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傳 · 第十八章 諸家之評論
江陵之一生，誠有如《四庫全書提要》所云，可謂毀譽不一，迄無定評。就大體言之，其生前及身後之二百餘年間，向皆毀多於譽；直至近數十年來，其功業始日漸膾炙人口；降至今日，則公之豐功偉業，已自有口皆碑，向之流言浮議，早隨時代推移而掃除罄盡矣。溯公之生平，其少年時期之幼聰蚤達，為人艷稱，及入仕時期之勤學廣交，蜚聲翰苑，固有似乎譽矣，而究無關於宏旨。及其歸田養晦，與世隔絕，則家庭之觖望，師友之憐才，自必在所難免，而社會對之，則初無毀譽之可言。蓋以公當功業孕育及挫折之兩時期，學固未顯，功亦未張，名尤未立；彼既未成為社會之中心人物，社會對之自亦無所謂毀譽也。迨其東山再起，復入仕途，更復受穆宗特達之知，經徐階密疏之薦，其功業完成之時期於焉開始；於是其政治生命乃由茲而飛黃騰達，而其所受之謗讟怨尤亦遂隨之而繼長增高。自是其功業愈進而愈隆，其所受攻擊亦愈趨而愈厲焉。方公之初入內閣也，以其「獨引相體，倨見公卿，無所延納，間出一語輒中肯，人以是嚴憚之，重於他相。」（《明史》本傳語）於是因畏而毀之者有之矣。公之在內閣，以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為其政治之主張，而「遇事有執持」（《行實》），遂與同僚李春芳、趙貞士、陳以勤、殷士儋等多不合，物議漸起。於是因忌而毀之者有之矣。及高拱因得罪馮保而去位，疑公陰為主使，遂積其怨毒於公，雖至病榻彌留，而猶切齒為申申之詈。於是因疑而毀之者有之矣。洎公既柄國政，務反儒者因循寬縱之設施，力以綜核名實為己務；因之好談寬大之儒生，習尚自申之僚屬，俱深感其不便。而余懋學、傅應禎、嚴用和、劉天衢、徐貞明、李禎、喬岩、劉台之徒，遂群起而對公大肆其攻擊，此仆彼繼，歷久不衰。是則藉口尊儒以毀公者又有之矣。及奪情議起，而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等，更假借名教之傳統的觀念，或則謂奪情為「過舉」（吳中行語），或竟詈江陵為「禽彘」。（鄒元標語）是則藉口名教以毀公者又有之矣。其後，以御史趙應元託疾乞休之細事，王用汲竟藉以攻擊江陵，勸神宗當獨攬乾綱，不宜委政於眾所阿附之元輔，是則藉口專擅以毀公者又有之矣。試考其致謗之由，則公之厲行法治，綜核名實，賞罰嚴明，不少假借，在公視為施政要圖救國急務者，顧以因循玩愒積弊已深之社會當之，安往而不大相鑿枘群起而攻者乎？是以嚴辦盜賊而盜賊怨，痛懲豪右而豪右怨，戒飭士子而士子怨，裁汰冗員而冗員怨，譴責言官而言官怨，督促僚屬而僚屬怨，糾察閣僚而閣僚怨，控制宦官而宦官怨，抑制外戚而外戚怨，更上而教導君主而君主亦怨。至是而舉國之朝野上下，幾無一非怨公之人，公乃以一身而為眾矢之的。下焉者，怨毒所中，謗毀固隨之而生；上焉者，怨毒所加，禍患且因之而起。因之公歿未及兩年，僉人宦官張誠其人者，乃以公家擁有多金，故聳神宗之聽聞，神宗亦以心艷公家多金而予以籍沒。於是公遂以蓋世之大勛，而蒙削官奪諡之冤，幾罹身後戮屍之禍。嗚呼！怨毒與謗毀之加，固有如此其不測者。吾人瞭然於公致禍之因，能無道高一尺魔深一丈之感乎！
