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傳 · 第十七章 江陵之學術與著述

江陵為一實行家，而非理想家，為一躬行實踐之大政治家，而非高談主義之政治學者；故其學術上之造詣雖斐然可觀，第皆於其功業方面為具體之表現，而非可於文字中求之。此以衡諸中外古今之偉人，殆莫不如是，固不獨江陵為然也。公生平於為學之道，認為事之與學，二者乃合一而不可分，故除本身之職事而外，別無超然獨立之學術。其言曰： 《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士君子未遇時，則相與講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即以其事為學，兢兢然求所以稱職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別開一門以為學者也。（《答南司成屠平石論為學》） 又曰： 古之君子始終典於學：居則學於父兄宗族，出則學於君長百姓，莫非學也。夫欲舍學以從政，譬之中流而去其楫，蔑以濟矣。故學無間於顯晦，然後其志一；志一然後其神凝；如是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則其政精核。推此以言，則政亦學也。世言政學二者妄也。（《贈畢石安先生宰朝邑序》） 似此「政學合一」之主張，直以學為畢生從事之目標，未仕以前，固以學為從政之初基，既仕以後，更以政為所學之實驗，政學二者乃成為一體。此與孔子所謂學優則仕仕優則學者相衡，似猶更進一步。公之作此主張，自系受陽明先生「知行合一」學說暗示之影響。惟公之所謂「即以其事為學」，所謂「政亦學」，若以與陽明所謂「心即理」者相較，則公之學為實踐的，為社會的，為事功的；陽明之學為理論的，為個人的、為哲學的；陽明最後之目標只在獨善其身，而江陵思想之鵠的則在兼善天下；其視野既有廣狹之不同，而其成分則陽明系引儒就釋，而江陵則系援法入儒，更屬迥然互異。然當公之時，王學正瀰漫天下，其末流所趨，遂至群溺於粗率空虛，流連忘返；公乃毅然一反其向，而務以敦本崇實為歸。舉世滔滔，公不且為中流之砥柱哉！ 公之學術，無論自其思想之出發點或歸宿點觀之，與其功業幾成為平行之動向。茲試即其生活歷程中一探其究竟。公一生之歷史，自其學術之立場而論，約可分為萌芽、變化及成熟之三大時期；自其功業之立場而論，又可分為孕育、挫折及完成之三大時期。自少年以至入仕，其學術之萌芽時期，亦即功業之孕育時期也。迨歸田而養晦，其學術之變化時期，亦即功業之挫折時期也。自再起以至柄政，則其學術之成熟時期，亦即功業之完成時期也。在第一時期中，公之學術基礎初經奠立。始則潛心舉業，第視為干祿之階，既乃馳鶩古典，始漸明修養之道。其於父母戚黨之督教，與夫老師宿儒之激勵，既足以高其自視，堅其自信，因而增進其修養；而服官翰林時，更獲盡讀中秘之書，並從事於當代文物典章之探討，與夫政情世務之研求。至是公始由呫嗶之小儒漸進而為通才碩學，其未來之「將相才」亦即奠基於此。吾所謂學術萌芽功業孕育之時期者此也。在第二時期中，公以磊落奇偉之才，扼於君庸臣奸之勢，置身閒散，有志莫伸，不得已而遺世獨往，引疾歸田。雖以其具有積極之用世的人生觀，未即遽萌消極出世之感想；然而一腔孤憤，積鬱難平，使非因歷游名勝，而頓生「不隨物為欣戚混溟感以融觀」之悟境，則其超然物外之觀念終末由而產生，精神上之修養自亦末由躋於登峰造極之地步。此其於「博覽載籍，貫穿百氏，究心當世之務」而外，殆必從事內典之研求也。