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傳 · 第二章 張居正之時代
大政治家對於他所處的時代，就像機器上的大齒輪。大齒輪受發動機推動，而同時又推動小齒輪。對於大政治家，歷史的發展趨勢，就是推動他必須這樣做的發動機；而天下後世，則是受他推動的小齒輪。所以，大政治家能建功立業，無不受歷史趨勢的推動，而其功業的成果，又會對天下後世有推動作用。那麼，張居正所處的時代是怎樣的呢？這就需要用歷史的眼光，從當時世界和本國的局勢分別加以觀察而論述了，
用世界歷史的眼光來看，張居正所處的時代，是十六世紀的中期。這時的歐洲，正處在文藝復興之後，宗教改革興盛之時，各國之間多有宗教戰爭發生，其國內也多因政教分離而未能統一；中世紀的封建社會體制，雖然已開始動搖，但有助於國家統一的君主專制制度還尚未形成。新大陸雖然因為海路的開闢而被發現，但歐洲與美洲、亞洲之間的交通仍處於阻隔狀態。概括言之，那時的歐洲各國，都還不是現代國家，其政治文化各方面，也都很幼稚，不值一提。至於美洲，則更是蒙昧初開，那時並無任何國家存在。即使與中國同屬亞洲的日本，也尚自徘徊在四分五裂的封建時代，未能實現國家內部的統一。環顧當時的世界，只有中國具有數千年的歷史，擁有亞洲大陸的大部分土地，言學術文化而燦爛完善，言君主專制制度則根深蒂固，說它是當時全世界唯一的一個大帝國，它絕對可以當之無愧。在這種世界局勢之下，張居正身居大帝國的相位，執掌大帝國的政權，前後達十餘年之久，並且該大帝國依賴他的不朽功業，由衰落走向復興，其扭轉乾坤的能力，卓越超群的謀劃，環顧世界，也是獨具雄姿的，因此即使稱他為當時全世界唯一的大政治家，他又怎會有愧色呢？
如果就本國的歷史局勢而言，張居正所處的時代，正當明王室由盛轉衰再由衰轉盛的關鍵期。而掌管這場大轉變的樞紐的，就是張居正本人。其撥亂反正的特殊功勳，更加讓他安享大政治家的光榮頭銜而當之無愧了。明朝自明太祖朱元璋以平民百姓的身份成為帝王以來，其所開創、建立的基業，大概只有漢高帝劉邦可以與之前後媲美。再加上，明成祖、明仁宗在位期間極力推行安內攘外的政策，才最終奠定了明朝大一統的基礎。其後的百餘年間，雖然繼位之君未能把國家治理得盡善盡美，但就其總體來看，國勢還是因承平日久呈現出蒸蒸日上的態勢。到了武宗，明朝的國勢開始衰落，再傳至世宗的時候，明朝的國勢幾乎到了一蹶不振的境地。考察中間衰落的跡象，則最先出現在正德（明武宗的年號）年間，那時國內有寧王朱宸濠的叛亂，海疆有倭寇的騷擾，而明武宗對宦官劉瑾的寵信，更是擾亂朝綱、摧殘士氣，以致自洪武（明太祖年號）以來所積累的深厚基礎，幾乎為之摧殘殆盡。明世宗繼位之後，立刻發生了小王子、吉囊等人侵犯邊境的禍患，這其中尤以俺答肆意侵擾帶來的災禍最大。到了嘉靖（明世宗年號）二十九年（1550年），發生「庚戌之變」，敵寇逼近京城，諸將領竟然不敢迎戰，明朝武備之衰弱，至此已到達了頂點。外寇如此猖獗，而明朝的君臣又是怎樣做的呢？試從史籍的記載，可以一探究竟：
嘉靖年間，又有寵信煉藥術士和貪官污吏的不良舉措。邵元節因寫得求神禱詞靈驗，被封為清微妙濟守靜修真凝元演范志默秉誠致一真人，統管朝天、顯靈、靈濟三座道宮，總領道教，賜金玉印章、象牙印章各一枚，官階二品，穿紫衣佩玉帶，並專門派了四十個校尉供其使喚。不久，又賜了一枚「闡教輔國」的玉印，授予禮部尚書的官職，允許其穿戴一品大員的官服；並封贈他的孫子邵啟南為太常丞，進而封為少卿，封其曾孫邵時雍為太常博士。其同夥陳善道也被封為清微闡教崇真衛道高士。又有陶仲文能用符水治鬼，被封為神霄保國宏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後被封為禮部尚書少保少傅少師。明代一人而兼少保少傅少師三職的，只有陶仲文一人。