雖然，語有之：是非自有天理，公道自在人心。公之蒙不白之冤，遭飛來之禍，在今日固已大白於天下；即在當時，陰謀下石者固不乏其人，主持公道者亦大有人在。方籍沒公家之旨既下，刑部右侍郎邱橓奉命偕宦官張誠赴江陵原籍查抄。橓等「籍其家恐不中程，乃拘其諸子，備極搒笞」（周聖楷所撰公本傳）。大學士許國曾致書邱橓云：
明旨無罪及云云，願推罪人不孥之義，以成聖主好生之仁，且無令後世議今日輕人而重貨也。上累聖德，中虧國體，下失人心，奉旨行事者亦何所辭其責？（見《全集》附錄一《高以儉《太師張文忠公集跋引》）
申時行亦云：
聖德好生，門下必能曲體，不使覆盆有不照之冤，比屋有不辜之累也。（同上）
侍講于慎行亦遺橓書，略曰：
江陵殫精畢智，勤勞於國家，陰禍機深，結怨於上下。當其柄政，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今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實也。且江陵平生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此其所入有限矣。彼以蓋世之功自豪，固不甘為污鄙，而以傳世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濫有交遊，其所入又有限矣。若欲根究連株，稱塞上命，恐全楚公私重受其困。又江陵太夫人在堂，八十老母累然，諸子皆書生，不涉世事，籍沒之後，必至落魄流離，可為酸楚。望於事寧罪定之後，疏請於上，乞以聚廬之居，恤以立錐之地，使生者不致為欒、卻之族，死者不致為若敖之鬼，亦上帷蓋之仁也。（周聖楷所撰公本傳）
凡此皆不失為公道主張，殊屬差強人意。但橓得書，俱不聽，仍多方羅織。潘季馴以治獄太急，疏請恤之，又為言官李植劾去。自是逢君之惡以毀公者，更覆信口雌黃，肆無忌憚，幾不知人間有所謂公道是非矣。迨歷時既久，張四維等務以寬大之政迎合上意，結納人心，一反公之所為，以求保持祿位，朝綱因以大壞，而江陵畢生殫精竭力以慘澹經營者，幾盡歸於烏有。於是世人始漸追念公之政績，而稍稍加以稱許。萬曆十八年，蔡時鼎疏劾申時行有云：
夫居正之禍，在徇私滅公；然其持法任事，猶足有補於國。今也改革其美，而紹述其私；盡去其維天下之心，而巧私其欺天下之術；徒思邀福一身，不顧國禍。若而人者，尚可俾相天下哉！（見《明臣奏議》）
此猶寓褒於貶，不敢直頌其功，然已足為公吐氣。及萬曆四十年公子嗣修搜集遺著，刊次行世，然後江陵之功業乃漸為人重視。如沈鯉序公遺集所云，即已極盡頌揚，大申正論。鯉之言曰：
太岳張公集若干卷，即公之相業也。當時主上（指神宗）以沖齡踐阼，舉天下大政，一一委公。公亦感上恩遇，直以身任之，思欲一切修明祖宗之法，而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嫌怨不避，毀譽利害不恤。中外用是凜凜，蓋無不奉法之吏，而朝廷亦無格焉不行之法。十餘年間，海內清晏，蠻夷賓服，不可謂非公之功也。惟是人情憚檢束而樂因循，一旦以法繩之，若見以為苛。而公持之益堅，爭之益力，以是遂與世齟齬。而又有一二非常之事，有眾人未易測識者，其跡不無似愎，似少容，似專權，似純任霸術，似與金革變禮終未盡合。上一時雖優容，實已不能無疑。此公既謝世，言者益譸張為詞，上眷寵既移，而公家之禍遂不可解矣。至今觀場者猶多煩言。顧其先法後情，先國事，後身家，任勞任怨，以襄成萬曆十年太平之理，我明相業，指固未易多屈也。（見《全集》附錄一沈鯉《張太岳集序》）
