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傳 · 第一章 敘論

我作為非官方史書的寫作者說：所謂大政治家，豈是容易講清的啊？運籌營帳之中，指揮千里之外，這是謀士罷了，不是我所謂的大政治家。威嚴震懾強敵，名望滿於軍隊，這是大將而已，不是我所謂的大政治家。至於在朝為官時忠心耿耿，辭官退隱後反省補過，這是說的純正之臣，更非我所謂的大政治家。受命輔助幼主，忠誠堅定不變，這是說的賢能宰相，也非我所謂的大政治家。然而必須怎樣才能稱得上是大政治家呢？必須具有超越眾人的抱負，，與眾不同的主張，而又能以恆心、毅力去執行它、實施它。所以，大政治家能憑一人之身，關涉天下的安危，以一代之政，關係整個世運的興衰。他所施行的，或許不利於當時，但對後世卻十分有益；他的所作所為，或許沒有順從眾意，但卻真正地有利於國家。起初，他必然遵循自己的政策，全力推行之，以求改變時勢；在已經推行的過程中，他又必然獨持己見，力排眾議，為國家的復興奠定基礎；政策得到完全貫徹後，最終也必然要依靠他的老成穩重和深思熟慮，挽回衰頹的國運，廣施惠及天下的恩德。像這樣的人，大概就是我們所說的中流砥柱，或造時勢的英雄。其政績的實施，英明之主可以藉此奮發圖強，昏庸之主可以藉此免除災禍，末代之世可以藉此暫且延續，衰亂之世可以藉此漸漸興盛。所謂大政治家，難道不是這樣定義的嗎？ 明白這些道理，也就可以談論張居正了。張居正是明朝的名相，而明朝的名相，不只張居正一個。在他之前的，像忠靖公夏原吉、楊士奇、楊榮、楊溥，與他同時的，像文貞公徐階、文襄公高拱，都是卓有建樹、儼然具備古人風範的大臣。但他們不如張居正的地方在於，都以書生本色，擔當國家重任，雖也具有忠純之臣的操守，賢能宰相的氣度，然而就其所懷抱的志向而言，一方面既拘泥於前人的規章制度，另一方面又言談卑下，無甚高論，因此他們所推行的治國方略，也就僅僅局限於對當時有利，而一旦罷官離職其所推行的方略也會隨他們的離去而消亡。換言之，他們這些人沒有堅定的政治主張作為施政的目標和綱領，頂多了說，也不過僅能輔佐君主成就小康之治，使國家強盛一時而已。其所造成的影響，絕難與我所謂的大政治家相提並論。然而，以他們來對照我所謂的大政治家，我就更加不得不佩服廣東新會梁啓超的言論，而把張居正列為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了。張居正的業績，如輔助君王、處理政務、經營武備、治理財政等事，固然大多也是沿襲的前人制度，與當時的賢相徐、高二人相似，驟然觀之，甚至與一般人的施政也沒什麼兩樣。然而他之所以卓然出眾，不同於一般的純臣良相，且能當之無愧地巍然躋身於中國乃至世界大政治家的行列之中，其原因就在於他擁有卓爾不群的抱負，獨到的主張，並能以恆心、毅力去執行它、實施它。所以，他所施行的，雖然不利於當時，雖然違背了眾意，但他彌補缺漏、糾正失誤、整頓吏治，正本清源等諸多措施所遺留的影響卻是深遠而巨大的。因此，對於他最終能轉移時勢，奠定基礎，挽救衰頹國運，廣布恩澤於天下這一問題，也就沒什麼不可理解的了。明朝自中期開始由盛漸衰，到了嘉靖、隆慶時代更是內憂外患交集，而此時的張居正，不顧人們指責他獨攬大權的毀謗，背負友朋的猜忌，冒著功高震主的危險，甘受不奔父喪的非議，兢兢業業，只求改革政策的推行，大義凜然，只求時勢的轉變。將其與輔佐幼主、支撐危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武侯相比，誰敢說後人不如前人；再將他與西方的大政治家，如馬志尼、俾斯麥等人相比，又同他們相差幾何呢？至於明代的諸位名相，如上文提到的夏原吉、楊士奇、楊榮、楊溥、徐階、高拱等人，如果把他們也與張居正相比，那就相當於降低了張居正的水準使之「與噲（樊噲）等為伍」了。然而其生時不被愚昧的同僚諒解，死後又受到昏庸幼主的怪罪，以至於眾口鑠金，是非混淆，史書所載，也多是誹謗他的言論。那些愚昧的人，受世俗一孔之見的迷惑。不能洞察張居正匡扶社稷的苦心，而只是抓住他一兩個小的缺陷不放，斤斤計較，在背後議論掣肘；況且昏庸的幼主，已習慣於安逸放縱、富貴榮華的生活，對於張居正的嚴辭勸誡早已懷恨在心，於是更加相信了小人的讒言，怨恨憤怒，對死後的張居正加以罪責，進而抹殺其功勳。這些人因昏庸愚昧而做出這些事，絕對是無損於張居正的偉大人格的。但不能不令人遺憾的是，張居正作為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竟然因此而橫遭埋沒，含冤千載，其命運的不幸真是與唐朝的衛國公李德裕相同。他所留給後世的是那樣偉大，可他所受的回報卻是這樣悲慘。假使人世間真的不存在什麼是非公道，那麼是毀是譽。也就不值一提了。如果人世間存在真正的是非公道，那麼天下的不平之事，還有能超過這個的嗎？然而掃除謠言，澄清事實，另寫一部較為可信的史書，從而明辨是非，警戒後世，撥開雲霧，顯示真相，這並非只有能力超群的人才能做，對此我又怎麼能閉口不言任事實埋沒呢？於是撰寫了《張江陵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