《韓非子·外儲說篇》）。這是借綜合核查名實來實現賞罰的得當。君主對於臣下，鑑別選拔是如此的謹慎，考核是如此的勤勉，賞罰又是如此的嚴明，作為臣子又怎麼會有不稱職的呢？行政效率又怎麼能不繼續增長升高呢？這就是張居正此時上疏不得不急切地以綜核名實進言，而將來執政以後更是以綜核名實為第一要務的原因。即使如此，綜合核查名實之說，自法家首次創立以來，歷代的大政治家，像漢末的諸葛武侯。像宋朝的王荊公，像明朝的張居正，像近代的曾國藩、左宗棠諸人，一代一代繼承發揚的，實在不乏其人；然而經過兩千多年，我國的官僚政治仍未步入正軌，至今仍需要繼續努力改進，這是為什麼呢？答：由於未能把綜合核查名實的政治思想，轉化為具體的制度而已。制度，是思想的具體結晶，在政治上則是最有效最持久的工具。只有完善的政治思想，而沒有完善的政治制度，作為實施的工具，那麼其效果必然局限於一時，不能對後世發生久遠的影響。孟子所謂「只有善德不足以處理國家的政務」，就是講的這個道理。我國傳統的政治思想，凡是能適應需求，產生實效，歷經百年而無法替代的，無不是有具體的制度以為寄託。就從現今的五權憲法來說，檢察權與考試權的獨立，之所以不同於西方各國，而蔚然成為中國獨有的政治特點，難道不是從歷代相沿的御史制度和科舉制度中借鑑而來並加以形成的嗎？再反觀官僚政治所憑藉為基礎的綜核名實的思想，雖然其萌芽在兩千多年之前，對它發揚光大的也大有人在，但比較西方各國的制度完備和成效卓著，仍不能不感到差距過大、遠遠落後，這也是未能確立完善的人事行政制度的過錯。嗚呼！張居正所陳述的關於綜合核查名實的方法，意思並非不完善，言語並非不周詳，但還是不免於「某人在任時他的政治主張就得到貫徹，當他離開時他的政治主張也隨之滅亡」的結局，這只是因為他沒有像斯達因、俾斯麥一樣確立人事行政制度，以對後世發生久遠的影響。既然如此，那麼今日談論人事行政的人，借鑑前人的過失，就應該急於謀求確立完善的制度，以用作鞏固官僚政治的基礎啊！ 一是穩固邦本 臣聽聞帝王治理國家，要想抵禦外部勢力必先安定好國家內部。《尚書》說：「百姓是國家的根本，根本穩固了，國家才能安寧。」自古以來即使是政治修明、社會昇平的時代，也不可能沒有外敵侵擾、盜賊盜竊的禍患。只有百姓安樂，家給人足，即使有外患，但國家的根本深厚堅固，也沒什麼值得憂慮的。只因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外敵、盜賊趁機而起。大體來說，過著安定生活的民眾可以引導他們做符合道義的事，生活在亂世中的人們，就容易為非作歹，這是必然之勢。尊敬的皇上您剛登上皇位，就先頒布免除賦役、賑濟飢貧的詔書，百姓欣喜，如獲重生；唯獨去年因您即位的第一年免除天下賦稅的一半，國家財用不足，再加邊防開支重大，國庫空乏，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派出四個御史分別去督促稅收，三都御史清查屯監，這都是一時權宜之計，為了緩解國家財用的急需，然而雖然如此百姓們也有因這種搜刮而苦不堪言的。臣近來聽到外面的議論，都說不該做這樣的事。只因派出的御史，看見百姓窮苦，也沒有什麼方法清查，只得將地方官庫里的儲蓄，全部拿出來賑濟民眾。以致各省官庫空虛，遇到水旱災傷，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百姓餓死而無法救濟；兩廣地區的戰事，供給的餉銀不計其數，國庫已無錢財可以支取了。