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傳 · 第十六章 江陵之政術（六）——治囚與治盜

江陵援法入儒，以用威為其施政之主要手段，吾固嘗屢言及之。其所以力主用威者，固在實行其「綜核名實信賞必罰」之一貫的主張，而其時代環境之客觀條件，亦有以使其不得不出於用威之一途。蓋自世宗崇信道教以還，對於獄囚力主寬厚；其於輕囚固無論矣，即對於觸犯刑章罪在不赦之重囚，如殺人越貨忤逆悖亂諸犯，亦多不依例按年處決，有時甚或濫施法外之恩，曲加赦免。刑罰之不公既至此極，則彼懦弱者何恃而不冤沉海底，彼強悍者又奚憚而不橫行無忌者哉？江陵深知斯弊，故於治囚乃力主從嚴，藉以矯正前失。其關於此一方面之見解，具見於《論決重囚》一疏，蓋當萬曆五年神宗將次大婚時，慈聖太后諭令暫免行刑，公乃乘機上此疏以力爭也。公之言曰： 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非上天所以立君治民之意矣。……夫文王視民如傷，古所稱仁聖之主，而於此等（不孝不友）之人，亦必刑之而無赦者，良以為惡之人，彼自蹈於刑辟，雖欲生之而不可得也。且稂莠不鋤，嘉禾不茂，冤憤不泄，戾氣不消。今聖母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被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蓄憤於幽冥之中，……獨奈何不忍於有罪之兇惡，而反忍於無辜之良善乎？其用仁亦舛矣！況此等之人，節經法司評審，九卿大臣廷鞫，皆已眾證明白，輸服無辭，縱令今年不決，將來亦無生理，不過遲延時日，監斃牢獄耳。然與其暗斃牢獄，而人不及知，何如明正典刑，猶足懲奸而伸法乎？（《論決重囚疏》） 觀公此疏之愷切陳詞，即可知其於素所服膺之法治主義，推行不遺餘力，而數十年來姑息養奸、法令不行之積弊，亦且因以掃蕩無餘矣。 至關於盜賊方面，公於其起因雖認系由於貪吏之驅迫，而力主懲貪以安民（見本編第十一章）；即其請蠲逋賦，亦因大江南北大飢，民或相聚而為盜，故公引以為憂而屢為是請；然不軌之民既已挺身而為盜，公對之則仍一本除惡務盡之精神，厲行犯則必誅之禁令。故其言曰： 撫按（應）嚴督兵備等官，整飭武備，時當體訪，如有盜賊生髮，務要即時從實申報，重大者奏聞，寬限設法緝捕。（《答應天巡撫孫小溪言捕盜》） 由此可見公治盜之嚴。至其所以主張治盜從嚴者，則公固自有其說。公曰： 殺以止殺，刑期無刑，不聞縱釋有罪以為仁也。「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孔子箴病之言。是時魯失其政，寵賂滋彰，故言此以警之。若謂徒不欲可以弭之，無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縱情恣意，有所欲而無不得者，莫逾於為盜；而秉耒持鋤，力田疾作，束縛以禮法，世之所至苦也。安於其所自苦，無所懼而自不為非者，惟夷由曾史為然。今不曰吾嚴刑明法之可以制欲禁奸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釋其所樂，而從其所至苦，是天下皆由夷曾史而後可也。……異日者，有司之不敢捕盜也，以盜獲而未必誅也。不誅，則彼且剚刃於上，以毒其讎而合其黨。故盜賊愈多，犯者愈眾。今則不然，明天子振提綱維於上，而執政者持直墨而彈之，法在必行，奸無所赦。論者乃獨用懦者姑息之說，衰世苟且之政以撓之，其毋乃違明詔而詭國法乎！（《答周友山言弭盜非全在不欲》） 「殺以止殺，刑期無刑」；「法在必行，奸無所赦」。此與韓非所謂「上設重刑而奸盡止」，商鞅所謂「以刑去刑」者，殆互為表里。治囚治盜之要訣存乎此，法家之極則亦莫不存乎此，於以見公法治主張之堅決矣。而其結果究何如？則《明史》固已言之。曰： 時承平久，群盜蝟起，至入城市劫府庫，有司恆諱之。居正嚴其禁。匿弗舉者，雖循吏必黜。得盜即斬決，有司莫敢飾情。盜邊海錢米盈數，例皆斬，然往往長系，或瘐死。居正獨亟斬之，而追捕其家屬。盜賊為衰止（江陵本傳）。 夫公之於盜賊，既以懲貪安民清其源，復以極刑嚴治遏其流，則盜賊之因以衰止也固宜。觀乎明代盜賊之跳梁為禍，幾於史不絕書，而明室且終為盜賊所覆滅。是則當公柄政之時，盜賊得以肅清，閭閻因之安謐者，謂非公懲貪安民極刑嚴治之功耶？「夫嬰兒不剃首則腹痛，不?痤則寖疾，而慈母之於愛子，必剃且?之者，忍於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也」。公之行為，固以用威而近於嚴酷矣。然公固以嚴治為善愛，欲以忍於其所小苦者，使成其所大快。然則公之動機，以視彼姑息養奸者，其仁之大小為何如哉！