鯉為公所取士，作序時官大學士禮部尚書，而所言質直如此，且亦不因師誼而於公有所隱徇，殊屬難能可貴。同時公另一門下士呂坤為公遺集書後，於公之功業及精神，尤有精到之批判，略謂：
先生……豐功偉績昭揭宇宙，至今不可磨滅者，則一言以蔽之曰：任。……今上以十齡御九五，……當是時，兩宮有並後之尊，諸璫操得肆之權，外戚有夤緣之藉，宜大值那吉之入，兩廣興懷遠之師，海內多頹靡之政，當斯任者，顧不難歟？先生念顧托之重，受聖主之知，以六合重擔荷之兩肩，以四海欣戚會為一體，無所諉托，毅然任之。顧任天下之勞易；任天下之怨難。先生以一身系社稷安危，愛憎毀譽等於浮雲。以君德之成敗責經筵，故帝鑒有圖，日講有規。以監局之縱畏關治亂，故付之主者，嚴其約束。立考成以督撫按，節驛遞以恤民窮，限進取以重學校，核地畝以杜分欺，額舉刺以塞私門，並催科以繩勢逋，重誅譴以儆貪殘，申宗藩之例，裁冗濫之員，核侵漁之餉，清隱佔之屯，嚴大辟之刑，俾九圍之人兢兢輯志，慢肆之吏凜凜奉法，橫議之士息邪說而尊王，事可安常者，不更張以開後釁之端；時當變通者，不因循以養極重之勢。維泰山而捧金甌，俾內難不萌，外患不作，北無敵國之亂，南無擅命之雄，五兵朽鈍，四民安康。此之為功，伊誰功哉？則先生肯任之心，勝任之手，斷斷乎其敢任之效也。設先生避難險，計身家，藉一人殊眷，結四海歡心，國家威福盡足以供之，其誰不悅？即不然，而優遊暇逸，循敝轍，守陋規，上下習而安之，其誰生怨？而先生不為也。噫，伊尹之任，寧是過乎？（見《全集》附錄一呂坤書《太岳先生文集後》）
自是以後，私家對於江陵之評論乃漸入正軌。惟以慴於專制淫威，終神宗之世，迄無敢為公聲訴沉冤者。降至天啟年間，始由鄒元標為之奏准復原官並賜予祭葬。至是公之有功無罪，始重獲朝廷之認可，然距公之歿，已歷四十年之久，而明祚亦且岌岌垂危矣。（按：鄒元標在公生前，曾對公肆行攻擊，詈為「狗彘」——見本編第十章——且因之而被杖責放逐；乃於公身後竟以直報怨，代雪沉冤，亦一有心人哉。）及崇禎末年，國事愈敗壞不可收拾，國人乃益追思江陵之功，尚書李日宣等於崇禎十三年上疏，言：「故輔居正受遺輔政，事皇祖（神宗）者十年，肩勞任怨，舉廢飭弛，弼成萬曆初年之治。其時中外乂安，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帝可其奏，此時公歿已五十八年，明亡垂在旦夕，至是而始追頌江陵功德，不亦晚乎！此詩人所以有「恩怨盡時方論定，邊疆危日見才難」之慨也。（王啟茂《謁張文忠公祠詩》，見《全集》附錄二）明社既屋，世事變遷，公身後之謗原可隨時代以消逝，乃復以史稿出於反對者之手，「而挾私者快其報復，徇聲者務為深文」（見《全集》附錄二沈鯉《張文忠公論》），以致是非未明，功罪仍無從判定。其中如《明史》，如《明紀》，如《明鑑》，對公多未能秉董狐之直筆，雪千古之奇冤；而谷應泰之《明史紀事本末》尤復逞偏見之私，為誅心之論；胥不足以當信史之目。