這是國家財用還未準備充分就已經在開始耗損元氣了。臣以為上天生養的財物，對於百姓和朝廷而言，都只有這麼多。就像人，稟賦強弱，各有定數；善於養生的，只要節制愛惜，不因嗜欲而損害身體，就可以消除疾病而延年益壽。以前漢昭帝即位於武帝多事之後，國內虛耗，霍光輔佐，節儉省用，讓百姓休養生息。推行數年，百姓安居樂業，國家的財用也得以充足。既然這樣，想盡各種辦法徵收賦稅，索取天下有限的財物而為害人民，何如用心於節儉省用，從自足之中求取錢財而使百姓豐厚呢？皇上自即位以來，凡各種齋醮、土木等奢侈過度的花費，都已停止革除，即使勤勞節儉的大禹，也不過如此。然而臣私下以為矯枉必須過正，當百姓窮苦、財用耗盡的時候，如果不徹底地加以節儉省用，恐怕於局勢無救。懇切地希望皇上您能體念百姓生活的窮苦，對國家的根本施予恩惠，對於凡是不急的工程，徵收辦理無益的，一切停免，崇尚節儉樸素，先天下之憂而憂。再乞求您頒下聖旨命令吏部謹慎地選拔出一些好官，治理人民，郡守縣令是否賢能及其政績的高低，只以奉公守己、清正廉潔、誠心愛民為標準，這些必須待上級考核他稱職後，才能破格提拔。如果只是善於奉承上級，整理文件，卻沒有一點實際的政績施予百姓，雖然有才能和器量，也只能給他中等的考評。其貪污顯著的，限定日期追回贓款，讓他自行押送至邊境繳納，完成之日再處置懲治，這樣不但懲治了貪污，也為充實邊防提供了幫助。再乞求您頒下聖旨命令吏部用心探求財用睏乏的原因，以及會產生怎樣的弊端？今欲治理，有何方法？現今風俗鋪張奢侈，官民的衣服住宅，都無限制。外有豪強兼併土地，賦役不均，經常將自己的田地偽報在他人名下，藉此轉移賦稅，恃強不納田糧，而是讓小戶佃農替他代繳。內有官府造假，欺騙朝廷，虛報冒領，奸人獲利，有名無實。各衙門的官府錢糧，毫無盤查，假公濟私，官吏們因此而滋生弊端。這些都是耗費國財、為害人民的大的方面。如果能清查出損害國財的方面而糾正它，則又何必向窮困的百姓索取，而自己耗損國家的元氣呢？前面催促御史收繳賦稅的事情完成後，就立即讓他們回京，以後不必再派出去，加重地方的病患。那些派去清查屯監的都御史們是否應該取回別做他用，只要責成管理此事的巡撫巡按，叫他們用心清理而後決定即可，也乞求您頒下聖旨命令該部門從長計議，上奏定奪。以後朝廷上下只有清心省事、安靜不擾，百姓的生活才能滿足，國家的根本才能獲得安寧。懇切地希望陛下您做出聖明的裁決！ （按）節省費用、愛護人民的學說，政治家們都能道出，儒法諸家的學者更是情深意厚地加以勸導，其意義十分明顯，無須再闡述說明。張居正所處的時代，正是世宗驕奢淫逸之餘，並且在賊臣嚴嵩聚斂搜刮之後，民眾負擔沉重不堪生活的局面已經很久了，若想矯正積重難返的弊病而鞏固國家的根本，自然不能不以節省費用、愛護人民為第一要務；而他首先談論獎賞廉潔、懲治貪污，則更是正本清源的方法。治國者固然不應該只是消極地從自我節儉中獲取財用的富足，而是必須積極地從事於廉潔風氣的提倡和培養。必須用法治來約束，努力使貪污絕跡，這樣人民才能全都獲得安居樂業，國家富強的基礎，皆靠此來維繫。 一是整飭武備 臣以為當今之事，最值得憂慮的莫重於邊防。朝堂之上，應該日夜謀劃的，也莫急於邊防。近年以來，外敵的禍患日益加深，邊疆的防備久已廢棄。近來皇上多次頒下聖旨要求邊疆守臣嚴厲整頓邊防，人們心裡都要奮發圖強，一時之間督撫、將領等官，都聲稱得到了人才，當前的防禦措施似乎也算大體完備了。