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傳 · 第四章 執政前之張居正（一）——少年時代
廣東新會的梁啓超評論荊國公王安石，說：「古代的賢能之人和非常之人，必然有養成他性格與才能的環境。觀察其所受教養的環境，就可知道他所樹立的志向如何；觀察其樹立的志向，就能知道他所處的教養環境如何。」然而我以為所謂的賢能之人和非常之人，其志向的樹立固然是因為平時所受的教養良好，但是這種教養環境的形成，則常常來源於父母親戚的愛戴看重，與老師大儒的期望稱許。因為父母親戚對他非常地愛戴看重，所以平時的督促教育也就會異常嚴格，而他自己也會把自己看得非同一般；老師大儒對他寄予厚望，所以平時的激勵管教也就會更加嚴厲，而他自身的自信心也會越來越強。自我期許高而且自信心強，這樣他所受到的教養，又怎能不高人一等呢？如果認為我的話不可信，可以請諸位看一下張居正少年時代的事跡。張居正出生的時候，相傳月亮的精氣化作一隻吉祥的白烏龜出現在他的家中，因此他最初的名字叫張白圭，其後當地的知府李士翱第一次與他會面，也傳言曾夢見天帝讓把一塊白玉交給他的奇事，於是為他改名為張居正。這些都是荒誕無稽的神話，自然沒有值得深信的價值。然而在民智未開的時代，這類神話傳說，卻很能增加其父母親戚的愛重，愛重越厚，對他的督促教育也就越嚴。況且再加上張居正幼年之時既已聰穎無比，還未離襁褓就被人視為神童，這更增加了其父母親戚認為他是天賦異稟的心理和信念。難怪老師尊長那些有遠見的人，希望把他培養成宰輔一類的人才，而其父母親戚對他的督促教育，也要比對尋常之人更加嚴格了。張居正五歲而記誦文章，十歲而精通六經，其早慧固然有天生的原因，但也絕對離不開督促教育的功勞，這難道是僥倖嗎？而他自命不凡的性格，也由此開始養成了。等他十二歲參加府縣組織的童子試時，又受到知府李公及督學田公的大力讚賞。《行實》記載這段事跡說：
嘉靖十五年丙申，參加州府的科舉考試。大司徒李士翱先生時任荊州知府，前一天晚上，夢見天帝剖開一塊標記好的玉璽，讓他交給一個童子。第二天，讓所有考中的人到庭下集中，太師（指張居正）是第一名。李公領著太師登上台階，仔細觀察童子是怎樣的一個人，果然如夢中所見，於是大喜，為他改名，說：「白圭這個名字配不上你，將來你應當做帝王的老師。我已從天帝那裡得到指示，願你自我珍愛。」其時正當督學使田頊先生巡行考試來至此郡，李士翱先生把本郡有一名童子善於作文的事告訴了田公。田公感到十分驚奇，立刻召太師來見，讓他以「南郡奇童賦」為題做一篇文章，太師提筆一會兒就寫完了，並且沒有任何改竄。田公望著李公說：「作為本郡的太守，您覺得這個孩子與漢朝的賈誼相比如何？」李公拜了兩拜，讚許地說：「賈誼大概不如他。」田公回禮說：「即使我田頊也以為賈誼不及他。」於是將太師列為頭等博士弟子。那時，田公正臨摹唐朝北海太守李邕的《南嶽碑》，還未臨摹完，就把摹本贈給了太師，說：「你的才能，將來何止做一個李北海啊！」
嗚呼！這種奇異傳說，雖然是附會之辭，然而田、李二公，卻是那個時代真正存在的老師大儒，他們對於張居正的期許之心是多麼深切，真誠之意是多麼深情動人啊！這對於一個幼小童子來說，怎能不因為對他的激勵，而信心倍增呢？雖然如此，上天所以啟發引導張居正的，還遠不止這些。自視過高，常易變得狂傲；自信過強，常易變得簡慢。假使張居正由此乘風直上，不遇一點挫敗，那麼以他早熟的才智，必然會仗著自己的聰明，把獲取高官顯爵看得如同拾草一樣簡單；既已萌生了誇耀自大之心，日後勢必會不知不覺間變得狂傲簡慢。如果這樣其所修養的身心和建立的事業又將如何呢？恐怕仍是一個未知數。所以，上天借一個叫顧璘的人，先稍微給他點挫敗，以抑制其傲慢之氣，接著再給予他激勵，以培育其奮發向上之心。於是，以前自視甚高的心理，因為稍稍挫敗他而更加認清了其短處；以前，自信過強的心理，因為受到激勵而能更好地發揮其長處。抑制了傲慢之氣，增強修養的途徑就逐步明晰；振奮了向上之心，建立事業的基礎就得以奠定。無須等著用蓍草和龜甲占卜就可以斷定其日後必定會有所成就。試觀張居正十三歲參加鄉試時的情形：
其時刑部尚書顧璘先生在楚地（指湖廣）任巡撫。顧公是當時天下共同稱讚的有堅貞操守的名臣。第一次見太師，就已看出他具有非凡的輔佐君王治國理政的才能，與直指使（古代官職名，專管巡視各地政事）馮公商量說：「張家的這個小兒，即使讓在早在朝廷，也沒有什麼不可。然而我以為不如遲幾年，等他才幹老練了，將來的成就定當更是不可限量。這是您的的事，一切請你斟酌吧！」這次太師在考場的考卷，很得湖廣觀察史陳束的欣賞，陳束極力請求上司錄取，然而馮公想起顧公的囑咐，最終沒有錄取張居正。（《行實》）
這是顧公欲老練其才能，而故意地暫且給他點挫敗以抑制其傲慢之氣。再看他十六歲參加鄉試得中後的情形：