觀其集中談禪警語，如所謂「願以深心奉塵剎，不於自身求利益」（《答李中溪有道尊師》）；所謂「近日靜中悟得心體，原是妙明圓淨，一毫無染」（《寄高孝廉元谷》）；所謂「此中靈明，雖緣涉事而見，不因涉事而有；倘能含攝寂照之根，融通內外之境，知此心之妙，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初非由於外得」（《答西夏直指耿楚侗》）；即可知其於佛學悟解之深矣。江陵生活過程中，惟此一時期之環境與心情最易接受佛學之影響；即其超然物外之觀念，亦未始非因參悟佛學而產生。然則江陵於此一時期中，雖亦貫穿百氏，究心世務，但謂其所受佛學影響為最深，當不致有若何之錯誤。猶幸賴其具有積極之用世的人生觀，始不至落於佛家虛空寂滅之歧徑。由此可知其日後之幡然再起，誠為其畢生功業興滅繼絕之關鍵矣。吾所謂學術變化功業挫折之時期者此也。至其於第三時期中，初則備位成均，繼複列身卿貳，終乃以潛邸侍從之舊臣，而特蒙知遇，簡在帝心，竟一躍而躋於閣部之尊，寖假而復膺鈞衡之任。身為元老，受遺輔六尺之孤，威鎮群僚，銳意定一尊之制。其間雖以扼於群小，備受謗尤；最後終獲集中相權，畢伸抱負。就個人言，則以一介儒臣，而為十數載安危之所系；就國勢言，則以累世積弱，而挽百餘年社稷於將傾。蓋公於此一時期中，始獲盡出其生平素所服膺之法家學說，一一著為政令，見諸實行，使之發為奇葩，結成異果。於是其幼時所讀之儒書，壯歲所研之佛典，以及當代之文物典章，政情世務，凡為其往昔所探討研求者，至是乃如百川歸海，眾星拱辰，悉成為其法治主義之附庸，而受其「綜核名實信賞必罰」之主張所支配。公雖以傳統關係，仍不得不以儒者為標榜，以期見容於當時；顧其既已援法入儒，而以法治為施政之方針，則儒為其名，法為其實，自己毫無疑義。觀其法治思想之迥異群流，固無怪其畢生功業之昭垂千古；唯其畢生功業之昭垂千古，更可見其法治思想之迥異群流。然則公之法治主義，蓋即其十年政績之理想；而其十年政績，亦即其法治主義之實行。二者不特互為表里，抑且合而為一。此正與公所謂「政即學」，「即以其事為學」者若合符節，而其終成為一躬行實踐之大政治家，亦固所宜然矣。吾所謂學術成熟功業完成之時期者此也。夫公之學術既歷萌芽、變化、成熟之三大過程，公之功業亦經孕育、挫折、完成之三大階段，兩者之互相平行也有如此；然則公之十年政績，如吾於前數章之所述者，謂為公之成功傳固可，即謂為公之修學記亦無不可。嗚呼！政學合一如公者，其敦本崇實躬行實踐之精神，以視彼游談無根之學者，相去固不可以道里計，而以視彼不學無術之實行家，亦何可同日而語乎？ 明乎此，乃可與論公之學術矣。公之功業既為其學術之具體的表現，然則其功業所表現之學術究何如？公之十年政績，其出發點為援法入儒；其宗旨為法治主義；其方法為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其成績為：紀綱由廢弛而歸於整飭，吏治由貪黷而歸於嚴明，盜賊由寬縱而歸於杜絕，武功由沒落而歸於振興，財源由竭蹶而歸於充盈，學風由空疏而歸於質實，其尤著者，則為民生由凋敝而趨於頓蘇，國勢由衰頹而趨於復振。試按其一生功業，法家固為其思想之所宗，事功之所系；然公之學術固非僅限於法家，而於我國固有之學術，幾無不兼收並蓄，融會而貫通之。如儒家之忠君事上，節用愛人，可見之於其為政；兵家之因勢制宜，出奇決勝，可見之於其治軍；佛家之廣大含攝，解脫無礙，可見之於其處己立身；名家之正名定分，不競不私（出《尹文子·大道篇》），可見之於其馭眾使下。凡他人孜孜矻矻，殫其畢生精力而未由窮其一端者，公乃予取予求，左右逢源，而悉收為己用。由此觀之，公之功業固多方發展，公之學術尤萬象包羅。成功如彼，績學如此，求之中外古今之大政治家中，豈易多覯哉？公誠可謂得天獨厚，行己有方者矣！ 至就其著述言之，清《四庫全書提要》云：「《太岳集》四十六卷（浙江巡撫采進本），明張居正撰。居正有《書經直解》，已著錄。