然而臣以為外敵像禽獸一樣，不重創他們一次，其侵擾不會停止。但戰爭是危險的事，不可輕易發動，必須從容謀劃，用計策戰勝他們。現今最好的策略，莫過於自行治理，其關鍵所在，就是皇上您先要奮發圖強，確定志向；您的志向確定了，那些懷有忠誠、蘊藏謀略的士人，就可以在您面前效勞了。現今議論這件事的人都說：我們士兵不多，糧草不足，沒有適合的人才做將帥。臣以為這三件事都不足以值得憂慮。士兵不擔心少而擔心弱。現在軍隊雖然缺少，但是各地的籍貫國家都有，如能按照籍貫徵兵，查清冒認的現象，隨機招募填充，加強實地訓練，又何必擔心沒有士兵呢？削減那些無用的不急需的費用，合併到軍費之中用以培養能征善戰的軍隊，又何必擔心沒錢呢？設置重賞來勸勉有功的人，放寬文化資格而伸張將領的權力，這樣那些忠勇的人，誰不會奮勇向前，又何必擔心沒有將領呢？臣所憂慮的，只是我國家之人沒有奮發激勵的志向，懈怠懶惰，苟且偷安，如此即使有兵士、糧草、將領，也恐怕不能有所作為。所以，臣希望皇上能夠自己先確立勵精圖治的目標，堅定有所作為的志向，任用有智謀的臣子，推行實政，不急功近利，不忘記憂患，凡事周密計劃之後再一步步地謹慎施行，不出五年，就可以消除外敵了。至於說到當前的防禦策略，沒有比選擇邊官將領，訓練士兵，加固堡壘，讓民眾一起防衛堡壘，並時不時地選擇精銳士兵，趁其不備去攻擊他們更重要的了；這樣即使外敵侵犯，也不會造成大的損失。這些建議昨日雖然已在內閣討論過它的執行了，但我依然擔心有些人會因為懈怠苟且、玩忽職守的時間太久，而只說不做地搪塞過去。懇切地乞求您頒下聖旨命令兵部嚴令各地邊境的督撫，務必將邊防事務落在實處，等到秋防結束的時候，要嚴查有沒有實際效果，並大行賞罰；一定要使邊疆各郡處處都有防備，外敵才不敢窺視侵犯。再依照祖宗時的舊例，京城的防衛軍隊有數十萬，現今雖然沒那麼多，但也有八九萬人，如果採用適當的方法訓練他們，又怎麼會全無用處呢？只是士兵們已養成驕縱懶惰的習氣，法令難以約束，即使春秋操練，也僅是徒具形式而已。臣考察古代禮制，以及我朝先祖的舊例，都有大規模閱兵的禮制，以此來整頓武備，防禦不測之事的發生。今京城內外，守衛薄弱，臣常為此感到憂慮。懇切地乞求您頒布聖旨命令戎政大臣嚴整軍務，設法訓練，每年或隔年的冬末春初、農事空閒之際，恭請皇上您親自檢閱，一方面可以檢驗將領是否賢能，另一方面可以檢驗士兵的勇敢與怯懦。發現技藝精湛熟練的應該分別給予賞賜，發現老弱病殘不能勝任這項工作的馬上予以淘汰更替。這樣不僅使皇帝麾下常有數萬精兵，也可以藉此達到通過掌握兵權來控制政權的目的；並且這一舉動，傳揚出去，都知道皇上在用心擴張武備，整頓邊防，藉此也可以作為討伐外敵的謀略，消除還未萌生的禍患，實在是轉弱為強的一個機會。懇求您做出聖明的裁決！ （按）整頓軍隊，經營武備，原是治理國家的常規；思考預防，更是當時的當務之急。明朝自開國不久，北方邊境就多次發生戰禍，像成祖時有馬哈木和阿魯台的侵犯，英宗時有也先釀成「土木堡之變」，世宗時有小王子及俺答的戰事；而東南沿海，倭寇更是時常出沒，世代為禍邊境。武備的廢弛，國勢的貧弱，是南宋以來的各朝所沒有的。奏疏中所謂的「外敵的禍患日益加深，邊疆的防備久已廢棄」，雖是感慨之言，但也是當時的實際情況。張居正目睹時事的艱危，憂心時局，所以才會如此的語重心長。他說無兵無糧草無將帥不足擔心，值得擔心的是君主懈怠偷安，沒有奮發激勵的意志，真可謂之思慮周詳而言語深切啊！