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傳 · 第六章 執政前之張居正（三）——歸田時代
張居正告假歸鄉時，正值三十而立之年，也正當是英氣風發、有所作為的時候，然而此時的他卻悄然萌生了不如歸去的思想，浩然具有了隱居林泉的情志。觀看他的一首詩：
我豈是東方朔那樣的隱士，隱居於朝堂的金馬門？我現在正如睏倦的司馬相如，病臥在床上思念著梁園。我命運坎坷卻仍然保持自己的志向，順應世俗卻常常招來許多煩憂。我錯誤地選擇寄身官場，時常撫胸感嘆自己像一隻雙角卡在圍籬上的公羊而進退兩難。我笨拙無用沒有經世之才，只能空自緬懷家鄉的山川平原。家鄉幽暗潮濕的地方長著豐盛的水藻，白雲飄浮的田野有無人採摘的芳蓀。山中之人還未歸來，花卉樹木已森然繁茂。永遠希望有朝一日能拋棄世俗的煩惱，回到家鄉閒居度日安養心神。人生百年貴在適意，貴賤又怎值得在意呢？（《述懷》）
另一首詩：
有欲望就會因滿足不了而苦惱，只有做到無欲望才能沒有憂愁。羲和控制韁繩駕駛著太陽之車，時間如白駒過隙毫不停留。我的志向在於虛無寂靜，以無恥方式獲取祿位不是我的追求。人在這個世界上，猶如飄浮的雲煙瞬間消散。荷花在清水之中洗濯挺立，江水上空飛翔著白色的鷗鳥。魯仲連志在挽救齊國，商山四皓也是為了安定劉氏天下才入朝輔佐太子。古代的賢達之人真是偉大啊，千年之後仍然令人想念其美善之道。（《適志吟》）
這兩首詩，一作於將要歸隱之前，一作于歸隱之後，其字裡行間，皆充滿佛道的虛無思想。世間評論張居正者，據此就說張居正告假歸鄉的動機，是由於不被重用，才漸漸萌生出消極出世的觀念的。然而張居正真的是因為一時不被重用，才萌生出消極出世的思想的嗎？請看一下他平日的人生觀，以及歸鄉後的生活動態，憑此就可以證明這種論點的錯誤了。張居正平日的人生觀究竟是什麼呢？《明史》記述他的為人說：
張居正為人，勇於任事，自許為人中豪傑。（見《明史·張居正傳》）
既然以「豪傑自許」，就可以知曉他的人生態度是積極向上的了；既然是「勇敢任事」，那麼他必然不會因為一點挫折而灰心喪氣。這如果通過他的自述來看，更能夠加以證明。他的《答吳堯山言宏願濟世書》說：
二十年曾有一個宏大的心愿，願意做一張草蓆，任人枕臥，任人屎尿，我絕無怨言。有想割取我的耳鼻以為己用的，我也會高興地給他，何況一點小的詆毀呢？
《答湖廣巡撫朱謹吾辭建亭書》又說：
我平生所學志在以心為師，不求人知，不只一時的毀譽，不會考慮，即使是關係身後千萬年的是非，我也不會在意。
嗚呼！不躲避屎尿，不考慮毀譽，不在意是非，這是怎樣的一種積極態度呀？像這樣的人，而說他因為一點小的挫折就灰心喪氣，因為一時不被重用就萌生消極出世的觀念，這誰能相信呢？因此我曾評論張居正，認為他具有積極用世的人生觀。試就其一生的行事來說，他之所以能以一身關係天下的安危，是由於具有高超的抱負，獨到的主張，以及做事的恆心，堅持的毅力。而所謂「恆心」，所謂「毅力」，則又全靠他有積極用世的人生觀來加以支配支撐。以行舟作比喻：其抱負，其主張，是舟之本身；其恆心，其毅力，是舟的槳舵；其積極用世的人生觀，是划槳操舵之人。如果沒有划槳操舵之人，則雖有槳舵，船也無法前進；然而如果沒有積極用世的人生觀，縱使有恆心毅力，又能有什麼辦法使其抱負與主張最終付諸實踐呢？