《明史》雖經公孫同奎於清康熙時《上六部稟帖》，瀝請釐正，而獲將「荒謬架誣之語」刪去（見《全集》附錄二張同奎《上六部稟帖文後附記》），但於公之功績，究仍語焉不詳，且多微詞，此在《明史》本傳，幾於俯拾即是，必須合同時諸人傳贊讀之，始能略窺梗概。其後雖有林潞、袁枚等人略申公論（林潞有《江陵救時之相論》一文，本編第十三章曾節引一段；袁枚《答洪稚存書》曾論及吳中行劾其座主江陵之不當；兩文均見《全集》附錄二），第僅片斷論列，未足轉移視聽。於是公身後沉沒於《四庫全書提要》所謂「毀譽不一，迄無定評」者，幾歷二百年之久。直至道光年間，陶澍為重刊全集，其序文有云：
明至嘉、隆時，上恬下嬉，氣象苶然，江陵張文忠公起而振之……其精神氣魄實能斡旋造化，而學識又足以恢之，洵乎曠古之奇才，不僅有明一代所罕覯也。惟是精能之至，近乎刻核，勞怨不辭，疑於專擅；惡聲所蒙，遂至巢傾而卵覆，其亦可哀也已！夫危疑之際，聖賢所難，舄幾如周公，而不免於流言，卒至缺斨破斧而後已，歷數百年，猶有執仁智未盡，以議其後者。世無孔、孟，安得有真是非？況江陵地非周公，而欲以天下之重，自處於伊尹之任，豈不難哉！（《全集》附錄二陶澍《重刻張太岳先生全集序》）
始能以公允之批評，正天下之視聽，可謂公身後第一知己。而同時陳鑾亦為公申辯，謂：
世之議公者，大抵謂奪情也，結馮保而傾新鄭（高拱）也。今試平情論之，奪情一節，誠君子所不與；然中世以來，宰輔習為故事，主少國疑，受恩深重，出處之際，人所難言。至謂公不欲去，諷部院留之，此文致之說，不足憑也。（按：此下系論公結馮保之出於權變，已見本編第八章引，不再贅）嗚呼！仲尼沒而天下無定評，《春秋》亡而天下無信史。……公之料邊防，察吏治，千萬里外，洞若觀火，英略如李贊皇（德裕）；處兩宮幼主之間，深心大力，不激不隨，幹濟如呂文靖（夷簡）。然贊皇為黨人（謂李宗閔、牛僧孺等）所排，文靖亦不悅於范（仲淹）富（弼）諸君子。甚矣，慷慨任事之難，而大臣謀國之心之不易白也。（見同上又序）
王闓運之《江陵書院記》，復謂：
昔聞曾文正公言：「張公與唐李太尉文饒（德裕字）皆以恢瑰負俗謗，而李承強固之後，張當窳盬之極，其功尤偉。」（見同上）
又有官主事之監利人王柏心，除將江陵遺著進呈朝廷外，並作《憫忠賦》以志嚮往。賦中警句如：「繄夫子之枋政兮，實身崇而地逼。夫豈不知亢龍之悔兮，恐皇輿之敗績也。振蠱極之頹綱兮，怫眾情而不惜也。犯危機而履深穽兮，夫唯黨人之激也！」「功則隱而罪彰兮，福已盈而禍基。朝阿衡而夕渾敦兮，怨者又構之以南箕。」「勛烈輕於纖埃兮，釁罪積於邱山。懷忠信而攘垢兮，固自古而已然。」（見同上）顧為一時所傳誦。柏心又致書御史朱琦，稱江陵之功，琦復書有云：
江陵，愚忠者也。蓋明知其害於身而為之者也；明知害於身而利於國，又負天下後世之謗，而勇為之者也。嗚呼，是真所謂愚忠者乎！（見同上《朱琦答王子壽比部書》）
琦之此數語，正與明海忠介（瑞）評公為「工於謀國，拙於謀身」（見周聖楷所撰公本傳後《毛壽登附識》）者，不謀而合。江陵地下有知，亦當引為知己矣。自是世人對公之觀感遂不復為史書所囿，而漸於公之遺著中求之；而公身後二百年之沉冤，亦漸以昭雪。降至近代，名流如梁氏任公、李氏岳瑞等，折衷泰西之學說，對我國歷史人物重新估定其價值，於公更備致讚揚，許為明代惟一之大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