至於他所陳述的防禦策略，說「沒有比選擇邊官將領，訓練士兵，加固堡壘，讓民眾一起防衛堡壘，並時不時地選擇精銳士兵，趁其不備去攻擊他們更重要的了」，則尤其符合古人「以靜制動以逸待勞」的主旨，與近代「避實就虛持久作戰」的戰術相差無多，清朝圍剿捻軍等，莫不憑此建立大功。只是他力主舉行閱兵禮制，說既可以「檢驗將領是否賢能」，「檢驗士兵的勇敢與怯懦」，又能「作為討伐外敵的謀略，消除還未萌生的禍患」，然而察驗事實，很是討厭他這種未能免除的書生紙上談兵的習慣，而對於整頓軍隊經營武備的方法，顯然是有所不知。君主親自檢閱軍隊，固然能夠一時之間起到振奮人心的作用，然而終究不如對將士嚴格訓練，這樣才能在平日也起到整肅軍隊的效果。當時「士兵們已養成驕縱懶惰的習氣，法令難以約束」，既然奏疏中這樣說，那麼這豈是一年一度照例舉行的大閱兵，所能挽救的過失，所能挽回的頹勢呢？這就是當時整頓武備終究必須依賴戚（繼光）、李（成梁）諸名將的訓練有方，而現代國民革命的初步成功，必然起始於黃埔軍校的建立，抗戰建國的非常時期，尤須注意集中訓練的緣故。張居正只在舉行閱兵的時候恭請皇上親臨，其意或許是在藉此激發穆宗振作有為的志向，從而收取上行下效的功績吧？如果不是這樣，憑張居正熟悉軍事，怎麼會提出這種捨本逐末的謀略呢？ 這道奏疏侃侃而談，切中時弊，所陳述的各種方略，幾乎無一不是救治時勢的良藥，而其根本主張，則在於將法家思想引入儒家，嚴厲推行富國強兵的政策而已。自荊國公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以後，不論就其本身價值而言，還是就其時代影響而言，這篇文章都可以推為名臣奏議中的巨擘，政治言論中的翹楚。只是穆宗為人，《明史》說他「寬恕有餘，但不夠剛正嚴明」，（見《明史·穆宗本紀》），歸根究底也只是中等材質罷了。在他剛繼位的時候，依賴有徐階等顧命老臣的匡正、輔弼，才有停罷齋醮、廢除土木、誅殺方士、體恤言官的諸般善政。等到徐階離職，雖有李春芳、陳以勤等顯貴近臣，仍未能多加輔助，陳以勤上疏陳述「謹始十事」，穆宗雖然覺得好卻不能採用，不久又上疏陳述時務因循的弊病，也只是讓都察院評議施行「懲治貪官污吏」一件事而已。（《明史·陳以勤傳》）到後來科道官石星因為清晰地列舉出節制飲食、專心好學、勤於政事、快速決斷、虛心納諫、不聽讒言六件事作為進諫，而竟然觸發皇帝的大怒，以至對他施加廷杖，並把他革職歸家。（見《明史·穆宗本紀》，並見《明鑑》）看到這些，則穆宗是一個怎樣的君主，就可想而知了。可是對於張居正的這篇奏疏，他卻格外賞識，立即採納，讚許為「深刻地切中時勢，令相關部門詳細評議後回復」（《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並見《張文忠公全集》）。於是都御使王庭等議論並回復了整頓綱紀、重視詔令的相關事宜，兵部議論並回復了整飭武備、準備閱兵的相關事宜，戶部議論並回復了鞏固國本、節省開支的相關事宜，穆宗都一一批准施行，且定於明年九月舉行閱兵典禮。於此可見穆宗對張居正的信任是多麼深厚，後來張居正輔佐神宗，任勞任怨而死，沒有其他的原因，只是為了報答穆宗的知遇之恩。 張居正的政治主張，固然已全被採納，但由於當時的習氣積累太深，一時之間不容易收到改革的實效。