觀察張居正未入仕途之前，一方面用心於科舉考試，謀求進升之道，一方面沉浸於古代典籍，以奠定志向樹立的基礎；及其入仕之後，更是從事於當代文物、法令、禮樂、制度的探討和政情世務的研求。其心情急切、舉止匆忙地一心鑽研學問提升修養，難道不是受他積極用世的人生觀所支配支撐嗎？再觀察他執政以後，不顧人們指責他獨攬大權的毀謗，背負友朋的猜忌，冒著功高震主的危險，甘受不奔父喪的非議，兢兢業業，只求改革政策的推行，大義凜然，只求時勢的轉變，這些又怎能不受其積極用世的人生觀所支配支撐呢？今日的張居正，是昔日的張居正造成的。將來的張居正，是今日的張居正造成的。昔日的張居正，已然具有此積極用世的人生觀，將來的張居正，也仍然具有此積極用世的人生觀；而說今日的張居正，突然因為一時的不被重用而萌發消極出世的觀念，這相當於把他平日具備的人生觀一下子全都毫不可惜地拋掉了。嗚呼！發出此種論調的人，是把張居正看得多麼低啊！
這只是就其平日的人生觀來推論。如果進一步觀察其歸鄉後的動態又是如何呢，《行實》有如下記述：
張太師身體素來虛弱，又厭倦遊宦生涯，嘉靖三十三年甲寅，遂上疏告假還鄉。請求得到批准後，歸至鄉中，選定了小湖山作為隱居之處，命僮僕挖土編茅，築成一間僅有四五根椽子的小室，周圍種竹半畝，養一隻瘦鶴，整日閉門不出，外人很難見到他的面。只留幾個小童侍奉灑掃，煮茶洗藥。有時讀書，或修養元神練習胎息，入靜守意自我反省。久而久之，精氣神日益強壯，於是更加閉門苦讀，博覽群書，貫穿百家，專心研究當世事務。大概那時的他只認為作為儒者就應該這樣，其心就應該與泉石為伴，所以愈加地追求灑脫自由沒有了用世之意。
此處所說的「棲神胎息，內視返觀」「其心固謂與泉石益宜，翛然無當世意矣」數語，正可與上面所引的張居正的兩首詩對照觀看，這也大概正是有些人推測張居正萌生消極出世念頭的依據。但這時的張居正果真是一心與泉石為伴，灑脫自由，沒有用世之意了嗎？看他同時自己又努力地「博極載籍，貫穿百氏，究心當世之務」，卻是為何？世人哪有已然萌生出世念頭，又積極為用世做準備的呢？這種說法是不通的。然而，顯而易見，《行實》裡面的論述，並未說中張居正這個時候的心事。接著，姑且再引張居正的一段自述，來一探究竟。張居正有《學農園記》一文，其中說道：
我少年之時苦於貧窮，家中沒有多餘的存糧，成年以後進入仕途，才有了數十畝田地。嘉靖三十三年甲寅，自己感覺身染重病，不能上朝議事，侍奉聖明的皇帝陛下，於是借病辭職，如果回鄉後，還是繼續來往於城市府衙，與賓客們應酬，只會增加病症的惡劣程度。於是就謝絕一切親戚朋友，在自家田地中開闢出數畝，植竹種樹，除草蓋房，在其中睡臥休息。有時繞行於田間小路，與農父傭叟察看土壤的燥濕，比較各種穀物成熟的先後，觀望雲氣，以預測一年收成的好壞。時常看見他們冒著風露，頂著烈日，一年到頭的在田間忙碌，也僅是免於飢餓而已。一旦年成歉收，就可能賣兒賣妻使妻兒不得相見，而官吏催稅，又急於救火，經常是逼得寡婦夜泣，流民潛逃，見到此我常常感到既哀憐又悲傷，既憂慮又心驚。或僥倖年成順利糧食豐收，成熟的稻麥布滿田野，每逢伏、臘等節令，村中老者高興歡呼，相聚在一起感謝上天賜予的恩澤，這時的他們倒也是欣然喜悅，閒適快樂的。他們雖沒有郄缺躬耕冀野時那麼辛勤，也沒有長沮、桀溺兩人並耕時那麼勞苦，但他們一年的吟詠歌頌、歡樂悲戚，全都維繫在這農事之上。