到嘉靖十九年考中庚子科舉人，恰巧顧公以工部尚書的身份為修建仁宗獻皇帝陵園的事來到湖北安陸，太師去拜訪了顧公。顧公說：「張生來拜訪，我真是太幸運了。大器晚成，這是指中材而言，我真不應該把你輕視為中材，使你將來遲了三年成為宰相。然而我聽說當年的解承旨（解縉）是一位奇才，太祖高皇帝故意貶謫他讓他回家從師學習，對他仁德甚厚，當時就說你在家謹慎地等待十年也不晚，而解承旨不能忍辱屈膝，最終在成祖時代以『無人臣禮』下獄而死，為世人所悲嘆。我之所以告訴馮侍郎那番話，是希望你有遠大的抱負，樹立伊尹那樣的志向，學習顏回那樣的品行，不要只因為得了一個秀才就沾沾自喜、自負自大。」談了很久才離去，顧公親自撰寫文章相贈，並解下自己的腰帶贈給他以示讚許，說：「這種腰帶不是你應當佩戴的，只不過藉此暫且表達下呂虔贈刀於有公輔之望的人的意思罷了。」（同上）
這是顧公欲讓他成大器，而當面激勵他以促進其奮發向上之心。顧公是當時天下共同稱讚的有堅貞操守的名臣，他是這樣的期許和看重張居正，難怪張居正執政以後，仍對顧公的知遇之恩深懷真誠的感激之情。這通過張居正寫給趙麟陽的信也可以看出來。
我當年十三歲，刑部尚書東橋居士顧公當時正是我所在省份的巡撫，第一次見面，他就視我為國中最優秀的才能之士，以「小友」來稱呼我。經常與諸位布政使和按察使說：「這個孩子是將相之才，昔年張燕公（張說）在李鄴侯（李泌）幼年時就斷定他是國家的棟樑之材，我這樣做差不多也是如此吧！」又解下自己的腰帶相贈，說：「將來你是不會系這樣的腰帶的，我只不過藉此暫且表達下呂虔贈刀於有公輔之望的人的意思罷了。」一天，留下我共同吃飯，顧公喚出他一個名叫顧峻的幼子，指著我說：「這位是荊州的張秀才，將來會擔任國家要職，到時你可去拜見他，他一定會顧念你是老朋友的兒子而照顧你。」我在幼年之時，哪曾想到會有今日？然而心中感念顧公的知遇之恩，哪怕以死相報也在所不辭，所以至今我心裡仍藏著報答他的念頭，未曾忘記。
張居正受到顧公的激勵，於是把以前用心鑽研的科舉考試，看作求取祿位的階梯，而是轉移志向，從事於科舉以外的古代典籍的研求。看他日後的自我陳述說：
我早年年少登科，獲得一些不切實際的盛名，狂妄地以為屈原、宋玉、班固、司馬遷與我也沒什麼兩樣，區區一個進士及第，唾手可得，於是放棄原來的學業而沉浸於古代的典籍。等到三年以後，在古典方面還未有所建樹，原來的學業卻已經荒廢了。現在回想當年的行為，不過是招人譏笑而自取其辱罷了。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我科舉落第，於是度量自己的能力，重拾以前的學業，晝夜勤奮，盡心竭力，僥倖學業有成，然而也只是科舉中第而已，仍未能達到在文學界遊刃有餘、奪取頭籌的境地。
體味其語意，好像仍把「放棄原來的學業而沉浸於古代的典籍」視為錯誤之舉。從求取祿位的觀點而言，這確實有些失策，即使他二十歲去京城參加會試，又經歷的一次落第，也無非是他荒廢科舉事業的影響造成的，實在應該以此來告誡自己的兒子。然而實際上張居正能像顧公所一直期許的那樣，成為「將相之才」，除了能「在文學界遊刃有餘、奪取頭籌」，像屈原、宋玉、班固、司馬遷那樣做一個文人外，難道不是他那段時期「放棄原來的學業而沉浸於古代的典籍」所造成的嗎？為什麼這樣說呢？他所謂的科舉事業，其範圍不過是當時通行的《四書五經大全》，其形式不過是為古人代言的八股文，說到底也只是專制帝王用來籠絡、控制文人的工具而已，借它們求取祿位尚可，如果想借它們經世濟民，那麼就如爬到樹上找魚一樣無法達成目的。縱使張居正「晝夜勤奮，盡心竭力」，奮鬥一生，也只能成為一個皓首窮經的迂腐儒生而已，又怎能建立日後的宰輔事業呢？至於他所謂的古典，雖然無法確切知道指的什麼，然而既然他自己說「馳騖」，那麼其所涉獵的廣博，研求的數量，必然遠遠地超出八股文的範圍以外。以張居正的聰明絕倫，一旦施展才華，博覽群書，使他知道八股文而外，還有更大的學問，在自由探討之餘，他的思想怎能會不縱橫馳騁，學術怎能會不突飛猛進呢？於是自此之後，張居正不僅以用心科舉事業為滿足，而且還另尋修養之道；不僅以求取祿位為當務之急，而且還努力為其日後功業的樹立奠定基礎。他日後不僅以文人的身份終其一生，而且最終成為「將相之才」，巍然躋身於中國乃至世界大政治家的行列，這絕非僥倖，而是他平日積累的教養所致；而這種教養的形成，則又來源於父母親戚的愛戴看重、督促教導，與老師大儒的期望稱許、激發磨礪。嗚呼！張居正的時代已經很遠了。今天的少年，所受的父母親戚的愛戴看重、督促教導，未必不如當時的張居正；所受的老師大儒的期望稱許、激發磨礪，或許遠遠勝過當時的張居正。察看張居正建立的事業，以及能建立如此事業的緣由，而後我們才能知曉應該給子女營造怎樣的教養環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