而首輔李春芳「力求使皇帝心志安靜」，不肯稍作改變，這恰恰與張居正力求振作的主張相矛盾；位次相同的陳以勤也是碌碌無為，不作表現。張居正孤立無助，他的主張更是難以貫徹了。隆慶三年（1569年）八月，趙貞吉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的身份，進入內閣，參與國家機要事務的處理。趙貞吉「學識淵博，才華高超，然而性格剛直，愛意氣用事，一舉一動經常與人牴觸；九卿大臣，有時直呼其名」。（《明史·趙貞吉傳》）等到入閣以後，自認為是名流而處處領先，輕視張居正，呼為「張子」，談論朝廷大事，就說：「這不是少年人應該知道的。」（《明紀》卷三十七）張居正也是以才氣自負的人，受到凌辱，意氣自然難平，再加自己的主張因此受阻，更加難以忍受，於是在這年的十月上疏請求起用高拱以壓制趙貞吉。高拱素來與張居正友善，等到再次被起用，知道是出自張居正的推薦後，更是與張居正親善。高拱「性格剛強直爽，十分快意恩仇」（《明史·高拱傳》），而趙貞吉也是以性子剛直著稱，於是兩人一遇到事就相互掣肘，張居正趁機藉助高拱來壓制趙貞吉，大概不這樣做張居正的政治主張就無法施行，這與那些朋比為奸的人自然是大不相同的。隆慶四年（1570年）七月，陳以勤因病辭職，大概因為陳以勤與高拱是舊日的同事，與趙貞吉是同鄉，而張居正又是他舉薦的人才，自己估量無法在他們之間調停周旋，所以才堅決請求辭職歸去的。同年十二月，趙貞吉因為考核科道官員的事情，與高拱更是水火不容，上疏爭辯，又無法取勝，於是也辭職離任了。第二年五月，李春芳因為高拱要報與徐階之間的舊仇的事，曾經從容地為徐階辯解，引起高拱的不滿；李春芳對此心懷不安，也請求告假歸田。於是，高拱就成了首輔，而張居正為次輔。「高拱再次出山，專門報復徐階，所提意見都是針對徐階，想要加重徐階的罪名，而皇帝仁愛溫和，也不予以制止。徐階的子侄在鄉里十分驕橫，高拱任命前知府蔡國熙為監司，登記查抄徐階兒子們的財產，並將他們全部充軍發配，高拱扼制徐階的方法可謂無所不至。」（《明史·高拱傳》）最初，徐階離職之時，讓他的三個兒子謹慎地事奉張居正。張居正與徐階有師生情誼，並且他能入職內閣也是徐階的引薦，對於徐階的子侄自是不能不盡心監護。等到高拱使徐階的兒子獲罪後，張居正「從容地勸說高拱，高拱的心稍微被他打動，但是高拱的門客卻誣陷張居正收了徐階兒子三萬兩黃金的賄賂，高拱責備張居正，張居正面色改變，指天發誓，言辭甚苦，高拱於是向張居正道歉並說自己沒有詳細審察。兩人的交情由此產生隔膜」（《明史·張居正傳》）。等到神宗即位，馮保一事發生，二人就走向了決裂的道路。 張居正自三十六歲（嘉靖三十九年）重新出山，至四十八歲（隆慶六年）晉升首輔，前後共十二年，計算起來其在翰林院和供職內閣的時間各占一半。供職內閣的六年中，主要有封賜俺答為王並允許與明朝互市、主持辛未科會試以及在吏部慎重選錄人才三件事，是其最為突出重大的政績，我將在以下的各個章節詳細陳述。文集中有《答上相師徐存齋（徐階的字）書》，是隆慶五年（1571年）所作，最能顯示張居正此時的心事，以及他對未來的希望，特抄錄下來作為本章的結束。其書如下： 我的年齡今年已經四十有七了。苟且偷生，白吃俸祿，無所建樹，每次感觸時事，就會悵然若失。……在以後剩下的歲月里，只應當竭盡誠心，力求不辜負老師和國家的託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