自己既然才能拙劣，缺乏寬宏的氣量，只有勤力耕田，種出一些瓜果蔬菜，奉養父母，或許才能不致招來災禍。況且種地這件事雖然低賤，但如果不去學習也無由知曉。於是在園門上掛一塊寫有「學農」的匾額，以申明知止知足之意。有人說：「農事，是民生之本，周朝以農業建國，及其治理天下國家時，也自然應該以農為本，加強生產，節約費用，重農抑商，之後對人民的教化才能推行、興盛。您同意這樣的說法嗎？」君子志向遠大關注的是遠者大者，小人志向淺近關注的是淺者近者。我輩小人，每天只憂慮一日兩餐是否充足，又怎麼還敢有其他的想法呢？我將來只想營建一處隱居之所安度餘生而已。《詩經》上說：「難得悠閒和自在啊，就這樣了此一生吧！」
這是張居正剛退隱家鄉後的作品。以張居正的卓越才智和奮發有為，卻只能身居閒職，乃至無補於國家，稱病退隱，這樣其滿腹牢騷，就不能不有所發泄。觀看他在文章中所說的「才能拙劣，缺乏寬宏的氣量」「我輩小人，每天只憂慮一日兩餐是否充足，又怎麼還敢有其他的想法呢」等語，其一腔孤高憤慨之情，已經在辭章中顯露了。但仍謹慎地關注於加強農業、節約費用、重農抑商等事，可見他雖然置身鄉野，其心中仍未曾忘記要為治理國家規劃方略。這篇《學農園記》以及上面所引述的兩首詩里的話，只是他一時的憤激之詞，並非是他放棄了平日積極用世的人生觀，而突然萌發出消極出世的念頭。至於他所說的「哀憐悲傷」「憂慮心驚」「欣然喜悅」「閒適快樂」，固然與大禹、后稷心念天下牽懷民生的心懷相去甚遠，倘若與陶淵明先生登上東皋放聲長嘯的心情相比，也是迥然不同的。
如此，其自述就足以證明我的話了，張居正的其它文章里也有類似的表述，姑且再抄錄一二段來闡明我的觀點：
張子登上衡山後數日，心神憂愁，意念傷感，好像被什麼東西擊中似的，有所醒悟。說：嗟乎！人的心態是多麼容易變遷啊？我上次來時經過長江，沿著漢口而往西，登赤壁磯，遊覽孫、曹交戰之處，慷慨悲歌，感覺古今只在一俯一仰的瞬間。向北眺望烏林，為曹操的雄心壯志突然遭到挫敗而傷心；向東遠望夏口，為周瑜、諸葛亮的生而逢時而心生羨慕。遙想徘徊之際，不覺灑脫之氣已自胸中流露。繼而路過岳陽，見到洞庭湖的長濤巨浪，驚心動魄，胸懷之中從各處沾染的混濁之氣，在此一瞬之間變得空淨，從而生出網羅宇宙、物我齊觀，吞吐萬象、容納八方的豪邁情懷。等到登上衡山，遊覽完幽深的洞壑，曲折的林泉後，憂慮減少，煩惱變輕，心境開闊，精神愉快，又覺得修身養性、悠閒自樂、遠行遊覽、尋景探幽，也不是很難的事。……我今天所遊歷的各處風景名勝，與以往一樣，但我的感情有時驚愕有時愛憐有時難以取捨，這該如何操控呢？於是知道以往那些愁苦的感情，全是虛妄，是我的心不能轉化萬物，反而被萬物轉化所致。過去了的仍要挽留它，與追逐某物而被某物改變了心志，是同樣的謬誤。世間必有某種不隨外物而悲喜，能以混沌的感情無差別地對待萬物的事物或方法，我怎樣才能掌握它呢！（《游衡岳後記》）