不久，又封他為恭誠伯，每年俸祿二百石，封其子陶世同為太常丞，陶世恩為尚寶丞，封其女婿吳濬、從孫陶時雍為太常博士。其他如段朝用、龔可佩、藍道行、王金、胡大順、藍田玉、羅萬祥等人，也都因為善於符咒、煉丹、扶鸞之術，獲得顯赫榮耀的地位。更有浙江參議顧可學，因會煉製秋丹石，得到寵幸，被破格提拔為工部、禮部二部尚書；副都御使，因通曉煉藥之術，晉升為工部禮部二部尚書；順天府丞朱隆禧，因進獻長生秘術，加封禮部侍郎。則不僅方術之士藉此以謀官求進，即使士大夫也因此而獲得顯達寵幸。（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三十四）
嚴嵩……自此更加地以諂媚來取悅皇帝（明世宗）……借各皇室宗親乞求封賞的機會，從中撈取賄賂。……嚴嵩沒有其他的才能，只會一味地諂媚皇上來謀取權勢錢財。……嚴嵩父子（指他的兒子嚴世蕃）熟知皇帝的脾氣性格；打算解救某人時，嚴嵩必會先順著皇帝的意思竭力詆毀此人，而後再設法以婉轉的語言打動皇帝，解救出此人；如果要排擠陷害某人，嚴嵩必然先極力讚美他一番，然後再以委婉的言辭來觸動皇帝內心的忌諱和不恥，從而實現打擊此人的目的。用這種方法改變皇帝的喜怒，常常不會失誤。（《明史·嚴嵩傳》）
當時明朝的國勢是那樣衰危，君臣又是如此的昏庸奸詐，然而忠君愛國的張居正，雖然有時身居閒職，但他所懷抱的憂國憂時之心，自然不容許他坦然處之，坐視不管，對此，他又怎能不上疏發言呢？於是，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他以翰林官的身份上疏，懇切地直斥時弊，陳述意見，以期對挽回國勢有一點幫助，其上疏的內容是：
臣聽聞賢明的君主不厭聽令人憂懼的言論而樹立聲名，有志之士不避因冒犯君主威嚴所帶來的被誅之罪而上書直諫，因此，策略才不會有所遺漏，功業才能流傳百世。所以，古人說寡婦不怕緯紗少織不成布，只是擔心亡國後禍及於己。臣雖然平庸淺陋，位置低下，但每次私底下見到當前的國事，心懷就會為之觸動，晝夜思慮不止，於是，竭忠盡智，傾吐肺腑之言，為陛下詳述，希望聖明的您能略加留意。臣聽聞天下的形勢，好像一個人的身體。人之所以能夠生存活動，憑的全是血氣。血氣流通不息，流布滋養於四肢百骸，耳目才能聰明，手足才便利，而整個身體也才會健康無害；一旦阻塞，血氣無法升降，身體就會出現腫脹、癱瘓、麻痹等症狀。臣以為當今的形勢，類似血氣堵塞的病症有一，類似腫脹麻痹的病症有五，失掉今天治理的時機，即使日後全力施治，也只怕難以治好了。於是，臣才敢冒死上奏。
臣聽聞天地之間陰陽有交合而道才能流通和暢，君臣之間彼此有溝通而上下才能思想一致，這樣才會國泰民安；國泰民安，是因為交合溝通。天地不交合，上下不一致，就會動亂不安；動亂不安，是因為阻塞不通。因此，天地只有交合才能建立生養萬物的功績，上下只有溝通才能成就和諧太平之治。臣不敢引證年代久遠的事，只引證近事來說。昔日孝宗皇帝急於求治，早朝晚退之際，有親信大臣奏事，便屏退身邊服侍之人，時至日暮也不知疲倦；御史們提意見，都虛懷若谷地認真採納，即使有狂妄悖逆之言，也不怪罪。百官恪盡職守，官府無積壓的公事，其恩德流於百姓，廣布天下，那時君臣間的相得益彰，至今仍可想像。今自陛下繼位，已經二十八年了；自成祖以來，論在位之久，沒有超過陛下的。按理來說，您美善的功業和教化，應該上追唐堯、虞舜，下配顯赫的祖宗才對。可如今陰陽不協調，災禍奇異之事頻頻發生，周圍鄰國未能臣服，邊境屢屢出現警報，這些都是不能不令人晝夜憂慮的事，而我想這些事的發生很可能是因為沒有盡心辦事的人造成的？又或者是君臣上下之間未能溝通交流的緣故。現在群臣百官已經有八九年沒有見過陛下的面了。