神宗初年，居正獨持國柄，後毀譽不一，迄無定評。要其振作有為之功，與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至文章本非所長，集中奏疏啟札最多，皆在廟堂時論事之作，往往縱筆而成，未嘗有所鍛煉也。」（見《清四庫全書提要》集部別集類）此中評論江陵著述之語，固有似乎貶詞，而適亦成為讚許。蓋公之學術，既以敦本崇實為歸，而非可於文字中求之；則公之於文字，自非如呫嗶小儒之斤斤於尋章摘句，舞文弄墨，而沾沾以自喜；充其極亦第以著述為其事功之輔助及補充而已。彼以庶政萃於一身，大權操之一己，亦奚暇於其文章有所鍛煉，抑亦奚屑於其文章有所鍛煉乎哉！ 今按江陵之著述，有全集、分集及專書三大類。 全集於明萬曆四十年，即江陵歿後之三十年，始由其子嗣修編次刊行，定名為《文忠公張太岳文集》。據嗣修所為凡例云：「先公文集在舊記室所者，自嗣修等逢難後十餘年，始得完歸；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諸賦全逸，應制詩敕撰文逸十之二；僅據存者編次之，凡為詩六卷，為文十四卷，為書牘十五卷，為奏對十一卷，合之則為全集，離之亦可為四種」。此項初刊本凡四十六卷，目次具如上述；卷首冠以沈鯉之序，呂坤之書後，公子嗣修之《編次先公文集凡例敬題》及《書牘凡例敬題》，懋修之《先公致禍之由敬述》，及劉芳節之《太岳先生文集評》；卷尾附有馬啟圖之《張文忠公詩跋》及高以儉之《太師張文忠公集跋》等。此即清四庫全書本，國立北平圖書館亦藏有是本。其後又有江陵鄧氏翻刻本，增《行實》一卷，共四十七卷。道光八年又有陶澍重刻本，以初刊本之原序別為一卷，合《行實》一卷，共為四十八卷，卷首冠有陶澍、陳鑾之兩序。光緒二十七年又有奭良依據明本、鄧本及陶本重刊之改訂本，卷數依明之初刊本，而編次則大加變動：首《奏疏》，次《書牘》，次《文集》，次《詩集》，次《女誡直解》；而以《行實》及前刊各本之序列及有關江陵之記載與評論，合為附錄二卷；易名為《張文忠公全集》。湖北崇文書局另刊有《張文忠公集》。民國間又有重刊四十八卷本。此四十八卷本，亦即坊間之通行本也。 全集而外，復有分集，即全集之分刊單行本也。分集共有數種：（一）《張文忠公奏疏》，公歿後未幾即有刻本行世，尚在全集刊行以前；（二）《張文忠公書札奏疏》，清無錫顧梁汾纂輯；（三）《張文忠公太岳先生詩》，明孔自來纂輯；（四）《張江陵書牘》，分上下二冊，群學社近始印行。前三種現已絕版，後一種坊間雖有出售，亦不易得。惟此項分集多不出全集之範圍，有全集在，分集之絕版固無關重要也。 專書系指公所主編之《帝鑒圖說》《四書直解》《書經直解》《通鑑直解》《謨訓類編》《大寶箴注》《貞觀政要解》《承天大志》等書而言。此類書籍，均系公為指導神宗而作，不外乎以為君之道，版本於明時俱存內閣，鼎革後已成《廣陵散》。惟此類書籍初與公學術無關，其絕版自亦無足重視。 江陵所有著述中，最可考見其功業與學術者，厥為其《全集》中之奏疏書牘；詩文則居次要；而專書無與焉。蓋奏疏為其對君上陳述政見治術之文書，書牘為其對師友僚屬辯說指導之工具，其功業之消息，學術之造詣，胥可於此中見之。尤以公之書牘，公子嗣修於其凡例中謂為「雖名簡牘，實同文移」，故與奏疏幾占有同等之重要地位。此在江陵身後橫遭謗讟缺乏可靠史料之方面言之，尤足予研究江陵功業學術史者以莫大之便利。不然者，以公之謗留身後，史有闕文，苟非有公之著述以資考證，則治史者雖欲掃盡浮言，別成信史，幾何而不望洋興嘆；而曠絕中外古今之大政治家如公者，其橫遭埋沒，飲恨千秋之命運，又幾何而有撥雲霧而見青天之一日哉！此吾於敘述本章既竟，所不禁深致感喟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