此文當是告假歸鄉後病癒出遊時所寫。此外還有一篇《游衡岳記》的文章，記述了他出遊的動機，說：「我打算趁著現在身體健壯出去遠遊。即使不與汗漫相會於九天之外，也要遍游世間的各處名勝，縱目四望，開闊心胸，以完成平生的願望。」張居正三十歲告假歸鄉，正是身體健壯的時候，而且除去這段時間外，他再也無暇四處遠遊，所以這篇文章的寫作日期，應該就是這段時間。觀察他遊歷赤壁磯、洞庭湖、衡山各處名勝，而生出種種不同的感觸，這些各種不同的感觸，在內心相互交織，最後忽然頓生出「不隨外物而悲喜，以混沌的感情無差別地對待萬物」的感悟。我個人以為這正是張居正對於人生獲得的更深一層的認識，而他平日之積極用世的人生觀，也因此而取得更進一步的發展。為什麼這樣說呢？請各位讓我把話說完。張居正才智卓越，奮發有為，卻一直沒有獲得一展抱負的機會，完成其治理天下使萬民都蒙受恩惠的夙願，因此才暫時歸隱，獨自修養身心，這件事從張居正積極用世的觀點來說，他必然會認為是一次嚴重的打擊，其牢騷滿腹，一腔憤慨，應該是他遭受打擊後心理上的正常反應；況且此時的他精神修養還未能達到「以心轉化萬物」的境界，也就難怪他會感到胸中愁悶，氣憤難平了。若非經歷這一場遠遊，開拓了他的感悟，擴展了他的胸襟，那麼他在精神懊惱、灰心喪氣之際，即使不沉淪於「修養元神練習胎息，入靜守意自我反省」的消極生活，走上清靜無為、放蕩不羈的道路，但他一時的憤慨，也必然會深深影響其他平日積極用世的人生觀，減退他積極有為的興致，這樣他若還想保持心懷萬民的情懷，用心研究當世的事務，絕對是不可能的事了。然而在他遊覽名山大川以後，心靈竟然一下開闊了許多，而且頓生出「不隨外物而悲喜，以混沌的感情無差別地對待萬物」的感悟，於是這種感悟和以往的難免於「心被外物轉化」，一同升華為「萬物隨心轉化」。觀看他在《七賢詠》的序文中所說的，就可以知道到自從經歷這次開悟以後，其心已不受外物束縛，對事物而能作超然物外的觀察分析了。其文說：
我常感嘆地以為精深玄妙之人，很看重自我的適意，行事但求清白質樸，不求與人相同；所以縱然是一生都受到毀謗和猜忌，對於獨行其道的人來說他也不會感到後悔，縱然其才能和智慧一千年也得不到展露，對於潔身自好的人來說也不會感到苦悶；他們都是身心愜意，無拘無束，而超然世外的人。
從他心理變化的方面來看，這自然不是消極出世的感想，而是超然物外的胸襟。必當具有這樣的胸襟，然後才能不以加官進爵為喜，斧鉞加身為懼，才能打破得失毀譽的關頭，養成特立獨行、百折不撓的人格，也只有這樣才能與諸葛武侯所說的「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與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相十分接近。至此他的精神修養，才算到達登峰造極的地步，而他平日積極用世的人生觀，經過這精神修養的洗禮，也才算更加地趨向積極。所以，在此情況下，一經其父的激勵鼓動，他就幡然醒悟，再次決定出山，重新進入仕途，乃至以後重新受到明穆宗的賞識厚待，享受三公的特殊榮譽，自此更是一心為公而忘卻私事，為了國事不顧家庭，憑著超然物外的胸襟，造就匡正時局、輔助君主的事業。
張居正自歸隱到復出這段時間，其人生觀不為環境所轉移的情形大致如此。將他與那些稍微遇到一點挫折就灰心喪氣，就萌生消極出世的思想而自甘廢棄的輕薄少年相比，又怎可同等看待呢？日後他最終能卓越地有所樹立，躋身於大政治家的行列，是有原因的，有原因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