縱使陛下神聖睿智，能獨自及時地處理政務而沒有遺留，但天道只有利施下物才會愈加光明，自古聖明的帝王，沒有不親近百官大臣而獨自一人就把天下治理好的。今與陛下整日相處的，只有宦官宮女。宦官宮女這些人，難道會為當前的國勢憂心，為國家社稷的興亡憂慮嗎？今大小臣僚，雖也有一些為國勢憂心、為社稷憂慮的人，但他們平日與陛下遠隔，只能憑空想像陛下的容貌而加以讚嘆，縱使有時想要進言也最終是畏縮閉口，尋不到竭盡愚忠的機會。以前御史們因為不上書言事，常常遭到譴責，這是臣子不匡正君主的過失理應受到的懲罰。而如今竟沒有一個人敢列舉當急之務來上書進言，即使有，也是粗略地舉出幾件事以敷衍塞責罷了。以刑罰驅使進言但仍還是沒人進言，這是為什麼呢？是臣子們不敢觸犯陛下的雷霆之威，無法預測陛下的喜怒哀樂，也是陛下虛懷納諫的心胸，未曾全部顯露給臣子們的緣故。因此大臣們雖想進言卻難以找到機會，小臣們雖欲獻策卻因懼怕陛下的威嚴而不敢。由此觀之，血氣可謂是閉塞不通了。於是，腫脹、麻痹等病症，趁機而發。其大的方面有：皇族驕縱放肆，百官曠工廢職，吏治因循守舊，邊防未作修備，財用十分匱乏。其他給陛下帶來煩惱的事，不勝枚舉，這五件是比較大比較顯著的。
臣聽聞現在的皇室宗親，好比古時的諸侯。他們所崇尚喜好的，也會受到百姓們的關注，維繫著風俗的轉移。臣恭讀祖訓，發現我朝對待皇室宗親，是既禮遇優厚，又防範嚴密。然而今天有那麼一兩個宗親藩王，不念師長祖輩的教導，節儉克制，慎行法度，以求上天的福佑，而是不顧侯王的體面，競相追求真人的名號，招集一些煉藥術士或因罪外逃的罪犯，迷惑人心，混淆視聽，這都是一方面向陛下獻媚求寵，藉以擴張勢力，而另一方面又以奸詐貪婪，淫亂迫害，欺壓官府，盤剝百姓等方式來放縱私慾的行為。今河南撫臣又遭受到某位宗親藩王的加害了。如果不早加約束，而是任他們胡亂妄為，臣恐怕四方守臣無力對其節制，而最終會尾大不掉的局面，臣以為這絕非一件小事。這就是我所謂的皇族驕縱放肆。
臣聽聞人才如木材，培養貴在平時，使用貴在發揮其特長。平時培養就不會匱乏，發揮其特長就能讓它得其所宜。古代一個官位必有好幾個能夠勝任此職的人，因此在缺乏時能夠有人接替，不致出現曠職誤工的現象。今日的國家對於人才，平常既不注意培養，使用又不能令其發揮所長；一被彈劾，就遭到罷職流放，等到人才缺乏之時，則又不得不以論資排輩的方式選用繼任者，而這樣選用的人才往往趕不上曾經被罷免的人。如今朝廷官吏眾多，雖然不能說沒有人才，但世間難道就真的沒有懷抱出眾之才而被壓制隱藏的嗎？難道就真的沒有因為一點小的過錯而被永不錄用的嗎？臣以為如果其人不是貪得無厭，極沒品行，盡可以根據他的才能選錄使用，讓他進獻一份用處。而且世間確實也有一些才能卓越可供錄用的人，如果全讓他們忍飢挨餓、困守貧窮，非常可惜，如此，可用的官吏怎能不缺乏呢？這就是我所謂的百官曠工廢職。
郡守縣令，是最能與民親近的官吏。地方官員是否賢能，由監察部門考察評定。監察部門的選擇，由皇上綜合考量而後決定是否任用。我朝的制度，不可不謂周密。近來考核不嚴，名實不符，守令對於考察官，只是迎合奉承而已；以玩弄賬目文書作為重要事務，將迎合上司旨意視為精細敏捷。監察部門以此評判其是否賢能，皇上以此來衡量其政績。衡量之時又不深入訪察，只憑監察部門的呈報。以至對同一個，有舉薦者，有彈劾者，有詆毀者，有讚譽者，評價參差不齊，意見無法統一。行賄多者官位高，善鑽營者品級大。古語說：「禮義有何用？學習它可以升官發財。謹慎有何用？學習它做官可以猛進。」此種風氣之下，正直之道堵塞，勢利的民情形成，百姓生活的利弊，世道的盛衰興替，還有誰去關心留意呢？這就是我所謂的吏治因循守舊。
外族的禍患，自古就有，然而如若平時守備嚴密，外敵是不能侵入的。如今外族驕橫日久，近來更是囂張無限，或侵擾宣化、大同，或侵犯內地，小規模侵擾則獲小利，大規模侵擾則獲大利。邊境守臣，只要所守境內的人、財、物沒有被大肆掠奪、破壞，就已經萬分高興了，哪還有什麼心情考慮長久的拒敵之計，謀劃敵人難以勝我的防衛之策。不久前陛下赫然發奮，激勵將士，雲中一戰，克敵大勝，這都是您振作奮發的結果。兵法上說：「不要寄望於敵軍不會來侵犯，而應依靠自己有充分的準備，嚴陣以待。」借用戰勝的士氣，籌謀邊疆的防備，如今正是時候，可不知為何迄今為止仍沒有一點動靜。這就是我所謂的邊防未作修備。
天地生養的財物，有一定數量。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就會寬裕；取之無度，用之不節，就會匱乏。今國家的財政支出，多依靠東南地區的供給，然而民力有限，開支無窮，並且朝廷的花費，比起立國之初多了數十倍；供給大官的費用，每年有上百萬，再加朝中權貴、宦官的征派勒索，更是如溝壑般難以填滿，因此財政部門多次宣告財政赤字。以天下的財力供一人使用，縱使過度浪費，又怎能會覺得缺乏呢？覺得缺乏，正因為耗費錢財的地方不止一處的緣故。俗語說：「三寸長的竹管如果沒有底部作阻擋，天下再多的糧食也填不滿它。」今天下不止三寸，需要花費的地方很多，所謂的財用十分匱乏就是這樣造成的。這五種弊病，並非一天了。
然而臣以為它們不過是腫脹麻痹之類的小病罷了，並非什麼大不了的病。如果能使一身之中，血氣順暢升降而流通，那麼這數種病症就可以一治而痊癒了。如果任血氣還是這樣壅閉不通，到最後即使有針灸、藥物也是起不了作用的。誠心希望陛下能考察世道盛衰的根本，交通君臣上下的心意，廣開納諫之門，親近輔佐之臣，使群臣百官都能瞻仰陛下的清美風采，表達出自己的意見和思慮，讓君臣之間，交流自如，沒有阻隔，然後分別選拔合適的人選責成他們治理這五種弊病，這樣人人才會盡己所長報效所能，長久積累的弊端也才會一掃而光，如此，這五者又有什麼值得憂慮的呢？臣聽聞扁鵲見蔡桓公說：「君有病，不治將深入！」蔡桓公聽了很不高興。第二次拜見蔡桓公時，扁鵲說了同樣的話。第三次拜見，扁鵲遠遠地看見蔡桓公，掉頭就跑。人的病還未深入，就應該早加治療，不然臣恐怕會出現「扁鵲望之而走」的局面。臣愚妄無知，觸犯皇上的忌諱，惶恐不止。雖然如此，一個無知妄為的人所說的話，也有讓聖人考慮、選擇的價值。誠心希望聖明的您能對此稍加留意，如果這樣，真是天下的大幸啊！（《張文忠公全集·論時政疏》）
這篇奏疏里所說的「血氣壅塞之病」，全是針對明世宗一人而言，無異於當頭棒喝；而裡面所說的「臃腫萎痹之病」，更是對當時時勢的無情揭露。這個時候的張居正，以一疏遠小臣的身份，敢於發出如此正直的言論，他的大政治家風度，在這時就已經初露端倪了。察看其奏疏中所指明和陳述的內容，與當時昏庸奸詐的君臣和積弊日久的局勢格格不入，這沒有引起皇帝的大怒，受到斧鉞之誅，已經是萬幸了，又怎麼還能奢望世宗採納他的進言呢？難怪世宗會漠然置之，而國勢愈加衰弱不振，幾乎到了無法收拾的局面了。
張居正所處的時代，情形大致如此。這種歷史趨勢，既然是張居正親身所歷親眼所見，那麼受到它的激發和推動，也自然是他不自覺的反應了。其後，世宗駕崩，穆宗繼位，張居正因為是太子舊臣的關係，已被穆宗熟知，再加徐階的引薦，於是張居正在一年之內，由五品官位的翰林學士，一下躍至二品、三品的京官。及其執掌朝政，遂一心一意地貫徹其法家的嚴明精神，努力掃除當時懈怠萎靡的長久弊病，於是當時的國勢，最終依賴他的改革而由衰敗轉為復興之局。雖然後繼無人，功業中斷，但即使像明神宗這樣昏庸的帝王，在張居正死後，仍然坐享了近二十年的太平天下，如果換作聰明有為的君主，明朝基業的鼎盛延續，必然是意料之中的事了。所以我說：大政治家，就像機器上的大齒輪，其功業無不受歷史趨勢的推動，而其功業的成果，又會對天下後世有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